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湖散人

清代处死淫妇千刀万剐
先挖乳房后慢慢剐肉

五湖散人

围看西洋镜的儿童(1900年，昆明)：
　　
　　 从衣着上看，两个正在观摩“进口大片”的儿童应来自富裕人家。而更左边的那个孩子也许正焦急地向父亲提着这时髦的要求。对于古老的中国百姓来说，西洋镜(皮影戏)与洋枪洋炮一样给人印象深刻，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最新成果，而这三个字中包含的惊奇含义一直保留至今。从摄影上说，这是一张层次分明、构图完整的照片，一看之下几乎完全注意不到摄影者的存在，除了右边那个小孩以外，所有人物都自然生动地活在他们周围的环境中，同时又像戏剧角色一样衬托着主要的事件。在摄影才刚刚发明不久的那个年代，这样水准的拍摄眼光和技巧的确令人称奇。

五湖散人

挂在领事衙门口的头颅：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参与者也许都具有朴素的动机和目的：敌视基督教文化，渴望恢复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但那是一个电报已经普及的时代，当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的消息传到昆明后，民众发现曾经默许甚至鼓励他们的清政府已经迅速转而把刀放在了他们的脖子上。这颗挂在法国领事衙门口的头颅清楚地显现了这一运动的悲剧性。

五湖散人

罂粟田里的中国人：1899年 红河——昆明
　　
　　一个中国人茫然站在广阔的罂粟田中，这一画面象征性地表现出当时烟毒在中国的泛滥肆虐情况。而广种罂粟、发展与沿海各省的“云土”贸易，进而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争雄，也是方苏雅代表的法国政府在华殖民的主要战略方针之一。
　　
　　罂粟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悠长。古希腊伟大的盲诗人荷马曾说它“能消除所有的痛苦和争吵、却不会带来一丝罪恶”，但到了晚清的中国，这句话已成反讽。
　　
　　众所周知，在列强近代打开中国闭关自守大门之时，鸦片扮演了侵略的急先锋角色。吸食鸦片的恶习虽在17世纪就从南洋传入中国，1729年清雍正帝下令禁止。鸦片战争后，烟禁废弛，清政府开放陕、甘、川、湘、滇、黔等省份种植鸦片。云南由于自然条件宜于罂粟生长，受到清政府鼓励种植，并以盛产色香味优的“云土”著名。当时因为云南种烟比种豆麦获利更丰，地方政府还开征“土药(鸦片)厘金”征收税费，完全承认了种鸦片的合法性。至光绪年间全省各县均开遍了罂粟花。昆明48堡，竟有50多个村落发展到家家皆种植罂粟。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全省大丰收，产量达570万两,其中除部分自用以外,均由烟贩运销外省,昆明成了集散枢纽,有庆丰号、源庆号等52家烟土商号,此外还有外省驻昆烟号43家。可以说，当时云南的大商号起家都与烟土有关。据《清实录》记载，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云南吸食鸦片已很普遍,“文武衙门幕友、官亲、跟役、当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商贾、军民人等,吸烟者十之五六”；而到晚清，不但有“阿芙蓉会馆”这样的公开营业场所，妓院、私娼处也是每床一灯，一些富户家中甚至以鸦片待客。还发展出对烟具的癖好。据罗养儒《纪我所知集》记载，光绪初叶一个叫谢瑾的腾越太守，仅烟枪就特制了36支，且枪枪有名，每吸三口就换一支枪；而其烟灯罩用水晶制成，枪一靠近灯会发出彩色；烟盘用紫檀木制成，大小三个并一斗架；烟斗则有三四百个，也时时变换。而当时的一个著名瘾君子被叫作“烟魁”，竟然每日晨要喝一碗开水拌烟土，否则饭都吃不下。由官到民的这种风气，可见烟毒对当时云南的祸患之深。
　　
　　作为推行法国殖民政策的外交官，方苏雅当然很注意鸦片在中国的种植和吸食情况，不过就连他也对中国人对鸦片的依赖程度感到惊讶。当他看见为他抬轿的苦力们把辛苦挣来的一点钱几乎不用于吃饭而用于吸烟时，感到极大的震动。如果他活到现在，大概也会为在他的祖国法国每年有250人(1980年代官方数字)死于过量吸毒而感到内疚。历史有时是讥讽性的，有时也惊人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