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iotor

这20年进步大, 物质极大丰富,人的面貌也极大丰富,也出了不少"新"面孔.

为某两类人画象, 相信我们这里是没有的.
(以下转贴)

女的里面出小蜜，
男的里面出小逆。
一个卖肉，一个卖灵。

卖肉的，哪儿有钱往哪儿跟。
卖灵的，哪儿时髦往哪儿奔。

小蜜们见到家庭啊道德啊就不屑。
小逆们是过去中国的所有结论都要逆一逆。

小蜜们实际上不新鲜，婊子的现代版。
小逆们也没啥创造性，大体是只逆国人的反，不逆洋人的反，汉奸二鬼子的意淫版。

小蜜们梦想着一夜大款夫人。
小逆们意淫着一夜美国人(不公开呻吟出来，被窝里咬着嘴唇儿想，也叫意淫)。

小蜜们顶个“性解放”的大旗。
小逆们立个“反省，反思”的牌坊。

小蜜们给梁红玉烧香，就以为自己也能韩夫人了。
小逆们嘴里喊两句鲁迅，就以为自己也姓周了。

(注：这个“小”字可不是指年龄。)

KILLEM

idiotor

历史之一页-----------------------内战中的外战

     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发起前夕，解放军炮兵与“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发生了数起炮战。长江上的隆隆炮声，震惊了整个世界，成为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因此而起的中英外交纠纷，使中共最高决策层面临严峻的外交考验。
　　随着1980年代后期当事人回忆录的陆续发表和英国有关档案的公开，“紫石英”号事件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晰地呈现。

　　开炮
　　“紫石英” 号事件发生前，中央军委对渡江战役中可能出现的外国势力主要是美国干涉的情况，是有所估计的。在渡江战役的部署上，特意将二野紧靠三野，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进军，四野迅速南下，以备不测。突破敌人长江防线后，三野十兵团占领江阴、无锡、苏州；九兵团主力迂回到南京以南，指向上海；七兵团沿京杭国道，直插杭州，完成对南京的包围。二野三兵团出徽州，沿浙赣路前进，保障三野侧翼，其余部队摆在浙赣路沿线。这样部署，用意很明显：万一美国出兵干涉，我军有足够的兵力应对。
　　4月20日是中共中央给国民党当局和谈签字的最后期限，21日解放军大军就要渡江。这天上午，悬挂英国国旗的“紫石英”号，自下游西进，行至江苏江都县三江营附近水面。在这一带驻守的是三野特纵炮兵三团（隶属于叶飞任司令员的三野十兵团）。解放军鸣炮示警，但英舰置若罔闻，继续前进，还将舰炮瞄准北岸。炮兵三团于是开炮，“紫石英”号还击。炮战中“紫石英”号指挥台中弹，搁浅于镇江附近江面。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中将（总司令布朗特上将此时在伦敦）闻讯后，命令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军舰“伴侣”号前往救援，也被解放军炮兵击伤，逃往上海。梅登亲自带领远东舰队旗舰、万吨级重巡洋舰“伦敦”号与护卫舰“黑天鹅”号从上海前来救援，于21日上午行至江苏泰兴县口岸江面。此处为三野东路军十兵团二十三军防区。21日凌晨，中路军在安庆芜湖一线已渡过长江天险。21日下午是十兵团的渡江时间，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请示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是否向英舰开炮。叶飞考虑到，十兵团马上就要启渡，命令前沿哨所升起信号，警告它迅速离开，否则就开炮轰走（《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539页）。
　　二十三军炮六团接到命令后，对英舰发起警告。但英舰没有任何反应，还将炮口对准解放军阵地。叶飞下令开炮。炮六团和部署在沿岸阵地上的炮兵都投入了炮战。炮战中“伦敦”号指挥台被击中，但仍继续西进。在靠近“紫石英”号时遭到炮一团的猛烈轰击，“伦敦”号、“黑天鹅”号无法接近“紫石英”号，只得返回上海。此次事件中，英国海军死亡45人，其中包括“紫石英”号舰长斯金勒，失踪1人，伤93人。我二十三军亦有不小的伤亡，炮战中伤亡官兵达252人，其中202团团长邓若波牺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紫石英”号事件发生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也没有发出过向英舰开炮的指示。知道“伦敦”号前来救援的消息后，中央认为英舰并非有意与国民党勾结阻拦解放军渡江，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22日指示总前委可以允许“伦敦”号营救。但当得知“伦敦”号、“黑天鹅”号与解放军之间发生了新的炮战，且解放军方面有252人伤亡后，中央的态度有了变化。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新华社4月22日《抗议英舰暴行》的社论，指责“英帝国主义的海军竟敢如此横行无忌和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在一起，向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挑衅，闯入人民解放军防区发炮攻击，英帝国主义必须担负全部责任”。23日，毛泽东指出：“对紫石英号的方针，必须英方承认不得人民解放军同意擅自侵入中国内河是错误的这一点（不着重谁先开枪，因为这是没有多大关系的，重要的是擅自侵入内河，只要是擅自侵入，我军就必须打它和扣留它；也不要着重正当渡江的时机，重要的是擅自侵入人民解放军控制的内河，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能许可的），才能释放，否则决不能释放。”（《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520页）23日，中央军委向前线部队发出了英舰“如敢再犯，则打击之”的指示。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发表声明，严正抗议英国军舰这种干涉行径和暴行，要求英国政府承认错误和赔偿，外国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一场因“紫石英”号事件而引起的中英外交纠纷，一时间成了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
　　实际上，1949年的英国政府对中国形势持观望态度。国民党政府的大溃败，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在国民党政府1949年2月南迁广州后，英国驻华大使馆并未随之迁移，而是留在了南京，等待政局的稳定。

　　谈判
　　英国政府为什么会在此时派军舰出入长江呢？
　　为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救助大使馆及英联邦国家侨民，取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后，1948年11月，英国驻华大使拉福·斯玳文逊请求英国远东舰队派一艘军舰停泊在南京附近水面。军舰每月轮换一次。解放军渡江前夕停泊在南京的英舰是“伴侣”号。拉福·斯玳文逊的这一行为颇具冒险性，在国民党溃败、解放军过江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没有取得长江北岸军事力量占绝对优势的解放区政权的同意，便派军舰停泊在长江水面，这是极不明智的举动。此时的美国政府，业已撤退了停泊在南京的军舰。况且这样重要的一件事，拉福·斯玳文逊事先并没有告知本国政府。“紫石英”号事件发生的当天，英国政府才致电其驻华使馆询问为何在此时派“紫石英”号前往南京，并对拉福·斯玳文逊表示了不满。
　　拉福·斯玳文逊当然知道长江水域国共军队即将发生大规模战役。他已隐约感到了些许不安。4月7日，他致电英国远东舰队副总司令梅登，请他不要在这个危险的时刻派舰来南京轮换“伴侣”号。但梅登不以为然。梅登不是不知道此时长江江面上的危险，但解放军的炮兵在他眼里只是小米加步枪，是不会主动对英舰开炮的，即使开炮也不会对英舰的强大火力构成威胁。16日，梅登决定仍派“紫石英”号前往南京，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航行申请。优柔寡断的拉福·斯玳文逊18日同意了梅登的计划。19日早上8时，“紫石英”号从上海前往南京。“紫石英”号搁浅后，梅登派军舰前往救援，但未成功，冲突有升级的危险。此时的拉福·斯玳文逊与梅登，才意识到事件的棘手。
　　消息很快传到了伦敦，朝野顿时哗然，对工党艾德礼政府极为不满。许多议员指出，在这样极为敏感的时刻，军舰停泊在两军对峙的长江水面，是一种冒险行为。1943年中英新约已经废除了英国军舰在中国内河的航行权，在解放军渡江前夕英舰这种带有挑衅性的航行，显然会引起解放军的愤怒。前首相丘吉尔批评工党政府对中国局势认识不足，使英国水兵处于危险境地。就连内阁在4月20日的紧急会议上，也对远东舰队派军舰向大使馆运送和平补给品表示了质疑，认为英舰在进入长江前应从国共双方那里都获得安全通行的保证。
　　保守党要求政府报复解放军，但政府采取了冷静的克制态度，坚持通过谈判来解决。英国政府根据梅登较为客观的报告，认定事件并非是中共高层有意为之，完全是一次偶然事件，所以英国政府连抗议都没有提出。但英方并不觉得自己侵犯了中国主权，因为他们认为已征得国民党政府的同意。在回答议员提出的政府是否会为了营救英国人的生命而向中共道歉的质询时，艾德礼明确表示，不存在作出任何道歉的可能性。
　　中方也注意到了英方的反应，对前线部队向外国军舰开火作了专门的规定，要求部队没有中央的命令，不得向外国军舰开炮。中央军委也确定了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方针———只要英方承认“不得我方许可擅自进入人民解放军防区，且与国民党兵舰及南岸陆军勾结在一起，向我军进攻”。
　　鉴于被困的“紫石英”号官兵供应短缺，英方十分焦急，希望早日与中共高层直接会谈，但由于双方没有外交关系，中方不承认英方外交人员的身份。英方通过各种渠道与解放军高层接触，均未成功。中方把这一事件定性为地方问题，坚持由双方前线军队指挥官协商解决，并派驻镇江的八兵团炮三团政委康矛召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但英方不愿进行低层次谈判。布朗特致函解放军镇江地区最高官员、八兵团政委袁仲贤，希望进行高层外交界谈判，但无结果。
　　握有主动权的中共中央并不愿意在这一事件上陷入没完没了的纠纷。中央军委作出了让步，决定将认错、道歉、赔偿等问题与“紫石英”号开走修理问题分开处理（《周恩来军事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644页）。6月20日，袁仲贤会见了英方谈判代表、英国驻华武官助理、“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将中方的态度告知了英方。克仁斯注意到，在提到紫石英号时，中方并没有用“侵入”二字，而是用了“擅自闯入”一词。克仁斯与拉福·斯玳文逊非常兴奋。首相艾德礼与海军部都准备接受这一妥协方案。解决紫石英号事件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
　　6月23日，英内阁对这件事进行了讨论。但内阁争论后并没有作出结论，只是授权外交大臣霍尔与海军大臣贝文协商后做出决定。霍尔与贝文研究后基本达成了一致，即尽量使中方代表同意使用“不幸进入”。作为底线，可以接受“擅自闯入”，尽可能不使协议流产，并将这一意思电告布朗特。但当布朗特迟到地将底线告诉克仁斯时，已经有些晚了。在7月5日的新一轮谈判中，根据中央的决策，中方代表康矛召坚持英方必须在换文中写上“未经允许”、“侵入中国内河”并明确承认“基本错误”。
　　英国内阁对此坚决反对，不承认“紫石英”号等沿江行驶是一个“基本错误”。贝文只承认是“误会”。英国政府甚至考虑将此事提交联合国讨论。内阁倾向于由布朗特替代克仁斯，直接与袁仲贤将军会谈。布朗特也愿意亲自出马，由克仁斯作递信人。但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谈判陷入了僵局。

　　逃跑
　　由于谈判毫无成效，逃跑就成为布朗特开始考虑的一个问题。7月下旬，宁沪杭地区将有一次大的台风经过，布朗特认为这是逃跑的极佳时机。他一面让克仁斯与中方代表谈判以作掩护，另一方面积极准备逃跑事宜。7月29日，布朗特将这一决定告诉了海军部。但海军部和外交部均表示反对。外交部认为，这样冒险的行动会给英国在今后红色中国的利益，甚至可能会对英国人的生命带来严重影响。
　　事实上，中共方面对“紫石英”号的逃跑，持默许态度。在无法获得英国政府的认错和道歉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不愿因此耗费过多的精力，下达了仅限于解放军前线高级指挥员知道的“紫石英”号逃跑时“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的秘密命令（康矛召：《英舰“紫石英”号事件》，载《渡江战役》，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777页）。但中方认为，如英国采取武力威胁方式，那就决不能让“紫石英”号逃跑掉。中共中央后来命令，如果英舰接应“紫石英”号或“紫石英”号擅自逃跑，则给予坚决打击，但在打击“紫石英”号时不要将其击沉。
　　7月30日夜，未经英国政府许可，事先也未向布朗特及拉福·斯玳文逊请示，“紫石英”号代理舰长克仁斯根据不期而遇的有利时机，临时决定率舰潜逃。“紫石英”号强行靠近此时正好驶过镇江水面的中国江陵解放号客轮，以此作为掩护。当解放军发炮警告其停驶时，“紫石英”号悍然开炮，并撞沉木船多艘，逃出长江。英国外交部对“紫石英”号未经政府批准擅自行动极为不满。但布朗特决心替克仁斯承担责任。在布朗特的努力下，英国海军部发表声明，指出此次逃跑事件是“远东舰队总司令授权”。“紫石英”号逃跑后，中方反应平静，除了予以谴责，此外再无进一步反应，也不提及英国外交部在“紫石英”号逃脱后发表的声明中所说的“仍然准备在适当的级别上讨论4月事件的责任问题”。一场引人注目的国际纠纷，就这样以英舰逃逸而结束。

图为被解放军击伤后搁浅的“紫石英”号, 这是解放军与英军首次大规模(动了炮)交火.

idiotor

idiotor注:
0. 义和团运动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 照说该没有这样的运动:那时列强在中国多有影响啊, 中国政府多听国际主流的话啊(人家要多少钱, 就给多少钱!),中国百姓怎么还是那么苦难呢?
1. <辛丑条约>在某些人眼中是不是"不平等条约"?   如果承认它是不平等的,那列强拿到的钱就是掠夺,不管它们用那些钱干了什么, 都不改变它们对中华民族所犯侵略和掠夺罪行!
2. 如果有人认为<辛丑条约>是正当的, 那你满可以对美国人用中国白银办几所大学的崇高善行"感恩待德"大加歌颂了. 日本没还钱, 是依国际法办事, 正当之至.



列强退还的庚子赔款及用途(转贴)

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 难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款项本息合计 982238150两白银，由1902年起至1940年止，分39年还清，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进款作抵押，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 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庚子赔款，超过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近代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总共支付的战争“赔款”为16亿多两白银。在所有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掠夺中国的财产最多。

    1901年签定的《辛丑条约》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美金2400多万元。

    1906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白宫向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建议，用清朝政府的“庚子赔款”在中国兴学和资助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推动之下，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赞助中国教育的谘文，1908年5月25日由国会通过。

    1908年，美国正式宣布退还“庚子赔款”的半数，计1160余万美元给中国，作为资助 留美学生之用。为了开展派遣留美学生工作，清朝政府于1911年在北京开设了清华留 美预备学校，1924年改名为“清华大学”。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4）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 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 影响了后来者。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l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Herriot），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Lepine）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 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最后说一句，在美国的带领下各国纷纷退还赔款，用于中国教育和文化交流事业，唯有日本一分未还。

[ Last edited by idiotor on 2004-2-13 at 15:46 ]

idiotor

此系转贴

http://69.41.161.6/HuaShan/RECS/killem/gbcurrent/105403.shtml



俺猜测唯一的一条道儿无非是：
老毛为培养儿子做接班人，让儿子去战场上镀镀金。
也就是傻右们拿出了文革极左的惯用伎俩：狂猜动机。（今天的白卫兵就是当年的
红卫兵嘛）。
这些姑且不论，也不论就算要镀金，又有什么错（镀金和儿子接班是必然关系吗？）。
咱们就事论事就谈这动机。

这镀金说的致命伤在哪儿？在弱智们马后炮。
５０年后，弱智们再ＳＢ也知道，朝战中国赢了（至少没输），中国在朝战中至少挣了
脸。于是参战的也就有金可镀。

如果动机以镀金为主，一定要找个金子可能性大的地方去。
比如说共军横扫国军如卷席时，小毛可以去镀金。
比如说美军二打伊拉克时，小小布什可以去镀金。
比如说志愿军三次战役打得顺手，全世界震惊时，小毛可以去镀金。

可５０年小毛踏上战场时是个什么情景？
美国，全世界超强。
中国，百年来对列强几乎没有不惨败惨逃过。
在当时那个场景，有谁预测得到中国能赢？
中国的决策层，除毛，周，彭力主出战外，别人全都认为中国不可战（输面儿太大）。
老毛为出兵之事，几夜几夜不合眼，不止一次说过“大不了，中国晚解放几年，我们
再去打游击”。
这种输面儿极大，冒生命危险的事儿，亏耍嘴皮子的ＳＢ文人们想得出这是个镀金的机会。
下次有这样镀金的机会，你也去去何妨？省得ＳＢ们整天在边儿上嫉妒人家去镀金。

既然都是猜测动机，老毛的原话更贴近事实“我力主出兵，我的儿子不去，别人的儿子
谁还去？”（意录，非实录）。这至少要比那“镀金”的傻泡儿动机说更符合逻辑一些。

呵呵，慈禧，李鸿章，袁世凯没有派自己的儿子上战场，
孙中山，蒋介石没有派自己的儿子上抗日战场，
邓赵朱的儿子不仅未上战场反而去了商场。
唯有老毛派他的儿子上了战场，抵抗异族侵略的战场，而且把一腔血洒在了那里。
呵呵，一大批弱智就对老毛的儿子不顺眼，以自己那卑鄙龌龊的心，以自己那智商不高过
畜牲的脑去意淫英烈的动机。

我不笑你们的无耻－－无耻是你们本性。
我只笑你们的ＳＢ－－读几本书，说几句漂亮话，就以为别人看不出你们弱智，看不出你们无耻？

ＫＩＬＬＥＭ

idiotor

注,近来也有不少人独立反思后,发现"毛内战内行,外战外行"- 抗日还是蒋公比较出力, 那就看看历史:


题:
国民党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能怨谁


大陆出来的人，都知道"国民党不抗日"，以及"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可现在又有人说，这全是受了共产党的欺骗，事实上共产党才不抗日，而国民党是抗日的中坚。
大陆来的人，咋一听颇有新鲜感，再一听似乎也有些道理。
不是吗？大多数人谈到抗日战争，除了平型关大捷，就只剩下一连串电影了。从"平原游击队"和"铁道游击队"到"地道战"和"地雷战"，再加一个"狼牙山五壮士"。当然，"鸡毛信"和"小兵张嘎"在幼年的心灵中也曾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或许，至今那小妞甜甜的"嘎子哥"犹余音绕耳呢。
回想过去，我们至少对"台儿庄大捷"不甚了了，更没有听说过还有什么"昆仑关大捷"。再以抗战开始时全国陆军的兵力来看，近200个师中共军只不过占了3个，还有海军和空军呢？光凭着共军的那点儿兵就能抗日，也太托大了吧？
再说，连毛泽东也感谢日本的侵略，则共产党"不事抗日，专事乱中夺权"该是铁板钉钉，再不能翻身了。看来，反共人士对张学良的愤怒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抗战，共党哪能坐大？如果没有抗战，大陆怎能沦陷？如果没有抗战...
但是仔细一回味，又不对了。"如果没有...如果没有..."，说穿了，不还是"抗日误国"，只能"不抵抗"吗？

一次在纽约欣赏"黄河大合唱"音乐会时，碰到一位来自台湾的文化界老人。说起"黄河大合唱"他特别激动，他第一次听到这曲子是在五十年前的抗战时期了，他的中学音乐老师教会了他。后来那位音乐老师去了延安，说到此，他不由得十分感叹地说，当年的好青年都是共产党啊！
其实同样意思的话，在刘宾雁先生那里早就读到了。那是他在忏悔早年受共产党欺骗而误入歧途时说的。他说，因为当时看到的只有共产党的书，所以云云(大意)。可见当时的共产党对青年人确实有吸引力。
对于红旗下长大的几代人，怪罪于共产党的欺骗当然毫无问题，然而认为三四十年代共产党的舆论也能一手遮天，那就不免自欺欺人了。

可惜的是，当年的国民党，就落了个"不抗日"的骂名，以至于国共再次合作一成功，大批的青年就从全国各地奔向延安。用现代的语言叫"用脚投票"。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边..."那伤感的歌声催人泪下。首开记录，使全国上下痛切体会到南京当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误国的是"九一八"事变。
1931年春以来，日本在东北地区相继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并公开在沈阳街头搞军事演习，其侵吞东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可是，那位蒋先生想的却是："今日中国唯一之敌人为赤匪。"(6月5日在南京立法院讲话)"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7月蒋给张学良电)
因此，7月24日蒋发表《告国民书》称："排日运动，荼毒国家，并损坏政府而已。"取缔了在南京等地举行的抗日集会。
然而，日本的侵略步伐并不因南京当局的妥协退让而稍缓。老蒋自己不抵抗，就只能依赖国联了。
8月16日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铣电，声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千万不要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9月12日，事变前夕，蒋介石特地前往石家庄召见张学良，当面指示："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完全将东北军置于索手就戳的地步。
9月18日，柳条湖一带日军炸毁南满铁路的轰响刚过，南京军委会立即电示东北军当局，称："关东军在南满附属地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阵地，切勿妄动，以免误令。切切此令。"致使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坐以待旦，静候日军演习结束。
为了表示不抵抗之意，不仅张学良早就下令收缴军械入库，辽宁政府更于凌晨3时打开沈阳城门，以至于日军于破晓时分从洞开的城门堂而皇之入城。甚至当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时，荣臻还命令驻军"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鼓吹"以公理对强权"，"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使得日军在短短的4个多月中，侵占了东三省全境，32年3月1日，满洲国粉墨登场。
而蒋介石满怀期望的"国联"调停，最后却弄出一个《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该报告书纵容侵略，反对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主张东北实行自治，由国际共管。名义上虽属于中国，中国却不准在东北驻军。即使这样的调停最终也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当时，中国军队在东北地区占有明显的优势，在人数上8倍于日军。如果国民党当局全力支持东北军抗日，区区2万多日军是不难对付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军方势力的一场军事冒险，正是国民党奉行的不抵抗主义使日本侵略者侥幸获胜。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宝孝良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就透露："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军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利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控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于应付矣。"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声名狼藉。张学良首当其冲，得了个"不抵抗将军"的美称；蒋介石难辞其咎，被迫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从此再无人敢公开鼓吹"不抵抗"。

国民党再次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出其不抗日的真面目是在次年发生的"一二八"事变。
32年初，日本又在上海滋事，军队和装备源源不断运往上海，准备挑起战端。驻沪的十九路军积极布防，准备自卫。全国舆论也一致主张抵抗，而南京政府却仍无抵抗决心。此时蒋介石名虽下野，实际上仍然操纵着大计。一二八前夕，何应钦于1月24日赶到上海，要求十九路军按日方无理要求，后撤三十公里，且担心十九路军"行动越轨"急于下令该军换防调离。1月28日夜，日军向闸北驻军发动突然袭击，驻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抗击，经过一昼夜的战斗，日军屡攻屡败，付出了伤亡800人的代价，被迫缩回租界。
淞沪战起，上海各界民众和国内外同胞冲破南京当局的种种限制，热情支援前线，各种战地服务队亲临前线，50多支义勇军共2万左右活跃在前线和后方协同作战。相反的是，十九路军不仅未得到军政部一枪一弹的补给，反而欠发十九路军军饷600余万达8个月之久，甚至要将国内外同胞的捐款抵充军饷。
十九路军一再要求南京政府增援，驻守京沪、京杭线的国民党军官兵也纷纷要求赴沪参战。何应钦却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直至最后，仅有张治中获蒋介石批准于2月16日率领第5军投入战斗。2月21日军政部更通令各部队："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致使京沪、沪杭线上国民党军6个师任凭十九路军苦战而坐视不救。
淞沪战争中，国民党海军更置身事外。驻沪海军居然按蒋介石授意，与日军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本舰队也不攻击中国舰队，以维友谊。"岂非咄咄怪事。使得日军的兵力和物资源源输沪，畅通无阻。
十九路军等部以装备简陋的7万之师，抗击优势配备的8万之敌达33天，迫使日军三易主帅。中国军人的爱国激情、牺牲精神和英勇战斗，在国际上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一位美国军官观战后评论："果使中国军队一心一德，坚持到底，则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
3月初，十九路军终因后援不继，退守待援。
老蒋的希望仍然寄托于国联的调处，极力谋求对日妥协。3月2日，趁两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南京当局赶紧接受了停战条件，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告终。从此上海成了不驻中国军队、不准有抗日组织和抗日活动，由英美法等列强共管的自由市。而违令抗日的十九路军被强令离开京沪，成为蒋介石整肃的对象，种下了以后福建事变的前因。
《淞沪协定》签字后，激起全国上下愤慨莫名。当天上海的《时事新报》评道："国民主战而政府不战，国民激昂而政府卑怯，国民力援十九路军，而政府坐误戎机，国民纷纷组织义勇军，置身火线，而政府拥兵200万，参战者不过四十分之一，国民反对议和而政府毅然签字，则一切责任，显然独在当局。""如此协定，谓未屈服不可得也！谓未辱国丧权不可得也！"
老蒋"不抵抗政策"连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依据遭人唾弃。各界知名人士纷纷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王造时撰文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

第三次是国民党当局自己不愿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以重兵压境破坏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
33年日本侵略之势直逼华北。热河之战，又以国民党当局妥协，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告终。5月，停战协定还在谈判时，日军侵占了察东多伦等地，全省危急。以冯玉祥为首一批爱国将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毅然与中共合作，在张家口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26日正式宣告成立，通电全国，誓师抗战。
6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受命指挥北征军出发，义旗所指，所向披靡，出师后10天之内，连克察东3城。尤其是7月7日开始的多伦之战，吉鸿昌亲率敢死队，袒臂冲锋，血战5昼夜，伤亡官兵1600余，终于收复了察东重镇多伦。
抗日同盟军以新组的军队，残破的枪械，一举收复察东4县。捷报传来，全国振奋。
正当抗日同盟军为收复失地而浴血奋战时，蒋介石、汪精卫却在加紧策划扼杀抗日同盟军。他们一方面进行造谣中伤，诬蔑冯玉祥联俄投共，一方面调兵遣将，用武力胁迫。到7月底，共调集16个整师，与日伪对抗日同盟军形成夹攻之势。他们封锁平绥路，切断同盟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给同盟军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他们还派出大批特务，在同盟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暗杀破坏工作。最终，冯玉祥不忍自相残杀，忍痛于8月撤销同盟军，部队接受改编。
一度轰轰烈烈的察哈尔抗战被国民党当局扑灭了。冯玉祥重回泰山闭门读书，吉鸿昌、方振武先后被蒋介石杀害。
同时期签订的《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三省和热河的占领，从此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全国各阶层人民，包括国民党爱国人士群起反对，谴责蒋介石当局卖国行为。天津《益世报》愤怒呼号：如此卖国协定"中国竟肯签字，竟敢签字！"

事不过三。到如此地步，国民党当局还能不落下"不抗日"的骂名，真要成为天下奇迹了。
而国民党当局却变本加厉，加紧迫害要求抗日的爱国同胞。他们杀"人权保障同盟"杨杏佛在先，囚救国会七君子在后。35年老同盟会员续范亭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不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震动全国。36年张杨两将军被迫实行兵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到此就完全破产了。

从31年到37年，许多国民党将士为了抵御暴日的侵略，浴血奋战。32年淞沪抗战，33年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36年绥远抗战，以及马占山、李杜等东北义勇军，却终不能洗脱国民党不抗日的恶名，盖因为老蒋为首的国民党当局之故也！

至于要说老蒋卖国，确实也有点冤枉他。可惜他的爱国方式是："若与日战，5日即可亡国。"而满清遗老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就说得更明白了："不用说东北军队，就是全国军队也难以打垮日本。在中国历史上，凡是来了外患，都是在战争中打亡国的，没有谈判亡国的。"
乌呼，且不论"落后就要挨打"的正确性有多少，到了中国的腐朽分子那里，更变成为"落后只能挨打"了。从李鸿章下来，这倒是一脉相承的。想李鸿章以年迈之躯，不辞劳苦，孜孜为国与列强讨价还价，终不免以丧权辱国而载史册。后来的当政者，慎之！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