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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发表于 2010-5-29 0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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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林打了水,挑上肩,默不作声地往家走。静秋跟在后面,胆战心惊,她怕端林把刚才看到的事讲出去,让教改小组的人听见,那她就算完蛋了。她想趁到家之前的那点功夫给端林嘱咐一下:“二---二哥,你别误会,他只是---接了我一下,我们----”
“他刚才说过了。”
“你不要对外人讲,免得别人误会---”
“他刚才说过了。”
回到家,个个都显得很惊讶,大妈一迭声地说:“你一个人跑回来的?走的山路?哎呀,你胆子真大,那条路,我白天都不敢一个人走的---”
那天晚上,静秋很久都睡不着,一直都在担心端林会把看见的事说出去。刚才他是没对其他人说,但那不是因为她在那里吗?等到背着她了,他会不会对大妈讲?如果他今晚真的是在河边等她回来,那他---多半会讲出去,因为他肯定见不得她跟老三在一起。
静秋已经习惯于做最坏的思想准备了,因为生活中好些她不希望发生的坏事都发生了,往往是措手不及,令她痛苦万分。那种痛苦太可怕,来得太早,所以她从小她就学会了凡事做最坏的思想准备。
现在最坏的可能就是端林把这事说出去了,然后传到了教改小组的人耳朵里,他们又传回学校里。如果学校知道了,会怎么样?K市八中学生当中,因为读书期间谈朋友被处分的,大有人在,但那多多少少都是有点证据的。现在就凭端林一个人说说,学校就能处分她?
但是她也知道自己的身份,妈妈虽然是早就被“解放”出来了,又做回人民教师,但爸爸还是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的。而“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当中,“地主”是首当其冲的,是无产阶级最大的敌人。像她这样的地主子女,如果有了“作风不好”这么一个把柄,学校还不狠狠整她?整她还是小事,肯定连家里人都牵连进去了。
静秋觉得爸爸被打成“地主分子”真的是很冤枉。她爸爸很早就离开地主家庭,出去读书去了,象这样的地主子女,因为没在乡下收佃户的祖,是不应该被划成地主的。
她觉得她爸爸甚至还算得上一个进步青年,因为他在解放前一两年,就从敌占区跑到解放区去了,用自己的音乐才能为解放区的人民服务,组织合唱团,宣传共产党、毛主席,在那里教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不知道怎么的,文革一开始就把他揪出来了,说他跑到解放区是去替国民党当特务的,还说他教歌的时候,把“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教成“解放区的人民喝稀饭”,往解放区脸上抹黑。最后她爸爸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赶回乡下去了。戴“地主分子”的帽子,主要是因为不能重复戴好几顶帽子,只好给他戴最重的帽子,不然的话,还要给他戴上“美蒋特务”,“现行反革命”等好几顶帽子的。
想到这些,静秋真是万分后悔,象自己这样的出身,在各方面都得比一般人更加注意,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不然就会闯出大祸。这次不知是怎么了,好像吃错了药一样,老三叫她走山路,她就走山路;老三说在县城等她 ,就让他在县城等她。后来又让他拉了手,还被他---抱了,亲了。最可怕的是让端林看见他背着她了。这可怎么办?
这个担心太沉重了,沉重得使她一门心思都在想着怎样不让长林说出去,万一他说出去了,又该怎么应付,而对老三,反而没什么时间去多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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