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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12-26 1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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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冤死在雪夜
1957年冬天,涪陵雪下得好大。这年,乔献华仅3岁。小小年龄却记住了那场漫天飞舞的大雪,记得那么清楚让她至今感到惊异。
那天,一群男人冲进家里,一边叫喊着“把反革命分子乔俊承揪出来”,一边将正在干活的父亲往门外拖。家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小献华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被拖到门口的爸爸突然挣脱出来,跑回屋将女儿紧搂在怀里,脸紧紧贴在女儿满是泪水的脸上,急切地说:“丫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住,爸爸不是反革命,是打日本鬼子的。”话没说完,爸爸再次被拖走。
雪地里,小献华哭喊着一路追赶,一直追到当时的涪陵地区收容所。“我看见他们把爸爸反手吊起,用棍子打,爸爸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喊。我不敢看下去,只能跑去找妈妈。”
爸爸回到家已是当天晚上,是被几个人拖回来扔在地上的,浑身血肉模糊,凌乱的头发上还沾着雪花。爸爸一句“我不是……”没说完,就断了气。走时,眼没闭上。懂事后,妈妈周维清悄悄告诉她,爸爸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是国民党的军官,上战场打过日本鬼子。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走到哪里都有人追着我们喊‘打死小反革命’,没有娃儿愿和我们玩。妈妈拉扯着我们兄妹三人,拼死拼活也吃不饱,还要常常被拉去开会。所谓开会就是批斗,妈妈胸前挂着‘反革命家属’的黑牌,站在台上,低着头,台下不时有人向她吐口水、扔小石块,她不敢躲避。我们在台下哭着不敢出声。”每次开会回来,妈妈都要对她说:“记住,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在你们脸上,你们也不要说什么,自己抹了就是。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三岁以后,乔献华开始怕雪,怕下雪的日子。
少女知青“赛太平”
背着这口“反革命狗崽子”的黑锅,乔献华在忍耐中度过了屈辱的童年。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启动。正在体校上学的乔献华没等人来动员,就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龙潭区,是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
“那年,我才15岁,按现在的说法,还是未成年人。我想趁机挣表现,表明我想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态度是多么鲜明,希望别人会因此改变对我们的看法。”1969年2月8日,冬天即将过去,气温仍很低。乔献华和其他知青一道在涪陵灯光球场集中出发,草绿色的军装上扎着皮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军用挂挎包上印有“扎根农村干革命”,她和知青战友们手持“红宝书”,高呼口号,向农村进发。
乔献华插队落户在龙潭区太平人民公社复兴大队第6生产队(现涪陵区青羊镇新元村6队),那里距涪陵城90公里,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
到达太平后,当地小学生敲锣打鼓迎接他们,村民们对漂亮的乔献华表现出特别的热情。2006年12月,当地村民李顺珍对37年前乔献华的印象依然深刻:“我们看她就像是看仙女一样。当时还有个漂亮女知青外号叫‘太平一枝花’,但公认乔献华更漂亮,大家就叫她‘赛太平’。”
因为能歌善舞,乔献华很快成了宣传队的文艺骨干。15岁的她从没享受过这种礼遇,她欣慰极了,感到这条知青路走对了,准备死心踏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好日子没过一个月,就因为她“黑五类”身份的揭穿戛然而止。一天,乔献华参加完劳动,兴致勃勃往回走的路上,遇上了生产队长,队长说:“我本来以为你是龙是凤,现在才晓得,你竟然是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狗崽子,我要让贫下中农好好管教你。”
乔献华这才知道最初的想法多么幼稚:“家庭成分这东西,就像遗传基因,抹也抹不掉,无论你怎样追求进步,也是白费劲。”
舞蹈梦的破灭
乔献华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歌舞演员,能够穿上舞鞋在台上翩翩起舞。好多次,她都看见自己穿着红舞鞋在简陋的台上表演,唱着与红舞鞋格格不入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不过,这仅仅是梦。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乔献华每天的生活。但梦想依旧在,每天早上6点,她起床后就偷偷到屋后的山坡上吊嗓子,轻轻地,不敢放开喉咙。然后,做好一天的饭,带着午饭下地干活。
生产队最远的田地在山脚的烟敞沟,单面就要走近两个小时,天黑才能回家。她干活特卖力,所谓“裹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她深怕脸晒得不够黑,深怕手上磨的老茧不够厚,不能显示自己是多么拥护“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第一次上山砍柴,一刀下去,乔献华突然感觉左手臂一阵凉意,抬手一看,一条绿蛇缠在手臂上,她不敢叫出声,怕别人骂她是国民党的千金小姐。第一次下地插秧,小腿上爬满蚂蝗。“有的正在往肉里钻,我怕得要命,但只能悄悄地扯出来。蚂蟥一扯就断,弄得满腿是血,我忍住恶心不敢哭出声。后来,还是好心村民教我,先用手拍,待蚂蟥松口了再扯。”
辛苦劳作一天,乔献华最多可以挣到7分,而其他知青干一天有8分;其他知青一年可以分六七百斤粮食,她只有不到三百斤;别人偶尔还有肉吃,乔献华没有,她的肉票常常被其他知青“代领”;没人敢公开和她说话……这一切,都因为她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后来,长得漂亮也成了受指责的原因。一开始乔献华衣着前卫,当别的女孩在穿宽松的花棉布上衣时,她却穿着衬衣,还要将衣服扎在裤子里,显示动人的身材,这些都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
“别人都当我是去劳改的,谁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这种生活比儿时受歧视更难受,以前,毕竟有妈妈在身边,可以倾诉,不会孤独。但我记着妈妈的话,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差一点她就圆了舞蹈梦。1970年冬天,黑龙江军区歌舞团到太平慰问演出,作为宣传队骨干的乔献华在与他们合作时,表现出的歌舞才华折服了歌舞团领导。歌舞团有意召她入团,但因成分问题未能如愿。
她也没有去争取,她知道,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是没有资格去提要求的。
为证清白去自杀
1972年,“红糖事件”让乔献华深切感到什么叫生不如死。
这年冬天,队里几个男知青偷了附近代销店一块红糖,有追求进步的社员举报乔献华是同谋。她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不管她怎么解释,没人相信这个反革命后代说的话。连续一周,她每天下班后都被叫到队里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等贫下中农们教育累了,她才能在深夜独自返回到10里外的住处。
这天晚上,乔献华接受教育回住处途中,经过一池塘,望着黑暗中的池水,抑制几天的委屈喷涌而出,她呆呆坐在泥地上,没有哭,任凭雪雨打在脸上。良久,她找了块废弃的磨盘捆在身上,慢慢走向池心。
醒来时,乔献华躺在一户村民的床上,简陋的土屋不能完全遮挡屋外呼啸的寒风,但她感到特别温暖。村民田孟池救了她,田家成分也不好,是地主。
“闺女啊,我们都是可怜人。你又没人疼,以后你有亲人了,就不要干傻事了。”田孟池的母亲胥春怀抚摸着乔献华的脸,心疼地认她作干女。想到父亲临终不甘心的话和干妈的关爱,乔献华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气。
今年12月6日,乔献华重返太平,这是她返城二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地。回到这个呆了8年的山乡,乔献华眼泪洒了一路:山还是那些山,可已物是人非。干妈胥春怀去世17年,当时未能回来为老人家操办葬礼,成为她一生的愧疚。她坚持要到干妈坟上去看看。干妈埋在塘垭口,乔献华哭着在坟前一直跪到香烛燃尽。
干妈的大儿叫田孟奎,见干妹回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妹妹,我前几年也入党了。”声音很激动,带着一丝酸涩。这个当年宣传队的二胡手特意找出那把已蒙灰的二胡,拉起了一首《红军不怕远征难》,几个宣传队的老同志,围坐在一起,唱着一首首老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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