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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卢刚那样的个体行为，是不能作为证例的。激起西安事件的，虽然也是几个人的个体行为，但是背景却远远不只这么简单。中国人喊中日友好喊了这么多年，事实上，就我所知的，吃亏的始终是中国人。当然不排除不真实的信息，然而为什么所有的不管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矛头都指向一个方向？珠海买春不会是假的吧，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会是假的吧，说远点，东史郎三审败诉不会是假的吧，修改教科书不会是假的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而中国人其实是很宽容甚至说得不好听一点，很健忘的。为什么单单一个日本人的侵华战争忘不了，始终会痛在心里，完全从国人这边找原因是不公平的，说中国人对日本人不公平，要先看看日本人怎么对待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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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和心态的考验
成语“一触即跳”，用在个人，说明一个人缺乏了解事态真相的意愿和能力；用在社会，则说明社会缺乏公正和审慎处理纠纷的体制。
在法治社会里，法治原则贯穿一切。触犯法律的案件，在确定罪名前，总要给被告方申述和辩护的机会，有时还要根据案情取得证据和证词。在学校这样的环境里，对违反校规的处理，实行的也是无罪推定的原则。方法是开听证会，以便受指控者有机会申述和辩护。控辩双方的准备，校方的调查，都需要一定的时间。这都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序。
走向法治社会，是当今中国改革事业的共识。每一次社会纠纷，无论是法律意义上的，还是行政意义上的，既考验着法治观念和体制的进步程度，也提供了改革和完善的机会。
西北大学校方顶着巨大的压力，明确否定了演出事件的“辱华”传言，并在《告同学书》里特别申明：“不要把几个日本人和全体日本人民划等号”，这无疑是有“实事求是”的信念在起作用，还是令人敬佩。然而，在事件发生不到24小时就作出把4个涉案的日本人开除的行政处分决定，虽然可以理解是为了迅速平息风潮，并在某种意义上保护日籍人员的安全而采取的权宜措施，但是也暴露了法治观念和体制的重大缺失，尽管校方的文件里也呼吁了“法治”。例如，没有听证会这样的程序，让指控日本节目有辱华情节的人士来陈述他们的意见，提出他们的相关证词和证据；同时也给受指控的日籍人士一个申述和提出相关证词证据的机会。校方仅凭某些人“服装装扮下流”的主观感受而作出的开除决定，也没有交代是否有法理或校规的依据。校方的处分文件中也承认，涉案人没有“主观恶意”，按照法治原则，应当从轻处理才是。如果日本节目通过了彩排是事实的话，这样的处分就更加不合理了。
如果说校方用校纪处分来解决这个问题，多少与法规还沾点边，学生中的激进份子对法治这条路子就连想都想不到。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暴力，要打人，要砸餐馆。而且是这样做了。大学生的心态和观念如此，中国法治的前途就可想而知了。当然，大学生们还有示威游行，而这却是宪法保障的公民权利。这种权利，如果与暴力不沾边，自然无可厚非。但是这里也有个使用得当的问题。一般来说，如果通过法治渠道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兴师动众，毕竟有扰乱社会的风险。再者，示威游行的抗争对象，往往是对立的强者，而不是相对而言的弱势群体。外国留学生在中国，势孤力单，语言隔阂，风俗不通，是典型的弱势群体，如果是来自有民族隔阂或仇恨的地域，处境就可能更加艰难。外国法律管不到他们，他们只能依靠东道国的法律。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有违法乱纪嫌疑或纠纷之事，就更应该毫无例外地通过法治渠道来处理解决。
西安事件，再一次凸显了法治原则和权宜之计或主观冲动的对立。如果在每一次这样的情势中我们都选择了权宜之计（象校方那样），或主观冲动（象一部分学生那样），那么法治原则就永远不会在中国生根。而如果法治在中国不能建立，受害的还是中国人民自己。
有人告诉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有利无害”。民族主义，如果是指维护本民族基本权益和尊严，保护和发扬本民族文化，当然很好。但如果把盲目排外、以民族界限定事非好恶也包含在民族主义之内，那么西安事件揭示：在这种盲动式的民族主义烈酒的烧灼下，还能考虑到公正吗，还能考虑到法治吗，还能考虑到真正的民族利益吗？这种民族主义的危害，已经不是一个预言中的问题，而是现实了。
在法治原则得到确认的社会里，法治观念必然是主流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中，不但纠纷解决有序，理性也占着上风。那么，即使言论充分自由，非理性的思潮也难有持久的市场。而制度的建立和发挥作用，也有赖于社会心态的转变。
整整12年前，也就是1991年11月1日，美国中西部的爱荷华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枪杀了他所嫉妒的一名中国同学和4名美国教职员，重伤一名菲律宾学生，然后饮弹自尽。这个惊天血案消灭了美国在天文物理学领域里三个重要学者。卢刚事件在当时所引起的震撼可想而知。中国留学生群体震惊之余，马上面临的问题就是美国社会将会如何对待他们，如何对待中国人。有人说，在爱荷华校园，中国人的声音一下子全消失了。然而，美国人在悼念同胞时，并没有忘记安慰中国人。爱荷华大学的校报刊出了“我们该如何伸出援手”的文章，呼吁大家“对自己所认识的华人亚裔或其他外国学生，展开主动谈话，把心里的感觉宣泄出来”，“让他们知道你关心”。生化系的一位中国留学生说，校方付出了很大的心力来安慰学生教职员，更是过来关心、安慰学校的中国同学。“一切从爱的角度出发，”他说，“非常不容易。”
被卢刚杀害的行政负责人Anne Cleary（安妮─克黎利）教授，单身无子女。为克黎利所举行的追悼会并没有责难凶手卢刚。神父说：“如果我们让敌意和愤怒笼罩着这个日子，克黎利将是第一个责备我们的人。”克黎利的三兄弟表示将根据克黎利的生前意愿用她的遗产设立外国留学生奖学金。这几位受害者家人还给卢刚的双亲写了一封慰问信，其中说：
“当我们沉浸在沉痛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祷告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你们也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所震惊。安妮相信爱和宽恕。我们也愿意在这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痛的时刻，安妮一定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门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安妮的希望。”
一位美国人说：“美国人不会因为《末代皇帝》捧了九个金像奖，不会因为陈冲走上台而把中国人捧上天；也不会因为卢刚而把中国人赶下地狱……当漩涡消失的时候，水面就像平坦的大道一样平静了。”的确，无论是爱荷华州还是美国其他地方，中国留学生，中国人没有受到任何因卢刚事件而引起的冲击和仇视。爱荷华校园发生的事与西北大学校园发生的事，是怎样的对比！（爱荷华校园惨案始末；曼哈顿的中国女人；我所知道的山林华和克黎利； Remembering November 1））
美国曾是一个以种族歧视闻名的国家，不但奴役、歧视过黑人，也歧视过中国人。美国也有人做出超越法治的极端行为。然而，1978年美国新泽西州率先定义“仇恨罪”，使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立法把群体仇恨列入犯罪的国家。凡是歧视或煽动仇恨某一种族、族裔、宗教、体征性别、性取向、肤色的言行，都是违法的。现在，美国绝大多数州都已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联想到九十年代初，美国社会对卢刚事件的反应，就毫不奇怪了。美国在进步，美国在不断地进步。中国呢？

相关评论：
此文点明了中日长期以来在经济文化思想上所存在的某些冲突和误会，两个作为主导东亚乃至亚太事务的大国，其实都是归属于同样的文化渊源，并不应该抱有如此之深的敌对情绪。过去的争斗，仅仅是历史进程中的短短片断，如果还是顽固的死守着一些报复与反报复之类的思想，那么这个世界的主色调也就会变得非常阴暗与窒息了，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会永远裹足不前，道德上的狭隘观念也机会日嚣渐上了，占据人类本来就已经脆弱不堪的灵魂，从而使其犯下更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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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信息大观
有那么一些人，不知是出于什么动机，是嫌真实不够刺激呢，还是想给反日运动抹上一层非正义的色彩，制造了一系列虚假信息。西安事件，其实质就是虚假信息引发的骚乱。这类虚假信息，由来已久，如今终于结出了果实。造假者们应有踌躇满志的成就感。让我们来看几宗有名的和不那么有名的可疑的或明显造伪的案例：
1─自称南京日本留学生“长谷川弘一”的辱骂信
“从总体上看支那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种族。在总体素质上讲，南方支那人又要远远优于北方支那人。……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我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去日比谷公园，指着北洋水师的战利品对我说，日本就是在打败支那的北洋水师后，才成为世界上主要强国的”（中国青年报的转载）
对这篇从思维、立意、遣词造句到手法似乎太过于大陆化的作品，网上有这样的揭露：
实际上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并没有什么北洋水师的战利品。陈列过北洋水师的战利品的公园在东京倒确实有过，不过，是东京的上野公园。而且二战胜利后，已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悉数索回。北洋水师在日本的遗物尚有存放在粟岛海员学校的镇远舰船钟，长崎哥拉巴公园内的定远舰舵轮，都不在东京。所以这位“长谷川弘一”显然不可能在小时候被他爸爸领到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去看什么战利品，除非他出生在战前。可是他自称是日本留学生，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就是帖子是伪造的?（PCHOME论坛）
按：据本文所掌握的资料，日比谷公园曾陈列过日俄战争的战利品，但不知是否有过甲午战争的东西。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在明治时代曾有过甲午战争的战利品。但无论那种情形，战后均已撤除。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这篇文章专找一些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所不满意的国人弱点下针。如：“我们轻视支那人的一个原因是支那人人对为自己民族而牺牲的人的健忘和不感恩”。实际上，目前日本所存在的轻视中国人的情绪，与近年来大批涌入日本的中国人的一些不良表现（如名列前茅的犯罪率）有密切关系。问起日本人，绝大多数都会提出这个原因。至于说中国人不尊敬自己的先烈，不要说一般日本人不知情，就是在中国，也有很多人不会同意的。仅此一端，就露出破绽。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无可对证的伪迹昭然的作品曾被中国官方媒体《中国青年报》摘要转载（2000年1月19日）。至今未作任何澄清。
2─BBC消息：日本暴徒街头公然强暴中国女留学生东京爆发大规模骚乱
这篇近几个月在网上流传的但在BBC网站上根本查不到的消息中最刺激中国人的话是：“值班的警察竟然说玩弄一个中国女孩算不了什么！”网上评论道：
“这个假新闻贴了2年了，今年9.21号后又出来，日期从 9.21－9.22－9.23－9.24都改到9.28了。而且名字越起越夸张。看吧，马上就要改成10.28了。”（来源同上）
3─日本人吃婴儿
这里全文摘引网上的揭露：
“始发与韩国网络，却在中国的网络上得到大发展的着名谣言，还附了图。不幸的是，图中吃人的主角并非是日本人，而是一位中国行为艺术家朱昱，图来自他《对伤害的迷恋》系列，朱昱是成都人，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很讽刺的是，2003年初英国电视台“第四频道”播出了一部记录片，片名叫《北京律动》，内容是某些中国艺术家的极端创作行为，片中就包括了这些中国艺术家朱昱用嘴咬一个死产婴儿的静止画面，此片在英国引起震动，该片主持人杰诺兹亚克在接受BBC访问时表示他虽然不赞同朱昱的做法，但是‘我们应当试图理解中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世界上最为极端和黑暗的艺术。’不信的去下面看看： http://arts.tom.com/ysj/zhuyu/index.php.img_id=5 作品的第二页是不是很多图很眼熟？”（来源同上）
4─小泉访美口出狂言：“日本要让中国后悔”
这则消息最初是7月份出现在中国官方《人民日报》论坛上。被大量转载。现已从网站删除。其中说：
“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开车搭到访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在自家的德州农场兜风，满足小泉的‘好奇心’。小泉在农场表示，钓鱼岛问题将是对中国的的一个重大考验，如果中国执意不在此问题上向日本妥协，日本将让中国后悔……”
网上的评论是：
“我一看这则消息就知道是假的，因为这则消息贴出来时小泉根本就一直呆在日本国内，根本没有出访美国。……其实这篇谎帖中‘美国总统布什亲自开车搭到访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在自家的德州农场兜风，满足小泉的“好奇心””这句话是各中文网站5月份对小泉访美作报导时为一张照片作的“一句话注释”，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都未改，而且仅仅这么一句话。”（人民网网友之声）
这一找不到根据的消息被2003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网站所发表署名林治波的《“对日关系新思维”再质疑──与时殷弘教授商榷》一文所引用作为论据。
5─湖南罗刚事件
这是所有造假事件中最富于戏剧性的。罗刚曾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经济频道主持人。他有一个半夜三更的电话聊天节目《心灵之约》。 2003年2月25日子夜时分，罗刚在主持《心灵之约》时，一位带着明显的湖南口音的男子打进电话来，憋腔憋调地自称是日本留学生“小原正太郎”，并念了一段声称是自己写了一个月的文章。不用说，又是反华妙文。但这位湖南腔的“日本人”的文章的作伪痕迹，比他的口音更拙劣。花了一个月写成的文章，居然只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长谷川弘一”文章的翻造。一个人的自然口音不经过长期的特殊训练和缺乏一定的天份是难以遮掩的，在这里露了马脚，还有情可原；一个月的时间还要抄袭，那就是实实在在的大笨蛋、大懒汉了。
这个事件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波。据官方媒体报导，当天晚上长沙110的热线被打爆了。200多个听众打电话到110，到政府部门，要求严惩“小日本”；部分高校的学生们已经贴出了标语，要上街游行，有的学生还扬言要砸毁日资企业；众多的士司机把车开到了经济电台，要求交出“日本留学生”并严惩。简直就是“西安事件”的前夜。
好戏还在后头。公安部门似乎是顺应激昂的民情，积极行动，事发不到24小时，就捕到了打反华电话的“日本人”。然而令民众和罗刚失望的是，“小原正太郎”是中国籍的湖南人，真名叫“梁少南”，户籍在湖南益阳沅江草尾镇。近年一直在岳麓山高校区摆摊经营学生用品为生。抓获梁少南时，警察在其身上发现了讲话原稿以及IC卡，经笔迹核对，与其寄往经济电台的稿子笔迹相同。梁少南对其所作所为全部承认。6月14日，长沙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决定对梁少南劳动教养2年。
那位叫罗刚的节目主持人由于坚持接听“日本人”的电话，并延长对话时间，被电台开除公职，罪名是为“侮华、反华言论提供了宣传舆论的阵地”。其实，罗刚在长达7分钟的电话交谈时间内，象唱双簧似的对“日本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驳斥，过了一把爱国英雄的瘾。已经在湖南电台作了多年电话聊天主播的罗刚，说他听不出对方的乡音，也是太贬低了他。不免有共同造假的嫌疑。据说罗刚是无悔的，事后不但出了一本书，大肆炒作，而且还振振有词的说：“80％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日本人干的，所以他就是日本人……这场戏是如此真实。大家的情绪不是真实的吗，我的愤怒不是真实的吗，他的无耻不是真实的吗”。就是说，欺骗成功，就不是欺骗；栽赃成功，就不是栽赃。因为它和真实有同样的效果。哪怕只是一时的得逞。如此宣扬欺诈有理，除了贻害社会，并使自己完全丧失公信度外，不知有何益可言。这番话，与其归入“昏话”，不如归入“犯罪心理学”，倒不失为生动的自白。（心灵之约对话录音；湖南电台澄清真相；抓住小日本；罗刚无悔）
在可以隐匿真实身份的中文网站上发表文章署上日本人的名字，自称日本人，或发表虚假信息，是再容易不过的事。造假作伪很方便。在缺乏公信和监督机制的社会，就像假钞泛滥的社会需要验钞机一样，公众也不得不多一层信息辨伪的负担。首先，作伪是有意误导，不同于一般的误传或叙事失真，因此，着眼于舆论的伪信息往往有强烈的舆论刺激性即煽动性。其次，伪信息具有不可核查性：或者是无法核查，或者是经不住核查。再者，伪信息难免有破绽。中国人造自己的谣言，有时还有点水平，真假难辨；造到外国人头上的，迄今为止，无一不是破绽百出。没有一定的底子，这种活儿还是不要试的好。
过去造假的积累，终于在西安事件中开花结果。因此，说西安事件是一个里程碑，一点也不为过。
●朝野相通
民间的排外风潮，历来不只是民间的问题。说西太后时代的清朝政府媚外卖国，那真是冤枉了他们。那时，不独民间，从地方官到朝廷也照样弥漫着仇外排外的气氛。和洋人签约，作出割地赔款，妥协权益的事，实属无奈，口服心不服。所以才有后来官民结合的义和团运动。如今中国的排日情绪，官方的导向，也是不可忽视的。 60年代中期的文革前夕，北京市各处都地张贴着“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海报。而近40年后的今天，这种气氛是很难想像了。那时中日之间尚未建交，日本政府还是敌对政府，中日战争结束也只有20年，但中国居然有这样的友善气氛，用今天的仇日论来看，是无论如何解释不了的。这不能不归功于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多年来为中日友好所付出的努力。进入90年代后期，信息网络普及，论坛成了高科技的大字报园区。令人惊讶的是，在官方控制的不遗余力禁止“反动”观点的《人民日报》网站论坛上，在毛泽东时代会被视为反动的宣扬盲目排外的文章却能大行其道。有的官方媒体甚至还刊登煽动仇日情绪的虚假信息（如前面提到的《中国青年报》）。对于挑拨民族关系的信息和言论，官方媒体历来是把关把得很严的，然而，对挑拨中日关系的，却是一路绿灯。这种反差，实在是太明显了。
罗刚事件和西安事件，本质上都是挑拨中日关系。但官方处理的新闻发布中，却从来不提及这个要害问题，前者只是“反华言论”，后者只是“扰乱治安”。生怕被误会为“维护中日友好”。现在，一提“反日”，就能冒出无数“勇士”；而真正需要勇气的“中日友好”，则鲜有人敢出头。
●毛泽东的日本观
曾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的马立诚，2002年12月在备受非议的《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写道：
“刚刚闭幕的党的十六大强调创新。我认为，在对日关系方面也应如此。抛弃旧观念，启动新思维，实为当前切要。首先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战争毕竟已经过去了近60年。……前首相村山富市和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等人已先后来到中的芦沟桥和渖阳等地哀悼，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表示反省。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不必拘泥刻板形式。”（对日关系新思维）
纽约法拉盛华人讨论马立诚对日观点。8月2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代表团访美，在法拉盛召开对日关系新思维反思研讨会。(多维社记者摄)
并引用华东理工大学的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倪乐雄在2002年3月发表的主张：“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军事状态的军事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在2003年2月发表《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一文，提出5项“革命”性主张。这些主张中除了包括了马、倪的两条外，又增添了两条：扩大日本对华投资和贸易，支持日本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他的第4第5两项主张实际是一回事）。（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
马、倪、时的新思维，归根结底，只有两条：1）不再纠缠历史旧帐； 2）尊重日本的独立和主权。说实话，这两条并不“新”，因为那曾经是新中国的既定方针。他们自诩为“新”或“革命性”，说明毛泽东时代的对日思维，早已做古，被人们所遗忘。为领略一下当时的“思维”，下面摘几段毛泽东的有关言论（均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毛泽东外交文选）
“伟大的民族”
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伟大的爱国斗争》一九六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我们两个民族现在是平等了，是两个伟大的民族。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中日关系要赶快改进。过去我们一般中国人是不喜欢日本人的，现在我们很喜欢你们，看见日本人很高兴。是不是你们过去占了便宜而现在吃亏了？你们过去没有占便宜，现在也没有吃亏。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
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应该忘记，因为那是不愉快的事情，记在我们脑子里干什么呢？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把我们的关系改变了，刚才已经讲到，你们是处于很好的地位，处于理直气壮的地位。过去你们欠过人家的帐，现在你们不再欠帐了，而是有人欠你们的帐。你们现在很有政治资本，我们也有政治资本，向美国讨帐。它欠了我们的帐，这一点，我想我是根本没有讲错的。你们现在是轻松愉快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不同了，理由抓在你们手里，是不是？对不对？对你们过去欠的帐再要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赔过不是了。不能天天赔不是，是不是？一个民族成天呕气是不好的，这一点，我们很可以谅解。我们是你们的朋友，你们对中国人民看得清楚，不是把你们当作敌人看待，而是当作朋友看待的。 （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五日）
“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
有人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和日本人过去打过仗，现在还这样亲密。他们不知道，日本人民同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是不同的。（同日中友好协会访华代表团、日本民间教育家代表团等日本外宾的谈话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
过去的战争应由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末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 （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这个观点在我们中国长期搞不清楚，是闹了几十年才逐步搞清楚的。在这以前，总认为侵略中国的国家的人都是坏的，这就产生所谓排外的政策。要讲搞清楚，还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共产党成立以后，读了一点马克思主义，我们才闹清楚世界是怎么一回事，才知道政治结构、社会结构。 （同参加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的日本各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谈话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应该有独立和主权”
像日本这样伟大的民族应该有独立和主权。 （根据日方记录，毛在提到日本南乡三郎曾说要把日本变为中国一个省时讲这番话的。毛表示，日本成为中国一省是不可能的。──本文注）（同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了两个原子弹，损害了日本人民。因此使美国在世界大部分人民中间的名声不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是强迫日本人民进行侵略战争的，但后来起了变化，遭到了美国的原子弹之害，所以日本人民，包括某些政府人士也反对核战争。 （同参加在日本召开的第十一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访华的外宾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马、倪、时的“新思维”，何“新”之有？比起当前极端盲目排外思潮，当然是进步。但是并没有没有超出当年毛泽东的见解。不但没有超出，甚至还有明显的退步。例如，毛的主张中包含着不但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维护日本人民的利益的民族平等互助的原则，包含着区分当权者和广大人民的合理的分析，包含着看到其他民族伟大之处的公正的心态，包含着贯穿历史纵深的长远的眼光。这些在这几个文化人的立论中是看不到或者是比较模糊的或者是不敢直言。不要说几个文化人，就是当今的领导人，有谁还能有这样的见识和气魄，敢讲这样的话？如果屈从于近视狭隘的思潮，缺乏高屋建瓴的现代进步的基本理念，只讲逐利之计谋，不讲雄图之政策，难免理不直，气不壮。
●只有日本道了歉
本文无意全面和深入讨论中日关系，这里只想为毛泽东所主张的“不能天天赔不是”的观点，提供一点背景资料。
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在民族尊严、领土主权和生命财产上给中国带来重大损害的国家计有：英国，法国，德国，俄国，日本等。到1997年止，英国还占领着中国领土。根据《人民日报》资料，沙皇俄国侵占的中国领土总计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近50个台湾。到现在为止，俄国还没有归还之意。中国政府和这些国家都已建交。有案可查的是，这些国家里，只有日本是道了歉的，而且是多次道歉，道歉者从民间到政界，从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有口头也有书面。1972年和1998年中日双方政府首脑所签署两个文件，有这样的语句：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
“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95年8月15日内阁总理大臣的谈话，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重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 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
1998年的联合宣言所提到的199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的谈话：
“我们应该把战争的悲惨传述给年轻一代，以免重犯过去的错误。……值此战后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应该铭记的是回顾过去，从中学习历史教训，展望未来，不要走错人类社会通向和平繁荣的道路。我国在过去不远的一个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上了战争的道路，使民族陷入存亡的危机，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为了未来不再犯错误，我虚心地承认这一无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时谨向所有受这段历史之害的国内外的死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据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中文本。本文参照日文本有所订正。）
这段讲话，经1998年中日联合宣言的明确肯定，也具有书面道歉的意义。
如果道歉问题没有在外交层面正式解决，中国怎么可能会在1972年与日本结束战争状态，放弃战争赔款要求，恢复邦交正常化，继以在1978年缔结友好条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