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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下岗的时候真是挺难的，单位里给很少的补贴，两、三百元。当时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下岗的人实在太多了。政府有一个指导就业的机构，像我后来就找了保洁员这份工作，一个月700元，”张女士神色坦然，“现在我在厂里已经退休了，每个月拿退休金有1000多元。虽然也远远赶不上老师、公务员他们的工资，但总算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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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当时下岗是一步一步地，刚开始三十工龄还没到的时候就叫一些人回去了，回去之后给们一些生活费，后来‘4050’政策出来，大批的人都回去了。我属于‘大批人’里的一个。”张女士回忆当时下岗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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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给记者算着帐，“上海纺织企业很多的，光上棉厂就有30几个，还有很多针织企业等等。基本上纺织企业的大多数员工都下岗了，你说有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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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76年参加工作的，刚刚工作的时候，厂里的待遇还可以，到了后来，纺织行业不景气，98年的时候我们企业员工开始就下岗了。”谈到下岗，张女士有些迟疑，“当时向我的这种情况很多，光我们厂当时下岗的就有3，4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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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今年51岁，是原来上海国棉19厂的下岗职工。“现在学校里纺织厂的下岗过来的保洁员挺多的。”张女士边扫着地上的落叶边说，“这个活以前是两个人做，现在放假了，由我一个人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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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老百姓吃得起苦，什么都干，轻松的工作找不到，辛苦一些的工作还是能找到”。5月1日下午3点，杨浦区邯郸路保洁员张女士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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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资料，到今年6月底，中国国有企业累计下岗职工已经达到2611万人，其中91%进入各企业自办的“再就业中心”，依靠政府和企业发放的基本生活费维持生活，但实现再就业则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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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陈同文一样，这一批失业者往往有2次失业经历；而第三次就业高峰造成相当的家庭“三世同堂”的职业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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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女士认为，她们这一代人是“比较苦、比较郁闷”的一代——很多知青返城后，又赶上了90年代的下岗。“真的像投胎似的，投错了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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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因为散居，无法统计准确的在业数字，但是，肯定是大部分离岗了。”上海市民政部办公室一人士匆匆对付了记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