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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国家还有多少资产呢？据２００１年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共有国有及非国有企业１６２，８８５万户。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１２６，２１１亿元人民币，负债９３，２７１亿人民币。负债率高达７３．９％，净资产３２，９４０万亿人民币。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国有企业资产比例已降至全国企业总资产的３０％左右，而负债率高于其他类企业。若按相同的资产负债率计算，国有净资产只剩下９，８８２亿人民币。

这就是我们的家底。这是一个吃完祖宗饭，又断子孙路的家底。共和国亿万人民五十多年来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流进了少数先富起来者的腰包，却留下了上万亿人民币的债务黑洞。填补这个黑洞的，只能是恶性通货膨胀，届时，老百姓手头的存款将被洗劫一空。

張平平转贴的文章用数字、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假改革”，什么叫“窃国大盗”，什么叫“触目惊心”。一派富丽堂皇、歌舞升平的表面繁荣背后隐藏的是什么？惊人的贫富分化，惊人的国有资产流失，惊人的社会危机，惊人的金融危机。面对这样严酷的现实，“改革精英”们在忙什么？在鼓吹“银行民营化”，也就是“银行私有化”。什么意思？要害就是私人银行可以随时破产。如此一来一切存款、一切债务都可以一扫而空。换句话说，要把窃国大盗们盗走的亿万财富通过银行倒闭冲帐等方式全部转嫁到全国人民头上。金融危机不比一个具体企业具体行业的危机，一旦爆发就是全面的。“国有资产流失”听起来似乎很空洞，很遥远，跟个人关系好象不大。但一旦这天文数字般的坏帐通过金融危机、银行倒闭等方式雪崩般实实在在砸到每个普通老百姓头上，那时就有切肤之痛了。有人暗自庆幸自己既不是工人又不是农民，能够躲过下岗、失地、生活无着这一劫。殊不知在金融危机风暴面前各行各业谁也休想侥幸，谁也休想逃脱“精英”和窃国大盗们的魔掌。“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想象一下，你不玩股票，不搞投机，不赌博不吸毒不冒险，却突然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银行存款竟然一下子如同废纸，一辈子的血汗积蓄突然荡然无存，接踵而来则是倒闭狂潮、失业狂潮、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那时将如何感受，如何自处？而银行反过来又用这种可怕前景讹诈国家：你要保持安定吗？那就别追究我把别人的钱挥霍一空后留下的坏帐，而且必须继续给我投钱，把今后用于发展经济、人民福利、教育卫生的钱都拿来给我补窟窿。也就是说借此把子孙后代的资源全部吃光。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提到，当年他长大懂事之后发现某宫殿里的珍宝古董有不少被人偷盗或偷换，便打算清点一下，找出家贼。不想当晚便宫中失火，一切付之一炬。（电影《末代皇帝》中亦有此情节。）显然这是家贼故意纵火。皇宫盗贼如此，其他地方盗贼亦如此。看仓库的监守自盗，盗完了放一把火把整个仓库烧光，这样谁也查不清哪些是被偷掉的，哪些是被烧掉的。国营企业主管人把企业财产偷光然后宣布破产卖掉，这样谁也查不清国有资财究竟是卖掉的还是偷掉的。制造危机、制造混乱、毁灭证据、保全自己是一切盗贼们的共同心理，共同行为特征。江洋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杀人灭口，窃国大盗为保全自己不惜毁国灭迹。当谋私利的假改革搞到现成的国有财产能偷的差不多都偷完、能卖的差不多都卖完、能糟的差不多都糟完、再也没办法吃老本、卖现在、混将来地拼凑虚假繁荣时，当窃国大盗们的一切弥天大谎即将被揭穿、自己即将原形毕露、自身难保时，他们最需要便是来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大风暴，大危机，大动乱（当然是在他们兑换外币转移赃款之后）。如此一来他们可以乘机把一切罪责推得干干净净，把自己的一切不义之财全部漂白，顺便再把全国人民的一切积蓄洗劫一空，不折不扣“坑尽天下以利己”。难怪“精英”们在国有资产被基本盗窃完毕后立即把目光转向金融系统，立即提出种种有利于银行破产、触发中国金融危机风暴的“改革建议”。不仅于此。经济危机特别是金融危机必然引发政治危机。国民党一直声称自己只是因为1947年的金融危机才丢了大陆。英国在1997年归还香港前好几年就开始拼命动用香港公共积累大兴土木，把钱花光，人为制造香港虚假繁荣，掀起房地产投机狂潮。许多人疯狂借贷，疯狂投机。等1997年香港归还中国，英国人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英国人慷他人之慨、用香港历年积蓄炮制的泡沫繁荣顿时破灭，房地产价格一塌糊涂。一大批贷款投机的人偷鸡不成蚀老本，欠了银行一屁股债，成了“负资产阶级”。这些人中的一些傻瓜不怪英国人捣鬼，反怪香港回归，认定自己上当受骗老本赔光全是回归惹的祸，动不动就闹事。说是闹“民主”，其实是恨中国为什么不肯“量中华之物力，结香港之欢心”，没贡他发投机财。这就是英国人临走前埋的经济定时炸弹的政治功效。同样是回归，同样是“一国两制”，澳门没见有人象香港“民主派”那么折腾，因为澳门没有这种经济定时炸弹。由此可见经济危机跟政治危机的关系。“精英”们打银行金融的主意，准备制造金融经济危机的手段，不仅有经济目的，更有政治目的。社会科学院的“精英”不是已经放出狠话了吗？ “任何执政党失去了社会精英层的支持都必不可免地要下台”，一派杀气腾腾。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公开威胁新一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胆敢不买“精英”们的帐，胆敢危害了窃国大盗们的利益，那就要失去“社会精英层的支持”，就“必不可免地要下台”。怎么下台？一旦窃国大盗和“精英”们通过“私有化”控制了金融系统，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那让执政党下台真是易如反掌。只要利用中国银行系统空前的坏帐形势，触发一场金融风暴，轻而易举就可以搞得中国人人财产一贫如洗，失业破产，朝不保夕，立刻会人心浮动，怨声载道。然后再放出舆论：这都是不尊重“精英”、不尊重“市场规律”造成的结果。那时再逼宫政变自然顺理成章，水到渠成。“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从工人、农民、中小企业、海关、股市、房地产、国有企业到银行，“精英”们的目光瞄到哪里哪里就要遭殃。坑了工人坑农民，坑了农民坑市民，坑了市民坑股民，现在干脆要通过银行坑全民。回顾回顾这几十年来“精英”们的种种“理论”，再看看后来的实际情况，实在有点让人“闻风丧胆”，“不寒而凛”。

八十年代，“精英”们说国营企业必须让工人下岗才能提高生产率。九十年代，“精英”们说国营企业搞不好是机制问题，因为经理的权太小，必须实行股份制。跨入21世纪，“精英”们说国营企业搞不好是产权问题，因为企业的产权还不完全属于私人，必须彻底私有化。现在“精英”们说“改革要有代价”，要“买断工龄” 、“牺牲3000万老工人”。说是治病救人，治来治去把活人治死了；说是改善国有企业，改来改去把国有企业改没了。说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来二去变成了“让一部分人先穷起来”。乖乖，真不愧是“精英”，一开口就是“牺牲3000万”，赖蛤蟆打哈欠—好大口气。既然号称“精英”，不会不知道一生低工资待遇的老工人们能有多少积蓄吧？不会不知道对年迈体衰的人“自谋出路”意味着什么吧？不会不知道在人家丧失劳动能力时把人家一脚踢开等于让人家几乎死路一条吧？这种馊主意也是“与国际接轨”的产物？你倒是去跟美国人说说试试，让美国人挑选个成百上千万的人去为个什么神圣的借口做牺牲，看会是什么结果。 “精英”们不是整天咬牙切齿咒骂毛泽东“反右”迫害了多少多少万人，“大跃进”又饿死多少多少万人吗？不是整天念叨“人权”、“平等”吗？不是指天赌咒发誓自己“经济学家的良心”大大的吗？现在居然想得出如此狠辣的主意，如此有目标、有指标地要牺牲几千万“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权，而且如此直言不讳，如此心平气和，如此娓娓动听。（更有甚者竟然连“买断工龄”这点少得可怜的买命钱也不肯放过，主张扣了去“资助小企业”，好让已经买断了小企业的暴富者再多捞一把。）面对这种等同于慢性集体谋杀的馊主意，那么多“经济精英”居然无人拍案而起，无人挺身而出，无人秉公论事，无人仗义执言。什么“经济学家的良心”，纯粹狼心狗肺。那点“经济学家的良心”即便真曾长出来过，也早就被狗叼了去就着屎吃了。

让少数人为多数人牺牲是正义，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牺牲是卑鄙。“精英”们为什么主张多数人为少数人做牺牲？为什么不主张让窃国大盗做牺牲？为什么不主张让既得利益的“强势群体” 做牺牲？为什么不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自己做牺牲？有钱让少数人迅速暴富，没钱为多数人提供起码的生存条件，还恬不知耻说这是“改革的代价“，这不是杀贫济富，颠倒黑白又是什么？过去的制度是低工资，终身制，人尽其能，老有所养，换取社会的稳定，国家的发展。人家尽了义务，把自己的青春年华奉献给国家。等轮到国家尽义务时，“精英”们却主张来个翻脸不认帐，“买断工龄”，一脚踢开。按社会主义的道德标准看，这是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按资本主义的道德标准看，这是违约赖帐。因为性质相当于一方出资金，一方出劳力时间的合资经营。工人尽了出劳力年华的义务，该享有回报时管理方却拒绝工人应有的权利，这就是违约。不是要“稳定压倒一切”吗？一下子剥夺几千万人的基本生存保障，这是在制造稳定还是在制造不稳定？英国历史上有个“羊吃人”的“圈地运动”，中国现在有人来了个“房吃人”的“圈地运动”：买通地方官吏低价甚至无偿剥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去搞房地产投机，却把农民变成了“做工没有岗，种田没有地，低保没有份”的无业游民，不得不要么廉价出卖劳动力，要么流离失所。这是在制造稳定还是在制造不稳定？中国老百姓已经做到既不罢社会主义的工，也不罢资本主义的工，既不上街游行，也不集会请愿，这还不够顾全大局的？现在“精英”们居然来了个“上访影响稳定”，连人家上访的权利都容不得了。除了少数靠上访混饭吃的“上访专业户”，普通人但凡过得下去，有几个肯无缘无故倒贴食宿背井离乡挤进哭哭啼啼遭尽白眼的上访队伍？“精英”们拉“改革”的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别人，断了人家的生计，把持了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宣传“改革要有代价”，那还能让人家怎么办？告状吗？不说别的，光一个律师制度就绝了人家的望。打起官司来，有律师跟没有律师的结果一样不一样？如果都一样，那要律师职业干什么？如果不一样，那没钱请律师的“弱势群体”跟有钱雇律师的“强势群体”打官司结果将会怎么样？人家走投无路拦轿喊冤，前提是相信青天大老爷在当家，能为民作主，是尚存希望，否则说不定早上梁山了。压力容器有安全阀，水库大坝有泄洪道，目的都是避免物极必反。不准上访，就等于撤掉社会最后一道安全阀，就意味着不给人再留最后一线希望。一个人一旦绝望，要么自行了断，要么挺而走险。如果是成群的人绝望呢？中国自古以来从来匪患不断，直到毛泽东时代才头一回彻底肃请。中国人好容易忘掉了遍地土匪的日子的滋味，“精英”们却来了个“改革代价”、“禁止上访”之类，以“改革”的名义搞洲官放火有理，百姓点灯有罪，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名义蓄意培养产生匪盗的土壤。满清时有“官逼民反，官要问斩”的说法。如果如今当真比照这条办理，也许还可以让一些不顾“弱势群体”死活、肆无忌惮制造不稳定因素的人有所顾忌，有所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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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往往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东西是“真善美”。其实“善”和“美”都带有主观好恶的成分，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而“真”则不同，代表客观真相也罢，代表客观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也罢，总之是客观存在的东西，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抓住了“真”，即使不“善”不“美”也照样取胜；抓不住“真”，再“善”再“美”也要“无可奈何花落去”。鸦片战争时中国是正义的一方，说“善”也行，说“美”也行，但独独没抓住“真”，即现代战争的规律和手段，结果虽正义仍一败涂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要多“恶”有多“恶”，要多“丑”有多“丑”，但人家掌握了“真”即现代化军事机器，靠吃符念咒血肉相拼的义和团虽奋不顾身仍无力回天。人家正因为抓住了“真”即先进科技、先进生产力，所以才有欺负人的资本。中国要不再挨打就必须也抓住这个“真”，赶上超过对方，剥掉它的这个资本。这就必须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就必须建立良性竞争的大环境，就必须认真研究一切先进国家的可取之处拿来为我所用。而腐败保护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保护落后伪劣，打击真正的创造进步。弄虚作假可以让一些人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却决不可能让整个民族实现民族利益最大化。一个民族靠弄虚作假实现不了现代化，更休想靠弄虚作假崛起。处处虚假透顶的民族迟早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尤其是异族的惩罚，甚至灭亡。一旦到了整个社会都“假作真时真亦假”、假把真排斥得站不住脚的程度，这个社会便腐败得无可救药，气数已尽，不堪一击。中国要汲取历史的教训，不再闹出“老佛爷”被弄虚作假搞得晕头转向，居然以为靠吃符念咒便可“刀枪不入”，据此决策的历史性大悲剧兼大笑话，就必须确保始终抓得住“真”，就必须在整个社会树立起求真求实、疾假如仇的共识，就必须要严厉打击一切弄虚作假，为此就必须严厉打击恶性竞争，就必须严厉打击腐败，就必须严厉打击谋私利的假改革，就必须明确战略目标是“全面现代化”而非“全力建小康”。这一切都是一环扣一环，缺一不可。

“私有化才能调动生产积极性”的说法也不准确。只要不是按劳分配就是不公。配不公可以调动占了便宜的人的积极性，却打击吃了亏的人的积极性。一种分配制度对整个社会的生产积极性是调动了还是打击了要看是吃亏的人多还是占便宜的人多。而生产积极性也并不意味着简单的机械操作。为生活所迫在流水线上拼命劳作的工人可以说很卖力，但卖力并不简单等于生产积极性。被动模仿的积极性不同于主动创造的积极性。私有化的既得利益者自然有积极性，但这种积极性仅限于既得利益者自己，其他人就没有这种积极性。老板希望雇员竭尽全力，雇员就不见得有这种积极性。如果老板总让雇员白白加班，雇员就要看看有没有跳槽的机会了。就是说，私有化产生了动力，却失掉了凝聚力，人与人之间没有长久的共同目标，只有各自眼前的私利。人与人的关系一旦建立在纯粹的眼前利益的基础上，那就很不稳定，很不可靠，情况稍有变化关系就破裂了。面对扑来的一群恶狗只要扔过去一根肉骨头，气势汹汹立刻会变成相互撕打。盗贼之间只有利害关系，所以会动不动就因分赃不均而拔刀相向。没有凝聚力的生产积极性不一定等于生产力。当人们的积极性不是相互促进、相互配合而是相互抵消时，积极性就跟生产力不一致了。中国人历来的毛病是一盘散沙，极难协调，极难合作。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中国人个个都太精明，精明得谁也不愿跟别人合作，惟恐让别人占了自己便宜。即使合作也既相互提防又相互算计，想方设法占对方便宜又时时防着对方占自己便宜。人人都总拿规则限制别人，例外自己，到头来再严密的规则也变成一堆废纸。这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相互算计，相互拆台，结果大家都变成一篓子螃蟹，互相你钳住我，我夹住你，谁也别想动一动，最后只便宜了抓螃蟹的。南京大屠杀中曾出现过这种局面：几个日本兵看押着成百上千等着送上屠场的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一齐起来拼命，几个只有“三八大盖”单发步枪的日本看押兵无论如何不是对手，绝大多数中国人一定可以死里逃生。但最先冲上前的人必定牺牲。而那些中国人谁都不肯带头当这要牺牲的，谁都不肯先动手，结果最后谁也没跑掉，全被日本兵送到屠场杀死了。日本兵正是吃准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秉性，知道没人愿意牺牲局部来保全整体，所以才敢用这么少的兵力看守这么多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毛病使中国人总是这样个体精明，整体愚蠢。只有毛泽东才真正打破了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死循环，有史以来第一次把中国人充分组织起来，使整个民族都处于某种有组织状态，使外部势力利用中国人一盘散沙的毛病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以华制华”的手腕不再奏效，使中国人整体上精明起来。但没有共同目标的组织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当把“建设小康社会”当成战略目标，人人都只追求个人的利益最大化时，人们的目标利益就不再一致，毛泽东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人民组织就被偷偷抛弃了。中国农民已经基本处于无组织状态，城市工人一旦下岗或企业私有化也处于无组织状态。当全面私有化后整个大部分中国人必将重新处于无组织状态，一盘散沙的规律必将重新起作用。这个致命的毛病使中国人即使具有良性竞争的理想外部条件仍难以发展到大规模经营的私有制现代化企业。比如，中餐在西方国家很受欢迎，基本全是华人经营，中餐领域内来自其他人的竞争并不多。西方先进国家的投资环境也很成熟，经营中餐馆并不复杂。但中国人经营了这么多年，海外的中餐馆始终是“黄鼠狼娶媳妇--小打小闹”，总也做不了多大，更不用说象麦当劳肯德基那样搞成跨国公司连锁店了。客观原因固然很多，但主观原因中的关键之一仍然是一盘散沙的老毛病。要开餐馆，没开张时大家都怕生意不好亏本，往往想多拉几个入伙，一旦赔了自己可以少贴点。开了张如果生意不好就赶紧撤股溜号，惟恐损失都落到自己头上。如果生意好就想方设法把别的股东挤跑，自己独吞成果。人人照此办理，结果最后只剩下“家族公司”、“夫妻店”能撑下来，想做大也不可能。这对于餐饮业而言还不要紧，大不大关系不太大。但对于必须有一定规模才能发挥作用的核心高技术行业而言问题就大了。没有凝聚力，上下离心离德，不得不靠心腹亲信把住等要害部门。如果规模不大、情况简单时这还玩得转，如果规模大、头绪多、情况复杂这一套就对付不了了。这样脆弱的结构很难对付势力雄厚的国际垄断财团的蓄意分化打击以及来自内部的离心分裂倾向。所以说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靠私有化来提高生产积极性对小企业、低层次企业有效，但对于大企业，高层次企业特别是核心技术领域里的关键企业则很难持久。老板和雇员都心知肚明彼此不过是目前需要所以相互利用，谁也没有长远打算，那需要持久努力才能见效的要害核心技术开发研究项目就很难坚持到底。这种局面调动被动的简单摹仿性的生产积极性不难，而调动主动的复杂创造性的生产积极性很难。表现就是没多少私有企业能自己开发出技术含量很高的有国际水平的先进新产品，多数都是靠仿冒抄袭，靠廉价劳动力混日子。西方先进国家经过几百年才逐步形成了私有化企业正常运作所必需的人文、法律、道德规范等一整套大环境，才能够让企业发展壮大。中国在无此历史人文环境的条件下靠简单照抄人家的私有化来搞现代化核心企业就如同猴子盲目模仿，画虎不成反类犬。

“贫富分化没什么了不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能带动整个社会富起来。”

張平平先生在《强国论坛》上贴出了一篇文章：《一部分人是这样先富起来的》，概括总结了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些醒目变化。

先是“砸‘三铁’”、搞承包。变工厂党委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实际取消了对厂长经理的一切监督制约，将全民所有制肢解为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企业所有制，执政官员任期所有制，最后落实为厂长私人支配制，任凭企业负责人结党营私，任人唯亲，监守自盗。工人失去了主人翁的地位，厂长开始行使资本家的权力。在农村先提高农产品收购价，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到户。然后是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到处“卖粮难”。面对市场的残酷竞争，丧失了集体力量、匹马单枪盲目挣扎的农民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任凭宰割。 “多收了三五斗”、增产不增收的故事一再重演。少数农民靠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发财致富，大多数农民则无此幸运。农用物资价格不断提高。农村干部利用批地、计划生育、道路建设等名目不断搜刮农民。形形色色的贩卖坑农产品、劣质产品、假钞票等犯罪分子也都把农民当成最理想的掠夺对象。多数农民日益举步艰难。

接着是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的走私进潮和贩毒潮。一些沿海城市全靠走私致富。有的地方走私决定甚至由人大常委会做出，海陆空军的舰只、飞机、军车都成了走私的运输工具。在厦门远华案中，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沿海走私城市崛起了，东北、西北、中原各地的重化工业城市则不断萧条衰落。于是“精英”们便跑出来说：由于走私，我国实际关税不到５％，远远低于名义关税，因此还不如把名义关税降下来。（这成了主张加入世贸组织的理由之一。）这等于说犯罪的太多了，与其抓不胜抓，不如不叫犯罪就天下太平了。

然后是城市承包制和双轨制。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承包者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性破坏性使用下陷入困境，财务混乱，工资拖欠，设备过度使用，产品以次充好。承包者迅速实现了个人利益最大化，但企业则元气大伤，无力更新设备，革新技术，无力面对廉价的走私产品、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得益于偷税漏税加种种优惠的成本低廉的私营企业产品、享受免税优惠、实力雄厚的外资企业产品的联合围剿，更无力研发新技术产品。这反过来又成为“精英”们日后干脆消灭国有企业的借口。

然后是土地和股票的投机热。少数人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极其惊人。潮势所至，各地的银行甚至财政资金纷纷卷入土地投机，获得的利润进入相应机构和个人的腰包，损失成为银行的呆坏帐、财政的赤字。这是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也是省、市、县政府村债务的第一个主要来源。

然后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实权人物。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的抢劫。各地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以下岗为威胁强制职工掏腰包买股票是主要的抢劫方式。

上述种种过程必需有权力的支持。而腐化不成风就无法以钱买权，以权谋私。因此上述变化跟全国的腐化风相辉相映，同兴同旺。于是工程招标、建设项目、重大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大笔贷款，重要职务任命等都陆续跟“好处费”挂上了钩。后果之一是中国银行系统不良资产迅速增长。

经过这四波大潮洗劫后，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已经不多了，土地虽然未卖光，但剩下的多为不太值钱的市郊地；国有企业也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些现在还没人敢要也不敢卖的军工企业。戴相龙承认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２５．３７％，为２２，８９８亿元，这还不算已经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１５，６８８亿（已收回１，３６０亿元）。据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５０％，中国的银行体系随时可能遭到挤兑风潮的袭击。从１９９９年起财政赤字以每年４５％的速度递增，分别为：１９９７年５８２．１５亿，１９９８年９２２．２３亿，１９９９年１，７４３．５９亿，２００２年３，０９８亿。到２００２年底，国债余额将达到２５，６００亿元，相当于２００１年GDP的２６．７％。这还仅仅是正式的国债。各地政府向中央政府学习，也搞欠债繁荣，每一任省、市、县长甚至乡长、村长都争相搞建设、上项目，银行贷款不够就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教师工资、棉花和粮食收购款，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含未登记外债），累计达６０，０００亿人民币。此外，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失业、越来越早的退休，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达４万到８万亿。所有这些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最终都是要由国家来承担，以最低数字计，高达１６２，８２６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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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的战略目标只是“建设小康社会”，那先进技术上赶不上别人也不要紧，照样可以混日子。但如果中国的战略目标是全面现代化，那就必须打破私有化条件下大鱼吃小鱼、先进国家支配落后国家的规律，打破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下不可能做到的、在受人支配的大环境的劣势条件下靠私有企业建立高技术研制生产骨干集团的思路。这就是靠国家力量集中兵力强行发展自己的先进技术骨干企业，也就是必须依靠国有企业。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只是“建设小康社会”，那国有企业可有可无；如果中国真正决心全面现代化，那国有企业必不可少。国有企业不服务于个人利益最大化，却服务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处于落后地位、处于面临世界先进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垄断、围剿环境中的中国要实现全面现代化、要在要害高科技领域内迎头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根本摆脱被动挨打威胁就只能在这些领域里坚持依靠国有企业。这是国有企业存在的最根本最要害的理由。过去国有企业有体制问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改革，这毫无疑问。但千改万改，服务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性质不能改，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不能改，保护国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大环境不能改。一旦改了，国有企业的生存条件就不复存在，国有企业岂有不亏损之理？

美国人比一些中国人更清楚中国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以前中国跟美国贸易谈判遇到僵局时美国总是威胁要报复中国企业，而且公开声明过要专挑中国国有企业的产品制裁。这跟现在的改革“精英”们专拣国有企业下刀子目标一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总之私有化并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所处的世界环境做具体分析，盲目吃进别人的药方，简单地以为一私就灵，必定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战略陷阱，事与愿违。

“竞争才能带来进步”的说法不准确。有良性竞争，也有恶性竞争。良性竞争靠自我努力取得进步、靠光明正大地比赛取胜，恶性竞争靠弄虚作假、靠阴谋诡计、靠破坏对手取胜。奥运会每个比赛项目只有一个金牌，赢家只有一个，其他人都是失败者。胜者固然名利双收，但失败者也不至于因此该死。这才能保证良性竞争，人人努力钻研，艰苦训练，不断提高体育水平。如果比赛失败了就活不成，那大家就都成了奴隶社会里的角斗士，除了你死我活别无选择。那就会逼得人人都不得不用尽一切办法阻止对方得胜，哪怕用阴谋诡计如“黑哨”、兴奋剂、“下泻药”之类手段也在所不惜。至于提高运动水平则完全顾不上。这就是恶性竞争。良性竞争占上风的社会鼓励优者光明正大比赛胜出，同时给败者以生路，而不是见死不救，更不是赶尽杀绝。这就要有必要的社会保障。如果把这种必要的社会保障看成“平均主义大锅饭”而一笔勾销，那就是主张不折不扣的丛林法则：优胜劣汰，死了活该。这必然导致为胜过对手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性竞争。失败者一旦走投无路，必然挺而走险，变成社会不安定因素。要保证社会安定就不能不制约恶性竞争，就不能不付代价，就不能不维持起码的社会生存保障，就不可能把这种必须的保障当成“平均主义大锅饭”而一刀砍掉。而这种保障只能来自社会的公共积累，不能指靠私人的善心。如果把社会的公共积累偷光，社会保障也就一扫而光。因此就必须同时坚持两条原则：公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以及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

把改革解释成一场谋私利的竞争，片面强调“竞争才能带来进步”，片面强调“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片面强调“先富起来”、“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际破坏了“公有资产神圣不可侵犯” 的原则，破坏了良性竞争的规则，实际在公开鼓励恶性竞争，公开鼓励腐败。

良性竞争讲究的是靠正当手段成功。这就要象打破世界体育纪录那样付出实实在在的辛劳，要靠真才实学发明创造，要兢兢业业日积月累。而这一切对于象赖昌星、周正义那样的乡下痞子市井无赖而言无异于指望老母猪踩着钢丝跳芭蕾。但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则不然。只要懂得诀窍，目不识丁也能轻松愉快、飞黄腾达。这个诀窍就是利用权力。既然“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丧失权力就失掉一切”，那只要用钱买到权，以权力为杠杆就能撬动一切，无往而不胜。比如，既然竞争带来进步，那为什么会竞争出那么多“豆腐渣工程”来？因为中标靠的不是货真价实，而是行贿受贿。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行贿的钱归根到底要从工程项目中赚回来，就只能靠偷工减料。依靠权力的杠杆，假冒伪劣产品之类正常竞争条件下决不可能胜出的东西反而畅通无阻， 老老实实货真价实的东西反而无法生存，优胜劣汰变成了劣胜优汰，竞争竞成了逆向淘汰。与其费那么大工夫靠货真价实竞争，还不如投机取巧靠权力杠杆竞争。这就是恶性竞争的诀窍。

以钱买权，以权谋私离不开腐败。什么是腐败？权力的买卖。只要权力变成了商品或支付手段，那就是腐败。这种特殊“商品”或“货币”流通的越广泛越深入，腐败程度就越厉害。权力的杠杆一旦变成了“商品”或“货币”，一切良性竞争的规则规律立刻全部失效，“竞争造成进步”变成了“竞争造成退化”。但腐败何以维持？没有来自更高一层的纵容包庇甚至支持绝无可能。既然被称为“集权国家”，那当真绝对容不得的东西只要刚一露头就一定会被打掉，根本就不允许其存在发展成风。而能成气候的东西一定受到了某种势力的支持，至少默认。比如，为什么那么多人明明知道危险、知道违规还要超载？除了贪心外还有不得已。到处设卡，到处敲竹杠，规规矩矩办事非赔不可，想生存赢利就只好从超载上打主意。但收买路钱的为什么会那么多那么毫无章法？因为上头开了绿灯：“行政创收”。为什么开这种“绿灯”？既然承认谋私利的改革合法，既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然暴富者引发了攀比奢侈的社会风气受到称颂鼓励而非谴责禁止，既然无法满足这种风气对人们贪欲胃口的刺激，那怎么可能制止权力在握的人发挥一切聪明才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阎王吃小鬼”？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的贪欲如水，除非有堤坝拦着，否则一定到处泛滥，有空子就钻，向着最方便最省事最容易去的方向钻。一旦没有严格严密的客观制约，那最符合发财基本原则的办法不是劳动创造，而是劫掠他人。谋私利的假改革头一条要革掉的就是一切妨碍谋私利的东西。“以“全力建小康”为战略目标，使整个社会都承认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天经地义，都承认为自己发财“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理所当然。思想上已经门户洞开，一旦革掉了必要的客观制约手段，贪欲狂潮犹如黄河决堤，一泄千里，一发而不可止。在这中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公职人员不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怎么能指望消灭钱权交易，怎么能指望根除腐败，怎么能指望制止恶性竞争，怎么能指望建立良性竞争环境，怎么能指望消灭假冒伪劣，又怎么能指望真正实现全面现代化？

鲁迅说：“和尚喝酒养婆娘，他最不信天堂地狱。巫师对人见神见鬼，但神鬼是怎样的东西，他自己的心里是明白的。” 有人一边大讲“三个代表” 一边贪污受贿，一边高唱“反腐败”一边带头腐败。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却硬要别人相信，不折不扣“阎王爷逗儿子—哄鬼”。别人顶多不得已装出一副相信的样子，实际上谁也不会当真。如此“假”字当头的“反腐败”只能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越反越腐败。要当真反腐败就得动真格的，首先要以身作则，带头公布个人财产和家属财产，坚持管改革的不许先富起来，要管改革就不许谋私，既要谋私就别管改革，真正做到身先士卒，破釜沉舟。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自身不正，焉能正人？自己一屁股屎，再慷慨激昂也一文不值。蒋介石在军阀林立的旧中国用“银弹攻势”收买摆平了不知多少对手，唯独对付不了毛泽东领导的连工资都没有的穷军队。为什么？毛泽东的军队有理想，有共同目标，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糖衣炮弹的腐败规律不起作用。难怪蒋介石告诫军统头子戴笠：“凡能背叛共产党的人，也可以随时背叛我们。”因为那样的人一定是丧失理想的唯利是图之辈，绝不可重用。但毛泽东的军队成员并非来自真空，都是在唯利是图的私有制环境中出生长大的，怎么那么快就能相信理想而且能为理想做牺牲？政治教育讲道理固然不可少，但更关键的是从上到下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官兵一致、上下一致、同甘共苦、同心协力。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从总司令到普通一兵大家都不拿工资。高级干部虽有中小灶等照顾，但即使配偶子女也不得沾光，不折不扣体现出一切出于工作需要的性质。头头脑脑偷偷买房置产大发横财却让部下忍饥挨冲锋陷阵堵枪眼炸碉堡之类事更是绝无可能。这才取信于人，使人们确信这一切是真理而非邪教，是革命领袖而非江湖骗子，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才能够发挥作用。一旦带头人带头营私，其建立在一切为公基础上的道德伦理基础立刻破产，精神上的领导权威顷刻崩溃，有形的权力再大从此也管不住人心。人心一去，理想破灭，从此“爹死娘出门，各人管各人”，谁还真正理会那些装模作样的说教？还能反什么腐败？反腐败要反在心里。心里烂了什么规章制度、“高薪养廉”、严刑峻法全部无效。规章制度要靠人去执行。如果执掌规定的人的全部心思不是用于如何执行规定，而是用于如何对付规定，那再严格严密的条文也只会变成一堆废纸。光靠“高薪养廉”也不灵。再高的薪金也赶不上人的贪欲。刘连昆、刘广智的地位不可谓不高，待遇不可谓不厚。但轻轻易易就被收买当了间谍。“高薪养廉”养住了吗？薪金再高，高得过贿赂吗？过去穷，穷得没工资制度，却从来没有被如此收买策反的；现在不穷了，“高薪养廉”了，反而一买就卖，为什么？理想没了，共同目标没了，严密的组织和严明的纪律没了，精神支撑没了，一切顾忌都没了，只剩下唯利是图。这时什么样的严刑峻法也无能为力。规章制度、“高薪养廉”、严刑峻法等等都是有形的外在的东西，只能配合发挥作用，但根本的还是内在因素，是人的精神面貌，理想道德和价值观等无形的东西。精神上疾恶如仇，什么样的贿赂也无能为力。精神上已经赞同为发财可以不择手段，那行动上的腐败背叛只是一个时机和条件的问题。假改革鼓吹“全力建小康”，鼓吹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天经地义的“理论”，否定社会利益最大化、天下为公的理想原则，造成腐败思潮大泛滥，导致人们从心里先腐败起来。这个“理论本”身就是假的。任何得以继续的国家都自有其精神支柱和道德价值观组成的精神防线。否则早就被腐败贿赂搞亡国了。可见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在哪个国家都不可能至高无上。假前提衍生的一切问题无法不假。这种大环境不改变，再喊反腐败也是假的，顶多零敲碎打修修补补地抓几个来头不大的虾兵蟹将滥竽充数，假戏真唱而已。反腐败为什么愈反愈腐败？假冒伪劣为什么愈打愈猖狂？归根到底是因为谋私利的假改革的总根子在作祟。如果改革都是假的，那怎么能指望改出真东西来？“假作真时真亦假”。理论假，目标假，前提假，大环境假，物质上假，精神上假……假假假，处处假，“这次第，怎一个‘假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