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sper

您现在的位置： 首页 > 资料 > 外交人物 > 历任外交部长  

乔冠华  






乔冠华(Qiao Guanhua 1913.3.28～1983.9.22)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

胖胖鸭

这都是穷人，偶倒是想露富

whisper

寻求中国特点时的迷误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liii]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2月至9月间，他再次游欧。10月归来后，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liv]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lv]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菑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lvi]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造成“文化断裂”，罪莫大焉！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

1．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

他认为，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因此，“……非农业不能救中国。溯自西风东渐，我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变乱相寻，争夺无已。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lvii]

2．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首先应抛弃的是对利的追求。农国也有工商，问题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说：“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lviii]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进一步看，“人生世界，本应有高尚目的，以为世界谋福利，乃此时之资本家只知孳孳为利……利与生活，本为人类之手段，今竟变为人类之目的，则人生尚有何意义耶？”[lix]换句话说，他要中国人坚持中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的人生哲学。

其次，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lx]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lxi]

那么，用什么来代替被他否定的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章士钊经过“远游考览，独居深念”，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农业是国本，他的设计也从农业开始：首先由农学会“对于吾国农业兴革事宜立一全体崭新计划，而将实施此项计划之责，全课之也。北京农商部以下内外各种向与农事有连之职司，举视同无物……惟就吾所计划，整然作一逐年预算案……每年所需之数，即公然在地丁钱粮内征收，由全国农业团体共同设立之总机关依案支用……机关办事之权，无论何方，不能干涉……以农治农，字曰农治。他业之所自为谋也，诚亦如农；则工治、商治、学治、以及某治某治，皆可作如是观。而所号业治，行入功德圆满之域；凡国家社会之所纲维主宰，可悉本是。而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谋国至此，可无遗憾。”[lxii]对知识阶层说来，这是颇为美妙的设计。知识为王，安排一切！可是，这个业治蓝图，有两个小小的疏漏：一是那些专家、学者之间，同业之间，意见分歧之际，要不要洋鬼子发明的民主？不同行业之间利益冲突（如不承认业农人士的盟主地位），莫衷一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二是被“视同无物”的政府有司不甘消失，文臣、武士不愿拱手献出“地丁钱粮”，偏偏不让业治信徒总揽全行业乃至全国大权的时候，又有什么妙策？章氏试图在自己家乡“业治”一番，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冀图“业治”全国，又谈何容易！

3．回归传统，建立他所设计的社会经济制度。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以农立国就是要摒弃外来的现代文化，回归传统。他说：“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lxiii]

以此为指导思想，他设计了一幅美妙的农村图景：

“……以村为单位，调查一村内农产物之出额几何？如不足，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卖出，概由公共管理，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lxiv]

六天后，他进一步工笔描绘：“将这地方的出产通通计算起来，一年能够有多少产物，价值多少，以价值作标准，发行一种村券……这种村券不以金钱为本位，是以物产为本位的。一村的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发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回来。这村内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作的，分工去作。在应受教育年龄期内的，要强迫去受教育。在村内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lxv]

这些话是章氏1923年10月在长沙讲的；湖南各大报登了这位名人的演讲词。这时毛泽东正好在长沙为工人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还来不及关注农村。但他早与章氏有过交往，没有看到乃至听过这些话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章士钊身体力行，企图在家乡推行这个农村自治运动，而以失败告终。35年后，毛泽东以这位乡贤难以想象的气魄发动了气壮山河的人民公社运动，而且不管东西南北风，顽强地坚持了20年！其后果则已刀刻斧凿，永志历史和亿万中国人心田，毋容笔者置喙。令人震惊的是两者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思想的转变，不是一人一时的迷误。在20年代，以农立国已形为互相呼应的全国性的思潮。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山西督军阎锡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有关活动最引人注目。他们同气相求，互相联络；办报；出书；开办学校，培训干部；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中国农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动，都是久旱甘霖。这些活动确实各自为改善农村状况，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除晏阳初等少数人外，这一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与章士钊一样，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回归传统，成为这一运动的一大特色。

这股思潮的性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环境破坏为代表的现代化负面因素突显；寻求文化多元和民族自身传统，提升民族自尊的思潮广泛传播；历史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纠正过往偏见的呼声随之浮现；赞扬这一思潮的见解十分流行。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一思潮也体现着一种现代性；它与反对者的争议，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冲突，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内部冲突。

还是从章士钊谈起。那么，能否据此断定章氏的农国论是现代性的体现呢？看看他对社会制度的设计，情况就清楚了。

在经济层面，他所勾画的农国，由村、县、省到全国，层层“自给”，“知足戒争”，“概由公共管理”，“以村为单位”，甚至货币也由各村发行！这样的“单位”体制，等于强迫各个公民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各级官员处理。它可以培植大小不一的秦始皇，却与自由云云，相距不止十万八千里。

在政治制度层面， 他认为中国只能“以农立国”，什么政党、国会等等全都不合国情，通通应拒诸国门之外。既然没有政党，“以党治国”就不成为问题了。可是，这与他所孜孜以求的坚决保障公民言论和其他自由立即陷于无法调和状态。公民有了自由，很可能要结社、立党，进而要民主，要国会，要工商立国……。不同派别和随之而来的政党或迟或早必然浮出水面。如果按现代社会的常规听之任之，“农国”云云，立即化为泡影。打着“依法治国”的旗号，立例禁止；或干脆用暴力镇压；都等于背叛素志，与蒋介石、国民党一样，侵犯公民自由。

他期望通过法治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可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说明，这个自由空间的大小取决于两个重要因素：一是经济基础。宗法关系笼罩下的自然经济，是尊长专制统治的天然基础。只有以范围越来越广的市场为基础的工商经济，才能从物质条件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为人们的自由活动提供日益坚强的支持。二是在政治层面，必须形成多元力量互相牵制的结构，推行宪政、法治，才有可能保障公民实现自己的包括言论、结社自由在内的各种权利。但章士钊既提倡为专制奠立牢固基础的“公共管理”下的自然经济；又把国会、政党弃如敝屣，看成与国情格格不入的祸害。这等于把公民自由的基本条件和保障体系摧垮了。他念念不忘的人身保护令制度，只能落得画饼充饥的下场。因此，这一时期他对自由的关注，是浮悬在其“农国论”上的外在因素。不管其主观意图如何，从理论层面看，这是一个反现代的构思。[lxvi]

尽管可能与章士钊的初衷完全相反，其结果却只能是一条回归专制走向奴役之路。要在这里寻找“现代性”，实在是南辕北辙。

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纵观章士钊一生，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摭拾西方一些偏激之士的牙慧，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窃以为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点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

于是，我们面临一个尚未彻底解决的老问题：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

窃以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主导的现代化出了大漏子，要赶快另谋出路。

以章士钊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现代化的进程。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lxvii]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lxviii]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现代社会和现代化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精心渲染它的计划经济的“伟大”、“成功”，反差强烈，进一步震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绪。

回答出路在哪里这么重大的问题，最需要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洞察力；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制度，才有最好的自我更新机制。在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上，20世纪的颇多中国思想家交出的几乎都是不合格的答案。无论是20年代章士钊的农国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还是30——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鼓吹的宪政+传统道德+计划经济或农村自然经济，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一国家或那一领域没有充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持续可靠的自我更新和发展。

第二， 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lxix]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lxx]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即使像梁漱溟那样特色十足的文化三阶段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国际间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产儿。

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绚丽。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三， 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口干舌敝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lxxi]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们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lxxii]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纭。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

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更迭有交往。梁漱溟留下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lxxiii]从《苏报》至1914年创办《甲寅》月刊；1917年在北京办《甲寅》日刊、周刊，章氏考察中西，评点时政，抨击邪佞，虎虎生威。20年代的《甲寅》虽已为许多知识分子所诟病，仍然个性鲜明。那时的章士钊是独立的。后来，他先后就食于某些权势者门下，尽管社会名流的声威犹在，但廉颇老矣！了解这些经历和品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

2000年8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参阅白吉庵：〈章士钊〉（《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袁伟时：〈章士钊的“调和”哲学〉（拙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广州）。

[ii] 章士钊：<“舆论商榷”告白>，《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3页。

[iii] 章士钊：〈箴奴隶〉，《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46页。

[iv] 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页。

[v] 章士钊：<沈荩>，同上第1卷第152页。

[vi] 章士钊：《箴奴隶》，同上第58页。

[vii] 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15页，三联书店1960年北京。

[viii] 同上，第631、636、637页。

[ix] 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270页。

[x] 参阅袁伟时：<刑法的变迁与20世纪中国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66~28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xi] 转引自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第83页。

[xii] 黄克武：《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第17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台北。

[xiii] <南洋公学的1902年罢课风潮和爱国学社>（座谈记录），《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68~69页，中华书局1963年北京。

[xiv] 同上第73页。

[xv] 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14~315页。

[xvi] 章士钊在1912年给杨怀中的信中说到“在厄北淀”与杨笃生同学情况（《全集》第2卷第508页）。1914年又写道：“愚学于厄北淀大校”（《读严几道<民约平议>》，《全集》第3卷第20页。）。章含之写的《全集》前言说“父亲从东京赴英国深造，在艾丁堡大学攻读法学。”（第4页）可能另有所据。我从前说。

[xvii] 章士钊：《记者之宣言》，同上第2卷第96页。

[xviii] 章士钊：<孙黄遗札密诠>，《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41页，文汇出版社2000年上海。

[xix] 章士钊：<共和略说>，《全集》第2卷第22页。

[xx] 章士钊：<新闻条例>，《全集》第3卷第45页。

[xxi] 章士钊：<政本>，《全集》第3卷第7页。

[xxii] 同上第1、11页。

[xxiii]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残稿>，同上第278页。

[xxiv] 章士钊：<调和立国论>，同上第265、266页。

[xxv] 章士钊：<政本>，同上第7页。

[xxvi] 章士钊：<札斯惕斯>，同上第61~62页。

［28］《秦力山集》第46页，中华书局1987年北京。

[xxvii] 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第72~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上海。

[xxviii] 同上第76页。

[xxix] 《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9叶，广东法政学堂活版，宣统二年三月。

[xxx] <国会请愿代表团为告知第一次请愿情形致苏商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第1258~1259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

[xxxi] 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第42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

[xxxii] 章士钊：<中国应即组织之政党其性质当如何>，《全集》第1卷第483页。

[xxxiii] 章士钊：<政党政治之唯一条件>，《全集》第2卷第389页。

[xxxiv] 章士钊：<论政本>，同上第3卷第147、148页。

[xxxv]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全集》第一卷第459~460页。

[xxxvi] <宪政编查馆奏考核报律折>，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第35页，学林出版社1992年上海。

[xxxvii] 章士钊：<言论自由与报律>，《全集》第1卷第461、460页。

[xxxviii] 章士钊：<论报律>，《全集》第2卷第68、70页。

[xxxix] 章士钊：<论湖北省议会议决没收汉冶萍公司事>，同上第391~392页。

[xl] 章士钊：<临时约法与人民自由权>，同上第85、86页。

[xli] 同上第86~87页。

[xlii] 章士钊：〈怪事〉，《全集》第5卷第28页。

[xliii] 章士钊：<党治驳议>，《全集》第6卷第278页。

[xliv] 章士钊：<在野党>，同上第324页。

[xlv] 章士钊：<党治驳议>，同上第280页。

[xlvi] 章士钊：时评，同上第346页。

[xlvii] 同上第280~281页。

[xlviii] 章士钊：<时评>，同上第312页。

[xlix] 章士钊：<党治驳议>，同上第282页。

[l] 章士钊：<章士钊律师辩护词>，《全集》第7卷第149~150页。

[li] 章士钊：<致刘少奇>（1967年3月），《全集》第8卷第418页。

[lii] 同上第419页。

[liii] 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全集》第4卷第111、114页。

[liv]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

[lv] 章士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答梁漱溟>，《全集》第5卷第86页。

[lvi]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同上第213页。

[lvii]<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同上第404页。

[lviii] 章士钊：<农国辨>，同上第267、269页。

[lix] 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同上第145页。

[lx] 章士钊：再论非党，同上第264~265页。

[lxi] 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同上第169页。

[lxii] 章士钊：<业治与农>，《全集》第4卷第201、206页。

[lxiii] 章士钊：<农国辨>，同上第267页。

[lxiv] 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同上第146页。

[lxv] 章士钊：<农村自治>，同上第149页。

[lxvi] 被时贤赞誉体现着现代性的杜亚泉在经济上力主中国“以自给自足为主旨”，“凡可以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工艺杂志〉序，〈东方杂志〉第15卷4号）。梁漱溟则坚决反对算帐的生活，说“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帐的生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了提出《乡村建设理论》的时候，几年前肯定过的民主与科学也要坚决剔除了。张君劢认为：“现代欧洲文明之特征三：曰国家主义，曰工商政策，曰自然界之知识。”是必须冲破的“三重网罗”。要抛弃“谋利之工商”，回归中国传统的“寡均贫安政策”。（〈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如此等等，都是与现代性背道而驰的。

[lxvii] 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同上第159页。

[lxviii] 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同上第217页。

[lxix] 章士钊：<农治述意>，同上第346页。

[lxx] 章士钊：<业治与农>，同上第202页。

[lxxi] 章士钊：<再论非党>，同上第262页。

[lxxii] <记章行严先生演词>，同上第157页。

[lxxiii] 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全集》第7卷第117页。



2001年9月30日

关闭窗口

whisper

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

调和立国论是章士钊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1910—1919年间其思想言论的基本线索。这亦可说是辛亥革命的重要思想总结。1962年年过八旬的章士钊直截了当地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xviii]这么冷静的反思，他早在民国初年就开始了。

1911年冬，章士钊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政府工作，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他绝对不唯命是从，秉着自己的学识和良知抨击时政，介绍新知，履行了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职责。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xix]；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xx]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这些言论不见容于国民党人，他便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国民党重要领袖宋教仁被暗杀，他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参与国民党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在自己创办和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xxi]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xxii]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民主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法国大革命也曾“走入极端，酿成帝制”。“当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时，首义诸贤所倡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心诚求之，未遗余力……即残暴如段敦（今译丹东），由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观，可见其横厉无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张者邻于绝对，与社会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势难扫除一切障碍，绝其本根，而大祸起矣。”[xxiii]英国虽屡受调和之福，“惟克林威尔自信力过强，以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无一曲，人有持论稍异于己者，决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xxiv]

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至今仍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历史上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就曾一再陈述其流血恐怖的惨状，企图以此说服朝廷主动变法。章士钊则从思维方法等更高层次，开中国人总结这一重大事件负面教训的先河。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剋异以存同则退。”[xxv]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张东荪的话：“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滥用而其锋若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削灭以去，而力乃轨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则他方面之对抗力不可侮也。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这也就是所谓正义。[xxvi]调和立国也离不开这个基础。

他认为最能体现对抗力的制度是政党政治。

在中国提倡政党政治不是由章士钊开始的。早在1897年，唐才常就发表文章指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如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秦力山更大声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中国”。［２８］1905年开始，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xxvii]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xxviii]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年11月30日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在该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提出五件临时动议，其中第五件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讨论后通过的决议是：“第五件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xxix]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者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xxx]这些材料表明，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已经出现组织政党的强烈愿望。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xxxi]

辛亥革命前，章士钊也步梁启超等先驱的后尘，耐心地说明：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政治；国会是政党活动的中心。“凡国家能获政党之福音，必其国内有两大党，而亦仅两大党，政纲截然不同，相代用事者也。”因此，“今之政党，当以今之政府为对立党，对于彼等之失策，尽力以攻之……彼而倾跌，我乃代之。”[xxxii]

辛亥革命后，同一切初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一样，党争之中歪风四起，人身攻击、在议会辩论中大打出手、砸烂对方机关报、阴谋倾轧……不一而足。章士钊再次反复耐心说明党争的正确途径和尊重反对党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政党政治唯一条件，“即英儒梅依（T.E.May）所言‘听反对党意见之流行’是也……下院议事法程恒设法保护反对党，使得尽情攻击政府是也。在他国或以反抗为不法，而英伦则‘王之反对党’一言，乃为党争之习语，知言者谓英伦政术之进步，实在此语发见（确立）以后。盖不认反对党为合法之团体，则其争执必走于偏私，或流于暴举……是故欲谋政治上和平之改革，两党相代以用事，非认反对党之所为为有益于国万万不可。且政党不单行，凡一党欲保其势力之常新，断不利他党之消灭，而亦并不利他党势力之微弱。盖失其对待者，已将无党之可言，他党力衰而己党亦必至虫生而物腐也。”[xxxiii]道理说的非常清楚。可是，当时无论国民党还是进步党都听不进去，都欲把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结果是袁世凯坐得渔人之利。

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暗杀后，国民党和孙中山更接连采取两大步骤，把政党政治彻底置诸脑后。一是诉诸武力，进行“二次革命”，用军事斗争取代政治和法律斗争。二是在中华革命党的党章中规定未来政治模式是一党独尊，不给其他党派任何活动空间；甚至规定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只有占人口总数不到0.1%的党员享有公民权，剥夺绝大多数公民的基本权利。面对这些错误措施，章士钊再一次重申：不能自认为正确就可以为所欲为，必须回归调和立国的正轨，抛弃好同恶异的专制思维。他说：“总之愚为政本，只论同异而不论是非。若以同为是，以异为非，即是好同恶异。故真正立宪国，其政党所守之规律，在认反对党行为之合法。”“愚之所谓有容，乃在使异者各守其异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诱致异者使同于我也。”[xxxiv]

文化，包括政治文化需要积累。清末民初章士钊等人对政党政治的论述，令中国知识阶层的政治视野更加开阔，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国民和社会精英只能在现代政治实际运作中学会现代政治。完善的民主政治制度也不可能从天而降。现代政治制度是逐步生成的。清末民初政治制度变革失败，不等于这样的思想积累没有意义。

法治与公民自由的保障

这一时期章士钊在思想史上留下的又一重要建树，是对公民自由和如何保障这些自由的诉求。

言论自由一直是章氏关注的焦点。清政府从1906年颁布《报章应守规则》开始，便利用恶法限制公民的言论自由。1910年12月，它居然利用资政院把原有的《大清报律》修订为《钦定报律》，由皇帝颁布实行。章士钊立即成为抨击这一恶法的引人注目的一员。他尖锐指出，政府此举侵犯了公民的私权。假如政府或某个公民认为有那些言论违法，可以诉诸法院，依照民法、刑法和正常法律程序解决；根本不需要什么报律。制定报律，并把书报送检列入其中，“则政府刻刻假定国民之违法，是直狗马国民也！是直盗贼国民也……如此，则人权之危险不可思议。”[xxxv]这个报律“盖折衷于日本新闻条例，酌加损益”。[xxxvi]章士钊严肃地指出：“凡人论事，最易为近例所欺，日本有新闻条例，为论者最近之引针……以为日本所有者，吾国当亦有之，而根本上之怀疑，乃至无从梦想。嘻！此膏肓之病也。”真正第一流的法治国，不会有此等报律或新闻出版法。英国“在17世纪以前，王权未衰时见此种。而近二百年，则英伦之言论机关，乃绝不受政府之羁绊。新闻监督执政，如日中天，执政未尝敢剔除异己，禁止新闻之发行。如新闻有违法事件或损人名誉事件，乃以普通手续受审判于普通裁判所，法官执法如山，未尝以执政之意出入人罪。”[xxxvii]同时批评资政院议员通过此项法律深有负于国民。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也来弄一个《民国暂行报律》，虽然已剔除送审等条款，仍属言论自由的障碍。他再一次挺身而出捍卫言论自由。他大声疾呼：“民国当求真正之言论自由！！！”在引述戴雪等英美法学名家的论述和申说自己的意见后，他写道：“以是理由，本报（民立报）对于内务部之报律，其所主张，乃根本的取消！无暇与之为枝枝节节之讨论！以后并灌输真正之自由理想于国民之脑中，使报律两字永不发于国会议员之口。”[xxxviii]

捍卫财产自由是章士钊关注的又一热点。民国元年6、7月间，湖北省议会通过决议，要没收汉冶萍公司，理由为那是反对辛亥革命的前清官僚盛宣怀的财产。章士钊立即撰文，除指出该会判断有误，这个公司确是由股东会负责的商人资产外，特别对当时开始兴起的“社会主义”或“社会革命”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吾国夙患财产分配之不均，迩来不完全之社会主义尤频闻于国中……所谓社会革命者，即财产革命也。于是嫉视资本家前以形格势禁不敢昌言者，今则昌言以外，进而实行。”在揭露传统痼疾藉革命之名而突显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吾人财产不均之苦，果何若欧美？……以人道言，自应鼓吹社会主义以救正之，而通世界之生计家未敢放胆此言者，则实鉴于近世生产之发达为资本凝集之结果；苟资本动摇，则生计状态将立见退步也。……使以后所有商办实业微，有资者相戒裹足不敢投焉，此不谓自杀之愚计不可得矣”！[xxxix]当时，私有财产总的说来为朝野各界所尊重，章士钊却如此警觉，历经近90年的风风雨雨，人们不能不佩服章氏见微知著的卓识。

言论和财产两大自由是现代公民全部自由的基础。章士钊的这些言论，可谓抓住了根本。那么，如何保证这些自由？他从制度建设的高度，着眼于健全法治。1912年3月11日临时参议院通过并公布了《临时约法》，第二天，章士钊立即撰文揭露它有两大缺陷：

1．没有解决公民自由的保障问题。“《约法》曰：‘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则如之何？以此质之《约法》，《约法》不能答也。”他指出，这是许多成文宪法的共同缺陷，应该吸取英美法系的优长予于补救：“然人欲滥用其权，中外一致。于是英人之保障自由，厥有一法。其法维何？则无论何时，有违法侵害人身之事件发生，无论何人（或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当之法廷呈请出廷状（Writ of Habeas Corpus,现译人身保护令）。法廷不得不诺，不诺，则与以相当之罚是也。出廷状者乃法廷所发之命令状，命令侵害者于一定期限内，率被害者出廷，陈述理由，并受审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个人自由全受其庇荫……兹制者，诚宪法之科律也，吾当亟采之。”[xl]

2．为行政侵犯司法独立留下了隐患。《临时约法》第10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章士钊敏锐地揭露，所谓平政院属于行政裁判系统。“平政院者，即行政裁判所之别词也。凡有平政院之国，出廷状之效力必不大，何也？人民与行政官有交涉者，乃不能托庇于普通法廷也……使行政权侵入司法权，则约法所予吾人之自由者，殆所谓猫口之鼠之自由矣。”[xli]因此，他坚决主张删除这一条。

他的思路非常明晰：要吸收现代法学精华，建立完备的法治体系和司法独立制度，为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国家长治久安奠立坚实基础。这是他毕生坚持的基本信念。

20年代的章氏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在中国推行来自西方的议会制，相应地反对组建政党；反对发展孳孳牟利的工商业；如此等等。可是，他维护公民自由的初衷未变。

与章士钊鼓吹农国论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着手改组，实行“国民革命”， 组建“党军”北伐，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个“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以党治国”，取消各种自由。章士钊非常敏锐地注视和坚决反对这种倒行逆施。

1925年，他已开始揭露这一现象：“吾人之赴粤东者，偶或不慎，身体自由当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其夙经名捕，不得入境者，又别论也。钮惕生（《全集》编者注：名永建……近代民主革命者，国民党政客）为应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异己，横被僇辱……新闻记者，为弹丸剡注，肆诸市朝，在五羊之城（广州别名——引者），并未视为怪事”。[xlii]

1926年，随着北伐进展，这些怪事越来越多，他的批判也愈加猛烈：

1．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

他说：“南军之兴也，标榜以党治国，凡异党之人，举不得有政治权利……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有异于是，其视吾力，斯今之所谓党治。”[xliii]

描述这一现象后，他严肃地指出：这“实为政党之旁门左道”。[xliv]因为它从两个方面违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一是它与民主政制下的政党性质背道而驰。“盖国政之所从施，政家所见，容有不同，见在甲者，相从而为一派……见在乙或丙者，亦各相从而为一派……斯乃谓党……今国民党曰：否否。吾国只有一党，他党兴，杀无赦。”“自吾党外，人不得有异议。有且以逆论。此在17世纪前，淫昏之朝，且未必尔也，共和云乎哉？”[xlv]这样的政党在自己内部也必然肆意摧残民主。例如，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江西人王恒“久于程潜（北伐军高级将领）幕下，出为行政委员，讨论教育政策时，只曰似乎不宜，而翌日即被免职。”[xlvi]

另一方面，这与公民是政治主体的地位完全不符。他说：“党者相代迭兴者也。盖民情有变易，斯党势有盛衰。吾党今日得民意而用事，明日容得其负而不用事……今国民党曰：否否。凡本党之去留，人民不得有自由意。吾执政，则执政矣……此唯世袭专制皇帝宣言之，共和国之政党，似未能尔也。世袭专制皇帝，时且闻偕亡之叹，而为之震惊。今此叹若在腹诽必禁之列，岂不奇哉？”[xlvii]

2．国民党在北伐中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权。

北伐军占领各地后，大叫言论自由却绝对不许与党见不同的言论存在。章士钊在所撰《时评》中曾以长沙为例，愤慨地揭露这种古今罕见的虚伪：“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是日成立，集众演说，编制口号，第一条曰：保障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噫！先生之号则大矣，先生之志则不可。盖言论自由者，基于异不基于同，长沙外于党部可得自由之出版物，久已绝迹……古今书契中，其羌无意义之语，有甚于此者也？”[xlviii]

他一针见血地说，蒋介石高叫“以党治国”，实质是扼住人们的喉咙，把人民当奴隶，不让自由说话：“蒋介石者……手握军政大权，控抑全党……今军势大张，行此愈厉，以党治国四字……且骎骎直扼全国士夫之吭，迫为然否从违之答而无所遁逃。”“平心论之，革命者自然之权也……然反革命与不革命者，其为吾人自然之权，量适与齐。凡人类而正反两面之论不见，时曰奴隶。凡同种而思想言论自由之权不保，时有强暴。”[xlix]

与此同时，他总结辛亥以来的历史经验，旧话重提，认为要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为自己在司法总长任内着手建立这一制度，功亏一篑而深感惋惜。

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专制统治兴起之初，章士钊就进行了如此尖锐的批判，确实难能可贵。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有先见之明。

为了法治和保障公民的自由，章士钊还有两件事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1932年10月16日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章士钊出任义务辩护律师。他向法庭讲解现代政治和法律常识：“起诉书所引罪名，一则曰叛国，再则危害民国。窃思国家作何解释，应为法院之所熟知。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或人物既截然不同范畴，因而攻击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遽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不问对于政府及政府中何人何党有何抨击，举为政治经程中必要之途。临之于刑，惟内崇阴谋，外肆虐政，一夫半开化之国为然。以示法制，断无此象。”义正词严地指出：“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不为罪。”“凡以合法之方法更易政府，即无触犯刑章之虞”[l]。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有所反驳，他亦详加驳斥，显示了反抗暴政的胆识。

35年后，1967年3月间，文化大革命正以刘少奇为主要目标。他敢于致函刘少奇指斥那些攻击刘氏的所谓“十大罪状”等等，是“黑白骤尔变色”，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斯殆别有用心”！[li]

这些理应博得人们应有的赞许和尊敬。不过，这些已是启蒙者的余威，且已江河日下了。要是说在陈案中他尚以现代法理为理据，直斥统治者愚昧和“半开化”，后者则止于委曲求全，要刘氏“亲诣润公（毛）之门，长跽谢罪”！[lii]

whisper

一个不应忘记的思想家——章士钊
袁伟时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 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学者不多，论述一直比较持平。特别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表现，论者无不赞叹。近日有的学者还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天津，事情与他无关。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耕耘，无论成功的亮点和负面的教训都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例如：

1．激进青年的思想取向。

2．辛亥革命的思想总结——调和立国论。

3．公民自由及其制度保障的追寻。

4．寻求中国特殊道路的教训。

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1903年的《苏报》案，章士钊一举成名，也令他日后为当年的幼稚脸红。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同年5月27日便受聘主持《苏报》，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湉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ii]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iii]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应该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不过，以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章士钊却显示了年轻人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

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iv]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v]在当时的环境下，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三是取向极端。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颟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vi]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直接的诱因是什么？

其中之一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必然现象。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行政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市场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经济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

民间的回应则是各省“独立”（“自立”）运动与“仇满革命”浮出水面。他们鼓吹建立“新广东”、“新湖南”，说“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试行之，而种界二字劖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vii]支持“独立”要求的已经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是对误国误民的腐败、专制罪责的追问：“试问纵拳匪以要大祸，使我国民负九万万之巨款，卖身鬻子不得偿者，谁之罪欤？”“呜呼，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安能忍而与此终古欤？”[viii]他们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独立国，而是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在自由、民主基础上联合起来。“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ix]可是，这些仅是知识精英的理想。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以现代思想文化取代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也远未完成；前现代的军事、行政结合一旦瓦解，权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手中。此后的现实是，以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结合过程变得十分曲折、艰辛。

另一不能忽视的因素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恶果。

章士钊是在清末新政开始后登上历史舞台的。客观地说，清帝国这最后十年的改革成绩卓著。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法律、教育、文化……体制，都是在那一时期奠定基础的；思想变革的深度也有不少令今天的读者吃惊之处。例如，就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体系而言，民国和90年代的人民共和国，都在继承乃至回归清末新政确立的东西。[x]原因很简单，清末起草的新民法、新刑法等法律和建立的司法制度，都是在日本法学家帮助下，移植现代西方法治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这是史实,不管人们的价值观念如何,都无法改变这铁的事实。

可是，当时的改革是片面的。清政府是在内外交困的状况下被迫走向改革之路的。领导改革的大臣，都对现代社会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从军机处到各部大臣，受的都是传统教育，耳闻目睹，吸取一些新知，顶多是新旧参半的人物。像伍廷芳那样成长于香港，受业于英伦，放弃已有事业，受聘李鸿章，历练20年，得以出任修律大臣的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而且这类凤毛麟角式的人物，根本无法左右政局走向。当时的统治者群体不了解抽掉思想和学术自由，就没有所谓现代学堂；而没有法治和民主政治，现代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一个突出表现是肆意剥夺国民的自由权。张之洞、袁世凯是新政的重要支柱。但他们又是自由思想的坚决压制者。1902年，袁世凯向清廷报告：“大学堂聘用各教习，皆平素主张民权自由之人，若以此化导学生，则将来之祸，必更甚于戊戌！”[xi]其他顽固大臣更不用说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认识问题，而是清政府的基本态度。他们冀图在建立现代经济、教育制度的同时，尽可能维护中世纪的纪纲。于是，各地封报、压制言论自由之类的事件层出不穷。

这些镇压的直接后果是把年轻一代驱向革命。当时，梁启超的思想日趋成熟，在倡导自由特别是个人自由和逐步建立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的同时，强烈反对“反满革命”、“社会主义”等激进主张；反对中国已亡于满族的“亡国论”，主张调和满汉矛盾。90年代初，有的学者说自己“最关怀的是梁氏在调适方面的主张，以及为何他的主张在这个思想抉择的关头为多数人所放弃，这些问题都很复杂，尤其是第二个问题目前尚未完全厘清。”[xii]这的确是值得人们反复探讨的重要问题。

窃以为后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压制激发了激进。当时国内学潮，大都是由禁止阅读《新民丛报》之类的新书报和对校内管理不满引起的。而对海外留学生接受新思想，清政府也采取严厉处罚政策。面对无理的镇压，梁氏等人1903年以后追求君主立宪、稳健改革的主张，不管有没有道理，在年轻人眼中，都是不合时宜的说教。例如，1902年11月南洋公学的学潮，是当时影响很大的事件。有的当事人回忆：“记得《新民丛报》刚刚出刊，看的人很多，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人看。但是各中文教员却禁止我们看……如对意大利三杰，对卢梭等新人物、新事物都看得起劲。而中文教员就是不许我们看。”[xiii]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次一个国文教员上课，不知是谁恶作剧，把一个盛着清水的墨水瓶放在教师的座椅上，这个教员竟会同学校开除三个学生！说理无效，全校二百多学生一齐退学，在各方援助下组成爱国学社。这个学社“上课是很少的，每月都要到张园去演说一次，开演说会。演说的内容都是爱国主义、排满、革命等等，这样子人数就越来越多了。”[xiv]后来还与《苏报》联合，写出不少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导致包括章士钊在内的一批学生退学的南京陆师学堂风潮，也是由学堂当局禁止阅读新书报引起的。一批革命者就是这样制造出来。在当时这带有普遍性。

任何国家在社会转型期，都会出现思潮激荡，极端流派盛行的状况。是激化为剧烈冲突，还是转化为有序的改革？这不取决于无拳无勇的思想家，关键在掌权者和他们管理下的政府有没有建立灵敏反映民意的机制和及时化解民怨的能力。为此，民怨必须有畅通的制度化的宣泄渠道，这就是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清政府可悲之处不但在缺乏这样的制度，更在没有必须及时建立这些制度的认识，愚蠢地以为镇压可以带来安定，丧失了化解矛盾的时机。

不过，这并不等于在野的各种政治力量的抉择，对此毫无影响。如果民间政治势力在历史大转折关头，持冷静、理性的态度，审时度势，作出符合实际的选择，国家和人民都将深受其惠。

1904年冬章士钊出狱后抵达日本。1905年，麇集东京的革命者热火朝天筹组中国同盟会。孙文、黄兴邀他加盟，他却坚决拒绝。章太炎和孙少侯甚至把他关了两天，逼他参加；他仍不答应。作为华兴会的重要成员，热情洋溢的革命报人，这个选择完全出人意表。

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xv]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xvi]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xvii]初尝西学使年轻人革命热情勃发，急不择词；深研西方主流文化，却让他力求为自己的祖国走向真正自由、民主、法治的现代社会，冷静、执着地传播发达国家的成功之道，剖析中国政坛的偏执和歪风。

whisper

史海钩沉：毛泽东与章士钊的恩恩怨怨（图）(1)
2004-12-23 11:39:27 　  
【评论】【中华网BBS】【进入聊天室】【 推荐给朋友 】【大 中 小】【关闭窗口】
  


　　
　　章士钊字行严，湖南善化(今长沙)人，生于1881年。清末曾任上海《苏报》主编，鼓吹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早在湖南一师读书时，就已闻知章士钊的大名，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也是他爱读的一种。据说，当杨昌济考虑自己的爱女杨开慧是否要嫁与毛泽东时，曾征询过章士钊的意见。章士钊与杨昌济是朋友，他那时已认识毛泽东，就劝杨昌济促成此事。杨昌济就听从了章士钊的意见，成全了这桩婚姻。后来杨昌济在临终前，也向章士钊推荐过毛泽东，而章士钊也认真地接受了这一推荐。
　　


　　1920年，毛泽东为了筹备湖南共产党的成立，又想援助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目较大的钱款。一时无法筹措，想起了章士钊，就请他帮忙。“你派什么用场？”章士钊问。“为了一批青年去欧洲勤工俭学。”“好吧。”章士钊一口答应。不久，章士钊即筹集了2万银元，全部交给了毛泽东。他收了这笔钱，一部分资助湖南青年赴欧勤工俭学，一部分就用来搞革命了。

　　那时章士钊正在北京大学任教，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有时抽空也去听他的课。

　　1945年，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其间由覃理鸣设宴，让毛泽东与章士钊聚谈。“行严先生，你看怎么办？”毛泽东虽比章士钊年小12岁，但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握手寒暄了以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问。章士钊想了想，没说话，只是操起笔，在手上写了个“走”字，递给了毛泽东，然后悄悄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毛泽东默然，但内心甚感激他。

　　毛泽东与蒋介石签订了“双十协定”以后，便与周恩来等返回延安。在与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分析形势时，毛泽东特意提到了章士钊所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见解。他说：“他的这一意见应该引起重视。只有真正是共产党的朋友，才能提出这样直言不讳的意见。”

　　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他为了挽回战局，特请章士钊等来与毛泽东面谈，以求和谈之路。于是，由章士钊等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同年2月北上，先到北平，然后到西柏坡会见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后，先接见了章士钊，就有关事项交换了意见，征求了他的看法后，再接见其他二位代表。不久，国共两党和谈再次破裂，章士钊与当时不少知识界人士都到了香港。在香港期间，他每逢熟知的老朋友，便极道毛泽东之贤。这时他的家眷尚在上海国统区。

　　1949年5月27日，即上海城刚解放的当天，便有4名武装的解放军战士轮流24小时站在章士钊家门前值班，保护章先生的家属。

　　同年秋，章士钊在香港接到毛泽东的邀请，便北上北平。不久，章士钊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10月1日，他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随后，他便把在上海的家属接往北京定居。

　　1950年春，原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李傥年已66岁，与老妻无儿无女，孤苦伶仃，又无工作，生活发生困难，找到章士钊那儿。章士钊就叫他写份自传，又把李傥的自传转送到毛泽东那里，自己附了封亲笔信。毛泽东不久便在这份自传的第一页上批道：“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然后，他又批了一段话：“李自谓已66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益，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转来的批语后，马上就给李傥安排了工作。这件事使李傥一直对章士钊十分感激。

　　建国以后，毛泽东不仅经常请章士钊开座谈会，陪同吃饭，两人之间还有一些彼此会心的幽默交往。1955年，章士钊寄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看罢，手指尖在桌上轻轻敲了两下，然后转向李银桥，吩咐道：“你赶紧上街，买两只鸡，给章士钊送去。”李银桥连忙赶到街上，跑了好几家副食品店，总算把鸡买到了，又匆匆送到章士钊家去。章士钊那时住在一个四合院内，李银桥敲开门，拎着两只鸡对章士钊说：“主席送你两只鸡。”章士钊连连点头：“谢谢，谢谢。”说着，便接过了两只鸡。“主席看到你的信了。”章士钊举举两只鸡：“知道了，这是回话。”随后又问：“主席身体怎么样？”李银桥说：“很好。”告别了章士钊，在回去的路上，李银桥一直很纳闷：“两只鸡怎么是回话？章士钊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一见到毛泽东，李银桥便把给章士钊送鸡的经过照说了一遍。毛泽东听了，微微笑了笑，一句话也没说。

　　1957年，共产党开门整风。在一次政协召开的征求民主党派意见的座谈会上，章士钊诚恳地说：“希望中国共产党永远保持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古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譬如一个水果，表皮坏一些不很要紧，削去一些并无损果子味道。惟果子自核心处腐烂生虫，虽表面光泽尚存，但从里往外逐渐腐蚀，最终此果不可食……所以，社会其他方面有些毛病较易纠正，惟共产党核心之健全最重要。”  

|下一页||尾　页|

whisper

“末代名媛”章含之的传奇人生  
  【发表评论】 【查看留言】  【查看本频道留言】  【有错你来纠】 【论坛】

   

  


  
　　章含之是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曾做过毛泽东的英文教师，是我国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夫人。在她的一生中，父亲章士钊、领袖毛泽东、丈夫乔冠华三位人物都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毛泽东鼓励她同已有外遇的丈夫离婚的故事，更使她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

　　成绩优异考入北外

　　1935年，章含之生于北平。1949年4月，章士钊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成员，随张治中去北平。不久，张治中和章士钊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方面。

　　1949年11月，章含之和母亲按父亲的吩咐迁居北京，章含之进北京贝满中学读书。1953年高考前夕，章含之想报考水利专业，将来投入到经济建设第一线。临近高考时，学校党组织找她谈话，希望她报考外语专业。她当时思想很矛盾，不愿意报外语，又觉得应该服从组织需要。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章士钊说：“我看你学工科不一定合适，说不定学外语倒是蛮好的呢！”既然如此，那就服从组织的意见吧。尽管她的考分很高，足以考入清华，却因第一志愿而“优先”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录取。1957年夏，章含之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去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又经过两年研究生学习，1960年留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

　　做了毛主席的老师

　　1963年对于章含之来说，是值得永远纪念的一年。这一年她成了毛泽东的英文老师。

　　章含之获得如此幸运的机遇，完全根源于她父亲和毛泽东的关系。诚如章士钊所说，他和毛泽东是几十年的朋友了。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寿辰。除了亲属，毛泽东又请了程潜、叶恭绰、王季范和章士钊四位湖南老乡去赴家宴。邀请时特意说明，不带夫人但可带一名子女。章士钊便带了章含之去。

　　这是章含之第二次见毛泽东。第一次，还是13年前的事。1950年国庆节，毛泽东举行了一次国庆招待会，那时章含之才15岁，随父亲去了中南海。因为是小孩子，对大人的谈话不感兴趣，毛泽东看出来了，说：“小孩子和我们在一起没意思吧？你们都到外面去耍，吃饭时再回来。”

　　这次不同了，章含之已是年近30的英文教师，毛泽东问了她的工作情况后说：“章老师，你愿不愿当我的老师啊？我跟你学英语。”章含之以为毛泽东是在说玩笑话：“主席，我哪敢当您的老师，您是我们大家的老师。”毛泽东却很认真：“教英语我就当不了老师了，还要拜你为师啊！”章含之真不知如何回答，她的父亲来打圆场了：“主席什么时候要含之来，告诉她就是了。”

　　一周后，毛泽东的外事秘书林克打来电话要章含之定个开始教英语的日期。

　　于是，从1964年元旦后的那个星期日开始，章含之到毛泽东那里教英语，每次一个多小时，持续了半年。每次读完英语，毛泽东要和章含之谈论一会别的事情。

　　有一次，章含之和毛泽东发生了争论。毛泽东问英语教材以什么题材为主。章含之答以文学题材为主，也有新闻、政治等内容。毛泽东主张应以政治题材为主。章含之则坚持认为以文学题材为主，还举例说明其观点。毛泽东说：“七分政治三分文学，可不可以？”章含之则坚持七分文学三分政治。毛泽东说：“你这个章老师很厉害，不让步，还蛮讲策略。我们可以休战，实践一段时间再看。你可以告诉学校领导，再增加点政治题材，对学生将来工作有好处。”

　　1971年3月末，章含之走进了外交部。先在亚洲司四处做一般工作，尔后是副处长，不久又提升为副司长。但她经常性的工作是在各种外事场合担任英文翻译。特殊的工作岗位，使她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又像在中南海教英语那样多起来了，但时过境迁，她再也找不到60年代那种坦诚、宁静的气氛。

　　此时，章含之的丈夫有了外遇。夫妻关系破裂，分居已经几年。章含之受传统观念影响，怕别人议论，迟迟没有办理离婚手续。

　　主席批评她“爱面子”

　　1972年9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刚离开北京，毛泽东就听取中日首脑会谈情况汇报，章含之也参加了讨论，谈话气氛很轻松。毛泽东心情很好，谈了很多。突然他话锋一转，说起了章含之：“我的章老师，今天我要批评你，你没有出息！”章含之以为主席在开玩笑，笑嘻嘻地说：“我一定接受批评，是没有出息！”毛泽东说：“我说你没出息是你好面子，自己不解放自己！你的男人已经同别人好了，你为什么不离婚？你为什么怕别人知道？”突如其来说到伤心处，章含之哭了：“主席，别说这事，好吗？”毛泽东说：“我今天就是要说。你好面子，怕别人知道。我就要说给大家听。”在场的人都很惊讶，谁也不好插话。章含之鼓起勇气：“主席，你批评的对，我回去就办，本来也是完了的，早晚的事。主席讲了，我一定解放自己。”

　　毛泽东对章含之的批评，在刚刚死去夫人的乔冠华的心中掀起了波澜。过了几天，乔冠华问章含之：“那天主席说的情况是确实的吗？”章含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当知道后，她显得有点慌乱，简单介绍了自己婚姻的不幸，一种心灵感应在两人心中暗生。

　　与乔冠华暗生情愫

　　此后，在章含之正式办理离婚手续之前，两人总要通几次电话。他们不谈爱情，也不谈政治，只是聊天。但那种深深触动两颗心的感情已难以控制。终于有一天，乔冠华在电话中突然发问，离婚手续办得如何了。章含之说快了。乔冠华停顿了好几秒钟，说：“I love you.will you marry me？”章含之哭了：“我知道，谢谢你。但这不可能！”

　　深夜，章含之给乔冠华写了一封长信，她在信中说，我已无法欺骗自己我对你仅是友情，我也相信我们之间来之不易的爱情是真挚的。但是此刻我们彼此更需要的是清醒和理智。我没有勇气面对舆论的哗然，也害怕面对社会各种人怀疑的眼光。我们此生恐怕只能成为朋友。我们最明智的决定是把这段萌芽的恋情深深埋入心底。她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除了子女反对，社会舆论压力也非常沉重。两人一个已60岁，一个才38岁，相差22岁。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出后，可以说整个外交部和北京城都沸沸扬扬。

　　两天后，她收到乔冠华的回信。他在信里极其生气说根本不信那套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什么自我牺牲。如果我们真诚相爱，为什么要怕别人说三道四？他说，她那些托词根本上说是不敢去冲破世俗的锁链，去得到自己的爱。

　　乔冠华的信深深地震撼了章含之。之后乔冠华每隔一两天便要给章含之打一次电话，他的痴情深深打动了章含之。最后，她决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同乔冠华相伴一生。

　　小插曲

　　1973年6月中旬的一天，乔冠华没有打电话通知章含之就在下班时间急匆匆去看她。见面后他说：“今天开党组会传达了一件事，和你有关。主席昨天指示，我们要培养女外交家，他点名说他的章老师可以出任第一位中国的女大使。这对你是个难得的机会，就是不知道我们的事怎么办。”

　　显然这时的章含之面临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她后来这样认为：我的一生无论是正确的或错误的决定永远是受自己情感的支配。此时此刻，当我弄明白这不是玩笑时，我几乎没有考虑一下，就脱口而出说：“我不可能去国外工作，我既然对你做出了承诺，就会遵守自己的感情的选择。”

　　后来，章含之向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

　　1973年，章士钊在香港去世。丧事完毕后，周恩来建议乔冠华搬到章含之那里住。毛泽东听说这事，也连说这样好。12月11日，乔冠华迁入史家胡同51号，与章含之正式结为伉俪。他们共同经历了十年幸福、但也充满风雨的生活。

　　事后证明，章含之深深地爱着乔冠华，陪他共度患难。章说过，“他（乔）本来一直在世界顶峰，他不仅是在中国，在世界上他可以说是Top of the World，而一夜之间他就到了黑暗的地狱，这种经历不是常人所能够忍受的。在我看到他的七年苦难中，他不仅失去了权力，被人误解，而且受着癌症的痛苦。”

　　“也有朋友问我，你后不后悔？我想我的回答是，爱是不可以后悔的。”

　　乔冠华逝世已经20年了，章含之透露，曾有朋友问她，是否考虑过再接受另一份感情？章引用黄宗英一句话，“曾经经历过大海以后，不可能再在小溪里游泳。”

　　本文由《世纪风采》供稿

来源：江南时报

  <近期热门文化点击>




慈禧太后生活黑幕大揭秘


散落在国外的中华国宝
　
· [一叶人生]揭秘30位中国领袖人格特征
· [演义]李师师为何宁当"交际花"不当"妃子"
· [走四方]千年古寺为何悬空60米不倒(图)
· [春秋演义]戏说中国古代十三美男
· [一叶人生]众说林徽因：站在塔尖上的女人
· [人间书话] 明朝为何盛行色情文学？
· [一叶人生]与朱德冲突毛泽东败走"麦城"记
· [人物走笔]一个日本遗孤在中国的成长经历
· [演义]文字阅读：潘金莲如何勾引武松失败
· [演义]解密：历史上第一位小脚女人是谁

whisper

查看完全版本: 章士钊， 章含之， 和康克令小姐

作者：杨小牛 2004-11-5 16:13:10)
章士钊，章含之，和康克令小姐

青青子矜的转帖谈到了章士钊以及章含之， 小牛就来凑个热闹，说点逸事。






先说两人和毛的关系。毛为什么对章士钊这么有礼呢？ 很多原因可以例举了。 章的资历自然是很不一般的，辛亥革命的元老呀。另外，章士钊的学问也不差，能够和毛谈得上话。但是，这样的人虽然少，也并非没有。 董必武，张澜， 等等。小牛认为最主要的是两万大洋的作用。



当年， 就是五四前后， 有一个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很是热闹，大家熟悉的很多人都参加了。周恩来，蔡和森，李富春，聂荣臻，陈毅，李立三， 向警予， 蔡畅， 邓小平，等等上百人有名的，包括朱德也赶了个末班车。 其中最值得佩服的是徐特立和葛健豪。徐已经四十多了，而葛健豪据说已经五十多了。葛是何人？ 很少有人知道。葛是蔡和森，蔡畅的母亲，而且是小脚， 真是不简单。



蔡和森是毛的好朋友，他们组织的新民学会就积极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运动。毛当时去北京上教育部筹款， 章士钊当时主管教育部， 顺手批给了毛两万大洋。这批钱，毛当然用了一部分在勤工俭学运动，恐怕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毛私自截留了，存在了自己的小金库，按照他的说法， 用到了革命活动中去了。 当然，它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前提和组成部分。所以到了五十年代，毛自己提议每年还账2000块连还十年。



这里还涉及到毛的个人心理。毛当年在北京的时候，还是一个无名小卒。经过准岳父杨昌济的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一个小职员，每月大洋8块。当时的北大，卧虎藏龙， 李大钊是图书馆馆长，胡适梁漱溟经常与之往来。毛当时恨不得上去和他们打成一团。据他回忆，他几次向胡适和梁漱溟求教，都被两人冷冷地打断了， 总之是没有搭上话。 即使是李大钊，对毛也没有什么印象。毛的回忆中，著作中很少提到这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毛的顶头上司。胡适 和梁漱溟 “冷淡”毛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架子大，而在于毛的方言口音太重， 他们都听不懂。毛本人没有意识到，后人也没有意识到。



相对于胡适和梁漱溟， 猫在章士钊那里得到的岂止是热情的话语，简直是中了一张大奖券。试想，你月薪8 美元，别人忽然送你了20000美元，你感激不？



建国后看看胡适的遭遇， 以及梁漱溟的遭遇，对比座上客章士钊的遭遇，你不能想到毛年轻时和他们的交往或不交往。当然，批胡适和梁漱溟个人感情不是主要原因，但确实有其因素。






转到章含之。毛称之为我的英文老师。毛走味的年轻漂亮的女性不少，像章含之这样懂英文的大家闺秀确实少有，毛对她有着特别的难以捉摸的感情。兹不再论。






大家现在都已经知道，章含之士章士钊的养女。那章含之的亲生父母究竟是谁呢？



小牛读的书多， 又喜欢卖弄，今天就说给大家听听，不收钱， 别跑啊。






章含之的父母可都是十里洋场大上海的提起名来挺刮刮的人物。却说大上海最有名的百货公司，有一文具部，文具部有一钢笔柜台， 专卖世界名牌钢笔。柜台卖钢笔的小姐长得是国色天香， 增一分为妖媚，减一分为端庄。那柜台的生意好得不得了。 要在新中国，这卖钢笔的肯定是全国劳模，三八红旗手，弄个什么李素丽专柜的。



花开十里香。这卖钢笔的美名传开了，拜服在她石榴群下的公子王孙不可胜数。大家明争暗斗，给她取了个外号， 康克令小姐（也许我记错了，康派克小姐，反正是一个钢笔牌子）。 经过几轮厮杀，一个翩翩佳公子独占花魁，和康克令小姐花好月圆，两人双宿双飞了。不久十月珠胎，生下了一个女孩，就是章含之。



那公子是谁？



他也并非凡人，乃是民国安徽都督陈调元的儿子。陈调元得知他金屋藏娇后，大为恼怒，逼他割爱。 公子虽然多情，却抵不住父亲的痛斥，忍痛割爱了。留下章含之寡母孤女，颇为凄惨。 康克令小姐也是见多识广的人物， 毅然向大上海的大律师章士钊求救，起诉负心汉。章士钊拔刀相助，帮康克令小姐要来赡养费10 万大洋。不久，康克令小姐郁郁而终， 临死将章含之托付给章士钊， 可谓得人。陈调元 49年的时候去了台湾，章含之的生父应该也是吧，或者在香港。



本想说说章含之的女儿洪晃，觉得她实在是个人渣，不说了。

whisper

何东之洪晃与“康克令小姐”



WOMEN.SOHU.COM 2003-08-26 10:57　 作者： 何东　 搜狐女人频道  
页面功能 【我来说两句】【我要“揪”错】【推荐】【字体：大 中 小】【打印】 【关闭】  






　　前好几年，我在真实得见洪晃本人之前，就从个别文杂闲人那里听来一耳朵关于她的传闻。基本都是张扬她如何活得另类、出格、反叛。开始听得奇怪，类似街头那种染红头发抹绿眼睛的，诸如此类“假洋鬼子”女士，改革开放之后不遍地都是嘛？何以“另类”、“出格”一裱到洪晃头上，就惹得社科文化小圈圈里一撮杂闲之人如此这般地啧啧涎叹呢？有传言者见我真不明白，
跟着都会再加一句：人家可是名门出身，乔冠华续弦太太章含之的女儿，大导演陈凯歌的前妻，真正从大红门里反叛出来大家闺秀噢！啊……我明白了，提人！这方是圈内闲客恶捧洪晃根源之所在。这就让我想起自己的幼时经历：想当年我在胡同里作最垫底的小地痞时，但凡路遇高年级学生或块头大的流氓拦截欺负时，就赶紧拍响胸脯“提人”：我认识谁谁谁、XXX他爸爸是高干！多半情况下这样都能镇唬对方一时。可这年月大家全都只认钱不认人，再提前朝风光还管用嘛？

　　承蒙老天不弃，后来我竟然也有幸得见过洪女士两面。第一次是在数位闲杂文人故作沙龙状一个小圈子聚会之上，当时人多嘴杂各自虚以应酬，本无暇分神去注意谁是谁，可偏偏那洪女士骂大街就骂得特别爽亮，三句话之内，如果不带“X”或“你丫、我丫、他娘丫的”，她似乎根本就无法再将说话进行到底了。远远听得耳热亲切于是就向身边打听，此人是谁？这才得知那豪骂之女就乃洪晃是也。第二次是一个中文名叫“李森智”的美国人来北京替该国一家化妆品公司做推销，于是招来一群北京杂人帮他做推销策划出馊主意，其中有来自大学的副教授、有自由撰稿人、当然也包括象我还有隔桌而坐的洪晃等等一些不三不四的男流女辈。

　　两面得见之后，狗一类的嗅觉分明在告诉我：这洪晃可能跟所谓名门没有很大关系。倒是一身痞、辣之气却十足货真价实。所以尽管先前曾有那么多人不断提示，可我还是能凭据自己出身的本来低级贫贱，一鼻子就闻出她竟是我的“胡同知己”来。我从小就很坚信出身确有高低贵贱之分。比如我也见识过一些年轻的胡同花，愣凭着小聪明再一使劲，然后就名牌大学而且接着又白领职业了，然而即使也“名牌”也“白领”了，但家庭遗传加从小落下的骨子里的“馋、懒、奸、刁”，那却是任凭美国哈佛、英国牛津，就算用高压水龙强行灌溉施以教养，最后也饶是徒劳那根本就是无法彻底洗刷干净的。

　　何以我对出身高低就嗅觉格外如狗如猫呢？我从小在北京西单一条胡同里长大，正所谓习惯人称的“胡同串子”。因为生于斯长于斯，所以自幼就落下许多上不得台面的言谈和举止。比如天生就会骂街并且声音还很响亮、再比如走路姿势急急忙忙总象是要赶去抢什么东西。用我一位好友的形容：“迈步永远是两张脚不沾地。该是早年出身、教养不良留下的劣迹。”再以后，某次又被部队大院长大的作家王朔淡淡瞄过一眼，接着就皮笑肉不笑夸我一句：你怎么特象具有很强战斗力的国民党杂牌军，实属孙殿英盗墓军队骨干之类！得王朔此番人身定位之前，本来对有人议论我是“胡同串子”，心里还常常会生出许多忿忿不平。到后来完全消除这种胡同出身的自卑之不忿，却是见识洪晃之后，因为听她说话看她走路，简直就象我自己在照镜子：骂街之歹毒何其相似乃尔！再看她走起路两张脚不落地之赳赳然，竟跟我也很有一拼。所以尽管从不相熟，可就是在心里硬将她认作是我的“胡同知己”了。

　　诚然当时对于洪晃，也仅仅就是猜疑越来越深但也只能暗藏在心，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雅士男人都对她的“名门”出身都追捧和啧叹不及呢！这年月谁不怕那些早已把话语权占尽的知识分子呢！

　　在2000年5月号的《三联生活周刊》上，我又拜读了一篇洪晃杂文《男人分两截》，其中这样写：“社会教育女人不结婚就不要和男人做爱真是害了女人。做爱是‘性本初’的那种东西，最能表明一个男人的素质。”妙文朗颂至此，心里当时就冒起一句香港电影经常的台词：算你狠！把“做爱”的技术、技能说成是“最能表明一个男人的素质”，也可算洪女士的一大精神文明，顺便还光大了一把中国男人的“房中术”。

　　SARS瘟疫过后，洪晃又因出版了一本《我的非正常生活》，顿时在小文化圈内名声鼓噪，另还有文化人帮忙做报纸、杂志推广，且她本人又在各路电视节目中晃来晃去，更承蒙许戈辉主持与洪女士在一个废弃工厂的“家庭大吧”里，“面对面”大谈洪女士如何在名门里做闺秀、怎样婚嫁名导演陈凯歌云云。当时看了心里还有些惊讶：怎么现在时尚女士又下放到废工厂里居住了？一问文人，再遭嘲笑：你老土了吧你？这叫“逆反顶着秀”！噢……原来如“北”！估计再过两年，河北焦庄户地道与北京的老防空洞，都有可能会成为洪女士更新潮与时髦的居住选择。

　　为了给洪女士自传发行助阵，劳我自己大驾，就亲自到书店买了一本《非正常》，当时问营业员：这书可卖得可好？销售小姐摇摇头说：不好。不知道她是干嘛的！小姐另又告知：那两本书卖得特好。我伸头一看，原来是杨绛写的《我们仨》和希拉里的《亲历历史》。想来也是，一位是钱钟书的糟糠之妻子兼著名翻译家；另一位是真正的总统第一夫人；相形之下，除文化小圈中人一路恶捧之外，普罗大众还真不知道洪晃是卖什么的！

　　回家细细研读《非正常》。先在封面读到章含之为女儿所做亲笔题记：“（关于洪晃的文字）我读到过一篇，题目给她冠的头衔是‘名门痞女’。洪晃出身名门不假，而她的‘离经叛道’非常传统的生活道路也是确确实实的。”再看封底又有文字扼要介绍：“她是著名文人章士钊的外孙女、著名外交家乔冠华的继女、著名作家章含之的女儿、著名导演陈凯歌的前妻。从小笼罩在这么多‘著名’的光环之下，应该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但她的个性却独立而反叛。”举起书对着灯光三遍细读这书前、书后的题记和“著名”介绍，当时我真还确乎有些怀疑自己当初的“狗一类”出身嗅觉了。白纸黑字就这么印着，不由我不对自己心生疑虑了。

　　之后一天，我正手捧洪晃的《非正常》，在编辑部和一位同辈老友因此而谈及章士钊、乔冠华、陈凯歌；不想身旁当时晃过两位20出头的女大二实习生，她们好奇地看一看我手上的书，然后瞪圆眼睛认真呆问“洪晃是谁？”老友连忙不屑一答：连洪晃你们都不知道？又敲敲书封底说：她是章士钊的外孙女！谁知“女大二”又问：章士钊是谁呀？正和我聊在兴头上被打断，老友很有些不快，于是再匆匆打发一句：她是乔冠华的太太章含之的女儿！谁知“女大二”仍然固执：乔冠华、章含之是干嘛的？他们是体育冠军夫妻嘛？

　　这天真一问居然逗得我和老友哈哈大笑！现在的新新人类也太没历史感了她们。老友已经“提人”路过这许多名门、名人，她们仍然一头雾水不知“洪晃是谁？”于是只能笑骂道：她是陈凯歌前妻！这知道了吧？“女大二”们这才有些恍然大悟，可还在白着眼神纳闷：陈凯歌不早就和陈红结婚了嘛？老友于是又向我喟叹人心不古。难怪尽管在《非正常》封面、封底“提”偌多名人，“女大二”们最后竟然还是将乔冠华误会成了乔“冠军”！所以即便文杂闲人如何哄抬洪晃，到底还是小圈圈里可怜的卡拉OK式自娱自乐。真正的公众人物，怎么说也得演一部洪女士在书中再三瞧不起的《还珠格格》才有希望呀！我估计喟叹的还不止我那老友，更有人还会因为《非正常》的封面、封底文字，而“哑巴吃黄连——有苦自难言”。比如就说乔冠华与结发妻子龚澎所亲生儿女，心里明知洪女士在封底挂他们老爹的羊头，可如若站出来说话，不但失了自家高贵身份，而且还会立即成就对《非正常》的“非正常”炒作。倒霉的还有大导演陈凯歌，面对这样一位会豪骂之前妻对自己的“炒买炒卖”，也只能干干地忍着，人家本来就为逗你出来斗嘴。老友和“女大二”们去后，我继续精读《非正常》，果然真是一本语无伦次的“好”书。前大半本全在介绍自己如何操办几本“给有头脑的女人”阅读的有品味时尚杂志。那么，不看此类杂志的城市女人岂不都成了“没头脑”不成？这简直就是把全天下平常女人都给骂了。再者说了，就是在这本伪论“时尚”的书里，“你大爷的”、“傻X”之类字眼也到处充斥，隔几页还会不时插进如“小雪”之流小资等等者流对洪女士的精心肉麻吹捧文字。就连我这等无品无德的粗鄙之人都闹不明白，一个整天“X”不离嘴的女士弄出的时尚杂志，又如何摆到街上去领导那些“有头脑”的白领女士们？将近下午时分，《非正常》已经翻阅过半，其文字之粗鄙，逻辑之混乱，又让我联想起一部美国电影名字《飞越疯人院》，只改其中一个字叫“飞进疯人院”——这就是我对《非正常》的总体读后感。

　　此段闲话一打岔又过了快一个月。“洪晃是谁”和“飞进疯人院”的感觉，早被我扔在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可谁知就在这时，那两位“女大二”，却又满面认真高举一本书找到我欢地喜地兴奋大叫：我们知道洪晃是谁了！这一叫倒让我心里一惊：洪晃是谁？谁知她们竟一齐大笑道：她是当年上海“康克令小姐”的亲孙女！

　　“康克令小姐”何许人？我于是抢过“女大二”找到的书一看，原来是作家素素所写的《前世今生》。我从小就有窥探他人风流隐私之癖，马上抢来《前世今生》回家挑灯夜读。其中137页至142页一篇“康克令小姐”，果然昭然打开了“洪晃是谁”的身世。如下长引一段原文以供今日年轻不明“洪晃是谁”的小姑娘一开眼界[只为求确证，不算抄袭素素文章，如果素素不愿意了，我可以将此文稿费全部转寄于她]——

　　“康克令小姐不叫康克令。

　　康克令是一种美国产的金笔的牌子，原名CANKLIN，音译康克令。……售价不菲的康克令金笔的独家经销由四大公司之一的永安百货公司担当。康克令的专卖设在永安公司一楼铺面商场，康克令小姐就是这一家专卖点的某一任名声最响亮的营业员。

　　康克令小姐明眸皓齿，态度娴雅，有着极好的导购形象和素质，康克令金笔经她之手变得非常热销。三十年代中期，上海的一些报纸因此专门报道这位康克令小姐。报纸的报道，更增加了她的名气和魅力。许多人专程前去永安公司的文具柜台，只为一睹佳人风采。远在汉口的记者徐铸成也有所闻，1936年到达上海时，适逢旧钢笔用坏，不买别的牌子，特地跑到永安公司，花四元袁大头，从康克令小姐手上买了一支康克令笔。

　　如此众多的顾客中，大多如徐铸成那样一睹芳容就了了心愿，唯有一位小开，每天必到。到了，也不是装作浏览橱窗乘机观望康克令小姐的仪态举止，当然更不说太多无所谓的话。他是一个出手阔绰的好顾客，每天，衣履潇洒的他，走到柜台前，掏出几元钱，从康克令小姐手中买一支康克令金笔，然后回去。天天如此，从不缺席。

　　他们根本不认识。

　　但是，有哪一个女孩子抗拒得了这样的求爱攻势？

　　……

　　康克令小姐终于卸冠，辞职，结束了职业女性的生涯，同倾心她的小开筑起爱巢双宿双飞。然后好景不长。小开其实早有婚配，而他那沪上巨贾的父亲，并不认可容忍儿子的婚外情，决计不惜一切代价扼杀这一段事实婚姻。

　　职业女性自有职业女性的胆识和手腕。当初，自己作了结合的决定。如今自己安排分手的事宜。既然情缘已逝，不如清醒务实。康克令小姐为自己聘请了上海最响亮的律师章士钊。

　　章士钊系湖南长沙人。1881年生，经历繁复，神通广大，早年就读于两湖书院和南京陆师学堂。1903年，在上海主编《苏报》。《苏报》案发后参加创办《国民日报》、大陆书印刷局。1904年，在上海组织爱国协会。1905年起先留学日本和英国。辛亥革命胜利后回国，在上海主持《民立报》。曾草拟二次革命宣言，并任讨袁秘书长，事败后东渡日本。1920年，章士钊在上海发起募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出国旅费。二十年代，曾出任北洋政府段祺瑞内阁的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随后，回上海挂牌受理律师事务。章士钊一生教游广阔，乐于助人。1927年，曾在北京鼎力营救李大钊，1933年又为国民党捕获的陈独秀出庭辩护。同时他也是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的高级顾问。

　　康克令小姐一针见血一矢中的，单单委托章士钊。有这样的律师代为出面，还有什么事情摆不平？

　　康克令小姐的这段恋情，以五万元的代价一拍两散。

　　带着襁褓中的女儿，独自生活的康克令小姐，并没有从此一蹶不振。或者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职业女性，她知道她没有权利沉缅在失败中，她必须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一段时间过后，度过困难期的康克令小姐，燃起了新的爱情，有了第二次婚姻。而她的女儿，被好心的章士钊夫妇收养，成了日后的章含之。”

　　谢谢素素严密考证之文。可仍然还不确信，又挂长途到上海去询问我认识的一位市民晚报记者老前辈。他听我道出疑问之后，毫不惊讶地回答：这是当年十里洋场非常著名一桩风流案件，曾被大小报纸炒得天翻地覆，早是旧闻不新鲜了。

　　可喜可贺！原来《非正常》封面、封底所提的众众种种“名门”和“著名”都跟洪晃女士并无切身之血缘关系。唯独她是当年上海“康克令小姐”的亲生骨血才算嫡传正宗！难怪如今洪女士也确有 “康克令小姐”当年风范，主办时尚杂志、张罗小圈人party、出书“提人”扬名天下，处处皆见“职业女性自有职业女性的胆识与手腕”。更有介绍洪女士文章标榜她是“名门痞女”，乔家“大宅门”洪女士倒是有幸沾住过几年，美国空降的“红小兵”也当过几年，可又有什么用呢？一身的泼辣到底还是正宗沪上里弄“康克令”式的。所以“痞女”完全可以回车按确认键，“名门”的说法倒是有辱了洪女士的本来身份。这便无怪我当初一见洪晃就硬能在心里引她为“胡同知己”呢！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洪晃被文化小圈圈里的人一通恶炒，于私，我心里是兴奋异常，好歹也算咱们胡同串子加里弄后代终于翻了个身露了回脸！然而于当今的文化圈，却真是丢死人了！我说那些举头望洪晃的文化人呀，你们可都是正经大学毕业的或本科、或硕或博的斯文读书人、甚而还或许是什么副研、学者、作家的，你们全然不象我这胡同出身，小学毕业就去农村插队的“盗墓杂牌军”，你们不至于满世界非要寻个“格格”血统又找不着，就一定要弄出个冒牌“名门”，然后就好象又发现了一个“上海宝贝”，于是大家在“小圈圈”也感觉染了若干“名门”的墙灰，甚至还以为自己又威风八面放飞了一只“中国精神”的大风筝吧？

　　我是热烈希望各位看官阅读了这篇歪文，一定帮忙到处传播广而告之于全社会。唉！世道变了，正宗的乔家大院的气派与门风，还得由我这个从小最垫底的地痞站出来敲锣打鼓地誓死捍卫。

　　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whisper

章士钊外孙女洪晃谈女人与性  


  新华网 （ 2003-04-10 09:48:14 ） 稿件来源： 北京娱乐信报  
  


文／李瑛

　　4月6日下午两点，作为《乐》等三份刊物出版人的洪晃女士在海淀购书中心讲座厅大讲“女人和性”，引得容纳300人的讲座厅座无虚席，充满了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