鸟鸟爱装嫩

Originally posted by Judith at 2005-6-24 04:32 PM:
dozingoff.原来这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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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ith

dozingoff.原来这样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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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文化的自觉□

     


越来越多的学者趋同于这个认识——屈原是巴人。但这个认识至今仍处于猜想之中，尽管随着三峡考古的推进，我们已能看到越来越多有关这个猜想的证据。

    不过，强烈的巴文化的元素，也的确如影随形，缠绕了屈原传奇的一生。

    屈原是否真是巴人巫师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一颗两千多年前由巴楚两种文化共同孕育的伟大灵魂，一个丰满、真实、完整的巨人。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管维良教授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从关于屈原身世的猜想中，我们可以明确的是，巴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看似消散在历史的长河中，其实对整个中华文明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缺少巴文化的中华文明是残缺的。巴人的身影并没有消失在远古的峡江，而是化为热血，浸染了整个巴渝大地，哺育了重庆人。远古巴文化转化为今天的巴渝文化，在文明的进程中，阵痛着，适应着，期待着，如凤凰浴火的重生。”

    从峡江边一个巴人聚居的地方走进荆楚平原的宏大政治舞台，屈原最终成就了他辉煌的一生，成为中华文明史上一个伟大的象征，影响着两千多年后的炎黄子孙。

    走过这一段发现之旅，我们隐约感到，灿烂一时的巴文化，也许最终是在大山的阻隔之下走上了与中原文明不同的道路。大山大江孕育了一个出色的文明，同时也为这个文明的持续发展设置了难以逾越的屏障。山地文化的厚重积淀，需要在更大的地域舞台上获得新生。开放与交流，对当代巴渝文化的复兴，是如此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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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解的船棺□

      

人们不禁追问，屈原最终是如何离去的？屈原投江自尽的传说，很可能暗示着他离去时的一个真实场面。

    关于屈原《九歌》里《怀沙》一篇的标题，一度有一些学者认为“怀沙”是怀念长沙的意思，也有人说那是“怀抱沙石而自沉”的意思。但在王红旗看来，这种种说法，其实都忽略了两千多年前巴人地域内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俗，而一系列有关屈原死因的误解，也由此发生。

    他强调，当我们立足于屈原是巴人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就应当注意到当时巴人区域的典型葬俗——船棺葬。

    王红旗分析，屈原投江自尽的传说，其实正暗示了屈原选择的下葬方式。船棺水葬是巴人生活中一种主要的葬俗之一。而所谓船棺水葬，是为了防止尸体漂浮，用沙石将尸体固定在船棺内。船棺在水上漂流时，死者的亲人划着船，不停地向船棺里投放沙石（包括食物、生前用品和其它的随葬物），促使船棺沉没，以完成葬礼。汨罗江位于湖南省东部，靠近江西省的地方，当地百姓对巴人的船棺水葬原本毫无所知；因此，当地人见到屈原死后使用的船棺葬，在千百年的口口相传中，最终误传为屈原自沉汨罗江而死。

    事实上，端午节龙舟竞渡、向江河里投放粽子的习俗，乃是模拟再现屈原船棺水葬的场景。王红旗得出了这个结论。

    而这个结论，使屈原与巴人的联系更加清晰可辨。

    这样，我们这次发现之旅又有了一个意外收获。结束之前，请容许做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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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因之谜※※

当考古学撞击传统的屈原身世定论的时候，关于屈原真实的死因，也在一系列的质疑中成为新的谜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让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屈原身上的巴人影子。

□死亡真相□  
国画大师傅抱石笔下的屈原




    每年端午节，我们都要重述那一段似是而非的传说——屈原“投汨罗江自沉”，家乡人为防止饥饿的鱼虾伤害三闾大夫的身体，用龙舟将裹着大米的粽子投入江中。据说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的起源。但这个传说也遭到质疑。

    首先是死因。

    屈原真是死于投江自杀吗？新的立论层出不穷。一度有人说屈原死于政治谋杀，或者是中毒而死。而北京学者王红旗在这个问题上显得更为理性。他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从屈原巴人巫师的身份看，他不会投江自杀。在古代，自杀属于大家非常忌讳的“凶死”，身为巫师的屈原不会明知故犯。他认为，屈原既非死于投江自杀，也不是死于政治谋杀，而是自然死亡，巴人的船棺是屈原最后的归宿。

    在王红旗看来，许多推测都来自屈原的作品中。虽然屈原在他的诗歌里多处提到“赴江湘之流”，但并不一定意味着他就要自溺。这些文字，更多的属于表示决心的文学修辞。比如形容一个人有登天之志，是比喻他有远大理想，并非就说明他有攀上青天的想法。

    而且，就算屈原曾经有过投江自杀的念头，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就实施了。

    他说，许多人发现，屈原在《惜往日》中写有“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障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满篇的追死之词，赴死之意，感觉就是屈原写给自己最后的挽歌。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是屈原最后的作品，创作时间离他自沉汨罗江不会太久。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王红旗提醒我们思考一下当时的地理状况：屈原此诗创作的地点在沅水、湘江之间某地的“玄渊”（黑水潭），位于今天湖南省的中西部；而传说中屈原投水自尽的地点是汨罗江，位于湖南省的东北，两地相距很远，屈原是无法写完《惜往日》之后立刻就自杀于汨罗江的。

    王红旗认为，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当时屈原的情绪非常低落，的确萌生过投水自尽的念头，甚至准备“不毕辞而赴渊”。不过，他最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他不仅创作完成并流传下了《惜往日》，而且写得很有条理，说明他的生活并没有混乱，也没有立即结束，一个要自杀的人，怎会在意文章条理是否清晰，自己的作品能否流传？

    通常，人们都认为屈原是在秦将白起攻陷楚国的郢都（公元前278年）之后不久就自杀，死时大约62岁。王红旗按照这一说法分析，屈原记述郢都沦陷的作品《哀郢》中有“9年而不复”的句子，是说他亡国后9年都没有回到郢都。如果屈原在楚国亡国后很快自杀，怎么能有“9年而不复”的说法？。照此推算，屈原起码活到71岁高龄之后才去世，如此年纪死去，在那个时代算得上寿终正寝了。

    王红旗甚至分析了屈原的性格特征：屈原在《天问》里一口气提了174个问题，关注天下万物，自然演变，宇宙运行等问题，其胸襟何等宽广博大。一个有如此胸襟的人，就算有再深沉的痛苦，在9年之后还会自杀，实在让人难以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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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中的巴文化成分，不仅藏于远古神话，更藏于现世的生活之中。

    证据比比皆是。在屈原的诗歌里，经常有召令神灵为其服务的华丽词句；《招魂》等作品中，还经常变换主人公的男女性别。专家们认为，这些让普通人难以理解的修辞手法，如果放在巫师的身份上，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身份的变换通常出现在巫师祭神表演时的角色变换中，当需要神的支持帮助时，巫师常常要以女性的口吻说话，使用女性思维；当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追求时，巫师又经常用男性的口吻说话，使用男性思维。

    令人吃惊的是，专家的说法，与我们在实地采访中发现的一些生活现象竟惊人地吻合。

     
请神的“土老司”



本报记者在对重庆黔江、酉阳一带的走访中发现，今天被视为巴人后裔的现代土家人中，仍有“土老司”（巫师的别称）在作法时，使用这种转换角色的表演方法。比如，有亲人去世的家庭想知道死者心事的时候，就会请土老司来转达死者的意愿。在表达死者意愿时，土老司会转换表情，从祈祷时的虔诚，变成严肃，庄重等。

     对远古神话有深入研究的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熊笃对我们这个发现表示了肯定。他说，这正是《楚辞》与现代巴文化的暗合之处。

    现在的巫山、巫溪等地，“土老司”跳丧时必身着长袖大袍，头戴特定的头箍，手拿法杖、司刀。这样的风俗，在许多文化学者看来，都与《楚辞》中屈原的形象非常吻合。在《涉江》里，屈原描述自己头戴高冠，长袖大袍，腰配长剑，以奇特的造型引起了楚王的关注。土老司的大袍、头箍、法杖、司刀，正好对应了屈原的长袍、高冠和长剑。而现代“土老司”跳丧的舞蹈动作，在屈原的《招魂》里也有明确的表现。

    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如果说这林林总总的相似都是“巧合”，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请神的法器



华中师大教授张正明在他的研究中透露，鄂西地区一些土家人中，至今还会在一些节庆场合吟唱屈原的《九歌》片段。土家族人为什么会唱《九歌》？难道他们的祭祀歌谣与《九歌》有着某种跨越时空的神秘联系？抑或是，土家人在纪念屈原？在土家族人古老的习俗中，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他们的祖先和屈原的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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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之谜※※

巴楚联盟和齐楚联盟的破裂，将一位渴望施展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突然抛向了深渊。一再遭遇流放的屈原，最终离开了他至爱的第二故乡——郢都。而他生命中更辉煌的成就，也在人生的苦旅中诞生。

    ■□峡江命运交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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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插图



有很多迹象在暗示屈原的巴人影子。楚辞的奇幻特征，究竟源于一种什么文化？现在我们知道，神秘的峡江，注定要浇灌出这朵灿烂的文学奇葩。

    绝大多数人没有读过《楚辞》，不过这并不影响我们这段探索的路程，一些必备的知识由别人来替我们归纳。

    以屈原诗歌为主体并代表屈原文学成就的《楚辞》，以其奇异的想象、梦幻般的意境、雄阔的场景和瑰丽绚烂的色彩，为中国浪漫文学树起一面旗帜。这种以一个人的苦难为灵魂的浪漫诗歌，在《楚辞》诞生以前并没有先例。上古诗歌在《楚辞》之前的代表只有《诗经》，那是西周和春秋时代手摇铜铃下乡采风的“文化干事”从民间采集，又经过周游列国的孔子精心删节编纂的先民歌曲，其风格多为现实的写真抒情。显然，浪漫派的《楚辞》无法从中借力。

    一种高度发育的诗歌体裁突然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这给文化学研究领域画出了一个重重的问号。屈原诗歌中那些绚丽的梦幻色彩，是从哪里汲取的养料呢？

    专家们发现，能为屈原的诗歌提供如此养料的文化，正是巴文化！

      
《楚辞》插图




在一幅历史地图前，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指点着说：“屈原之前，我们现在所知峡江地区能称得上“强大”的族群，只有巴人和楚人。而楚人在春秋以前，还只是一个小国，比一个部落大不了多少。楚国直到屈原所在的战国时代，历史也是短暂的。这样国度的文化根基，要作为屈原《楚辞》的土壤，恐怕还无力承担。”

    管维良认为，地理条件是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当时中原人的心目中，楚国仍是蛮夷之地，心有鄙视，中原文化向峡江的传播更受阻挠。

    但屈原毕竟创出了《楚辞》这样高度的文学成就，他必然有所汲取。在峡江地区，只有巴文化在远远早于楚文化的时候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在这里向四周流传的巴歌与神话传说，都成为屈原创作的灵感来源。《楚辞》不仅在屈原置身楚国政治舞台以后吸取了大量的楚文化甚至中原文化，更深刻地保留了来自巴文化的源泉。这是我们理解屈原作品充满出色想像力的最合理思路。

    与管维良共事的重庆师大教授董运庭，同样对屈原诗歌里的梦幻色彩充满兴趣。

    他说：《楚辞》里的巫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巴人正是崇尚巫鬼的民族。《山海经》里记载的“灵山十巫”，早已被证明是巴族的先人，其中的“巫咸”甚至建立了一个以巴人为主体的“巫咸国”。巫文化在巴人中源远流长。如果说屈原的《楚辞》不是受巴人巫文化的影响，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楚辞》里最常见的神人对话，甚至神人相恋，无不让人窥见巴文化的痕迹。

    古籍里记载的一则神话引起一些专家的重视。这个神话说，盐水女神化为小虫亲热巴人的祖先廪君，被廪君击杀。这是巴人最古老的传说之一。

    专家们发现，在《楚辞》里也有一个相似的神话，那就是著名的“巫山神女会襄王”的故事。一些学者认为，这正是巴人神话的翻版。只不过在这个翻版里，廪君变成了楚襄王，盐水女神换作了巫山神女，对抗转为亲密。在战国时代的楚地，巴楚文化水乳交融，再无分彼此。

    事实上，“巫山神女”与“盐水女神”这两个传说之间的关系，已被一些学者视为屈原所受巴文化深刻熏陶的实证。

    现在，经过我们不断的追问，屈原的巴人身世渐渐凸现。但这还不够，我们还要回到现实里来看看。

    ■□隐藏在身边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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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灵山的巫师■□

     

山海经“灵山十巫”




作为楚国政坛核心人物的屈原，身上竟然烙下了如此明显的巴文化痕迹。这一点，是否暗示着屈原的某种身份？

    让我们重新回到《离骚》的自述上来。

    北京山海文化企划苑首席学者王红旗：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离骚》的自述：

    屈原出生于楚地的巴人世袭巫师家庭，而他本人也是巴族的大巫师。

    《离骚》里说的“正则”、“灵均”都是巫师的法号。在《山海经》里有关于“灵山十巫”的记载。古汉语研究证实，战国时代的楚地，“灵”“巫”这两个字相通，“灵山”就是巫山，也就是上古巴人所居的中心地带。正则、灵均都是“十巫”内传的巫师名称。

    这就能够解释屈原自述里的“正则、灵均”之意。而《史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应当解释为楚王所赐的姓氏和名、字。“屈”是楚国三大贵族姓氏（屈、景、昭）之一，而这三大姓，均源于楚国王族。

    ■□楚国政坛的“外来户”■□

    这个用天才般的激情影响中国文学两千多年的一代文豪，难道真的是巴人吗？如果屈原是巴人的推测成立，另一个千古之谜也许就迎刃而解了——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

    两千多年前的政治舞台同样扑朔迷离。

    屈原因其才华横溢的文学造诣和出类拔萃的政治理想，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司马迁记载他一度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这样一个楚王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后竟落得一再流放，悲惨死去的地步，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画家张生太笔下的屈原形象已带有浓厚的巫师色彩




王红旗认为，导致屈原这种政治遭遇的根源，很可能正是他的巴族身份。

    王红旗推测，在秦国强大的兼并压力下，长期交战的巴国与楚国终于达成联合抗秦的协议，屈原也许是作为巴国的结盟代表，进入了楚国政治核心——郢都。有巴族崇高的巫师身份，有绝世的才华，正是当时楚王应对秦国压力的理想人选。在战国合纵连横的时代，两个国家为抵抗外敌而结盟是常有的事情。巴人以骁勇善战著称，早在周武王讨伐商汤的时候，就是一支勇猛的力量。在秦国大敌当前的时候，楚国与巴国结盟顺理成章。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屈原在巴楚结盟中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而这个时候，楚王赐予他“屈”这个楚国王族的姓氏，完全是可能的。司马迁说屈原“与楚同姓”，既可以暗示其异族身份，也同时说明其“屈”姓来源于赐予。

    发现屈原巴族出身的人，并非只有王红旗，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屈小强也是其中之一。他在《屈原悬案揭密》一书中，试图复原屈原的身世。他认为，屈原本是巴人的巫师，巴楚结盟以后，才进入楚国的上层。可惜两国的结盟关系最终破裂。秦国派张仪出使楚国，楚人还没有遭遇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答应了放弃抗秦的主张。而作为巴国结盟代表的屈原，自然在这个时候被楚怀王冷落，进而遭受政敌的排挤和打击。如果屈原不是“巴”巫而是“楚”巫，世袭的巫师在战国时代的南方国家拥有极大权势，就算屈原的抗秦主张被楚王抛弃，也不会最终落得四面受敌，自身难保的地步。正因为他是“巴”巫，才会出现身份地位随政治地位的丢失而一落千丈的现象。

    而王红旗也向我们强调，在屈原的诗歌中，我们看到了对楚王背约的质疑，隐约透露愤怒与失望。在《离骚》里，屈原问“同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又问“初既承于言兮，后悔顿而原它”，字字句句都在责问楚王的背信弃义。

    于是，我们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一个青年才俊，胸怀满腔抱负，从巴人聚居的乐平里走出峡江，来到繁华的楚国郢都，在这里成长为一个长剑高冠，风华绝代的政治英才。白天，他为呼吁连齐抗秦而奔波；入夜，他在竹简上完成法令制度的撰写；忙碌中，他也会稍事休息，徜徉于海阔天空的诗歌世界。但可怕的命运正向他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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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人大合唱”的秘密■□

      
秭归屈原祠




文献记载的矛盾，证明屈原身世的疑问并非空穴来风。但考古发掘并不是唯一的证据。战国时代的巴楚疆域，也许能给我们更多的线索。

    到这里，我们的发现之旅需要拐一道弯，去往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郢（音颖）都，一个很浪漫的城市。

    郢都是战国时候楚国的都城，据说就是今天湖北的钟祥。两千多年前，这个城市流行两首“通俗歌曲”，一首叫《下里》，一首叫《巴人》。

    屈原的得意门生，《楚辞》的另一个作者宋玉，曾经在一次与楚王的谈话中说：“有个外地客人在郢都的繁华闹市唱歌，一开始唱《下里》、《巴人》，跟着就有几千人附和着唱起来；再唱《阳阿》、《薤露》，跟着有几百人合唱；而当他唱起《阳春》、《白雪》的时候，跟着合唱的仅仅几十个人而已。”宋玉用这个近在眼前的生活现象告诉楚王，曲愈高而和者愈寡，他要楚王放弃对他的猜忌。从此，“下里巴人”被作为一个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的低品位，与“阳春白雪”的高品位形成对照。

    今天的重庆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成语里的“下里巴人”与巴渝大地的文化渊源有着深远的关系。这个成语，让我们这次发现之旅有了更接近真相的线索。

    《下里》和《巴人》都是战国时代流行的巴人民歌，这一点已不用怀疑。几千人在楚国的都城里合唱巴人歌曲，这居然成了两千多年前郢都城里一道突出的景观！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专家们注意到这个奇怪而又充满趣味的现象。

    古史研究的成果进一步引导着专家们的思路。楚国从春秋时期开始逐渐富强，它的扩张之手在与列国的争霸中伸向了周边地区。进入战国，其西部版图已包括了鄂西、川东、滇、黔等现在的广大西南地区的很多地方，而屈原的出生地秭归县乐平里，正位于川东与鄂西交界之地。

    专家们认为，当时许多巴国的土地不断遭遇楚国侵吞，两国交界之地实际上形成了犬牙交错的状态。而这种版图上的交错，对巴、楚文化的交融产生了深刻影响。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

    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不是板块结构，而更像是太极图式相互包容的结构。它们交错、纠缠、互渗、互补，难解难分。

    巴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重庆师大教授管维良：

    郢都是当时楚国的都城，《下里》、《巴人》是两首当时很著名的巴人民歌，这两首歌竟然在楚国的都城里引发几千人的大合唱，说明什么？当时楚国虽然已经占领了大部分巴国疆域，但当地仍有巴人居住，所以才有深受大众喜爱的“通俗歌曲”——巴歌在楚地流行。数千人合唱不可能全是巴人，应该也有楚人附和，才能有这样令人咋舌的大场面。巴楚两国人同唱巴歌，证明巴文化在当时已深深浸入了楚文化。

    宋玉目睹这样的情景，作为宋玉导师的屈原，也肯定置身于这样的生活环境之中。所以，屈原同时深受巴楚两种文化的影响，这个立论是可以成立的。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将进一步展示更多的发现——在屈原惊天地泣鬼神的诗歌中，也最终可以证明这一点。

    屈原身世的秘密，渐渐露出了蛛丝马迹。谜团正在逐步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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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弄错了？■□

   



乐平里战国墓葬发现的巴人兵器




  “楚人屈原”的传统认知有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这个矛盾，一直以来被忽略了。

    让我们耐心一些，来看看古文献的记载。这些记载并不枯燥，它会让我们发现更多有趣的东西。

    关于屈原的身世，历史上最明确的记载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这句话，在中学语文和历史课程里已经为我们所熟知。

    但正是这句话，让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

    “楚之同姓”的意思，如果是指屈原和楚王同姓，但楚王却姓熊，不姓屈；如果说屈原与“楚国”同姓，又显然说不通。

    司马迁这句话究竟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史记》里有一百多人的传记，介绍姓氏的时候，几乎很少使用“某之同姓”这一表述方式，为什么唯独在介绍屈原的时候用了这奇怪的表述？

    如果《史记》的记载让人无法理解，那么读过屈原自传式的诗歌《离骚》之后，就更让人一头雾水。

    屈原在《离骚》里自述道：“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翻译成白话，就是“家人根据我出生的日期，给我起名为正则，取字为灵均。”显而易见，正则、灵均，与屈原、屈平，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姓名体系。

    为什么屈原的自述与司马迁的记载会有如此大的差别？

    是司马迁在《史记》里的记载有误，还是屈原在《离骚》里的自述不可信？

    按照科学的研究态度，任何一部权威的著作都并非不可以质疑。我们可以质疑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的记录吗？

    对于《史记》这部名垂千古的历史巨著，其所载古史内容的可信度，在学术史上并不是没有人质疑过。中国近代史学开始以前，传统史家曾经长期将《史记》奉为遥不可及的史学顶峰，对其有关中国远古历史的记录毫不怀疑。而在近代史学的最初阶段，一些学者开始对《史记》中有关夏商以前的远古历史记载表示无法采信。但随着上世纪初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尤其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对殷墟甲骨文的成功破译，《史记》中受到最多怀疑的有关商代帝王世系的记载被证明是真实的，甚至连这些帝王的姓名都准确无误。从此，《史记》作为“信史”的可靠程度被史学界广泛承认。

    专家们认为，对远在西汉以前一千多年的商代，司马迁能够准确记录其帝王的世系传承，那么，他对距自己并不遥远的战国，应当掌握有更加丰富可信的资料。以司马迁撰写《史记》的严谨态度，他不太可能在记录一个自己高度推崇的人物时，连这个人物的基本身世都模糊不清。因此，与其在屈原的身世问题上质疑司马迁的记录，倒不如从别的方面去着手探究。

    那么，会不会是《离骚》的说法出了问题呢？

    专家们注意到，《离骚》里自述的“正则”、“灵均”这两个名字，分明又带着强烈的巴文化色彩，其中蕴涵的巫术气息，简直可以用“扑面而来”形容。这和屈原故乡乐平里发现的大面积巴文化遗存不谋而合！巴人正是一个以巫文化著称的族群。

    质疑司马迁的记载并没有足够的依据，而《离骚》的自述又显示着明显合理的成分，屈原身世之谜的正解又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