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去过东北,哪怕是大连那个红的发紫的城市。
机会也来的很突然。
8月底的某一天,平日里都板着脸的领导突然面带微笑地把我叫到了她的办公室,并关切的询问最近家里是否很忙。
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只好说:“一般吧。”
我这样回答是有目的的,要的就是这个含糊劲,接下来如果领导让我干我喜欢的事就可以一口应承下来,如果是我不喜欢的则也可以找机会退出。
“你去过黑龙江吗?”领导突然问。
“没有。”我的脑子迅速地转着,不断猜测和分析着下面可能出现的内容。
“如果你家里没什么问题的话,你去牡丹江开个会。怎么样?”领导说出了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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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多没出过差,在办公室憋的非常难受,没想到机会就这样突然来了。
经过我的一番盘算,我决定以为国家节约经费为由,不全程乘飞机,因为我没去过东北,所以我准备在东北那一段乘火车。
我首先乘飞机到达北京。
二十多年前我是去过北京的,印象里没多大意思,主要就是“开阔了眼界”,我还记得当年我们在地安门一个“狗不理”包子点吃包子的情景:一个两层小楼里,摆放着大号的圆桌,厅内挤满了吃包子喝鸡蛋汤的出差干部和首都革命群众,每张大圆桌都被占满,桌子后面还站着两层拿着票等吃的人;服务员都穿着肮脏的似乎是白色的制服,高举着流汤滴水的盘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不时还会伴随着“砰!”的摔碎盘子的声音而爆发一场一开始就直达高潮的吵架声,我们可以在吵架声中领略到我国人民对性最直接的理解是那样的深刻和透彻。不过那包子真的非常好吃,其中三鲜馅儿的我最喜欢。
于是我直接去了地安门大街,找好住处后就上街找地方吃晚饭。
非常巧,当我快走到北海后门时,我一眼看见了那家我二十多年前曾光顾过的“狗不理”包子店。
显然,此“狗不理”非彼“狗不理”,店还是原来那个店,但里面完全不同了:大号的圆桌已被铺着台布的小方桌代替;厅里人很少,桌子空的很多;还是先开票后吃;服务员也还是穿着制服(看的出颜色的那种),但服务态度显然好的多了,他们甚至还会对每个进门的顾客弯弯腰,并不断怂恿他们到楼上点菜;盘子也改成了吃快餐的不锈钢餐盒,餐厅里静悄悄的,没人吵架;不过那包子真的非常难吃,一共有五种馅的,都难吃,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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