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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理解万岁

　　这句诞生于80年代初的口号因为在老山前线蹲猫耳洞的战士的默默奉献精神而被叫得震天响。从1979年燃起的中越边境战火到这一年已基本熄灭，很显然，“理解万岁”这一口号和与此同时开始流行的《小草》一类歌曲，还有翌年年初叫响的“亏了我一个，幸福十忆人”都在试图唤起人们对奉献和忘我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往深里说奉献者们的这一口号之所以得到了广泛响应，还在于它与人们渴望相互尊重以及对个体行为选择的宽容的社会诉求相吻台。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道德滑坡和信仰危机曾让很多人忧心忡忡，但事实上，高喊着这一口号走向成熟的年轻人，在学会了相互理解的同时更体会了自我与自由的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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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时间就是金钱

　　1984年第一次有人将时间和金钱挂钩。深圳蛇口打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特区观念震动了旧体制，“深圳速度”震惊了国人：当时全国最高建筑51层的“深圳国贸大厦”以每3天一层的超常速度拔地而起。
　　蛇口的“总设计师”袁庚至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仍感慨不已。一个小小的蛇口，人口不足二三万，却能成为当时中国的一个耀眼的亮点，凭的就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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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改革的指南。而年底，随着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总指针的新宪法获得通过，这一理论更是成为国家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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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振兴中华

　　在中国将体育与政治之间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发挥到极致的，莫过于这句口号。这一年，一直独步“小球”领域的中国体育因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而让国人的精神为之大振。善于喊口号的北京大学学生在欢庆胜利的游行中喊出了“学习女排，振兴中华”的口号，成为时代精神的最强音。至少在此后的5年中，中国女排这支战无不胜的球队一直是中国信心和精神力量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随着女排姑娘身上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振兴中华”这一口号也有了各种版本，像“刻苦学习，振兴中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等口号，也曾一度响彻中华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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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只生一个好

　　有言道：批错一个人，多生好几亿。“文 革”期间在“人多力量大”而又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我国人民多生了2亿多，导致中 央在1980年不得不给高速行进的“人口列车”踩急刹车。
　　1980年中 共 中 央决定全国实施计 划 生 育 国 策。9月25日中 央向全体党 员和团员发出《公开信》，号召大家只生一个，并鼓励晚生晚育，争取在2000年将中 国 人 口控制在12亿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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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近20年来最响亮也是最具关键性意义的口号，它宣告了一个“左”的时代的结束，同时也为十亿中国人铺平了一条走向真理的坦途。虽说当年一般人无缘知晓这一口号出台的复杂背景，但人们清楚地看到，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念权威性的确立，无数冤假错案得以纠正，一批批的农民分到了土地，一场伟大的变革很快从农村拉开了序幕，人们不再迷信“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中国人从此踏上了务实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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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哥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这样枯燥的术语随陈景润的故事在这一年成为一个热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历经磨难的科学重获新生的重要信号，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开始了戏剧性的逆转。一个可以当作例证的传说是陈景润在这一年就收到了100多位姑娘的求爱信。但知识分子实在没有太多时间来谈情说爱，翌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一篇诗意演讲宣布了“科学的春天”的到来。与此同时，“向科学进军”成为一个鼓舞人心的口号。
     当然，对于普通的中国青年来说，1977年最大的欢乐莫过于高考制度的恢复，白卷英雄的年代一去不复返，尊重知识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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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四人帮

　　对新中国来说，1976年绝对是令人难忘的一年。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1月8日逝世的噩耗令国人陷于极度悲痛之中。借清明之机，在沉默中爆发的国人云集天安门广场，以悼念的方式愤怒声讨“四人帮”的行径。这场群众自发的悼念活动受到了“四人帮”的压制，甚至有200余人被捕，被认定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这一事件为日后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历史再一次证明，胜利最终是属于人民的。7月18日，朱德元帅逝世。
　　9月9日， 毛泽东也死了，中国民众为失去“红太阳”而哭泣，北京数百万群众参加了追悼会，联合国为之下半旗致哀。在毛浑东身后，政治力量的交锋也达到了巅峰。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先后被中央警卫部队奉命逮捕。此举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性悲剧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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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批林批孔

　　之所以将相距两千多年的孔子与林彪拉到一起来批，据说是因为两人都是“一心想复辟”的一丘之貉。
　　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年初便大动干戈，开始四处鼓吹“批林批孔”运动。“叛徒林彪孔老二，都是坏东西，嘴上讲仁义，肚里藏诡计……”成了广为传唱的战斗歌曲。江青主持选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王洪文则对此作了应和，声称“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先是批准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但在发现江青等人借机进行篡权活动以后，毛泽东终于明白了江青的野心，在年底作出批示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醉翁之意不在酒，毛泽东此语点明了江青之流“批林批孔”的险恶用心。
　　一般百姓当然不解其中奥秘，只是跟着喊口号、写大字报。也不是一点收获没有，许多原本不知孔子为何人的年轻人就因此把作为反面教材的《论语》背得烂熟，多年后教育起自己的下一代来竟也派上了用场。真正惨的是那些被当作御用工具用了一把的老文史教授们，他们用尽余生气力也洗不脱当年染上的“思想和学术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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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反潮流

　　年轻人总是会做出一些出人意外的事，1973年的潮流被年轻人所引领。
　　在高校招生开始重视文化考查的意见方始出台之时，许多知识贫乏的青年人感到迷惘，辽宁的张铁生趁此机会大大地露了一回脸。张铁生在6月参加大学招生考试时，因得分太低入学无望，便在考卷背后写了一封信，发了一通牢骚后又自我吹嘘了一番。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借此大做文章，称张铁生交白卷的背后是“对大学招生路线的发人深省的答卷”，于是，张铁生在一夜之间成为闻名全国的“白卷英雄”。
　　继张铁生之后的河南省15岁的初二学生张玉勤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一张白卷，白卷背面写有一首“著名”的打油诗：“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能做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张玉勤被学校批评后竟投河自尽，她的死使该县280人受株连。到年底12月，北京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北京晚报》发表，她对班主任老师的管束提出质问和批评，因此被树立为反对“师道尊严”的小英雄。由此而导致一些学校出现“干部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