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无邪的女儿李娇


引产未果  小生命在啼哭
    乔献华没有回太平,她直接回到妈妈周维清身边,不得不将这件天大的事告诉妈妈。望着可怜的女儿,周维清没有打骂,只有自责。“妈妈怪自己没照顾好我,听了这话,想到那个负心人,我们抱着哭成一团。”哭罢,周维清拿出一床破被单,撕烂,紧紧缠在女儿腹部,希望这样可以让孩子自然流产。

    在接下来一个月里,乔献华每天就是缠着这条被单,和往常一样下地干活,甚至故意更卖力,但肚里孩子的命似乎比她更“贱”,依然不时调皮地踢她。乔献华依旧穿着冬衣,外面罩着妈妈的大衣服。出门撞见人,老远就绕道走,她不敢和别人多说一句话,怕多呆一会别人就看出她的大肚子。“我清楚,如果让别人知道我未婚先孕,会是什么后果。”

    被单没有把孩子缠掉,肚子反而一天天倔强地增大。

    1973年6月中旬,乔献华在妈妈陪同下,来到重庆大姨妈家,周维清要让女儿在远离涪陵的地方把孩子打掉。大姨妈有个熟人是医生,同意开后门让已7个月身孕的乔献华做引产手术。6月20日,引产针打下后,孩子很快出来了,伴随着的却是嘹亮的啼哭声。

    “天哪!孩子居然还活着。”医生看着这个命大的婴儿发出惊叹。

    是个女儿,3斤2两重。乔献华亲吻着大难不死的女儿,想起孩子的父亲,泪如泉涌。“那一刻,我心里只有对孩子的愧疚,自己都觉得自己狠心,我决定用我一生去呵护她,不再让她受到伤害。”
    乔献华给女儿取名李娇,这个名字代表女儿是她和李渝生爱情的结晶,随李渝生姓,自己的姓前加个“女”旁,成“娇”。带着一个婴儿归队肯定不现实,好心的大姨妈主动提出,为侄女暂时抚养孩子,周维清留在重庆一同照料。

    生下女儿第3天,乔献华就怀着对女儿的亏欠和对大姨妈的感激,独自回到太平。依然是先坐船到木洞,再走路回太平。她已无法想象当时是凭着什么力量,在刚生下孩子后独自走完那漫长的山路,只记得一整天没吃东西,饿了渴了就喝山泉。崎岖的山路上,乔献华就思考着一个问题——怎么活下去,怎么坚强地把女儿带大。可直到回到太平,她也没理出个头绪。

    回到太平的住处时,已是深夜,乔献华发现,屋里的铺盖棉絮和仅有的一点谷子被人偷了。被偷盗,已不是第一次。她坐在光秃秃的床板上,哭着等天亮,心里满是对李渝生的怨恨,对知青生活的怨恨。半夜4时许,肚子饿得不行,才想起已一天没吃东西。她悄悄出门,到附近地里偷了个南瓜和几个嫩辣椒,这是她知青生涯的唯一一次偷窃行为。南瓜煮了汤,嫩辣椒用盐拌了下汤,乔献华合着泪,一口气将这顿“丰盛”的晚餐吃了个精光。

    当年六月初三是乔献华19岁的生日,这天,妈妈周维清到太平来给女儿过生日,她带来一斤黄豆给女儿推豆花吃。

    当地有个迷信的说法,将豆渣用烂裤子包好丢到远处的河里,让河水将豆渣冲走,这样就可以把霉运冲掉。生日这天,乔献华提着豆渣,走到离住处十多公里外的河边,看着湍急的河水将豆渣冲得不见了踪影……

知青点里  来了个“小知青”
    1976年,李娇快3岁了,贫穷的大姨妈无力再替乔献华抚养,乔献华只得将女儿接回涪陵,周维清跟着女儿到太平照顾外孙女。李顺珍是乔献华落户时的邻居,她回忆:“那时,她一家三代全成了知青,别人叫她妈妈老知青,叫娇娇小知青。”

    因为是私生子,李娇没有户口,乔献华就骗别人说是亲戚的孩子,一开始还有人逗这个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可谎言很快穿帮——李娇遗传了妈妈的漂亮,还总是叫乔献华妈妈,叫周维清外婆。从此,没人再来逗小李娇。这一家三代听得最多的话,就是“男人都没有,就有了娃儿,不要脸”,周维清和李娇跟着乔献华坠入流言蜚语的漩涡。乔献华说:“走在外面,感觉背脊骨都被人戳麻了,那日子不是人过的。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为了女儿,坚强地活下去。”

    村民们和其他知青一直不知道李娇的父亲是谁,小李娇也很懂事,从来不问爸爸在哪里。3岁时,她已经可以帮妈妈干活了,她能做的,就是背着妈妈给她编的小背篼到山上捡松果,然后再独自背到两公里外的太平场卖钱,一背篼松果可卖1角钱。乔献华永远都记得,女儿每次握着那张被汗水浸得湿漉漉的一角钱一路跑回来的情景:“妈妈,给你。妈妈,你不要太累了,我养你。”

    一次,李娇又去卖松果了,回家时,空着手,小背篼烂了,衣服也撕烂了。李娇哭着说,回家途中,几个大孩子指着她骂:“你老汉都没得,全家都是反革命,不要脸。”似懂非懂的李娇回了一句“我有爸爸”,就被那几个孩子打了一顿,还抢走了那一角钱。那几个孩子的家长来后,丢下句“不要脸的野种”就走了。

    “妈妈,爸爸上哪去了,怎么还不回来?”那次,李娇第一次问起爸爸。乔献华哭着为女儿抹去脸上的泥污,无言以对。

    “忍,在忍耐中学会坚强!”这句话是乔献华3岁时,母亲教的,现在,李娇3岁了,她又将这句话教给自己的女儿。小李娇在忍耐中度过了屈辱的童年,直到1979年随妈妈回城。

    带着女儿当知青那段时间,乔献华除了为女儿而心酸,便是对李渝生的怨恨。她常在夜深人静偷偷落泪,想到和李渝生以前的欢乐,想到他给她买红舞鞋的誓言,想到他的绝情。她常一个人哭着,小声哼唱那首在知青中流行的“黄色”歌曲《秋水伊人》——
    望穿秋水不见伊人的倩影
    更残漏尽孤雁两三声
    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情
    梦魂无所依,空有泪满襟
    几时归来哟,伊人哟
    只有你的女儿哟,已长得活泼天真
    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
    只有你被弃的女儿哟,在忍受无尽的摧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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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红舞鞋之二:十八岁成了未婚妈妈(图)



乔献华与女儿的合影


失去了心爱的人儿,梦中常相伴,苦海相思流水无情,长夜孤零零。过去了,永别了,欢乐消失了,留下辛酸痛苦的回忆,不能长相依
    ——摘自乔献华《知青恋曲》
情窦初开  爱上重庆知青
    李渝生改变了乔献华的一生。

    1969年底,准备到重庆看望大姨妈的乔献华在涪陵码头候船。“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候船室里,里面大多是知青,热情高涨,他们聚在一起大声唱着革命歌曲,想起自己的处境,我唱不出来。这时,一个留着小胡子,长得很帅气的小伙子走过来和我搭话,他就是李渝生,比我大一岁。”

    李渝生是重庆高68级知青,插队落户在涪陵焦石人民公社白腊大队,与乔献华隔着奔腾的乌江,相距近百公里。1969年,梦想当作家的他以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毅然下乡当知青,到农村后他才发现自己错了。“在那个封闭、自私、落后,甚至愚昧的地方,如何谈理想抱负。”他回忆起第一次看到乔献华的情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吸引我的却是她眼中的忧愁。我在想,是什么让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如此忧郁?”

    船凌晨两点启航,到重庆是下午两点,两人在船上谈了很久。乔献华第一次对别人倾诉了她的苦闷,“很奇怪,就觉得他值得信任”。分手时,二人互相留了联系方式。

    回到太平后,乔献华很快收到李渝生的来信:“你要鼓起生活的勇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虽然只有短短几句话,但在乔献华看来,这是当时唯一理解和关心她的人,也是她唯一可以倾诉依靠的人。

    二人开始不停书信往来,信的内容无外乎“好好劳动,保重身体”之类。那时一封信在路上要走半个月,他们总是在收到信后立即回信。

    1971年初的一天,她被生产队长无缘无故拉去进行了一番思想教育,刚回住处,就收到李渝生的信。这封信很厚,称呼也很暧昧——“华”,看到这个字,乔献华脸一下子红了。因为以前,李渝生在信中总是称“乔献华同志”。这封信中,李渝生说出了“我爱你”三个字,看得乔献华心惊肉跳,唯恐别人知道了。一开始,她不敢相信:“我是个反革命后代,他怎么可能喜欢我?”反复看了几遍后,她才接受了李渝生的爱,很快回了信。

    两人开始了偷偷摸摸的书信恋爱,因为要注意影响,他们不敢到对方落户的地方去。如果要见面,只得提前一个月约好在涪陵城。几年下来,居然没有村民和其他知青知道这段地下恋情。对乔献华来说,李渝生的出现让她有了某种寄托,生活似乎不再那么枯燥乏味,被歧视被折磨的日子似乎也不再那么难熬。

意外怀孕  爱人却不见了
    1973年元旦前夕,二人在事先约好的涪陵城见面,那晚,乔献华哭着将自己交给了这个深爱的男人。“如果我们都回不了城,我们就在农村呆一辈子。我要为你买一双红舞鞋,你可以天天跳舞给我看,我是你永远的观众。”乔献华至今记得,李渝生当晚说这句话时是多么信誓旦旦。她还记得,那晚,涪陵城下了那个冬天的第一场雪,屋外冷得要命,躺在爱人怀里的她却感觉幸福极了。
    次日晚,李渝生就回重庆,他要回去告诉父母,他要娶乔献华,乔献华一直把他送到码头。哪知,爱人这一走,就一去不返。

    4个月过去了,李渝生没有消息,写到焦石的信也如石沉大海。渐渐地,乔献华发现自己腰越来越粗,干活越来越费劲,背着背篼到地里去的路上,都要休息几趟。没有生理知识的她以为是营养没跟上,也没在意。由于正是冬天,衣服穿得较多,也没人注意到这个年轻女知青的变化。

    肚子越来越大,回想起那个夜晚,乔献华悄悄来到涪陵地区医院,心惊胆颤、东张西望地在门口徘徊了近一个上午后,她终于鼓起勇气走进去。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说出那句“医生,你看我是不是怀孕了”的话。

    检查结果是5个月身孕。听到这个结果,乔献华当即瘫倒在地,用发颤的声音问医生:“可不可以打掉?”她至今都记得那个中年女医生鄙夷的眼神:“她冷笑一声,骂到‘拿证明来。不要脸,乱搞男女关系。’我自知理亏,不能反驳她,我也没有证明。”

    已是春暖花开,乔献华依然穿着厚重的冬衣,用来遮挡突起的肚子,有人诧异地问她,她就说感冒了。这时,乔献华收到了失踪近半年的李渝生的来信,信是从贵州发来的,没有详细地址。李渝生只是告诉她,父母不同意这门亲事,他在贵州做皮鞋,等挣了钱就回来娶乔献华,回来给她买红舞鞋。他显然并不知道乔献华已怀孕。这封信后,李渝生便再无音讯。

    哭着把这封信看完后,乔献华一把将信撕成了碎片,信纸随风散落,泪浸透了衣襟。哭着哭着,乔献华睡着了,醒来后,她毅然收拾了简单的衣物,她要到重庆去找孩子他爸。“只是想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那时,到重庆的船票要3元,为节省钱,乔献华选择了先步行到木洞,再乘船到重庆,这样就只需6角钱的船费。但太平到木洞有近百公里远的路程,大着肚子的乔献华要走15个小时的崎岖山路。

    天未亮,乔献华就启程了。春日寂寞的阳光透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在这个大着肚子的年轻孕妇身上。她走一路歇一路,不时停下来擦擦额头的汗,或依着路旁的树喘口气。“那时人的命好像都很贱。一整天没吃饭,好像也不感觉饿,只想着如何找到孩子他爸。”

    她只知道李渝生家在临江门一带,记不清问了多少人,终于找到了李家。她叩开房门,一对中年夫妇站在门口,听了眼前这个“大肚子”的来意后,中年妇女冷冷说了句:“我们儿子已经死了。我们不认识你,也不欢迎你,你走!”乔献华没来得及进屋,门就“砰”一声关上了。

    听到“死了”两个字,乔献华顿觉眼前一黑,顺着冰冷的门板滑坐在地上,脑袋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坐了多久,才想起再敲门,可对方怎么也不开门。

    乔献华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的,只记得一路上跌跌撞撞摔倒好多次。到朝天门码头后,她才发现,身上仅剩的一块多钱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弄丢了。

    乔献华绝望地坐在江边的石梯上,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水,泪水如奔腾的江水不断涌出。不知哭了多久,看到眼前开往涪陵的“东方红107”客船就要启航,已神志不清的乔献华缓缓走向江边。这时,一个40多岁的男人冲上来,将她拉回岸边。这个好心男人是“东方红107”上的船员,他救了乔献华,让她免费坐船回到涪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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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冤死在雪夜
    1957年冬天,涪陵雪下得好大。这年,乔献华仅3岁。小小年龄却记住了那场漫天飞舞的大雪,记得那么清楚让她至今感到惊异。

    那天,一群男人冲进家里,一边叫喊着“把反革命分子乔俊承揪出来”,一边将正在干活的父亲往门外拖。家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小献华吓得躲在墙角,瑟瑟发抖。

    被拖到门口的爸爸突然挣脱出来,跑回屋将女儿紧搂在怀里,脸紧紧贴在女儿满是泪水的脸上,急切地说:“丫头,不管发生什么事,你要记住,爸爸不是反革命,是打日本鬼子的。”话没说完,爸爸再次被拖走。

    雪地里,小献华哭喊着一路追赶,一直追到当时的涪陵地区收容所。“我看见他们把爸爸反手吊起,用棍子打,爸爸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喊。我不敢看下去,只能跑去找妈妈。”

    爸爸回到家已是当天晚上,是被几个人拖回来扔在地上的,浑身血肉模糊,凌乱的头发上还沾着雪花。爸爸一句“我不是……”没说完,就断了气。走时,眼没闭上。懂事后,妈妈周维清悄悄告诉她,爸爸是黄埔军校毕业的,是国民党的军官,上战场打过日本鬼子。

    “接下来的日子可以用暗无天日来形容,走到哪里都有人追着我们喊‘打死小反革命’,没有娃儿愿和我们玩。妈妈拉扯着我们兄妹三人,拼死拼活也吃不饱,还要常常被拉去开会。所谓开会就是批斗,妈妈胸前挂着‘反革命家属’的黑牌,站在台上,低着头,台下不时有人向她吐口水、扔小石块,她不敢躲避。我们在台下哭着不敢出声。”每次开会回来,妈妈都要对她说:“记住,就算有人把口水吐在你们脸上,你们也不要说什么,自己抹了就是。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三岁以后,乔献华开始怕雪,怕下雪的日子。

少女知青“赛太平”
    背着这口“反革命狗崽子”的黑锅,乔献华在忍耐中度过了屈辱的童年。

    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国历史上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启动。正在体校上学的乔献华没等人来动员,就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龙潭区,是那批知青中年龄最小的。

    “那年,我才15岁,按现在的说法,还是未成年人。我想趁机挣表现,表明我想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态度是多么鲜明,希望别人会因此改变对我们的看法。”1969年2月8日,冬天即将过去,气温仍很低。乔献华和其他知青一道在涪陵灯光球场集中出发,草绿色的军装上扎着皮带,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军用挂挎包上印有“扎根农村干革命”,她和知青战友们手持“红宝书”,高呼口号,向农村进发。

    乔献华插队落户在龙潭区太平人民公社复兴大队第6生产队(现涪陵区青羊镇新元村6队),那里距涪陵城90公里,一眼望去,除了山还是山。

    到达太平后,当地小学生敲锣打鼓迎接他们,村民们对漂亮的乔献华表现出特别的热情。2006年12月,当地村民李顺珍对37年前乔献华的印象依然深刻:“我们看她就像是看仙女一样。当时还有个漂亮女知青外号叫‘太平一枝花’,但公认乔献华更漂亮,大家就叫她‘赛太平’。”

    因为能歌善舞,乔献华很快成了宣传队的文艺骨干。15岁的她从没享受过这种礼遇,她欣慰极了,感到这条知青路走对了,准备死心踏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好日子没过一个月,就因为她“黑五类”身份的揭穿戛然而止。一天,乔献华参加完劳动,兴致勃勃往回走的路上,遇上了生产队长,队长说:“我本来以为你是龙是凤,现在才晓得,你竟然是个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狗崽子,我要让贫下中农好好管教你。”

    乔献华这才知道最初的想法多么幼稚:“家庭成分这东西,就像遗传基因,抹也抹不掉,无论你怎样追求进步,也是白费劲。”
  
舞蹈梦的破灭
    乔献华从小的梦想就是当歌舞演员,能够穿上舞鞋在台上翩翩起舞。好多次,她都看见自己穿着红舞鞋在简陋的台上表演,唱着与红舞鞋格格不入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不过,这仅仅是梦。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就是乔献华每天的生活。但梦想依旧在,每天早上6点,她起床后就偷偷到屋后的山坡上吊嗓子,轻轻地,不敢放开喉咙。然后,做好一天的饭,带着午饭下地干活。

    生产队最远的田地在山脚的烟敞沟,单面就要走近两个小时,天黑才能回家。她干活特卖力,所谓“裹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她深怕脸晒得不够黑,深怕手上磨的老茧不够厚,不能显示自己是多么拥护“走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

    第一次上山砍柴,一刀下去,乔献华突然感觉左手臂一阵凉意,抬手一看,一条绿蛇缠在手臂上,她不敢叫出声,怕别人骂她是国民党的千金小姐。第一次下地插秧,小腿上爬满蚂蝗。“有的正在往肉里钻,我怕得要命,但只能悄悄地扯出来。蚂蟥一扯就断,弄得满腿是血,我忍住恶心不敢哭出声。后来,还是好心村民教我,先用手拍,待蚂蟥松口了再扯。”

    辛苦劳作一天,乔献华最多可以挣到7分,而其他知青干一天有8分;其他知青一年可以分六七百斤粮食,她只有不到三百斤;别人偶尔还有肉吃,乔献华没有,她的肉票常常被其他知青“代领”;没人敢公开和她说话……这一切,都因为她是“黑五类”的狗崽子。后来,长得漂亮也成了受指责的原因。一开始乔献华衣着前卫,当别的女孩在穿宽松的花棉布上衣时,她却穿着衬衣,还要将衣服扎在裤子里,显示动人的身材,这些都被当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典型。

    “别人都当我是去劳改的,谁都可以指着我的鼻子骂。这种生活比儿时受歧视更难受,以前,毕竟有妈妈在身边,可以倾诉,不会孤独。但我记着妈妈的话,要在忍耐中学会坚强。”

    差一点她就圆了舞蹈梦。1970年冬天,黑龙江军区歌舞团到太平慰问演出,作为宣传队骨干的乔献华在与他们合作时,表现出的歌舞才华折服了歌舞团领导。歌舞团有意召她入团,但因成分问题未能如愿。
    她也没有去争取,她知道,像自己这样的身份,是没有资格去提要求的。

为证清白去自杀
    1972年,“红糖事件”让乔献华深切感到什么叫生不如死。

    这年冬天,队里几个男知青偷了附近代销店一块红糖,有追求进步的社员举报乔献华是同谋。她再次成为众矢之的,不管她怎么解释,没人相信这个反革命后代说的话。连续一周,她每天下班后都被叫到队里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等贫下中农们教育累了,她才能在深夜独自返回到10里外的住处。

    这天晚上,乔献华接受教育回住处途中,经过一池塘,望着黑暗中的池水,抑制几天的委屈喷涌而出,她呆呆坐在泥地上,没有哭,任凭雪雨打在脸上。良久,她找了块废弃的磨盘捆在身上,慢慢走向池心。

    醒来时,乔献华躺在一户村民的床上,简陋的土屋不能完全遮挡屋外呼啸的寒风,但她感到特别温暖。村民田孟池救了她,田家成分也不好,是地主。

    “闺女啊,我们都是可怜人。你又没人疼,以后你有亲人了,就不要干傻事了。”田孟池的母亲胥春怀抚摸着乔献华的脸,心疼地认她作干女。想到父亲临终不甘心的话和干妈的关爱,乔献华再次鼓起生活的勇气。

    今年12月6日,乔献华重返太平,这是她返城二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地。回到这个呆了8年的山乡,乔献华眼泪洒了一路:山还是那些山,可已物是人非。干妈胥春怀去世17年,当时未能回来为老人家操办葬礼,成为她一生的愧疚。她坚持要到干妈坟上去看看。干妈埋在塘垭口,乔献华哭着在坟前一直跪到香烛燃尽。

    干妈的大儿叫田孟奎,见干妹回来,他说的第一句话便是:“妹妹,我前几年也入党了。”声音很激动,带着一丝酸涩。这个当年宣传队的二胡手特意找出那把已蒙灰的二胡,拉起了一首《红军不怕远征难》,几个宣传队的老同志,围坐在一起,唱着一首首老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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