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赐良机

天赐良机


正当我心急似火而又一筹莫展的时候,真像是天赐良机,我的母校清华大学同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了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一百二十马克。条件并不理想,一百二十马克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相比之下,官费一个月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了。

然而,对我来说,这却像是一根救命的稻草,非抓住不行了。我在清华名义上主修德文,成绩四年全优(这其实是名不副实的),我一报名,立即通过。但是,我的困难也是明摆着的:家庭经济濒于破产,而且亲老子幼。我一走,全家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呢?我面对的都是切切实实的现实困难,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又心忧如焚了。

我走到了一个歧路口上:一条路是桃花,一条是雪。开满了桃花的路上,云蒸霞蔚,前程似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堆满了雪的路上,则是暗淡无光,摆在我眼前是终生青衾,老死学宫,天天为饭碗而搏斗,时时引"安静"为鉴戒。究竟何去何从?我逢到了生平第一次重大抉择。

出我意料之外,我得到了我叔父和全家的支持。他们对我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迎来胜利的曙光,为祖宗门楣增辉。这种思想根源,我是清清楚楚的。当时封建科举的思想,仍然在社会上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中,我已经中了进士。古人说:没有场外的举人;现在则是场外的进士。我眼看就要入场,焉能悬崖勒马呢?

认为我很"安静"的那一位宋还吾校长,也对我完全刮目相看,表现出异常的殷勤,亲自带我去找教育厅长,希望能得到点资助。但是,我不成材,我的"安静"又害了我,结果空手而归,再一次让校长失望。但是,他热情不减,又是勉励,又是设宴欢送,相期学成归国之日再共同工作,令我十分感动。

我高中的同事们,有的原来就是我的老师,有的是我的同辈,但年龄都比我大很多。他们对我也是刮目相看。年轻一点的教员,无不患上了留学热。也都是望穿秋水,欲进无门,谁也没有办法。现在我忽然捞到了镀金的机会,洋翰林指日可得,宛如蛰龙升天,他年回国,决不会再待在济南高中了。他们羡慕的心情溢于言表。我忽然感觉到,我简直成了《儒林外史》中的范进,虽然还缺一个老泰山胡屠户和一个张乡绅,然而在众人心目中,我忽然成了特殊人物,觉得非常可笑。我虽然还没有春风得意之感,但是内心深处是颇为高兴的。

但是,我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家庭经济困难之外,还有制装费和旅费。因为知道,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到齐全。这都需要很多钱。在过去一年内,我从工资中节余了一点钱,数量不大,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此时,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酸、甜、苦、辣,搅和在一起,但是决没有像调和鸡尾酒那样美妙。我充满了渴望,而又忐忑不安,有时候想得很美,有时候又忧心忡忡,在各种思想矛盾中,迎接我生平第一次大抉择、大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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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热(2)

留学热(2)


然而我情绪低沉,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至高无上的梦就是出国镀金。我常常面对屋前的枝叶繁茂花朵鲜艳的木槿花,面对小花园里的亭台假山,做着出国的梦。同时,在灯红酒绿中,又会蓦地感到手中的饭碗在动摇。二十刚出头的年龄,却心怀百岁之忧。我的精神无论如何也振作不起来。我有时候想:就这样混下去吧,反正自己毫无办法,空想也白搭。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我这辆车还没驶到山前,等到了山前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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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热(1)

留学热(1)


五六十年以前,一股浓烈的留学热弥漫全国,其声势之大决不下于今天。留学牵动着成千上万青年学子的心。我曾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听到别人出国而自己则无份时,一时浑身发抖,眼直口呆,满面流汗,他内心震动之剧烈可想而知。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仔细分析其中原因,有的同今天差不多,有的则完全不同。相同的原因我在这里不谈了。不同的原因,其根柢是社会制度不同。那时候有两句名言:"毕业即失业";"要努力抢一只饭碗"。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后门,照样找不到工作,也就是照样抢不到一只饭碗。如果一个人能出国一趟,当时称之为"镀金",一回国身价百倍,金光闪烁,好多地方会抢着要他,成了"抢手货"。

当时要想出国,无非走两条路:一条是私费,一条是官费,前者只有富商、大贾、高官、显宦的子女才能办到。后者又有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一种是各省举办的。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两种官费人数都极端少,只有一两个。在芸芸学子中,走这条路,比骆驼钻针眼还要困难。是否有走后门的?我不敢说绝对没有。但是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般是比较公道的,录取的学员中颇多英俊之材。这种官费钱相当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往往令人羡煞。

我当然也患了留学热,而且其严重程度决不下于别人。可惜我投胎找错了地方,我的家庭在乡下是贫农,在城里是公务员,连个小官都算不上。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我于1934年大学毕业时,叔父正失业,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其贫窘之状可想而知。私费留学,我想都没有想过,我这个癞蛤蟆压根儿不想吃天鹅肉,我还没有糊涂到那个程度。官费留学呢,当时只送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今天歧视社会科学,源远流长,我们社会科学者运交华盖,只好怨我们命苦了。

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哭,无地自容。母校(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要我回母校当国文教员,好像绝处逢生。但是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满脑袋歌德、莎士比亚,一旦换为屈原、杜甫,我换得过来吗?当时中学生颇有"驾"教员的风气。所谓"驾 ",就是赶走。我自己"驾"人的经验是有一点的,被"驾"的经验却无论如何也不想沾边。我考虑再三,到了暑假离开清华园时,我才咬了咬牙:"你敢请我,我就敢去!"大有破釜沉舟之概了。

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惟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国文教员,待遇优渥,每月一百六十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折合今天人民币,至少可以等于三千二百元。这是颇有一些吸引力的。为什么这样一只"肥"饭碗竟无端落到我手中了呢?原因是有一点的。我虽然读西洋文学,但从小喜欢舞笔弄墨,发表了几篇散文,于是就被认为是作家,而在当时作家都是被认为能教国文的,于是我就成了国文教员。但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心虚在所难免。我真是如履薄冰似的走上了讲台。

但是,宋校长真正聘我的原因,还不就这样简单。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一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在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山东中学教育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宋校长是北大派的头领,与当时的教育厅厅长何思源,是菏泽六中和北京大学的同学,私交颇深。有人说,如果宋校长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与何在国外也是同学,则他的地位会更上一层楼,不只是校长,而是教育厅的科长了。

总之,宋校长率领着北大派浩荡大军,同师大派两军对垒。他需要支持,需要一支客军。于是一眼就看上了我这个超然于两派之外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兼高中第一级的毕业生。他就请我当了国文教员,授意我组织高中毕业同学会,以壮他的声势。我虽涉世未深,但他这一点苦心,我还是能够体会的。可惜我天生不是干这种事的料,我不会吹牛拍马,不愿陪什么人的太太打麻将。结果同学会没有组成,我感到抱歉,但是无能为力。宋校长对别人说:"羡林很安静!"宋校长不愧是北大国文系毕业生,深通国故,有很高的古典文学造诣,他使用了"安静"二字,借用王国维的说法,一着此二字,则境界全出,胜似别人的千言万语。不幸的是,我也并非白痴,多少还懂点世故,聆听之下,心领神会;然而握在手中的那一只饭碗,则摇摇欲飞矣。

因此,我必须想法离开这里。

离开这里,到哪里去呢?"抬眼望尽天涯路",我只看到人海茫茫,没有一个归宿。按理说,我当时的生活和处境是相当好的。我同学生相处得很好。我只有二十三岁,不懂什么叫架子。学生大部分同我年龄差不多,有的比我还要大几岁,我觉得他们是伙伴。我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刊登学生的文章,这对学生是极有吸引力的。同教员同事关系也很融洽,几乎每周都同几个志同道合者出去吃小馆,反正工资优厚,物价又低,谁也不会吝啬,感情更易加深。从外表看来,真似神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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