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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中对》是了解诸葛亮和一部《三国演义》的核心关键。这个大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跨有荆、益”。荆州当时辖有九郡，包括了今日之两湖全部和两广的北部，无论处于中国腹心的地理位置之重要，还是面积之广大，都足以使“有志图王者”“心摇旌迷”。赤壁一战的核心问题就是决定荆州归属，连夷陵大战也是因荆州易帜引发的。其中周瑜和诸葛亮又联合又斗争的故事，不但成为赤壁一役成败的关键，而且还为决胜以后情节的发展增添了袅袅不绝的余韵，留下最著名的的警语，便是周瑜临终前发出的感慨：“既生瑜而何生亮”。

用金庸小说的套语（“套语”为话本小说的语词系统之一，颇近古意）来说，周瑜用尽心机谋害诸葛亮的种种打算失败之后，应该取的正确态度是“学艺不精，技不如人，认栽。”何况“小时候胖不算胖”，“退后一步天地宽”，“留得青山在”，“躲过初一，还有十五”等等，为自个想开点的说词道理有的是，何至于气死呢？

说气小量狭，其实冤枉了历史上的周瑜，《三国志》反而特别赞许过他的“性度恢宏，大率得人”，“惟与程普不睦。”裴松之註《三国志》引《江表传》则补充说：“（程）普颇以年长，数陵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普自敬服而亲重之，乃告人曰：'与周公谨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时人以其歉让服人如此。”可见历史上的周瑜和小说戏剧中的周瑜差别之大，远胜于曹操。奇怪的是却没有热心人替他翻案，后人作翻案文章，说不定也有势利心作祟。

唐宋以前，历史上认定赤壁之战的主帅是周瑜，如李白的《赤壁歌送别》诗就说“二龙相争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也说“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还特别强调“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两位都是川人，却都没有提到诸葛亮什么事，就是明证。北宋以后理学提倡尊王学说，朱熹在《通鉴纲目》中首先遡刘备为正统，诸葛亮地位也大幅上升，说话戏剧艺人讲述三分故事，东吴患得患失的私心被张扬出来，尤其是他们趁关羽北上宛洛，威震华夏之机偷袭荆州，致使诸葛亮《隆中对》恢复中原的策划功亏一匮，尤其为南宋盼望“王师北定中原日”的士民所痛诟。主题一经确立，元人《隔江斗智》杂剧描写诸葛与周瑜间争斗，周的形象因之被改塑。

这也有艺术上的需要，否则就衬托不出诸葛亮的智谋气度的高超。衬托人物一般都以常人常态为基准，如《福尔摩斯探案》中的华生，《堂•吉诃德》中的潘，以及《西游记》中猴哥儿的兄弟猪八戒的设置，都使主人公或因智谋之高妙出人意表，或因理想之虚幻令人回味。《三国演义》情况略有不同，它先用才智相若的周瑜，后以韬略相捋的司马懿来衬托、突出诸葛亮，以使诸葛亮一线贯穿。以至有读者认为《三国》自五丈原后可以不读，《红楼梦》自焚稿后不忍卒读的感慨来。周瑜不幸被选来担任这种尴尬角色，自然要写成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了。

嫉贤妒能，偏狭忌刻的人物，古今中外恐怕都免不了。如果是这种人是你的上司，就会是“武大郎开店”；如果这种人是你的同事，就会“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如果是你的对手，就会阴毒狡残，无不致极。这种际遇，难免防不胜防。在赤壁大战前后，诸葛亮与周瑜的关系，正好兼有以上三种。要作到不卑不亢，应付裕如，而且每出奇招妙想，使聪明绝顶的周瑜计计失算，招招落空。实际上正是他们间的这种斗智，才使初出茅庐的诸葛亮一下子光彩过人，“智绝”的形象也矗立起来。我们不得不佩服无名艺术家一代又一代的努力。

嫉妒无疑是恶德，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莎士比亚笔下的雅戈，因为嫉妒挑唆奥赛罗怀疑爱妻，而奥赛罗又因嫉妒而误杀妻子，最后悔恨自尽，以至《奥赛罗》成为不朽的悲剧。周瑜因嫉妒而一再寻衅谋害诸葛亮，最后含恨病殁。都是现成例子。

现代人在婚姻观念上大概看得开一些了，“协议离婚”的兴起就是明证，但在事业上能否看开，就很难说。体育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之一，“不服输”是运动员最基本的品格之一，比对手“更高，更快，更强”已经成为奥林匹克口号。我国跳水女将高敏参加国际大赛，从未输过一场，不知同时的各国女将会不会生出“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触？相反，男队谭良德始终被美国的洛加尼斯公平不公平地压住，以至始终与金牌无缘，也颇令同情者扼腕。但无论从体育精神来说，还是从观众审美需求来说，“瑜亮一时”，也就是“既生瑜，也生亮”，才能出现精彩的对局。如果让美国职业明星“梦之队”和业余队赛一场，肯定不会激起球迷的兴趣。

这就形成了一个永恒的悲哀：冠军反正只有一个。如果“世无英雄”，让你“庶子成名”，独步一时，难免会产生一种落寞感，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从社会底层最终走上当时文坛的颠峰，结果看到一片空漠，觉得失去了奋斗的乐趣，于是自杀了，像他笔下《马丁•伊登》的主人公那样。如果“世有英雄”，竞争激烈，但老是被“山外山”，“人外人”略胜一筹，压上一头，又会产生“既生瑜而何生亮”的感慨，于是气死了，像《三国演义》中的周瑜一样。

一时英杰，在这两难境地中何以自处呢？我想胜负观应该多元化，社会竞争并不等同于体育比赛，不但可以并列，而且可以在激烈对抗中双胜。钱锺书与曹禺、华粹深大学同班，当时亦有“龙、虎、狗”的戏称，后来一在学术界独领风骚，一在戏剧界占据鳌头，一在教育界著名教授，各擅其长，传为美谈。又如美日汽车大战，各集谋士，竞出奇招，斗智斗技，忽而此长彼消，忽而此消彼长，结果是美国汽车注意了经济性，日本汽车提高了档次，现在还看不出瑜亮之别。

差别是永恒的，那怕一点点，一丢丢。正是这点差别引发的良性竞争，极大地推动了科技学术进步和社会整体发展。关键在于看重差别不等于小肚鸡肠的嫉妒，更不要变成铲除异己的暗算。
说到这里，想起鲁迅一篇文章的著名题目《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在今天激烈竞争中，我主张”费厄泼赖”应当实行。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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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里的诸葛亮我看到了两个，觉得湖北台的《诸葛亮》主角缺乏飘逸之气，“空城计”用险时，导演特地给了个后背，我猜是想说明孔明也是凡人，当时也吓出了一背冷汗，着实败兴。《三国演义》里的演员表演又显得张扬，恐怕是近几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该听哪家的，照“复杂”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诀“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闭眼一想，还是马连良地道。

说“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国》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似乎非要弄出“两个诸葛亮”来。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误”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史学上的“翻案风”是自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又听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人说，“消解神圣”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对“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时。

就冲还怀念着马连良，就知道我肯定连“现代”状态都没有进入过，遑论“后现代”呢？但最近又听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说今年某权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论”为纲，倡导新“新潮”，便又暗自庆幸“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老俗话的明达，它似乎已然“解构”了所有时髦发展趋向，都不过是沿着一个环形体运动的秘诀。比方对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裤的重新风行，影视界演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风潮。又好比自行车的追逐赛，你只消原地不动，从旁看上去，已经就是站在后“后现代”的“前沿”了。最后这话读上去略嫌别扭，但这符合某种学术意味的“话语系统”，此中深奥，自不足与外人道。

学术文化也有思潮或时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场。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毕竟不是时装，不是玩意儿，更不是胡适当年轻佻比喻的那样，是可以对“历史”这个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有一个学术文化的立场问题。

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三国演义》，有“三绝”之说，即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为“奸绝”。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却去之千里。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说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吕尚（俗称姜太公）、萧何、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陈寿说他年轻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乐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还有孙子、孙膑，往下数，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刘伯温，最为人们乐道。《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学究，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武圣”待遇，他的“武成王庙”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不想关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但已是后话，不表。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陈寿曾批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 ，优于将略”，从纯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说又说回来，诸葛亮在汉末躬耕南阳，本来不一定非要出山的，尽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马徽、崔州平等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争雄，干他鸟事？但他出山辅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仅是苦）无立锥之地的当口。冲这一点，他这就不是那种好打“太平拳”，喜欢扶强凌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辄纷纷离去”的主儿。以后三家鼎足，连年用兵之际，又值荆州受到孙吴失信偷袭，刘备意气用事招致彝陵惨败，以蜀国兵员匮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中，犹能独立支撑局面，而且坚持东和北伐的《隆中对》大战略，在世之日，使司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两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这种智慧，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不多。何况他从来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长于巧思”，论进攻他改进了“连弩”，论防御他设计了扎马钉，后勤供应他发明的“木牛流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这些新型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诸葛亮不仅名垂后世，而且当时就受到民众的爱戴，《三国志》记载他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处都在开追悼会。成都的祠堂，就是当年建起来的。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灭蜀以后，晋武帝还派专人去了解总结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敌手这样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据说东晋时大将桓温到蜀，还找来一位当年曾是侍候诸葛亮的小童（犹今日所言“身边工作人员”）的百岁老翁，想问自己比诸葛如何，老翁回答颇妙：“诸葛在时，不觉其异。自公殁后，无人能比。”（殷芸《小说》）可见他确实是以“肉身”成圣，而不是后人认为的“近妖”一流。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人突发奇想，认为既然《三国演义》里常说“视时务者，方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要是诸葛亮辅佐的不是刘备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该如何？

这当然是无数个“历史上的如果”命题中的一个。我看这种“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一帮朋友中，没有一个帮曹操的（亲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诸葛诞），就连“走马荐诸葛”的徐庶，被逼进了曹营依然“一言不发”，可见有政治立场的对立；第二就是为人的差别了，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请，的确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象曹操和司马懿那样，自己个加“九锡”，“挟天子以令诸侯”，留着让儿子当皇上。退一万步说，交诸葛亮这样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朋友，糟心！

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在一个有系统的价值体系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伦常作为保障，也就是相互间具备“期望值”：你“仁”我“义”，敬我一尺，还你一丈。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治国安社稷，无不如是。价值系统如果变乱了，你不仁我不义，君“不君”，则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伦理常情没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干什么好事都白干，交什么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哲学，而嫌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离着乱世也就不远了。

当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时，人人折腾得够够的了，那又是猴年马月的事，你我还赶得上么？

如果我们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在超乎一时得失之上的东西，价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响比功利远。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诛心”的意义。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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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听这歌声，就知道电视剧《三国演义》又开播一集了。有趣的是自打电视剧播出，“拥曹”之声大为高涨。一位导演说：“拍完《三国》，更喜欢曹操了”。一位演员则说：“把这个人物演成奸雄，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观众反映里面，喜欢曹操一派也占了上风。
奇怪的是，电视剧的本旨是“忠实于原著”，包括原著“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收视效果，倒使人想起那句“南辕北辙”的成语来。

当然，“为曹操翻案”的呼声不自今日始，不少大家早已悬有雄文警语，其中郭沫若不但撰有长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从郭氏全集《历史编》第三册翻检，此处不赘），而且还写了一部话剧《蔡文姬》，塑造了一个曹操全新的舞台形象，来表现他的雄才大略，温文尔雅，善解人意。

这真是“时与势移”。大家知道，传统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永远是张大白脸，类似的人物还有“指鹿为马”的赵高，“谦恭未篡时”的王莽，明代权相严嵩，以及步曹操后辙的司马懿。这是一个人物类型的系列。这张大白脸一上台，就是阴鸷奸险的标记。

西谚云：“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是讲莎士比亚笔下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可以多方面诠释的形象。老曹比小哈年长得多，也比小哈出现在舞台为早，即使不算现今的电视剧，中国的观众人数也要比西人多，但似乎只有两个反差极大的曹操。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只具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否！中国一向秉“中庸”之道，深知“过犹不及”。是中国人只会表现单纯的人物形象？否！《四郎探母》和《吴刚杀妻》，就是以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两难处境，而使观众如醉如痴的。

对“两个曹操”现象的解释，一般是从“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区别”，或者“封建正统观念使然”两方面立论的。但其结论都不否定曹操的历史形象，反有责备文学形象的意思。这其实是可疑的。《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史书《三国志》，向有“七实三虚”之说。中国史学以其独特的传统和运作方式，为现代西方史学所称道。其中一点，就是隔代修史，以避开写“当代史”难免之人际关系的尴尬，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片面偏颇。《三国志》的撰述者陈寿虽是蜀人，但其父在诸葛亮手下受过处分，他入晋作了史官，自然以晋为正统，也必然要追溯将天下“禅让”予司马氏的曹魏为正统。所以人物传记的规格也大有不同，曹操是帝王级别的“武帝纪”，刘备孙权虽称“先主”“大帝”，但已贬入下一级别的“传”了。如按“纪”写戏，曹操最受优待，自然不会是大白脸。
但请诸君特别注意的是，构成三国正史内容的，还包括南朝裴松之“奉旨”作注，征引的二百余种公私史籍。最后给曹操涂成大白脸的“基因”，正是源自裴注，以及沿此而来的历代无数民间艺人创作的“三虚”。

比如陈志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数”，裴注就引《曹瞒传》说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叔屡次在他爹面前告他，曹操就故意装中风，让叔叔告诉爹。老曹急呼他出来，发现一切正常，问何故，小曹说“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陷害）耳。”“自后叔父有所告，嵩（曹父）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耳。” 不知如今欣赏曹操，又身为家长的朋友，如何看这段故事中欺父诬叔的小曹操？

再比如，陈志写董卓进京后“欲与计事”，只说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注则引《世说新语》说曹操投吕伯奢，“备宾主礼”以后，曹“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和孙盛《杂记》“……既而凄然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的结语。不知如今赞扬曹操，又喜欢交友的朋友，如何看待这段故事中身为贵客，却因疑心而尽杀主家的曹操？

类似的细节差别还有，但关键也正是“细节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才使人们做出了相反的判断，尤其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句话，可谓曹氏性格的点睛之笔，损透了。中国自古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以极端牺牲精神奉献他人的墨子，也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以极端的“不利他”名言著称的杨朱，正是有了曹操此语，才出现了这样极端”损人利己”的警世名言。后来《三国演义》和戏剧《捉放曹》都扣住这句话，铺垫加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说实话，曹操的白脸，也正是在这时侯才涂上去的。这难道是“正统观念”的偏见，和“文学形象”的歪曲，才使曹操出现了正负两个映像吗？

南北朝为何出现大量的贬曹记载，原因也复杂，中华书局《三国志》校点本的“出版说明”云：”东晋之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了”，可以补正陈志之缺失。我想还去除了陈寿“为尊者讳”的忌惮。

曹操下过“求贤令”，但后来又杀过不肯为他所用的名士弥衡（“借刀杀人”一语典故出处），杀过不肯为他专用的名医华陀，杀过聪明胜他一筹的名吏杨修。到他子孙时，“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代替了举荐贤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因此官员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世胄蹑高位， 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不但没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断绝了西晋的人才，邓艾、稽康等武略文才之士，一个个被送上了断头台。曹操“代汉”采取的策略步骤：挟天子，加九锡，树党羽，把一切都铺垫妥当了，然后再让子弟从容登基，并且同样美其名曰：“禅让天下”，等等，都被司马氏亦步亦趋地学到手了。

和曹操同时代的刘邵写过一本《人物志》（曾有出版社以“三国人才学”大做广告）。书里专有“英雄”一章，可以窥见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看法。刘劭以为若分别言之，“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但是事实上“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举例而言，“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这就是当时的“英雄观”。

自打汉末天下大乱，群起诸公曾笼而统之地被称为“群雄”。《三国演义》里又细分为“英雄”、“枭雄”和“奸雄”三档。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 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经过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

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不但没有曹操的份儿，也没有留给他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刘为“枭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为“立功”、“立言”、“立德”。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和中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相反，有句西方谚语道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文革”中因为陈伯达的引用曾经风行一时。不过当时“笑得最好”的风云人物，包括陈伯达自己个儿，也没能“笑到最后”。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说到三国群雄，崇尚功利说的人往往以为“笑到最后”的是曹操。但翻开《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却赫然写明“三家归晋”，天下属于了司马家族，“笑到最后”的并不是曹操和他的子孙。如果历史的大幕从此落下，或者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那么“笑到最后”，能够出来向置身于历史之外的观众谢幕的“英雄”，当然是其心思之透明度已经达到“路人皆知”的司马昭和他的儿子司马炎。
可惜历史的链论永不止息，历史的帷幕永不降下。当我们看到历史的连台本戏（今日谓之“连续剧”）的下一出时，发现整个中国的走向在这里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刚刚沉醉于“三分归一统”（公元280年）西晋政权，夹屁股就出现了皇族内战（公元301年，史称“八王之乱”），“接下来”就是“中原板荡”，北部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公元304年起，史称“五胡乱华”）。司马氏的子孙和近臣不得不放弃黄河流域优越的文化及经济核心地带，逃往东吴和西蜀的“边鄙”故地（公元317年，史称“晋室东迁”）。从此，开始了长达273年的全国大分裂（史称“南北朝”）。可见他们也不算作“笑到最后”。

从汉末黄巾乱（184年）开始社会大动荡，用了96年实现的大统一，仅仅勉强维持了37年（其中还打了16年内战），就带来更深重的民族劫难，陷入更长久的国家分裂，更深刻的社会冲突和更剧烈的文化变动之中。无怪司马氏的旧臣在长江南岸的新亭聚会，眼见山河变色，人物寥落，感慨万分，会相对欷嘘落泪了。南朝裴松之所以“奉敕”为《三国志》加注了比正文还多的资料，就代表着被迫南迁的中原士人痛定思痛的结果，还能对“始作俑者”曹操说出什么歌功颂德的话来？如果历史学家只以现今所谓“阶段性成就”，楞要对曹操作出纯功利性评价，那么他心里一定还有什么没有讲出来的东西。

当然，一个人“生而有涯”，在价值系统紊乱或失衡的时代，判断谁是英雄尤难，难免又会见仁见智。我想起三十年前读到元代扬州人张鸣善的一首散曲《讥时》，调寄《水仙子》：“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刚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歧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在这种时代，拿英雄自许或者许人，当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无可奈何”之事。但后人如何看，后人的后人如何看，才是历史。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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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并不偶然，当中央电视台推出大型历史戏《唐明皇》时，北京台正在播《戏说乾隆》；后来中央电视台的《三国演义》挟强大的宣传声威播出时，北京台又在播《戏说乾隆》续集。“戏说”续集换了赵雅芝这样的主角，戏也较正集略差，但据一项统计说，北京地区的收视率仍旧超过《三国演义》，前年的帐就不用算了。《三国》主要靠小说原作的名声，以大投入博大产出，没有赔本。而《戏说》的投资者从不张扬他们在海内外收入的数字，显然是自己个“闷得儿蜜”了，要不然急着忙着拍什么“续集”呢。

黄金时段的电视剧是争夺热点，当然就有行有市。观众不用举手，只须用“换频道” 来表示他们的选择就够了。如果有客观独立的收视统计，实在应该是所有电视节目决策人员案头必备的参考。一位决策者曾激愤地同我说：“我就不相信《唐明皇》不如《戏说乾隆》，看《戏说》的是什么层次的人？”我答曰：“我就是看‘戏说’而不看‘唐明皇’的。” 以两剧作出这样的比较，本来没有必要，却看得出一种失衡的心态。这就是前些年喧腾一时的“严肃文艺”、“纯文艺”对“地摊文艺”的讨伐，和近来以“高雅文艺”、“典雅文艺”与“通俗文艺”的抗衡。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打起根儿就“严肃”“典雅”的文艺形式，比如诗歌，《诗经》里颇受称许的《十五国风》就是“桑间濮下”之语，词起源于教坊酒楼的小令，小说是俚巷之谈，圆舞曲源于奥地利民间双人舞，歌剧《赛维尔理发师》最初的观众是市井小民……文艺发展的大体趋势，都是源于鄙俚民间，一定时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发展到极至，成为小圈子内的精致消遣。一种形式被“玩死”了，就再从民间鄙俚处取得另一种，接着玩下去。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论，但大众喜闻乐见的，必然会形成需求，形成市场，而擅长此艺者也不难名利双收。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讲”，“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赵璘《因话录》）俨然今日之”歌坛巨腕儿”。这是来自当时儒家的批评，不会有广告吹捧之嫌。韩愈曾著《华山女》诗，描绘当时佛道两家以俗讲技艺打擂台，争夺听众的激烈情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说书艺人华山女儿出来后，即“訇然振动如雷霆”，“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就是公开的竞争。不要小看这“俗讲”，这就是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的老祖宗。

观众的需求和爱好就是市场。中国有“文化市场”，并不自今日始。白居易，柳永的作品当时都有市价，李渔入清后弃功名衣冠，以经营私人的芥子园“出版公司”和编导演戏曲流动演出为生，郑板桥还自书“润笔”价格，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这些人都名显当代，光耀后世。以编著“三言”闻名的冯梦龙分析唐宋小说的区别时说：“唐人选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见有能通于“里耳”（用今人之话，应该说是文化市场的消费大众）之俗，才是占领文化市场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门。

当然任何市场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导，文化市场尤其如此。明人又有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京夲冯玉梅团圎 》）现在看来，这里的“话”指表现方式，包括象电视剧这样依赖技术传播的表现方式，是必须在“通俗”，即大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的；“语”是内容，“风”同“讽”，内容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才能打动感动消费大众。考虑到提出者已经是500年前的古人，这种总结相当透僻。

咬文嚼字地说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叫“演义”，就是透过“七实三虚”的史实人物故事传述（即“演”），表达出褒贬惩扬的历史价值取向（即“义”）来。“戏说”则是另一种“姑妄谈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讲，《西游记》就可谓“戏说玄奘”。玄奘取经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显然都与史实无关，不过借玄奘这个历史人物和取经历程的大致故事作为轮廓，抒写作者的看法感慨。我以为《戏说乾隆》会写戏，所以热闹好看，但却不俗，清代盐、漕两帮渊源及贡绣等历史掌故叙来头头是道，其中自有作者的历史观，其才学识力，显然高于靠着名著还写不出戏的《三国演义》的“编剧”，和缺乏历史常识的《唐明皇》编剧。别的且不说，一部《三国》戏，拍完看完人们都欣赏曹操去了，显然就没有“演”出这段史实应有之“义”。

顺便一说，现时流行“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据说是舶来品，不知出于何典？据我所知，西方销售学有“顾客永远正确”或“顾客就是国王”，意思是产品和销售都应当顺从顾客的意愿，极而言之，形容顾客能享受象伺候国王一样的周到服务。此语源自“国王不会错”（A king can do no wrong），是英伦一位专横国王的名言，与中国“口含天宪”的说法相得益彰。而上帝（God）则是西方世界的价值源头，显然从来就不会去参与消费，“顾客”和“上帝”因之不能构成类比。这或许是以讹传讹的又一例证。话说回来，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然形成，竞争也实际上展开了，只是还不够公开，所以作为“非上帝”的消费者多是被动接受，不愿接收的就只能“换频道”，换来换去仍不如意，就睡觉，或搓麻去了。　 　

中国名著无疑应在电视剧中展示其风采，也有现成观众和基本的市场，但为什么不可以用比如“招标竞投”的方式，来遴选更合适的人选，更理想的搭配，更谨严的构思，更深刻的开掘，更完满的表现，和更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呢？ 我想，电视剧钜片的决策过程仍然有大力改进的必要，不能只攥在少数人手里，把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玩儿”成“普及”的电视连环画了事。

说到这里，又想起前些年拍的《西游记》。已故戏剧史专家吴晓铃先生曾对我“戏说”，“以前看《西游记》，没有闹懂妖精是什么样儿，看完电视剧，才知道什么是‘妖精’，而且还真妖精！”我想，这是对创作者没有搞清《西游记》的真正内涵的感言，除了不成功的特技，就是在“女儿国”、“盘丝洞”等“以色试心”的情节中卖露色相，充填故事的噱头。这种“戏说”，实在还比不上《戏说乾隆》，以及相类似的《包青天》（可谓“戏说包公”）。

可见“戏说”得好不好，还是要看创作者的综合功力，而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实际上更难把握的形式。

[ Last edited by Ragnarok on 2005-7-11 at 17:57 ]

Ragnarok

陈酿三国之一----疯子与傻子

题目套的是“演戏的象疯子，看戏的是傻子”。这句现成话其实也是中国民间艺人总结戏剧的“诛心”之论，我以为已经触及到斯坦尼戏剧艺术体系的神髓。类似的话还有一些，如“戏台小天地，天地大戏台”等，过去常常用作小台子的俗联，洞穿时空两轴，品起来也满有哲理。
自从电视这个鬼东西风行以后，“天地大戏台”的话又应验出另一层涵义。尤其在中国这样重视家庭生活和天伦乐趣的国度，看电视成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的信息来源，娱乐中心和休闲方式，“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也因此身价不斐，成为制作者和广告商通力争夺的焦点。单只“数以亿计的观众”几个字，就不仅使演艺人员奋力争取，“混个脸儿熟”，而且也在制造商和销售商面前，展示了一个几乎无穷大的市场。
据说，中央电视台93年的广告收入，相当于每位国人掏出3/4元（报载98年黄金时段的广告竞拍，收入已然达到40亿元）。为了回馈社会，为了弘扬文化，或者也为了在愈演愈烈的各台“节目大战”中继续保住中心地位，中央电视台近些年来一直在斥巨资推出大制作，最近的例子，便是84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播出。这部片子在好几个方面稳居“中国第一”：投入的人力、设备、宣传攻势、投资、效益、播出时间，一直到绵延不绝的演职员名单。
照说《三国演义》在明代已有“四大奇书”之目，但由于它从历史、传说到戏剧、小说的反复互动和漫长过程，其在老百姓中影响之广大深远，可谓无出其右。更借助“汉字文化圈”的流播和海外华人社会的扩大，在世界经济“风景这边独好”的东亚和东南亚拥有现成的观众群。又因为日本企业界对《三国志》偏好的传闻，使国内喜欢动心机，或者不得不动心机的各界人士，也对《三国》谋略翘首以待。拍摄《三国演义》，因此成了“万事具备”之事。其实十年前就有人发表过想以电视、电影与《三国》联姻的“公告”，但终因“心有余而力不足”放弃了，于是这副担子也就理所当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的”落在了中央台的肩上。
现在电视剧已播映过半，主要创作者的自信心还挺足，甚至有说“一百年也不会超过”的。舆论方面则评价不一，赞赏的不少，但批评方面尖刻的说“味同嚼蜡”，激烈的已经提到了“以谢天下”什么的。有反响、有争论，至少部分实现了制作者的初衷。作为古典小说的爱好者，我的看法倒是认为该有的情节人物差不离都敷衍到了，只是“戏”太差，不过是一部“电视连环画”，远不如当年的京剧电影片《群英会》好看。京剧《群英会》是在前辈艺术家千锤百炼的基础上，又集中了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裘盛戎、袁世海、叶盛兰等一代名伶，在组织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方面都极富创造性，不但演“疯”了，而且形成了“一棵菜”，也就是各位艺术家自觉主动的配合。
中国戏曲中本有“唐三千，宋八百，数不清的三列国”之说，这是一个戏剧和表演的宝库，遗憾的是电视剧的编、导、演们对这种成就基本上视而不见，更谈不上研究继承。有人说，电视剧不过是“大众通俗传播形式”，不必认真苛求，但一看见片子里刘备的人马老是扛着“蜀”的大旗满世界绕，想起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的话，就老是觉得别扭－－刘备立的国号明明叫“汉”，史书为了和西、东两汉分别，才称“蜀汉”。后世陆续以“汉”为名的朝代还有一些，历史上分别称为“成汉”、“北汉”等。如果刘备自立“蜀”号，则“王业”早已“偏安”，“汉、贼”业已一气，还闹腾什么劲儿呢。类似的明显疏忽不少，据说有不少专家参与了“创作把关”，不知是怎么审的。
话又说回来，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创下的若干个“中国第一”，更多的恐怕只是数字上的意义，而没有利用各种优越条件把它作成一件精品，毕竟是件憾事。想当初乾隆皇帝临逝前，也曾对自己一个人诗歌创作的数量，竟然能比《全唐诗》总和还多而颇为自得。但是人们至今仍然奉行着“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没有拿《乐善堂集》和《御制诗》当范本的，这就是“数”不敌“质”的一个证据。
小说《三国演义》是耐得住咀嚼的。它所以在“廿五史演义”中一枝独秀，不仅因为它成书最早，流传最广，手笔最大，而是因为这一段历史包含的经验教训极为深刻：一场较小的社会动荡，经过群英纷争，三家竞雄，最后达到一统。但是不过37年后晋室就“东迁”了，成为“南北朝”，竟酿成了更广泛的社会动荡，更深刻的社会矛盾，更长久的民族分裂。后来人痛定思痛，感到刘备的仁政，诸葛亮的民族政策和治蜀方式，才是长治久安的正道，因而总结出“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超功利历史价值观。
另一方面，方今天下的经济竞争也是“三足鼎立”，欧洲和北美竞相实现本土的“自由贸易区”，稳住阵脚，隐然与蓬勃兴盛、发展势头正猛的东亚及东南亚抗衡。这是下一世纪贸易战的基本格局。谁说《三国》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不会使“汉字文化圈”及其影响地带的国家民众，在这种未来的竞争格局中受益呢？ 　
从“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的老话看，当初《三国》戏的观众里，确有一批被“疯子”们精湛演技迷倒的“傻子”。但现在的电视观众，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傻子”了，因为在家庭中观看电视的形式本身，已具有充分的“间离效果”。而《三国》电视剧的主要创作者们心里却横亘着太多的功利，急于靠着古典名著“扬名立万儿”，也没有下应有的功夫，把戏吃透、演“疯”，就马上又要移师全部《水浒传》了。
这消息传来，不禁使人倒抽一口凉气。我们还记得前苏联改编名著的谨严精湛，因为名著是民族以至世界文化的共同财富，理应用结合了现代科技成就的影视形式进行深刻的诠释阐发，才会功在当代，利及若干秋。希望挟中央电视台巨资和播放优势的决策者们，改变一下只搞“普及”的思想，更多的具备“精品”意识，不要再把第四部中国古典名著也拍成马马虎虎的“连环画”，再以“遗憾艺术”为由，挡着让“别人三十年内也搞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