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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浙江经验”看“苏北振兴”的节点zt
任凭经济因素的自由生长，必然会形成普遍的不平衡状况，认识如今形成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状况，不能无视这一点，而力图推动欠发展地区跟进发展更是无法跳过这一关。浙江及浙商群体正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声势，加速累积自身控制的财富，巩固并进一步使财富分配态势更有利于自身及其后裔。发生与浙江和浙商身上的这种改变，指称其为权贵资本主义并不令人信服，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之外的因素所起的作用并不明显，几乎始终是纯粹经济行为或市场行为在起作用，这也延续着以往浙商财富萌发、扩张和壮大的一贯逻辑。浙江的崛起，鲜明地反映了面对计划经济体制行将破产时，地方政府“姑息”民间自发的类市场、准市场或真市场行为的胜利，是基层政权尊重自发市场力量和理性地认同、引导经济因素至上的胜利，当然，更是浙江人辛勤本色和逐步壮大的良性民间力量的胜利。在其他地方忽视“市场”的时候，浙江人发现了“市场”；在其他地方行政力量敌视“市场”时，浙江保护着重新初步萌发的“市场”因素；在其他地方对“市场”主导还在动摇时，浙江人强固了“市场”导向；在其他地方下定决心重新找寻失落的“市场”时，浙江人已经熟稔了驾驭“市场”的规律，占牢了先机；在其他地方力图重建“市场”优势时，浙江人已经在着手构建市场时代后期和后市场时期幻想可供其一劳永逸的新优势。作为计划经济时期的落实省份和贫穷群体，浙江的崛起及其在中国诸多省市区经济排名的后来居上，浙江商人从无到有、迅速扩张壮大并成为中国最雄厚的地域、民间资本集团，源于许多机缘，但最根本的还是浙江人特别是逐步形成的浙江商人自身的特点：一是“早”，一是“快”，一是“狠”，一是“实”；方向看得准，机会抓得狠，力道下得巧，先机占得牢。
然而，必须清醒地是，浙江奇迹的成全却只能发生于中国。浙江经济奇迹固然有赖于浙江人自身原先拥有的素质、资源，但更得依托于中国这个宏大的背景。中国这个广大的背景和特定时期中国中央政府的政策选择，为温州、台州、义乌以及整个浙江的迅速崛起提供了无法被替代的可能性。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有一个共同的外在表现，就是“借用外来资源来增殖、升值，并最终成为资本高地”。无论西欧、还是美、加，抑或日、韩，甚至中国的珠三角、长三角，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人力、技术、资本密集与劳动力、能源、原材料汇集相映成辉。运用外部资源成功地跨入可用“发达”指称的行列，有很多种形式。对于后进地区突围式的发展，除了坐拥一定的不可复写的资源搞“守株待兔”式的发展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路径：“将劳动力变幻成介于劳动力、技术专门人才、资本家之间的高素质人力资源新类型推向远离家乡的地区，从而使他们活跃起来，进而打造家乡、外地和家乡外地之间的有效、快速的人员、资本流动，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增加资本存量，从而实现其介入地区的局部繁荣，并延及其原居住地区的相对于外地的富裕”。在这样的格局中，形成的以原居住地区情结为纽带的民间力量，是跨地区的，与某个地区的官方来说，可能处于劣势，然而一旦置于全国一盘棋的环境中，面对各自为政的地方行政当局，优势顿现，与任何一个地区和土著民间力量博弈，便不会落入下风。浙江省内的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浙江人或称浙江资本在省外创造的生产总值也超过1万亿，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浙江人在省内外无意中形成的较有益于浙商产生、发展、壮大的这种民间力量博弈格局。这种格局的对立面，不仅是包括原居住地区的各地地方行政当局，也包括浙江省外可能与浙商形成竞争关系的各地土生民间力量。
正如欧美庞大的市场和生存空间成就了颠簸流离却又富有危机意识的犹太人一样，正如东南亚相对广阔的地域空间和潜力成就了远离家乡下南洋谋生的如今东南亚华人的先辈原先华南农民一样，近来在中国经济版图上之所以迅速崛起的浙江人地域商业群体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庞大中国提供的潜在巨大市场和各地对市场机制心存疑虑下遗漏出来的难得发展机会。与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国土相比，10万的浙江省，只占1%多；与13亿中国人相比，4800万的浙江人，只约占1/30。跳出浙江，走向全国，拥有资本相对集中、资本增殖经验相对丰富的浙江人就如同海阔天空凭鱼跃，赚取全国人的钱物，即使不如囊中取物般简便，也不会难比常人跑步行军，更何况今日许多并不明智地区相对饥渴的招商引资姿态和行为还在间接地为浙商资本神话添薪加油。与浙江人先占的优势相比，各地与浙江人竞争已成劣势，与浙江人固有的并在市场洗练中已经被无形放大的精明相比，各地早失招架浙江资本猛烈攻击、与之短兵相接的抵抗潜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地域商业集团，后发地区不能指望靠与浙商群体赤膊上阵、同台竞技而后来居上，这样的结果只会招致更大的发展挫折，欲速则不达。后发地区要想发展，必须研究先发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可行机制。任何发达地区走向发达的历程并非无章可循。力图推动后发地区的政府不要把先进地区神话成资质远超于自己的异域，更不要因此自认为本地永远赶不上发达地区而自暴自弃。在加快“苏北振兴”进程中，苏北各地要避免自己简单地成为供给浙商资本更迅速壮大的平台，而使自身继续处于地区发展不平衡态势的下端：刚提出“苏北振兴”口号的江苏特别是苏北更该警醒。然而研究了经验，并不代表在现下简单遵循这一经验，复写这一历程就可简单奏效，甚至是立竿见影。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不同的时代不一定相同。把握当今时代后发地区加快发展的契机，显然应该任重道远。但无疑，回溯浙江经验特别是原先的浙江落后地区迎头赶上并后来居上的经验，可以增加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信心并可以提供一些可供示范的素材。
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实体，除非能有比韩国、台湾更好的发展战略和比韩国、台湾更好地得到美国扶持的理由，否则，浙江的发展是不可能有如下作为中国一个省份发展的便利。地处中国，却又在经济发展策略上采取了相对于其他省份更为变通的方式：基本的因素在民间，但关键的因素却在地方政府。在中国背景和浙人传统的条件下，正是地方政府在某一阶段相对于国内其他地方政府更加开明的行政努力，才成就了浙江企业家、浙江资本的壮大繁荣，并使他们贴上了机制上相对灵活、方式上更接近科学的标签。倘若，浙江人离开越地要办签证，浙江商品销往外省要加关税，且动辄要被冠之“倾销”，谋生省外的浙江人时不时被引发的反浙浪潮淹没使财富缩水，……，浙江是否能延续甚至能不能出现今日浙江的经济奇迹都将大打问号。事实上，正如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真正公平的乌托邦幻想一样，经济上的不同区域同步发展也是不可能达到的理想状态。总有先来后到的排序。在整体的发展中，总有一块或几块先发展起来的地区，浙江无意中幸运地成为了这样的地区。浙江的富庶与其他省份比较而言，浙江人的富裕与其他省份民众的一般生活相比而言，在发达的背后总晃悠着欠发达地区无意中类似于区域间被剥削般地为温州商人、浙江商人的富庶作出贡献的影子。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需要几倍于自身面积和人口的地区来作为市场腹地和资源支撑。与苏北反差的存在，苏南才显得更加繁盛。浙江人资本积累的越快，浙江省外的一些地区和民众间接流失的财富亦就可能越多。对于中国来说，希望浙江在依托了国内的市场、资源赚足国人钱钞，盘足资本积累后，应加速向海外扩张，并通过在海外赚取的利润差额来反哺国内。而整个这个过程对国内其他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而言，无疑是一个全程的示范和不需过分编造的教材。
对于全国来说，不再可能指望每一个地区都能像浙江，像温州那样发展。像温州一样发展，活力固然将非常充足，但不稳定因素亦多。温州模式直到今天仍然是局部单个后发展地区迅速赶超不二的法宝，但被提倡的声势却逐渐式微，远不如前两年。前一阶段，媒体宣传温州发展在浙江省内增幅排名的下滑，只是托辞，更深层的原因是：“全国没有更多的空间为更多的“温州”提供充足的市场腹地，平摊过度的发展成本。”相对于温州模式来说，对于国内大部分地区，遵循苏州模式（或新苏南模式）难以迅速崛起，仅可勉强应付阻止不稳定的危险，但对全国一盘棋的大局来说，却更有意义。对某一个地区来说，活力更重要，但对于全国大局来说，活力至上，却未必是好事。否则，可以导致亢奋的毒品被禁止的理由就要少了关键的一条。温州模式对于某一个想迅速赶超的地区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十分可行的路径选择，但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有如此后进地区的国家却不可行。正如“个体的合理不代表整体的合理”，“局部的最可持续不代表整体的可持续”。这在近期对待温州模式和苏州模式可谓最高褒贬的态度上也可得见主流的指向变换：前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已从陕西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转任省委（第一）副书记、省长，而早于陈前往四川履新的前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蒋巨峰仍是四川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巨大的中国，巨大的发展差距，对主政中央与主政地方的确会有不同的要求。在一个省之内也同样如此。中央提出的策略、措施利于全局，但不一定必然利于地方；省里提出的利于全省，但也不一定利于县市。如何去认清这种经济发展的差距，及如何推动本地发展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则蕴涵着很深的玄机。如何解开这个难题，显然要因人、因地、因时而异。但要找出其中的奥妙，最根本的还是要地区领导同志在体认清楚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的经验的基础上，从当下的形势和本地的实际及个人的为民众、为地方服务的信念出发，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迅速崛起、持续发展的可行道路。对于后进地区，政府的勤勉是需要的，但这种勤勉能不能发挥出积极的效应，还取决于方向。勤勉对于想干事的地方政府不是难事，但抓准方向则不是易事。要想让“振兴苏北”不仅仅只是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口号，固然需要省里的作用，更需要每个县市头头脑脑们足够的智慧。
5月4日、5日草于苏北灌河口，录入于5月23日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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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24 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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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30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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