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结束解析几何部分的第二天,老师说学校有个捐助失学儿童的倡议。
  
    放学的时候,我对莹说,要是那些可怜的孩子知道高三什么样,他们宁可失学。
  
    莹笑着,认真而夸张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有很多同学去弹子房真实地演示动量守恒或者到电脑房去体会战争的残酷。我的胆子不大,怕被老师抓,只能待在家里做考卷,一份接着一份。
  
    突然我发觉,家里到处是各种各样的考卷,多得让我懊丧,我发觉这个学期已经过去了68%。考卷的总重量11.35公斤,如果在赤道由于离地心较远会轻一点,这也是我弄错过的物理原理。
  
    同时我发现,原来高三不需要书包,每天只要带老师要讲的试卷就可以了。我带文件夹上学,被老师训了,她说不管书包多空,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我不知道满的文件夹和空的书包里的东西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老师很在乎我们的一举一动而且高三的老师不花时间解释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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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她,为什么她的心情总是比我好。
  
    她说,比我心情好是应该的,看我哭丧着脸好像世界末日一样,在高三更要懂得放松自己的心情,用好的心情全力备战。
  
    我问她,将来想干什么。她说她要做吟游诗人,重新创立这个浪漫的职业,周游世界。
  
    我只想当个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那样的。她说她不想看我拍的最后一张照片。
  
    我们用“不要和化学班的讨论动量守恒”代替了成语“对牛弹琴”,据说在历史班的版本是“不要和研究两个球怎么撞的人说农民起义”。
  
    “不要推我”成了“不要对我做功”。“小心我把你扔出去”成了“小心我让你做平抛运动”……
  
    其中有一半是莹的贡献。每个班级都会有些这样能把学科特点联系到任何东西上的高手,物理班里是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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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就是两天以后。
  
    可能是学校知道让这些深受迫害的考得好的要庆祝考得差的要发泄的学生在学校里发挥能量会给年纪比巴金还大的大楼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所以就法外施恩让我们出去疯。
  
    我们事先说好要是谁敢带课本去就让他头顶着书游街加上做“喷气式飞机”加上“砸烂他的狗头”,没有人不知趣。
  
    然而,不是没有事故。
  
    不知是哥们把我弄丢了还是我把他们弄丢了,反正我从WC出来就再也没有找到他们。但是我在四处乱转的时候碰到了莹。她说她把她们弄丢了。她还说既然你也是一个人那就跟着我,我不会亏待你的。说得跟真的一样。我这样做了。
  
    然后我给她拍了一胶卷个人写真,用我的Nikon,而我有了和莹的合影。
  
    集合的时候我终于再次看见弄丢我的哥们和她弄丢的她们,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会和莹在一起。莹很从容地说她拣到了一个装备精良技术精湛的她的个人免费摄影师_
  
    从那一天以后,我不是撞机会和莹同路,而是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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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流行音乐,可能已经是我们能享受的不多的娱乐项目了。电脑被查封或者全家陪着不看电视或者临时没收所有“闲书”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而录音机因为英语学习的需要能幸存于我们手中。当我们把学校称为某某监狱,把班级称为某某劳改大队,把包括下课午休和体育课和广播操在内的所有能出教室的活动称为“放风”。
  
    而把所有的办公室称为刑讯室的时候,我们的这一点享受就很举足轻重了。
  
    期中考试用了两天时间,那是相对松驰的两天,尽管我知道那以后是可怕的。
  
    发布成绩的那天,果然。
  
    吃午饭的时候,我看见莹趴在课桌上。10分钟后我回到教室,她还是这样。教室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过去问她。她眼睛红着,说她考得不好,我说我考糊了所以我们彼此彼此。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从来没有知道过。我只能辞不达意地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还好她很领情地心情变好了。而她终于没有吃午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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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一放学、我就会用最快的速度塞好书包,冲出教室,骑上车回家,然后做作业复习。我一直认为学校里不适合考虑问题,尤其是数学和物理,我宁可一个人。有很多人喜欢在学校里做完作业再回家,他们总是相信相互帮助的效果。我知道波的干涉除了能相互加强以外也能够相互减弱,因为测验的时候我错了。
  
    然而,当我知道莹每天做完作业回家而且她家到我家的位移相当有限以后,我也开始每天留下,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很少的几天,我和她同路,和她聊天,但是,聊天的主题不是将来的前途就是学习和考试,很少例外。不过有一天,她问我喜不喜欢梁咏琪的歌,我说听过但是那首《自由落体》里既没有加速度又没有高度或者末速度因此不知道是不是她和我同一个星球。她笑了,很透明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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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方面,莹和我有相当的共同语言。她可能比我稍微好一点,却比我更不在乎。有时候,她会拿着一些题目来问我,不是因为我很厉害,而是因为我很耐心,耐心到用笨拙的办法艰难地完成。或者,她觉得问高手她会有自卑感,而比我不行的就没有利用价值了。而我,似乎很愿意被她打扰,有时候,我甚至会期盼她的打扰。
  
    测验在一次次地进行,而我的信心在一点一点地消失。我并不是因为自己的成绩不行而不自信,只是,我觉得我像是一台旧机器,每天吞吐着数量可怕的习题,所有的感觉就在这最强烈的感觉的阴影下渐渐麻木。测验时的心理状态根本不是问题,反而,我会想高考的时候那些因为心理状态不好的人怎么过的这一学年。而我看到的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这样,教室里的生命气息真的是气若游丝。
  
    这时候,莹就更加引人注目。在回答老师问题的时候,她的声音总是潇洒而自信,虽然不常正确。偶尔对了,她会在老师转身的一刹那,抬起手竖起代表胜利的两根手指,鼓励自己;错了,她会掩着嘴,做出无心之失的样于,老师也不会苛责。她是所有的同学中最有人缘的,像她这样的人,这似乎是很正常。
  
    但是,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有那么好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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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就是高三,只要你上了其中任何一节课,就不会有任何怀疑。不过,可以选择上课的风格。如果选择认真,我能在两节课里从老师那里知道不少需要自己归纳的东西,减少了自己摸索需要的时间与努力。如果选择抓紧时间,我能在同样的时间里完成相当数量的习题,能得到的效果和上课差不多。不过,无论怎样,作业的数量是相同的,虽然你能选择做还是不做,或者抄,但是老师也可以选择放弃你,找你去办公室,点名批评或者通知你的家长。因为老师在选择的自由度上胜过我们,愿意以身试法的并不多。
  
    我总是很认真地做作业,虽然效果相当有限。通常我会用不少的时间做题目,各种各样的,效果仍然有限。我记得雷锋说把有限的生命投人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我觉得我把有限的时间投人到无限的题海战术中去。于是,我的学生手册上不再出现能让人惊讶的成绩,让人眼睛一亮的或者特别刺激神经的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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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随后的时间,我有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万有引力的公式是错误的,因为虽然莹的体积与质量都不能和班主任相提并论,我却感到她的吸引力比班主任大,至少我的眼睛是这样感觉的。我很警惕这种危险的感觉,在我下决心前的一秒却想如果高三再不体验一下,这辈子就没有机会早恋了,那可亏大了。何况,我也未必能抓住这个机会,以我对自己的评价来说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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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整整半个月的长吁短叹中,我认识了莹。说认识,其实早就认识了,就是同班同学嘛,不过却从来没有想到她是这样的有意思。在开年级会的时候,她因为实在找不到地方,屈尊坐在我边上。我说她是屈尊是因为我这种因为住的地方不太敏感从而没有什么市容监督所以一直很幸运地没有被抓的人确实没有什么能吸引她的地方。当年级组长在那里长篇大论到“我们这届学生的水平总体还是不错的”的时候,她轻轻地接上“我们一直在努力”,而老师说“希望所有的同学都能达到分数线”的时候,她说“我们会做得更好”,都是广告词。我看了看她,而她只是一种对老师的说教不屑一顾的表情,耸耸肩。我认为班级里的女生都不太可爱的想法从此消失。
  
    然后,有一次语文老师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在课堂上读了我的作文,说是写得很有新意。鬼才知道那是我早上起来发现作文没有写在吃早餐的时候用了25分钟涂的,至今我还坚决不承认那是我真实水平的反映。下课以后,莹跑来问我那里面“引用”的名言是哪里看到的,谁说的,很有道理。我说如果你觉得自己够出名的话,你说什么都能在前面加上“有位名人说过”,如果你觉得自己不够有名至少可以这样安慰自己。她笑了,我从来没有看到那么明亮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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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痛苦的变化大概在开学后的两个月中完成,其间,我的学生手册上增加了许多不太光彩的记录,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竟会有那么多不及格。甚至我和同桌的分数相加才能和最高分打成平手,或者我的分数是最高分的二十五分之八。母亲对我的教育也很让我难忘,我记得以前,她总是说要好好读书不然就去扫大街,现在她说如果你不好好读书将来就等着下岗吧,也许她也了解环卫局照样要求有学历了。不过母亲很舍得智力投资,我很早就了解了各种洋参丸中哪一种效果最好,不过DHA这种东西的效果还需要通过时间检验。
  
    然后,我能说我充分地适应了高三的学习环境,然后我发觉班级里成员的改变“让我欢喜让我忧”。那么多的新面孔足以让我后悔当初的班级沙文主义让我少认识不少应该早点认识的人,那么多新的朋友或者勉强成为朋友的人让我的通讯录丰富了不少。物理班,男女生的比例大约是二点四六比一,女生的资源匮乏让整个教室不是太吵闹就是太沉闷,违反中国传统阴阳调和理论的结果我也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反过来说,男生资源过剩形成的男生贬值的效果我也很深刻地体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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