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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列鲍斯还说，1945年4月30日柏林时间15时30分，希特勒自杀了。他留下了关于组建帝国新政府的遗嘱并且已经执行。第三帝国的总统是邓尼茨，帝国总理是戈培尔，党务部部长是鲍曼。按照希特勒的遗嘱，国家权力基本上移交到这3个人的手中，尽管新政府班子还有别的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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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第8集团军副军长杜汉诺夫中将在近卫第35步兵师师部接见了谈判代表们，后来他又把克列鲍斯和杜芬克送到了崔可夫那里。克列鲍斯出示了自己的证件并说：“我是克列鲍斯将军、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受权向苏联统帅部传达秘密的和至关重要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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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年5月1日3点，战场上响起了高音喇叭的声音：“别开枪！谈判代表过来了！”他们就这样用俄语和德语重复了几次，然后就出现了4个人。第一个人举着白旗，其他的人并肩而行，他们都沿着泽菲尔德走过的路往前走。师侦察处主任格罗得内在前沿阵地迎接了谈判代表。格罗得内在送走了泽菲尔德之后，一直留在近卫第102步兵团的观察所等待迎接谈判代表。他当场检查了所有人的证件，并确信来的就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鲍斯。和他一起来的是总参谋部上校杜芬克——坦克第56集团军参谋长、柏林城防指挥官。其他两个人是翻译和引路兵（就是举白旗的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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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５日，经过两年多的调查核实，同盟各国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总计金额为５４０亿美元，中国也在其中。但是在赔偿如何分配的问题上，各国意见不一，英国要求占有赔偿的２５％，美国要求３４％，苏联要求１４％，法国要占１２％，澳大利亚要占２８％，仅这几个国家，还未包括受害最重的中国的要求，分配比例总和已超过了１００％。中国在会上以“受害最久，牺牲最烈”为由据理力争，坚持应获日本赔偿总数的４０％，但各国不依，仅同意占３０％，此后各方争执不休，问题一拖再拖，久而未决。国民党政府由于忙于打内战，因而后来对日本赔偿的分配问题也就无心顾及了。不过，国民党政要张群在１９４７年９月９日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所作的外交报告中仍大声疾呼：“决不放弃我们对日要求应得的赔偿！”这充分表明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而日本方面，直到旧金山对日和约签字，从未向任何国家提起过战争赔偿问题。这中间一晃就是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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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日本，以美英苏中为首的同盟国在日本投降后成立了一个赔偿委员会，专门协商日本赔偿问题。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５日，该委员会一致认为，为了剥夺日本进行战争的产业能力，防止军国主义复活，决定加重日本的战争赔偿。方式是把日本工业设备的一大半拆迁给各战争受害国作为赔偿。为此，指示各国分头调查、统计战争期间的损失，以便具体确定赔偿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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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英、美、法、苏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德国的赔 偿以盟国从各占领区拆迁工业设施抵偿。同时，对于追随德国与盟军作战的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芬兰五国同样提出了赔偿要求。１９４７年２月１０日盟国与上述五国计立的和约中规定，意、罗、保、匈、芬五国分别向苏联、南斯拉夫、埃塞俄比亚、希腊四国赔偿２．５５亿、３亿、０．７亿、４亿和３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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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求日本赔偿的政策与盟国战后对战败国总的政策是一致的。早在１９４５年２月英美苏首脑举行雅尔塔会议时，便制定了要求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给予盟国战争赔偿的原则。规定德国应赔偿２００亿美元，其中１００亿归苏联，８０亿归英美，２０亿归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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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抗日战争贡献最大、损失也最大。据统计，在这场历时持久的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总计高达３５００万；各种损失折合当时美元计算数额高达１０００亿以上。面对如此惨重的经济损失，要求罪魁祸首日本给予中国战争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中国政府对此态度相当明确，当时的国民政府外长王世杰在阐述战后中国对日基本政策时指出：尽管中国不主张采取狭隘的报复主义，但就赔款问题则“应一本正义与公道之要求，以从事解决。”为此，中国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调查和统计战争中各项人力、物力损失的情况，以便对日提出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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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面上看，日本是在包括美国投掷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的行动在内的盟军联合打击下乞降的，但实际上，对促使日本投降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八年的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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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伴随着广播中日本天皇裕仁停战诏书的公布，在中国大地上飞扬跋扈了整整十四个年头的太阳旗颓然坠地——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取得了胜利。１９４５年９月２日上午１０时，日本代表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了投降书。在德意日法西斯三国轴心集团中，日本是最后一个在投降书上签字的。在此之前，意大利与德国已分别于１９４３年９月３日和１９４５年５月７日向盟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