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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十三棍僧救唐王
　　隋朝初期的文治武功还是很值得称道的，比如修大运河、征突厥、征吐谷浑，三征高丽。然而月满则亏、水满则溢，隋炀帝准备第四次征高丽的时候，发现征不动了，国内河南、河北、江淮的农民起来造反。隋炀帝看了看烧遍中原的战火，决定留在扬州的“花都”不走了，结果关中人为主的禁军思乡心切，干脆抬出宇文化及为首领，把隋炀帝给杀了。
　　
　　隋末的大乱世持续了近20年，由饥民组成的起义军们如煌虫过境，席卷北半中国，他们打破官城、劫掠粮仓后，开始把下一步的目标对准了钱米富足的寺庙，在河南境内就有这样一个很好的攻击对象，这便是当初达摩住过的嵩山少林寺。
　　
　　少林寺始建于北魏文成帝年间，据洛阳有地利之便，所以佛业兴隆、僧徒云聚。隋文帝曾下旨敕修，并赐柏林良田100倾供养少林寺的僧人，因而在当地甚为富足，庙塔林立。大乱世中，这块流油的肥肉什么人都想来吃一口，然而想吃肉的人牙口还要好，因为这里的和尚没有想象中的温良恭让，他们有一支后来蜚名海外的武僧队伍。
　　
　　少林僧人的习武传统自建院之初就有。这里的和尚每天念佛打坐久了觉得无聊，部分继承北方人尚武习惯的僧人开始修习棍棒拳脚，一为健体，二为防身。这种操练随着历代的增补逐渐形成一些固定的套路，少林武功也就开始名声大噪。后世人又反过来附会了不少传说，比如人们说达摩初祖圆寂后，二祖慧可在达摩洞中找到了一个铁盒，打开后发现了梵文版的功夫密籍《易筯经》和《洗髓经》，由此少林武术开宗立派。
　　
　　以上所言显然不足为据，经现代人考证，《易筯经》原为中华气功的一种导引术，讲求打通“任督”二脉，以使脉络通畅，这本书在达摩来华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洗髓经》更离谱，原为道家御女采阴的房中术，经后人改写才沾了武术的边。
　　
　　不多扯了，后到隋末，农民起义军要打土豪分田地自然要拿少林寺开刀，于是就与少林武僧打了起来，谁胜谁败搞不清楚，反正农民军一把火烧了少林寺，这下与少林寺结下了梁子。公元621年唐王李世民进攻割据洛阳的王世充政权，听说少林武僧能打仗就邀他们来参加这次集体斗殴。和尚们也不含乎，拿起灶棒哨棍就上了战场。少林寺后来宣传这些武僧们先是“解救了被王世充围困的李世民，然后逼降王世充，生擒王世充侄儿王仁则（这就是电影《少林寺》中的蓝本，也不全是瞎掰的），为唐太宗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们姑且信之吧。战后唐王要封赏为主的十三棍僧，只有一人接受了“将军”称号，留下当官，其他人都返回了少林寺。
　　
　　有此勤王之功，少林寺又接受了唐王朝更大的赏赐，因而历朝历代的战乱中都有他们的身影，如唐末的黄巢起义，明末的红巾军起义，基本上少林寺都是与农民军不对付。到了民国的时候，河南的两个军阀干了起来，少林寺支持其中的樊钟秀，结果最后是另一方的石友三打赢了，石友三一怒之下，放火烧了少林寺，这是少林寺多年兵火灾难中的最后一次。
　　
　　现在的少林寺是个旅游胜地，每天都游客如织。然而外行看热闹，大家多是在那些明清，甚至代现代建造的假古建前欣赏着飞檐画壁。其实嵩山最值得看的是它的塔，供奉历代高僧骨灰的塔林名气较大一些，但要看塔更该去的地方是少林寺山外的嵩岳寺塔，此塔建于公元520年的北魏年间，是中国目前保留下来最古老的砖石结构塔。喜欢古建的朋友们一定不可错过。
　　
　　塔的梵文名称叫stupa,中译为施堵帕，或浮屠（所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印度最有名的佛塔是建于阿育王时代的桑奇大塔，造形半球状如一个大碗倒扣在地上。塔传入中国后逐渐向多边形楼阁式发展，逐渐有了现在的形制。中国的塔很多，几乎每个城市都有一些，但从古建价值来说以下几个可以一观
　　山西应县木塔，建于辽代，中国最高的木结构塔，塔身已略斜，游人可上至塔顶。
　　河北定州料敌塔，建于北宋，中国最高的砖结构塔，我9月份刚去过。
　　山东历城四门塔，建于隋，四方形，形制奇异，别有趣味
　　山西佛光寺印度塔，建于唐（或五代），印度式样，在国内不可多得，梁思成曾来此考察。
　　其它形形色色的塔还有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用baidu搜一下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有很多是佛塔。中国古代建筑为土木结构为主，因此保存不易，这些佛塔代表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最高水平，实为佛教给我们留下的一个重要遗产。

（二十四）玄奘西行（上）
　　中国从晋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兵陷长安算起，到隋开皇九年（589年）陈朝灭亡，大分裂期持续了近280年（前面三国期还有近100年的战乱）。大乱之后的中华大地，一种长期被压抑、被积聚起来的巨大生命活力的原始能量，以一种令人眩目的方式冷不丁地爆发出来。由此，大唐盛世孕育而生了。
　　
　　李唐王朝把祖先一直向前追溯，追到西凉王室还不够，再往前找，终于找到了春秋时代的老子李耳。李渊说，好，老子的名头靓，我们的祖宗就是他了。老祖宗自己有一套家学，就是道教，所以李唐王室是崇道的，然而大开放的盛唐对佛家也不岐视，一样加以扶持。生活在这个黄金时代的中国人是幸福的，思想解放、兼收并蓄的大背景为他们一展身手提供了足够的发挥空间。一位叫陈袆的河南小青年就是这样想的，他最初是在家里的被窝里想，然后偷偷把这个念头说给自己的二哥听，再后来他终于憋不住了，他决定到个更大的场合把这个宏愿讲给更多的人知道，这个机会在陈袆13岁的时候终于来了。
　　
　　公元612年，洛阳地区准备度僧二十七名（经过两次法难后，政府比较重视控制度僧的数量，所以一般每年由地方政府经考试决定一定数量的人可以出家，名额有限，考试自然也就非常严格）。这次主考官是大理卿郑善果，他注意到这位叫陈袆的年青人年龄明显不到度僧的标准，本想告诉他这次“高考”没有少年班，你还是回家等长大了再说吧。然而陈袆的经论答辩却很精彩。于是郑大人把陈袆叫过来，问他，你出家的目的是什么？陈袆朗声道，“意欲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叹其器宇不凡，志向远大，于是破格以沙弥身份度陈袆在洛阳净土寺出家，法号玄奘，一代高僧由此登上佛学经坛。
　　
　　隋唐期经几百年的译经后，中国的佛教典籍也就多如牛毛，由于译经时间不同，译经师自身的修为有别，很多佛法的具体译解也各异，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这给大家辩教带来了困难，不同的人根据不同的经书，越争越进了死胡同，谁说的对呢？玄奘20多岁的时候，在长安与当时的名僧法常、僧辩，辩论《摄大乘论》上的义理，玄奘质疑问难，纵横论驳，其智慧与天才，深为时贤所惊服。然而不服的人也有，他们说，你玄奘不过是一沙弥，说的再好听又有什么用，我们也是论有所据的，除非你证明给我们看，这些经籍译错了，否则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你。
　　
　　这是个令玄奘很难答辩的责难，要证明何为真何为伪，那就只能从印度老师那里才能得到权威的答案，于是玄奘动了去印度取经的念头。
　　
　　这念头一旦有了，玄奘GG就象刚有了初恋对象的蒙昧青年所表现出的症状一般，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对着月亮发呆，看着山花傻笑。如此苦度过无数个无尽长夜后，在一个远天晨光刺透云霭、薄红秀绿浸染禅林的早上，玄奘终于下定决心向当时的大唐政府请愿西行。他兴冲冲地跑到大唐出入境办事处，隔着高高的柜台将自己的申请表虔诚地递进去，只听砰一声，对面小窗口里的签证官，面无表情地盖上一个章把表格扔了回来，玄奘一看，章上只有两个字----拒签！
　　
　　大唐的出入境管理是比较严的，平民不可以随意出关，对僧人这个规定则更苛刻。这回玄奘不再犯相思病了，他有了决心便不忌惮别人的阻挠。第二年，长安一带发生大灾荒，朝廷放宽出境限制，允许僧侣出外就食。玄奘乘机遛出长安城门，牵着瘦马走上西风古道，从此玄奘知道，前方不会再有小桥流水人家，只会多了一个断肠人在天涯。
　　
　　玄奘西行的第一难是唐朝政府给他找的。唐僧走到凉州时，朝廷的通辑令也同时发到了当地政府，玄奘在长安也算个小有名气的僧人了，唐廷对他这种擅离僧团，独自西行的作法很不满，要求凉州的官兵把他扣下。玄奘这时只有“宁可西去而死，决不东回而生”这一个信念了，他偷偷绕过凉州边防继续向瓜州（甘肃安西，出了这里就离开了大唐控制的国界）走。
　　
　　瓜州已接近大漠，水草稀疏，玄奘又不敢在人烟多的商路上走，此行就越发艰难了。这时唐僧碰到个叫石磐陀的胡人，答应帮他带路，唐僧很高兴，拿出所有盘缠，买了两匹马，与他一起骑行西出大漠。这位石磐陀是玄奘西行过程中唯一一位同伴，而就是这位同伴不久就对唐僧身上的钱物产生了更大的兴趣，走到一处沙丘前，石磐陀不走了，拔出刀对玄奘说了以下一段著名的对白：
　　一路上你没事就长篇大论婆婆妈妈叽叽歪歪，就好象整天有一只苍蝇，嗡……对不起，不是一只，是一堆苍蝇围着我，嗡…嗡…嗡…嗡…飞到你的耳朵里面，救命啊！。。。所以呢我就抓住苍蝇挤破它的肚皮把它的肠子扯出来再用它的肠子勒住他的脖子用力一拉，呵－－！整条舌头都伸出来啦！我再手起刀落哗－－！整个世界清净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要杀你了吧！
　　唐僧盘腿端坐，说，悟空，不对，是石磐陀，你诸多借口，你根本就不想去取西经！说那么多干什么，你杀我呀！
　　
　　石磐陀被这一激，也没了下手的勇气，其实石磐陀要的是唐僧的马，大漠深处，杀不杀唐僧灭口也就不那么重要了。石磐陀抢走了唐僧的财物，丢下玄奘而去，边走边说，切！说自己有仨徒弟保佑你去天竺吗，还说有什么白龙马，还有个观音姐姐在天上罩着你。我跟你走这么远了，怎么一个也没见着。。。
　　
　　就这样，唐僧唯一的同伴弃他而去，唐僧望着西行漫途，不知这后边的路该怎么走了。


(二十五）玄奘西行（中）
　　大漠深处一片天地玄黄，上不见飞鸟，下不着走兽。玄奘一个人走在阳关如血的晚霞之下，残阳在万里关山的另一边露着半个阴沉的笑脸，看着这个无助青年艰难地从黄沙中行进。流沙如盘旋在半天的饿鹫，不时扑上来吞掉玄奘身后刚留下的脚印，它在轻蔑地等着这个即将的猎物倒下的一刻，那时流沙便会以最不着痕迹地方式将他裹入腹中，西行路上将从此少一位寂寞僧侣，沙丘下则多出一具异客残骸。
　　
　　不过，我们的玄奘同志运气可没有这么衰，走入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境内时，他开始交好运了耶。高昌在当时的西域算是个大国，国王麹文泰是位虔诚的佛教徒，这两年，大唐与突厥一直在自己的家门口打仗，以至于商路断绝，行僧稀少，这让麹文泰觉得挺不爽的。这一天，他听到哨兵的报告，说有个似乎是从大唐方向来的和尚正在偷越我国边境，是不是把他就地拿下。麹文泰一听，双眼放出亮光，说，给我留下活口。
　　
　　唐僧就这样被带进了高昌王宫，宾主落座，麹文泰决定与玄奘聊聊自己多年来参佛悟法的心得。一谈之下，高昌国王大为惊奇，他发现面前这个唐朝僧人吐故纳辩，字字珠玉，佛理教化有如清泉甘露，直抵老国王的心田。神人呀，听你说话怎么那么舒坦呢，听几晚也不够，干脆你给我留下吧，没事就听你捞叨捞叨，比含“清嘴”含片还有用。
　　
　　高昌国王以正当酷暑，跋涉不易为由，留唐僧在高昌住了一个夏天，还没听够，于是跟玄奘商量，我给你置办个大宅子，咱老哥俩（麹文泰与唐僧刚结拜为兄弟）没事就在一起切磋佛理，岂不是比你去西天取经要来的容易吗？
　　唐僧说，我还有学业在身，佛祖召唤，莫敢不从，你那大宅子先给我留好，等我天竺回来再来受用。
　　高昌王一看软的不行，那就来硬的吧。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啊，看我好说话是不，刀斧手侍候。
　　唐僧也来了犟脾气，说，忘了告诉你了，我可是吓大的。生亦何哀，死又何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杀我呀！（跟石磐陀说的是一样的）。
　　
　　高昌一看玄奘去意已决，无法强留，于是与玄奘有约在先，你从天竺回来的时候必须要在高昌国先传法三年，才可东归。玄奘欣然应允，心想，我干嘛那么傻呀，回来的时候我不会换条路把你绕过去吗，哎，唐僧回国的时候真的就转道龟兹，从新疆南部回了中原，看来这唐僧人也挺不厚道的。再后来这个高昌国被大唐灭了（640年大唐在高昌故地设西州府），这位麹国王终究没再见着他的玄奘弟弟，所以我想他临死时一定说了这样一句话，千万别相信河南人（这句纯属搞笑，河南网友们看到了可别生气呀）。
　　
　　麹文泰为唐僧准备了25人的护从队伍，又拿上高昌国的介绍信送唐僧继续西行。再往西走就进了西突厥的领地，唐僧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这些突厥人的评价是“人性犷暴、少信佛法、僧徒甚少”。当时的突厥叶护可汗正与大唐处于战争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唐僧要求西行而被拒签的原因）。不过，好在有麹文泰的文书，突厥王也没有多难为唐僧，顺利地放他过境。玄奘来顺便去参观了一下大唐在西域的两个重要军事据点----坦逻斯城（后来高仙芝的唐军在这里与阿拉伯军队打过一仗）和碎叶城。唐僧在《大唐西域记》中对这两城的描述成为后世研究大唐边关形态的重要资料，比《唐书》上的记载还要详尽。这时李白还没有出生，所以唐僧到碎叶城的时候也就没能顺便去拜访一下这位后来的诗仙了。
　　
　　唐僧的《大唐西域记》不是一本简单的游记，他忠实记录下了中亚印度一带大量珍贵的地理民俗，在中国旅外游记中，上下几千年间，再没有哪本书的记录可与之比美。唐僧自言他经过了西域、天竺大小128国，书中除生动描述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印度雁塔传说、那烂陀学府外，对佛祖成道、涅磐等无数佛陀圣迹的具体位置都有详尽的记载，近代以来，英国考古者也正是参考了《大唐西域记》中的解说，最终解开了鹿野苑、蓝毗尼花园等圣迹的方位之谜。
　　
　　贞观五年（631），唐僧经阿富汗、北印度、中印度，来到此行的最终目的地---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这一行他走了三年时间（比法显走的要快，想想也是，法显西行的时候都60多岁了，哪有唐僧腿脚快呀）。当时那烂陀的主持是百岁高龄的戒贤和尚，他对唐僧能不远万里、踏破关山前来求法很是感动，以上宾礼仪招待玄奘，并亲自向唐僧传授《瑜珈师地论》。
　　
　　玄奘这个人太聪明了，不仅全部学会，还触类旁通，结合中原已有的一些佛学研究成果，对于完整的唯识理论（唯识就是前面讲过的有宗，以区别于空宗的中观思想）都有更进一步的参悟。戒贤一看，这个人了不得，只做个留学生有些可惜了，你来作客座教授吧。由此玄奘开始在东印度鸠摩罗国开坛讲授《摄大乘论》、《唯识决择论》。这两论都是那烂陀以外的体系，众印度僧人一样听的如痴如醉。
　　
　　唐僧的名声在东印度大起来了，中印度的戒日王（这个人我们在第八章里已经谈过的）听说后可眼红了。他给鸠摩罗国王发了一份正式的外交文书，让他把唐僧送过来，戒日王也要听听这中国和尚是怎么念经的。
　　鸠摩罗王说，那不行，我们自己还没听够的，你们先后面排着吧。
　　戒日王可不是吃素的，说，你还给脸不要脸啊，限你马上把唐僧送过来，否则，士兵们，骑上大象去把鸠摩罗国给我踏平了。
　　鸠摩罗王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服软，他说，哦是这样的啊，那好吧，我这就把唐僧送回去，你们听完经后可得记着给我送回来噢。
　　戒日王一阵咛笑，没问题，你们就慢慢地等着吧。
　　
　　642年，唐玄奘来到印度第一强国摩揭陀国的首都---曲女城，在这里
　　召开大会升座讲法。这次大会共来了印度18国的国王，僧侣3000余人，列席的婆罗门2000余人，除了各国国王及少数名僧外，其它人等只能在殿边侍立，这个场面在古印度的历史上也是极少出现的。唐僧讲了十八天（真够能说，大话西游里那么编排他一点也不为过），其间无人能正面提出责难，唐僧问了三遍“any question?"见无人应声，就对戒日王说，那就这么着吧，我们散会。
　　
　　这次曲女城结束后，唐僧向戒日王告辞说，我答应了我的高昌王GG要去他那讲法三年，盛情难却，你这没啥事我就先回了（又接着茬来骗戒日王了）。
　　戒日王说，那你就回吧。
　　唐僧一看戒日王不留他，倒有些不自在了，只好进一步地说，我从高昌来的时候，高昌王还派了25个卫兵来送我，你看，我在印度混了那么久了，自己一个人回去是不太没面子了，你是不也。。。意思一下。。
　　戒日王一听，说，哦，这好办，我这正好有100多个你的老乡（后来考证可能是西域国人）也要回去，你就跟他们一起走吧。
　　
　　唐僧很郁闷地混同在这些“老乡”当中于643年起程东归


(二十六）玄奘西行（下）
　　玄奘东归的时候和去时可不一样，他现在是名人了，谁都知道这个东土大和尚在曲女城开了个好大的法会，讲了18天，竟无人敢问难（其实是戒日王有约在先，“毁骂者截其舌”），每到一国，僧俗们都争相夹道一睹唐僧的芳容。这本来是玄奘独美的事，可是他身边还有那100多个老乡，这些人中也有不少是僧人，群众们难以分辩真伪，结果凭白被一些冒牌唐僧抢去了不少MM们抛过来的媚眼。玄奘心里很窝火，一劲催他们，快走快走，翻过雪山后你们该回哪就回哪去，我怎么这么倒霉跟你们一道东归呀。
　　
　　玄奘的不满有了回报，到了翻雪山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大雪崩，不少人遇难，加上前面走掉队的，先行岔路回家的，被各国MM抢回去当女婿的，结果算下来，同行者中与唐僧一道回到新疆地界的“唯僧七人”。这个数字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一下呢，因为中国最早的西游记故事话本《大唐西游取经诗话》（这本书有可能成书于五代或北宋）里面谈到唐僧的随从时，正是说的“僧行七人”。所以他们很有可能就是西游故事中关于唐僧师徒的最早蓝本。
　　
　　我们现在来看《西游记》这本书的成书过程，是极其符合顾颉刚（国学疑古派掌门人）的“层累说”的。西游故事的素材最早来源，无疑是《大唐西域记》中给的一些片断线索，又结合大量印度、西域、中原的民间传说，然后至迟在宋代有了前面提到的《大唐西游取经诗话》。在《诗话》中唐僧师徒是七人去西天取经，其中猴行者是位白衣翩翩的青年，但角色的重量已超过唐僧。《诗话》中已有深沙神（沙僧的前身）这个人，但还没有猪八戒。
　　到了元末的时候有了《西游记平话》这本书，原书已佚，仅在《永乐大典》中有1200字的引文，从引文中我们知道了孙悟空的出身和“大闹天宫”，深沙神已成了沙和尚，同时还有了黑猪精朱八戒。
　　在山西发现的《礼节传簿四十曲宫调》是一本记录民间杂曲的书，成书于明初，这本书中有一个曲子就叫《唐僧西天取经》，该曲名下的西游记人物已与后来看到的《西游记》别无二致了，什么李天王、蜘蛛精、牛魔王的大体都有了。可见《西游记》正式成书之前，一些主要的故事情节已提前被民间创作出来，《西游记》的作者再创作的空间并不很大。
　　
　　关于《西游记》的作者，在民国以前的历代版本中，书眉处或写朱鼎臣编，或写“华阳洞天主人”校对，或写邱处机著（怎么和尚取经的书会是老道写的呢，不理解），没有一本提到吴承恩的。20年代的时候，鲁迅从一本地方县志中找到一条记载，说“吴承恩作《西游记》”，遂主此说。后来他把这个事抄送给了胡适，胡适当时正在作大量古书的考据，遂也同意此说（不过后来胡适反悔了，又说《西游记》的作者待考）。不知怎么，这笔糊涂帐到了现代忽然就不让有争议了，正式出版物上作者一栏皆以鲁迅的考据结果为准。我是知道，党文人郭沫若拍过板的考据不能更改，原来我朝对鲁迅考证出的结果也是一样“力排众议”的呀。
　　
　　好，闲话到此为止，说玄奘和尚回到长安的事。贞观十九年（645年）唐僧到达长安，此时他的高名在大唐已无人不晓，迎接他的盛况与16年前他偷渡出关时，实在不能同日而语。大将军侯莫携雍州司马、长安县令等出城门迎接，当朝宰相房玄龄亲自安排住宿。唐僧说，我带来了不少佛像、像经，还有佛肉舍利，一直藏于包中，不知那些肉舍利是否都捂臭了，书可能也发霉了，我得在大街上晾一晾。房玄龄说那你就在皇城正门外的朱雀大街上晾吧。结果晾行李这天，长安百姓万人空巷，焚香扣拜。每家烧香的烟气结在空中，形成几十里的彩色烟云而不散。
　　
　　这烟云把后宫里正遛弯的唐太宗李世民吓了一跳，他问长孙无忌，外面着火了吗。长孙无忌面对如此老土的皇帝也实在没办法，向他解释说，不是着火，是有个叫玄奘的和尚从国外带了好多书回来，他觉得书潮正在晾书呢，我朝百姓心地宽厚，大家一块堆儿点熏香给他的书去霉气。李世民一听，哦，是这样的呀，他一人竟能背得动那么多书，看来臂力过人，我朝正要对高丽用兵，也许能用上他，你明天把这个和尚叫到殿上来，我当面看看。
　　
　　隔日，李世民在长安洛阳宫仪鸾殿里召见了唐玄奘，以下这段对白主干部分（稍作了一点改写）取材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读来甚为有趣，强烈向各位推荐。首先，李世民哪壶不开提哪壶，
　　他问玄奘，我听说你是偷渡出关的，走时怎么不向朝廷汇报呀？（一听这BC问题长孙无忌皱眉，房玄龄撇嘴）
　　唐僧倒也不含乎说，我走时曾再三向你申请，可你丫没让我去，我后来琢磨了一下就自己偷偷走了。（一听唐僧这更加BC的回答，长孙无忌跺脚，房玄龄捶胸，他们俩也顾不上皱眉和撇嘴了）
　　李世民面有不悦，又问，我听说西域“山川阻远、方俗异心”，你怎穿越那里去天竺，应该挺难的吧。
　　
　　唐僧何等聪明，他刚才把李世民的脸色，长孙、老房他们的小动作都看在眼里了，玄奘决定改为拍拍李世民的马屁。一切对拍马屁有特别爱好的朋友们一定要看看唐僧的马屁是怎么拍的，那真不是寻常人能拍的出来的水平。
　　唐僧说，咳咳，“乘疾风者造（访）天池而非远。御龙舟者涉江波而不难”。陛下您的圣威呀，声振葱岭内外、名逾天山南北。那些戎夷小国的国王们一听说我是从东边来的，就猜到我一定是从大唐上邦您这来的，打狗还得看主人不是，他们都象侍候您那样的招待我，生怕哪点不周会引起天国震怒。所以我唐僧一路上蒙您宏福庇护，去再远的地方也不难呀。
　　房、长孙二人在下边听了一时蹶倒，这唐僧的厚黑之术怎么会比我们二人还高明呢，真是强中自有强中手，一代拍神待后人啊。
　　
　　李世民听了很是受用，忽然又想起昨天自己跟长孙无忌的对话了，于是又说，对了，唐爱卿（这么快，称呼就变了），我听说南北朝的时候，苻坚得道安如得神器，石勒有佛图澄似有灵验。我正准备去打高丽，你跟我一道去吧，看看你能帮我什么忙。
　　唐僧一听，这哪跟哪呢，我离魔法师还差着好几级呢，跟你上战场还不送死。唐僧说，臣虽很情愿去，但我带了好多书回来，容我把它们译一译，等我译完了再赶去帮皇上的忙。（那些书没个十五二十年怎会译的出呢，这不蒙事吗？）
　　
　　长孙无忌听到这里，觉得这闹剧快点收场吧。他出班上奏，臣听说道安是有神迹，但他那时佛法始传，还仅掌握了其中的一点皮毛而已。现在唐僧带回了这么多书，若译的出来恐怕比十个道安还要厉害，皇上还是让唐僧快点去译经吧。
　　李世民觉得有道理，就侧头问玄奘，那么唐爱卿想好在哪译经了吗。
　　唐僧说，我听说少林寺景色不错，我就去那吧。
　　李世民答，哦，那的十三棍僧偶是认识滴，上次他们还帮偶打过架滴，不过这些和尚太闹了，你去怕不合适。我看你还是留在长安城里吧，这有个弘福寺也很好啊。小房呀，你去给唐爱卿安排一下吧。
　　房玄龄赶快上来领旨，拖着还想争辩的玄奘和他那厚厚一摞子书住进了弘福寺。
　　
　　由此唐僧玄奘同志终于历时16年，完成了艰苦卓越的取经使命。他为后人们打开了一个宝藏，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心窗，为文学留下了一个神话、为历史演译了一段传奇。尤其重要的是，汉传佛教史由于他的归来也从而翻开了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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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达摩东来、少林悟禅
　　梁武帝当政年前，中国的佛学义理研究正在经历着一场潜移默化的变化，经初期的译经、造像、到后来的传法、辩经，几只与中华文化思想相结合的汉传佛学门派开始孵化脱壳，如嗷嗷待哺的小鸡，为中华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新鲜的生命力。这些中华佛宗有八家比较著名，按立宗的早晚大体依次为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禅宗和密宗。这里先谈谈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禅宗的由来。
　　
　　梁武帝在南京设大译经场，很多天竺高僧慕名而来，比如前面提到的四大译师之一的真谛和尚。梁武年间另有一位来华的著名僧人对禅宗及中国佛教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不必赘言，他就是著名的达摩祖师。菩提达摩（？-536），南印度僧人，种性刹帝利。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乘商船不请自来，从广州登陆，南海刺史萧昂马上把这一“重大发现”通报梁武帝，梁武帝听说高僧前来自然很高兴，马上派人将达摩接到金陵，两人在宫中见面，一场有趣的问答就开始了。
　　
　　梁武帝正对自己的功德沾沾自喜，他问达摩：
　　“朕即位以来，造寺度僧不可胜计，有何功德。”
　　达摩这时中国话可能说的还不流利，于是晃着秃脑袋惜字如金的说“并无功德。”。
　　梁武帝很诧异又问“何以无功德。”
　　达摩说“如影随形，虽有非实。”（你那些小功德好像影子，好象有其实没有。）
　　武帝又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达摩说“没有圣谛（廓然无圣）。”
　　武帝想，这印度和尚一问三不知，不会是脑子有毛病吧，于是决定试试他的智商，问达摩：
　　“现在谁在与朕交谈。”
　　达摩又一晃脑袋说“俺不知道。”
　　梁武帝大喊一声“医生。。”，拂袖而去。
　　
　　也难怪此次会谈不欢而散，此时的中国大地正流行设坛讲法，辩中取胜（比如前面提到的竺道生及后面要讲到的法藏都是辩才出众），象达摩禅宗这样“不立文字，法外别传”的弄法不仅听者不知所云，旁边等着看热闹的人也自感无趣。
　　
　　达摩在梁武帝这边没混到吃喝，当夜就来到长江岸边准备北上，或许是没有川资买船票，又加上几天没吃饭，身子发轻，他站在一根芦苇上就飘过了长江，这就是“一苇渡江”的来历了。这边梁武帝回到后院将今天的所见所闻向帝师志公大师讲了一遍，志公大惊道“皇上今天是遇到真正的世外高人，菩萨转世了，怎能让他走掉”武帝一听大为懊悔，急忙派兵去追，那边达摩已渡过江去了，追兵只得望江兴叹。
　　
　　达摩过了江一直向北走，就来到了嵩山。1500前的嵩山要比现在美得多，遍山翠绿，幽谷深潭，正是好去处。于是达摩就赖在山上的少林寺不走了，这里的和尚保留了远古河南人的质朴，没有欺生，还让出个山洞给他住。达摩很酷，住进去后也不说话，成天面壁打坐。他面前的石壁被他身体挡住见不到阳光，天长日久，由于受热不均及光和作用引发岩石内部应力发生复杂的物理及化学变化，竟映出个人影来，这就是“达摩面壁”的故事（至今在少林寺可以找到“达摩洞”）。当时的和尚见此大呼神奇，从此对达摩敬如神明，所以说再无聊的事只要肯坚持就总会有所收获（网上灌水的朋友们可引此为例）。
　　
　　达摩出了名后开始想着开口授徒了，他讲传的经书是从印度带来的《楞枷经》。《楞枷经》是本很难懂的佛经，苏轼后来曾为此书作序，称《楞枷》“文字简古，或不能句”（苏轼对佛学颇有研究，尚且连句子都不知如何来断）。《楞枷经》对于大乘禅宗的修行方法是即讲渐修，也讲顿悟。至于发展到五祖之后，北方的神秀强调渐修，南方的惠能强调顿悟，那是后来的事。
　　
　　达摩终究有些古怪，所以初期信徒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二祖慧可。慧可（487-593），俗姓姬（地地道道的中华人），河南虎牢人。兵荒马乱中被人砍断了一条胳臂，即已成残疾人，找老师就不敢挑挑拣拣了，遂拜达摩为师。后人为颂其拜师心诚，附会出一个“断臂立雪”的故事来，就是说达摩面壁的时候，慧可为求师父开示，遂立于雪中以明决心，达摩仍不理，慧可就一刀砍掉了自己的胳膊放到达摩的面前。达摩看后说了句“算你狠”（这句是我侃的）于是收他为徒。当然这个故事是不足为信的。不过，慧可拜师时有段对话倒很有禅意。慧可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父你帮我令我的心安宁）。
　　达摩说，好吧，把你的心拿给我，我为你安
　　慧可犯了难，说，我也找不到我的心意在哪
　　达摩说，你都找不着，还让我给你安个什么劲

　(二十）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禅（Dhyana)，最初起源于印度的瑜珈术，主要是静坐、安心、数息等方式。释迦牟尼创教的时候，把这这种印度古老的修为方法也带入了佛教。后来禅学逐渐从这些具体的修练手段上升到观悟佛理的心意法门，在《景德传灯录》中就有这样一个佛陀示禅传法的故事。
　　
　　有一天，大梵天王（婆罗门教中的一个神）在灵鹫山上献给释迦牟尼一枝金色的菠萝花，请他向大众讲法。释迦先生登座后，也不说话，就是拿着金花向听众们比划了一圈，众人大惑大解，经堂里一时鸦雀无声。这时，站在释迦身边的摩诃迦叶忽然忍俊不住，点头窃笑（鬼才知道他是在笑什么）。释迦看见后，便对大众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实法，刚才都已传给了摩诃迦叶，你们再有什么不明白的就问他吧。说罢佛祖离座而去，留下摩诃迦叶自己在那发呆，面对众生渴求的眼光，也笑不出来了，这时恐怕只有哭的心了。
　　
　　中国佛史里有个禅宗在印度的传承表，初祖迦叶、二祖阿难，传到十四祖是龙树，传到二十八祖的时候就是达摩了。东传到中国后，初祖是达摩，二祖是断臂立雪的慧可，三祖是僧粲。
　　僧粲临死的时候很苦恼，找来诸弟子问，你们说我该怎么圆寂呢。有的说，学佛祖吧，侧卧而逝，寂静涅槃；还有的说，学达摩初祖，坐禅入定，无声无扰。更有的说干脆学阿难，一叶轻舟，结庐而焚。僧粲说，不，我要死的跟他们都不一样，说完站直身体，手攀树枝，奄然而尽。（僧粲没留下太多故事，就这死法够酷的）。
　　
　　四祖是道信（580-651），他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把禅宗带到了庐山，在这里的大林寺住了十年。在前面已提过，庐山自从慧远大师（道安之徒，佛图澄之徒孙）于公元384年始建的东林寺道场后就是中国南方一处重要的佛教圣地。由于中华净土宗把慧远视为初祖，所以庐山东林寺也是净土宗的祖廷所在地（祖廷就是一宗中级别最高的寺院，建国前享有祖廷资格的寺院，往往还兼管着全国同宗各寺院的僧人流动和财政，相当于“省会”或“首府”）。
　　
　　东林寺至今仍香火旺盛，寺前有一处“三笑溪”，传说是当年慧远送陶渊明、陆修静下山时经过的。此三人在当年代表了儒、释、道三家的名角，所以他们的交往也有三教融一的意思。唐代李白游览至此有诗云:“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笑别户（庐）山远，何烦过虎溪。”后来的苏东坡、黄庭坚等人也都以此为题作过赞文，因而三笑溪是个庐山旅游中必去的名胜。
　　
　　道信在庐山住了十多年，后来转往湖北黄梅双峰山讲法三十余年，禅宗的重心已由最初的北方少林寺向南方转移。道信的徒弟是禅宗的五祖---弘忍（602-675）。弘忍在双峰山的东山寺开创了“东山法门”，聚众收徒，使中华禅宗初具规模。
　　
　　弘忍虽是禅宗第五祖，但论他在世时的影响力比前面四位都大，因而徒弟也收的多，这虽对普及禅宗有好处，但也带来了一些新麻烦，那就是弘忍之后接班人的问题。据最早的《弘忍传》记载，神秀在弘忍的高徒中是一直排在首位的，弘忍说“与神秀论《楞枷经》，玄理通快，心多利益。”至于慧能呢，他只排在十位高徒中的倒数第三，而且弘忍对他没有评语。所以关于“有没有树、有没有台、哪哪有尘埃”的，多半是慧能的南宗得势以后附会出来的。
　　
　　神秀（？-706）俗姓李，开封人。初学儒道，兼习百家，50岁的时候才去双峰山东山寺拜弘忍为师，很受弘忍的器重。弘忍死后，神秀在湖北荆州玉泉寺开宗传法，很快就禅名远播，公元700年，武则天在位时，将神秀请到东京洛阳开坛讲经，此后的唐中宗、唐睿宗都把他奉为国师，因此有称谓“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誉，可见神秀还是很能干的。神秀死的据说正好一百岁，由于他主要在北方收徒，所以被称为北宗禅，不过他的弟子们似乎不太争气，势头后来被南宗慧能盖过去了，现在的中国禅宗是以慧能这一支为主的。
　　
　　慧能（638-713），俗姓卢，生于广东韶州。30岁的时候求学于弘忍。按照《坛经》（敦煌本）的说法，由于慧能的那篇“该不该扫台子”的偈文写的好，弘忍秘密把衣钵传给了他，并要他赶快离开东山寺，跑的越远越好（这和尚们的是非还真多，传个衣钵象作贼一样）。慧能跑到岭南后在民间躲了一阵子（躲了16年）。后来他来到广州的法性寺听这里的印宗大师讲经。一天，印宗指着寺外的随风晃动的幡旗说，
　　你们看，何物在动。
　　僧人甲说，幡是无情物，因风而动
　　僧人乙说，幡不动，风自动耳
　　僧人丙说，风和幡都是无情物，因缘和而合动（两个一起在动）
　　僧人丁，哦不动，是我们的慧能和尚在旁边看不过去了，他说
　　不是风动，不是幡动，是汝等的心在动。
　　众人一听大为折服，从此慧能开始在法性寺受戒讲法，后来他到了韶州曹溪的宝林寺公开授徒，从而开创了南宗法门，正式与神秀的北宗分庭抗礼，禅宗经此“花开五叶，南北分宗”后，终于在中国佛教创新中登堂入室，开始了一代大宗的中国绵远传播。


（二十一）黑衣人的传说
公元574年的一天，北周武帝宇文邕在御书房里颇为郁闷地批阅着奏张。今天的上表中有两份比较重要，一是大臣们关于废弃佛教的上书。这类上书最近以来一直比较多，综观废佛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佛教至北魏文成帝重新复兴以来，渐渐旧态复萌，民间官场礼佛无度，耗去太多的民脂民膏（说的也是，凿个大佛没个几十年无法完成，但老百姓除了多个磕头的地方外，别无一点收获）。
　　二、出家人不必纳税，很多老百姓争相出家，不劳而获，坐吃山空。北周时候国家人口有三千余万人，其中出家僧侣就有500万之多，平均六个人就有一个吃闲饭的，这国家的财政还不破产吗？
　　三、佛教鼓动民众消极待世，民不思进取，国不谋图强，实为当今社会一大痼疾。
　　
　　应该说，大臣们政治水平确实很高，以上诸条无一不说到点子上。周武帝宇文邕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他命比较短，否则统一中国的美差不会落到隋文帝的肩上），佛教自后赵石勒奉为正宗以来，已在北中国独尊了200多年，其间积弊日深。宇文邕觉得该再次大力整治一下了。
　　
　　第二件重要的奏张是一位叫张宾的道士大臣上的，内容比较简单，里面说了一条最新的讖语（在古代讖语之术很流行，皇帝们都反复研究它的意义来获得上天的启示，比如“灭汉者当涂高”在五胡十六国期最很著名）。这条预言也很短，只有六个字“黑衣人夺天下”。
　　
　　黑衣人是谁，如何可夺大周的天下呢？宇文邕脑中阶级斗争之弦为之紧绷。思来想去，矛头又再一次对准了和尚。南北朝时期，北方的和尚往往穿黑色的粗布僧衣（僧衣顔色到了唐以后才以灰色、黄色为主），莫非黑色衣夺天下，是指和尚中会有人篡了大周江山？两件事并到一起，宇文邕决定不能再对佛教徒们留客气了。
　　
　　宇文邕不象魏太武帝灭佛那样起于一时的莽撞，他推行抑佛的具体措施之前要先有个合理的借口，以表示自己的理性和公正。于是，他决定召开一次儒、佛、道三家的辩论大赛，以辩论结果来决定扬弃的标准。
　　
　　可以想见，这次召开于1500年前的辩论大会场面一定是很壮观的，三教为自身生存考虑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辩手团，各位辩手本着“场上是对手，场下是冤家”的辩论精神，各自祭出本门绝技、使出看家本领，一时之间博古论今、臧否时弊、之乎则也、缘起性空。。。直说到唾沫星子四溅，日月星辰失色，苦战三天三夜，不舍分秒、只争朝夕，其盛况绝非后来的华语大专辩论赛可比。
　　
　　至于结果嘛，其实不难预测，三方互相谁也说服不了谁，各自的波长频率都不同，又如何引起共振来呢？最后只好请周武帝评断，周武帝已先有了倾向性，等到了这时才充分暴露其“黑哨”本色，他庄严地宣布：此次辩经会，佛教大败！奇怪的是早先进谗言的道教也非胜出者，儒家最终后来居上，被宣布为此次大会的独家胜利者。想想这是儒家自汉亡以来重新登上中华意识形态的峰顶，众儒士不禁欢呼雀跃，额手相庆。
　　
　　不过他们的欢乐却是建立在佛教徒的痛苦之上。周武帝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彻底铲除佛教，所有非儒家的经典全部烧毁（又一次废黩百家独尊儒术），全国僧、道信徒除留下120人被授以“通道观”学士之位专心研究《老》、《庄》、《易经》外，其它人等全部还俗，四年间有四万间寺院充公为王公宅第，300万僧人返乡（在当年，300万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后来又集中遣返了一次，又有200万僧众还俗，由此可见当时北周国内僧人势力已何等壮大）。
　　
　　佛教遭遇了他们自传入中国以来的第二次大劫难，究根结底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外来的佛家学说间的矛盾已日益尖锐。周武帝要推行汉化、没收教产，就不能不从当时控制国家资源最多的佛教来入手。抑佛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宇文邕觉得防范了那个“黑衣人夺天下”的谶语，从此周氏政权可以永固了。
　　
　　然而世事难料的是，周武帝死去仅三年，隋朝就代之而起，结束了宇文家族的皇祚，并一统中国。很有讽刺意味的是，隋文帝杨坚小时恰是在尼姑庙里长大的，自然是身穿黑衣的。杨坚后来身任北周政权的大将军，并成为周宣帝的国丈，周武帝若知道自已还俗了那么多僧人却白白放过了真正的“黑衣人”杨坚，岂不死不瞑目。历史大势如一面照着天下苍生的魔镜，笑对着人间百态，还原着众生冷暖。
　　
　　杨坚建隋后于589年打过长江灭掉江南小朝庭陈朝，完成中华统一的大业。在宗教政策上他主张三教并立，共同发展，但杨坚不管怎么说也是尼姑养大的，对于佛教他有特殊的感情，所以在实际运作上还是倾向佛教的，这样刚被灭了不久的佛教，再次恢复了活力，重新兴盛了起来。隋代名士陈士谦曾总结这一时期的三教局面为“佛为日，道为月，儒为五星”，儒家刚热闹了一阵就又当了佛家的陪衬。
　　
　　不过经两次灭佛（后面还有一次）事件，佛家也加快了与本土文化融合的进程，进入隋唐以后，西来的印度、西域僧人已大为减少了，本土的僧人开始根据自己对佛学的理解并结合中华本土文明成果，创建出中国化的佛学宗派。隋唐八宗正是这样的大势背景下一一走上了历史舞台。


（二十二）隋文礼佛、天台开宗
　　《隋书》里关于隋文帝的出生，是这样描写的：皇妣吕氏（杨坚的妈）。。生高祖于冯翊般若寺（当时的民俗是，王公贵人临产必到寺庙之中，以求佛陀的保佑），临盆的时候，只见满房间都被紫色雾气笼罩，映得人们的衣服都变色了。小杨坚生出来的时候，便相貌奇异，头上有角，身上披鳞。吕氏正发愁此子为何如此古怪，寺中有位来自河东（山西省）的尼姑走过来说，此儿非俗子，你们养不活的，把他交给我抚养吧。这就是杨坚生于寺庙，养于尼姑的来历。
　　
　　杨坚小的时候，这尼姑就对杨坚说，你是大贵之人，从东土而来，佛法当灭，由汝兴之。杨坚做了皇帝后向近臣谈起自己的前生时是这样说的，我的前生是印度的一位比丘，再往前说，就是佛祖身边的一位金刚。这还了得，当朝皇帝是金刚转世，这个朝代礼佛的程度还会轻吗？杨坚除了组织度僧译经之外，还在全国建了几十处舍利塔。他在长安东南建的大兴教寺，至今仍在（当然现在主要建筑都是明清时期的），唐朝中期的时候，不空等大师在这里译出密宗的诸多经典，所以兴教寺也是中华密宗的发源地和祖庭，关于密宗的事我们后面再来详细说。
　　
　　杨坚的儿子，隋炀帝杨广也是位大力礼佛的皇帝，他还在江都作晋王的时候，听说父皇在长安受了菩萨戒，成为一位菩萨皇帝。杨广觉得这事有趣，决定也如法泡制一下。有资格给皇子主持受戒仪式的僧人自然不会是一般人，杨广打听了一圈，有知道门道的大臣对他说，你去把陈后主的国师--智凯大师请回来了吧。
　　
　　智凯是谁呢，他正是中华八宗的第一宗---天台宗的开山之祖（开宗后又追封了智凯之前的几祖，但智凯无疑是此宗最重要的一位祖师）。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下以思想体系深刻完整著称的天台宗吧（在思想性方面，隋唐八宗中只有华严宗堪与其比美）。
　　智凯(538-598），俗姓陈，是南朝名门之后（父亲陈起祖曾作过南朝的孟阳公）。智凯17的时候，北朝西魏军攻克陈家所在的江陵城，智凯父母均在此战中丧生，智凯成了孤儿，由此出家为僧，师学法华三昧。《法华经》是大乘空宗中观思想的重要经典，智凯将其隔汇贯通，并开创了“定慧并重”的天台宗宗风。
　　
　　公元575年，智凯有感于南京僧团意气消沉、思想陈化之风（早一年是北方宇文邕灭佛的开始，南方的僧人们也受到这一事件的打击），离开南京率领弟子二十余人来到浙江东海之滨的天台山，结庵造像，开创了以山为名的天台宗。
　　
　　591年，在晋王杨广的一再恳请下，智凯出山到扬州为他授了菩萨戒，杨广有没有菩萨心肠不去说，他反正是先有了菩萨的称号。杨广一高兴答应智凯为他扩建寺庙。597年，智凯圆寂，杨广如约为他在天台山下建国清寺，这里也就成为中华天台宗和日本天台宗、日莲宗的共同祖庭。由于山清水秀，神奇幽秘，天台山一直是佛教著名的道场和名胜所在地。600多年后，这片名山之中又走出了另一位著名的传世高僧，他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济公菩萨。
　　
　　天台宗由于地理位置之故，自开宗以来就不断与高丽、日本的僧人有紧密的往来，唐代会昌法难中天台宗的很多经典均散失，法难后天台宗的僧人要反过来去朝鲜求取本宗经书。正是由于中华天台宗与朝、日僧人的不断交往，使该宗一直具有着新鲜的生命力，至南宋时还颇为强盛，这在隋唐八宗中已算是比较长寿的了。
　　
　　与天台宗同时期的还有南朝吉藏（549-623）开创的三论宗。吉藏，俗姓安，祖先是西域安息人（外国和尚），吉藏年轻时南朝正是梁武帝当朝，佛学极盛。吉藏曾见过当时僧侣们最有人气的偶像----四大译师之一的真谛（真谛也是外国和尚，祖籍印度）。陈朝国破之时，吉藏从颓寺残垣中搜集到鸠摩罗什译的《中论》、《百论》、《十二论》等书，悉心研究，终有所得。以其学宗的经书命名，此宗派遂叫“三论宗”。
　　
　　三论宗也修习《法华经》，所以与天台宗有不少相通之处，两家高僧也常有来往，不过三论宗的法理思辩性很强，它与后来唐玄奘创立的法相宗一道，被称为中国佛教的两大“难治之学”。因而当后来的华严宗、禅宗相继流行之后，三论宗就渐受冷落了（再好的东西也要令大众容易修习才行，否则必然成为无本之木），唐武宗灭佛后，三论宗未能复苏，经论章疏遗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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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佛道的婚姻悲剧
　　佛教最初传入中华大地的时候，为了尽快地得到中国的绿卡，曾与道家办了一次假结婚的手续，到了5世纪的时候这一婚姻已名存实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协议离婚还是不欢而散了。
　　
　　前面讲过，佛教最初传入中国，为了尽快地取得上层社会及黎民百姓的认同，曾很想找一个中华文明相结合，选了一圈发现道家最合适。道家历史渊远，可追溯至春秋百家争鸣时的老子学说。《道德经》开篇第一句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认为，道就是虚无，道是万物衍生的本源。这就与佛家的性空源起的学说不谋而合，道家的“道”和“名”也大体可比拟于佛家的“法”和“识”。
　　即有共同语言，道家又有中国户口，佛家这位外来妹就顾不得矝持，把热脸蛋向道家的冷屁股上贴了上去。
　　
　　道家在婚姻问题上是有前科的，之前它与儒家还有笔鸳鸯帐没结清。老子是周朝最后一个礼官，周朝是重礼的社会，所以礼官的地位可与现在的中科院院士相比，孔子在四处推销自己的儒家思想时也想到要与道家套套近乎，于是在《论语》中就专门收录了孔子向老子问礼的记载。孔子以此认老子为老师，拿着老子收山弟子的名片四处炫耀。
　　
　　事物的发展常有戏剧性，儒家虽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得到相当的推广，但最终成为中华文化正宗还是颇费了些周折。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身边的文臣武将大多是一些法家的人，他们给儒家使了使坏，秦始皇就做出个焚书坑儒的壮举来。刘邦建汉的时候马上得天下，他对儒家也没什么特别的好感。到了“文景之治”，两位汉家皇帝都推崇道家的无为思想，儒士们还是靠边站。儒家的真正崛起是因为汉武帝刘彻，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下了著名的诏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道家一下子受了冷落，正巧佛教送上门来，道家来者不拒。
　　
　　为了讲明佛道的恋爱史，道家编出了一个故事。《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写完《道德经》后，就出函谷关（河南洛阳以西）乘牛西去，不知所终。道家由此演义说老子是一路走到了印度，在那收了弟子叫释迦牟尼，这么讲佛教进入中国是寻根来了（以上故事可不是我侃出来的）。
　　
　　佛陀成了老子的徒弟，佛教弟子为此心里实在不舒服，但为了拿绿卡也只好忍了。到了南北朝时期，各朝各代普遍尊佛，道家再次靠边站了。佛家弟子终于有了出气的机会，反过来也编了故事，说孔子和老子都是佛祖身边的菩萨，一个叫儒童菩萨，一个叫道童菩萨，这下老子反过来成了佛陀的徒弟。徒弟便徒弟呗，还加个“童”字，颇有轻蔑之意。道佛的婚姻由此破裂。
　　
　　牛鼻子老道是爱钻牛角尖的。光离婚不行，还要向负心人索要精神损失费，他们说“丫别高兴太早，有你倒霉的”，而且不久报复的机会就来了。
　　
　　公元5世纪，山西北部的拓跋北魏崛起，作为五胡十六国的终结者，这些鲜卑人出手不凡。参合陂一役把不可一世的后燕帝国打的找不着北，随后又在关中干掉了胡夏赫连部了，不到20多年的时间就横扫中国北部。424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即位，15年后他灭掉北凉，北方就此一统，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此时的东晋也已game over,南方是刘裕建立的刘宋朝廷，双方隔江而治，快意恩仇。
　　
　　北魏太武帝刚即位时，本来也是推崇佛教的，但此时的佛教独尊已久，逐渐不检点起来。首先佛寺林立，广占农田，而僧侣又不用交税，这就大大削弱了王权。中国不象印度执行的是乞僧制度，中国的寺院从一开始就可以收受钱物，发展到后来某些寺院已富可抵国，太武帝打仗需用钱，他觉得该到向寺院伸手的时候了。
　　
　　此时太武帝身边恰有两位信道的大臣，一个叫崔浩，一个叫寇谦之。他们俩起劲地向太武帝说佛家的坏话。太武帝想到自己身为华夏子孙（各位不要感到奇怪，拓跋鲜卑自称是黄帝之子昌邑的后代），放着本土的道教不去信，却偏偏信仰外来的佛教，实在是助纣为虐，于是血腥屠杀的序幕徐徐拉开了。
　　
　　太武帝的扬道抑佛是分几个步骤来进行的。公元440年，太武帝统一北方的第二年就改元为“太武真君”（您瞧这名子起的整个一位道师的名号）；442年太武帝正式成为道教信徒（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道教皇帝）；444年正月，太武帝下令王公百姓不得再向僧侣施舍钱物；同年9月，开始捕杀名僧。到了445年，太武帝耐不住性子了，他发布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僧”的绝杀令，在全国范围捕杀佛教徒、焚毁佛经、佛像，一时间曾经的东方佛国一片血腥，寺院香炉灰飞烟灭。冉闵屠胡时，鼻子长得高一点的跟着倒霉，太武灭佛间，头发长得少的也是死的不明不白。
　　
　　佛教在中国传播到第4个百年的时候遭到如此大的一场劫难，怕是佛教徒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更加始料不及的是，这种劫难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是仅有一次，中国佛教史上有“三武法难”，北魏太武帝是这“三武”中的第一武。后面两武也多少都与佛道矛盾有关，可见自南北朝始，儒、释、道三家为争当中华正宗已开始赤膊上阵了。
　　
　　释、道结了仇在文学作品里也死掐。扬佛抑道的施耐庵写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打的这个大仙、那个大仙的都是道家子弟，连玉皇大帝这位道家神话中的头，孙悟空一样不放在眼里，大闹天宫后还要请出如来佛祖才能摆的平，两者高下立见。不过，到了《大话西游》里，孙悟空（至尊宝）与盘丝大仙（紫霞仙子）相爱，也算是这两个世仇家族中的一对罗米欧与朱丽叶。


　（十七）北魏凿窟、造像礼佛
　　太武帝拓跋焘灭佛，灭的惊世骇俗，灭的心满意足。可怜成千上万的僧侣们因信仰而死，死的不明不白；一班王公大臣在一边看的目瞪口呆。北魏拓跋氏这一家子在中国历史上绝对是超级猛男一族，他们做的很多事都是大脑风暴，逆势而为。后面还有个孝文帝拓跋宏（教科书上对他评价倒挺高），还搞了个全盘汉化，逼着全国的胡人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语，不从者斩！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上，真不明白这些姓拓跋的抽的什么疯。
　　
　　其实佛教当时在中国已根深叶茂，拔出萝卜带着泥，一意孤行地打压只会激化国内的社会及宗教矛盾，更何况灭佛灭的这么心狠手辣就不怕招报应吗？哎，这报应还真的很快就来了。
　　
　　第一个倒霉的是给佛教穿小鞋的的大司徒崔浩。他的官本来来当的好好的，权倾朝野，又极受太武帝的信任。太武帝以前常去崔浩家谈心，有时到了饭点儿，也不管崔浩家有没有精心准备，端上什么就一起吃什么，可见对崔浩的亲近。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灭佛后的第5年（公元450年），太武帝忽然龙顔大怒（又开始抽疯了），给崔浩定了个“借修史暴扬国恶”的罪名，下令灭崔氏九族。“灭九族”什么意思，就是不仅要杀姓崔的，连与崔浩三代内联过姻的氏族也都一次杀干净。这还不算，参与过修史和崔浩一同工作过的一百二十八名同事也一起灭族（各位简单算算，这得死多少人）。崔浩被解赴刑场的时候，几十名士兵向他身上撒尿，崔浩时年已70岁，“呼声嗷嗷”，还没砍头呢先被淹死了。
　　
　　下一个倒霉的该轮到太武帝自己了。太武帝一生东征西伐、杀人无数，没料到自己也会死的很难看。452年（灭佛的第7年）有个叫宗爱的宦官惹了事，一想这要被太武帝知道了难保自己人头落地，干脆找了根本来准备自己上吊用的绳子，进到宫里把太武帝给勒死了。众位别奇怪，北魏宫闱就是怪事多，杀个皇帝不仅挺容易的，而且事后也没被追究，这位叫宗爱的宦官后来还当了大司马、太师等高官。事后好几年，才有大臣缓过神来，费了好大劲把宗爱给杀了。大家看看太武帝的儿子们也死的差不多了（大多被太武帝杀的），就立太武帝的孙子拓跋濬当皇帝，是为文成帝。
　　
　　新皇帝上任三把火，第一件大事就是下令为佛教徒们恢复政治名誉，并为十年动乱中惨死的老干部们（我的意思是老和尚们）补开了盛大的追悼会。文成帝想想自己的皇爷爷太武帝实在造孽太多，只是这些举动还不够，为了向佛祖表示真诚的悔意，他下令在北魏当时的首都平城（即山西大同）西郊的山上开凿石窟、雕刻佛像。这就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云岗石窟。
　　
　　石窟艺术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至古印度的七叶窟遗址。早期的石窟是凿在山洞里的讲经堂，里面辅以壁画和石雕，高僧们在此向信徒传法。公元4世纪的时候，在石窟里砌造佛像开始流行起来，后来佛像越造越宏伟，石窟中其他组成部分逐渐被省略了，只剩下一尊大佛孤独地站或坐或卧立其中。
　　
　　中国早期的石窟分布也尊循大教东传的线路图，先是在新疆（比如克孜克尔石窟），然后甘肃西部的敦煌莫高窟（始凿于366年），再到甘南的麦积山石窟（始凿于386年），最后开始在中原地区盛行起来。
　　
　　大同云岗石窟始凿于453年，由凉州高僧昙曜当包工头，首期工程凿了5座大窟，内各坐一佛，分别代表北魏太祖以下的五位皇帝。搞笑的是其中竟然也包括了灭佛的太武帝，这实在是对佛教徒们的一个巨大讽刺。不知后来的佛教徒到此看到它时，会不会象看到岳飞墓里的秦侩像那样唾口水。
　　
　　后期的云岗石窟又陆续开凿了50年，最后形成石窟53个，大小佛像51000余尊。我个人认为如有机会去参观，应该尤其留意一下窟壁上的佛教故事浮雕，其雕刻手法具有健陀罗风格（也就是西方雕塑色彩），不经意还以为是古比伦的浮雕艺术呢。隋唐以后的佛教雕塑才开始汉化，两者加以比较，别有意味在其间。
　　
　　文成帝死后，其子献文帝即位，他继承了拓跋家族脑筯风暴的传统，想出个专心侍佛，禅位给儿子，自己作太上皇帝的主意来（他是中国第一位太上皇帝，后来还有几位，最后一个是乾隆）。当政的冯明太后一看献文帝胡来，干脆把他给毒死了，由献文帝的儿子拓跋宏当皇帝，这位就是全盘汉化的孝文帝了。
　　
　　孝文帝为配合全盘汉化迁都洛阳后，于494年在洛阳南郊龙门山开凿了龙门石窟，至505年一期工程结束，为孝文帝及其皇后，以及后来的宣武帝仿云岗建制各凿一窟，是为“宾阳三窟”。后来又经唐朝的大力扩建，尤其是在“小尼姑”武则天的主持下，建成了著名的奉先寺窟，内有一尊卢舍那大佛，坐高17米，单是那双脚就有一米多高。卢舍那大佛是武则天为自己开凿的，梵语里“卢舍那”是光明普照的意思，暗扣武则天“日月当空照”的名字。自古以来的洛阳人就喜欢有难的时候来摸摸大佛的脚以取个吉利，也不知“临时抱佛脚”这话是不是从这来的。


（十八）梁武崇佛、梦断金台
　　北朝灭佛、礼佛这些事先讲到这里，回过头看看佛教在南朝汉族政权中的表现。这里我们要隆重推出佛教史上史无前例的崇佛皇帝---梁武帝萧衍。梁武帝的名字在中国佛教东传期的教史僧规中不断地出现，他将佛教推上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同时关于他礼佛的故事也非常的搞笑，为了充分地认识这一历史人物，我们先从南朝的政治讲起。
　　
　　南朝历史总的说来是由一批不争气的汉族皇帝们书写的。除了个别的皇帝（如刘宋武皇帝刘裕），其它人都短于进取，长于内斗，对恢复北方故土不积寸攻，杀起王室宗亲来却绝不手软。到了萧齐末年的时候更出了个东昏侯萧宝卷（其实他是皇帝，被废后才改称东昏侯，史家恶其名，只肯以这个废号来称谓他）。萧宝卷滥杀大臣那些事不赘述了，这里说说他发明的一个行为艺术。为了形象地向大臣们演示佛教典故，他用纯黄金凿成莲花，贴在地上，由他宠幸的潘妃在上面行走，叫做“步步生莲花”，走到哪里就铺到哪里。如此解说佛法，可知人民哪里还有什么活路。
　　
　　齐朝雍州刺史萧衍看到萧宝卷胡来，决定起兵反叛（以前萧宝卷杀了萧衍的大哥萧懿）。502年萧衍攻破南京，代齐自立，史称梁武帝。此时的北方，拓跋氏迁都洛阳推行汉化不及十年，正在努力缓和鲜卑与汉人的矛盾，暂时对南方的压力减小。而梁武帝执政前期政治开明，思想进步，所以南方一度形成天下太平，百姓乐业的局面。如果能一直保持下去这种势头，南方对北方的弱势或许还可扭转，然而搞笑的事情在梁武帝信佛后随之就发生了。
　　
　　梁武帝最初是信仰道教的，道家当时讲炼药服丹、羽化成仙（中国的炼丹术也不全是迷信，最早的化学家葛洪就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道士），或许是梁武帝吃了道士炼的泥丸总也不见成效，想想还是佛教修习简便，又无服药的过敏反应，从此抛弃道教，改宗信佛。
　　
　　梁武帝的性格有点偏执狂的倾向，信了佛教后就迅速达到了痴迷者的程度，反正当时南朝国富民安，有的是钱，为了礼佛梁武帝就开始铆足劲建寺造像。唐代诗人杜牧在《江南春绝句》里说到“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其实这数字太保守了，仅梁代建康一地，就有寺院2846所，出家僧尼8万人，称当时的梁朝是东方佛国一点也不过分。
　　
　　更为出奇的是，梁武帝住在宫中拜佛还觉得不过瘾，居然四次舍身南京同泰寺（这个寺也是梁武帝亲自敕建的）出家为僧，分别是在64岁、66岁、83岁和84岁时（梁武帝是个中国七大长寿皇帝之一）。虽然后世有顺治弃帝位出家为僧的说法，但那必竟是由野史演义而来。而这位梁武帝可是货真价实地要当“皇帝和尚”。他旁边一帮大臣看得直眼晕，摊上这样的皇帝只好自认倒霉。然而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大家从国库里收罗些巨款向寺庙作攻德以赎回皇帝。这可真成了上下五千年的中外奇闻，寺院方丈比当绑匪划算，这边收了赎金，没几天人质就又跑回来再次欣然接受勒索。如此往复，国库里的钱就整体搬家到了寺庙的后院里去了。
　　
　　还有更好笑的事情。朝中一位叫贺琛的大臣看到时局不利，写了一封针贬时敝的文章上奏。梁武帝崇佛以来自我感觉正好，看到有大臣不理解自己的苦心，于是写了一道诏书下发。这篇天下奇文中说“朕为了国家大事，已有30多年没有近过女色了（这种事也好意思在诏书里面讲），我平时不喝酒、不听音乐，每次批准了重罪，我都整天为此悉眉不展。我不吃肉，每天到了很晚才吃饭，过去我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我如此节制自己，`为谁为之，救物故也`，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以我心慈悲普救天下苍生吗？”
　　
　　这真是“急就病遇上慢郎中”，贺琛上表是为劝梁武帝重国治而轻佛事，这位梁武帝倒是写了一大堆话表白自己如何虔诚侍佛，可惜这些修来的德行换不来国家的大治，不久侯景之乱就发生了。
　　
　　侯景叛乱的细节这里不去说了，这支从东魏分裂出来的部队从安徽寿阳起兵，一路杀往南京来居然没遇到什么象样的抵抗。原因是此时的梁朝臣民对这个恶作剧的皇帝都厌烦了，一起袖手旁观等着看萧衍的笑话。侯景军很快攻破了建康，将梁武帝包围在王宫里的台城中。古时弑君是个大罪过，一般人都不愿背这个骂名，于是叛军们采取了春秋时期就已惯用的方法：包围王宫，不给梁武帝送吃的。梁武帝被困在宫内的佛像前，对着飘摇的烛火炉香追忆着自己的前尘往事，方才悟出求人不如求己，佛陀菩萨换不来白面大米。然而这一切醒悟已然晚了，梁武帝萧衍在口中发出的“哬哬”声中，被饿死在台城里，这实在是对盲目迷信的一大讽刺。
　　
　　不过，梁武帝对中国佛教的教史僧规还是贡献多多。远的不说，中国佛教徒不许吃肉就是梁武帝的独创。此前印度佛教实行的是乞僧制，只要是乞讨来的食物，即便有肉，也该不加选择地吃下。梁武帝认为既然佛规第一条就是不杀生，那么和尚吃肉就是助长百姓去杀生，于是他下诏颁令天下僧侣不许吃荦。这道圣诣影响到至今，从此中国和尚改为素食，几百年后鲁智深在五台山上想吃肉急得团团转，他若知道这个不人性的主意是梁武帝出的，定要去找他用拳脚理论一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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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一阐提人皆得成佛
　　南怀瑾老先生在《论语别裁》中对儒、释、道三者进行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儒家是粮食店，里面卖的东西虽千百年来一成不变，不外乎五谷杂粮，但中国的老百姓却一天也不能不吃，有道是“民以食为天”，所以米店的大股东又叫“天子”。
　　道家象药店，道家思想用于拨乱反正（比如汉代文、景帝年间的无为而治），没病的时候不用去，有病了就必须要去抓点药，所以太上老君在西游记里是个炼药的。
　　那么佛家象什么呢？南怀瑾说佛家象杂货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超市大卖场。里面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学佛的人跟逛商店一样，进来转一转可以买东西，也可以不买，想买多一点也可以，佛法深遂，取之不竭。
　　到了公元5世纪的时候，中国佛学这个大卖场上，又有新的商品摆上了货架。
　　
　　前面讲到印度佛教的时候提过大乘空宗与有宗的华山论剑（论到佛教在印度绝种，两派也没分出高下）。鸠摩罗什是位大乘空宗般若学的译经大师，他译的多数经典都是这一类的思想，因此在西晋到南北朝的前期中国曾有过一段般若学大行其道的岁月。然而在印度不能独美的空宗，到了中国后发现他的老对头“有宗”不久也跟了上来---真够郁闷的呀，不是冤家不聚头哦。
　　
　　龙树菩萨所创立的空宗中观思想，是以研究空性（无我）为核心的。所谓空，是"不可描述的存在”，即不同于“有”也不同于“无”。世界上的一切现象都是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缘合)和一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假名）。比如你看到一杯水，你认为他是存在的，那是因为你的眼睛和这杯水之间构成了一种相对的依存关系，如果你把眼睛闭上，那么这杯水从你的认识世界中也就消失了。所以这杯水即不是绝对的无，也非绝对的有，它是“空”。
　　
　　空宗般若思想虽从哲学高度解释了万物本源的问题，但他认为世界万物皆为空，这就同时否认了佛法的客体存在，造成了一些佛家弟子修行中的迷茫。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是宁可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中国佛家弟子希望树立一个实在的修习目标可以遵循，并且关心什么样的人才可修习成佛。这样以佛性为核心问题的涅槃学就被提上了大卖场的货架。
　　
　　中国首先提出有宗思想的人是一位叫竺道生（355-434）的南朝僧人，他自幼师从名僧竺法汰（一看名字就知道是从天竺来的），15岁时即可登台讲经。据说他的口才极为出众，“吐纳问辩，辞清珠玉”，（又一个大专辩论赛的主辩材料）。有一次他在苏州虎丘白莲池说法。说到吐沫星子乱飞的时候，碰到了池水暗涌，池中巨中随之上下晃动，观众们以为石头是被他的佛经说动的，由此传出佛史上著名的“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佳话。
　　
　　如果一到虎丘旅游，一定会上述这段佳话不会陌生，这是虎丘作为南方著名佛学经场的重要事证。虎丘的另一处名胜就是建于五代吴越国的云谷寺塔，因为它是斜塔，所以在中国建筑史上的地位就更高。与这里有关的名人还有不少，比如逼勾践卧心藏胆的的吴王夫差就埋在虎丘之下，唐代白居易曾作过苏州刺史，宋代的苏东坡、清代的乾隆也在这里留下过不少诗篇。所以有幸到苏州来除了看园林，还不要错过了出了个竺道生讲法的虎丘寺。
　　
　　当然这里提到竺道生，并非仅因为他能辩，而是因为他首先提出“一阐提人，皆可成佛”的思想。“一阐提人”是指性情懒惰，不能主动行善的人。北方有位法显和尚（后面还会提到）译的 《大般泥洹经》中说一阐提人因品性怠惰，是不能成佛的，这就挡住一些对自身佛性没有自信的俗人求佛之路。而竺道生则认为，万法有法性，众生也都有佛性，一阐提人经过修持一样可以成佛。
　　
　　竺道生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大教始传期群众基础的作用比教义的绝对正确要来的重要。而一些上层僧侣们不这样想，他们认为竺道生的理论挑战了他们的权威。中国的老和尚们认为自己身边出了个哥白尼式的异教徒，盛怒之下虽没把竺道生烧死，也从此将他赶出了建康僧团。
　　
　　佛教是一门研究万物本源的哲学，从它所建立的世界虚无的思想体系中不断钻研下去，往往会进入形而上学的层面，教义教理皆由远离浅显本义的抽象词汇和复杂的认识论来解说。玄中谈玄，圈外的人会茫然不知其所云，这便势必会拉大佛教徒与草根阶层的思想鸿沟，最终弱化佛教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佛教的发展，印度与中国在佛教的鼎盛之后都出现了自身再生活力的匮乏，而走向式微，其本质的根节不能不说因此而成的。
　　
　　由竺道生开创的大乘涅槃学说，也有一套庞杂的思想体系，其中那些形而上的东西我都不多讲了，我只觉得他所坚持的人人皆有佛性的观点在当时最有进步意义。然而佛界老学究却不能接受，视为异端。不过好在当时还有个印度老师来为中国的佛学争论作个裁判。不久后北凉僧人昙无谶译出了有宗的重要佛典《大般涅槃经》，其中提出的众生皆有佛性的思想印证了竺道生的先知先觉，从而竺道生名声大振。
　　
　　竺道生在佛法修行手段上还有个重要的发明，就是“顿悟”思想的提出。简单地说，道生认为佛法实相是个完整圆满的整体，不可分割，因而人们修习它也就不可能逐段去参悟，只有顿悟才是求法的唯一途径。到唐代时有僧人发展了他的顿悟学说，最终形成了“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禅宗思想。
　　
　　434年的某一天，竺道生再次升坛讲法，他与往常一样，字字如珠、句句入心，众生正听得如痴如醉，忽然发现竺道生手中羽扇落地，大家近前一看才发觉，竺道生同志已然圆寂了。
　　
　　竺道生虽死了，中国佛教东传的兴盛期却快要来了。

　(十四）西游记之法显版
　　自东汉明帝年间白马东来，至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数以百千计的西域、天竺高僧陆续来到中国传法。随着佛教在中国地位的提升，这些外国和尚大都受到礼遇及崇拜，类似于时下外籍教练和队员在中国足球场上获得的风光，这就令一位叫法显的和尚看得郁闷不已。
　　
　　法显（338-423），本姓龚，平阳郡人（今山西临汾）。从他的出生年份和出生地来看，应该是生活在石虎治下的后赵帝国里。法显20岁的时候受戒成为比丘，然后在平阳和长安的寺院里一混就消磨了40年光景。晚年的时候，法显对自己的前半生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他觉得冥冥中自己一直有件大事业未能完成。
　　
　　有一天他上网浏览新闻，看到了张朝阳同志在天安门前摆COOL的照片，再看文字介绍得知这个当年穷酸书生现在竟上了Mr.胡润编的中国百富榜。此事对法显的刺激极大，他终于得到启示“土鳖是受人气的，待俺出国一圈也换个海龟的新马甲回来”。
　　
　　385年，长安僧团的领袖道安（就是佛图澄的大弟子）去世了，而鸠摩罗什此时还被吕光扣在凉州过不来。法显利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机向当时长安的国王---后秦帝姚兴请求派他去西天取经，姚兴看了看法显那张老脸，一边剔着牙间的肉沫说“好是好，可是俺现在没钱，你知道这年头地主家也没余粮呀”。说完一个饱嗝把法显呛出十米开外。
　　
　　万事怕个执着，法显此后不断向姚兴写申请书，公元399年的时候，姚兴从牙缝里挤出了钱，终于打发法显及另外四位僧人一起上路赶赴天竺（走的远远的，成天价的来说，你丫烦不烦呀），而这一年法显已是62岁高龄，所以姚兴可能压根就没指望法显能活着回来。
　　
　　前秦苻坚败亡后，中国北方处于重新洗牌的混沌之中，由于一时没有一统江湖的人物出现，最混乱时北方有十一国并立，单是凉州地区（即西行的必经之地--河西走廊）就有六个国家之多（北凉、南凉、西秦什么的一些小国），而且互相死掐地正自过瘾呢，法显这一路西行过去可谓杀机四伏。
　　
　　两百年后玄奘和再往后的义净西行时比法显可要便宜得多。首先中国一统，没那么多军阀碍事，其次盛唐威名之下，大唐的外交通牒比现在美利坚的passport还要牛，所到之处无不倍受礼遇。相比之下，法显拿的后秦通牒到了别国就成了通辑令，好多姚兴的债主们正红着眼睛要找姚氏拼命呢，法显想了想后决定还是把这些烂文书扔掉吧。
　　
　　出了河西走廊就进了新疆地界，这里是万里戈壁再加万里的沙漠，古代的寂寞商路上，每天都有人无法坚持走到最后的绿洲而倒毙荒野，至今古路旁边的山体上还有很多人凿小洞，当年就是为存放死者骸骨而凿的。
　　
　　我想象法显等五人走过这片不毛之地也必是九死一生，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法显的另四位同伴先后夭亡于此。难解的是，倒是岁数最大的法显命最硬，居然活着出了新疆、又翻过帕米尔高原、再过七百级栈道、趟过兴都库什山冰河， 有一天法显一觉醒来居然闻到了空气里飘然而来的一阵暗香，老法显为之然精神一振，他提气再嗅，不错，这不就是印度人头发里散发出的阵阵樟香吗。
　　
　　我们可爱可敬的法显老头知道，自己终于到魂牵梦绕的天竺了，他伏在印度河河畔长跪不起，大喊“神啊，救救我吧”。这一年是公元405年，这一路法显整整走了6年。
　　
　　对于佛教徒而言，到了印度也就象是回到了家。法显抖擞精神开始取经学法，他遍游北印度，然后又在中印度住了三年，前面印度史部分提过的那家食宿免费的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他也去过（不过当时该寺还没有唐僧来时那么风光）。法显学会了梵语（60多岁了还能学外语，至今英语还没学好的朋友自己掌嘴吧），又取到了经书，便打算经斯里兰卡由海路回国。谁知当地的国王好客，又留他住了些日子，据说至今斯里兰卡还有一处法显洞，这可是中斯友谊的见证哦。
　　
　　公元411年，法显启程东归，在海上漂了两年，又在东南亚一带狠转了一圈，过足了出国瘾。于413年回到东晋王朝的首都---南京。细心的朋友可能发现了个问题，法显是拿着后秦给的奖学金出国的，怎么回来的时候却投到东晋的怀抱中去了。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五胡十六国真是超级大乱世，列国政治三年一小变，五年一大变。413年（也就是法显归国的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胡夏刘勃勃改姓赫连，这位匈奴的后代是十六国期第一号猛男，此时他正抓住称霸关中多年的后秦姚氏帝国猛KEI。另一件事就是东晋大将刘裕灭了西蜀国，为三年后收复长安、灭亡后秦扫清了北伐的障碍。你说这兵荒马乱的让法显如何返回长安，他西游时已差点丢过一次命了，现在还是老实一点的好。
　　
　　另外还有个因素也很重要。五世纪初的时候，中国佛教的重心已开始由北向南转移，后面会讲到北魏太武帝灭佛的事件，法显若回了北方，保不齐会被太武帝当成佛教痴迷者给劳动教养几年。
　　
　　法显在南京住下来，凭他带回来的那些经书和翻译的本领也不愁没有饭吃。不久他与从北方鸠摩罗什（这时罗什已去世）僧团南下的陀跋陀罗和求那跋陀罗（这两位都是印度人，看这名字多绕口）一起译出了《大般泥洹经》（它是大乘《涅槃经》在中国的初译本），及《摩诃僧祇律》等书，开有宗的先河。后来北凉僧人译出了完整的《涅槃经》，加上竺道生的宣传，从而涅槃学（有宗）取代般若学（空宗）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


（十五）四大译场佛法普传
　　佛教于公元一世纪正式传入中国，其后经历了近200余年的“不应期”，到晋末南北朝时骤然迎来它在中国之旅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后的两个黄金时代我认为是大唐和康乾之世），这里面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呢？中国古代先后传入的外来宗教还有不少，比如景教（基督教的前身）、祅教（波斯拜火教）、摩尼教（就是笑傲江湖中说的明教），为什么这些宗教没有在中国造成同样的影响呢？
　　
　　原因可能是多两方面的：首先从社会层面上看，汉末至晋末的大乱世，使中原汉族百姓处于一种极度地悲惨生活中，历史上无论春秋战国还是秦末的大起义期间，从没有出现过类似五胡十六国期这种杀伐无度、赤地千里的局面。人世无常生离死别，使大众更易于接受业报轮回的解说。
　　
　　简单地说儒家教人知礼节，佛教教人明生死。乱世中生活尚且不易，知书达礼这些就有些次要了。而生老病死这些人生苦难则更考验老百姓的神经。佛教正好就是教人如何超脱现世之苦，去寻找来生的极乐世界。所以它的教义一经在华夏传播，便很容易受到老百姓的接受也就不难理解。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政治层面。宗教的普及与统治者的大力宣传总是密不可分，所谓上行下效。五胡期十六国中有超过大半的国家是崇佛的，例如前面已讲的后赵石勒、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等。那么这些胡族皇帝为何对佛教情有独钟呢？除了佛教与现世无争的教义有利于抵消被统治者的反抗精神、方便盘剥百姓外，其实与胡人的统治心理也很有关系。
　　
　　当时的中原地区原盛行的儒家和老庄玄学思想都是汉人的思想精华，也符合汉人的文化传统，胡族新统治者不愿照搬过来，所谓华夷有别。同时他们又觉得为便于统治没有套理论体系也不行，胡人无论武力有多强大，究其文化基础却是贫乏的，因此他们的自卑感也就很强。来自于天竺，生根于西域的佛教恰能满足胡人的这种需要，借助推广佛教文化来与汉地的儒家文化相抗衡，是他们得以长住中原而不被同化削弱的思想武器。
　　
　　而景教、祅教、摩尼教大都不具有上述的这些传教优势，所以虽然它们在华夏文明中留下了痕迹，但最终没能造成坚实的信徒基础。比如袄教，它传入中华的历史也很悠久，与佛教几乎同时期，但终久没有登上上层建筑的顶峰、在群众中影响也很小。唐武宗会昌法难（这个后面会讲到）中，袄教与佛教一起被禁，受到很大的打击，从此袄教就一撅不振，再没有复苏过。而佛教则不然，唐武宗之后不久就慢慢地恢复了传播，一直传到现在还有大量的信徒。
　　
　　说到传播，还有人才因素的作用。佛教汉传历史上一直不缺大译经师，他们把佛教的印度经典介绍过来，又以对汉学的精通将这些经典用汉学思想和词汇翻译成书。这种译经活动，最初是自发单独地进行，到了十六国时期，由于王权的介入和译经人才的增多，逐渐形成了著名的四大译场。
　　
　　首先是后赵的首都邺城（现河北临漳县，就是西门豹治水、曹操筑铜雀台的地方），佛图澄和他的弟子们曾在此翻译经卷，讲传佛法。
　　比邺城译场大的多是长安，前秦苻坚支持的道安（佛图澄大弟子）僧团和后秦姚兴倚重的鸠摩罗什僧团都在这里。姚兴还专门建了个“逍遥园”作为他们译经的场所，这是中国最早出现的皇家佛学研究机构。不过，佛学圣地怎么会起了个“逍遥园”的名子呢，两者格调上不大相配嘛。
　　
　　南方比较大的译场在东晋的建康（即南京），这里也是人才济济。除了前面说到的慧远、竺道生、法显、佛陀跋陀罗等人外，至梁武帝年间还出了真谛、僧祐等新一批的大译经师。而真谛更是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一说是义净）等齐名，被称了汉传佛教四大译师。
　　
　　真谛（499-569），是地道的印度人，天竺名叫拘那陀罗。梁武帝年间他从海路来到中国，主要在广州和南京两地的译经场讲法。真谛在中国生活了23年，译出经书278卷，最终使他青史留名的是他译出的《摄大乘论》这部在印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卷。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摄大乘论》是有宗唯识观的经典著作，正象鸠摩罗什译“三论”而成为大乘空宗中观学的权威译家一样，真谛译的《摄大乘论》也使他成为中华大乘有宗唯识学的第一人。（有宗和空宗的在印度的打架故事参照相关章节）。
　　
　　说完邺城、长安、南京，四大译场中的最后一个是不太起眼的凉州姑臧（即现在的甘肃武威）。它能挤身四大译场还多亏了五胡时期一个叫北凉的小国和它们极度崇佛的国王。
　　
　　北凉是由一批叫卢水胡的匈奴（此时的匈奴血统已很不纯了）所建，盘踞在凉州的北部（甘肃内蒙一带），在天下大乱之中并不太显眼，但国王沮渠蒙逊也时刻想着一朝扬名立万。403年后秦帝姚兴看着前秦遗臣（吕光）建的后凉国不顺眼，没事就找茬来痛扁一顿（当然另一个目的是来抢凉州城内的鸠摩罗什），沮渠蒙逊觉得有机可趁，于是也加入了这场对后凉的群殴（来打群架的还有南凉、西秦等国）。
　　
　　终于凉州城破，后秦姚兴眼急手快抢走了鸠摩罗什，北凉只好抢些其他高僧回去供着，随便一数也有几百名之多。为什么会有这些多高僧在凉州呢？原因很简单，凉州是印度、西域僧人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由于各种原因很多僧人在此滞留下来，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姑臧僧团。北凉接手了姑臧的管理后，在此建起了“闲豫宫”作为译经场所，其规模丝毫不逊于姚兴长安的逍遥园译场。姑臧僧团的昙无谶译出了《大般涅槃经》（这本在十三章里专门提到过），也使北凉这个小国家以佛事的显要而在十六国中着实混出了名堂。
　　
　　北凉的文治武功都比较一般，但令人意外的是，它的寿命在十六国中却最长。当拓跋鲜卑人于公元439年打到它的城下，其它那些十六国中的成员都已灰飞烟灭了。随着北凉的灭亡，五胡十六国正式划上了句号，后面我们要集中看看佛教在南北朝期间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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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印度佛教的鼎盛和衰亡
　　空宗和有宗的论剑一时分不出个胜败，而印度的政治局面又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贵霜王朝立国近两百年，从伊朗崛起的萨珊王朝攻占了中亚，抄了贵霜王朝的后路，从此贵霜王朝走向衰落，不久被恒河下游摩揭陀地区起家的笈多王朝取而代之。贵霜灭亡前留给佛教一份重要遗产就是璀灿的犍陀罗文化。
　　
　　最初佛教是不立偶像的，这样做也是为了有别于婆罗门教（婆罗门教的诸神造像已很多），所有涉及如来的雕塑均以莲花或菩提树代指。犍陀罗地区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亚历山大走后，希腊人的大夏政权又在这里统治100来年），他们不管印度佛教徒这一套，率先按希腊人的面部特征，穿上印度人的珈纱塑造了佛陀的形象，所以早期的佛像雕塑居然跟他的印度同胞一点也不象，活脱脱一个希腊贵族。现在有考证说释迦部落是操蒙古语的黄种人，所以释迦牟尼若知道自己被雕成白种子的样子一定火冒三丈。更搞笑的是，键陀罗塑造的菩萨形象也一点不庄重，体现出希腊式裸露上身的人体美，幸好那时菩萨是以男性的身份出现，若按中国的传统可就真乱了套了。
　　
　　犍陀罗文化起始于贵霜迦腻色迦王（125-129）时期，经前期石刻艺术的发展，至4-5世纪逐渐以泥塑艺术为主，造型也更加印度化了。阿富汗的巴比扬大佛（被塔利班大炮轰毁的那尊）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佛成站立姿态，高约50多米。西方控险家在20世纪初才第一次看到它，叹服它的伟大，尊为世界第一大佛。
　　
　　不过巴比扬大佛比四川的乐山大佛要矮不少，乐山大佛高71米，开凿于唐明皇开元初年（713年），前后凿了90年才完成。它有多大？它的耳朵眼里可以站进两个人，你想它有多大。
　　
　　犍陀罗文化的出现极大丰富了佛教的造像艺术，以此为模板，佛祖和罗汉的形像开始脱去神秘的面纱，以一种更直观的形式深深印入了世界各地佛教徒们的内心。
　　
　　再来谈笈多王朝，作为印度本土发展出来的政权，它堪称孔雀王朝之后第二个黄金时代，从这时起印度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制，封建制度也得以取代已在印度存在2000年的奴隶制。所有这些令印度的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为婆罗门教的新生准备了条件。
　　
　　笈多王朝于6世纪被中亚厌哒人（白匈奴）灭亡，而匈奴人的好日了也没持续多久，6世纪末德里附近的坦尼沙国兴起（这是德里成为印度政治中心的开始），戒日王（606-647）重新统一了印度北部。戒日王是个狂热的佛教徒，在他的支持下佛教在印度达到鼎盛（其实有点最后疯狂的味道），戒日王扩建了王舍城（竹林精舍的所在地）西北部的那烂陀寺，在这里建成古印度最大的佛学院，最繁荣时有房屋300间，供上万名僧侣学习，而且食宿费全免，唐玄奘西游至此曾在这里住了5年，并受到了戒日王的接见，他后来写成的《大唐西域记》中很多素材取之于此。
　　
　　戒日王死后，印度重新陷入列国时代，而佛教也象大观园里过春节一样，放过最后一夜炮仗后开始衰落。佛教为何会被革新后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取而代之呢？这里面有佛教本身的问题，也有外部的因素。
　　
　　前面提过唯识、中观两大学派在“空”、“有”争论中各不相让，随着辩法的不断进行，两者越来越蜕变成烦琐的经院哲学，而且无论哪一方都很难做到自圆自说。由于太过注重于理论上的钻研，而渐渐忽视了生活中的实践，令一般百姓在纷繁的教义面前一头雾水。而失去了草根民众的理解，一代大教也就丧失了存活的土壤。这种情形在晚唐的中国同样出现过，后面讲到禅宗和净土宗时再把这个话题进一步深化。
　　
　　相反，婆罗门教则吸收了以前的教训，开始着手平民化的改革。婆罗门教必竟与印度民族生活息息相关已有两千年的光景，他们从百姓生死婚丧习俗着手完善宗教仪式，唤醒了印度百姓心中的民族主义情节（这与公北元一世纪以来多次的外族入侵也有关系）。同时婆罗门教缓和了同世俗政权阶级的关系，不再搞神权高于王权，这就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好感，他们还给中亚入侵来的一些少数民族贵族重编家谱，送出刹帝利种姓头衔，以换取婆罗门教的国教地位。最终在8世纪的时候，改头换面的婆罗门教二代在印度重新得以兴盛。
　　
　　佛教在空宗、有宗谁领风骚的迷茫过后，又与印度教和民间巫术信仰揉和搞了个大杂烩，即密宗（传到西藏后，与当地原始崇拜结合而成藏传佛教）。讲究咒语、心意密法这些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修行方式，在印度又撑了两三百年。蒙古察合台伊斯兰势力进入印度后，由于他们在中亚时就与佛教国家结下了梁子，所以对佛教绝无好感。在其武装排斥的打击下，印度佛教就此一橛不振，到了13世纪时，以那烂陀寺和超岩寺的毁灭为标志，佛教在印度基本绝迹。
　　
　　贴到这里有一点伤感，印度人是哲学动物，他们对佛学思想近两千年的不断探索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佛教并没就此终结，小乘佛教在东南亚，大乘佛教的空宗、有宗在中国、日本、朝鲜，密宗在蒙古、西藏都得到了发扬光大。

（九）白马东来大教始传
　　佛教在阿育王时代开始走出国门向外传播，大体在公元前2世纪时顺着丝绸之路传到西域诸国，大月氏的贵霜王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进程。由西域再往东，佛教文明就不得不与华夏文明不期而遇了，本贴真正绚丽的篇章由此开始。
　　
　　中国史载最早提及佛教的记录是在《三国志魏略》中说，公元前2年，汉朝使者景庐出访大月氏，宾主落座后，当地国王先向他口授了一遍《浮屠经》，“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景庐一定如听天书般不知所云，所以这个事件只能算作个插曲，类似文革时候非洲兄弟来中国访问，先要在迎宾厅里听一段毛主席语录，听得懂听不懂，倒是没人去管的。
　　
　　到了汉明帝（58-76）的时候，发生了一个偶然事件。公元64年的一个晚上，汉明帝做了个梦，梦见西天有尊大神，脚踏金座，头顶光环。汉明帝纳闷，第二天上朝时向群官请教：
　　“朕昨晚梦见一个天神，身穿金色凯甲，脚踩七彩祥云（大话西游看多了），可是俺猜中了开头，却猜不中这结局，诸位爱卿有何高见”
　　有位博学的学士出班上奏说：
　　“天竺有位大神，叫佛陀，听说他可知前生来世，不如把他找来给我们大汉八卦一下。”
　　
　　汉明帝把这话记在心里，隔年（即公元65年）正好有一拨大臣要出使西域，汉明帝嘱咐他们把那个叫佛陀的请回来。这几位汉使到了大月氏，没见着佛陀，倒是在今阿富汗的客栈里碰到两位印度来的游僧（一个叫涉摩腾，一个叫竺天兰）。想想自己得交差，就不管那么多，把这俩和尚拉上了“开往周渔的火车”（不，是驶往洛阳的牛车吧）请回中国来。游僧们要带点佛经作见面礼，于是又牵了匹白马在阳关斜阳无限关山的背影下，伴着一路银铃声款款东来。
　　
　　一代大教的东传自此终于开始了它在华夏大地上的漫漫征程，不过当事人不会有这么重的历史使命感。他们一行人走了两个月到了洛阳，受到汉明帝的非常礼遇（汉明帝此时倒忘了仔细瞧瞧这俩外国和尚有没有穿金甲、踏祥云），先住进当时的外宾招待所（鸿胪寺），后来干脆建了一个大宅子送给他们讲学。因为他们来时有白马相随，遂定名“白马寺”。
　　
　　白马寺是中华第一寺，现址在洛阳城东，后经历代不断扩建，到唐代时已成为中原大寺。不过与大多数中国土木结筑的建筑一样，它也没逃过历代的兵火毁坏，现在大家可看到的白马寺院落大都是明清新修的，少了些汉唐古韵，多了些近代人的涂脂抹粉。
　　
　　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这两位印度游僧住下来念了一段外国经，不知怎么就翻译成了汉语，按章节多少起了个名字就叫《四十二章经》，从此中国有了第一部汉文佛学经典。我不懂到了《鹿鼎记》里面，这么本《四十二章经》如何就成了部武林密集，还害得韦小宝差点赔了性命就偷，真佩服金庸老先生的拿来主义。
　　
　　《四十二章经》后来在白马寺中的清凉台收藏，里面主要是小乘佛教的一些思想论述。但很遗憾的是，原本毁于兵火，倒是朝鲜的佛教徒们有从汉译本译过去的高丽版《四十二章经》。100年后西域高僧支娄迦讖和昙柯迦罗又把《大乘般若学》和《僧祇戒心》等书介绍到中国来。所以148-189年这四十年间是印度佛典汉译的第一个高峰期 。
　　
　　不过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并非一帆风顺。因为此前一个叫刘彻的皇帝刚刚于前143年下令“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孔老二的弟子们坐到上层建筑的塔尖上，屁股还没捂热，当然不肯让佛教徒抢去了风头。同时有汉一代，中国国力昌盛，民众富足，儒教宣扬的尊礼重教正有市场，自汉末以后老庄哲学和玄学又开始方兴未艾。所以直到那俩印度和尚客死洛阳，佛教在中国也没多大动静。

（十）五胡乱华与普渡众生
　　世上没有无缘由的爱，也没有无缘由的恨，中国人虽然比较有慧根，但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佛教的特别偏好。事实上恰恰正相反，佛教东传至中国后表现出的是极大的水土不服。
　　
　　原因是这样的。汉代总的来说是个尊儒的社会，儒家思想成为华夏民族文化里的一部分融入每一人的血管，而佛教的一些教义又是那样的与儒家社会传统格格不入。
　　
　　比如佛教首先要讲剃度，而儒家说“毛发精血受之父母，弃之何忍”（夏侯敦同志说完这句话后把被射瞎的眼珠子捡起来吞到了肚里）；佛教讲出家，以身侍佛，而儒家讲忠孝，放着八十老母你不养，去养满面红光的佛祖，你吃饱了撑的；佛教要求禁欲，出家人更不可能娶妻生子，而儒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乃大”。这些根本的矛盾令华夏人对着佛教教义，觉得再好也只能猛咽口水。
　　
　　不过汉末三国期的社会环境还是给人们一个重新审视佛教的机会。这首先在于汉末以来的大乱世，随着汉家政权的倒掉，儒家学说对人们的思想控制也随着淡化。竹林七贤“接舆髡首,桑扈裸行”就是这种反传统的表现。在魏晋这一中国继春秋百家争鸣后又一次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里，首先站出来为佛教正名的却是一位汉人的儒生----牟子。
　　
　　牟子是三国时的东吴人，青年时期学宗儒术，通习百家，后来信奉了佛教。牟子写了本佛教东传史上很重要的书《牟子理惑论》，在这本书里他着重对上述儒家社会传统与佛教教义相冲突的地方作了解释。他说佛教并不放弃修道德、崇仁义，而是更注重大德而非小节。比如自己修行成了佛，还可以再来帮助父母兄弟等一些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这才是大仁大孝。
　　
　　而对于佛教的出家和无后这些与华夏社会传统有冲突的现象，牟子的解答更显得狡猾。他说“许由避尧让位而逃入深山，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孔子非但没有讥笑他们无子无财，反而称赞他们求仁得仁，这与佛教苟有大德，不拘于小正是一个意思”。这叫以儒之矛，攻儒之盾，这位牟子先生若活在现世，去参加个大专辩论赛当个主辩一定是绝不屈才的。
　　
　　牟子的辩护为佛教在中国打上了汉化的标签，由此获得了市场准入的资格，而佛学在中国主动向儒家习惯的靠拢也正是它得以广泛传播的前提。
　　
　　东传期另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就是汉末至晋末的全国大动乱，让我们停下来先温习一下这段五胡乱华的历史。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死，白痴皇帝晋惠帝即位。第二年，热闹的八王之乱（实为十三王之乱）就开锣登场，随后刘渊带领着匈奴席卷中原地区，逼着司马氏的后人跑到江东建了个东晋小朝迁。而北方羯、鲜卑、氐、羌这些血性民族象草原上发现孤羊的群狼一样，一起冲上来赶赴这次征服大餐。
　　
　　从此过去的中原乐土深陷于无尽的战火动乱之中，百姓疾苦、礼道废驰，晚上睡去不知道自己还有无可能吃到明天的早餐。这时主张业报轮回的佛教正好派上了用场，因果循还的的教理恰符合当时人们今生为苦，冀望来世的生活体验。而普渡众生、慈悲为怀为受苦的百姓提供了心里寄托的港湾。
　　
　　碰巧，当时的皇帝们也苦于老百姓的反抗意识太强，宣扬佛教正可以让老百姓傻乎乎地觉得以后可以到来世讨说法，而不再纠缠于今生中的得失，这当然有利于他们的统治。以此为契机，佛教大传的世俗条件均已具备，终于要迎来他在中国传法的黄金时代了。


（十一）西域妖僧佛图澄
　　宗教的传播归根结底离不开世俗王权的支持，佛教在印度有阿育王的皈依，基督教在罗马有君士坦丁的敕封，而在中国第一个尊佛教为国教的君王则是五胡时期后赵的羯族皇帝石勒。
　　
　　石勒以偷来的十八匹马为资本在晋末乱世中起家，在不到20年间，击司马腾、攻克洛阳俘西晋末帝、杀王衍、干掉北方晋朝残余武装刘琨、灭亡刘渊匈奴的嫡系前赵刘曜，一统北方（燕地慕容鲜卑除外），完成了从奴隶到皇帝的疯狂大逆转。这样的嗜血武夫又如何信奉慈悲为怀的佛教呢？这还多亏了一位叫佛图澄的西域奇僧。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人，曾求学佛法于古印度，并学会了很多印度的幻技方术。公元310年佛图澄来到洛阳，不久被引见给石勒，石勒先听他讲了一通佛法，觉得云山雾罩地不得要领，于是干脆赤裸裸地问他“你把如来吹得神乎其神，那么佛家可有什么灵验的东西吗？”
　　
　　佛图澄早料到石勒会有此一问，遂也不过多废话，让人取来一个小碗，碗里盛满水，然后他在一边烧香念咒，不久水纹荡起，从碗里竟长出一朵光彩夺目的青莲花。石勒被这距今1700年前的古老魔术弄得大为折服，二话不说，封佛图澄为“大和尚”（注意这是和尚这一称谓的最早记录）。从而佛图澄得以在后赵国内普传大法，并在石勒的支持下广建寺院893所，上行下效，佛教在石勒治下遂大为流行。
　　
　　佛图澄的法术非常传奇，他的一些“神迹”在唐代《高僧传》、宋代《资治通鉴》、以及今人蔡东潘的《两晋演义》里都多有记述。比如《高僧传》里说他左胸上有一大孔，以絮堵之，以免肝肠外流，夜间读书时将絮拔出，孔内即有强光射出，可为照明。而且肠子也可从孔中取出，洗涤干净后还可再放回去。此外还有“麻油涂掌，预卜吉凶；祈水下龙，为民求雨”等等特异功能。石勒对佛图澄的神力深信不疑，行军打仗都要带上他，以求收“有如神助”之效。佛图澄也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第一位正史留名的魔法师（玩过帝国时代等游戏的朋友对这个角色该不会陌生）。
　　
　　石勒之后继位的石虎，人虽更加残暴，但对佛教的情有独衷一点不让先皇。他力排众议（有汉人儒士建议他改衷儒家为国教）继续推广佛教。而这时的学佛之风也已深入民间，成为北方地区的最受人注目的大教。
　　
　　348年，佛图澄去世。第二年，冉闵就杀了后赵末帝石鉴，在邺城建立起冉魏帝国，从此北方大乱。到了362-365年间，前燕慕容恪与东晋桓温这两位当时最有名望的战略家，开始在洛阳地区这行大会战，前燕两度攻陷洛阳，又被东晋两次收复。佛图澄的大弟子道安为躲这次战乱携众弟子南迁襄阳，从此在北方已蓬勃发展起来的佛教开始渡江南下，深入汉人东晋地区，开始在南方制造出同等杀伤力的巨大影响。
　　
　　道安在襄阳制定出中国第一部僧侣规范，并第一次提出所有佛徒应都以释为姓（以前僧侣们是以老师的藉贯为姓，师从天竺来，就姓竺；从安息来就姓安；从大月氏来就姓支）。现在有个常在包公电视剧里演展昭的演员佛名叫释小龙，他的这个姓就是道安的规范中按出家人的习惯来取的。
　　
　　道安在襄阳的名气渐大，引起了北方前秦大帝苻坚的浓厚兴趣。这位后来在肥水之战中“一败成名”的苻坚，在十六国期是位文治武攻均很出众的君王，柏杨在他的《中国人史纲》中把苻坚与唐太宗、汉武帝等一起列为“中国五位大帝”。苻坚也笃信佛教，而且他对佛学大师的兴趣也同样不低。淝水之战前，他专门安排了一次襄阳战役，战略目标之一就是俘道安北上。378年，前秦大将苻丕攻陷襄阳，果然俘获道安，送到长安来，后来道安成为北方的佛界领袖。
　　
　　道安的徒弟慧远（334-416）在道安被俘北上时，于379年逃到江西庐山，在这里建了著名的东林寺（这个寺庙在后面还要专门讲到，禅宗五祖弘忍也曾在东林寺修行，开“东林法门”），继续在江南广传佛法。南北朝时，庐山与长安成为中国佛教的两大中心，慧远也与北方的鸠摩罗什合称佛宗双圣。

(十二）天龙八部鸠摩罗什
　　前面讲过，苻坚不惜兵伐襄阳，终于把道安弄到了手，然而苻坚并不就此罢手，不久他又开始打另一位旷世高僧的主意了。此人就是中国佛教史上四大译师之首的鸠摩罗什（另三人是真谛、玄奘、不空）。
　　
　　鸠摩罗什（343-413）西域龟兹人（与佛图澄是老乡呀），祖上原是古天竺婆罗门种姓的望族，父亲鸠摩罗炎后来辞去在印度世袭的高官，出家学佛，成为一名天竺高僧。老鸠摩游学至西域时，龟兹国王看上了他的才学，硬把妹妹许配给他，逼他还了俗，随后二人生下了小鸠摩，即后来名震华夏的超级高僧---鸠摩罗什了。
　　
　　鸠摩罗什很好地继承了父母身上的佛教基因，从小就表现出对佛学教义极高的悟性，七岁起随母出家（老鸠摩哪去了），20几岁时已在西域颇有佛名。当地人对他有多崇敬？史书载，当年西域各国的国王请鸠摩罗什去讲学，都要亲自跪在罗什要坐的宝座前，由罗什踩着国王们的背一步步登上宝座，可见罗什在西域堪称一人之下（佛祖）万人之上。
　　
　　西域各国对鸠摩罗什的如此礼遇，令那边厢的前秦大帝苻坚看的眼热心跳，恨不得也马上把罗什请来由自已来作回他登座的台阶。382年前秦西伐西域，大将吕光出征前，苻坚特意把他叫过来千叮万嘱一番“你丫仗打的多烂我不管，但要是不能把鸠摩罗什抢回来，你丫就提着自己的狗头回来见我”（呵呵，苻坚说话应该没我这么粗俗）。
　　
　　吕光接了这么个军令状，一路打下去还真挺争气，西出阳光所向无敌。383年他灭亡了龟兹国，俘到了鸠摩罗什后先发个电报回长安向望眼欲穿的苻坚报喜，然后大军东返准备领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走到凉州武威地界时忽然天下大乱，吕光发现从凉州到长安的路已经中断，而苻坚同志未等见到心仪已久的大师，自己先挂了。
　　
　　事情是这样的。383年这一年，苻坚裹挟着鲜卑、羌人同盟军百万人亲征东晋，在淝水打了个“风声鹤呖、草木皆兵”的青史留名的大战役后，前秦帝国土崩瓦解。385年，苻坚被更加老谋深算的“老羌子”姚苌在岐山俘获，不久被杀，他对鸠摩罗什的相思病很快就转移到后秦的开国皇帝姚苌的身上，并更大程度的发作起来。
　　
　　吕光大军有家不能回，干脆自己在武威建了个国家叫后凉，准备长住下来。他并不重视鸠摩罗什，但也不肯放他东去，于是罗什在凉州被监禁了19年（至今武威市仍有一座“鸠摩罗什寺”，乃是在罗什当年住过的原寺旧址上历代重修后保存下来的）。在此期间罗什潜心学习汉语，为他后来的译经作了准备。吕光为了让罗什学习汉语安便，还专门为他配了个生活女秘书，即龟兹国的公主。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可恶的异教徒吕光将鸠摩罗什用酒灌醉，将他与龟兹公主一起关在密室里，罗什忍辱含羞，与龟兹公主破戒成亲（此段还是照例要删节若干字，唉，写个佛教的贴子，咋也要动不动地删字呢）。
　　
　　鸠摩罗什在凉州秘密成亲，数年无音讯于中原，而长安那边的姚苌和他的儿子姚兴，并没因此而断了奉罗什为后秦国师的念想。公元401年，后秦趁后凉内乱之机，派大军围攻武威，两年后城破，后凉灭亡。鸠摩罗什终于重见天日，被后秦新主姚兴迎进了都城长安，正式开始在中原华夏设坛讲法。
　　
　　十年磨剑，鸠摩罗什受到姚苌重视以后遂大展才华，他先后译出大乘佛教空宗的多部重要经典。要认识鸠摩罗什对汉传佛教的巨大贡献，只需看看这些重要经典的名字即可略知一二。
　　《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此为三论宗修习的三大经典，因而鸠摩罗什被尊为三论宗（中华佛教八大宗之一）之祖。
　　《妙法莲华经》，此是天台宗（中华佛教八大宗之一）的立宗经典；
　　《阿弥陀经》、《十住毗婆沙论》，为净土宗（还是八大宗之一）的修习的依据；
　　《弥勒成佛经》，促成弥勒信仰的发展；
　　《坐禅三昧经》，促进菩萨禅的盛行；
　　《金刚经》，大乘宗宗的重要经典，为各中华各宗派所研习
　　。。。。
　　鸠摩罗什一生只译不作，但他的学问之高，华夏无人出其右。南方东晋的佛界领袖慧远（即佛图澄的徒孙）虽不能向他当面请教，但也通过信函往来经常向罗什求教问题，后来这些书函成书为《大乘大义章》。此时的罗什俨然是当时的佛学权威，他之于中国佛教的启蒙作用，类似于爱因斯坦之于相对论。
　　
　　然而不幸的是，希望鸠摩罗什身后留下一男半女的还不只是前面提到的后凉王朝吕光，罗什到达延安后，好异想天开的还有后秦帝姚兴。他为能制造出更多的鸠摩罗什二代出来，就强逼罗什一次迎娶十位妻子，罗什再次“忍辱从之”。
　　
　　不知是否出于鸠摩罗什这些复杂的经历，金庸老先生在他的武侠巨著《天龙八部》中创作出鸠摩智这样个反派大人物。从姓氏到佛界背景，明眼人很容易看出这是从鸠摩罗什衍生出的一个戏说历史人物。在金庸的书中，《天龙八部》是贯穿佛学思想最多的一部。
　　
　　所谓八部，据罗什译的《法华经》解是八种神道怪物，因以“天”及“龙”为首，故名。八部者，一天，指天神；二龙，指龙神；三夜叉，食鬼之神；四乾闼婆，只食香气的乐神；五阿修罗，执拗而善妒之神；六迦楼罗，食龙之大鸟；七紧那罗，头上生角的乐神；八摩睺罗迦，大蟒神。这八种神道精怪，各有奇特的个性和神通。据说金庸在《天龙八部》的最初构思中，欲以八个武林人士的故事来代指这种八种神道，至于具体谁是哪一个，那只好由武侠迷们来对号入座了。
　　
　　鸠摩罗什于公元413年圆寂于长安大寺，火葬后的灵骨舍利后来被安放于陕西户县的草堂寺，唐代建起舍利塔，此塔至今仍在，是我国保留下来的仅有的唐代古塔中的一座，考古价值甚高。今年是鸠摩罗什诞辰1660年周年，10月份，中日两国佛学界百余名高僧还在草堂寺举办了纪念法会。当地政府“佛教搭台、经济唱戏”也算是作足了古人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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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原始佛教的第一次大分裂
　　前文介绍完了释迦牟尼的一生，这里再把佛教的四大圣地着重说一下（其实在前文中都有介绍）。由于本文的重点是介绍佛教的文化和历史，而不是佛教的教义，所以关于一些文化旅游的东西会不少的（后面介绍到中国佛教文化时会更精彩，有兴趣的朋友请耐心期待吧）。
　　
　　首先是佛祖的诞生地---蓝毗尼花园。现位于尼泊尔境内，在这里发现了阿育王石柱（印度国徽上的正中央就是这个图案），由此佛祖诞生地的争论就有了了结。现在这里的遗址规模很小，阿育王石柱也被搬走了，馆藏在鹿野苑的博物馆里。
　　
　　佛祖悟道地----菩提伽耶。就是当年佛祖禅坐过的那棵菩提树，现在位于印度比哈尔邦伽耶市近郊。由于13世纪莫卧尔王朝的回教成为印度国教，所以早年的很多佛教遗址都被毁了，佛祖禅定的那棵菩提树据说被回教徒砍倒当劈柴烧掉了，现在的菩提树是后来从斯里兰卡引种的。另外还有缅甸国在这建的大石塔，莫卧尔时期为免遭破坏，石塔外面有土堆封上，淹没了数百年，1881年的时候，英国考古队在这里发掘出了石塔，这在当时是很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
　　
　　佛祖初传佛法处----鹿野苑。这个地方前文已经详细说过了，不再讲了。
　　佛陀涅磐处----拘尸那迦。关于这个地方的现今位置，考古界还有争论，一般也是尼泊尔说和印度说的争执，不去管它了，反正佛祖没能永生，他死了。
　　
　　佛祖死后，如何来继续宣扬佛法，这在佛教徒中间引起了争论，由于佛祖生前不立文字的，所以在他圆寂后的第一个雨季（印度高原一年只有两季，旱季和雨季），迦叶召集500多名比丘在王舍城外七叶窟这个地方，进行了第一次佛祖语录的结集。因为大家都是凭记忆来写的，为了严谨起见，都在句首加上“如是我闻”四个字，这相当于《论语》中的“子曰”这个意思。这部语录成书后取了个名字叫《阿含经》，它是原始佛教中的最初的重要经典。小乘佛教是佛教派系中的“原教旨主义者”，所以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学习《阿含经》为主的。小乘与大乘的区别后面再慢慢说。
　　
　　原始佛教在佛祖死后安静地传播了100多年，其间波澜不惊，即没有广收信徒，也没有“三世而终”掉，这种温吞水的局面直到佛教开始其第一次大分裂也有改观。
　　
　　其实较早前类似的分裂便已发生过。佛祖有个堂弟叫提婆达多，自认很聪明，加入佛教后一直想挑战释迦先生的权威。碰巧摩揭陀国瓶沙王（这个人前面已提过了，就是送祇园精舍的那位）的太子阿者世，也瞧着佛祖不顺眼。这位太子先是暗地支持提婆达多，后来干脆把老瓶沙五给杀了，自己篡了位。阿者世虽然多次迫害佛教徒，甚至派刺客暗杀佛祖，但他最后还是醒悟，重皈了佛门。不过提婆达多派并没有就此消亡，唐代高僧义净到印度取经时还见过提婆达多派的僧侣。
　　
　　到了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佛教真正的大分裂开始了。当时吠舍离国的一些僧侣开始违反戒律，少量接受施主金钱的施舍。按说这也无可厚非，钱可以买僧侣必需的一些日用品，比如泡网吧就需要钱嘛。但这种行为引起了保守派僧侣的激烈反对，他们召集700名比丘在吠舍离城进行了佛教史上第二次大结集，规定了“十不法事”（类似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于这些僧侣的地位较高，称为“上座部”。对立面上的那些僧侣也搞了次结集，据说他们发动了一万人，因此叫“大众部”。
　　
　　上座部和大众部佛教是后来小乘和大乘佛教的前身，一派偏于两个凡是，一派要求改革（这一句也是胡扯，佛学人士不要找我算帐）。他们的这次分裂和佛学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暂时没有危及到自身的发展，相反各种思潮的泛起，带来了佛学思想的繁荣，没过多少年，佛教就迎来了它在印度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阿育王王朝。

(五）亚历山大和阿育王
　　古印度北有喜马拉雅山天然屏障，南有大海，东北方向虽与缅甸毗邻，但这边都是些良民，不足为患。所以自古以来印度所有的入侵者都是从其西北部的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上涌下来的。从某各意义上讲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被征服的历史。自远古雅利安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英国人，先后来此赴征服盛宴的不速之各差不多有七、八拨之多，到了前327年，这次是从巴尔干半岛一直征战而来的马其顿人---征服者亚历山大。
　　
　　观众们可能会奇怪，说着印度佛教，怎么忽然把亚历山大扯上来了。原因是这样的，亚历山大虽没有与佛教产生什么瓜葛，但他却无意间给印度留下了两笔遗产。其一是马其顿的希腊铁蹄荡平了印度河流域，打破了古印度列国时代的政治平衡，它退走后给这里留下了势力真空，为此后的孔雀王明一统印度作为准备。
　　
　　更为重要的是，马其顿人曾占领了古印度西北的大国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一带），留下了的希腊人及其后迁入该地的受希腊影响的塞种人，使该地区的文化及建筑打上了深深的希腊痕迹。这一文化背景为今后佛教的造像艺术带来革命性的影响，甚至于佛祖雕塑形象的确立也与之深深有关。
　　
　　回过头说亚历山大，他于前327年灭亡了希腊人几百来的梦魇---波斯帝国，而古波斯早在前518年就将印度河平原上的诸小国收入了囊中，马其顿士兵们随着征服的惯性一头撞开了古印度的大门，亚历山大同志一只脚站在门内向里张望了一下。
　　
　　此时的恒河流域的政治局面也与佛祖悟道时起了一此变化。原摩揭陀国（送佛祖竹林精舍的那个国）已进入难陀王朝时代（前364--前324），并逐渐强大起来。经与居萨罗国（祇园精舍）多次征战，最终消灭了这个强敌。按说难陀王朝此时实力虽处于极盛，也不可能与征服了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重步兵较量，正当印度人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却开始交好运了。
　　
　　马其顿人一路征战到这里时已筯疲力尽，战士思乡情绪严重、消极厌战，而湿热的恒河气候又令军中疾疫流行。亚历山大站在古印度的大门口看着恒河平原上田园诗般的美景，谗虫大动，他猛吞几口口水，不够身边那些病殃殃的士兵，刚想冲进来抢几个印度大眼睛MM回去，忽然身后又传来巴比仑发生叛乱的消息。唉，英雄气短、红顔命薄。伟大的马其顿到底没能与柔美的古印度擦出爱情的火花，亚历山大衔恨班师。
　　
　　马其顿人走后，当地的印度人民在孔雀族人的领导下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并拥代月护王（前324--前300）为王，随后月护王又利用摩揭陀国内发生的人民起义，出兵消灭了难陀王朝，一统恒河流域，建立了对印度而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孔雀王朝。
　　
　　孔雀王朝传到第三代领导集体手中时（错了，不是领导集体，是个人），印度史最伟大的国王阿育王（前273--前236）即位了。阿育王是个很少见的有征服欲的印度人，他即位之初就带兵四处征伐。最初的征服常常伴随着残暴的屠戮，前261年他征服了印度南部的大国羯凌迦，一次俘虏了15万人，他下令屠杀掉了10万人。巨大的杀戮所产生的阵阵快感弥散掉之后，阿育王感到了更为巨大的空虚，生与死的可怕命题开始折磨着年轻国王的内心。也就是这次屠城后，阿育王开始对前生的忏悔，在比丘的教化下，他作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决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世界所有大教的传播都离不开世俗王权的支持，因而一个统一强大的孔雀王朝皈依佛门，对佛教传播的意义不言而喻。阿育王亲自在都城华氏城组织了佛史上第三次大规模的结集，从此佛教这个新兴的宗教正式取代婆罗门教成为全印度最大的教派（这个过程是否与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有些相似呢）。
　　
　　随着阿育王王朝疆土的扩张，佛教这一生机勃勃的新宗教被传播到更多相邻的地区中去。西北方向它传到了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脚下（帕米尔高原），东北达到与缅甸接壤的阿萨姆邦（这个名字中国人要记住，因为麦克马洪线就在这里），南面跨海进入斯里兰卡。前述的那次大结集就是由斯里兰卡的上座部比丘主持的，后成书《论事》，以印度南部文字巴利文书写，后来的小乘佛教以此为经典，并将它传入东南亚各国。
　　
　　这就造成佛经翻译上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东南亚的小乘佛教经典多由巴利文记载，而北传至中国、日本的大乘佛教是由梵文翻译的。两种文字都属于坚涩难懂的古文，在现在的印度已少有人都读懂它，而当今世界可精通上述两种文字的大家，更是凤毛鳞角。不过，令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当今世界上梵文、巴利文的权威还健康的活在北大的燕园之内，他就是年已94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


　(六）慈航普渡大乘众生
　　阿育王由于全力弘法，而在佛教徒中得到护法王的称号，他一生对佛教的贡献很多，以至于以他名字命名的寺院居然建到了中国来（对比之下，中国可没有以皇帝名号命名的寺）。如果你有幸到浙江宁波一游的话，不小心在这里见到一处规模宏大、气势不凡的禅院叫“阿育王寺”，你一定不要感到太奇怪。实际上在南北朝以来佛教盛行之时，中国境内以阿育王为寺名的不下几十处，后来由于年久毁坏或重建更名，很多阿育王寺已不复存在了。
　　
　　宁波太白山麓的这个阿育王寺，是目前保存下来唯一的一处。它始建于东晋，相传这里也有阿育王分送的佛骨舍利（唉，佛舍利还真是多唉，北京的八大处也有个舍利塔，我十一去的时候还正在搞佛骨开光的仪式呢），所以建塔留念，继而成寺。在南宋的时候，宋宁宗将境内的佛寺规定了等级，其中有五个级别最高，成为皇家寺院，在当时称为“中华五山”或“中华五刹”（相当于现在佛教四大名山），这其中就有宁波的阿育王寺，可见这个寺院保存到现在并非偶然。另一个中华五刹可能知道的人会更多一些，就是出了济公和尚的杭州灵隐寺。
　　
　　阿育王于前236年去世，孔雀王朝遂走向衰落，先前征服过的很多小国纷纷独立。50年后孔雀王朝的末帝被部将巽伽杀死，北印度重新进入列国时代，再后来婆罗门种姓的苏迪拔又废黜了巽伽王朝的末帝，开始甘婆王朝。这边厢朝代更替虽挺热闹，可是国土面积却越来越小了。这时，南印度的安达罗崛起，一口气打到北方来，灭亡了甘婆王朝。新的王朝还没坐热王位的宝座，又一伙更新的外族侵略者风尘仆仆地大老远地赶来了。
　　
　　说起这拨新来的客人，中国人一定不陌生。他们就是被匈奴赶出新疆，而张骞同志出使西域请他们回去他们也不领情的大月氏人。大月氏人在中国受了几百年的夹板气，跑到印度后可挺威风。他们先在中亚建立了贵霜王国，建都在前面提到的马其顿人待过的健陀罗（首都在巴基斯担白沙瓦附近），并于公元1世纪中叶南下恒河流域，南与安达罗国对峙，作起了北印度的新主人。
　　
　　印度政治上一团混乱，佛教这边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前面说过佛教有了大众部和上座部的分裂，后来在各自的教派里面又由于各种岐见，继续层层分裂，象癌细胞扩散般变出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宗派来。但是它们在思想上大多没什么创新，多拘泥于对佛祖生前言论的牵强附会上，部分教派的上导组织越来越脱离群众，演变为类似婆罗门种姓的祭司阶层。在此时局不振的背景下，大乘佛教应运而生了。
　　
　　贵霜王朝时期，佛教的中心从北印度转到南印度这边来（类似于南北朝时汉学思想的北士南下）。1世纪中叶，印度南边出现了重新编撰佛典的运动，一些已不可考证姓名的下层比丘将大众部思想集中起来，创作出后来对中国影响深远的一批大乘流派经典，如《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无量寿经》等。在这些经典中，大乘学派主张慈悲救世、普渡众生，不逃避世俗生活，而是积极地帮助世俗百姓共同致富（错了，应是共同悟道），这就是所谓“慈航普渡”的意思了。因为他们渡的人多，所以自称大乘佛教，而把对立面上的上座部僧侣称为小乘佛教。
　　
　　其实“小乘”这个称谓有点岐视的味道，上座部僧侣并不这样自称，所以你若到了东南亚碰到僧侣们，千万别当面称他们是小乘佛教徒。


（七）有宗空宗大比拼
　　大乘与小乘佛教在思想上的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根本的区别在于小乘佛认为佛只有一个，即释迦牟尼。佛教徒学习佛法的终级目的是修行成阿罗汉，并且只须自管门前雪，不必顾及他人瓦上霜（当然现在东南亚的小乘佛教在这些思想上也已起了一些变化）。大乘佛教则始创了菩萨这一修果：菩萨全称菩提萨陲，意指使众生获得觉悟的人。大乘进一步认为大众应以普渡众生为己任，通过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和三学（戒、定、慧），可以从菩萨上升为佛。大乘佛教还认为释迦牟尼并非唯一的佛，前世有燃灯佛，未来有弥勒佛，东方有药师佛，西方有阿弥陀佛，总之到哪都有佛在罩着你。
　　
　　抛开上面这些理论上差异的表象，大乘佛教从本质上更加的人性化，修行也更加灵活（连不出家的人也可修成为在家菩萨）。这其实是佛教从贵族化的婆罗门教分裂出来后，又一次草根化的过程。由于它更接近大众，所以逐渐在印度广泛传播，人气和信徒数量上都反超了上座部的小乘佛教，成为印度的显学。小乘佛教抵挡不住大乘的“下底传中”套路，不得以开始向印度之外的东南亚和斯里兰卡等地转进，这也是这些地区的佛教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原因。
　　
　　谈到大乘佛教的茁壮成长，就不能不谈一下龙树这个人。龙树的一生很传奇，他生于公元二世纪的南印度维达婆城（今拉比尔附近）的婆罗门种姓家庭，年轻的时候恣情纵欲，后来与几个同伴学会隐身术，潜入王宫对宫女和公主进行了性骚扰（此处删节若干字）。事后被国王查觉，派出大内密探锦衣卫，设计捕杀了其它几人，唯有龙树逃脱。龙树经此大劫，思想很受触动，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他毅然离开家乡来到北印度的雪山上，拜一位老比丘为师，学习了很多大乘佛典，悟出了佛学正法。
　　
　　象龙树这样的人很可贵，当流氓时象流氓，当佛徒象佛徒，干哪行精哪行。与此相似的，民国期有位著名的高僧李叔同，天津富家子弟，早年留学日本，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一幅摩登人士的作派，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从骨子里“小资”。然而中年后李叔同皈依佛门，终其一生除一伞一辅盖外再身无一长物，堪称彻底的出家人。他的诗文、书画、音乐、教育方面无一不精，可称干什么象什么，真乃奇人呀。李叔同脍炙人口的诗作很多，诸位应该都不陌生，这里不转贴了。
　　
　　再来说龙树，他下了雪山后回到南印度安达罗国，与当地小乘佛派的诸法师设坛辩法，无所不胜，并由此开创了以中观学派为核心思想的大乘空宗。此学派后来成为大乘佛教的正统，公元5世纪时龙树思想传到了中国，成为中国佛教宗派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宗的立论根据，因而龙树又被尊为“八宗祖师”、“第二佛陀”，成为佛教史上仅次佛祖的重要人物。
　　
　　不过可惜的是，龙树晚年在佛学思想上陷入了矛盾，自我无法解脱，最终自杀了。他的徒弟提婆继续发扬了他的思想（这对师徒类似于孔子和孟子，或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关系），并最终确立了中观学派的形成。
　　
　　龙树与提婆的出现标志着印度佛教结束了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历史时期，正式进入大乘佛教的新阶段。在这之后的几百年间，万物性空还是性有-----即是否承认世界中有客观存在的现象和真理，成为佛教辩争的永恒命题，同时这一关于大是大非的争论也成为佛教思想发展的原始动力。
　　
　　龙树的中观思想（即大乘空宗）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特定原因、条件下存在的，因此都无自性，皆为空。更进而龙树认为连佛法都是“空”的（难怪他最后会自杀），唯心到这个程度可谓彻底。但什么都是空的，信佛不就失去目标了吗？
　　
　　于是公元4世纪开始，一些印度佛学大师又在空宗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一切事物得以缘起的最终根源（即“识”）是实在的。由此他们创立了唯识学派，与大乘空宗相对，他们被称为大乘有宗。因为此学派将瑜珈术借鉴过来作为修行的手段，因此也称为瑜珈行理论。由此印度佛学进入大乘有宗和空宗大比拼的新时代。这颇类似于《笑傲江湖》中剑宗和气宗华山论剑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