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德十年 - 季羡林 in Goettingen

季羡林自述忆当年:《留德十年》

1935年,青年学子季羡林赴德留学,开始了十年羁旅生涯。数十年后,学术泰斗季先生已近耄耋之年,忆及往昔,遂写下一部《留德十年》,以时间的脉络,记述了先生当年抛家傍路赴德求学德经过。在赫赫有名的哥廷根大学,先生几经辗转选定印度学为主修方向,遂对其倾注热情与辛劳,最终获得博士学位,也由此奠定了毕生学术研究的深厚根基。在此过程中,先生饱尝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带来的戏剧性苦难,而于苦难之外,又更难忘学长深思,友人情深。先生虽言“自传”只述事实,不及其余,然“诗与真”并行不悖,洋洋十数万言,生命之诗性本已蕴集期间。


楔子



七十多年的生命像一场春梦似的逝去了。这样的梦并不总是像"春宵一刻值千金"那样轻灵美妙。有时候也难免有惊涛骇浪,龙蛇竞舞的场面。不管怎样,我的生命像梦一般地逝去了。

对于这些梦有没有留恋之感呢?应该说是有的。人到了老年,往往喜爱回忆往事。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当然也不能成为例外。英国人常说什么"往日的可爱的时光",实有会于我心。往日的时光,回忆起来,确实感到美妙可爱。"当时只道是寻常",然而一经回忆,却往往觉得美妙无比,回味无穷。我现在就经常陷入往事的回忆中。

但是,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把这些轻梦或者噩梦从回忆中移到纸上来。我从来没有感到,有这样的需要。我只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伏在枕上,让逝去的生命一幕一幕地断断续续地在我眼前重演一遍,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旁观者,顾而乐之。逝去的生命不能复归,也用不着复归。但是,回忆这样的生命,意识到自己是这样活过来的,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来了,风风雨雨都经过了,一直到今天,自己还能活在世上,还能回忆往事,这难道还不能算是莫大的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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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这本书,真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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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

读后让人悟出不少道理。。。值得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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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mmentar - 季羨林早年的異國戀情

Hier ein Kommentar zu dem Aufsatz


季羨林早年的異國戀情


在哥廷根的日子裏,季羨林飽受轟炸、饑餓、鄉愁的煎熬,有家不能歸,有苦無處訴,一切的不幸與委曲,只能默默地往肚子裏咽。只有在讀書和寫論文時,讓他暫時忘記世間的煩惱。一旦回到住處,孤身獨坐室中,煩惱又涌上心頭,無法排解。這樣的日子一直持續到他離開哥廷根回國。

但是,誠如《紅樓夢》中所雲:“大不幸中卻有大幸。”人生在世,安危相易,禍福相生,也是一條辯證規律。季羨林在哥廷根艱難歲月裏,有一件事情曾給他帶來過前所未有的幸福與快樂,使他的生命之火重新燃燒,發出耀眼的光芒。這便是他與一位德國姑娘之間的一段愛情經歷。

在季羨林住的同一條街上,有一家叫邁耶的德國人家。邁耶先生是一個小職員,為人憨厚樸實,老實得甚至很少說話,在人多的時候,更是呆坐一旁,一言不發,臉上總是挂著微笑。邁耶太太卻生性活潑,能說會道,熱情好客。他們夫婦有兩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大小姐叫伊姆加德,身材苗條,皮膚白皙,金髮碧眼,活潑可愛,年齡比季羨林小一些,當時尚未嫁人,待字閨中。她就是這個愛情故事的女主人公。

邁耶家是一個十分和諧、溫馨的家庭。她家也像歐樸爾太太家一樣,把多餘的房間租給中國留學生住。恰好,季羨林的好友田德望便是邁耶家的房客。季羨林常去田德望住處拜訪,一來二去,便同邁耶一家人熟悉了。季羨林當時不過三十上下,年輕英俊,個子頎長,待人謙和有禮,正在讀博士學位,又說得一口流利的德語。邁耶一家人很快就喜歡上了這個來自中國的年輕人。

但是,季羨林與伊姆加德小姐之間產生戀情,還有另外一段因緣。

季羨林當時正在寫博士論文。他用德文寫成稿子,在送給教授看之前,必須用打字機打成清稿。可是季羨林沒有打字機,也不會打字。稿子因為反復修改,很亂,打字量也很大。適逢伊姆加德小姐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機,而且她很願意幫助季羨林打字。這樣一來,季羨林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幾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季羨林的論文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文字,又修改得很亂,對伊姆加德小姐來說,簡直像天書一樣。因此,伊姆加德小姐打字時,季羨林必須坐在旁邊,以備諮詢。往往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季羨林才摸黑回家。

季羨林獲得博士學位後,又在德國呆了四五年,其間,他又寫了幾篇很長的論文,都是請伊姆加德小姐打字的。所以,直至1945年季羨林離開德國前,還經常去她家打字。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季羨林和伊姆加德小姐之間漸漸產生了感情。就連邁耶太太也看出來了。除了打字季羨林去邁耶家外,後來,邁耶家凡有喜慶日子,招待客人吃點心,吃茶什麼的,邁耶太太必定邀請季羨林參加。特別是在伊姆加德生日那一天,季羨林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羨林到邁耶家,伊姆加德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滿面笑容,格外熱情。邁耶太太在安排座位時,總讓季羨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邊。

季羨林和伊姆加德還常常一起去林中散步,去電影院看電影,去商店裏買東西。兩人並肩而行,邊走邊談,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見面,兩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麗的姿容,悅耳的語聲,嫣然的笑容,使季羨林怦然心動,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動。季羨林初次嘗到了愛情的滋味,心裏充滿激動和幸福的感情。同樣,伊姆加德也流露出對季羨林的愛慕之情。他們同時墜入了愛河。

但是,每當季羨林回到寓所,內心便充滿矛盾與痛苦。他想,自己是一個有妻子,有兒女的人,儘管那是一次沒有愛情的包辦婚姻,但是現在他必須面對這個現實。如果他敞開自己的胸懷,讓愛情的激流涌瀉出來,和伊姆加德由相愛而結合,自己未來的生活大概會是幸福美滿的。但是,那樣做,不僅意味著對妻子、兒女的背叛和拋棄,也意味著把自己的親人推向痛苦的深淵。這是違背他所受的教育和他做人的原則的,是他無法辦到的。反之,如果他克制自己的感情,讓正在燃燒的愛情之火熄滅,又會使已經深愛著他的伊姆加德失望和痛苦,自己也會遺憾終生。兩條路水火不容,沒有第三種選擇。這使季羨林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幸福與痛苦,歡樂與自責的矛盾心理,一直折磨著他。最後,他終於決定,為了不傷害或少傷害別人,還是自己來咽下這個苦果,背起這個沉重的十字架吧。他想,伊姆加德還年輕,她以後還會碰到意中人,還會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她會慢慢地忘記自己的。季羨林雖然作出了這樣的決定,然而理智與情感之間,從來就沒有不可逾越的界線,這段苦澀的愛情始終折磨著他。

1991年,八十歲的季羨林在寫長篇回憶錄《留德十年》時,不知出於什麼考慮,首次披露了他五十年前這段鮮為人知的愛情經歷。他在《留德十年邁耶(Meyer)一家》中寫道: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心裏是什麼滋味,完全可以想像。1945年9月24曰,我在日記裏寫道:

吃過晚飯,7點半到Meyer家去,同Irmgard打字。她勸我不要離開德國。她今天晚上特別活潑可愛。我真有點捨不得離開她。但又有什麼辦法?像我這樣一個人不配愛她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子。

同年10月2日,我在離開哥廷根的前四天,我在日記裏寫道:

回到家來,吃過午飯,校閱稿子。3點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捨,令我不知怎樣好。

日記是當時的真實記錄,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當時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

我就是懷著這樣的感情離開邁耶一家,離開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過幾次信,回國以後,就斷了音問。說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話。l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時,曾打聽過她,當然是杳如黃鶴。如果她還留在人間的話,恐怕也將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還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會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時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沒有了。

然而,故事到此還沒有結束。

據說,近年來,有好事者在讀了季羨林的《留德十年》以後,被這段愛情故事所感動,專程到哥廷根遍尋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最後終於找到了她。當然,今天的伊姆加德小姐,已是滿頭銀發的老人,然而精神矍鑠,風韻猶存。詢問的結果都大出人意料之外:伊姆加德小姐,終身未婚,獨身至今,而那臺老式的打字機依然靜靜地放在桌子上。

季羨林在無可逃遁的厄運面前,為了不傷害別人,把已經降臨的愛情忍痛拒之門外,自己背起這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六十餘年來,他心中的愛情火花並未熄滅,只不過深深地埋在心底,不為人知罷了。在後來漫長的歲月裏,他獨自默默地承受著心靈上時時襲來的痛楚與折磨,個中滋味,恐怕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外人是無法揣摩的。這又不能不讓人為之扼腕長嘆!

季羨林平時給人的印像是不茍言笑,一臉嚴肅,其實他是一個感情極為豐富、充滿愛心的人。只要讀過他的散文的人,都會有同感。季羨林還是一個先人後己的人,他曾經說過:“我認為,能為國家,為民族,為他人著想而遏制自己本性的,就是一有道德的人,能夠百分之六十為他人著想,百分之四十為自己著想,就是一個及格的好人,為他人著想的百分比越高越好,道德水準就越高。”凡是與季羨林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為別人著想的比例遠遠超過百分之六十,而為自己著想的比例則遠遠低於百分之四十。從這出苦澀的愛情悲劇中,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了。

本文節選自張光璘所著《季羨林先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千龍文化 200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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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2)

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2)


Hartmann(哈特曼)去了。他先祝贺我的考试,又说:Prof.Krause对我的论文又赞不绝口,关于Endung matha(动词语尾matha)简直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他立刻抄了出来,说不定从这里还可以得到有趣的发明。这些话伯恩克(Boehncke)小姐已经告诉过我。我虽然也觉得自己的论文并不坏,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得了。这样一来,自己也有点飘飘然起来了。

关于口试和论文,就写这样多。因为这是我留德十年中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写多了。

我为什么非要取得一个博士学位不行呢?其中原因有的同一般人一样,有的则可能迥乎不同。中国近代许多大学者,比如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郭沫若、鲁迅等等,都没有什么博士头衔,但都会在学术史上有地位的。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可这些人都是不平凡的天才,博士头衔对他们毫无用处。但我们心自问,自己并不是这种人,我从不把自己估计过高,我甘愿当一个平凡的人,而一个平凡的人,如果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头衔,则在抢夺饭碗的搏斗中必然是个失败者。这可以说是动机之一,但是还有之二。我在国内时对某一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留学生看不顺眼,窃以为他们也不过在外国炖了几年牛肉,一旦回国,在非留学生面前就摆起谱来了。但自己如果不也是留学生,则一表示不平,就会有人把自己看成一个吃不到葡萄而说葡萄酸的狐狸。我为了不当狐狸,必须出国,而且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这个动机,说起来十分可笑,然而却是真实的。多少年来,博士头衔就像一个幻影,飞翔在我的眼前,或近或远,或隐或显。有时候近在眼前,似乎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有时候又远在天边,可望而不可即。有时候熠熠闪光,有时候又晦暗不明。这使得我时而兴会淋漓,时而又垂头丧气。一个平凡人的心情,就是如此。

现在多年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我立即又想到自己的国和家。山川信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适逢1942年德国政府承认了南京汉奸汪记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公使馆被迫撤离,撤到瑞士去。我经过仔细考虑,决定离开德国,先到瑞士去,从那里再设法回国。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张天麟那时住在柏林,我想去找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可想。决心既下,就到我认识的师友家去辞行。大家当然都觉得很可惋惜,我心里也充满了离情别绪。最难过的一关是我的女房东。此时男房东已经故去,儿子结了婚,住在另外一个城市里。我是她身边惟一的一个亲人,她是拿我当儿子来看待的。回忆起来她丈夫逝世的那一个深夜,是我跑到大街上去叩门找医生,回家后又伴她守尸的。如今我一旦离开,五间房子里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冷冷清清,戚戚惨惨,她如何能忍受得了!她一听到我要走的消息,立刻放声痛哭。我一想到相处七年,风雨同舟,一旦诀别,何日再见?也不禁热泪盈眶了。

到了柏林以后,才知道,到瑞士去并不那么容易。即便到了那里,也难以立即回国。看来只能留在德国了。此时战争已经持续了三年。虽然小的轰炸已经有了一些;但真正大规模的猛烈的轰炸,还没有开始。在柏林,除了食品短缺外,生活看上去还平平静静。大街上仍然是车水马龙,行人熙攘,脸上看不出什么惊慌的神色。我抽空去拜访了大教育心理学家施普兰格尔(E.Spranger)。又到普鲁士科学院去访问西克灵教授,他同西克教授共同读通了吐火罗文。我读他的书已经有些年头了,只是从未晤面。他看上去非常淳朴老实,木讷寡言。在战争声中仍然伏案苦读,是一个典型的德国学者。就这样,我在柏林住了几天,仍然回到了哥廷根,时间是1942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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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1)

完成学业 尝试回国(1)


精神是苦闷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我的学业仍然照常进行。

在我选定的三个系里,学习都算是顺利。主系梵文和巴利文,第一学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讲梵文语法,第二学期就念梵文原著《那罗传》,接着读迦梨陀娑的《云使》等。从第五学期起,就进入真正的Seminar(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的老师H. 吕德斯(H.Lüders)和他自己都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他同我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定为研究《大事》(Mahāvastu)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我从此就在上课教课之余,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我的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真正是诲人不倦,第一次上课他就对我郑重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我,一个是《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最后是吐火罗文,他是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就这样,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期间,我就一方面写论文,一方面跟西克教授上课。学习是顺利的。

一个副系是英国语言学,我也照常上课,这些课也都是顺利的。

专就博士论文而论,这是学位考试至关重要的一项工作。教授看学生的能力,也主要是通过论文。德国大学对论文要求十分严格,题目一般都不大,但必须有新东西,才能通过。有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已经待了六七年,学位始终拿不到,关键就在于论文。章用就是一个例子,一个姓叶的留学生也碰到了相同的命运。我的论文,题目定下来以后,我积极写作,到了1940年,已经基本写好。瓦尔德施米特从军期间,西克也对我加以指导。他回家休假,我就把论文送给他看。我自己不会打字,帮我打字的是迈耶(Meyer)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Irmgard),一位非常美丽的女孩子。这一年的秋天,我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因为梵文字母拉丁文转写,符号很多,穿靴戴帽,我必须坐在旁边,才不致出错。9月13日,论文打完。事前已经得到瓦尔德施米特的同意。10月9日,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戴希格雷贝尔(Deichgraeber)教授。德国规矩,院长安排口试的日期,而院长则由最年轻的正教授来担任。戴希格雷贝尔是希腊文、拉丁文教授,是刚被提升为正教授的。按规矩本应该三个系同时口试。但是瓦尔德施米特正值休假回家,不能久等,英文教授勒德尔(Roeder)却有病住院,在1940年12月23日口试时,只有梵文和斯拉夫语言学,英文以后再补。我这一天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早晨5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7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9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10点多开始口试。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aeber(戴希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当Prof. 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都是常识。但我还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像。

12点下来,心里极难过。此时,及格不及格倒不成问题了。

我考试考了一辈子,没想到在这最后一次考试时,自己竟会这样慌张。第二天的日记: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

7点前到Prof.Waldschm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按:指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他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 gut(优),印度学(Indologie)sehr 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 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10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到了第二年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出院,补英文口试,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参加了,我又得了一个sehr gut。连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sehr gut。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我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博士考试一幕就此结束。

至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颇引起了一点轰动。轰动主要来自Prof.Krause(克劳泽教授)。他是一位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是一位非凡的人物,自幼双目失明,但有惊人的记忆力,过耳不忘,像照相机那样准确无误。他能掌握几十种古今的语言,北欧几种语言,他都能说。上课前,只需别人给他念一遍讲稿,他就能几乎是一字不差地讲上两个小时。他也跟西克教授学过吐火罗语,他的大著(《西吐火罗语语法》),被公认为能够跟西克、西格灵(Siegling)、舒尔策(Schulze)的吐罗火语语法媲美。他对我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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