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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自杀了。
　　二姐是服毒自杀的。
　　二姐什么样的罪都可以受，但她受不了这么大的耻辱！
　　二姐要用生命来证实自己的清白。
　　婆婆发现二姐的时候她已经把一瓶农药全喝了下去。二姐无所畏惧，面带微笑。
　　婆婆惊呼一声：“亦德，快来呀！你媳子喝药了！”
　　姐夫正在里屋换衣服，没来得及穿好，光着身子就冲了出来，见识浅薄的张亦德被眼前的一幕震呆了！
　　现在送人去医院，恐怕已来不及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想法子叫她把喝下去的农药吐出来。
　　姐夫于是抱了二姐，按倒在地，婆婆拿了一把筷子，在她的喉咙里一阵乱戳。
　　血顺着嘴边便流了出来，二姐牙关紧咬，筷子也塞不进去。
　　怎么办？时间在一分一秒地移动，生命稍纵即逝，姐夫急得头上全是汗水。
　　“都是你他妈的整天疑神疑鬼，现在出人命了，你满意了？达到目的了！？高玲如果死了，我到你娘家掘祖坟去！”
　　儿子的叫骂声让母亲感到羞耻，但此刻已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在寻思着什么东西能使二姐恶心，把喝下去的农药吐出来。
　　“有了。”
　　婆婆跑进屋里，拿了个瓢便走向粪池，俩个人拿着筷子把牙硬是撬了开来，然后灌了下去……
　　“哇！”二姐一下子全吐了出来，吐得一塌糊涂。
　　然后，她就昏昏地睡了过去，直睡到第二天才醒来。
　　二姐醒来后便长长地哭出了声，哭得肝肠寸断，死去活来。她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过来的，只觉得喉咙里一阵阵恶心，于是哇哇地干吐了起来。
　　姐夫给了她一瓢水，让她漱了口，她便软软地坐在那里，头也抬不起来。
　　母亲见到二姐的时候已是第二天的中午，母女相抱，痛哭一场。
　　“我苦命的女子呀，都是外活土匪把我娃逼到了这一步……”
　　“你过不下去了就跟他离婚呀，为什么非得要在一棵树上往死吊？”
　　二姐突然就停止了哭泣，看着母亲的脸，一字一句地说道：“妈，这门亲事当初是我愿意的，我就要走到底。我活着是他张家的人，死了也是他张家的鬼！”
　　母亲停顿了一下，接着又骂：“——我娃你憨着哩呀，你不知道这娘俩的心有多黑！——你是迟早也要死在他们的手里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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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和婆婆那天赶集回来，在路上都淋了雨。回来后婆婆便觉得发烧。姐夫要去给她看医生，她坚决不同意，她说我还没有那么娇气！但那天晚上，婆婆整整烧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破天荒地竟没有起来。
　　婆婆一病就是几天。那天下午时分，四平又来了，婆婆听见他们俩个拉了好长时间的话，心里很是不高兴。
　　四平的频繁来往使婆婆早就起了疑心，特别是给姐夫看病，人家什么也没说就拿来了三千块钱，而且还声明不要了！三千块，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婆婆一辈子也没拿过那么多的钱！这其中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除非那四平就是傻子。可根据她掌握的情况来看，那小伙灵醒的很，一点都不痴。这半年来一趟趟地往寨子跑，一次次地给他们家留大米，难道就仅仅因为他是她娘家的干儿子？
　　婆婆觉得这中间有大问题。
　　确定了思想路线以后，婆婆便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老刘头听，老刘头听后也觉得问题蹊跷。后来，他们终于弄清楚了四平的来龙去脉——原来他就是二姐所说的第一个对象，至今还没有结婚。
　　不得了！婆婆越想越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她把四平和自己的儿子做了比较，觉得儿子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占优势，因此她认为再发展下去，二姐肯定跟亦德离婚，嫁给追求他的那个人。
　　婆婆一辈子难得有空闲的时间来思考问题，一旦思考了，就觉得这问题越想越严重。她认为自己不能再袖手旁观了，那样下去会贻误了战机，到时候后悔也来不及了。她痛恨自己的儿子人太憨厚，被人卖了他都不知道。于是她寻找着合理的出击时间，准备发出凌厉的一击。
　　号角在吹响的前一天晚上，她把儿子叫到大屋，把详细的并且增添了自己的联想的事情经过给儿子陈述了一遍。姐夫一开始并不相信，但母亲提出的好多疑问让他也觉得难以解答。他于是对二姐就增加了观察的内容，甚至悄悄地跟踪她的行踪。
　　自从有了黑牛以后，二姐已很少下地，她在家里照看孩子，并料理家务。姐夫那天干到半晌，听见村子里有拖拉机的吼声，知道那四平已经来了，于是他便同母亲悄悄地回到家里。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老远便看见那熟悉的拖拉机就停在外面。姐夫进了院子，听见屋子里俩个人正在低声地交谈，好像一个要给什么东西，一个不要。姐夫一脚就踹开了门，看见四平正把一串珍珠项链往二姐的脖子上套，二姐在用力地推诿着。
　　俩人都吃了一惊，姐夫一把抓了四平，迎面就打。二姐站起来想把他隔开，被姐夫用力一甩，便掼倒在炕台下，婆婆操了一根扁担，进屋后就一阵乱抡，嘴里喊着：“打死你个不要脸的！把野男人都勾引到家里了！”
　　四平用力挣脱了姐夫，跑出了院门，连拖拉机也没开。门口已是站了看热闹的人群，张占魁夫妇正在津津有味地作着评论。
　　“假正经！平日里都是装出来的。”
　　“人心隔肚皮呀，谁能揣摸透谁是个啥样子！”
　　“哼哼，就这还平日里笑话别人哩——先把自己屁股底下的屎打扫干净吧！”
　　大门外嘻嘻哈哈的一阵哄笑声，小村顷刻间便沸腾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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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刚吃过饭的时候，花儿便跑了回来，说是姨夫来了。大姐夫自那次出事后就一直没有再来，这次是跟四平拉了一机子（拖拉机）大米，在各村里换玉米。一机子大米可换回三机子的玉米，刨去杂沓费用，可以净赚一机子玉米。二姐正在将信将疑，大姐夫已经进了屋子。而跟在他后面的那个人让二姐不知该怎样去招呼他才对。
　　“来了，坐。”二姐给大姐夫递了烟，忙转身招呼四平。
　　四平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领带也打得笔直。
　　“这就是你的家？”家里除了一个大炕，一个锅台外，一无所有。
　　二姐的脸上有一些不快。
　　“几岁啦？”他在问花儿。
　　“八岁。”
　　“上几年级了？”
　　“二年级。”
　　“给你糖吃好吗？”
　　“不，我妈不让吃别人的东西！”孩子把头转向母亲的一侧。二姐笑了笑，说：“叔叔给你，就吃吧。”
　　四平于是把糖分给了孩子们，坐在那里不停地搓手。
　　“姐夫，亦德不在，你招呼四平喝水。”
　　四平拿起茶杯，看见里面稠糊糊的，皱了皱眉头，没有喝。
　　晚上姐夫回来，便留担子（陕北民间把姐妹的女婿叫挑担，又叫担子）和四平一起喝酒。姐夫后来不能喝酒，一喝就醉，醉了便跑到门上骂人，把张占魁家的门拍的震天响。
　　接下来的日子，四平便经常到寨子换大米。有时是同大姐夫一块，更多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城里的门市交给了老父亲经营，怕他忙不过来，雇了一个小丫头，那丫头鬼精鬼精的，帐算得本清，还经常拿眼睛去瞟他，但四平的心思不在她的身上。四平也不知道自己这辈子究竟遭了什么邪，心里面除了二姐再谁也装不进去。他把城里的门市命名为“玲玲商店”，为的就是有一天能让二姐来经营。那次去医院送钱，二姐没怎么推诿便收了下来，这让他心里一阵狂喜，他认为二姐究竟还是没有把他当外人。明里他装着若无其事，暗地里他关注着二姐的一言一行，每每便记了心里回去慢慢揣摸，分析其中的细节。到寨子换大米路不好走，并且换得也不怎么快，但他还是愿意一次次地赶来，象是每一次都在相亲。二姐对他的态度已没了原来的生硬，并且一次次留他吃饭，他于是每次都要给二姐留一袋大米，二姐家的大米便永远也吃不完。
　　那天，姐夫和婆婆都赶集去了，花儿带着小花也上了学，家里就二姐同黑牛在家。四平那天拉了很少的几袋米，匆匆换完后便来到了二姐家。
　　“换完了？”
　　“换完了。”
　　“怎么样？”
　　“还行吧。”
　　“四平你今年三十多了吧？”
　　“嗯。”
　　“也该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啦！”
　　“没人看得上咱。”
　　“胡说哩！——你又不瓜不傻，人也长的宣净（白净的意思），不信没有女娃看不上。”
　　“……谁能看上咱哩！”
　　“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村里有个女娃，今年二十七了，连着考了几年大学，没考上，把婚姻的事给耽搁了。你要愿意的话，哪天我让她过来一下。”
　　“我不愿意。”
　　“为什么？”
　　“不为什么。”
　　四平说完便抬头看二姐，发现她虽然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却依然那么丰满，那么端正，那么年轻。岁月在残酷地腐蚀着她的心灵，却难以腐蚀掉她天生的丽质。他呆呆地看着她，眼睛里掩饰不住火辣辣的热情。
　　“我该做饭了。花儿一会就放学了。”
　　“我欠你那三千块钱，等缓过来了就还你。”
　　“那三千块钱我不要了，那天给你送去的时候我就没想着要你还。”
　　“那怎么行呢？”
　　“……高玲！”
　　“你在叫我？”
　　“高玲……”
　　二姐看见四平的眼里溢满了泪水，嘴唇有一些哆嗦，想说什么，却一时说不出来。
　　“……我现在就开始做饭，吃了你赶快忙去吧，啊？”
　　“我不饿。”
　　“亦德他们过了晌午就回来。”
　　“……”
　　“……听说老寨子也有一个闺女，快三十岁了没有婆家；听说她是个民办教师，长得也很漂亮……”
　　“——高玲，今生我除了你，谁也不娶！”
　　四平说完这句话后，脸已胀得菲红。
　　二姐呆呆地愣在那里，等她缓过神来的时候，四平早已不知啥时候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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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的脾气已是越来越面软了，在二姐发脾气的时候往往会嘿嘿一笑。他说我张亦德今生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高玲，知道是为什么？二姐嗔了他一眼说我并没要你怕我，咱俩最好是谁也别怕谁，公平平等就好。二姐在官司上不屈不挠的精神让姐夫看到了男人才有的那种刚毅，他于是从心里对二姐有一些钦佩。
　　二姐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黑牛。二姐回来后便毅然决定去做了结扎手术，遭到了婆婆的坚决反对。她说我张家世代单传，而且每一辈都没有活到老，一个儿子太单薄了。姐夫的意见是尊重二姐的选择，于是二姐便在孩子满月后一个人去了卫生站。
　　婆婆气得躺在炕上睡了几天，到底她却没有想明白二姐的心为什么咋就那么毒？她于是整天指桑骂槐，又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然而她的儿子却再也没有回到从前的样子，她对儿子的所作所为除了生气，更多的是感到窝囊甚至是绝望！婆婆的身子骨也大不如从前，但干活依然利索，从不拖泥带水。
　　白凤英自从那件事发生后也停止了跟二姐的往来，但她依然穿梭在两个男人之间，乐此不疲。张占魁的行为依然是我行我素，特别是他们公开了和主任的关系后，村里的人好像都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阳每天照例从东山里升起，在西塬上降落，树叶绿了又枯，枯了又绿，光阴一年年地走着，小村平静得像一汪清水，波澜不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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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们在郊区找到了一间“房子”。房子是用牛毡棚起来的，上面压满了砖头，从外面看象个厕所，或者连厕所也不象，没有人会相信那里面会住人。房东说看你们可怜的样子，就住这里吧，你们看着给几个房费就行了，好房子不敢让你们住，这里经常有查户口的。姐夫的脸上忙堆满了微笑，说这就好这就好，我们也不可能白住的，你就说个价钱吧！房东说那就一个月十元，我那里还有一些塑料布，从里面弄一下，免得下雨时漏水。姐夫谢了，一家人便往了进去。
　　这是一间什么样的屋子呀！四面没有窗，三面透风，一扇膘皮板订的门一动就掉了下来。屋子的四角满是蜘蛛网，里面堆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锈迹斑斑。房东帮忙把废铁搬了出来，给了一把条帚要他们把灰尘打扫一下，指了指屋子外的一撂木板，要他们抽几块当床板。房东说白天你们不能在外面有动静，只有晚上才可以出来。姐夫于是每日天不亮就得起来，然后到外面去揽工。房子闷热无比，一到晚上蚊子成群结队，咬得孩子哇哇地哭，身上象起了疹子一样，搔烂了许多处。房东拿来一张生牛皮，让他们订在那里，血糊糊地有些怕人。孩子们要么天不亮就跟大人一块出去，要不一整天都得呆在里面，不能出来。时间说快也快，天冷的时候，二姐的肚子已经大了起来，行动也有些不方便，姐夫便不让她再到外面去捡垃圾。他现在每天卖猪下水和猪肠子，从屠宰场很便宜的价格弄来，洗净了再卖给食堂。二姐被薰得哇哇直吐，姐夫一整夜一整夜地洗，天不亮便要带出去。寒冽的北风凛凛刺骨，姐夫的手冻得红肿，皴裂得皮肤血水直流。二姐看得心疼，要他抹一些凡司林在上面，姐夫嘿嘿地笑着说没事。
　　那年冬天，他们终于如愿以偿地生了个儿子。生的那天不敢去医院，姐夫笨手笨脚地在那里忙活。二姐满头都是汗，牙咬得很紧，血顺着嘴角都流了下来。两个女儿吓得直哭，二姐浑身是汗，挣扎了一个晚上，天亮的时候才生下了。孩子生下后二姐问了一句，得知是男孩时竟呜呜地哭了。姐夫说你一晚上那么疼都没有哭，现在却哭了。二姐便笑了起来，笑着笑着便又哭了。姐夫的脸上也满是泪水，劈哩唾叭拉地就滴在了孩子的身上。小家伙浑身是血，只顾乱啼，哭得十分响亮。姐夫于是在火上把刀子烧了一下，然后用力把脐带割断。二姐说她想抱抱儿子。姐夫捧了孩子亲了一下，孩子哭得惊天动地，二姐用手去接，浑身软得却没有一点气力，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
　　一个月后，他们回到了村子，房子被刨了个窟窿，婆婆找人在上面压了块塑料布。看见儿子带着孙子回来了，老太太高兴得浑身乱颤，一下子就扑了上去，抱了孙子左看右看，看了又看，两行浑浊的老泪便流了下来，怎么擦也擦不干。从婆婆欣喜的脸上二姐看到，自己这回算是生在心里了。有了儿子的荣耀，二姐觉得这些年来的罪其实是没有白受。想着这几年的经历，也确实有一些不平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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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怀上了孩子的事很快被计生组得人知道了，计生组要求二姐去做手术，婆婆以死相抗，被拖到了乡政府关了起来，家里的柜子、桌子、架子车等都让拿走了，后来把锅也拿走了，当时就没了饭吃。隔壁另一家邻居的媳妇生了三个丫头，被硬拖着弄到了计生站，几个人按住就给做了，结果人精神失常，整天在墙头上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姐夫眼看在家里撑不过去，便同二姐商量，在一个月黑星繁的夜晚偷偷地跑了。他们先是去了县城，在那里躲了没三天，便听说乡上来人把房子也拆了，家里的粮食全部拉走，并扬言要收走土地。二姐犹豫了，说什么都可以没有，这地没了可没法子活。姐夫说没就没了吧，反正已到了这步天地，只要能有个儿子，什么都没有也无所谓。两口子统一思想后，觉得在县城很不安稳，因为经常有计生队的人在民房里搜索，抓住了不问青红皂白，拖到医院就做。他们于是去了省城，不管咋说茂才在那里，有个什么事情也能够照料。到了省城后一时便分不清天南地北，茂才工作的单位问谁都不知道，才知道把事情考虑的过于简单，眼见得天已黑尽，还没有个着落的地方，两个孩子已经饿得哇哇大哭，于是每人抱起一个，一边走一边寻思晚上的住宿问题。
　　好容易在路边找了一家小饭馆，给孩子买了两个包子，从布袋里拿出已经干透了的饼子，要了两碗面汤泡在里面。店主见他们可怜，说盆里有剩下的饭，没有过动筷子，如果吃就给你们热一下。姐夫忙问多少钱一碗？店主说不要钱，我们也是从农村来的，农村人出门可怜，到大地方连方向也辩不清。就问你们在这里有没有亲戚？二姐说有，她弟弟原来在美院上学，毕业后分在了报社工作，店主问哪家报社，二姐说不清楚，原来想只要记住报社就行，不成想省城有十几家报社，都不在一个地方，于是一时谁也帮不上他们的忙。
　　吃过东西后一家人便有了生气，二姐千恩万谢地告辞了店主，漫无目的地往前走。幸亏省城天气很热，要不孩子早就受不了了。眼见得越走越没了方向，好像走到哪里都一样，到处是工地，乱七八糟的。忽然看见前面的水泥管道里有人说话，他们会心一笑，于是就在一个巨大的水泥管道里住了下来。孩子在怀里已经睡着了，长途颠簸了一路，又走了这半天，他们也困得浑身疼痛，热热的管道象是冬日里的热炕，睡在上面很舒服，不一会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起来后他们又开始问路，人家说你们要到哪个区？这里是郊外，离市内还远着呢！姐夫听茂才说过在市内工作，于是便问坐什么车可以到市里边？人家说你随便坐一路公交车都可以到，只要几毛钱就可以。
　　省城的繁华景象确实让他们大开眼界，姐夫一路上数着高楼，数得脖子都酸了。二姐说你看你那憨样，人家都笑话你哩！姐夫便嘿嘿一笑，说茂才真了不起啊，住在这么嘹的地方，等咱儿子出生以后，舍身亡命也要让他考到省城，再让他舅给安排工作。二姐便嗤嗤地笑，说看把你美的！是不是儿子还不知道哩！
　　就这样，二姐和姐夫抱着孩子大街小巷地逛“风景”，到中午时候腿重的拉不动了，感觉比在山里干活还要累。他们坐在商店外的台阶上看熙熙攘攘的人流，大家好像都忙着去赶什么事情，脚步匆匆，街上的车辆川流不息，平日里难得一见的小卧车在这里比比皆是，一点也不稀奇。炸鸡的香味浓浓在飘了过来，姐夫强咽了一口口水，看见孩子们也正眼巴巴地盯着那边看。那边的摊位上，围了一群吃鸡肉串的人。姐夫上前问了一下，要五角钱一串，太贵，他没有买，花两角钱给孩子买了一串冰糖葫芦，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满脸都是血红的颜色。二姐说：不知茂才平日里出不出来，兴许我们就能看见他。姐夫说省城这么大，怎么会那么巧呢？嘴里那样说着，却拿眼睛仔细地在人们的脸上瞅，生怕漏掉了唯一的机会似的，不知间一天又过去了。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阴沉沉地什么也看不见，不象是农村的景象，满天的星斗。
　　晚上的城市灯火辉煌，把周围照得如同白昼一样。商店里的音乐震耳欲聋，不知疲倦地直吼了一天，也没有歇息的气象。当最初的兴奋感过后，他们便觉得这里的景象不过是千篇一律的吵杂，楼高路宽，车多人多而已，饥饿和疲惫涌了上来，替代了一切新鲜的感觉。姐夫给孩子买了包子，要面汤时人家说没有，又去了几家饭店，见里面金碧辉煌的样子，门口站着保安，没敢进去。好不容易看见一个不算太大的店面，门口也没站保安，进去后人家说不吃饭不给喝面汤。姐夫问一碗面多少钱？服务员鄙夷地看了他们一眼，粗声粗气地说五元！二姐苦笑了一下，一家人灰溜溜地便又回到了大街上。
　　那晚上他们就啃了些干饼子充饥，夜深的时候只好睡在地下的通道里，刚睡着，便听见一阵吆喝声，让他们起来，说这里不能睡人。于是他们抱着熟睡的孩子又走了一程，看见一道很高的城墙，城墙的门洞里睡了许多人，乱七八糟的，他们便把褥子拿出来也加入了其中的行列。
　　　　　　　　　　　　　　　　　
　　二姐一家在街上流浪了几天后，身上的钱所剩无几，便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间房子。那段时间他们找了好多地方，人家一看他们带两个孩子，就知道是躲计划生育的，坚持不要。火车站的房子是一间地下室，又潮又湿，一天也见不上光线。好在里面还有一块床板，床上有一块黑得有些发亮的被子，一股难闻的臭味。他们把褥子铺在床上，把臭被子铺在地上，姐夫在上面睡。姐夫白天去劳务市场蹲点，来了顾主就拼命往上跑，不是装车就是卸灰，一天好了也能挣个十块八块的，养活娘几个糊口。刚过了两个月，房东突然要他们搬走，说是这几天村委会查得紧，连地下室也不放过，逮住了就送收容所，让家里交钱领人，他们也要罚一百二百的，受不了。二姐怀着身孕，慌恐得不得了。白天带两个孩子在街上捡破烂，晚上给姐夫做饭、洗衣服。姐夫说你让我们到哪里去呀？哪里没有人查？房东说只要是在中国，都查。我们也没有办法。看你们可怜，这半月的房费算交了。姐夫无奈，只好又举家流浪，晚上就睡在天桥的下面，跟城管打游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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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的手术比较成功，但却从此成了个“废人”——不能干重体力活，且天阴下雨就腰疼胳膊疼。家里的重活全留给婆婆和二姐干了。
　　那时吃水还要到十几里路的沟底下去挑。安装了水泵的泉子不知怎么便干涸了，抽上来的水全是泥糊糊。二姐家用水很节俭，常常是一家人用一盆水洗脸，洗完了脸再喂牲畜，舍不得浪费半点。我常说你们家的水比油贵。真的，二姐家由于种了很多的麻子，秋季收割后压了油，一家人是怎么也吃不完的，因此也常常给我们家拿去。
　　二姐的官司在她的契而不舍的精神下终于感动了法院的人，法院判张占魁承担姐夫的全部医药费，两家从此两清。但二姐没有同意，她认为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她说钱都可以不要，但法律最少也应该对张占魁有所制裁。二姐说她咽不下这口气。
　　二姐到了区上的法院，法院说你告状要有状子。二姐于是到街上请人写了状子，又来到了法院。
　　那时天气正是大热的时候，二姐走得时候下雨，她穿了一件厚厚的夹袄，因此也没法换下来。二姐走在城市的马路上，惊奇于那高楼大厦的巍峨，她想不明白那么高的楼外面又没有路，人是怎么爬上去的？烈日暴晒着水泥地面，脚象是站在火炕上一样炙烤，二姐汗流浃背。
　　那时，二姐正怀着她的第三个孩子，也就是我的外甥。她艰难地把状子拿到了法院的八楼，结果被告知已经下班了，让第二天再来。二姐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口渴得难奈，她于是来到一个有喷泉的楼前，掬了一把水就撩在了头上，然后再捧了一把贪婪地喝了起来。这里她听见有人在喊：“干什么，干什么？——赶快走，赶快走！”一个穿制服的年轻人很愤怒地把她赶走了。二姐来到一个人多的地方，看样子像是百货商场，她于是就好奇地走了进去，商场里五彩缤纷，放射着五颜六色的光芒。二姐目不暇接，她有一些眼花缭乱了。
　　这时，二姐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些人站在楼梯上，不用动便可以上去下来！难道他们都有特异功能？二姐有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走了过去，想看个究竟。
　　二姐站在那里足足看了有半个时辰，才发现不管什么人只要往上一站都可以自动上去。她于是也想试一下，但看见那楼梯一直在动，就没敢上去。
　　二姐突然觉得有一些饿，便从褡裢里拿出一块馍来，使劲地啃。这时肚子里的孩子也在踢胳膊抬腿，不太安份。二姐用手抚着肚皮，说儿子呀，你长大了要有出息，也带你爸爸来这里转一遭，让他也不枉到这世上白走一回。二姐这样想着的时候便坚信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儿子，因为她觉得这一次的怀法跟以往都有些不一样，她看见了酸的东西就流口水，“酸儿辣女嘛”，想来这回一定会是个儿子！
　　那天晚上，二姐便睡在商场外面的卷帘窗下，城市的灯火彻底通明，二姐一晚上其实也没睡着。
　　第二天一大早，二姐又去了趟法院。这回人家都上班了，但看了看二姐的诉状，认为证据不充分，不予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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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自从大姐的父亲上来后便对我的父亲日渐冷漠，后来她经常到大姐家去，且一住就是十天半月的，令我们脸上很是无光。
　　“茂才呀，我跟上你达（陕北人对父亲的称谓）受了一辈子的苦，没吃的没穿的，你达他没本事呀！”母亲说。
　　“茂才呀，你达光没本事就算了，你达外心肠不好呀！我病了他也不给看，——这屋里要是没有你妈，你们早就饿死了！”
　　“茂才呀——你大姐命苦哩！八岁上你外婆从山底下（陕北人把黄土高塬以南的地方统称山底下，把黄土高塬叫北山）来北山逃荒，你达就对她不好，从小就遭磨了罪受，没人疼没人管呀……”
　　“茂才呀，你以后成了本事，可不要管你外老子！你要对妈好些，像你大姐一样，可千万别学你二姐的样子呀！”
　　“……”
　　大姐家有三面石窑，大姐一家人住一面，大姐她父亲住一面，而另一面窑是放了杂物的，我不知道母亲去了住哪边？！
　　我于是对大姐也渐渐地疏远了起来，要不是她那天出了事，我已经两年也没到她家里去了。
　　大姐夫跟村里的一个媳妇有关系，这件事大姐一直蒙在鼓里。
　　出事的那天是大姐从地里回来做饭，做好了突然决定把饭送到地里吃，又节省时间，结果就在她进了自己的玉米地的时候，看到了她自己怎么也不愿意相信的一幕……
　　大姐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在无辜的女人脸上就是两耳光，并一下子就抓破了她的脸！刚才还处于激情的状态，突如其来的事情让大姐夫有一些措手不及，为了保护另一方的顺利撤离，他抱住了自己的女人，并狠狠地在她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自从结婚后就当家作主的大姐愣住了：这是自己的男人吗？他可从来没有打过自己！今天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女人竟然当着她的面打自己，这是大姐万万没有想到的。悲痛，绝望，顷刻间世界在大姐的心目中便土崩瓦解——原来一切都是假的，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爱情！她一路狂跑奔回村子，看着绿汪汪的涝池便跳了进去，竟没有半点的犹豫思考……
　　我们赶去的时候大姐已经脱离了危险，她躺在炕上，眼泪把枕头弄湿了一片。外甥已经十多岁了，他站在母亲的炕头嘤嘤地哭泣。大姐夫自知罪大恶极，正在低着头听我母亲的数落……
　　那天晚上我没有回去。姐夫被驱逐到西窑去睡，我们姐弟俩进行了一次长谈。
　　从大姐的口中我才知道，原来是她告诉了四平二姐的情况，四平没做犹豫便拿了钱送到医院里。
　　那时四平是大姐家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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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夫的伤势还真不轻。胳膊动了手术，接上了。可腰就是不能动。听医生说是腰脊椎严重受损，要去大医院动手术才能治好。去大医院起码需要几千元钱，二姐的脸上布满了愁容。
　　婆婆回去了，二姐留下来伺候姐夫。她每天早晨起来先给姐夫洗了脸，然后打了稀饭喂他。看着曾经生龙活虎的男人就这样躺在床上，二姐从心里心疼。姐夫黑瘦的脸上这两天有了一些颜色，人似乎比平时好看了一些。她在一边想办法筹钱，一边天天去公安局闹事。后来，人家一看见她进来便把门关上了，不是说在开会就是说领导不在。二姐于是就坐在会客室的木椅上等。等到快中午了她便必须回去，因为那里还有一个人等着她照料。
　　大姐一家和她的父亲也来医院看望姐夫，这让二姐很是尴尬，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的父亲。大姐说：“高玲，你就不要再犟了，这种事是犟不得的。人现在成了这样，钱得有下场！你坚持要去告状，人家那边便不赔付。听说那张占魁的腿子硬着哩，你能掰得过他？！”母亲那天来，也是这么说她，但二姐不听。
　　二姐想起了四平。
　　四平是在街上碰见二姐的，他问二姐到城里做什么事，要不要他帮忙。二姐手里拿着饭盒正准备往医院走，看见四平骑在摩托上她就生气，犹豫了一下，说没什么事，到医院里看一个人。四平说他在街头的东边开了一家门面，叫“玲玲商店”。二姐愣了一下，低了头就走了。
　　第二天买饭的时候，二姐来到了街头的西边，看到街的对面确实有一家卖商品的门面。门头上红色的牌子上用黄颜色贴了几个字，其中“玲玲”二字二姐是认识的，她站在对面的电杆背后往那边张望了一会，见四平的摩托车就停在门口，却不见人出来。她鼓了鼓勇气，想走过去，脚步却把她又带回了医院。
　　然而姐夫的病情却一天天地恶化，是不能再等了。二姐彻夜未眠，眼睛已粘得睁不开来。就在她最终下定了决心准备去商店借钱的时候，四平来了，并带来了三千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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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姐把张占魁告到了公安局。
　　二姐去了公安局的第三天，张主任带着张占魁便来了。
　　主任一进门就开始骂张占魁不是人。
　　“你个狗日的，自己做了亏心事还往别人身上赖！你羞先人哩！——你个狗日的还不快给亦德赔情！”
　　“……亦德是我的不对……”张占魁低眉鼠眼，一付可怜巴巴的样子。
　　“你个瞎熊（骂人的话，不是好人的意思），还有脸来医院看我儿？！你看你把亦德的胳膊打成啥了？这腰也动不了，下半世可怎么活呀……”婆婆呜呜地哭了起来。
　　“婶子你别哭了。经队里研究决定，这亦德看病的钱由占魁来出。——占魁，”主任转身拉了张占魁一把。
　　“是，婶子，亦德兄弟你好好养病，看病的钱有我哩。”
　　二姐那会不在。姐夫躺在床上眯了眼睛，他突然觉得这张占魁真的挺有两下子的。
　　这时，二姐从外面买饭回来了。张占魁突然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床前：“亦德兄弟呀，我不是人！——我是猪，是狗！”张占魁一边说一边左右打着自己的耳光。
　　“——兄弟呀，你看咱们邻里邻居的，其实谁也没有害人的心呀……”
　　“占魁，你今天要深刻地检讨自己，从思想的最根本处挖掘！”主任严肃地说。
　　“滚出去！——都给我滚出去！”二姐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手放了饭，一手就摸了一把条帚，向张占魁打去。
　　“高玲呀，我的兄弟媳妇呀，——你就狠狠地打吧，你哥我今天不还手了，只要能解了你的气，你打死我都没有怨言！”
　　二姐的条帚刚落在地上的人身上，便被人夺了下来。
　　“张占魁，你这个流氓给我听着：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刀子砍了用手抚顺！——我高玲不是那么好惹的，我要让你去坐禁闭！你现在给我就滚出去，我看见你就恶心！”
　　“高玲，你看这事情是占魁的错，现在他也承认错误了。我看让他把医药费认了就是了。再说了，你们家也不宽裕，如果把占魁关了进去，这看病的钱可没了出处”。张主任面带微笑，对二姐说。
　　“没门！他把我男人弄成了这样，还要让他背黑锅，我不会就这样便宜了他！”二姐怒目圆睁。“我就不信你们钱大了就能一手遮天！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还有个说法论理的地方没有？！”
　　“高玲，你看也不要把事情弄到不可收拾的时候，那样对大家都不好——亦德兄弟，你说呢？”主任看着一直不说话的姐夫，把话题转了过去。
　　“要我说这事情不能就这样完了。”姐夫说。
　　“那你们看着办吧，我是好心，管不了就不管了。占魁起来，咱们走！”
　　“呸！”二姐冲着门外吐了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