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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数据摆在这里，告诉我们，莫要“夜郎自大”。英国牛津大学的克里斯托弗·卜丽斯教授说：“一个大的经济体仍然可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像中国，人口众多，不仅单位产值低，而且还存在严重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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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数据是：世界银行的报告称中国人均财富是9387美元，不到美国的2％。这种国民人均财富新标准考虑了国内生产总值、产出资本、自然资源、人的技术和能力等条件。这表明：中国人还很不富裕，而且中国的富有需要重新用环境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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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数据是：美国去年对德国和日本的出口额达到857亿美元，相当于对中国和印度出口额（409亿美元）的两倍多。美国企业在德国和日本的销售额相当于在中国和印度销售额的6倍多。这组数据表明：日本和德国仍然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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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某些人“捧杀”中国的今天，有三个数据值得人们关注：第一个数据是：在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里，中国仅占7％。近日，英国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国际货币和银行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1997年至2004年间，美国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赤字增长了5290亿美元，其中，中国对此的“贡献”仅为7％。这说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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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过高估计中国实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对中国认识片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奥利弗·林顿教授对本报记者表示：“在英国，到处都是中国制造的商品，人们很难去准确地计算总量。中国经济虽然有很大的不均衡性，但是在西方‘并不明显’。”更有批评尖锐地指出，西方对华报道的作者可能会为了提高可读性而增加故事的戏剧效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麦克斯·斯图尔先生表示：“我同意在大部分西方媒体上出现的中国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有些误导。我想这些虚假的画面主要来自于作者只对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感兴趣，而不是对中国在发生什么感兴趣。大多数评论者都没有对中国经济直接的知识。他们倾向于互相充当资料来源。人云亦云要比讲一个完整的故事更安全，而且省力得多。知道也不讲或者把事情简单化会让整个故事看上去更戏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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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靖分析说，“捧杀”背后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经济和物质上的责任。西方认为既然中国富起来了，就应该“少享福”，在国际问题上更多地出钱出力。例如，近期有报道称，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会对发展中国家重新排定座次，一旦采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该方法认定中国人均GDP已达4580美元），中国将被视为发达国家，不再享有原来的许多优惠待遇。此外，世界银行也一再声称中国“已经毕业”，将不再是世行贷款的受援国。黄靖解释说，中国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扩大援助，在印度洋大海啸中的表现都说明，中国正在积极回应这种责任。国内经济专家也指出，购买力平价作为一种经济学统计方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由于不了解中国国情，许多西方专家通过购买力平价计算出的中国GDP是不科学的。第二，开放金融市场方面的责任。西方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还很不够。中国政府必须放弃对金融市场的控制，让外国企业进入中国金融市场。西方一再压人民币升值就是一个现实的例子。实际上，这种要求有一定的危险性，许多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大开金融之门，导致经济受制于人。第三，道义上的责任。西方想让中国逐步按照它们的价值理念和博弈规则来出牌。如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于2005年9月明确提出中国应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这使得“中国威胁论”转向“中国责任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危机管理与对策中心主任达巍认为，“中国责任论”的提法原则上没错，也符合中国政府承担国际责任的一贯政策，但有两个问题：一是“度”的问题，即中国负责任的国际事务范围究竟应该有多大，是全球性的，还是中国自身利益相关区域的；二是责任由谁来定，中国对责任有自己的标准，我们所负的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美国所指的责任，也就是说在承担更重要的国际责任的同时，我们不能放弃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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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人和第四种人大肆表扬中国，基本可以被认为是“捧杀”。称之为“捧杀”，是因为在这些“热捧”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对中国的发展危害很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所华裔高级研究员、中国问题专家黄靖博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历史经验表明，当一个大国崛起而变得强大的时候，势必要寻求霸权，要求重新瓜分势力范围，挑战原已处于霸权地位的国家。过去的德国和日本如此，现在的美国也如此。只有中国是个例外，它是靠加入世界体系来完成的，中国并没有另起炉灶。于是西方很多人就认为中国是在“搭便车”，就像二战以后的日本一样。他们认为，中国不能老“搭便车”，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既得利益者，中国必须负担起更多的“国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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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报道与以往一些丑化中国的报道大相径庭，有的甚至过高评价了中国的实力，有失实之嫌。在西方社会，如此热捧中国的人大体可分为四类：

　　 一是西方世界的友好人士。他们一向希望中国早日强大起来，现在看到“中国速度”，打心眼儿里感到高兴。他们充分肯定中国的成就和国际贡献，但有时难免带有一些主观愿望和浪漫色彩，有些评价实际上是过誉了。

　　 二是西方的务实派和“知华派”。他们或出于政治考虑，或出于经济需要，或出于独立的观察研究，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强调“中国崛起”并不一定意味着发达国家的衰弱，主张与中国合作，寻求共赢。

　　 三是受冷战思维和传统观念影响较深的人。他们以意识形态和西方价值观划线，始终把中国列为“另类”和潜在对手。这些人一般都主张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

　　 四是一向顽固的反华派。这些人本来对中国就充满敌意，现在更是神经紧张，视中国为他们“霸权永续”的“最大威胁”和“挑战者”。一些美国反华派最为典型，他们反对与中国合作，说中国的繁荣是“美国财富的转移”，主张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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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经济学家》的一篇文章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GDP以平均每年9.5%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是美国的3倍，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要快。中国有朝一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如今“这条巨龙的确在苏醒”。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预测，在经济规模上，中美之间，中国将是绝对的赢家，它的生活水平将与美国持平。《纽约时报》一篇题为《2040年的中国》的文章这样写道：“到2040年，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各类科学会议上随处可以听到中文，而美国国内音乐排行榜上的中文歌曲也比比皆是。”法国《费加罗报》则称，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中国真实的经济实力是法国的5倍。在国际经济机构中也有类似观点，美国著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预计，按美元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本世纪40年代初成为世界第一。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提前8年赶上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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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奋、困惑、恐惧———对中国现象的反应》———这是近日英国《独立报》一篇报道的标题。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中国，中国，中国！……中国正在以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速度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类似报道还有很多。近来，随着美国国情咨文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中国的关注，随着中国公布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西方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预测越来越多，预测中的“叹号”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