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索

真正叫嚷着印度怎样怎样的只是其中极少数比例的一些高学历印度人，他们就像中国的高官或是有钱人一样，不知道穷人的疾苦，好像觉得整个社会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所以大夸其辞。看了这个ZT的帖子觉得很好笑，，，

insomnia

原帖由 西索 于 2006-4-28 12:11 发表



有道理，看看印度人都是这样坐火车的

印度也有春运啊……

还以为印度人光吃咖喱饭……啊呜啊呜……

咽呜的韦小宝

我的一个亲戚去过印度,回来跟我们说,真的没事别去:到处都是垃圾,路没一条是平整的,坑坑洼洼的,水一定要自带,喝那里的水肯定会拉肚子.
风景除了一泰姬陵其他乏善可陈.人密密麻麻,但大多是贫民,脏兮兮的.公共交通奇差,就如西索发的照片,公共汽车更吓人.
这么些还夸海口说超什么什么,这与当年文革的浮夸风有得一比.

西索

原帖由 咽呜的韦小宝 于 2006-4-28 11:56 发表
印度比中国先进的也就IT产业了,制造业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金融虽说呆坏账比中国的银行少得多,但规模也就只有中国的一半.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惨不忍睹,新德里与国内的中等城市都比不上.港口,高速公路等就更不必说了 ...

有道理，看看印度人都是这样坐火车的

咽呜的韦小宝

印度比中国先进的也就IT产业了,制造业差的不是一点半点,金融虽说呆坏账比中国的银行少得多,但规模也就只有中国的一半.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惨不忍睹,新德里与国内的中等城市都比不上.港口,高速公路等就更不必说了.
印度的人口现在有十亿,由于它没有实施计划生育,在2015年人口就超过中国了,但印度的文盲率惊人,当它进入人口老化期,谁来养活这些人?走中国的老路,劳动密集化?那就只剩残羹剩饭了.
凭这些,想超中国谈何容易.

留声机

我的一台美国厂家的手提电脑出了毛病，按照厂家提供的800号免费服务电话打过去，一种在美国很少听到的带有地方口音的英语在回答我的问题，说是我的电脑硬件有问题，需要换一个。服务非常专业和耐心。最后我有点好奇地问他是什么地方的服务中心，回答令我吃惊，这个服务中心设在印度的新德里。



过了几天，我所需要的电脑硬件寄来了，是从中国香港寄来，而这个硬件的制造厂家却在中国内地。

　　全球化就在人们的不经意中走入我们的生活。电脑业的这种全球化组合当然是出于经济成本的考量，也是当前所有跨国公司在设计制造中的均衡生产。但是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是，各个国家在全球化中承担的份额和扮演的角色却是不同的。中国和印度都作为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大国，到今天在世界上承担的角色开始转化。两个世纪以前，亚洲曾经是世界主要的生产和利润中心。1750年，中国和印度的制造业几乎占世界产量的60％，而欧洲仅占25％。

　　现在，我们看到中国和印度再度崛起，成为世界增长最快的两个经济体。由于印度很多人可以熟练使用英语，他们的电脑维修、科技服务以及软体设备工程师在美国很受欢迎。前年我去美国的硅谷采访，遇到的大公司主管很多都是印度裔科学家。以前在美国的大学中最受欢迎的是中国学生，因为他们努力刻苦。现在中国学生的这一优势渐渐被印度学生夺过去了。今天的美国大学，印度学生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多，有超过中国留学生的势头。

　　中国发展和改革的进程比印度早开始13年，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制造业低成本的产品出口，也得益于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FDI），2004年中国吸收的外资达到610亿美元。但是这种低成本的经济增长，一旦遇到以高科技为目标的印度科技人员的挑战，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中国需要超越制造业领域，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商业领域。要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就应该不断努力学习印度先进的服务业以及吸引具有全球竞争力、讲英语的大学以上学历的毕业生。

　　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美国人对于印度的科技发展，似乎有意助一臂之力。中国政府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发表了个更加振奋人心的消息：启动“嫦娥计划”──探月工程。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太空科技能力方面获得了一股新鲜的血液。美国打算在印度计划于2007年发射的探月宇宙飞船“月车一号”（Chan－drayan-I）上放置一个有效载荷。有分析指出，美国此举是两国接触的一个主要领域，同时也是制衡中国的一步棋。这反映了华盛顿已经改变了其多年来对印度的看法。

　　中国在邻国的挑战下，应该清楚地认清所处的地位和优劣势。尽管印度和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各不相同，但具有很多共同之处。目前印度软件公司正在大举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一些著名硬件技术公司正在印度扩大业务，建立研发设施，并瞄准印度中产阶层日渐增强的购买力。

　　信息技术领域仅是中国成熟的制造业和印度专长的服务业之间相互学习的一个实例。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两国均需要实现多元化，并超越各自现有的优势领域。印度在服务领域取得极大的成功有目共睹，但是其劳动力中的44％为文盲，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具有现代经济运行所需要的必要知识。

　　中国面对的挑战是继续超越制造业，扩展到利润更丰厚、附加值更高的业务领域，如软件设计和研发。这也是政府将教育重点集中在科学、技术和工程方面的原因所在，而且已经在新兴的高科技公司中略见成效。截止到2005年底，国外公司在中国已设立了超过900家研发中心。中国重视海归的技术含量，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科学技术竞争市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能力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但这些优势正在受到印度的挑战。中国政府努力建设一个对投资者友善的环境，包括建立提供基础设施、法律和税收优惠条件的经济特区，这是启动新领域发展的必要条件，达到了吸引外资的目的。印度也正在改善投资环境，例如以往阻碍效率的印度臃肿的官僚机构、不可靠的基础设施、僵化的劳动法和复杂、沉重的税赋规定等等，使投资印度的吸引力日渐增加。

　　尽管印度目前的投资环境还待改善，但是总体体制框架要远远优于中国：印度的法律体系更健全，以法治国的线条更明晰，金融监管更到位。反观中国，法律体制落后，律师和法官人数不足，无法有效地保护财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教育密切相关。中国虽然重视初等教育，确保其推广到农村地区，但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人民的负担沉重。而印度初等教育虽然落后，但拥有大量、高技能的大学学历劳动人口。在合格的工程师方面，印度排名第一，中国仅列第29位。

　　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是中印两国的特点，在新的时代中，如果不重视教育，不注意科学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就可能遭到淘汰。

留声机

中国日报网站消息：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去年9月份发布的2005-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称，中国在增长竞争指数(GCI)的排名为第46，而印度为第55。




　　GCR的报告常常被人引用，但遗憾的是，很少有人真正阅读。除了各国竞争力的总体排名之外，该报告还包括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观点。其中，衡量经济增长微观基础的企业竞争力指数(BCI)使关于中印两国间对比的争论变得激烈了。

　　中国在几乎所有宏观经济指标上都超过了印度。在2003-04年的GCR报告中，中国在宏观环境指数上排名第25，印度排名第52。新闻报导的内容也与此类似：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幅更快，人均收入是印度的两倍。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印度，出口总量则更高。中国的钢铁产量更高，公路和高速路里程更长，高楼大厦也更多。对外国分析师而言，他们更关注的经济成功指标是外商直接投资(FDI)。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几乎所有对比指标都显示，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是印度的10倍。

　　不过微观经济指标方面，情况就要复杂得多。2004年，印度在BCI上的排名为第30，远远领先于中国的第47。其它的微观经济竞争力数据（如公司经营及策略和国内商业环境质量），印度（第30和第32）也领先于中国（第39和第47）。也许更令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微观经济排名自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而印度则大幅提升。

　　尽管近年来中国的FDI不断增长，但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国增长的微观经济基础却出现了问题。反观印度，微观经济竞争力则在默默无闻地稳步提高。1998年时，中国的BCI排名比印度领先两位；而到了2004年，中国却比印度落后了17位。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中印两国的对比中，双方的宏观经济指标和微观经济指标存在巨大差异。中国GDP的增速更快，这点得到了普遍认同，不过中国公司的业绩却差强人意。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价综合指数自2001年以来已下跌了50%。根据标准普尔(Standard & Poor's) Compustat数据库中中国和印度345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计算出印度公司2004年的平均资本利润率为16.7%，而中国企业仅为12.8%。中国和印度公司间的业绩之差早就存在。根据瑞银(UBS) 1998-2003年期间的报告，印度企业的已投资资本利润率平均约为17%，而中国企业为11%。而且，这些数据可能还高估了中国企业的业绩。其中的许多业绩指标并未考虑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获得大量补贴的事实。《商业周刊》援引北京国家会计学院(Beijing National Accounting Institute)院长陈小悦的话报导，在中国的1300家上市企业中，有三分之二没有赚回真正的资本支出。这说明如果对中国的资本适当定价，那么中国企业的资本利润率可能是负数。

　　这种反差也使中国的经济状况受到质疑。微观经济竞争力研究的作者、哈佛商学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指出，财富实际上是在经济的微观层面创造出来的。GDP是一个产值指标，经济增长的含义并不完全是产值的增长，而是创造财富。的确，新的证据显示，中国经济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表现不如印度经济。世界银行(World Bank)刚刚公布的报告为财富的创造提供了一些指标（基于2000年的数据）。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印度的两倍，但按财富程度衡量，中国仅比印度富裕了37.6%。中国在教育、法律法规和经济体系中其他无形资产方面尤其贫穷。中国的人均无形资产为4,208美元，而印度为3,738美元。

　　《经济学家》(Economist)记者西蒙·朗(Simon Long)在一篇调查文章中写道，中国的产出更多，但从长远来看，印度的效率更高。不过他的结论似乎是质问：“但有谁关心这些呢？”曾在东欧和部分西方观察家身上出现过的对产值指标的痴迷尤其有害。首先，这种痴迷高估了中国的成就，低估了印度的成就。中国的产值更容易感受到，尤其是都市里的高楼大厦，但要看到印度的优势，就需要同印度的企业家和经理人接触，才能了解他们不凡的见识和能力。

　　追求产值也带来了错误的政策模式。兴建高楼大厦、机场、高速公路和发电站就是经济增长的观点对中国微观竞争力的危害非常大。我自己进行的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时，中国部分最贫困地区的乡镇企业迅猛发展，但到了90年代，融资变得越来越困难。

　　一个国家的微观经济基础不会总是偏离正常轨道。在这点上来说，中国的宏观经济表现将会逐步与微观经济状况趋于一致。如果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那鉴于中国在基础教育方面的明显优势、科技方面的强大实力、长期以来在创业方面的成功传统，中国没有理由在微观经济竞争力方面落后于印度。

　　（编者按：本文作者黄亚生为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国际管理副教授，著有《出售中国》(Selling China，剑桥大学出版社2003年)。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书，名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来源：远东经济评论）

留声机

1978年中国的人均GDP是印度的2/3，现在中国的人均GDP比印度高70％到80％左右。正因为这一点，国内很多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说，印度尽管有新闻自由、有民主制度，私有产权等等，但是它并没有创造出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

　　可是，比较两国的发展势头，不能简单着眼于当前的经济增长率。举例来说，美国上世纪30年代左右开始经济大萧条，西方社会在上世纪30年代普遍出现经济危机，而苏联的经济从30年代初到50年代一直保持高速增长，GDP增速比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还要高。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家普遍得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状况，比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好得多，于是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很多国家，尤其是拉美、非洲、亚洲、东欧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普遍都采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发展模式。

　　这段历史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对当前的中国和印度进行比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两国过去十几年或者二十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后就轻易得出结论，说印度的自由民主、法治、私有财产权好像反而不能让印度快速发展，而中国在不是代议制政府、法治不健全、新闻媒体信息流通不自由等情况下，经济却增长很快。

　　最近一两年的迹象进一步表明，某些关于中印比较的结论下得太早了，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尤其从金融发展对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看，印度内在的经济增长潜力比中国大的多。

　　中国前些年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众多廉价劳动力，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制造业和其他相关行业的服务，生产鞋、服装、玩具、家用电器等。从国外转移到中国来的生产技术含量并不高，即使是电脑生产，表面看来高科技的含量很高，但这些技术实际上已经非常标准化，成为简单的生产内容，利润率也并不高。

　　当然，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但是相比之下，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做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行政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产权制度继续保留目前的公有制为主导，不从公有制转变到私有制，如果仍然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那么中国要在经济增加值、利润率更高的服务业、第三产业上要超过印度，那是非常难的事。

　　我曾多次撰文讲述这样一个观点，服务业跟制造业不一样，服务业交易的内容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而制造业的各个环节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若市场上交易的内容是看得见的商品比如衣服、鞋类，这种市场的发展对于法制架构和信息架构的要求相对来说可以很低。但是若要去发展更高端的服务业，特别是金融证券业，没有相应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是不行的，因为如果法治不可靠，老百姓所能掌握的信息很少，即使信息足够多也非常不可靠，那么人们从事这种高端服务业交易的风险太大，人们的交易意愿自然会下降。金融业发展的核心是提高资产的流动性, 进而提高其使用效率, 提高其价值, 包括劳动力资产的价值, 制度差别的长远价值即在此。

　　印度的金融体系为创业者提供更多机会

　　我最近去香港汇丰银行考察，见面那天汇丰银行刚刚公布上一年的财务状况，上一年总运营收入大概是772亿港币，其中1/4来自香港，也就是说其中200亿港币来自香港市场。香港人口才600万，200多亿港币除以600万，平均每个人为汇丰银行提供的收入达3000多港币。这说明香港的金融化程度是多么高。当然，这只是汇丰一家的情况,其它银行与金融公司还不在内。香港是中国和亚太地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融市场，包括汇丰银行在内的很多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实际上不只是针对香港本地人，它们同时也为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新加坡等亚太各地区的客户服务。

　　通过举这个例子，我想说明的是，香港很小，但它的金融化程度特别高，因此，香港有非常强的能力去配置和调动资源。金融证券业发展最大的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等，通过金融票据化的发展变成活的资产，主要形式就是进行货币化或者证券化，这样一来资源配置的增值效率就能达到人类社会此前从来达不到的高度。这就是为什么香港每个人可以为汇丰银行贡献3000多港币的利润，这就是高度金融化所带来的奇迹。

　　当前，印度经济的金融证券化程度无法和香港比，但我们至少可以将印度和中国做一个比较。印度的股票市场上所有上市公司的流通市值是其GDP的80％，而中国的流通股市值不到GDP的10％，也就是说，印度资产和财产的股票化、证券化的程度是中国的8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印度通过民间的和证券市场的金融证券化，使得印度配置和调动资源、利用现有资产和财富发展经济的能力比中国强很多。

　　具体来说，印度的银行体系中有27家政府银行，25家私人银行，46家外资银行，有47000个非银行金融机构，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基本上都是私营的。此外，还有差不多100多家商业银行，其中75％都是外资的或私营的银行。这种情况下，印度为创业者和企业所能够提供的融资手段和渠道以及融资额，就比中国多很多。

　　印度银行的商业贷款中，有35％贷给国有企业，其他65％都是贷给私人、家庭和私营企业，银行资产占GDP的比率为70％；相比之下，中国银行贷款方向刚好颠倒过来，70％贷给国有企业，30％贷给私人。此外，中印呆坏帐的比率不一样。从贷款去向来讲，正因为印度的银行体系和整个非银行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的私有化程度或者民营化的程度远远比中国高得多，所以他们的贷款往往流向那些能带来更高回报的私有企业、呆坏帐比率比较低的私有企业，而不是像中国这样不断将资金送往国有企业。

　　印度的私有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私有化的程度，使印度经济能够为创业者提供比中国高得多的发展资金，印度年轻人自己创业的机会，比中国年轻人好得多。印度有47000个非金融机构，这足以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中年创业者的事业发展提供金融支持，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由国家垄断的情况下，100个年轻人里面可能有99个只有打工的份，只能从事制造业或者简单的研究或者其他行业的工资人，而不能变成创业者，即使是孙大午这样的能人，融资也非常艰辛,逼着人们只能打工, 没能创业。。

　　中印两国的财富效应很不一样。金融化、证券化的程度越高的社会，越能够提供条件让大家更好地配置资源、创造财富，尤其是从事更高经济增加值的生意的机会和可能性会大大增加。

　　那么，为什么印度的金融证券行业比中国更发达得多呢？这涉及到我原来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根本上来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的、独立的第三方也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大家都在讲诚信。我认为对诚信的要求不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愿望，而应该具体落实到提供契约执行的架构，保证行骗者不会在没有任何惩罚的情况之下就轻而易举地逃脱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新闻媒体等等媒介所能够提供的信息量以及所提供信息的准确度都能提升，那么金融证券市场上人们受骗的可能性就可以大大缩小，从而使更多的投资者和金融从业者以及需要金融证券服务的人，愿意加入这些行业从事市场交易，这样金融市场、证券市场才有可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架构的支持，在中国目前的制度架构之下，很难让金融证券业健康和繁荣地发展起来。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中国相对于印度的比较竞争优势也就很难产生。

　　全球资本在流向印度

　　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环境之下，竞争已经远远不只是简单的劳动力竞争。全世界共有60亿人口，60亿双手，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简单劳动力的供给量几近于无限，简单一双手的边际价值非常低，几乎等于零，因此，简单劳动力的价格自然就没那么高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源上的竞争也没有太大意义，人们可以通过很便宜的轮船运输把资源从一处运到另一处。因此，今天世界的竞争主要就是制度竞争，看哪个国家更能够为金融证券交易双方提供更好的契约执行架构和信息架构。如果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两方面做得更好，就可以更多地从事那些经济附加值更高的工作，经济增长质量就可以更好。

　　过去的几个月，我在纽约等不同地方了解了美国一些投资者的取向。近来，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基金会和机构投资者对印度投资的热情普遍高于对中国的投资热情，比如卡耐基基金会。就我了解，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所递交的任何一个要投资印度的项目，百分之百都会被轻松批准，大家一致认为印度拥有民主、法治、新闻自由等各方面的制度保证，他们对印度的经济增长一点也不担心。然而，卡耐基基金会投资委员会递交的投资到中国的项目，十个中有八、九个都会被打回来。

　　不仅卡耐基基金会这样，其他很多基金会也都是如此。去年，印度股市长了百分之五十几，前年涨得更多。很多基金的钱已经转向印度的股票市场、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里昂证券本来非常关注中国，但现在它的相当一部分注意力转移到印度去了，他们无法把注意力大量集中在中国，因为在中国证券业赚不到钱。中国市场上的投资机会很受限制，股市被政府严加管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股市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更多时候是一种行政安排，是行政计划场所而不是市场交易场所，这种情况下，国际资金的流向、投资意向偏好从中国转向印度是必然的。现在国内对这个趋势的反应还迟钝，等中国反应过来时已经太晚了。

　　事实上很多机构现在并不放心也不太愿意把更多的钱投在中国，他们更愿意把钱投在印度，但短期内没有办法，因此，暂时还是只能投资在中国，毕竟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以及基础设施方面相对印度尚存在优势。我在和纽约投资机构的接触中已经很明显地感觉到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中国必须及早了解这种投资意向的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远见和预测作用的指标。

　　中国应该强化激励机制

　　中国表面看来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地方官员和高层官员把大量精力放在形象工程上。但我们不能只陶醉于这种表面的东西。印度与中国在进行一场龟兔赛跑，事实上，它正在紧步追赶。中国如果继续把钱大量投入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忽略看不见摸不着的制度建设这种软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当然，不管怎样，中国现在至少可以直接同印度等其他国家比较、竞争，这本身也是很有促进作用的，长此以往，将迫使中国在制度等软的方面进一步改革，使软的制度架构能够像印度和美国那样更有利于市场交易，让人们在更可靠的契约执行架构、交易执行架构之下，勇于进行市场交易。希望中国政府更加大胆地去做出一些制度调整。在诚信缺乏、法制不可靠、信息不畅通而且即使有信息，其内容也不那么可靠的环境之下，任何看不见摸不着的非实物的东西，都不容易在这个社会里有太大的发展前景。

　　文化产业是另一个明显的例子。按理说，中国有13亿人口，它的娱乐、文化市场应该是世界上最大的，但事实上，不管是电视剧、电影还是文化创作，都被中宣部以及其他文化部门严加管制。有意思的是，很多文化界的人士呼吁把儒学变成儒教，然后进一步变成国教，要发扬光大中国的文化传统。我个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交通工具和市场范围都发达到当今这个程度的情况之下，恢复这些传统的文化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但即使恢复传统文化能解决问题，我认为人们需要看清楚的是，究竟是什么东西妨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自己的娱乐行业、文化创作行业、影视业都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老百姓特别是年轻人在娱乐和文化消费上除了好莱坞和韩国就没有别的选择，出现这种现象，不能怪社会成员，因为人们别无选择。现有各家国内电视台的内容大同小异，即使再多添几个电视台又能怎样？就像是又多了几栋外表漂亮的大楼，一进去看就知道，里面的管理一塌糊涂。

　　因此，对于任何一个领域来说，没有竞争、没有激励机制、没有创作自由，就没有创造力。现在强调自主创新，要把中国变成创新型国家，但是，如果在产权制度上仍然不能做到从国有制改为全面的私有制，中国根本不可能变成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国家只能是一个梦想、一个口号。事实上中国有很多一流的工程师、一流的科学家，同时也有很多的资金，因为在国家垄断银行体系金融体系的情况下，国有项目要资金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中国的科技就是发展不起来？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没有激励机制,没有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激励机制。

　　文化领域也是这样。只要所有电视台都是国有的、出版社都是国有的，其他的媒体都直接间接属于国有，没有对于个人的创业激励，那么个人的创新动力自然也不会有。在没有可观的经济回报的情况之下，让人去挖空心思日日夜夜进行创造，这只能是梦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国内最可能在纽约或香港上市的行业，就是创新创业最活跃的行业，如分众、携程等等。这个现象为中国的学者和政府部门官员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启示，它说明，如果中国的投资还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经济要继续依靠外资、外贸去拉动；如果真的要把中国转变成创新型国家，若不让股市和私有制这两个根本性的动力发挥作用，而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没什么用的。

　　中国历史上创意最强的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各个诸侯国互相之间进行激烈竞争，孔子管子等都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在秦始皇统一之后就不复存在。二是19世纪末期，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文艺创作有一段繁荣的时光。在1911年到1928年的17年间，中国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那段时期可谓是中国文艺创作和其他方面的发展和创新最有活力的时候，这种历史对于理解中国的自主创新出路很有启示。

　　事实上，我认为，中国目前已有的一些创新动力，还得感谢美国和香港等自由世界资本市场所提供的拉动力。如果没有这些世界市场提供的拉动力，仅靠中国自己来激发这些创新激情，中国的经济可能难有现在这样的成就。

　　注：作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作者感谢周年洋给本文的鼓励和建议，在此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