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手绢

粤语；当地中文电台、电视节目中所使用的基本上是粤语；中文书店中的杂志、出租的录相带大多来自香港；而当地的中文报纸上也大多辟有“香港专版”，津津乐道于香港的种种“八卦”，[1]“香港人”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该群体的集体符号。
（二）浙江人，或曰青田人或温州人浙江温州青田人也是早在20世纪初就进入欧洲谋生的中国人群体之一。20世纪70年代末，“出国潮”在中国大陆略现端倪，浙江人立刻捷足先登。当闽、粤等地传统侨乡因其亲缘关系主要在东南亚地区、而对方国一直关闭着中国移民入境大门故而只能滞留于香港、澳门等地时，当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的青年学子们经寒窗苦读和考场拼搏后千方百计登上“留学”之途而涌向北美、日本、澳洲时，温州人、青田人则得天独厚地利用他们的前辈们在欧洲奠定的基础，加之欧洲国家对于外来移民较为宽容，他们就堂而皇之地以“家庭团聚”、以“继承财产”、以“餐馆劳工”乃至以“旅游探亲”为由，一个个、一户户、一批批地移民欧洲。
70、80年代后青田人、温州人移民西欧国家的流向大约经历过由北向南的变化：中国大陆移民门户初开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先期走上移民之路的浙江人主要去往法国与荷兰。但是，自80年代后期起，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吸引浙江人移民的主要国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以上诸国相继多次对入境非法移民实行“大赦”，即允许已经进入本国境内、但尚未得到合法居留权的外国移民经过一定审核手续之后，可以从“非法”转为“合法”。受此政策导向之影响，自90年代后浙江人纷纷移民向南欧，尤以经济形势相对好于其他两国的意大利为主要目的国。时至20世纪末，意大利的华侨华人人口总数已在西欧国家华侨华人人口排行榜上进入前五位，而浙江人在以意大利为主要移居地的南欧三国的华侨社会中明显占据主体地位。[2]
在东欧的华人新移民中，青田人、温州人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当20世纪90年代因匈牙利允许中国人无需签证自由进入该国时，“匈牙利热”骤然升温。当时，青田人、温州人是最先捕捉到这一信息的群体之一，他们或是从西欧转迁至东欧创业，或是直接从中国老家远赴东欧。在那里，他们中的多数人得到了业已定居西欧的亲人的接济与支持，在从业上突出表现为诸如多以餐饮业为安身立命之根基的集中性，同时在事业上还借助其亲缘乡缘网络而获得支持。
（三）来自西欧原殖民地的华裔再移民二战后，欧洲华人社会又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来自东南亚的华人再移民在西欧相关国家的华人社会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次级群体。20世纪70年代中期，印度支那政治局势发生巨变，排华浪潮铺天盖地，百万华人华裔冒死出逃。经由联合国难民署的协调，西方发达国家基于人道主义原则而相继接收、安置了其余一百多万印支难民。在西欧，几乎每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接收了部分印支难民，其中接收印支难民最多的西欧国家是法国，其次为西德和英国。椐统计，全西欧接纳的印支难民总数在20万—25万人之间，由于其中约60%为华人华裔，因此，全西欧在短短两三年内骤然增加了一个大约12万—15万人的华侨华人华裔群体。时至60年代后期，法国的华侨人口数不过区区6000人，而全西欧华侨华人总数也才不足6万人，十余万人的印支华裔群体如排山倒海般突然涌入，几乎在霎那间使法国华人社会彻底改观，同时也使其他西欧国家的华人社会呈现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分别生活在欧洲各国的前“印支难民”，由于对死里逃生的共同经历刻骨铭心，曾经以法国印支华裔移民为主体，组织过“欧洲越棉寮华人团体联合会”，并且于1989年在法国巴黎主持召开“世界越棉寮华人社团会员代表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一百多个会员团体、两千多会员应邀参加。由于该联合会存在较强的“台湾背景”和“反共色彩”，近年来其影响力已明显下降，原“越棉寮华人”也已明显分化。在法国，来自印支的难民与早期业已定居法国的浙江人之间虽然仍然存在差异，但其自身业已以原中国祖籍地为纽带，形成了潮州人、广肇人、客家人、海南人等群体，其中尤以潮州人的实力最为雄厚。
在西欧国家中，荷兰的华裔再移民群体则以来自原荷兰殖民地印尼及苏里南的华裔为主。从印尼（或前荷属东印度）迁往荷兰的华人华裔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留学始而以移民终的印尼华裔青年。自20世纪初年，即有华裔青年从当时的荷属东印度前往荷兰求学，并且在20、30年代及二战后初年形成明显的高潮期。第二类是荷兰规定的“荷属东印度的荷兰人”中具有华裔血统者。当印尼独立时，荷兰曾规定凡属“荷属东印度的荷兰人”可自由移居荷兰并自动获得荷兰国籍，部分担心在政治变动中受到冲击的华裔于是移居荷兰。第三类属自由移民。他们主要是因为缺乏在印尼继续生活的安全感而选择了移民荷兰的道路。据荷兰学者的统计，这部分人士总计约为7000人。[3]苏里南也是荷兰的前殖民地。据本身也是从苏里南移居荷兰的华裔学者曾伟华（Frank W. F. Tseng）的研究，当70年代上半叶苏里南处于动荡之中时，大约有4000名苏里南华侨相继移居荷兰，约占当时苏里南华侨总数的一半。[4]另一项关于全荷兰苏里南移民的调查则显示，时至80年代中期，定居于荷兰的苏里南人连同其在荷兰出生的后裔总数达18万人（4万人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其中，65％是克里奥尔人，28％为兴都斯坦人（Hindustani），华人与爪哇人各占3.5％。照此推算，80年代中期荷兰的苏里南华人大概为6300人。[5]
在荷兰，来自印尼的华裔群体由于文化习俗与直接来自中国本土者有较大不同，他们一直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生活圈子；而来自苏里南的华侨华人，因为原籍以广东宝安、东莞、惠阳三县为主，因此大多融入荷兰的“香港人群体”。
（四）福建人
2000年6月19日在英国多佛尔港有58名移民在货柜中窒息身亡的惨剧发生后，关于来自中国福建的非法移民问题再次引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欧各国的密切关注。
福建人传统海外迁移的主要目的地主要是东南亚地区。虽然早在二战前已有福建人谋生于欧洲的荷兰、丹麦、法国、意大利等国，但人数很少。80年代后，随着闽东福清、长乐及闽西三明地区出国潮骤然兴起，进入欧洲的福建人数量明显上升。由于福建人进入欧洲以后可资凭借的纽带远不如浙江人，更比不上广东人或香港人，因此，他们的立足、创业过程都显得极为艰难。在业已进入西欧国家的福建人中，一部分人已经借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国家的几次大赦而获得了合法居留，并且有些人已迅速创业致富。但是，有相当一大部分人还是处于朝不保夕的非法居留、非法打工的阶段，或是在难民中心等候获得庇护。
关于这一群体的人数，各说不一，有说数千人，有说数万人。英国的华人律师陈华彪先生的客户中有许多是要求提供法律援助的“福建人”，为此，陈律师与英国的“福建人”有较多接触，对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比较了解。陈律师认为，英国近年的非法入境者以十万计，他们主要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尼日利亚、斯里兰卡和中国，其中，在1998—2000年两年内偷渡进入英国的福建人“估计便超过一万五千人，他们绝大部分在英国各地的华人餐馆工作”。鉴于这些非法入境者或“遭受无良雇主剥削”，或“因无法找到工作而引发治安问题”，而“英国实际上也需要外来劳工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因此，陈华彪律师向英国当局提出呼吁：有条件地允许来自福建的非法移民暂住与工作，以解决数以万计黑市劳工给英国带来的社会问题。[6]
倘若陈律师所提供的数字可资凭据的话，那么，笔者依据假定英国的福建人1.5万人来分析，荷、法、德、比等国的福建人总数大约也不会少于1万人，意、西、葡等南欧国家的福建人估计也在1万人左右，俄罗斯、匈牙利、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的福建移民的人数也不少（当地均有福建同乡会），再加上北欧的丹麦、瑞典等国均有福建移民，估计全欧洲的福建移民的总数很可能已达到5万人以上。

[1] 香港人将那些社会名流、影视明星的绯闻和各类花边新闻统称为“八卦”。

[2] 有关详情请参见拙文：《欧盟国家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载《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 参见Gragor Benton & Hans Vermeulen：“中国人在荷兰：前言”（Chinezen in Nederland: Een inleiding），Gragor Benton & Hans Vermeulen：《荷兰社会中的移民之四：华人》（Migranten in de Nederlandse Samenleving 4: de Chinezen），1987年，第10页。

[4] 参见Frank W. F. Tseng：《从少数族群到少数族群：苏里南华人的族性与变化》（Van Minderheid tot Minderheid: Etniciteit en Verandering onder Surinaamse Chinezen），阿姆斯特丹大学硕士论文，打印稿，1983年，第69页。

[5] 参见Jeremy Boissevain & Hanneke Grotenbreg：“文化、构成与族群企业：阿姆斯特丹的苏里南人”（Culture, structure and ethnic enterprise: the Surianmese of Amsterdam），《族群与种族研究》（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1986年第9卷第1期，第6－7页。

[6] 参见《英华裔律师为中国人蛇请命》，载《亚洲周刊》，2000年9月10日。

丢手绢

二、本原构成
在形成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次级群体的过程中，血缘、地缘、方言纽带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了解海外华侨华人社会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定居于欧洲主要国家的华侨华人，依其本原构成，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六大群体。
（一）粤语群体，或曰香港人、广东人粤语群体是指以粤语方言为主要社会用语的华人群体，是英国、荷兰、比利时、德国华人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据英国的老华侨介绍，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欧洲中餐馆所能雇佣的新工人几乎都是只会说粤语的“香港人”，而且不会说“香港话”就没法当老板，换言之，“香港话”成了当地中餐馆内部的交际用语。在英、荷、德、比等西欧国家，这一方言的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时至今日，不管你来自何处，倘若要想在上述国家的中餐馆打工，学会听、说“香港话”几乎是打工的“必修课”。
“香港人”实际上是一个外延十分模糊的概念，在欧洲华人社会中，“香港人认同”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笔者注意到，在自称为“香港人”的人群中，除了“香港新界人”之外，还包括以下两类人：
1.不少广东宝安人习惯于自称是“香港人”。广东宝安与香港山水相连，宝安人是最早移居欧洲的中国人群体之一。早在20世纪初叶，英国、荷兰等地最早形成的华人聚居区中，都先后出现过在当地华人社会中称雄一方的所谓“宝安帮”。50年代后，由于中国大陆直接移居欧洲十分困难，因此，有些想离开当地农村的宝安人，即借地利之便前往香港谋生。60年代之后，因香港形势变化而西欧又凸显诱人的经济机会，于是宝安人再度成批移民西欧。[1]由于不少宝安人和香港新界人沾亲带故，加之60年代后移居西欧的宝安人大多先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而且他们往往是以“香港人”身份移居西欧，因此，他们习惯于说自己“从香港来的”，或干脆就说自己是“香港人”。
2.西欧“香港人”中还包括相当一些祖籍在中国大陆其他省份而经由香港移居西欧者。这一群体大致包括三部分人：一部分是在1949年前后由中国内地迁居香港者；一部分是同期去往台湾后来又移居香港者；还有一部分则是在50年代后以不同方式“越境”进入香港的大陆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香港生活过若干年，能说一口香港式粤语，且以“香港人”身份移民西欧。
在20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尤其是在西欧的华人中间，“香港人认同”的形成包含有多重的政治、经济因素。其一，在政治上，相对处于“中性”的香港人身份，可以使他们在祖籍国海峡两岸对立的敏感形势下，对双方都保持一定距离。其二，在经济上，认同于相对人多势众的“香港人”群体，有利于他们跻身其中，倚靠其势力，利用其网络，始以求得谋生之便，继以探求发展之利。其三，勿须讳言，试图避开当年如何离开大陆的不愉快话题，“忘却”一段不太“体面”的经历，也是其中部分人认同于“香港人”身份的一大潜在心理因素。
由于如上种种原由，在欧洲国家中，英、荷、比、德四个国家的华人社会以具有浓郁的香港文化色彩为特点：“唐人街”商场的营业员说的是粤语；大多数中文学校的教学用语是
[1] 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战后欧洲经济的复兴，中餐业在英国蓬勃兴旺，到处急需中餐厨师帮工。其时，中国大陆正紧闭人口向外迁移的大门，而仍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新界地区则面临经济转型的冲击期，传统的稻作农业在进口优质大米的冲击下一蹶不振，农村青年纷纷向外谋求出路。于是，英国与香港两地经济收入呈现的巨大差距，以及战前留居欧洲的“宝安帮”所提供的乡缘纽带，带动了香港新界农村青年源源涌向西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