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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再阐释：覆侯运辉
2006-6-22

这系列文章有三篇解释国内的地区竞争制度：《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让我先覆高斯》、《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读者反应佳，但到今天似乎还没有一个完全明白。高斯读了《第二阶段》的译文，认为重要，要求澄清。一位同学读了《覆高斯》，呼精彩，要我解释文内提到的马歇尔注脚。《注脚》一文施尽看家本领，以为浅白易懂，殊不知侯运辉给我电话，说搞不清、解不明马氏注脚的重要性。

侯夫子读经济出身，对分析的直觉感受了不起，他不懂，其它说懂的不大可信。中国的地区竞争是难得一见的重要经济现象，花了两年解通了，认为是浅的，但侯夫子说不懂。我想，整个解释差不多用尽自己四十多年的经济学思维，认为浅外人不会那样看，还是从头细说一次好了。分点说，要加起来，读者一点也不要放过。

（一）说过好几次，古时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让农民使用土地，收的是租，郡主跟着提供公众服务，租称为税。今天的世界，有些税其实是租，有些不是。我的看法，算是租的税，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抽取的人一定要提供某些资源给交税者使用——尤其是土地的使用。其二是使用者有没有钱赚也要交「税」给业主。这样看，中国今天最重要的税项——增值税——其实是租。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地区制度是古税制现代化，历史没有出现过。

国家是土地的业主，在用家竞争下，增值税的总收入愈高对经济整体愈有利。这只不过是说如果中国的所有土地是我的，要争取土地租值的极大化，我必须想尽办法提升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

今天反对政府加税或要求减税的言论，皆一知半解。反对增加的应该是那些算不上是租的税，例如遗产税，盈利税，侯夫子的个人收入税，等等，皆非租也，抽得多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经济学者高举人头税，也胡涂，因为人头税怎样看也不是租。侯夫子与一块地的一个分别，是没有业主可以支配怎样使用他，抽他税多不知他会躲到哪里去。人头税的困难是找不到头，类同。

（二）说过无数次，私有产权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但要有使用权、收入权与转让权。一九八五年我建议中国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前者为国有，可保社会主义的形象，后者为私有，可推行以私产为必须局限的市场运作。这与邓主任说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不是我的发明。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归政府，买地只是以合约购买长期使用权。今天在中国买地也是以合约购买使用权，期长一般五十年，与香港的差不多。绝对不用担心到期政府会乱补地价，因为如果续约价过高，杀一儆百，整个经济会塌下来。中国今天买地是买使用年期，使用有产出要再交增值税，后者其实是租。地价与税（租）有密切关连，增这边要减那边。下文可见，大致上，中国的处理实在好，是神来之笔。

（三）七十年代末期兴起的承包责任制，协助后来两权分离的出现。承包的上缴虽然是租，其实也是税。八十年代，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等的层层承包出现。开头用固定金额上缴，很头痛。不同经济情况的地区不可能上缴相同，常有吵闹，而更重要是前程难料，固定金额吵之不尽也。这是后来转用以税率分成（即佃农分成）的原因。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合约的出现，但因为风险无从量度，后来转用讯息费用高，前途难料，不容易预定固定租金，来解释分成。这与中国的承包转用分成制是一致的。承包是把权力下放，今天下放了很多。毛泽东帮了一个大忙：他把下面的土地产权铲除得一干二净，权力放下去没有多大阻力，地区制度于是由经济压力逼出来。

（四）早就察觉到中国的地区竞争激烈得离奇。不是说他国没有地区竞争，而是激烈性差太远，不可与中国相提并论。两年前我找到解释的第一个要点，那是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没有土地不会有多少经济权力，而决定土地怎样使用是县的决策。某些城市还有些要发展的土地，但大致上，土地的使用权归县所有。有二千多个县，竞争的主角是县与县之间。

（五）重要的增值税，是租，从承包演变出来，没有其它看法。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我当时的困难是所有地区的税率划一。明白为什么要划一：不这样不同地区会吵起来，而投资者会搬来搬去。问题是佃农理论说，分成率划一肯定无效率，可以导致大浪费。这样，中国的经济怎会那样急升呢？

（六）佃农理论有一个明显含意，那是如果佃农分成率不变，在某范围内地主或农户的投资增减可以达到与固定租金有同样高的经济效率。这就带来马歇尔的注脚。在我之前，他不让佃农分成率变动，但说如果地主投资，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会与固定租金相等。不是全对，要看固定的佃农分成率在哪个位置，也要看地主投资的变动幅度，可能要变到负值。

（七）一年前与某县长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从高处下降到负值。这就让我想到马歇尔，想到地主投资，也想到如果地价可以有那么大的变幅，佃农分成率不变，或税率划一，单靠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效率的土地使用。一时间豁然开朗，所有疑团都解决了。

（八）说增值税是租没有错，说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没有错，说地主或政府争取总租值的极大化对经济有利也没有错。后者，政府不能为了增加租值的总收入而垄断土地的使用，推出有垄断性的分成率，也不要大事左右土地的转换用途。这方面，有二千多个县互相竞争，虽然还有少许沙石，但算是及格有余了。

（九）下期写《中国的土地使用》会作补充，这里只用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示范。今天算，农地转作工业用地，补偿农户加上基建（六通一平），每亩成本大约人民币九万。昆山的地价大约每亩十五万，苏州二十万，但有些地区要免费赠送（即一亩送九万），有些免费还不够，要以几年的税收与投资者分帐。

北京上头提供大概的土地使用规例，但用作什么，怎样变，是县话事。地价不论，县的收入主要靠增值税：抵扣原料成本后的产值，抽增值百分之十七，是佃农分成。县再与上头分成，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自己保留百分之二十五。大约地计算过，九万一亩成本，免费送地出去招徕，投资者设厂按目前规定的最低零点八容积率，县的税收分成的回报年率大约百分之十二。不高，但免费送地也有可为，而分成率不变，搞起经济将来的税收与县的分成会增加。

是佃农合约的本质：作为「地主」，县非常重视投资额的多少，是哪种工业，是不是立刻动工建厂房，等等。他们争取的是增值税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收入，其实是地租的一部分，而总租值的极大化要靠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高。

上述可见，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抢客」：招商失灵惨过败家。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加上因为分成租值基本上天天不同，弹性高，于是打将起来了。县的主事者工资低，但分成收入可观有奖金。更重要是土地的划分清楚，一个县的成败得失或效率高下不难衡量，主事者看为自己的企业，搞得好有满足感，而本领高的或可升职，或可转到私营或民营的机构去。

单从最重要的增值税看，中国的税率不高（年产一百八十万之下的小工厂，抽总产值百分之六，没有抵扣，但也称增值税），而又因为收的其实是租，税制一流。头痛是算不上是租的盈利税（称所得税，抽百分之三十三）及个人所得税（累进到百分之四十五）。后二者，瞒税的行为严重，引起很多问题，是灾区，需要大手改革。

从可以抵扣原料成本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看，县收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工业用地每亩成本九万，县的底线大约是：投资者每亩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建零点八容积率），县可以把土地免费赠送，再每亩补贴五万——这样，前景不论，县的底线回报率大约与市场利率相等。也是这样算，中国的工业发展可以推到差不多所有交通方便的农村去。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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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 公非公、私非私的困扰

我没有资料，但感觉上像九十年代初期的大贪污中国是减少了。朋友还频频指出贪污盛行，还是问及八十年代我屡次大声疾呼的「印度之路」会否在中国出现。过了关，应该不会。今天不少人指出的「贪污」是另一种，其中最常见的很难说是不是贪污。后者有时称「好处」，有时称「私了」，国外也有，称「外快」，美国称 moonlighting。问题是这种外快出现在国营机构中，多而普及，招来非议。

首先要说的，是今天国内不少赚外快的行为，我们不容易反对：国营员工的薪酬那么低，不赚取外快难以餬口。好比音乐学院中协助伴奏的钢琴手，伴奏每小时七元，但外出私下教琴，每小时二百。下班后赚外快，明显地合理。问题是上班时的空余时间跑出去教一个小时，应该吗？美国的公立大学，教授在办公时间作外间顾问，校方明知有问题也容许，只是做得太多称daylighting。

今天国内的大学，教师薪酬不到二千，授课另计，加起来大约四千，有房屋补贴，生活不算是好过。有本领的不少搞其它项目，或替政府或私营机构作顾问工作，难以厚非。这种争取外快可能导致校方工作的「失职」，有问题，但说不上是贪污。医院也如是。国营医院内某些医生用某部分设备赚取外快，与院方分帐，类同，而愿意多出钱的病人得到较佳待遇，经济学者不会反对。问题是出现了见死不救的现象！穷人病重，进医院，院方见无钱者占了床位，不会落力抢救。这也不算是贪污，但非议无可避免。

其实性质相同，但转了行业，贪污之声不绝于耳。有如下一个真实故事。一家商店水管破裂，牵涉到政府部门，修理员一招即至，问商店要「公了」还是「私了」。「公了」要等几天，收费五千，「私了」收一千，立刻修理，但没有发票。你选哪一种？是贪污吗？还是赚取外快？我搞不清楚，读者或可教我。

进口填关税表，深不可测，也要懂得怎样避重就轻。你不懂不打紧，但要聪明地找懂得与海关打招呼的服务替你填表，收费。税务干部搞好了关系，出外开档，教商家或厂家报税，懂得门路，可以提供几个选择，收费。朋友说，不求教这些关系高人是傻瓜。说实话，类似的安排先进之邦也有，而说到明显的贪污，中国今天应该比不上数之不尽的发展中国家。问题是诸如此类的行为，或外快，或关系，或近于贪污，或真的贪污，今天的中国无疑伸展到各行各业牵涉到「公立」的。

整个问题起于国营私办，或部分私办。权利要界定清楚本来就困难。本身是国营，部分私营去也，要界定权利难上加难。于是公非公，私非私，出现了混淆，见死不救可能有点夸张，但可信，是意料中事，而这里那里被认为是贪污，不一定对，可以理解。

朋友，千万不要认为我建议北京要杜绝上述的「外快」行为。太多，太广泛，是今天中国体制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强行杜绝经济会倒下来。

这几年国内的朋友对公立医疗及公立教育批评得厉害。北京上头不可能不知道，但困难不容易解决。让我在这两个极端重要的行业说说吧。我知得不多——其实知很少——但既然认为掌握了要点，知道「公非公、私非私」是问题的重心，可以简单地分析一下。

公立医院与学校不容易私有化，因为穷人多，某些服务需要政府补贴。然而，这两个行业的经费不足，加上政府鼓励自负盈亏，赚取外快无可厚非。如此一来，需要低收费的服务就被轻视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学券制或医券制无补于事。还有一个问题。今天中国的经济权力主要落在县的手上，是高明的制度，但县是一家公司，近于一个商业机构，要县提供可观的医疗或教育，在商言商，不容易。据我的理解，县与村的中小学与医疗是地区自费办的，收费低，医疗通常要亏蚀，教育可打平。上头资助很少，质量不高。目前中央正在考虑大事增加资助，但有管理鞭长莫及的问题。市与省的大学，中央资助比较多，有盈余，但出现了上述的赚取外快的情况。

穷人多，需要协助，政府出得起钱，增加资助不容易反对。然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私营或民营办学校或办医院会是那样困难获得批准。据说医院牌照略为容易，但不能是全面性的医院，私营学校则奇怪地困难。有私校，不多，一般赚钱，有些赚很多钱。为外宾而设的小诊所在大城市存在，也一般赚钱。

如果政府容许私营或民营自由办学或办医，竞争收费，市场会出现很多不同层面、不同质量与不同收费的服务。正如开饭店或食肆的牌照易取，不同层面的食肆无数，收费每客从数百到数元不等。这样搞教育及医疗，私立的会因为还有公立的竞争，收费与服务质量会受到公立的约束，而又因为公立的服务需求量给私立的分担了不少，公立的经费不变，职员不少转到私立去，公立的可以大幅改善服务质量。

我又认为在有众多私立的竞争下，公立的医院或学校应该让私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补贴，慈善机构本身出多少皆有商量。若有作奸犯科，杀头算了。

是重要的问题，骤耳听来复杂无比，但基本困难是清楚的，只要拿得准，对症下药，不难改进。让我重复要点吧。

（一）一个员工在公立机构走「私」赚外快，甚至利用职权与机构内的设施为之，不是中国的发明，而公立的正规工资落后于发展奇速的经济，赚取外快往往难以深究，何况好些时政府要求公立的自负盈亏，即是间接鼓励「外快」行为。问题是这些行为今天在中国成为大风气，不同行业给人的印象不同，有些看来近于贪污，有些其实是贪污了。

（二）清楚界定权利永远不易，而在公立下界定走「私」的范围难上加难，于是公非公、私非私，员工的操作一般重于私而轻于公，遵守着经济学的需求定律。这样一来，医院出现了见死不救的现象，而学校老师懒得争取真学问。

（三）公立走私目前成为中国体制运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手起刀落地试行杜绝是愚蠢的。全部改为私营运作，收费十足，也不对，因为穷人多，要协助，要照顾。

（四）地区之间的竞争局限界定，非常好，撇开沙石千万不要动。问题是地区的结构组织是一种商业机构，懂得在商言商，要求他们免费或低收费提供医疗及教育，办得好是强人所难了。由中央资助，国家那么大，鞭子那么短，加上要多番转手过关，不容易办得好。

（五）不减少政府资助，或尽可能提升，不容易反对，但政府一定要大手放开私立医疗及私立教育，牌照没有约束，收费由市场决定。这样，各层各面的医疗及教育的私营运作会出现，分担了政府的负担。政府于是把经费集中于搞好还需要的公立服务。五十年代的香港，公立与私立的学校并驾齐驱，都办得好，比今天高明不知多少倍。切忌香港后来的经验：公立补贴提升至淘汰了所有私校。

（六）公立医疗及教育，最好交给私营的慈善机构处理。政府补贴按双方议定的方程式，除了监管帐目与听取意见，其它的政府少管为妙。我知道很多人，不少有钱的，希望可以为中国做点事。北京要让他们表演一下。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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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6-26 23:25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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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
2006-06-09

很抱歉，问题重要，要再打断「中国未来系列」的话题，在这里来一个长注脚。

去年十一月底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上，我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其中提到，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我知道的经济制度中最好的。听者哗然。是衷心话：我这个人从来不卖帐，学术研究以详尽客观为座右铭，灵魂之价没有谁出得起，而对经济制度的理解，打遍天下数十年矣。

三年前我指出，中国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是奇迹，要解释很不容易。苦思良久，一年前找到答案，但迟迟不动笔。不久前听到北京有改革地区之说，不知要改什么，恐怕他们不知道执到宝，改坏了，于是趁这「未来系列」写了出来。第一篇是系列之六──《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好评如潮，有震撼性，但分析不浅，好些读者看不明白，其中高斯读译文后，认为「极端有趣味」，要求再澄清。我于是在系列之九写《让我先覆高斯》，再作解释，明白的读者多了，频呼精彩。《覆高斯》一文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我跟着指出，中国的税率是佃农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分成率不变（地区之间不同很麻烦），价值够高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至负值。于是说：「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这是中国经济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一位同学读后，问我马歇尔那个注脚究竟说什么。我翻阅自己一九六九年出版的《佃农理论》一书（花千树二○○○年再版），见到第四十五页讨论该马氏注脚，指给她看。她读后说天下间不容易有那样神奇的巧遇，上苍有意让中国发展起来，要求我为马氏的注脚写这篇文章。

十九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他那立竿见影的《经济原理》（一八九○）的第八版（一九二○）的五百三十六页的第二个注脚，是大师手笔，可惜只对一半。他立下了心肠，不让分成率浮动，认为佃农分成无效率，不可取。该注脚分两段，首段说：

「如果一个地主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的利益调控资本的投入，而又能与农户协商劳力投入的多少，几何可以证明，资本投入的调整可以强迫农户（分成）耕耘的密度，与英国的（固定租金）制度一样，而地主的分成租金收入，会与固定租金相等。」

分成率固定不变，马氏的说法可能对，但要一般地对上述的地主资本投入要有很大的变幅，甚至可能要下降至负值。跟着的第二段马氏写道：

「如果地主不能调整资本的多少，但还能控制劳力的投入，那么在某些形状的产出曲线下，耕耘的密度会高于英国的制度，但地主的分成收入会较英国的（固定租金）为少。这个怪效果有点科学趣味，但实际的重要性微不足道。」

马歇尔这两段注脚，我在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写好之后，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才看到。早一年多，我在论文写道：「不管是地主规定佃农多点投资于土地而减低自己的分成率，还是地主本身增加土地投资而增加自己的分成率，如果会增加土地的净租值，这投资会发生。」（见《佃农理论》三十一页。）这是马氏注脚加上分成率可以变动的一般化，虽然读到该注脚之前就写了下来，但地主可以投资他比我早说，学术上我不能不把那从来没有人注意的注脚公诸于世，不敢独自领功也。

回头说促成中国地区激烈竞争的佃农合约的整国组合，税率是分成率，税收再分也是分成。这些分成率要划一，不变，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如果地区的分成率不同，吵闹在所难免！为什么厚此薄彼呢？这些吵闹出现过。其二是分成率不同，投资者不仅吵闹，频频搬动会出现。分成率划一会减少这些吵闹，但我的佃农理论说，这划一会导致无效率，除非有一个重要的其它变量可以调整。这变量是地价，也即是马歇尔注脚所说的地主资本的投入了。

我为中国的激烈地区竞争找寻解释一年多，得不到答案，但知道北京把权力大幅下放后，主要的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一年前找到一个县长朋友问端详。其实是闲谈式，因为自己不知道要问什么。在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大弹性调整，可以是负值，而如果把土地基建投资的成本从地价减除，这负值往往相当大。一时间我想到马歇尔那个注脚，如中电击，答案跑了出来，在几分钟内推到整个国家的合约组合。催促我写这篇文章的同学说，可能因为四十年前我在佃农理论痛下心机，这样破案是条件反射。

答案其实是浅的。所有深问题的可取答案都浅。好答案必定有明显地对的一面。困难是浅答案不容易找。很多时，在经济难题上认为找到了答案，深的，要浅化，不成，于是对答案有怀疑。经验说，不能浅化的深答案，假以时日再想，一定错。所以一年前当我在中国地区竞争这个深问题上找到了浅答案，知道对，但认为如果自己没有作过佃农理论与公司合约本质的研究，可以想出来的机会近于零。

从史密斯到马歇尔，英国的大师认为他们的长期固定租金制度的经济效率无敌天下。今天中国的地区分成合约期长五十年，不仅有固定租金的边际使用效率，加上弹性高，分成是有收入大家分，增值税是佃农分成，产值愈高地区分得愈多。这样看，土地使用的租金收入基本上天天不同，再加上地区佃农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整个国家由合约组合，地区之间左右不连，竞争就激烈起来了。论生产活力，这样的制度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

两年多前，在《信报》发表长文《还不是修宪的时候》，建议北京延迟修宪，要先理解那极端重要的地区竞争，有了答案，权衡轻重，把要点写进宪法。今天我把国家合约组合的要点写了出来，连本文前后三篇，应该够清楚了。可以抽出重点写进宪法，但也可以不写进去。只要北京明白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过了，中国的地区竞争制度是迫出来的。如果不理解为什么地区之间会有那样的激烈竞争，北京可能胡里胡涂地把一个绝佳的制度改坏了。从来没有意图改变世界，但有了答案，解释得清楚，自己心安理得，北京要怎样处理是他们的事。

天下没有那样伟大的天才，可以发明或设计得出中国今天的地区竞争制度。是中国的运情吧。不是我的发明，是我的发现，只是当年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佃农理论可以推得那么远。宝刀未老，不禁仰天大笑。

上述的神奇制度是在朱镕基执掌经济时期形成的。说过了，将来的经济历史不会漠视这个人。

（「中国未来」系列之十一）

[ 本帖最后由 paradoxfishbear 于 2006-6-20 12:37 编辑 ]

paradoxfishbear

让我先覆高斯
2006-05-25 |

「中国未来」系列写了八篇，正要动笔写第九，却认为在程序上要先覆高斯。事情是这样的。这系列的第六篇——《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自己重视，要求高斯的助手王宁翻译给老人家看。九十五岁的高斯读后，说「极端有趣味」，提出好些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提出，不能不回应，何况这系列写得辛苦，回应高斯可以松弛一下。会再要求王宁翻译给高斯。

亲爱的郎奴：

王宁传来你的问题，综合起来有四个，试覆如下：

（一）你问，我提到杭州的工商业俊秀是哪些人，从哪里来，为什么会集中于杭州？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平均年龄大约四十岁，做得你的孙儿，做得我的儿子。斗青年才俊多，杭州当然比不上上海等大都会，但以人口比例算，杭州胜出无疑问。该市有一个天下知名的西湖，不大，优美，曾经诗人云集。杭州自古繁华，而今天的盛况是回复到宋代诗人所描述的了。浙江是今天中国一个比较富裕的省份，工商业的才俊跑到杭州去，看着西湖，想着中国的古文化，创生意，不是很有意思吗？今天杭州的人均每年收入，达四千多美元，以中、美双方的物价调整，应该逾万美元了。屈指一算，如果整个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杭州水平，物价调整后，中国的国民实质总收入会比美国的高一倍。

杭州有一个经济学会，会员绝大部分是工商业家，没有读过经济的。我敢打赌，这学会的成员对真实世界的经济认识，平均算，会远高于你和我知道的任何国际经济学会。史密斯当年没有受过正规的经济教育，写下了《国富论》，之后没有谁达到那样的水平。

二十年前，今天杭州的工商业家是大学生，一般读过我结集成书的《卖桔者言》。今天我到杭州，免费午餐不在话下。但你可以想象我的尴尬：每次到杭州，他们请我吃饭，说要拜我为师。胡说胡说！应该是我拜他们为师才对。

年多前，你还算是一位成员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访中国，我带他到杭州去。十多二十个青年才俊大宴我们于西湖旁的贵宾厅。餐后摄影留念，院长对我说：「看来主角是你，不是我。」我于是给院长作第二次介绍：「这位院长是高斯的老板。」主角立刻转到院长那边去！不知院长回美后有没有对你提及这件趣事。可见中国事业有成的青年对你万分尊敬，应该的，因为没有高斯定律的思维中国不会有今天。你会很喜欢杭州的工商业家。他们对真实世界知得多，客观，分析能力强。有这些本领，有没有读过经济毫不重要。

你要知道他们做些什么，告诉你吧。一位做期货，很成功。一位管理升降机工厂，是美国牌子，产量占世界百分之十一。此君说今天地球上一半的新升降机用于中国。你会喜欢听到的数据，是十多年前开始时，百分之九十的零件由外地进口，今天倒转过来，百分之九十产于中国，而这几年制产出的升降机出口美国了。一位产出水泥的，听说是中国从水泥进口转为水泥大出口国的一个主要人物。一位造染料，供应世界百分之二十一，最大。一位做房地产，听说在《财富》榜上有名。此君对地产市场的分析十分老到。后来我在上海听郎朗钢琴演奏，散场时见到他。一个地产商从杭州跑到上海听一场古典音乐，应该说着些什么。

（二）王宁说你要多一点理解我说的中国独有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这容易，因为对你说是行家说行话。你会记得一九六九的春天，在温哥华的一个渔业研讨会中，一位（几年前获诺奖）在座的提出：「把公海渔业改为私产，只能有一个大业主，所以鱼产品之价会是垄断之价。」我立刻回应：「怎么可能呢？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农地都是我的，我一定要分租出去给无数农民，农民竞争，农产品之价会是竞争市场之价。」当时你坐在旁边，轻声说我对了，说了三次，过了几天你又再说我对。

北京当局是大地主，拥有中国的所有土地。大致上，他们把土地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整个国家的数以百计的县，而县又再以佃农分成的方法租给无数用家。你知道我推翻了马歇尔的佃农理论，但马氏不简单，在一个注脚中差不多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注脚和我的理论加起来，说，分成率可以不变，只要有一个价值够高的变量可以调整，竞争下会达到最高效能的资源使用。

撇开沙石，中国的地区情况可以这样看。分成率是税率，税收再分也是佃农分成。这些分成率是划一的。重要的变量调整是地价。土地投资基建由县处理，卖地收入也要与上头分帐。重点是地价可以从很高下降到零之下（后者是补贴招商）——这样，县的土地投资往往要亏蚀。但他们不傻，不会明知故犯地做亏本生意：税收分成他们可以赚回来。他们于是在土地使用决策与地价调整的范围内争取最高的税收，也即是争取最高的租金收入。每个县是一家公司，争取土地租金总收入的极大化是正确不过的经济原则。县与县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家拼命招徕，而又因为没有劳动人口土地不值钱，他们善待工人。人类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样精彩的分成制度，把整个国家以合约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今天还继续飙升的主要原因。

（三）转谈合资合约。你或许记得，一九九一年在斯德哥尔摩，步下诺贝尔奖台时你向我招手，我走前恭贺，你第一句就要求我继续合约研究。当时你说知道美国有一个机构，有很多工商业的合约版本出售。我的回应，是早就知道这机构，一九七六年由美国国家研究基金出钱给我买下数百份合约版本，绝大部分是知识产权与商标的租用合约。这研究很困难，所获甚少，但在这研究中我知道，这些租用合约很难监管，续约常有争执，打官司如家常便饭。

三年前一位同学要写博士论文，不知从哪里弄来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找我求教。我懒得管，躺在沙发上睡觉。她高声把合约读出，只听几句我就跳起来了。原来这些合资合约，不少是知名大机构的，一律是通过合资而互相监管的知识与商标的租用。这个同学调查得相当彻底，知道施行一般畅顺，合资双方皆大欢喜。没有读过她写成的论文，但与她多番研讨中，知道该论文重要。

如果你还是《法律经济学报》的编辑，如果我还年轻，再如果这些合资合约可以公开引用，我可以在一个周末写好一篇你不能不放在学报首位的文章。可惜这类有趣而重要的文章，今天的经济学报早就见不到了。

（四）这就带来你提出的第四点：中国怎样才能避去美国经济学的不良影响，来一个中国经济学的大跃进。机会不高，但存在。我每星期发表三篇专栏，大约一半是关于经济的，网上转载无数，而几年前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虽然在中国没有发行，从网上打印下来的「盗版」无数。不记得多少次在街上遇到要求我在盗版上签名的同学，当然来者不拒。

重点是我坚持经济的唯一用场是解释世事，就是建议政策也要先求解释。有不少中国学子搞博弈理论，但毫无解释力，看来搞不上去。最近北京搞新制度经济学的朋友出版了一本刊物，也转载我的专栏。还有两个地方要用《经济解释》为名出刊物，我不反对，希望他们不会吵起来。

如下的数字可能给你一点安慰。「高斯定律」一词（国内称科斯）在中文网页出现过六万六千次；我的「佃农理论」差一点，五万四千次——都了不起。「经济解释」一词是我于一九八九发明的，你猜中文网页出现过多少次？二千七百万次！

（「中国未来」系列之九）

paradoxfishbear

2006-05-18 | 回顾感慨，前看忧心

写中国未来，开头七篇却写了回顾！不是有计划的，只是写了第一篇后，觉得有责任把自己跟踪了二十多年的所知记录下来。对经济历史有研究，知道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过程，从学术的角度看，比任何国家的任何时代都重要。高斯一九八○年说——跟着重复了多次——他想不到有其它经济题材比中国改革更重要。去年替我写前言，他说中国的成功改革不仅是历史大事，对整个世界的影响也是最深远的。一九七四年经济学天才嘉素（R. Kessel）对我说：判断经济问题的重要性，行内没有谁比得上高斯。

写回顾，有无限的感慨。是那样重要的历史，只起于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今天我们还身在其中，竟然知得那么少，将来的历史学者会怎样处理呢？传媒的报道不尽不实，专业机构的报告不知所谓，而就是研究中国的学者，我读到的，所知不多，往往误解了中国的情况。我自己也所知不多，只是八十年代深圳派出三个助手协助我调查研究，北京有几位搞经改的造访港大，跟他们讨教过一些日子，之后我要求某些资料，总会有人提供。这些加起来不等于我知得准确。是那么复杂的改革，今天回顾主要靠自己的经历，猜测在所难免。但我想，是对是错，客观地记录下来，对将来的学者多多少少有点帮助吧。

比较可靠的是在神州大地作过不少实地调查。既为街头巷尾专家，这方面我眼观六路，可以迅速地把见到的种种以简单的理论联系起来。话虽如此，我知道的还是不够，远为不够的。希望北京当局能好好地保存他们的档案，有朝一日毫无保留地公之于世，是学术之幸。

有些朋友对中国永远不看好，但二十多年来的迅速发展，创造了奇迹，将来的学者不会说违心话。要注意的，是这迅速经济增长绝对不是因为改革一帆风顺。正相反，这改革风风雨雨，一波三折，就是今天还满是沙石，值得破口大骂的事情无数。可见学院里的经济发展学说，就是最高明的，也大有问题。能不感慨乎？

三年前我对周其仁说：「批评中国这样不是那样不对，很容易。但这不是问题。问题是有那么多的不足之处，中国的发展创造了奇迹，北京一定是做对了些什么，对得非常对。是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大致上我找到了答案，有好几方面的，前文说过了。一减一加是浅逻辑，有大波折的过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能震撼世界，是不容易解释的现象。

二十世纪后期，像中国那样，东欧与前苏联等国家都试图从产权的角度入手改革经济，但条件看来最差的中国，却跑出好几个马位。虽然我认为中国在九十年代开始稳定下来的货币与地区制度很精彩，独有的，但我们不能排除还有其它可以抗衡或更有经济效能的制度。为什么东欧没有相近的成绩呢？一个原因是他们起笔推出民主投票，其中困难我解释过了。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产权界定与交易费用的理念掌握不足。一九九○年在瑞典，一位诺贝尔奖委员对我说，东欧对新制度经济学的认识近于零——虽然近几年他们开始重视，但这门学问已经走上歪路，没有什么可教的。

还有一个显然重要但我不懂的原因，应该不说，但为了将来学者的研究要提点一下。中国的共产党看来是一个很有系统组织的机构，从改革那方面看，这机构给我如下的印象：决定了大方向，他们拿得紧，但在改革的细节上，他们处理从宽。后者，要批评，可说朝令夕改；要赞赏，可说处事有弹性。别的不说，单是我认为今天稳定下来的、界定得非常好的地区竞争制度，跟踪过这发展过程的人，都知道地区的划分、权利的界定、承包的性质与分帐的方程式，不知更改过多少次。说不民主，但我知道他们搜集意见是不断的工作，天天做。说北京有权力斗争，但经济效果却看不出来。考虑，推出，不对，更改，再推出——大致上是中国改革的细节过程。改来改去，到今天，我担心北京分不开重点与沙石，把重点作沙石处理，改坏了。在货币制度上，最近央行的言论给我这样的感受。

说未来，我想到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自己在《信报》发表的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可误导中国的经济改革》，顾题可以知意。应用上，经济学与工程或自然科学等有很大的差别。一个工程师可以建造大厦，但一个经济学博士甚至教授，十之八九不会懂得怎样搞好经济。有实用性的经济学要对历史与世事知很多，操作的人要有天生的感受，要有普通常识，要理解局限条件的重点，也要掌握根本不需要经过正规训练才知道的基本经济原理。世事洞明皆学问，而有实用性的经济知识，可不是今天学院教的均衡或博弈理论，也不是什么回归分析。换言之，除非有天生的奇佳感受，一个经济学博士要从象牙塔跑出来，在真实世界不断打转起码二十年。我不怀疑一些从海外名校回归的经济专材的智商不凡，但建议经济政策单靠名头与智商不足够，远为不够的。

北京当局能否维持他们已往的收取意见，自己考虑，自己决定——有关键性。摸着石头过河摸了那么久，过了那么远，继续下去最高明。我也担心贝加（G. S. Becker）对中国未来的负面观：走上福利经济的路。我不反对扶贫，更不反对扶助农民，问题是怎样扶才对。曾经发表过三篇题为《扶贫何价》的文章，细说了，会再说。这方面我特别担心的，是好些福利政策推了出去收不回来。这一点，与中国二十多年来的「细节从宽，不对则改」的处理手法是水火不兼容的。建议温总理：任何扶贫政策都不妨考虑，但会养大压力团体而收不回来的，不要干。

最令人忧心是树大招风，带来国际压力。这是外交问题，我不懂。二 ○○三年三月十一日，我发表《令人羡慕的困境——朱镕基退休有感》，结尾写道：「愚见以为，不出两年，外国（尤其是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将会很大。」言犹在耳，不出三个月此压力就排山倒海而来。北京终于守不住，去年三月人民币与美元脱钩，今天上升了大约三个百分点。

大方向是走对了，走得好。我这个人不蠢，不会跟成功争论。可惜余下来的沙石不仅多，而且难处理。比起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的未来，今天的形势远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我一无所知的学问。下期开始写未来，是三分推断，七分建议吧。

（「中国未来」系列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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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 2006-5-11
  
人民币出现于解放前，有六十年的历史了。历史上，中国没有哪种纸币曾经存在那么久，虽然历尽沧桑，满是血泪。有谁会想到，今天地球上的先进之邦会联手强逼人民币升值呢？这是炎黄子孙终于抬起头来的铁证。

八二年回港任职后不久我跟进人民币。外汇券与人民币并存的一国二币有研究价值。国民D时期的一国多币，是乱来，但外汇券是货币制度的一部分，不是乱来的。

一九七九年中国开放改革，游客涌进，物品质量较佳的友谊商店为游客而设，国内的人不准到那里购物。问题是后者委托游客朋友代购。为了杜绝这种行为，该年四月北京推出外汇券。较高级的商店与酒店只准用外汇券，不准用人民币。这样，作为货币，外汇券也是通行证或入场券。只两年，此法证实行不通，因为国内的人可以在市场以人民币购买外汇券。

虽然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公价币值一样，但后者用途较广，也可以按公价兑换外币，过了不久，在灰色市场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大约高三分之一。这样，在市场购物，懂得讨价还价的人，拿出外汇券可获大折头。如下情况出现：两种公价相同的货币，购买同样物品，讨价还价后二币不同价，其实价格相同；另一方面，不懂得讨价还价的老外，以外汇券付人民币之价，中了计，价格分歧（price discrimination）就出现了。

到了一九八四，以外汇券阻止国内人购买较佳物品半点作用也没有，但北京的朋友要保存外汇券，认为上述的价格分歧会带来较多的外汇进帐。我数番向他们解释不一定，但牵涉到弹性系数分析，他们不明白。后来还是老外不傻，没有几个不懂得讨价还价，北京才知道外汇券是多此一举。

这里顺便一提，一国二币，人民币是劣币，外汇券是良币，只要市场知道，可以讨价还价，劣币是不会把良币逐出市场的。那大名鼎鼎的格拉森定律（Gresham’s Law）错得离谱，我在一九八五年一月与一九九二年三月两次为文解释得清楚。正相反，二○○三年北京要在香港搞「离岸中心」，让香港的银行大做人民币生意。但人民币有上升压力，是良币，港币钩着美元，是劣币，我立刻发表文章说良币会把劣币逐出市场，因为街上卖花生的会选收人民币！可能给我吓了一下，这「中心」到今天还搞不成。其实香港早应转用人民币，或改为与人民币挂钩。政治问题我不懂，但天生一个浅白脑子，经济解释信手拈来。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公布取消外汇券，跟着八月说十一月起外汇券不再使用。我手痒，于该年九月发表了不应该发表的《外汇管制可以休矣》。北京的朋友说，因为这篇文章，他们推迟七年才取消外汇券。文章长，但论点简单，浅而妙。

我说有人民币与外汇券的共存，市场讨价还价后表面不同价其实是同价，再其实是非法行为，因为含意着的是一个黑市汇率。不明显，因为外汇券的存在是一重烟幕，把非法行为盖着了。取消外汇券，是拿开烟幕，非法会变得黑白分明。如果取消外汇券后中国容许外币（如港币）在国内流通（当时容许），以公价汇率算外币购物之价低不少，摆明是非法，纠正要外币价格管制。如果取消外汇券后外币不准在国内流通，在与市场脱节的公价汇率下，外贸、旅游及外资炒黑市会明目张胆，约束要加强外汇管制。这样，如果北京不走回头路——不加强价格管制与外汇管制——取消外汇券，拿开烟幕，外汇管制守不住。

一九九三年外币的灰市变为白市，北京取消外汇券，人民币进入了朱镕基时代，大略的发展我在《铁总理的故事》说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九九七年我再跟进人民币的发展时，思想有大冲击。我是个不受成见约束的人，但传统的货币分析左右了我的思想。是拜师学艺的时候，我记不起有哪项经济问题我是那样反应迟钝的。

看官须知，传统的货币分析是环绕着一个古老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理论基本上没有错，虽然分析可以变得非常复杂。这理论的弱点，是不管货币制度——制度如何与这理论的方程式是没有关系的。

一般专家同意，如果金或银有适当的供应量，金本位或银本位是最可取的货币制度。金属本身是货币，也是货币之锚，物品的市价会因为金属之价稳定而稳定，以金属之价有变而变，币量理论容易处理，而以货币政策调控失业、不景等问题是谈不上的。问题是这种本位制守不住：金属供应不足，或外流过多，或其价暴升暴跌，都会带来严重的经济波动。

脱离了本位制，大师佛利民认为，小国可用英国殖民传统的钞票局（currency board，今天香港用的），可以看为局部本位制，但大国则要走fiat money的路，这是欧美今天的制度了。在这制度下，货币没有一个固定的锚，而是以调控币量或利率的办法来达到某些经济指针或目标，例如通胀率、失业率、产出增长率等。这是间接地以指针为锚，货币政策是指以调控币量、利率及其它法例来达到指针。非常困难，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真的处理得好。这是蒙代尔及一些货币专家跟佛利民之见有出入的关键原因。没有谁不同意货币要有锚，只是一个大国的锚不易找，专家一般这样看。大家都赞成汇率浮动，但没有固定的锚而浮动是一回事，有了固定的锚才浮动是另一回事。这一点，对经济一知半解的人老是搞不清楚。他们认为所有物价以自由浮动为上，货币也应如此，但他们忘记了货币的重点是协助交易，不是一般物品，币值要稳定，而这稳定最好有一个固定的锚。

脱离了本位制，大国的货币找不到一个固定的锚，是佛利民的观点。十多年前我向他建议以一篮子物品为锚，他回应说原则上可行，但费用高，太麻烦。殊不知在朱镕基掌政下，人民币钩着美元为锚稳如泰山，根本不需要有多少外汇储备，条件是央行不手痒，要集中于守锚来调控货币量。这是要放弃大部分以币量的变动来调控经济，或起码货币政策——例如以增加币量来减少失业——要在守锚之后有空间才考虑使用。这是说，单为守锚而调控货币量，或集中于稳定币值而守锚，任何国家都可以做到。欧美的货币制度的困难，是指针过多，顾此失彼——这一点，佛利民一九六八的一篇文章说过了。

回头说佛老当年认为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费用过高，太麻烦，中国的经验证明是不对的。以一篮子物品取代美元为锚，贵客自理，可以在市场直接地购买这些物品，央行不需要存货，也不需要自己在期市活动，只是稳守锚价。我把朱老时期的中国货币制度阐释为：用一个可以直接在市场成交的指数为锚，钩着美元可以这样看，钩着一篮子物品也如是。

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含意。币量理论是局部理论，范围不广，没有大用场。有一般性的货币理论一定要把货币制度的本身——尤其是锚的选择——加进去，而币量理论只是其中一个注脚罢了。有一个上佳的货币之锚，下得好，守得稳，币量多少由市场需求取决（不是锚价由市场取决），是多是少币值也稳定。

回头说昔日国内的银行是出粮机构，人民银行也如是，我骂过不知多少次。一九九五年，人民银行成为真正的中央银行，法定不准做生意，而其它银行则商业化起来了。都做得对。今天中国的银行制度，沙石不少，奇怪的，没有跟进，不理解。还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国营。监管银行借贷永远不易，职员出术的方法层出不穷，国营监管当然头痛头痛。另一方面，银行有坏帐，何必要国家负担呢？

       （「中国未来」系列之七）
二○○六年五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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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

张五常

这两三年，老外频频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历史奇迹，何其后知后觉也？十多年前我就这样说。老外聪明，只是远看庐山，见不到满山小树萌芽。想当年，珠江三角洲一带虽然发展神速，但工业区乱七八糟，乌烟瘴气，外人看不入眼。邓小平一九九二南下后，苏浙一带废除了多种牌照约束，拼命招徕，长江三角洲才杀出重围。

如果中国的改革发展是历史奇迹，那么无可置疑，长三角是奇迹中的奇迹了。十三年前我说二十五年后长三角会是历史上最繁盛的工商业中心，今天还没有到位，但庶乎近焉。老外今天看神州，啧啧称奇，是给长三角扬之以威，示之以势，吓破了胆，于是频呼竞争不公，施压人民币升值。

其实也算不公：地球没有出现过那样吃得苦而又是那么多的劳动人口。九十年代中期，世界百分之十七的建筑起重机集中于上海，让该市在五年内建成香港需要五十年才建好的商业楼宇，过重，市下沉，政府要大幅减少建筑容积率。通缩袭市，楼价暴跌，建筑工人凌晨操作依旧。

近于从零开始，长三角超越珠三角只用了八年，其间有严峻的宏观调控与通缩。以昆山为例，九七年要投资一百万美元才可以十万零五千元人民币购买一亩工业用地，购买多少没有约束。二○○○年是五万一亩，投资多少不论。去年是二十万一亩，约束是投资二十五万美元才可买一亩。这些规限或约束变化多，下文可见，主要是地区竞争的结果。三千多家台商云集昆山，爆满，前前后后大约十年。

说到美轮美奂，苏州工业园冠于神州，可能冠于地球。这里的特色是世界名牌云集，工业用地听说卖清光，目前有建筑物的只占小部分，几年后全建好会是现象了。近几年无锡上升得比苏州还要快。杭州是年轻工商业家的聚脚地，认识不少，皆一时俊秀。义乌、温州等的崛起皆天方夜谭，不用我介绍了。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事？币值稳定当然重要，但长三角飚升的头十年，有一半时间面对严重通缩。进入世贸有助，但那只是近几年的事。说向外资献殷勤，那当然，但其它国家也懂得做。没有众多工会的左右重要，但不一定足以抵消远比香港昔日工业起飞时为多的管制法例，以及贪污带来的手续麻烦。发生了些什么事？产权结构的基本改革在八十年代的第一阶段改了，为什么九十年代的第二阶段会继续飚升呢？

我的答案有两方面。其一是周燕同学给我翻阅的十多份中外合资合约。说是合资，其实是注册商标、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租用合约。看官须知，这些专利的传统租用合约很难监管，因为产出数量难以鉴证，使用费（royalties）往往得个「讲」字，而商业秘密是一去不返的。以合资合约处理商标与科技知识的租用，容许拥有这些「无形」资产的机构委任董事与其它行政人员在产出现场监管，大幅减少甚至杜绝欺骗行为。

我见到的中外合资合约，一律有详尽的商标与专利使用费的罗列，而这些是「相金先惠」，有没有利润，凡有产出外资就先收取，有时写明外地的银行户口号码，汇出没有管制。罗列着的凡有产出就要支付使用费的项目有时长达几页纸，是合资合约的一部分，中方协助产出的责任有说明，而令人瞩目的是中方要负责减低中国的税。有利润当然按股权分配，但那是外资抽取使用费之后才算。

个人认为以合资合约替代商标与专利租用合约是中国的发明，因为其中条文的设计一般反映着怎样合法地避去政府的管制法例。当时外资在中国独资是不容许的，要与中方合资从事，但上述的合资合约显然受到欢迎，因为后来可以独资了，约满后或新入门的外资，往往可独不独。

第二方面，上述的合资合约，与其它在外地不会见到的合约安排，显然是从我屡次提及的激烈地区竞争衍生出来的。事实上，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也是起于一套外地见不到的合约安排。换言之，整个中国的工业制度架构，是一套合约安排的组合，撇开沙石妙绝天下。要深入理解，读者要参考我一九六九发表的《佃农理论》与一九八三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本质》。没有作过这些研究，我不会在中国的地区调查中恍然而悟。

想当年，北京把权力下放，起笔时下头没有资产权利可言。毛主席当年废除私产做得彻底，就是工人的劳力也由国家支配。从资产权利的角度看，下头一片空白，把权利放下去，只要顺流而下，避过礁石，达到一个前所未闻而又满是生产活力的制度可以理解。这是人类历史的唯一经验。

八十年代初期，承包制开始取代昔日共产政制下的等级权利划分，农业取代得好，工商业有困难——都分析过了。大约八十年代中期，地区与中央协商承包出现，起初用固定的包「干」上缴，跟着发展为层层承包：中央与省，省与市，市与县。以固定银码上缴的承包有不少问题：协商常有吵闹，区区有别，过低中央或上头眼红，过高下头叫救命，要上头赈济。

承包上缴的方程式改变过不知多少次，后来改用分成，那就是佃农制度了。虽然继续修改，但到了朱镕基时期，地区之间的（佃农）分成方程式开始固定下来。权力下放后，中国今天的经济权力核心不是中央，不是省，不是市，也不是村，而是县。以土地划分，大致上没有土地就没有经济权力。中央上头统一税制，提供土地征用与建筑的大致规例——形式上与佃农合约相同。某些公共事项（例如过区的公路建设），由中央或省处理，而县的司政监管则是省与市的责任。

土地使用的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是绝大部分的经济权力了。中央指定的土地使用规例是大概，留下很大的空间让县作主。例如税率与分成率皆划一，不能变，但工业用地之价，由县决定，可以间接地调低到负值。佃农理论说，除非特殊情况，在竞争下单凭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大致上，土地用途也是由县选择的。

最重要的工业税收是增值税（按产出所值减除原料成本抽取），可以看作工人的收入税（月入一千六百之下工人本身是免税的）。抽增值的百分之十七，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归县所有，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增值税是工厂没有盈利或亏蚀也要抽，是佃农分成的原则，而有盈利才抽的称所得税，县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上缴。工业所得税不多，县不那样重视。（工业之外的其它生意抽营业税与所得税，县也与上头分成，这里不谈。）地点奇差的县，入不敷支，上头会考虑资助；如果县的主事人办事失当，上头更换时有所闻。有地而劳动力下足，地不值钱，所以县对工人客气招手，而县与县之间争取投资者的激烈，中国独有。一九九三年左右中央大举放宽人口流动，农业人口急速下降，工业打崩头。月是故乡明，十年后，严重的民工荒在南中国出现了。

这就是了。一个县是一家公司，拿着有划清界线的土地作为资本做生意。公司合约的结构，一方面与上头分成，另一方面与投资者分成，皆佃农制。税率划一，所以县的成败，可以用税收在总资产的比重衡量。有成就的县长或书记，不愁没有私营或民营机构招手。此外，促成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一个重点是竞争的局限条件非常清楚。这一点，读者要参考我早年写下的佃农理论了。

不要忘记，在分析「大包干」时我指出，「税」与「租」的理念相同。竞争租值（税值）极大化是天才之笔，是秘密，因为天下只有我一个人明白。北京怎会知道呢？是逼出来的！当时我还没有发表《供应的行为》的第三章，大幅地修改了传统的成本与租值的概念。

（「中国未来」系列，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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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从贪污到通货膨胀
发表日期: 2006-4-22

一九八三年，高干子弟拿着半吋厚批文走天下的传言时有所闻。我见过两张，有盖章但还没有填上内容。很难说卖批文是不是贪污。一九八四年，官商勾结的传言四起，贪污的声浪变得明显了。我当时是高兴的。

为什么听到贪污会高兴呢？当时改革的重点是要把以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前者，从下向上或从甲向乙获取例外的方便是走后门：是一种特权交易，算不上是贪污。做得过分不好看，但等级特权无从界定得一清二楚，后门交易要接受。我在大学作正教授近三十年，特权不少，找我求方便的人无数，知道自己可以乱来一下还是在权力的范围内，只是除了学术与跑街头巷尾我什么也懒得管。

贪污取代走后门，显示着等级特权开始瓦解。我早就知道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的过程中，贪污一定会出现，但想不到来得那么快，所以高兴。但到一九八五，北京考虑推出物品分类管制，我蓦然惊觉：那是印度！跟着大声疾呼。当时的北京与今天不同，摸着石头过河任何旁观者的提点他们都考虑。我大呼中国走向印度之路，北京的朋友也跟着叫起来了。

细心衡量，人类的权利界定制度大概只有三种。其一是以资产界定权利，其二是以等级界定权利，其三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三者都有减低租值消散之效，但从管制法例而得的收入，超越了政府指定的，我们称为贪污。巴拿马、印尼、印度等地方的经验，是管制法例的权利可以划分得清楚，可以制度化而固定下来。一旦制度化，改革就胶着了。

中国的改革要从等级界定权利转到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其间必经之路是以管制法例界定权利。一九八五年的中国，管制法例无数，每项法例都可带来贪污收入，干部频频走位，彷佛在玩音乐椅游戏，只要音乐停顿下来，大家找到了座位，改革就终止了。当时不少学者建议中国的改革要缓进，我破口大骂，说不能让音乐停下来，宁可乱，也要快，否则不能冲过印度那一关。

以物品分类管制容易协助界定贪污权利，可幸北京最后没有推出。当时最常见的贪污行为是倒买倒卖。那是要有价格管制才能成事，而价管只能在国营企业才容易施行。当时我不太担心这价管可以持久，因为水出鱼，鱼饮水，羊毛出在羊身上，价管不是免费午餐，需要的庞大费用支持来自政府。问题是不少有特权的把价管得来的枱底收入，送子女到外地读书（一位伦敦大学的教授协助找英国学位，生意好得很）。倒买倒卖的收入当然不容易放弃，但以之支持子女留学的是定期费用，要解除价管很困难。

我花了不少墨水主张解除价格管制，尤其是为了维护价管的枱底收入，国企要争取垄断权益。当时杭州的丝织行业就要维护养蚕的专利，而丝的价管倒卖差不多是公开的秘密。支持价管的言论主要是恐怕物价上升，国家职工承受不起，骤耳听来言不成理，但一九九一年我认为不是全错。

一九八八年七月，邓小平与……于北戴河硬闯放开价格，闯不过。传言四起，政权局势很紧张，使我考虑取消佛利民到北京之行。但朋友说……之会已经约好了。九月十九日下午佛老与赵老谈得好，大家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说得清楚。想不到后来某刊物大做文章，说我要倒邓保赵，更想不到在八九年……天安门事发后，北京有两份内部文件说我和佛老是北京民运的主导者。我不认为是误解，而是政治的需要才把佛老和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今天还相信，间接上，赵总书记下台与他坚持放开价格有关连。

回头说八八年九月十九之会，……对解除价格管制的看法显示着他对经济有深入的理解。政治不论，经济上他与佛利民只有一点分歧。佛老认为要立刻解除外汇管制；赵老同意汇管要解除，但要在解除国内所有价格管制之后。两个都对！赵老认为国内的物品一半有价管，一半没有，相对价格不合理；外间没有价管，相对价格是合理的。一旦解除汇管，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相遇，可能出现汇率不合理，增加原料成本，所以要先解除价管才解除汇管。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可取的支持汇管继续的理论。佛老则认为既然解除价管有困难，解除汇管会增加解除价管的压力。这也对。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高斯获诺贝尔奖，我飞到斯德哥尔摩去替他讲话，遇到佛利民。谈起中国，我对佛老说当年催促中国解除价格管制可能是错了。国营企业的生产弹性有问题。放开价格，产出不跟着上升，国家职工的薪酬相当划一地由政府规定，他们可能跑到街上去。这样看，解除价管是要与把国企改为私企一起推行的。但在那时，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奄奄一息，或输清光，银行是出粮机构，政府给国企输血成为例行公事。

因为价格管制而引起倒买倒卖的贪污，比起八九年……之后与地产有关的贪污，是小巫见大巫，而又因为后者牵涉到银行，通胀急剧上升。

我可能是「始作俑者」：两年前在深圳遇到几位退了休的干部，他们说中国出售土地起于我的建议。是一九八六的春天，深圳政府邀请我到那里谈经济，尤其是关于土地使用的问题。我向他们解释了西方的土地法例，解释了使用权可与所有权分离，然后大胆地建议他们卖地。当时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是佛山发行债券也不准转让，卖地的「资本主义」形象明显，提出来彷佛天方夜谭。但我知道他们有财政困难，解释利害关系之后，我不客气地指出不卖地他们不容易找到资金把城市建设起来，于是建议他们先搞好土地法律，然后拍卖。再澄清，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我在《信报》发表长文《出售土地一举三得》。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刚好是我的生日）深圳举行土地拍卖，是中国改革后的第一次。今天深圳人口一千三百多万，可能因为大部分地区是新发展，以多人口看市容是中国之冠。

不幸的是，拍卖可以贪污，法庭可以贪污，而通过关系拿得地皮通常涉及贪污，高干子弟上下其手也算是贪污了。……之后经济放得宽，九十年代初期土地的获取或明或暗，而有关系的到银行借钱发展房地产，银行也贪污，相当公开的：利息率有枱上与枱下之分，而有盈利要枱下分帐。听说央行印银纸印个不停。改革初期是三十五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黑市汇率是一百五十元人民币兑一百港元。国民收入增长的数字，从改革起北京低估。九十年代初期的通胀率，他们也应该是低估了。

朋友，不要以为这篇文章是对中国改革的负面评价。绝对不是。无可避免的事，我们要接受。贪污只不过是改革程序的一部分，不可或缺。中国的经验是历史上最困难而又最成功的改革，只出现过这一次。世界上不会有比我更客观的学者，躬逢其会，认为有责任把我知道的过程，加上自己的阐释，大概地记录下来。

（「中国未来」系列，之四）

二○○六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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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从大包干到输清光
发表日期: 2006-4-14

让我再从中国经改的第一阶段（一九八○至一九九二）说起吧。

一九七九年到广州探访离别了二十二年的姊姊，她和姊夫都是医生，解放前起在政府机构工作，深知国家的情况。弟弟既然是制度专家，他们当然有问必答，言无不尽，只几天我学得很多。一天晚上，姊夫走尽后门，安排了一个国家级的地方晚宴。邀请的贵宾中有我汅来称为立叔的梁尚立。难以忘怀是宴后没有人收钱——国家职工都下班走了。这是今天没有学好的一些经济学者还支持的国企的本质吧。

从那时到一九八一动笔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小书，我想的是怎样从一个以等级界定权利的体制改革为一个以资产界定权利的体制。当时身在美国，虽然听到有「承包」这回事，却没有想到那是后来改革产权的关键信道。我的意识是中国不能再来一次流血革命，而历史的经验，以宪政或法例改革产权结构，只能轻微修改，革命性地以法例改革，历史没有出现过。日本明治维新的史实我清楚，那只是把私有土地加上转让权，而明治之前的土地转让已经在灰色市场出现了。一九八二回港工作，知道国内的农地承包开始盛行，我意识到承包合约是中国产权改革的命脉。有前车可鉴：中世纪时代的欧洲，类似的通过合约安排改革土地产权有成功的先例，虽然演变缓慢，用了两百年。

看官须知，当时的欧洲，或古代的中国，「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收租是承包制，而如果郡主施政，提供保安及公共服务等，成为政府，收的租就称为税，而有一段长时期租与税是分不开来的。中国在共产政制下，产品上缴然后下拨，税就谈不上；承包是「留成」之后上缴，我就推断税制会出现，想不到来得那么复杂。今天简化了不少，还是太复杂。至于中国能在几年间差不多走完了欧洲中世纪走过的路，我意想不到，但不觉得奇怪。当时农业承包似火燎原，大家有利可图，加上政府鼓励，不快才奇怪。

感谢蔡俊华。他把多年搜集的农业承包历史资料，倾囊相授，使我能在一个星期之内写好了《从「大锅饭」到「大包干」》（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发表），从人民公社的工分制写到生产大队到生产小队到包产到组、到户、到劳，以至一九八三盛行的大包干。不容易找到更为层次分明的农业改革发展，而经济理论又可以大展拳脚的。

一九八三兴起的大包干的「干」，是指三项征收。一是公粮（农业税，不久前法定取消）；二是公余粮（价管下政府征购农产品，取消价管后不存在）；三是集体提留（福利金与公积金——后来改了称呼——据说不久前跟着税一起取消，引起不少问题）。大包干是开始稳定下来的承包制，而如果承包合约的年期够长，加上可以转包，土地的使用权与包「干」之后的收入享受权能到「户」，土地作为资产就界定人与人之间的权利。推到尽，承包合约是一张地契，转包是土地买卖，年期够长与私有土地是没有分别的。

大包干是通过承包合约把等级界定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在农业推行得顺利，因为：一、土地的划分容易界定；二、土地既不会贬值，也不会遗失；三、从干部等级界定权利转向土地资产界定权利时，昔日的生产队长或农村等级较高的干部，一般能承包较大的土地面积。从高斯定律的角度看，明智的做法是界定了土地资产权利再作打算。后来转包导致土地再分配，而地区政府征用土地往往引起纠纷，这情况到今天还没有处理得好。

提到高斯，炎黄子孙要感谢这个人。私有产权是「私」字当头，北京不容易接受（就是今天他们以「民」为「私」）。但清楚的资产权利界定北京却接受了。其实以资产界定权利就是私产，只是在高斯之前没有谁说得清楚。见北京不反对权利界定，我就不断地以高斯之见下笔推销。

一九六八年作合约研究时，我指出在高斯定义下的私产要有清楚界定的使用权、收入享受权与自由转让权。所有权（ownership right）是不需要的。当年英国的私人土地是没有私人所有权的。这一点，我曾经读过两巨册英国法律史，再跟艾智仁及高斯研讨过。肯定私产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见到北京要维护土地国有的社会主义形象，一九八五年我建议把两权分离：所有权为国有，使用权为私有。于今回顾，那是邓小平后来提出的两权分离的中国式社会主义。五年前在北京遇到一位D校院长，他记得一九八六我在北京首都钢铁厂讲话，提出两权分离，在座很少人相信行得通，而跟着上头通告不要相信我说的。

跑到首钢的宿舍住了几天，是为了研究工业承包。说有兴趣调查，香港新华社立刻同意提供任何资料，有问必答，而使我难以下台的是查济民生先寄给港大一张支票，作为研究经费。其实当时港大的经费不紧张，但查先生出了手，我不能临阵退缩。结果是写了结集为《再论中国》的文章，但工业承包的研究不足以独立成书。

是非常头痛的调查。我要求的工业承包合约，只几天就送到，无从入手是因为内容频频转换，只几个月就面目全非。当时的中国是转变得太快了。我跑福州，跑北京，跑杭州，跑温州，走马看花，花多眼乱。变得太快当然难以捉摸，但一九八七年初我肯定工业承包的困难所在，有五点。一、工业机构内的资产一般共享，不能像农地那样界定划分。二、厂房与设备、机械等会贬值，或受到破坏，既为国营，政府不能不管，而投资额是多是少，由谁负责，吵个不休。三、工业的生产程序远比农业复杂，需要的层层承包（即判上判），政府干预起来很头痛。四、工业变化大，亏损可以如家常便饭，无「干」可包也。五、工业以生意头脑为重，当时法定的最高月薪是人民币二百五十，天才怎会服气呢？

考虑到上述种种，我建议北京快刀斩乱麻。是简单的三步。一、政府偏低地评估一家工厂的资产净值，收低息为「干」。二、按资产净值发行股票，免费分配给厂内员工，不妨仿效美国棒球世界锦标赛分红时球员互相投票来决定谁分多谁分少。三、让股票在市场自由转让。

犹豫不决，北京没有这样做。几位北京朋友让我数番拍案解释，但我相信他们对国企还可以改善挽救的幻想是诚恳的。结果是没有垄断权益的国企，一般的收场是输清光。是的，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因为要照顾国家职工，好些国企送出去也没有人要。其后，私营企业急升，国企亏蚀严重，朱镕基迫着要关水喉，显示着输光还不止也。再其后，国企容许买家解雇职工，由地区政府负责，地产值钱，国企可以沽出。

一九八一年我白纸黑字地写下，中国改革最困难的地方，会是那些容易维护垄断权益的国企。不幸言中。今天还有些大名鼎鼎的教授说国企可取，要维护，不知是哪种学问了。

是重要的一课。国企输光是社会的代价，但为了改革制度，输光也可取！当时看这代价庞大，但今天回顾，微不足道。

（「中国未来」系列，之三）

二○○六年四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