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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jiejiedog at 2005-1-30 08:44 PM:
呼唤马克思也没有用啊。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他的宗教结构和法制。
总体来说，宗教基础的影响比法制更重要。
同样的民主，可能在美国能行的通，到了中东就得碰壁。 ...

相比中国农民，其实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才叫可怜，

既被洗脑，挖空了信仰，实际上也失去自由，是一群没有家园的灵魂。

中国现在时逢巨变，有多少知识分子和既得利益者同流合污，坐地分赃？

你说农民没有信仰，又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我看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才没有信仰，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而且知识分子掌握的权利更大，做起坏事来才叫丧心病狂，危害才叫触目惊心。

Fatimah

楼上的二位, 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儒家思想里有什么根深蒂固的东西在作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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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jiejiedog at 2005-1-30 08:44 PM:
呼唤马克思也没有用啊。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他的宗教结构和法制。
总体来说，宗教基础的影响比法制更重要。
同样的民主，可能在美国能行的通，到了中东就得碰壁。 ...

\"总体来说，宗教基础的影响比法制更重要。\"

你这话让我想起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处立之时的儒法之争。

儒家讲的是以道德治国，人性本善
法家讲的是以法治国，人性本恶。

儒和法在中国历史上，交替统治，互相依存的，不可能割裂开来。

我觉得你也过于指责中国农民了。
中国农民和全世界的农民，没太大区别，不过中国农民也算口口相传了
中国的民俗文化，有自己善良朴实的一面。

现在他们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不能就抛弃他们。
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完完全全抛弃了农民的利益，但是日本农民本身人数少，
日本也不是农业国。

中国不可能抛弃农民。

jiejiedog

Originally posted by Fatimah at 2005-1-30 21:25:
呼唤马克思...

呼唤马克思也没有用啊。
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能否治理好，不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他的宗教结构和法制。
总体来说，宗教基础的影响比法制更重要。
同样的民主，可能在美国能行的通，到了中东就得碰壁。法制在民主面前总是很虚弱的。
今天中国的农民，一方面是值得同情的团体，一方面他们的作为也是令人可恨的，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教育不足造成的，教育不仅仅是希望工程，而是信仰的培养。没有信仰又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因为没有收到教育）做出的事情是令人可怕的。

STROM

MBO过程中的确有不少漏洞,但不MBO的话也好不到哪里去

Fatimah

呼唤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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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异化与底层的“囚徒困境”
　　
　　无论是托克维尔，还是勒庞，都曾亲身领教过人民反抗的巨大力量。这些力量曾让他们肝胆俱裂。勒庞曾经仔细地分析过“乌合之众”的心理，虽然没有深入深层的心理机制，但其对现象的分析却入木三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勒庞分析的是已经形成“群体”――而不只是“群众”――的人群，是一个在突发性事件，或一般具有公共性色彩的事件中可以用同一种心理体验联系起来的人群，这样的人群虽然是“乌合之众”，但或多或少都具有一些“组织”的特征，即人群的利益诉求和情绪、情感已经具有同一目标，共同指向一个方向。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人群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已经消除，只要有人振臂一呼，立刻就可以一呼百应。
　　
　　然而我分析的恰恰相反，是处在不同地域、在不同行业挣扎求生、彼此各怀鬼胎的底层民众如何组织起来，从一个个孤立的原子结成一个心理－命运－利益共同体。当前的中国社会已如孙立平所言陷入结构的“断裂”，其中上层和下层的对立已导致了彼此的相互仇恨。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下层对上层的仇恨基于的是被剥夺、被损害的“本能”，是心理严重受挫后的一种反应；而上层（精英阶层）对下层的仇恨则复杂一些，是出于一种“负罪”和恐惧的心理。精英们对底层民众的抢劫无论怎样老谋深算、厚颜无耻，都因一种“天道”的存在而无法逃避“良心”这个“超我”的追杀。为了确证自己这么干是对的，他们就必须蔑视、仇恨底层，否则就无法为心理的生存提供充足的价值依据。而恰如弗洛姆所言，正因为恐惧，精英们才需要仇恨底层，以逃避这个心理力量的严惩。这些无意识的力量使精神分析洞穿了“精英”们的五脏六腑，因此那些既得利益者对于底层和公正流氓似的恶毒咒骂几乎就是在暴露其心理上的秘密。在这里，让精英们魂飞魄散的底层力量在现实中的软弱无力迫使我必须对分析的构架进行调整，即从思考底层如何组织转到分析它何以不能组织起来的原因。
　　
　　在这里，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底层并不是一个心理上的共同休。即使大家都处在底层，都具有类似的命运，甚至具有共同的社会属性，但人与人之间仍然是相互异化和分裂的。甚至工人、农民因职业和身份认同的社会学的非同构性可以置而不论，哪怕同是一个“职业群体”，在心理结构上他们也多是不同构的，而且这种心理过程永远具有变幻莫测的动态特性。因此，更深层次的悲剧是心理环境，它与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与超越于底层的主流价值标准的联系有时使人与人之间很难打破心理上的隔绝。它使每个人都各怀鬼胎，最终造成彼此之间的异化，一种谁也无法控制，却可以反过来控制这个人群的力量就是由此异化状态产生。比如有100个人起来闹革命，尽管99个都明白，最终只有一个人当上皇帝，另外99个只能俯首称臣，并且这种“赌命”的成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甚至危险系数是极高的，但他们仍然可以为此而不顾一切。这足够说明：第一，这100个人当中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机会成为皇帝，并且失败和死亡似乎属于别人；其二，这100个人中没有一个人不认同曾给他们造成所有灾难的东西。他们从心理上来说真正痛恨的并不是皇帝――它只是一个仇恨的载体――，而是自己没有当皇帝的机会。
　　
　　也就是说，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起来革命的这100个人心理上的同构性也无法避免他们的相互异化：每个人都是别人当皇帝的炮灰。他们之间几乎是一种工具的关系，正是这种工具性构成了皇帝制度的秘密：在长期的受奴役中，被统治者实际上已经从统治的结构深处接受了统治所强加的价值标准，因此从人性上讲每一个人都渴望过一把压迫他人的干瘾，只要他们不认为自己已经彻底没有机会，他们就不会对统治的法则加以拒绝。这种对整体命运的冷漠就像是在给自己戴上锁链，由此肢解了一个整体。他们不明白：从个人的角度上看也许有机会改变命运，但整体却无法改变命运；而反过来，只要整体不能改变命运，个人要想改变命运的希望是极为渺茫的。不错，不确定性让每个人都产生希望，由此强化了给这100个人造成灾难的法则，但制定这个法则的永远是社会的强势集团。在绝大多数时候，除非革命，弱势集团永远没有玩弄这个法则的机会！因此，只要精英们不愚蠢和疯狂到不给底层活路，底层就不可能要他们的命。这里已经深刻地说明：表面看来精英和底层虽然处于压迫与被压迫的两极，但在崇奉压迫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在精神上具有同构性，这种“共同语言”甚至可能驱使底层在各种唆使下迫害一个为他们说话的人。如果这个人反对的不仅是压迫者，而更是压迫制度，他就堵死了被压迫者通过某种手段变成压迫者的机会――他就会成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共同的敌人！
　　
　　所以，没有对精英们的主流观念与价值标准的“大拒绝”，阶级意识只能是梦中幻影。甚至主体性意识都不会产生。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底层民众尽管怨气冲天，但仍然在通过各种形式与精英们合作，使这个敲骨吸髓的体制继续“稳定”。这种对“大拒绝”的“大拒绝”甚至透出这样的荒唐意味：一个人只要爬上去，变成了一个还不入流的“精英”，他不仅在外在的包装上要向精英们看齐，使自己拥有精英们所拥有的社会属性，而且很有可能马上会反过来贬损、仇恨底层。如果不能抹去自己“底层”的任何痕迹，他就无法进入精英们的心理共同体，在心理上他就无法生存下去。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这样的人甚至对底层都谈不上什么同情心，因为底层的刺激将引发可以解构他现在的心理基础的耻辱的回忆。这一切都足以证明，在底层的悲惨状态背后，首先就是他们被奴役、并且意识不到这种奴役的过程。这种已经深入骨髓的奴役和人性的自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异化结合起来，使底层陷入了一个永难摆脱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一个经典案例，其大概意思是：某一天，有位富翁在家里给人杀了，财物被盗；警察抓到了两个犯罪嫌疑人，他们变成了“囚徒”，分别关在两个独立的不能互通信息的牢房里进行审讯。警察诱导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两个人都可以作出以下选择：供出对方，或保持沉默；这些行为选择的后果是：如果有人单独坦白罪行，只会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另一位不坦白的则要被判处10年徒刑；如果两人都不坦白，根据已有的证据，他们将各处以一年的监禁。但如果两人都坦白交代，则要分别领受5年刑期。最要命的看来就是这“不能互通信息”下的基于自利基础上的彼此不信任。“纳什均衡”显示，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囚徒都选择了坦白，他们从最有利于自己的角度选择，但均得到了总体上最差的结果。这样的“囚徒困境”就是现在被“精英联盟”所掐死的底层民众的特征。如果这个社会是一座监狱，那么底层民众就是“囚徒”，而精英们则是“警察”，是利用民众的自利心理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异化谋取利益最大化的狡猾的设局者。这是一个最阴险的陷阱，只要他们不团结，那么每一个人的自利选择都会有助于这个体制的运行，其最终结果都会给整体带来更多的不幸。因此，底层民众如果不能“互通信息”，不克服彼此的分裂而将自己的命运看成是一个整体的命运，不形成组织，他们就无法破坏这个局，“囚徒困境”就会困死这些孤苦无告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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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团结：通往被抢之路
　　
　　
　　看看当下以工农为主体的底层民众的悲惨状态，以及这种悲惨状态后权力与资本集团的洋洋得意，他们的打手鸣锣开道、护驾心切的歇斯底里，我不得不承认：就像日本鬼子两个人就可以控制中国一个县，6000英国士兵就可以打败几亿人口的中国一样，“九亿十亿”的“老百姓”们确实很无能。比如2004年，重庆、四川、辽宁、河南、安徽、陕西各地的群众性反抗风潮此起彼伏，但都迅速地失败了。它们更多地像是一种情绪，并且相互隔绝。由于官方封锁消息，或者即使他们都知道了消息，不置身其中的人绝大多数也是像看热闹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底层民众尚没有“阶级意识”，他们的反抗仅仅是一种被逼急了的“本能”，丝毫认识不到同阶级的人的命运也是自己的命运，他们今天的下场就是自己明天的下场。这种自发地燃烧的火把只能被迅速扑灭。如果这种反抗被人各个击破，一个个如乌合之众般的小群体就算是有钱有枪有思想又能如何，这些可怜的“武器”在装备精良的“精英”们面前，不过是废物一堆。
　　
　　因此，虽然康晓光目光如炬，但在这一点上算是看走眼了：老百姓当然缺钱缺枪缺思想，但真正缺乏的并不是这些东西，而是组织，是有组织的抗争！是凡属于这一阶级、群体的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捍卫，是抱成团形成一个利益－命运共同体，是凡属于这一阶级、群体的人对“精英”们的暴力或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是所有被抢劫的老百姓对进行抢劫的精英们在社会各个合作领域的“大拒绝”！一盘散沙固然可以让人轻易搞定，但在一大片沙漠里刮起的风暴却可以将一切席卷而去。如果十多亿老百姓都起来抗争，那么这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就足以将任何“联盟”摧毁。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可以淹没这个世界上任何“强者”，不管他们有多少资源，唯一的结局只能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国历史表明，如果统治者及其盟友把老百姓逼到活不下去的地步，老百姓就会用命来博取生存资源，用暴力以牙还牙地抗争，到时候拥有再多资源的人也抗不住农民起义的狂风暴雨！
　　
　　从这种意义上讲，尽管大多数人都恐惧革命，但革命不革命，实际上是由精英们决定的。那就是，首先不要过分！西方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只要认为一个政府违背了契约而实行暴政，就有足够的理由推翻它，而中国人则非要被逼到活不下去才揭竿而起。革命的结局有可能是老百姓和精英们都一起完蛋，因此只要能活下去，老百姓有时候比精英还胆怯。但是，不管革命是否始终具有合法性，被残酷地压迫和掠夺的底层民众拒绝与精英的合作则永远是合乎正义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昭示出一点：只要底层民众拒绝给官府当兵，拒绝纳税，拒绝一切形式的合作，拒绝成为统治者镇压自己的工具，那么统治的基础很快就会崩溃。而且首先底层民众在思想上必须对统治者来一个马尔库塞意义上的“大拒绝”，不接受他们灌输的意识形态，拒斥他们的生活方式为，蔑视他们的价值标准，使自己从浸透了他们利益诉求的思想体系里分裂出去。只要抽去了统治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任何“精英联盟”在短暂的疯狂抢劫后都会土崩瓦解，灰飞烟灭！
　　
　　从这里可以看到，“精英联盟”能够维持――他们之所以能继续抢劫底层民众，依赖的恰恰是底层民众的合作！正所谓“人必先自辱而后人辱之”，底层民众被人家弄得半死不活都不能哼一声的困境必须首先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他们被人给卖了还要帮人数钱，首先使自己成为精英们压榨自己的工具的“自戕”行为必须遭受内心的审判。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各地的群众性反抗风潮遭到官府镇压时，充当暴力工具的人中有许多恰恰是工农子弟，而且他们一旦脱下那身似乎使他们区别于工农的皮子，同样会被抛进社会底层！精英们的压迫和掠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出身底层的工具来执行，而这些工具为了分享一下利益，乃至做着自己哪天也弄个精英当当的美梦，总是乐于这样做的，而且干得保精英们满意。正是利用底层的分裂，利用他们的各怀鬼胎，利用他们心中似乎不容易破灭的幻想，把他们分化瓦解，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成为镇压大多数人的帮凶，构成了精英们“渔翁得利”的严厉前提。几乎可以这样说，如果精英们不是利用A去打B，利用B去打C，然后再利用C去打A，让被压迫者仇恨的只是压迫他的人而从不仇恨压迫，以致从不拒绝压迫他人一把的机会的规则流行，那么他们的抢劫一天也不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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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强盗社会”的底层命运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几巨头之一康晓光在近期发表的《我为什么主张“儒化”》一文因攻击民主政治和主张“仁政”，曾引来无数的批评。对此的评论不在本文范围内，我最感兴趣的是他马基雅维利似的风格。当前官方形左（还未被公开抛弃的意识形态）实右（赤裸裸的极右政策）的精神分裂颇能在思想界造成一些人为的混乱，也颇能让官僚资本集团大打意识形态的招牌迷惑无知者。然而，在提到中国的“强盗社会”现状时，康晓光几句话就把许多人只敢遮遮掩掩地说的东西给说穿了：
　　
　　“我说的‘精英联盟’就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联盟是非常有用的，一方面可以维持政治的基本稳定，一方面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其实，只要社会中的强势集团携起手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所以，只要一个社会中的强势集团能够团结起来，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一个政府能不能稳定，不在于有多少人支持它，关键是那些强有力的人是否支持它。所以，政府需要笼络的不是‘多数’而是‘强者’。这就是统治的奥秘！”
　　
　　这的确是统治的奥秘，至少是当下中国统治的奥秘，是它能“稳定”的最重要原因。被抢劫的老百姓，被官方的形左实右弄得头晕目眩的人，不了解统治的实质的人，被资本集团的走卒鼓吹的有利于他们掠夺的意识形态欺骗的人，看不出权力集团与资本集团用意识形态玩的狗咬狗的游戏还以为有一方能给大家带来好处的人都应该记住：在这个社会上拥有主宰性资源最多的人，这些“最强者”们都联合起来掐最弱的底层民众了。就像康晓光所讲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明智地抛弃了工人和农民，与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结成了联盟。”从血汗工厂，从各地发生的暴力拆迁，从执法机构黑社会化，从所谓国企“改制”，从教育产业化等等一系列现象已经可以看到，这些“改革”和当下体制的既得利益者虽有利益冲突，但在对付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众上是完全一致的。工人农民等底层民仍将为所谓的“改革”付出沉重代价――准确地说仍将遭受精英们抢劫。
　　
　　这样一个“强盗社会”的强盗逻辑看起来无法抗拒：官府用暴力做后盾，资本集团用金钱收买雇佣，知识集团用知识欺骗和鼓吹，无拳无勇，无知无识，而且像是一盘散沙的工人农民不被人慢慢弄死，又能如何？不错，工人农民占了绝大多数，但他们人数再多，也不过是黑压压的一堆蚂蚁。在现代社会，各利益集团的利益博弈已明显地集中在“公共领域”。一个利益集团要想至少不被人吃，起码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否按自己的利益诉求参与制定各项公共政策与法律，二是退而求其次，能否以舆论的形式影响决策，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官方的决策考虑自己的利益诉求。如果这两点都做不到，那这样的“沉默的大多数”只有等着被人吃而毫无反抗的余地。
　　
　　而当下的专制体制恰恰堵死了工人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途径。首先，官府的宪法规定，四个农民在代表人数上才相当于一个城里人，而能当上“代表”的，绝大多数都不是草根阶层，这首先就从宪法上把农民的影响降到了最低。其次，官方经济体制的恶果被转嫁到了工人头上，在政治正确的“私有化”、“改制”的幌子下，官僚资本对工人的剥夺侵害不仅看起来是对的，而且是一种得到权力支持的明火执仗的抢劫。再次，在中国的无数大大小小的由媒体所构筑的“公共领域”里，几乎没有工人农民的声音，精英们的话语权力不仅使他们对工农的抢劫看起来很合法，很合理，而且瓦解了工农的利益诉求的逻辑基点――即工农的生活方式、身份意识等“价值”都已遭到整个“主流社会”的唾弃。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庞大的工人农民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既没有团结的自觉，在官府的高压下也无法形成自己的利益组织进行斗争。官办工会成了愚弄工人的统治工具，而农会则一直没有合法性。这使得工人农民的政治力量近乎为零。这种情况正像康晓光所讲的：“老百姓手头的资源是非常少的，他们没有思想，没有钱，也没有枪，即使数量众多，例如有九亿十亿，但却无法对抗几千万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