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angzi

第二节 我的菜鸟生涯（一）

我在黑暗中 第二节 我的菜鸟生涯（一）


在情报界，对于培养特工通常有两种观点：

西方（以英国军事情报局MI为代表）的主流观点是一个间谍之所以成为一个间谍，是因为他具有作为一个间谍的卓越天赋，后天的培养只能教会他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技术，而永远不能带给他作出判断、合理处置的能力和心理素质，而这划定了一个普通人和一个超级间谍的边线；

东方（仅指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间谍首领却认为，一个人只要不是有致命的缺陷，通过后天的培养和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是完全能够达到一个优秀间谍的工作水平的，至于是否成为超级间谍，则依靠个人的运气和领导者的运筹了

很难说我属于那一类间谍。

我出生在一个双亲都在外事部门中工作的家庭里，在中国众多的安全情报部门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是最早为我所熟悉的一个。原因很简单，当我的父母在驻外使馆工作期间，结交了几个安全系统的私人朋友，在他们回国后，彼此之间还有一些联系。我就不止一次地在安全部家属院的传达室里填会客登记表（家属院再往里走，就是安全部的办公地点），以期去尝尝某位叔叔拿手的烤肉。当然，在我的家庭中，对间谍这种职业的成见却十分强烈，以至于当我打算进安全部工作时，不得不只告诉我的父亲我在一家掩护公司里的身份。

尽管在少年时，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去做这一行，但从小我就对各种间谍小说和间谍史实有一种特殊的偏好（我后来的辅导老师告诉我们，一个好的间谍永远不会上头条，我曾读到过的理查德·左尔格、阿贝尔通通都是失败者）。当然出于男孩子的天性，我实际上是对所有的强力部门的事情都感兴趣，我除午饭外的几乎全部花销都记在了《兵器知识》、《世界军事》之类的军事杂志购买上。

在初中、高中，我总比同年龄的人显得成熟或者显得老气，我想除了因为我出生在南方的因由以外（南方气候潮湿，人的血液循环快，因而人发育得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家乡的女孩出落得水灵，男孩长得没有北方人高了，不过由于我14岁就在北京居住，我已经是“南人北相”了），多半是看多了战事中的血腥，因而过早地洗脱了孩子气。

这得益于我父母的影响（我很早就开始看新华社的内参），在大多数时候，我都能冷静地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即不为党的宣传所动，又不过分右倾。尤其是受我的父亲的影响（他供职于外交系统），我的思想更多的倒向所谓的“鸽派”（以外交、外贸部门为代表）。在炸馆和撞机事件前后，有很多人把钙片寄往外交部，以示对他们“缺钙”、没骨气的愤慨和嘲讽，然而他们不知道，在人类迎来21世纪的前后，中国庞大的外表下包含着多么虚弱的身体，和美国的对抗将会给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带来多么严重的损失，他们实在难以理解邓公“韬光养晦”的隐忍和睿智。当然，我当时的思想还没达到那种深度，还仅仅是在受家庭的熏染

高考后，我成功地考入中国文科声誉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那座因为校园内的“一塔湖图”以及学生的恃才傲物而颇具声名的BJ大学（PKU）。我在其中的法学院上学，然而我渐渐发现我极重实务、沉默寡言的性格，完全与母校活泼的学术风气、法学学者热衷辩论的习惯相背离，要知道在中国高考成绩最好的一个群体当中生存是多多少少让人感到窒息的。不仅如此，我的性格还拖累了我的感情生活，当周围的男女生大多成双成对时，我还在固守着单身汉的阵地。

在我们的学校中，一个没有女生垂青的男孩子似乎只有两种生活：埋身于知识的海洋，考研、考托、出国，再或者在网络游戏中蹉跎人生。无奈，由于我对游戏的掌握能力极差，我只得选择知识的殿堂。不过，我走的道路依旧与众不同，我选修了公共阿拉伯语和俄语课，连同英语和法律条文将我的大脑挤占得塞不进一点点的风花雪月、儿女情长。

当我已经能够熟练地吟读古兰经时，我的大学生活也近终结，正在思量着毕业后该走那条路时，我遇到人生的十字路口。

大四上学期的一天清晨，我接到院办的一个电话，让我去一趟。在一间办公室里，我见到了两个四十出头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乍一看，我还以为是哪家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的办事人员。不过很快，我意识到了他们的身份。即使是正规的大公司、大单位在我的学校也不会享有专门拥有一间办公室找人单独谈话的特权，而只能在学校羽毛球场之类的地方开开招聘会。

他们简单地问了问我的情况，不过他们似乎不比我知道的少，一通寒暄之后，他们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有一个叫中国安全部的机构（特别强调了不是国家安全部）。当他们准备为此大费一番唇舌来解释时，我笑着告诉他们我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部门，如果我能加入那样一个部门，我会感到由衷的快慰和自豪。······

历史在我的父亲和我两代人间叉开了，很多年后，我的父亲告诉我，在我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他还没有进外交部门），也曾有安全部的人问他相似的问题，不过他和我做出了相反的选择。

第三节 我的菜鸟生涯（二）


我在黑暗中 第三节 我的菜鸟生涯（二）


在中国庞大的门类众多的情报和保安机关中，中国安全部扮演着颇为有趣的角色。

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都有一套庞大的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

如美国有CIA、NSA（国家安全局，负责电子情报监听和分析工作）、海军情报局、国家侦察局、美国家地图管理中心（上面两个部门负责图象侦察卫星情报的搜集），五角大楼在拥有强大的技术情报系统之余，还经常吵嚷着要建立自己的人力情报系统；国内的反间谍、反恐怖机关除去FBI和国土安全部外，还有各州所属的调查部门。

再如以色列，除了拥有赫赫声名的摩萨德（秘密情报局），还有总参谋部所属的阿曼（军事情报局）、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司，以及负责国内安全的辛贝特等等，不一而足。

某种程度上，多部门的情报和保安系统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做能够拓宽情报来源，减少漏掉重要信息的可能性。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水平的急剧提高，各个门类的情报也需要不同部门的专业人员来处理。另外，情报部门权柄甚大，为防止其坐大一方，对当政者构成威胁，也完全有必要对其进行分化。

除了这方面的原因，我国的情报机关还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对情报工作的重视程度非常之高，其工作效率也是惊人的，在蒋军胡宗南部围攻陕北时，蒋军军以上部门发给下级的电报还未到师团级部队，其原文就已经到了毛泽东的眼前。事实上，中共地下党的超高工作效率对革命的贡献远远要比中共标榜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一战线要高的多。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和保安机关在党政军群各个系统都有自己的影子。

公安系统承揽了反间谍、反破坏的职能，军委和各野战军情报系统承担军事情报搜集的职能，中央和一些地方局的情报部门开始在境外开展工作（如中共华南局从抗战起就一直在香港保持自己的情报网），中共的统战部门也在执行某些秘密职能；解放后外交部成立了情报司（中国安全部的前身之一）。

经过建国后30多年的不断分化组合，我国的情报保安机关形成了如下体系：

军方：总参二部（人力情报搜集） 总参三部（技术情报搜集），总政联络部（有统战和“桌面下”外交的功能），总装的军事情报搜集部门和各大军工集团企业的情报研究所（在情报搜集中表现得缺乏组织性，后者以搜集公开情报为主）；

国家安全部80年代从公安部中分离出来，（所以我说它和中国安全部不是一个部门，国家安全部和公安部的渊源可以从很多地方看出来，国安部的对外接待部门和公安部是合署办公，；最有趣的是这个系统还会承担一些统战的职能）及其下属局厅负责国内的反间处暴工作；

中国安全部，负责对外情报工作；

中共统战系统。

然而事情总有另一面：就像美国情报界制造文山的能力逼的中央情报局担当起了总统的情报顾问（他们最重要的职能就是把来自各部门的上万页的情报资料减少到给总统的几页报告），我国庞大的情报资源除了让政治局愈发轻视我们的内参，还造就了各部门低下的工作效率和衙门作风，然而中国人的山头精神和各自的强大后台使得情报系统中的整合无从下手，根本形不成合力。

不过我用不着思考这些，因为在我加入安全部之时，我对此知之甚少。我得感谢我在BJ大学的学习，特别是当我知道安全部对我感兴趣的原因是我的外语功底和家庭背景而非我的少言寡语和有时发出的左倾言论时，这种感觉尤其深重。在我的同学仍然为生计或考研而奔波时，我开始了我在安全部的“预科”学习。

我在国际关系学院的一个特殊的班级里开始受训，学习的课程几乎让我气歪了鼻子。我们上完思想动员课后的第一节课居然是国际交往礼仪和国标舞。当然我还得去外国语学院深造工作语言（我的正式工作语言达到了四门，因为我还会一点粤语，粤语、闽南话都是所谓工作语言中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