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惊喜的原因是:我于1948年9月出生于上海。这两本画册恰好记录下我在娘胎时直至一周岁之前的上海世相——这些景象均曾是我对人世的第一印象,却不可能留下真正的记忆。我还记得两岁时空袭的恐慌,却没有具体的图象印在脑中,便更不必说一岁之前的所见所闻了。
  这两本画册的内容之前后衔接几达默契的地步:塔塔的大部分照片拍于5月24日之后,而伯恩斯似乎随国军仓皇离开了:他的照片全部拍于5月24日之前。少数在日期上重合部分,更有互补的意外。比如他们都在同一个现场记录下一批囚犯的处决过程,但在时序上恰好不同。
  仔细阅读两本画册,寻觅在我出生之年上一辈人的不同人生轨迹,不时为那些徘徊于生死之际的面容所震撼。最终决定在五个小标题下,把对部分照片中人物命运的解读心得与《老照片》的读者分享。
失败是成功之母
  松江是沪杭线上一个小镇的地名,属上海市辖。小时候从嘉兴坐火车去上海看望外婆、祖母,车到松江站,便觉得进了上海。在我的记忆里,它同战争真是毫无关联。当我见到伯恩斯拍摄的这组照片时,起初还下意识地将Songjiang解读为东北内战时期的松江省。后来才弄清就是上海的松江。

  这组照片让人震撼的是,它记录的血腥现场并非在清末民初,而是在20世纪中叶。从照相术发明开始,西洋人在中国拍摄下许多砍头场景,但均在1920年代以前。这组照片当年被《生活》杂志的老板亨利•卢斯拒绝刊登——想必他认为如公诸于众会为他所同情的蒋介石政权抹黑——因为这种中世纪的刑罚会让西方读者震惊。以我所见,这大约是发生在中国的最后一批砍头场景的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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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我在悉尼一个书店买到一本让我惊喜的新闻摄影画册:《上海•1949年,一个时代的终结》(《Shanghai,1949,The
End of an Era》,B.T.Batsford Ltd,London,1989)。摄影者塞姆•塔塔(Sam
Tata),1911年生于上海。拍摄这批照片的前一年,他在孟买结识了同行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后者的影响可见诸这本画册内的作品。63幅照片拍摄于从1949年5月初至同年8月,正好跨越5月24日这个对上海人来说天翻地覆的日子。十多年后的今日,我再度惊喜:在悉尼另一家书店里我遇到了完全堪称与之为姐妹篇的另一本新闻摄影画册,它的书名叫:《出差上海,革命前夕的照片》(《Assignment
Shanghai,Photograph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Universityof California
Press,2003)。作者贾克•伯恩斯(Jack
Birns)于中国内战之际由美国《生活》杂志派来作摄影报道。画册内一百多幅照片拍摄自1948年5月至1949年5月之间,内中有一小部分照片摄自南京、东北等地,大部分摄自上海。这两本画册,一本在伦敦出版,一本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前后相隔十多年,却竟都在悉尼与我相遇,不能不说是命运的安排。因为在西方,这类非畅销书的印量有限,卖完即不复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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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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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心中有了一种信念,估计的确是无敌的。不管什么正邪,共产主义,基督教,伊思兰教,还有那些恐怖主义,邪教等等,都是一样的。反正就是除死无大事了,连死都不怕了,还怕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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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到图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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