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太监问题的时候,首先就有一个疑问。中国古人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又讲发肤受之父母,不可轻视,所以才有夏侯淳拔矢吞睛的传说。而在太监问题上,对这两点都是极大的背离。在个人层面上,这个问题可以理解,有人选择做太监或出于无奈或出于生存需要,皇帝为了后宫清净自是倾向于使用太监,大臣在专制权威之下也不敢出声。然则在整个文化层面上,对这样一件违反人性的事务,却罕见反对的声音,这一点我始终想不清楚。
   惟一略能搭边的一个可能性解释,就是传统文化对个人的漠视。传统中国构建了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这套结构是依托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编织而成。就这个意义上来讲,伏尔泰等启蒙时期的哲人对中国的认识是很到位的,中国是一个以伦理立国的。贞节的本质意义是维系这种结构的一个纽带。对于贞节的破坏,即是对帝国运行结构的破坏,这是处于社会统治层面的帝王将相和文人士子不能容忍的。太监的出现便成为可以理解的。
   而对于太监本人而言,这是对其生命意义的漠视。就人的动物层面而言,延续后代是其本能。就人的社会层面而言,想想太史公自序里面的话语,就能明白阉割对人性的摧残。不能说传统中国不尊重生命,但在社会国家面前,个人的意义就可以被冠冕堂皇的牺牲掉。这一点,我始终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缺失。
   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被称为一个重新发现“人”、解放“人”的时代。一句题外话,重新什么意思?就是曾就有过,期间中断了,现在重来。换而言之,在欧洲,对“人”的尊重、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尊重是有文化传统的。无论是把这一时期那些巨匠称之为“人文主义者”还是称为“人本主义者”,其蕴含的基本意象就是指向“人”,一个大大的“人”。从这个目的出发,文艺复兴的大师们致力于解放“人”,教育“人”(这一努力决不可忽视)。无论是早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但丁、彼特拉克还是生活在1505年的米开朗琪罗、伊拉斯谟或者莫尔。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致力于这项工作。而人的解放、人的教育则是开启近代社会大门的真正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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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了,刘瑾后来不也厉行改革吗,对待国事不也很认真吗。说他成了“抽水机”式的贪污机器?那怎么可能,一个太监,没有子息,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一切都是诬陷!都是那帮文人,捏造事实,歧视“残疾”人士,打击改革先锋。别说,相信五代十国时候的那个皇帝肯定赞成这种观点,要不然他也不会要把手下官员先阉了再用。
   国人有太重的子嗣观念,仿佛断了这条线,就个个都能变成圣人了。岂不知,人性的弱点,并不会因为少了那一点东西而彻底杜绝。相反,也许会因为少了那一点关键物而要加倍的补偿。人说,太监心理都很变态,所以会更加倍的作恶。你去问弗洛伊德的话,估计他会点头同意,并且再给你炫耀一番什么性欲、被阉割的焦虑、性快感的转化之类的高深理论。我则没有什么看法,毕竟自己不够聪明,所以只能相信史家论断和历史记载,除非你给我高明的解释或确凿的证据。
   那这一时期欧洲的君主呢,则并没有太监问题的困扰。原因很简单,他们没有天朝意义上的太监。据说拜占庭帝国有太监,但1505年的时候这个帝国早灰飞烟灭了。阉伶有没有出现,我不是很确定。但即使出现了,那也是“为艺术献身”,与天朝的太监是两码事。欧洲君主的宫廷当然也有仆人,但不必阉割。要不然,那些贵族们哪舍得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宫廷做侍从,长见识,学文化,好做个风度翩翩的骑士男。
   至于风流韵事,那是少不了的。毕竟都是人嘛,难免犯些冲动的错误。这也好,成就了不少美丽的爱情故事,公主与王子的童话可不是白来的。当然,你也知道,童话毕竟是少的,更多的是国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掉脑袋的自然不在少数。如此一来,麻烦自然很多,战争也都有可能发生。哪比得上咱天朝上国,祭起葵花宝典,小刀一把,断了尘根,一了百了真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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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瑾及太监问题
   在天涯上混久了(别查咱这个ID,要知道狡兔三窟嘛),发现汉、唐、明三朝是众多网友喜欢的朝代,尤其是有“汉族主义”倾向的,更是推崇备至。也难怪,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大明一统,多振奋人心的词眼,着实为汉家挣足了面子。然则,恰恰是在这三朝,太监乱政成为最为严重的时期。尤其明朝,《明史》一句:“明代阉宦之祸酷矣”,可谓一针见血。当然,你也许可以把这种现象推脱为巧合,但总觉得有些太巧合了。那有没有必然联系呢,咱不敢乱讲,还是让比我更聪明的人解释这种高深的问题吧。
   这里讲的是自1505年起,太监刘瑾开始受武宗信赖,走向发达之路。其实,关于刘瑾的发达之路,已经有太多的人写他了,关于他发达起来的经历,这里就不具体写了,只是说说他的“秘诀”。那就是专挑武宗玩的高兴的时候上疏言事,武宗正玩在尽头上,眼睛一瞪:“我找你干啥,不就是帮我处理这些事情的。你看着办,别烦我。”于是刘瑾得令,退下处理,心中不禁得意的笑。这也难怪,武宗继位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孩子自然就会贪玩,伴他玩耍的就是刘瑾、马永成、谷大用、魏彬、张永、邱聚、高凤、罗祥等八人,时人称之为“八党”。这些太监日夜诱导武宗游戏玩耍,朝政自然荒废。
   别跟我说,皇帝朝政荒废也没事啊,不是有成熟的文官体制在运作嘛。这话貌似有理,实则不然。靠文官体制确实能够运作朝政,但能保证这些文官不结党营私吗?恐怕不能。老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没了火车头,难保火车不出轨。有人可能会说了,嘉靖不就几十年不上朝吗,也没见帝国就垮了。这话不对,不上朝和不理朝政是两码事。上朝就是皇帝在皇宫大殿接见朝臣。朝臣天不亮就在朝房候着,午门一开,皇帝坐在椅子上,然后官员进去朝拜。上朝主要是礼仪,很少谈论政务,除非在小说戏文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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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秦纮致仕  
   前文曾经提到,1505年,蒙古小王子屡屡犯边,给帝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这与一个人离开西陲是有关的,在这个人离开之后,边陲诸军无统摄,边备松驰,给了小王子以可乘之机。《明史》云:(此人)“经略著西陲,文武兼资,伟哉一代之能臣矣!”他就是秦纮。
   秦纮,字世缨,山东单县人,景泰二年(1451)进士。秦纮颇具山东汉子的豪爽之气,史称“性刚果,勇于除害,不自顾虑,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为伟人。”也正因为其刚正不阿,所以常常得罪权贵而屡屡被贬。在其宦海生涯之中,基本重复着南京或北京----西北或南疆这两端四点之间的震荡。在弘治一朝,秦纮得到重用,在弘治元年擢升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弘治二年又升为右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但他一起一落的命运仍然没有改变,接着就因为控告贪污腐败份子,得罪了皇亲、安远候柳景,被罢黜。几个月之后,又再次起为南京户部尚书,这次算是坐稳了位子,直到弘治十一年因病辞职。
   但英雄很难寂寞,因为历史总是在召唤英雄。弘治十四年,小王子大举犯边,入花马池,败官军于孔坝沟,直抵平凉,局势一度危急。有人向孝宗皇帝进言:“纮有威名,虽老可用”。于是,孝宗重新任用秦纮为户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整顿边防。秦纮得命之后,快马加鞭,奔赴固原,开始了人生最后一段辉煌之旅。
  秦纮到任之后,首先祭拜阵亡将士,掩埋死者的尸体。然后抚恤阵亡将士的家属,惩治败将杨琳等四人,更易守将。练壮士,兴屯田,申明号令,于是军威大振。
    当时,固原为战略要地,为平、庆、临、巩等地的门户。但是城矮民贫,兵力单弱,商贩也很少来这里。秦纮扩大城郭,招徠商贾,改固原建制为州,并且亲自驻守。进而秦纮上奏,言边关兵事:“固原主、客兵止万八千人,散守城堡二十四。势分力弱,宜益兵。旧临、巩、秦州诸军岁赴甘、凉备御。及他方有警,又调兵甘、凉,或发京军征讨。夫京师天下本,边将手握重兵,而一遇有事辄请京军,非强干弱枝之道。请自今京兵毋轻发,临、巩、甘、凉诸军亦宜各还本镇。但选知兵宿将一二人各守其地,人以戍为家,军以将为命,自乐趋役,而有战心,计之得者也。”
   秦纮见固原绵延千里,闲田数十万顷,又无城堡可依。就计划在花马池以西至小盐池一带二百里,每二十里筑一堡,堡周长四十八丈,驻军五百人。固原以北诸处也各筑屯堡,招募人来屯田。规划好了之后,却遭到宁夏巡抚刘宪的阻拦。秦纮于是上本:“窃见三边情形,延绥、甘、凉地虽广,而士马精强。宁夏怯弱矣,然河山险阻。惟花马池至固原,军既怯弱,又墩台疏远,敌骑得长驱深入,故当增筑墩堡。韦州、豫望城诸处亦然。今固原迤南修筑将毕,惟花马池迤北二百里当筑十堡。而宪危言阻众,且废垂成之功。乞令宪制三边,而改臣抚宁夏,俾得终边防,于事为便。”秦纮其时相当于三边总督,虽说巡抚和总督都是中央特派员,但巡抚还是没法和总督的地位比,结果自然是皇帝下诏责备刘宪,刘宪只得承认错误。最终施行秦纮的策略,修筑诸边城堡一万四千余所,垣堑六千四百余里,固原边防遂巩固,屹立为西陲重镇。秦纮又作战车,名“全胜车”,可有效的对付骑兵的入侵。
   个人以为,秦纮的政策是理性但又是保守的。他的经营方略没有突破,也不可能带来军制的革新。这些方略对抗击蒙古人的入侵是够的,但遇到更大的问题就难说了。自然,不可苛求古人是咱的一项原则,秦纮在西陲的经营还是很有成效的,史称“在事三年,四镇晏然,前后经略西陲者莫及。”
    1504年,孝宗加封秦纮为太子少保,召还京师。1505年,秦纮以年老体衰为由,接连上章力辞,遂致仕,享受“离休”待遇。第二年九月秦纮病卒,年八十。赠少保,谥襄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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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李梦阳入狱
  上文已经讲过,1505年初,孝宗皇帝谕旨,开言路,户部主事李梦阳响应皇帝的谕旨,上书指斥弊政,达数万言之多,并且直指孝宗颇受非议的外戚弄权之事。李梦阳是明前七子之首,可谓是士子风骨的代表。有明一代,皇帝待士子不可谓不厚,但在历史上还算不上最厚的。然士子待明朝那可就不是用厚就可以形容的了,说前赴后继,肝脑涂地是绝不过分的。
  再说李梦阳秘密写好这个奏折之后,装到袖子里,绕过同事边贡,就要去上疏。正巧王阳明进来,一看李梦阳的模样,就盯着他的袖子说:“袖子里是什么东西,必定是奏折。”李梦阳吃了一惊,他写这份奏章,连他老婆孩子都不知道,真不知道王阳明怎么看出来的。(看来王阳明直指心性的一代大儒果然是名不虚传。)李梦阳也不好隐瞒他们,就拿出来给边贡和王阳明看了。王阳明看罢,说道:“疏入,必重祸。” 然而李梦阳不为所动,依然上疏。
  起初,奏折上去之后,刚开始一点消息都没有。但不久,果然如王阳明所言,突然有旨捉拿李梦阳,押送到大牢。才知道奏章上去之后,皇后的母亲金夫人及兄弟张鹤龄天天在弘治帝面前哭诉,说李梦阳讥讽皇后,其罪当斩。枕边风吹得太猛,就把李梦阳吹进监狱了。
  李梦阳一入狱,朝中正直官员就上疏援救。而金夫人和张皇后犹在弘治面前哭泣流涕,要求对李梦阳施加重刑。惹得弘治心烦,大怒,推案而起。接着对李梦阳一案批复道:“梦阳复职,罚俸三月。” 不几天,弘治夜游南宫,皇后一家子在旁边侍酒。弘治就趁机会,训斥了张皇后的弟弟张鹤龄一顿。接着弘治把刘大夏召到便殿,问道:“近日外议若何?”大夏曰:“近释李梦阳,中外欢呼,至德如天地。”弘治替自己解释道:“梦阳疏内‘张氏’二字,左右谓其语涉皇后,朕不得已下之狱。比法司奏上,朕试问左右作何批行。一人曰:‘此人狂妄,宜杖释之。’朕揣知此辈欲重责梦阳致死,以快宫中之忿。朕所以即释复职,更不令法司拟罪也。”既然皇帝这么说了,刘大夏不得不拍马屁道:“陛下行此一事,尧、舜之仁也。”
   李梦阳白白受了几天牢狱之灾,除了赢得了点清誉,实际问题一点都没解决。李梦阳心中自然怒气难平,有一天碰到张鹤龄,不禁大骂,还拿起马箠,打掉了张鹤龄的两颗牙齿。张鹤龄刚被弘治教训了一顿,也不敢计较,只得把牙吞在了肚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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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05年大明帝国的窘况
   当我们把目光从海外、边疆收回,再次投向大明帝国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年,帝国并不太平,可以说是天灾人祸频仍,帝国前行之路步履维艰。
   1505年,宁夏地震,城墙被震倒。杭、嘉、绍、宁四府地震。接着,南京与苏、松、常、镇、淮、扬、宁七府、通、和二州同日地震。山西蒲、解二州,绛、夏、平陆、荣河、闻喜、芮城、猗氏七县地震。要知道,江浙可是帝国财赋依赖之地,南京又是帝国的首都之一,竟在这一年同时地震,真乃不祥之兆。
   如果说上面是天灾的话,那人祸更为严重,在1504年的时候,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奉命往山东曲阜祭孔。回来之后,上疏言事,直指帝国困境,用于描述1505年的境况,似无不可。兹录于下:
  
   “臣奉使遄行,适遇亢旱。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盗贼纵横,青州尤甚。南来人言: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东南,财赋所出,一岁之饥已至于此;北地呰窳,素无积聚,今秋再歉,何以堪之。事变之生,恐不可测。臣自非经过其地,则虽久处官曹,日理章疏,犹不得其详,况陛下高居九重之上耶?
    臣访之道路,皆言冗食太众,国用无经。差役频烦,科派重叠。京城土木繁兴,供役军士财力交殚,每遇班操,宁死不赴。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籓,供亿至二三十万。游手之徒,托名皇亲仆从,每于关津都会大张市肆,网罗商税。国家建都于北,仰给东南,商贾惊散,大非细故。更有织造内官,纵群小掊击,闸河官吏莫不奔骇,鬻贩穷民所在骚然,此又臣所目击者。
    夫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始于容隐,成于蒙蔽。容隐之端甚小,蒙蔽之祸甚深。臣在山东,伏闻陛下以灾异屡见,敕群臣尽言无讳。然诏旨频降,章疏毕陈,而事关内廷、贵戚者,动为制肘,累岁经时,俱见遏罢。诚恐今日所言,又为虚文。乞取从前内外条奏,详加采择,断在必行。”(摘自《明史》列传 第六十九)
  
   依照此疏所奏,帝国窘境已经显现,可简单总结为如下三点:
   一是灾荒严重,民不聊生。即使是江浙一带,已经是流亡载道。一年饥荒就导致这种境况,显见民间贫穷匮乏,素无积蓄。前已提及,到1505年,江浙地震,想来这种局面更会加剧。素称富庶的江浙百姓都如此,何况其他地方呢?
   二是权贵横行,欺压百姓。其中又一皇亲国戚危害最甚,手下奴才仰仗主子的权势,为非作歹,普通官吏和老百姓根本无力招架。这“势家巨族,田连郡县,犹请乞不已。亲王之籓,供亿至二三十万”之句,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明末农民起义时的福王朱常洵,想起他那腐朽的粮食和嗷嗷待哺的饥民。
   三是欺上瞒下,政令不通。乡下的事情,郡县不得而知,郡县的事情,朝廷不得而知,朝廷的事情,皇帝也不得而知,这是何等的危局。李东阳直言道:如果不是我走这一趟,即使是天天在官署处理文件,也根本不知详情,何况陛下您呢?最后,他甚至担心连这份奏折都会成为虚文,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而实际上,怕是这份担心多半是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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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平思恩州之战  
   思恩州与田州地处明朝南疆,位于今广西桂平之西,均为土官统治之地,统治者历来不和。弘治十七年(1504)四月,思恩州土官岑浚侵掠田州,田州军民伤亡惨重,土官岑猛幸免一死,向朝廷求救。兵部命令两广总督潘蕃率两广及湖广之兵,出击岑浚,平息这次事端。
   潘蕃乃成化二年举进士,多年守边,曾多次平息土兵叛乱,颇有经验。1505年7月,潘蕃率两广及湖广官军、土军十万八千余人,与总兵官毛锐、太监韦经分六路征讨思恩州。岑浚得报,分兵相应抵抗。明朝官军奋勇向前,援崖而进,势不可挡。岑浚兵败,退入思恩旧城。诸路官军攻入城内,岑浚自缢而死。潘蕃令将岑浚传首军门,土兵军心涣散,思恩之乱遂平。此战,明军斩其军民四千七百九十人。战争结束之后,兵部尚书刘大夏建议,岑猛也不是什么好人,不宜让他归旧治,请将两府皆设流官,降岑猛为千户,迁到福建为官。正德从之。
   总结此战,有几个显见的结论:一是明朝尚有足够的能力平息边疆叛乱。但不是常用的控制方式。二是常用的控制方式是“以土制土”,通过维系土著势力的平衡,维持在当地的统治。岑浚死后,朝廷不同意岑猛归旧治,盖因这种平衡的打破。另外,即使平叛,也多用土兵,而非正规的朝廷军队。赵翼曾言“明边省凡有攻剿,兵数最多,盖皆就近调用民兵、土兵,故饷省而兵易集,非悉用官兵也。”此言不虚。三是明朝对边疆的控制已经不稳。这种叛乱不是第一次,也绝不是最后一次。仅在随后的正德年间,这种叛乱就达十几次之多。而这种现象往往是一个王朝出现颓势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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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句,喜欢正德皇帝的人总喜欢念叨这一战。黄仁宇老先生曾说:“虽然前方官军的围困因为御驾亲征而得以解除,而且终正德一朝,小王子也没有继续入侵,但是持怀疑态度的文官却坚决不承认这次胜利。”于是,很多正德迷就拿鸡毛当令箭,吹嘘正德的战功来。“事实上,史载1517年之役使得鞑靼小王子拍彦蒙可在正德当朝期间,再也没敢入犯。”“所以结论是:朱厚照被抹黑了,应州之战也被人为抹黑了。”之类的话语不时出现。其实殊不知,黄老先生跟大家打了个马虎眼。
   列位看官,你道那巴彦蒙克为何1517年之后再也没有进犯天朝?真正的原因是这位老兄在1517年一命呜呼,参见长生天去了。
   史书确实有记载:“是后岁犯边,然不敢大入。”但史书说是小王子不敢深入了吗?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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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小王子兵犯边疆
   在整个明代中叶,盘居于高原的蒙古部落始终是明朝的心腹之患。北方边境战争并没有真正威胁到天朝的生存,但是不时的侵扰掠夺,却使天朝头痛不已。这种状况在1505年表现的尤为明显。
   弘治十八年刚刚开始,这蒙古军队就出动了。正月初三日,小王子便诸部大举进犯,围灵州,入花马池,大掠韦州、环县(在今宁夏、内蒙呼和浩特一带)。正月十八日,小王子又陷宁夏清水营。清水营乃天朝北部边陲重镇,孝宗得报之后,甚为着急,传令道:“清水营堡系西陲要害,寇直入其掠,边驰已极。宜加强守御。”为应对小王子的进犯,明朝派出户部侍郎顾佐前往前线,负责陕西军饷事宜,加强边备。这顾佐是成化五年进士,曾经多次巡边,颇有经验。此次一来就是三年,经营边疆粮草贮备颇有成绩。而后,小王子兵攻打边关不利,于是四下掠夺财物,其实这也是蒙古军队时时侵扰明朝的真正目的。明指挥仇钺(这位是一代名将,后曾平定安化王叛乱)出兵断小王子归路,与总兵官李祥合力,最终击退了小王子的这次进攻,但这一年的战事并未结束。
   这里要多说一句,此时明朝对蒙古部落的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清楚,甚至有时候统治者是谁都弄不清楚,只是大概知道这一时期蒙古频繁的幼主主政,所以笼统的称之为“小王子”。这里的这位小王子是巴彦蒙克达延汗,系成吉思汗第十五世孙。在他的统治时期,结束了自成吉思汗以来黄金家族与异姓赛特(权臣)并立的制度,号称“中兴之主”。
   五月二十四日,小王子闻明孝宗逝世,不禁大喜,如此良机怎能错过。于是尽起蒙古勇士,侵犯宣府,连营达二十余里。总兵官张俊(守边多年,清廉自奉,有勇有谋)遣诸将李稽、白玉、张雄、王镇、穆荣,各率三千军队分守要害。蒙古军队从边墙一处新缺口侵入,李稽仓促迎战,白玉、张雄、王镇、穆荣各率军拒于虞台。张俊率三千人赴援,中途把脚弄伤了,下了火线,把手下军队交给都指挥曹泰。曹泰进至鹿角山被围。张俊更加着急,增调五千人,带着三天的口粮,解曹泰之围。又分兵救李稽、白玉,皆突围而出,只有张雄、穆荣阻于山涧,全军覆没。至此,各路军队都失利,张俊只好收军而还。小王子趁势追击,张俊等且行且战,退入万全右卫城,军士死2165人,损失战马六千五百余匹。张俊告急。朝廷得报之后,御史郭东山为张俊求情,念在张俊抱病驰援的份上,准许他戴罪立功。
  如此一来,朝廷不得不重视起来,于是派太监苗逵监督军务,保国公硃晖为征虏将军,充总兵官,右都御史史琳提督军务,率京军前往增援。蒙古军队见势,大掠财物之后退去。到八月,又转掠大同。十月,又以数万骑进犯固原。可以说,在整个这一年间,小王子抓住机会,丝毫都不顾及小皇帝的丧父之痛,也不体谅他刚刚当上皇帝的稚嫩,把正德狠狠的折腾了一番。后来,这位小王子趁着正德年幼,不断进犯,把正德弄得极为不爽。难怪到1517年,长大了的小皇帝不顾大臣极力反对,执意御驾亲征,狠狠痛揙了小王子一顿,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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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梅毒传入中国
   我们还是先返回天朝吧。
   大航海时代带给中国冲击暂时还没有显露,这距离列强用大炮轰开帝国的大门还有几百年的时间,并且帝国还有经济实力抵制这些西方的商人。比如,在隆庆元年,鉴于倭寇逐渐平息,帝国为了弥补财政收入,部分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明朝私人海外贸易首次获得合法地位。帝国在南洋的贸易再度活跃,兴盛一时,被西方人称为“亚洲的经济反击”。然则终究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持,又复衰落。这是后话,有机会可以再叙。
   1505年处于中西激烈冲撞的前夜,序曲已经奏响。只是这个序曲并不和谐,仿佛预示了些什么。这就是本文要讲的梅毒传入中国。1505年,广东首先发现并记载了这一中国从未出现过的病种,所以被称为“广疮”。大家都知道,这不是什么很光彩的病,但它确确实实是东西方交流的先驱,甚至是世界交流的先驱。我虚构了这样一个“交流”过程,鉴于我是基于历史根据编造,你也可以相信它是真实的:
   话说哥伦布首航南美洲,有个叫唐璜的船员跟随左右。历经海上各种风险之后,他们来到了新大陆。在新大陆,他们发现了当地的土著,并接受了土著的接济,还和他们一起居住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期间,唐璜像很多其他的船员一样,和土著姑娘发生了性关系。可别想这是美丽的爱情故事,搞不好他们就用了暴力手段。那时候的船上又没有女人,熬了几个月甚至更长的男人,一旦见到土著姑娘,很容易就发生这种事。却没想到,一种当地的病毒也随之进入唐璜的身体。
   当时的欧洲,非常流行公共浴室,人们把洗浴作为宴请宾客的高贵礼节,洗浴时还伴有歌舞和纵欲行为,相当于现在的夜总会之类的场所。哥伦布随行的50名船员从新大陆回到了西班牙。唐璜回国之后,少不得和本国的姑娘鬼混,也少不得去公共浴室享受一下,结果使得梅毒广为传播,最后就连宫廷内的皇室贵族都感染上了。接着,随着战争、商贸等途径,梅毒传遍了欧洲。因为谁都不愿意把这个不光彩的病与自己的国家或城市联系上,所以就互相谴责。那不勒斯人是把这种病叫做“法国病”,而法国人则回敬做“那不勒斯病”,德国人称它为“西班牙疮”。据说,梅毒最初在欧洲暴发流行时,几乎达到300种的名称。直到1503年欧洲当时最有权威的学者弗兰卡斯特罗医生借用一则古希腊神话给正式梅毒命名。
   唐璜后来挣的钱挥霍的差不多了,正好葡萄牙人招募船员,就又参加了葡萄牙的船队,到达了亚洲。在印度一带从事商贸活动的时候,顺便到当地的“红灯区”发泄一下。结果就把这种病毒传染给了当地不幸的姑娘。这病毒又通过在当地的姑娘身上找乐子的东南亚商人传到了广东,因为广东是天朝私下海外贸易最为集中的地方。
   而后,梅毒开始在中国蔓延,不久又传到了日本,真可谓是全球交流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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