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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女排在福冈比赛似乎总有险象环生的境遇。

　　我忘不了1983年11月17日，就在日本福冈举行亚洲锦标赛决赛，福冈爆出了一条震动全日本的新闻：两度荣获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却以0∶3败在了日本女排手下，我们不得不把四年前亲手夺来的金杯又“完璧归赵”。最让我记忆犹新的，是那天的颁奖仪式，日本队主教练山田重雄穿一套黑色西装，像一团“乌云”，神气地从袁指导身边飘过，袁指导目不侧视。在上台之前，袁指导叮嘱我们每一个队员：今天谁也不能哭，这里不是中国女排的“滑铁卢”！我们要赢得起，也要输得起！但是，一看到山田重雄得意地与袁指导擦肩而过，张蓉芳第一个哭了起来，很大很大的两颗泪珠从毛毛脸上滚下来，我立刻拉拉她的衣角：“毛毛，坚强点，袁指导说过，不要……”最后一个“哭”字没说出来，我自己也忍不住了。我心里难过，不仅仅因为输球，最触动我的是山田气袁指导的那一幕，其实，袁指导完全可以不上台站着的，我们拿世界冠军的两次，袁指导都不上台领奖，但这一次输给日本，拿了亚洲第二，却偏偏要安排他登台……在赛后的各国运动员招待会上，袁指导不还是自如地应付着热闹的场面，我却做不到。

　　一直到了东京，见到使馆的人，见到一些爱国的老华侨，袁指导握着他们的手，足足沉默了五分钟，最后才说出一句：“我们接受教训，回去卧薪尝胆！”我们女排队员这时候全都哭了，但我们的眼泪不是懦弱，不是沮丧，日本一位记者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女排姑娘的这种哭，是令人害怕的。”

　　这些故事，我都给我的队员们讲过，也要求她们在打了败仗、输了球以后多想想袁指导的这句话：这不是中国女排的“滑铁卢”！

　　在福冈打完古巴队输球后，我让队员们洗得干干净净，穿得整整齐齐，必须高高兴兴地去看韩国队和保加利亚队的比赛，还让她们每个人都带好本，一边看一边做战术记录。那天，我去晚了，到了球场，第一局已经打完，保加利亚队赢了，我只看到我的队员都有些反常的表现，都快按捺不住了，小本拿在手上都不记了，我从一张张脸上可以看到她们的心理活动：保加利亚队要是赢了韩国队就好了，当然，谁也没说，因为，对这个结果，事先谁也不敢存希望，韩国队赢保加利亚队好像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没想到，第二局保加利亚队又赢了，我的队员几乎都坐不住了，如果保加利亚队真能打败韩国队，这就意味着我们中国队又活了，就像下围棋，做成了一个眼。我心里也隐隐地翻腾：会不会真的出现喜剧性的结局？我脸上还是没表情，好几个摄像机在对着我呢，没法表情，再说，才打第二局，后面的形势有可能发生各种变化，确实无法预测，这就是体育的魅力。坐在我后面的队员像一群欢跃的小麻雀“叽叽喳喳”，兴奋哪。打第三局，保加利亚队输了，场上的比分2∶1，第四局是关键，韩国队特别顽强，能追啊。这时，何琦和吴咏梅两个“嗒嗒嗒”地跑了，我偷偷地笑，猜想她俩一定上厕所去了，她们有时有点迷信，要把“毒气”放掉。第四局，打到12∶10还是保加利亚队领先。这时，一个探头球，保加利亚队没打死，我只听到我身后的队员们不约而同地一起跺脚、一起惨叫，教练陈忠和完全不加掩饰了，拍着自己的大腿骂骂咧咧：“他妈的，这个球还打不死，真笨啊！”我赶紧提醒他，不能喜怒形于色，摄像机在照着我们，直播出去，人家看我们中国教练这么没涵养，这不行。还好，保加利亚队守住了阵脚，胜利快成定局，我这才深深地、深深地松一口气，我对自己说：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整整三天，我基本上没合眼，每天出门前，照照镜子，眼睛是肿的，脸都不会笑了，肌肉绷得紧紧的，所以，在见队员之前，我要做一做脸部按摩，化化妆，深呼吸，再看看镜子里的自己，精神状态正常了，自己先认可了，然后再跨出房间。我不能让队员看出我的情绪。而这样的日子熬出头了———这是终身难忘的日子。

　　韩保一战，又重新燃起了我们跻身四强的希望。

　　我看队员们高兴得快疯了，像一大串鞭炮从看台上“噼里啪啦”地冲下来。上了车就哈哈地大笑，几天来的沉默顷刻间被打破，一个个都像从地底下刚钻出来的小耗子似的，蹦啊、跳啊，又似迷了路的人，突然看到路标，有了生的希望。我从内心里感到一种“雨过天晴”的舒畅，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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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985年，中国女排参加在日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图为11月17日，中国队战胜古巴队后，郎平激动地高高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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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控制自己，毕竟见过世面，经历过很多失败了，在公开场合，我知道该怎么做，尤其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还要回答记者不愉快的提问，我必须说得有理有节。那天，我先接受日本TBS电视台采访，到会晚了，我一进会场，有记者就问我：“郎教练，你今天输给韩国队心里一定很怨？”因为在场的国际排联的人也都认为中国队胜韩国队应该没有问题。我没有对“怨不怨”作正面回答，我说：“韩国队是一支非常强的队伍，而且，是一支有特点的队伍，在上一届的世界锦标赛上也取得很好的成绩，是第四名，我们和韩国队较量，一直不是占有绝对的优势，而这场球是韩国队这几年来发挥得最好的，我们首先要祝贺她们，相比之下，我们在技战术的运用以及思想的准备上面，都不如韩国队那么充分，打韩国队我们虽然有把握，但到了关键时刻反而怕输，精力没有集中在球上，是思想问题导致了技术的发挥。相反，韩国队有输的准备，干脆放开打，反而打得轻松。从比赛中，我们看出运动员心理的微妙变化，实力并不是绝对的，如果两强对阵，就看临场的处理和发挥，谁发挥得好就能取胜,以弱胜强的例子是很多的。”

　　新闻发布会开到10点多，我又召集教练班子先碰头，统一思想，我的话很踏实、很坚决：球可以输，人不能输，进不了前四，第五也要争，不到最后一场球，不到最后一局球，不到最后一分球，我们决不能放弃！

　　连夜我们再召开全队会议。会议的气氛始终很沉重、很压抑，形势一下子变得如此严峻，哪个队员的心里不追悔莫及？吴咏梅很自责，一边讲一边哭，她是队里比较强的一个副攻手，她说对方把她看得很严，她没有发挥好，更主要的是，对困难准备不够。孙王月也一直在抹泪，认为自己没带领好大家，只有几个新队员说，问题在于二传分配球不合理，听到这样的话，打二传的何琦也哭了。

　　我先让队员们讲，最后，我做总结，我说得比较严厉，我对她们说：“现在，我不要求你们考虑名次，特别在困难的时候，要做到有难同当，团结一致。”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防止“身落万丈”的悲剧重演。1994年世界锦标赛是前车之鉴，那时候也是一场交叉球，也是输给韩国队，队员没有了斗志，结果一泻千里。

　　但是，谁也没料到，韩国队与保加利亚队的比赛出现了使所有人都咋舌的结果。横在中国女排面前“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叠嶂，仿佛顿时炸裂，队员们一个个真像从地缝里钻了出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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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一点掉下去的球袜”似乎真是一种预兆。

　　中韩赛开始了，袁伟民却要上飞机去广州出差，临走前，他在办公室看卫星转播，前两局中国女排输了，袁伟民坐在办公室里不动了，走不了了？！有人来催了，飞机是不等人的。第三局一开始，眼看起飞的时间实在紧迫，袁伟民揣着惴惴不安的心去了机场。一下飞机，他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询问：结果怎样？电话那头传来的消息令人懊丧：中国女排2∶3输给了韩国队。

　　自我执教中国女排以来，韩国队从来没有赢过中国队，但金炯实接手教鞭以后，韩国队为打中国队做了长期的准备，今天的比赛她们是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情，一定要打赢中国队。中国队在第一局曾以13∶9的形势领先，最后却让对方连追6分。第二局，中国队又以6∶3领先，但仍然被韩国队追成8平。12平以后，中国队又连连失误，以15∶17又丢一局。显然，中国队今天输给韩国队的主要原因就是失误太多，特别在关键的第五局，失误送了6分之多。中国女排教练陈忠和说，郎平带队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样高的失误率。据说，李岚清同志也有点坐不住了，打电话到广州找袁伟民：给郎平打个电话吧。但是，这个电话该怎么打，是批评还是安慰？！袁伟民为难了、犹豫了。

　　输了这场球，大家就缓不过劲了，有的队员当场就哭。我不许队员当着别人的面哭：你只能赢不能输？！当然，我们输得实在太关键了。

　　在大食堂吃饭的时候，意大利队主教练佛利哥尼看到我，亲切地说：“放松点，中国队没有问题，我看了录像，我真不敢相信韩国队打得这么好，但我不相信她们场场都能打得这么好。”古巴队主教练安东尼奥也拍拍我的肩膀说：“以后还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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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的一次“走麦城”：从失踪的球袜开始

关于这次经历，《郎平自传》里是这样写的：1998年11月1日我们从东京直飞鹿儿岛。

　　鹿儿岛在日本的西部，是个小岛。我们下榻的旅馆正对面是个“活火山”，可紧挨着山脚却住着很多的人家。我奇怪，这些人家为什么不搬走？日本的陪同人员告诉我，因为这些住户喜欢、留恋这儿独特的风景，就是不愿离开，一旦有预报再走也不晚。

　　在鹿儿岛是参加小组赛，我们和韩国队、克罗地亚队，还有泰国队分在一组。第一阶段我们必须全胜，然后在第二阶段，我们还要碰到古巴队、意大利队和保加利亚队。在这样的两个阶段，我们必须获得前两名，才能和另外两组的前两名共同进入前四名的半决赛。但从这几年的比赛情况看，我们打古巴队一直处于下风，几乎没胜过。因此，第一阶段的小组赛我们非打第一不可。但分析小组赛的阵容，我们并不乐观，克罗地亚队很强，他们吸收了原苏联队的三名队员，1995年我们和克罗地亚队打过一场，3∶2险胜，以后再也没有交锋，奥运会以后我们换了一些年轻队员，这些队员都没打过克罗地亚队，心里不是特别有底，赛前，我们的针对性训练，更多地放在克罗地亚队身上，我们还把意大利队请来，打了两场比赛，让我们的队员适应一下欧洲的打法。李艳的状态很好，我还是提醒她：“现在，很多国家都熟悉你、研究你，你要做好最困难的准备，技术上的，心理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警惕。”

　　再说打韩国队，这三年我们虽然从来没有输过，但我还是再三强调，打韩国队不能大意。

　　我的预感是有根据的。

　　在东京日立佐合公司训练时，我每天都仔细地观察队员，发现队员在赛前不是很兴奋，我隐隐地担心：她们是不是疲劳了？队员们确实很辛苦，打完全国联赛，她们没有时间休整，直接来国家队报到。但在出国之前，我已经安排了相当长时间的调整训练，队员不应该再出现疲劳状态。我和张蓉芳分头找队员聊天，了解她们各自的内心活动。吴咏梅说，她很有信心，还特别提到1994年世界锦标赛输给韩国队那场球：“我特别不理解，她们怎么会输给韩国队的？”张蓉芳还有心地追问道：“吴咏梅，你觉得这次打韩国队有多大把握？”吴咏梅说：“心很定！”张蓉芳向我转述了吴咏梅的话，我心里反而有些不安了，韩国队的顽强是不可小看的。

　　打韩国队的前一天晚上，我独自在窗前坐了坐。

　　我们住在海滨，20层的楼，高高在上，拉开窗帘，海风拂面，令人心旷神怡。不一会儿，亚文进来说，打赢克罗地亚队，队员们情绪很好，又有大海的景色做伴，大家都说，但愿我们自始至终都能保持轻松愉快的心情。我的心却放不下，不敢轻松，总感觉没到愉快的时候，特别是打韩国队，好像觉得能赢，又没有十分的把握，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情况，打这种球，很难受，心老提着。

　　不知为什么，到了鹿儿岛，老是要发生一些意外、一些差错。

　　打克罗地亚队那天，队员们做准备活动，我在帮他们捡球时，只听我的膝关节“咔嚓”一声，当时没太在意，马上比赛了，精力都集中在比赛上，对别的事情都没有感觉了。打完第一局，站起来换场地，我才发现我的左腿直不了了，很疼很胀，但我这时候不能瘸着腿走路啊，主教练要注意形象，我硬挺着。打完比赛，我的膝关节肿得像个大馒头，在食堂里马上用冰做紧急处理，田大夫把我的腿加固了，晚上睡觉，腿也弯不了，24小时以后才慢慢能走路，外国队员笑话我：“中国队队员没伤，教练先受伤了。”打韩国队前一天的傍晚，还有一个小小的细节也让我稍稍地揪了揪心：吃过晚饭，我洗了双袜子，用衣架晾在阳台上，然后召集队员开赛前的准备会，队员们在会上异口同声地说，打韩国队有把握，打得好3∶0，打不好3∶1。我提出了和她们相反的看法，我说，我们不能按一般的情况来判断，在大赛中，绝对不能有错误的判断，哪怕一丝一毫，都会使你变主动为被动。在新闻发布会上，韩国队教练已经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怕中国队怕了三年，你怕也得打，不怕也得打，还不如放开手脚打。我要求队员一定不能有侥幸思想。但在准备会上，我感到队员们谈得都很一般，赢了克罗地亚队，大家还是松了点劲。开完会回到房间，我突然发现，晾在衣架上的袜子少了一只，我四处找了找，才看到那只失踪的袜子挂在阳台的栏杆上，几乎是只挂住一根细细的线，我挺敏感，心猛地收紧了一下：这只袜子差一点从阳台上掉下去，是不是在说明点什么？我想，这不是迷信，我很能体会自己，这些微妙的、不为人觉察的心理变化，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一只袜子根本不值钱，丢了就丢了，我的心为什么会为此一动？我不由得想到，这次锦标赛我们会怎么样？

　　和韩国队比赛的那天早晨，我起床后在阳台上站了会儿，看到克罗地亚队员一个个都在海边散步，她们昨天又输给韩国队，也许是时差没倒好，她们没有发挥出最好的状态。这时，我听到隔壁阳台上何琦在对吴咏梅说：“你看你看，克罗地亚队昨天输了，想不开了，在底下溜弯呢。”我随口接一句：“希望我们不要爆冷门啊！”何琦不假思索地回答：“不会的。”

　　但不知为什么，突然间,我又想到昨天夜里寻找那只“失踪的球袜”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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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节选自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9月出版的《郎平自传》：

　　搞体育，好像天天就在考虑“成败”这两个字。为我的成败，不仅我家里人要为我担惊、受刺激，这么多球迷和观众给我写那么多信，通篇谈的还是“成”与“败”，所有的熟人朋友见了我，首先不是问你生活怎么样、身体好不好？第一句话就是：啊呀，最近不错，又赢啦！要不就是：什么时候赢古巴队、拿冠军？而报刊杂志似乎有个统一的语调：郎平，你何时再创辉煌？！

　　一听到这样的问候，我脑子就晕了，特别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也许是接受了一些美国文化的影响，我对成败胜负，心里没有太大压力，因为，美国人的观念是，只要你尽全力、做最好的尝试就行，然后，或成或败，该是什么是什么，因为，成败的因素很多，有如何看待的问题，还有如何驾驭的问题。但在中国，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概念、一种追求：必须得胜、必须拿冠军、必须战无不胜———我强加给自己的也只有这一种选择———那时候，我的生活中只有排球，球弄不好，生活就没有光彩，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精神压力特别大，一输球，脑海里就冒出一个很严重的问号：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到美国以后，我和劳尔也经常谈论在两个国家打球我们各自不同的体验，我也问劳尔她在美国队打球的时候压力大不大？劳尔说，世界冠军只有一个，但生活不只是排球，排球是我们喜欢的事业，我们应该从中得到乐趣，不应该只感到精神负担和压力。劳尔还说，人的能力有大小，他扛40斤，你只能扛30斤，30斤对于你是极限，你扛足了，你就是成功者。

　　在新墨西哥大学给劳尔当助理教练的时候，看劳尔指导学生打球，对我也有启发。刚开始工作，我好像只会对学生说一句话：“这不对，这样做不对。”什么都是不对，队员都觉得奇怪，怎么从我嘴里说出来的都是“不对”呢。劳尔和我截然不同，她总是说：“很好，这个动作不错，你再体会体会。”或者是：“这个呢，还不是很好，你再试一遍，你一定会更好。”这种做法有好的一面，培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刚开始，我也不太习惯，别人夸奖我打球打得好，我总是谦虚地说：“不好，我打得不好。”人家特不理解，反问我：“你是世界冠军，你打得不好，谁打得好？”我哑口。在中国，你不能“说”自己最好，但必须“干”得最好，哪怕输一场球，有些袖手旁观的人就受不了，比我们这些天天在球场上摸打滚爬的教练和队员更计较输赢和成败。

　　特别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输给韩国队一场球，有些报纸用通栏标题大声疾呼：“中国女排危机”，批评中国女排“快”不过韩国，“强”不过欧美，“跻身四强要看别人眼色”。倒是古巴女排超级巨星路易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到中国队的前景，路易斯不加思考地回答：“我相信中国女排能打进四强。”路易斯的话不仅仅是礼节，她的预见是出于对郎平的了解，她们共事过。接着，赛事果然出现转机，

　　却又有人写文章称，这是“渔人之利”，是“上帝怜惜中国女排”，好像中国女排能够反败为胜，完全是侥幸，是“天上掉馅饼”。他们对输赢如此敏感，却并没有敏感到输赢的真谛：上帝从不怜惜一个患得患失的人。中国女排在鹿儿岛失利，尽管被“逼到悬崖”，但她们没有动摇、没有放弃，在危难面临不屈不挠，仍然满怀“求生”的信心，并为“求生”尽一切努力，这种品质的意义和价值，已经超越了输赢。

　　我们能够反败为胜，赢得最好的结局，这对于运动员来讲，更应该给予肯定和鼓励，更值得宣扬和表扬，因为，这是一种精神———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没有放弃的精神。我当然理解大家的心情，都希望中国女排能和当年的“五连冠”相比，希望女排早一天拿冠军，我也是这么希望的。但是，我们要实事求是，得客观地分析中国女排队伍的情况。不能说，拿了冠军就是拼搏，不拿冠军就不是拼搏。我们组队七个月，打世界杯赛获第三，接着，我们又在奥运会上拿第二，这些成绩虽然没有达到大家所期望的“第一”，但这样的成绩也是天天拼出来的，是我们这些队员的血汗，她们每一天都在作最大的努力，在漳州夏训，我们的队员每天要湿透六七身衣服，我有时会想，现在都是独生子女，谁舍得把自己的孩子整天放在球馆里这样地练啊。全世界有130多支球队，中国女排在世界排坛发展的这种格局中，能够有这样的成绩，每个队员都呕心沥血了，如果一定要她们一场不输，输了就冷嘲热讽，这对运动员很不公平。

　　其实，输赢算不了什么，打世界大赛，毕竟不是打世界大战，我们打的不是利益，我们打的是一种人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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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铁人、“女强人”，太痛苦的时候，我会关着门给我的美国朋友打电话、写信，有时我会在电话里哭。我没有想到，感情的纠纷会让我感到这样痛苦难忍。年轻的时候很天真，一听父母叨叨说：“不要着急结婚成家，你现在很简单，不明白，这是终身大事，找不好要后悔一辈子！”那时候，我特烦听这样的说教，我心想，结婚还有什么难的，我世界冠军都拿了，什么样的苦没吃过，那种训练的苦，苦到残酷，我都不敢回忆，但我挺过来了，所以，我自以为，我在生活中肯定是个强者，能有什么问题克服不了？现在回想父母的话，还真是这样，我不是克服不了自己的问题，而是无法让对方按照你的意愿为人处事，那种精神和观念的差异以及对生活不同的追求，不像物质的东西好解决。不过，我不后悔，毕竟爱过，也幸福过，只是，要把爱和幸福变成永久的事，太难了。这种“难”，让你束手无策、进退两难，有时真的很绝望。劳尔告诉我，她离婚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受。劳尔的前夫约翰，我很熟悉，他是个工作狂，爱排球爱得不得了，写有关排球的理论著作，每天写到半夜两三点，一早又接着写，叫他吃饭，如果有电话谈工作，他一谈四五十分钟，劳尔一个人也没情绪吃饭了，一到周末，两个人出去玩玩吧，约翰又出去讲课。约翰对人一腔热情，谁有困难，只要来个电话，他立刻开车去援助，他这样的，做朋友特别好，但不能做丈夫，中国有句俗话：胳膊肘往外拐。所以，作为妻子，劳尔就觉得很不满足，她觉得家庭没乐趣，享受不到生活。现在，劳尔又结婚了，戴维是个建筑设计师，还带着两个孩子和劳尔一起生活，他很会生活，一下班就回家，劳尔做饭，他总在厨房里帮忙，晚上，他们和孩子一起休息、娱乐，周末，劳尔带队去比赛，他也陪着一块儿去，最近，他们又一起去夏威夷度假了，劳尔感到很幸福。

　　但我一开始并不理解劳尔，约翰人那么好，为什么离婚？现在我明白，婚姻的成与败，不是好与坏的冲突，也不是黑与白的反差。我们中国人爱用一个“缘”字来一概而论，我对“缘”的理解，是这样一句成语：气味相投，是冥冥中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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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豫有约》节目对此是这样解说的：后来，郎平在美国曾经有一位身高1.96的男朋友，这位美国人是学政治经济学的博士生，十分喜爱体育，这份情缘未有结果，被不少知道内情的人，称之为忙丢了的感情。

　　主持人：你当国家队教练的时候，就是因为，可能也算是一个很主要的原因，两个人分隔两地，那个人跟你算是志同道合也算是同行，也很理解你，很关心你，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真是挺可惜的一件事。

　　郎平：是。

　　主持人：其实如果你要给他适合的时间跟土壤的话，感情有可能结果。

　　郎平：对，这个东西很难说，就是说你生活当中，你要什么？有主有次。

　　主持人：但他怎么就不能等你呢？

　　郎平：他就是他的想法，我觉得他这个都不能等也就算了，对不对，何必呢，你说什么重要，我有有的事业，你有你的事业，如果大家投缘，都互相想在一起，那就互相等也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又不是小孩了，你这个都等不了那就算了，这点时间都等不了，所以我觉得也很正常，所以我就劝一些包括我的一些队员什么的，我说谈恋爱别一根筋，是吧。你先把你自己搞懂了，你自己想需要什么，你把你自己认识了，你再去认识你这个朋友，是不是你们俩能走到一起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去领那个结婚证，到时候大家都很痛苦，对不对。我这当教练还传授这个的。

　　主持人：能谈谈你的家庭生活感情生活吗？

　　郎平：没有。

　　主持人：现在没有。

　　郎平：多快乐啊。飞来飞去的，就是一个担心女儿。

　　解说：郎平现在最牵挂的是在美国上学的女学浪浪，在感情生活的风风雨雨中，女儿也是郎平最大的安慰，郎平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一位优秀的教练员，她也非常希望自己是一位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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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五连冠的著名选手郎平，在2002年作客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时，对当年自己球员年代的一些事情进行了回忆。在这次访谈中，她还对自己的感情经历进行了回顾，并解释了自己“铁榔头”绰号的由来。

　　在访谈中，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陈鲁豫问道：“打球的时候，郎平的绰号是铁榔头，可我注意到她的手其实并不大，你很难把她的手和钢铁有力这样的词连在一起。尤其是郎平的小拇指，因为受伤已经弯曲变形了。”

　　郎平回答说，有时候我那些朋友，说看看你这铁榔头的手。还铁榔头，我说我这是纸榔头了。郎平还解释手，她的这个绰号是宋世雄先叫出来的。郎平“不满”地说：“我说你也没跟我商量，给我一个这么刚的名字，我说以后对象都找不到了，铁榔头谁敢找你，把人打死，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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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体坛周报》一篇文章里郎平曾经是这样说的：“我从来不去设计自己的前途，完全凭感觉走。我从中国女排主教练的位置上下来后，五个赛季都在意大利当教练。邀请我执教的国家队挺多的，希腊国家队三年前就想让我带，为这次奥运会做准备，可我不想带。美国队连合同都给我传到在意大利的家里了，从我心里来讲，我挺愿意带美国队的，因为我女儿在美国，而且美国队条件很好，好好带肯定是世界水平的。但是想想还是不行，带美国队到世界大赛中跟中国队打，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而且站到中国女排的对立面上去，我想很多热爱老女排的人也接受不了。这事太敏感了，想想还是留在意大利带俱乐部吧！

　　我女儿12岁了，还是一天到晚地玩。我让她学我姐的孩子，人家天天学习，特别踏实，她居然对我说：She has no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