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河

文景之治

    汉朝于公元前２０２年统一全国，分封异姓功臣为王者七国，同姓子弟为王者九国
。又有侯国一百余。封侯只食邑，不理民政。王国则俨然独立，“宫室百官同制京师”
。这只算是中央权力还没有稳定之前，“不为假王填之，其势不定”的临时办法。所以
帝业一确定，刘邦和吕后，就用种种方法，去消灭异姓功臣。内中只有长沙王吴芮被封
四月之后病故，可算善终，又四传之后无嗣才除国。其他或遭擒杀，或被逼而亡命于匈
奴，统统没有好结果。
    而吕后以女主专政，以吕产为相国，吕禄为上将军。吕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内大臣
和朝外诸王嫉妒，酿成“诸吕之乱”。直到吕家势力被扑灭，文帝刘恒被拥戴登极，汉
朝帝业，才算稳定。文帝在位２３年，传位于儿子刘启，是为景帝，在位１６年。这３
９年，从公元前１７９年到１４１年，汉朝的政局，开始正规化。根据传统谥法，“道
德博闻曰文”，“由义而济曰景”。文与景都是上好称呼。而刘恒与刘启间轻刑法，减
赋税，亲儒臣，求贤良，年岁收成不好就下诏责己，又不大更张，一意与民休息。其恭
俭无为，在中国历史上造成“文景之治”，是中国统一以来第一次经历史家称羡的时期
。
    可是今日我们从长时期远距离的立场看来，这一段历史，也要赋予一种新的解释。
    中国因赈灾治水及防“虏”需要，在公元之前就完成了统一，在政治上成为一种超
时期的早熟。汉高祖刘邦还沛县时，作歌鸣志自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
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可见得他在不经意的时候已经把个人功业和国家安危看作一
体。创业既艰难，守成也不容易。因此他与吕后总以巩固新朝代为前提，甚至屠杀功臣
，不择手段。从个人的立场，我们不能对他们同情。其残酷少恩，至少和“闻一不义杀
一不辜虽得天下不为”的宗旨相违。可是从公众利益着想，我们却又感觉到因当日情况
，他们只身负责天下一统的局面之棘手，诚有如１７００年后西方的马基维利著《威权
皇子》时所说，执政者的恩怨与个人恩怨不同。司马迁记刘邦听说吕后已将他得意功臣韩
信处死时，“且喜且怜之”，班固亦称“且喜且哀之”。这样的记述和其他文字上描写
汉高祖的情形一致，应当是基于事实。
    在纸张还未出现文书还靠木简传递之际，中国已经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上完成统一，
不能说不是一大成就。可是今后中国两千年仍要对这成就付出相当代价。各地区间经济
因素的成长，是这些地区特殊社会与特殊文化的张本，也就是地方分权的根据。在此种
因素及其广泛实施和有关习惯法制都没有发展之际，就先笼头套上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
，以后地方分权，就无凭藉。各地方连自治的能力都没有，又何遑论及民权？因此就只
有皇权的膨胀与巩固。
    文景之治，表面上人民受惠，然则其施政不出于“开明专制”的典型。我们也知道
：在一个广大的领域之上行专制，必自命开明。因为它执掌绝对的皇权，除了以“受天
命”和“替百姓服务”之外，找不出一个更好支持它本身存在及其作为的逻辑。其真伪
不论，即算它做得最好，顶多亦不过“民享”，而不是“民治”，长期如此，其权力必
凝固而为官僚政治。
    在文景之治的阶段里，最重要的一个变动，乃是公元前１５４年“七国之乱”，吴
王刘鼻是汉高祖的侄子。他的长子刘贤在文帝时侍从皇太子即是后来的景帝饮酒博弈，
两人发生争执，刘贤被景帝打死，皇室将他的尸体送还吴国归葬，而吴王坚持送他回长
安埋葬，有让文帝景帝受道德责谴的样子，并且兹后即称病不朝。因此这纠葛及人命案
可以视作以后吴楚叛变私下里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
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杰
”。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
。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亟，
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的道
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其他楚，赵，济南，留川，胶东，胶西也反，以诛晁
错为名。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
，他穿朝衣晋谒，不料被骗，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
。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
    七国的叛变，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
者妻子入宫为奴。又１１年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此央央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
出他经常带有一高兴和不服气的态度，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找着细故
将他下狱死。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
亦由朝廷遣派，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
县的体制。司马迁作〈景帝纪〉时，注重刘启一朝，为“安危之机”。只有班彪班固父
子作《汉书》时才强调文帝“宽忍”，景帝“遵业”。又提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
的歌颂。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
必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办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惨酷少恩。汉朝的皇帝
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
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不仅是“真人实事”，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入了有
待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
立场的差异。

明河

司马迁和班固

    司马迁作《史记》，完成于汉武帝末年。班固作《汉书》，书未成而作者因过去与
外戚窦宪的关系，死于狱中，事在和帝永元四年。一属西汉，一属东汉，相去公元前及
公无后各约９０年。我们今日看来，这两部书好像联袂而出。其实它们间隔了１８０年
的距离，等于我们之去前清嘉庆年代。
    《史记》和《汉书》一为私人著作，另一书稿则经皇帝看过，有国史的色彩。司马
迁自称“成一家之言”和“藏之名山”，已经和班固作书的宗旨不同。况且《史记》是
通史，《汉史》是断代史。两位作家的个性癖好不同，也使他们取材行文之间，有相当
的出入。然则公元前９０年和公元后９０年，中国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处的环境已有大幅
度的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汉武帝用董仲舒之建议，罢斥百家，独尊儒术。
其实汉朝立国行杂霸之制，有法家思想，文景之际，施政又有道家精神，董仲舒自己的
著作，还参和着阴阳五行的万分涉及灾异。总之整个汉代思想，是一种有选择性的大综
合，早经中外学者阐释。我们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指出的，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
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这有他自己的言辞为证。他曾对汉武帝说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
指异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
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纪统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

    这段话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的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
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
们施政的正统逻辑。司马迁和董仲舒同时，他读书不受这政策的影响。而班固年轻时“
正规的”儒家思想，已有一百多年的基础。况且后汉创业之主光武帝刘秀自己就曾为大
学生。第二个皇帝明帝刘庄更以学者自居，曾在辟雍（大礼堂）讲尚书。第三个皇帝章
帝刘坦亲自在白虎观制定五经异同，班固也在列。在这种政权领导下的环境里著书，就
难脱离国家所定标准的束缚了。
    司马迁和班固一样，自称是周公和孔子的信徒。可是今日我们一打开《史记》，随
意翻阅三五处，即可以体会到作者带着一种浪漫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作风，爽快淋漓，不
拘形迹，无腐儒气息。他自称“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应当是一种真实的写
照。他所崇奉的“士为知己用，女为悦己容”也可以说是归源于儒家道德，可是这立场
就已经和经过正统限制的所谓儒家不同了。
    《史记》里写荆轲和高渐离饮酒击筑，又歌又泣，旁若无人，已近于董仲舒所说的
“邪辟”。并且项羽是汉高祖刘邦的死对头，而《史记》里的〈项羽本纪〉排列在〈高
祖本纪〉之前（若在后代必称“项酋”“伪楚”，而“本纪”只能降格为“载记”）。
文中又把项羽写成一个虽暴躁却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其英雄末路，令人怜惜。与之相较
，刘邦反像一个伪君子。而司马迁形容吕后残虐戚夫人，以致她亲生的儿子孝惠帝指斥
她“此非人所为”。班固作“汉书”时，有关刘邦的一段，还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
但是他的〈高后记〉则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事一字不提，而只在书末〈外戚传〉内叙及
。
    《史记》除了〈刺客列传〉之外，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
〉可谓涉及九流三教，有呈现整个社会之剖面的样子。班固书里虽有〈东方朔传〉，却
不再缕列非正派或下流的文化资料。
    司马迁借着〈货殖列传〉发挥他个人的私利观。“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
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他又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
。”而且从他看来，贫穷是耻。“若至家贫亲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食，饮食
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耻，则无所比矣！”迟至今日两千多年之后，很多受过教育
的中国人或敢心里如此想，恐怕不会有很多人嘴里能如此说。
    也因其如此，司马迁就受到班固的指责。《汉书》里就有〈司马迁传〉，内中批评
他“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
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这些地方还不足十分的表现班固的正统思想，最使我们看出他的作品在历史上是属
于“罢斥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产物者，乃是《汉书》里的卷二十〈古今人表〉。这表
里列有古人１９３１人，包括传奇式的人物如女娲氏有巢氏，《论语》中有名的孔门弟
子，《春秋》中的国君等，至于秦亡为止。而由作史者“显善昭恶”的按上上至下下区
分为三等九则。内中得“上上圣人”者十四人，包括三皇五帝；而以周公孔子殿后。仲
尼之外即再无圣人，虽孟子只与颜渊，管仲同属“上中仁人”。老子与商央，申子，墨
翟，韩非都属“中上”，与孙膑白起一流。刺客荆轲则为中中和孟尝君吕不韦同品。而
“下下愚人”里既有蚩尤，共工，三苗，也有倾国倾城的褒姒和妲己。秦始皇虽焚书坑
儒，班固只贬之为中下，因为他下面还有二世胡亥列入“下中”，宦官赵高列入“下下
”。
    从我个人的眼光看来，除非作者束发受教以来，就先培养了一段“常经”和“异道
”的观念，决难如此只凭古书里一句一段的叙述即能将这么多的人物列表区分其品格，
有如衡量其材之长短。
    因此我们也可以推想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
。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总算还
是中国读书人的运气好，得有太史公司马迁在兰台令班固之前写作，否则没有《史记》
，径由《汉书》开二十三史之端，中国史学的传统，必更趋向“文以载道”的方针，更
缺乏“百家殊方”的真实性和生动活泼了。

明河

李悝

    李悝（音魁）又名李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不常被提见的人。《汉书．食货志》
有段记载：

    陵夷至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谊，先富有而后礼让。是时，李悝为魏文侯作尽地力
之教，以为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参分去一，为田六百万晦，治田勤谨则
晦益三升，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矣。又日籴甚贵伤民
，甚贱伤农，民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民毋
伤而农益劝。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晦，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
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岁终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为钱千三百五
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
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

    魏文侯在位于公元前４２４至３８７年，所以李悝是孔子和孟子间的人物，他的政
策也表现着中国封建制度业已崩溃，各地域间的诸侯组织全民，发动生产的情形。《汉
书．食货志》里这一段提到以小自耕农作纳税人，注重高度精密耕作，各农家仅有极少
的收入，甚或不足，政府切身感到它的命运与上述小自耕农的生存有密切的关系。这些
因素，一经透过历史，成为中国以后两千四百年立国的经常状态。
    李悝的设施，也创造了一种计划经济的原始风格。社会的发展，不由它自身作主摸
索而成；乃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在先秦就有这样的特色
？我们追究当日背景，至少可以提出片面的解答。
    中国的农业，开始于黄河中流的黄土地带。黄土的土壤能够垂直的堆砌，内中保留
着很多由下至上的细管，因之地下的水分能够向上浸淫，不待灌溉，加以土质疏松，在
农业初兴的时候，即用最原始的工具，也能在这地区耕耘。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同时在
这地区出现无数的初期农业部落。将他们予以有系统的组织者，乃是周朝创业之主的文
王之了，武王之弟的周公旦。他的设计，以“礼”为依归。所以有一部《周礼》的著作
，至今仍传说作者为周公。
    《周礼》的现今版本，在公元前后出现时即被斥为伪书。例如铜质货币出现于东周
，较周公要迟好几百年，而《周礼》已经提及铸币的衙门，还解说政府要经常巡视市场
，以纠察物价是否公平，商品是否符合标准。这书里也提及中央政府所直接控制的领土
方千里，是谓“王畿千里”。此外每五百里见方为一“服”，共有九服。各服内的诸侯
因距王都的距离不同，他们向中央政府应尽的义务也有差别。其实周都镐，在今日西安
附近，并未向外每边等距离的拓地五千里。以当日技术之简陋，既不能在地图上精密的
确定其疆界，也无从于实地立桩勒石。
    《周礼》也提到井田制度，那更是中外学者争论的渊薮。有些人说每八百家各有地
一百亩是为私田，其中一百亩是为公田，有《诗经》为证。又有些人称井田之井为长方
形而不是正方形，有些人更说井田整个不可能，全部系杜撰。
    我们今日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观测，《周礼》确在很多地方表现当时行政的精髓
，其实际作者是谁无关宏旨。倒是王畿千里外有九服的一种观念，却只用书中的一两句
话，就已解释得明白。其症结则是中国的中央权力，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先要组织
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能力
，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我自己曾考唐朝均田制度遗下的资料，也看过宋朝财政的数字
，以及明朝的统计，回来对井田制度的结论，则是在平地分田割土如切豆腐干，非不可
能，如果确有此种机会，中国的官僚就会按文字行事。可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通常
也不过将假设的几何画案迁就于实地，按情形打折扣，再次之，正方形之井妥协而成长
方形，甚至百亩变成七十亩五十亩，八家以七家六家顶着算数，都无不可。总之，有如
王畿和九服，其用几何图案作理想的标准，不出“间架性的设计”，这是立法的基点，
不是实际考成的尺度。
    周朝人之所谓“礼”，也有一种广泛的解释。传统所谓“礼者理也又履也”，若以
“背籴”（即邻国有饥荒，吝不加以粮食接济）一事解释，就是所谓“非礼也”，不仅
不礼貌，而且不合情理，违反处世的基本原则。
    利用这些条件，更通过宗法社会的组织，周朝创造了中国的封建制度。它和欧洲中
世纪的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有若干相似的地方。原则上王
室不直接编制全民，财政收入也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间接交纳，层层节
制，那土地当然不能买卖，要是土地易主，则根据遗传的金字塔，如“诸侯立家，大夫
有二宗，士有隶，子弟”的组织，就会整个垮台了。
    公元前６世纪以后，这种制度即无法维持，因为人口激增，货币通行，客卿活跃，
战事动员波及全民，鲁国和郑国开始“履亩”“作赋”，也就是逾越过去间接管制的办
法，国君开始向全民抽税。郑国和晋国又颁布刑法，更是摒弃礼的成规，去普遍的管制
全民。上述李悝的“计划经济”行于公元前５世纪和４世纪之间，其“尽地力之教”，
也就是不受封建的约束。商央在秦国变法，行于公元前３５０年，更是全面扫除封建，
而整个的代之以“郡县制”。此门一开，国君统制全民，土地可以买卖，官僚不再世袭
。所以顾炎武说“封建之废，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
    从李悝的记算我们更可以看出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当日天灾频仍，食粮价格极不
稳定。《史记．货殖列传》也说“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上不过八十，下不
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因此可以看出米贵时石值铜币九十钱，贱时低至石二十钱，相
差四倍半，即算平价仍有两倍半以上的出入。因之政府的方针，总在“平准”，也就是
要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然则粮食生产，到底重要，所以种田的为“本业”，其他
都成为“末业”。传统的重农政策以及低水准平等思想，由来如此。再则货币的流通，
也以供食粮流通为第一使命。彭信威作《中国货币史》，称世界上历史中的货币只有两
大系统，一是希腊罗马以贵金属作商人整批贸易的工具，一则是中国的贱金属货币，最
初即已普遍的行使于民间。又因食粮价格波动之大，商人不一定能有无，也可以“背籴
居奇”，这样又顺便解释了传统中国对商人歧视的由来。
    从以上情形看来，中国立国最初即与西方迥异，其重点是技术上的着眼不同。先秦
从封建到郡县，政治家依赖人类的智力，造成庞大的组织，是以美国没学家Herrlee G.
Greel 即坚称中国在公元之前，已拥有２０世纪超级国家的姿态。可是郡县制也开官僚
政治之先河。在公元之前即由皇帝遣派官僚向几千万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
，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因之更难放弃间架性的设计，以至于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
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
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而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
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我们重
读李悝“尽地力之数”的一段，也只能说他的视界宽，不能说他的眼光深。其以简单的
数字，笼罩着大量农民，以现代眼光批判，虽早熟仍是原始式的组织。

明河

秦始皇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是一个令人寻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经过贾谊的责难。
迄至近代，既受过章炳邻和萧一山的恭维，也受过顾颉刚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们的
好奇心不能因这样的“褒贬”而满足。假使我们撇开嬴政的个性与作为，单说中国在公
元前２２１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
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
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
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
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
，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
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化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由此可知，中外历
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个性的问题。
    １９７４年之后，“秦俑”出土，这更增加我们思考的机会。这批陶器塑像据估计
约为六到七千个，个个不同。从脸上的表情，还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龄和性格。有时一人
面目紧张，贴邻一人则轻松而微笑，士兵的头发，好像根据“规定”剃束，但发辫之间
，既大同又有小异之处。他们所着靴鞋的鞋底有圆钉。所穿的甲，铁片以皮带穿贯，都
根据实物丝毫不苟的模制，步兵和骑兵的制服也不同。并且这几千个塑像带着战车和兵
器构成战斗队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艺术和技术上的同一标准。这些地方，也使我们对
秦始皇的为人，另有超过以往历史评价的感想。
    比如说，以今日科技之发达，我们要重新塑制这几千个（也可能几万个，因为现在
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骊山陵墓东部带北的一角）陶俑，也势必要组成委员会，由军官，
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集思广益的研究设计，才制造得出来。秦始皇既为一个“焚书
坑儒”的专制魔王，为何有这样的耐性？他为什么不以军事形式的雷同划一为原则，将
几千个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制，有如波斯大流士宫殿前的装潢，又有如罗马的康斯坦
丁上在的侧面人像，成排结队的出现，既不必讲究生动，也毋须在艺术角度上斟酌？又
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权
的话，为什么不采取埃及的办法，将人像塑成几丈高，又设计为鸟头人身，或照印度的
办法，造成三头六襞？而偏偏像希腊雅典一样，保存了集体作品之个别的美感？
    这些问题，尚待研究。可是从新发现的资料来看，我们也敢确定中国初期早熟的政
治统一，造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
质的运动，有如陶希圣和沈任远的提议，我们应从秦始皇的后面，看清战国时代的社会
经济因素，认识农业技术的进步，商业的兴起，客卿在各国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侠的活
动情形。这些因素，促使中国在秦的领导之下统一。
    最近几十年来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也可以连贯到中国初期早熟的统一
。中国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黄土地带。黄土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地区，土
质松疏，经常有１００尺到３００尺的深度，因之黄河夹带大量泥沙，随时有阻塞河床
，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本来世界主要河流夹
带泥土４％或５％，已算很高，南美的亚马逊河夏季能带砂１０－１２％。然而１９４
０年间在陕县附近的观测发现，黄河夹砂以重量计达４６％。夏季其中三个支流的夹砂
量从４２．９－６３％。由此也可以看出这问题的严重和庞大了。
    因为人口增加，农业技术之进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时代，各小国在黄河附近筑堤也
已经妨碍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国家，还恶意的将灾害加诸邻国。公元前６５１年齐桓
公会诸侯于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种古籍之中纪载略有不同，有的是“无曲防”
，“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无障谷”。到战国期间，这问题加紧，公元前３
３２年，赵国与齐魏作战即曾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见诸《史记》）。又《孟子
》一书中，提到治水十一次之多。亚圣自己就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
国为壑．．．吾子过矣！”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秦始皇
并非不知道这事，他统一和国后碣石颂秦德，自称“决通川防”。他又改名黄河为“德
水”，更称秦为“水德之始”，这都是确切的证据。
    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趋向统一。中国农产区的雨量，８０％
出现于夏季三个月内。季候风由菲律宾海循西北方向吹来，有赖于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
的旋风将这气流升高，才能将温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结为雨。这样一来，下雨或不下
雨，全靠两种气流适时适地的聚会。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即
有旱灾。《史记．货殖列传》里说：“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大饥”，已经表现出中
国初期农业的艰难。姚善友人《图书集成》及其他资料统计，中国在民国前２２７０年
，有旱灾１３９２次，水灾１６２１次，见于官方的报告（此外尚有虫灾，如“蜚”如
“螟”，经常见诸《春秋》）。到灾荒时，邻国如不加接济，是为“阻籴”，即可能发
生战事。各诸候可能因婚姻细故，个人恩怨及扩大地盘的野心而动兵戈，参与的人民则
更因饥荒所迫而活跃从事。上述的葵丘之会，也有“无遏籴”的彼此保证。《左传》里
记载因粮食问题发生的争执其著得有如公元前７２０年，郑国取温之麦，又取成周之禾
。公元前６４７年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予以接济。次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不感恩图报
，反而阻籴。因此两国发生战争。叙事的时候，《左传》也提到“天灾流行，国家代有
”。这次战争，秦国胜利，俘虏晋候。恰巧次年晋国“又饥”，秦伯再加以接济，并且
说：“吾怨其君，而矜其民。”还有很多战事，书中未叙明原因，根据我们现在推想，
类似争执必然不少。
    从春秋到战国，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国与国间的冲突。根据周朝以前的规定，各国
不能随便筑城设防。但这几百年长期扰攘，却大开各国违“礼”筑城之门。有关的邻国
，则因对方设防而备感威胁，更要先发制人。凡此种种设施，都增加中央集权的趋向。
过去通过贵族的间接管制，像欧洲骑士样的职业军人都成往迹。现今则只有全面动员，
履亩征赋。而且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赈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
素支持兼并。春秋时楚国和随国冲突，一大一小即有“随民馁，楚之赢”的说法，战国
的时候，梁惠王语孟子，“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经
过如此的措施，他就觉得他的地盘应当扩大，人口应当增多。梁惠王个人的希望没有达
到，他的想法却有长期历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竞争之后，小国无法生存，因而有趋向整个统一的趋势。始皇灭六国的
期间，公元前２４３年“蝗蔽天下”，２３５年“天下大旱”，前２３０年和２２８年
均是“大饥”，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
和“夷去险阻”，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
姓）周定四极”。由此看来，再参阅战国以降战事的惨烈，和《孟子》经常提出的“若
大旱之望云霓”，“途有饿莩”，以及“凶年饥岁．．．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
”，更感到我们无法责骂秦始皇，虽然我们无从赞同他焚书钳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
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动残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无从“褒贬”之余，我们只
好强调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嬴秦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
支撑着。
    还有一件事，我们无法忘记，即秦始皇是历史上“万里长城”的首创者。这是嬴政
统一中国之后命蒙恬率兵三十万，收河南，伐匈奴，在团结对外的条件下，全面筑城。
此举更表示他的极权政治，有实际的需要。这一事可以留着下面再说。


[ Last edited by 明河 on 2004-1-13 at 0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