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子

《物 理 班》
　　
　　刘嘉俊
　　
　　
　　也许是因为一时的冲动，我进了物理班。可能我认为物理是我比较混得过去的一科吧。
　　
　　　　然后，我的大脑开始向一种科学方法进化，物理和数学逐渐成为条件反射而不是什么技能。在乘车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地对我的身体进行受力分析，特别是在转弯的时候，很多计算向心力的公式一下子充塞了我的大脑。看足球的时候，会自觉地通过平抛运动的计算方法结合相对运动去判断球传得是不是准确。玩篮球的时候，看着一道弧线划过，大脑会分析这个弧线的数学方程。至于语文课，根本就是用来补充晚上的睡眠不足，英语课始终是在因为疲劳过度而麻木得不知疲倦的听与写中完成的。这几乎就是在训练的我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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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子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不经意间的一笑一颦就会成为两个人相伴终身的理由。楚一说他第一次看见我，那个在教堂门前对上帝说话的我时，心中就有了种很莫名的感觉。那一刻，他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眼神来望着我，然后用他温暖的手焐我冰凉的手。在寒风中，我的眼睛湿了。我不知道想做什么。
      也许，我不再是个寂寞的小孩。

      我拒绝了楚一，拒绝了他的一切。大概是我的不浪漫，我永远也学不会浪漫。
      放寒假的时候，楚一去了北方，那个曾经有他童年的城市。他写来信说那里在下雪，下得很大很大；雪中，俄罗斯的房子在哭泣。而我整天呆在家里，我不敢再出去。我怕在这座城市再遇到什么人什么事。
      我摊开我的笔记本，我看到这句话：
      “我是一个寂寞的小孩，漫步于城市灰色的高架下。

桑子

1939年，二战在欧洲打响了。后来，法国被德军占领了。再后来，戴高乐在伦敦领导了自由法国运动。而在遥远的东方，一个法国军官从一个卖花女孩子手中接过第九十九朵红玫瑰的时候，他向她求婚了。女孩受宠若惊，含着笑答应了他。于是，纷飞的战火中，他们手挽手走进了徐家汇的圣母堂。军官对女孩说：在我第一次看见你的那一刻我就爱上了你。女孩甜甜地笑了。

桑子

天很冷了。我的两只手因为没有戴手套而冻得通红。高架下的风直直地串进我的领子里。真的好冷。走过那座教堂，白白的房子在风中显得孤零零的。生物课上我们做了实验——解剖一只兔子——可怜的兔子，被注射了麻醉剂，躺在冰凉的盘子里——刀在它的肚子上划一道线，然后血流出来，点点的殷红的血沾在雪白的毛上。空气中弥漫着福尔马林的味道——我对楚一说这些，我的声音在冷冷的风中有点干涩地说出这些。楚一楞楞地看着我，“你很怕吗？……你不该怕的。”我有点莫名其妙，然后大笑起来，他也笑了。冬天无人的街道上，我和楚一并肩走着。寒冷使我们的身子靠得紧紧的。

桑子

大半个世纪以前，那个战乱的年代。就在这法租界里，年轻漂亮的法国军官爱上了一个卖花的中国女孩。军官长着褐色的头发，高卢人特有的窄脸庞和高鼻梁，还有一双深邃的灰眼睛。他每天都会去女孩那儿买花，总是挑一支最美最美的红玫瑰。于是女孩也渐渐喜欢上漂亮的军官；可她总以为他不会爱她，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卖花女孩。他每天来买花，那一定是送给他可爱的心上人的。女孩有点伤心，但还是盼着他每天都会来，从自己手中接过一朵沾着露水的红玫瑰，然后看着他微笑着离开——这，也是件幸福的事情。于是她数着，整整99天，他买了99朵美丽的玫瑰。
      “他们相爱，可谁也没有表白。”我说。
      我看着楚一。他说：“后来呢？”
      我摇头。我告诉他我还没想好。
      我很忙，马上要考试了。真快，满街的梧桐树枝已是光秃秃的了。楚一也很忙，忙着他的那些细胞、骨头和组织，我仍旧没有搞清楚那些麻烦的动词变位，我也始终搞不清为什么法国人要用4个20加上4来表示84，大概这就是高卢人的浪漫吧。
      我坐在教堂的最后一排等待一场弥撒。我的面前没有陈丹燕说的那种白蜡烛。神父迟迟没有出现。我闭上眼，两手相握，十指交叉。我想祈祷，可我的思绪一片空白。“我是一个寂寞的小孩。”我又重复了这句话。不知为什么，在认识了楚一后我差不多已把这句话忘了，我忘了我的寂寞，是不是因为楚一？
      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和楚一是什么关系。陌生人？朋友？还是……情人？楚一仍像刚开始时那样时时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总是不经意地守在那儿。我们有时会去复兴公园的那棵梧桐树下坐一会；有时会在人行天桥上吹吹风；或者，仅仅用一句Bonjour来问候对方一声，然后再继续匆匆赶路。有些时候我真觉得我们之间有种很难得的默契。

桑子

放学后我还是沿着高架走回家，虽然我也曾想过躲避。可能我真的蛮想见楚一的。因为我觉得我和楚一，我们很像，就像我们都爱欧洲。最初喜欢欧洲是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上，就像楚一说的，有着各种各样屋顶的教堂；在德国它们是尖尖的，在奥地利却是像洋葱一般圆圆的。我更喜欢法国，从幼儿园就开始迷恋窗外的那些法国梧桐，不，是更早的时候，在我还是个小小孩的时候，复兴公园就是我最爱去的地方了。常常觉得自己有一种欧洲情节，所以在进了一所曾经是法国教会学校的中学后，我不假思索地选修了法语。我一直漫不经心地在学，我想象自己能操着一口动人的法语漫步在香榭丽舍——不过我想不是现在；那或许是很久以后的事—— 而现在我把听上了年纪的法语老师上课当成是一种享受。讲完了枯燥乏味的语法之后，他会像个老绅士般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淑女；或者耐心地一遍又一遍讲述正宗的法国大餐。老师年轻时是法租界教会学校的学生，抗战时他是个爱国青年、地下党员，而在他老了的时候又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名法语教师。有时候，我很羡慕这样的老人，毕竟这样丰富精彩的人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在我对楚一讲这些的时候，他低着头安静地听着。那时侯我们坐在复兴公园那些高高大大的梧桐树下。楚一说，现在这公园是我们城市里仅有的一座法式公园了，过去是租界里的法国人常来的地方。我摇摇头说这我不知道。不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里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噢，老早以前我还在那儿钓鱼呢。我把手指向一边的池塘。他笑了。楚一说他的童年是在很远的北方度过的，那里很冷很冷，冬天雪下得很大很大，于是整个城市都变成一片白色。河水变成了巨大的冰块，带着彩色帽子的小孩子在河上滑冰；工人们捞起整块整块的冰，艺术家把它们做成好看的冰雕。那座城市带着很浓的俄罗斯风味，可那儿的人很少理会这些；他们在满是俄式建筑的大街上走，却没人对这些建筑感兴趣。我说你说错了，因为你就喜欢它们啊。他还是笑。其实楚一就是从这些俄式房子开始喜欢欧洲的。
      我也喜欢过去法租界的老房子。矮矮的洋房，窗外是绿树掩映。

桑子

周末的晚上，我沿着高架散步。教堂里正在做弥撒。在门口驻足的时候，仿佛能听得到唱诗班在唱圣歌。那是种奇妙的音乐，我想起在维也纳有许多唱圣歌的小男孩，用他们那种无瑕的童声唱出赞美上帝的词句。好像在舒伯特小的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歌童。
      我走上天桥，倚着栏杆看桥下来来往往的车。晚上，车开着灯，排着队，长长的，很美。
      “这儿风大。站久了当心感冒。”有人对我说话。
      我依旧望着桥下的车流。“没关系，我正感冒着，反正好不了了。”
      “是吗？”他也像我一样倚在栏杆上。
      那个声音多么熟悉，就是在我心里藏了很久的。我转过头，看他，这时，我们靠得很近。我第一次认真地看他。他是个长的很讨人——不，是讨我——喜欢的男孩，但我却不知如何仔细地描述他。
      “你是谁？”我小心翼翼地问。
      “楚一。”
      “楚一？”我说，“楚楚可怜的楚，一无所有的一？”
      “楚国的楚，一帆风顺的一。但愿你能这么说。”
      我的嘴角漏出一点点笑意。“没有了？”
      “恩？”
      “你的自我介绍，就这些？”
      “还有，”他笑了，“我在那儿念书。”他的手指向一边的那所都是红房子的医学院。他继续说，“我刚考进这学校，一年级。这些你满意了吗？”
      “不，”我觉得他挺可爱的，“你能告诉我你是学什么的？”
      “你说呢？”他停了一停，“我是说你希望我是学什么的？”
      我对这所医学院蛮熟的，因为一年多以后，我希望自己也是那儿的学生。我知道我希望我会学什么。
      “知道吗？我的目标是那里的七年制法语班。”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把我的梦想告诉了他。
      “是吗？为什么？”他的脸上浮出一丝奇怪的笑。
      是啊，为什么？我也问过我自己。我知道我是害怕医院里的种种的，但是我喜欢欧洲，我喜欢法国，我知道在念完了这里的七年制法语班后，就有到法国实习的机会。就这些，我想。
      “能告诉我吗？”他又问。
      “恩，我想这学校离我家比较近吧。”我说。
      “真的吗？”他的脸上又有了那种奇怪的笑。
      “怎么样，难道这就不像是一条理由吗？”我问他。
      他摇了摇头，说：“让我来告诉你好吗？因为在这里做医生和做梦的机会同时存在。你可以做你的欧洲梦，梦想操着一口纯正的法语在法国某个小城洁白的医院里给一个满面通红的法国小伙子治感冒。梦想那里的教堂，那里的田野，最最正宗的法国梧桐。”
      我大笑起来，“你怎么知道？”我的欧洲情节在这之前一直只属于我一个人，而他又怎么会如此清楚我的欧洲梦？奇怪。
      “我不知道。”他说，“但这是我考这所学校，选这个专业的全部理由。”
      “你是说你念的是法七？哈，太有意思了。”我转过身来，对着他，对着他身后那群红房子。“你也喜欢欧洲？”我问他。
      “是啊，有着各种各样屋顶的教堂、城堡、郁金香、圆舞曲、风笛、塞纳河、河边的咖啡馆……”
      “满脸通红的法国姑娘。”我抢白了他的话，并朝着他笑。
      他什么也没说，他也没笑。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也吹乱我的。突然，我不敢再看他了。
      “我要走了。”我说。
      “去哪里？”
      “回家。你呢？”
      “回家。”
      我笑了笑，说：“Bonne nuit.”
      “那好吧。Bonne nuit.”
      我走下天桥，朝着霓虹灯闪烁的方向走去。

桑子

很多天，我都没往那里走。我隐隐约约有点怕，怕再见到他；可我却又常常想起他。他的声音很好听。我告诉自己，我有很多事要做，我有我的学业，一年多后我要考大学的。
      可也许寂寞的人，总会把在身边出现过的人记得很牢，忘也忘不掉。在我内心深处的某个位置，他总是存在着。不过，我确信我不会再遇见他了。后来我又去教堂时，再也没有人站在我身后，跟我讲话了。

      当梧桐树的叶子差不多都已掉了的时候，秋天的脚步差不多也已渐渐走远了。在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节，讨厌的流感病毒开始侵蚀我的鼻子、喉咙、气管，甚至胃也隐隐作痛起来。几个礼拜也许更长的时间里，呼吸变得如此艰难，而感冒药总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或许，就像很多事情一样，这是一个过程，有开始，有发展，然后才会结束。

桑子

那天，就像很多次一样，我站在常去的那座教堂门前发呆。正因为我的寂寞，我有这样的习惯，也许算是一种倾诉。
    “你信上帝？”他说。我这才发觉原来身后站了个人。
    “你问我吗？”我看他，他点了点头。“不，我不是教徒，”我说，“但，我希望上帝存在，我会是他的朋友。”做上帝的朋友，这些是从陈丹燕的书里看来的。有一段时候，我很迷恋她的书，更确切地讲，是她写的欧洲。在我的骨子里，我疯狂而又固执地热爱欧洲，热爱与我们的家园紧相连的那一半大陆上的一切。
    他笑了。
    我转身走了，而他仍站在那里。白色的教堂在他身后挺直了身。
    第二天我又去了那儿。下课的路上，我背着我那只沉沉的书包，呆呆地立在那座白房子前。我对我的上帝朋友说我的快乐与不快乐。我不知道他是否愿意听我讲，但我还是要告诉他。也许除了上帝，没有人会这样安静地聆听我的话。
    “你对你的上帝朋友说了些什么？”又是他。
    我没有回答他，因为我知道他不愿意听；而我也不愿意把我的世界向一个陌生人敞开。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我又一次转身走了。
    风大了，一枚枚黄叶飘落而下。秋真的已很深了。
    我突然回头，刚刚站立过的教堂门前，冷冷清清的，一个人也没有。满地都是金色的梧桐树叶。
    我的心头刹那间掠过一丝失望。
    他是谁？那个跟我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