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夜读史－黄仁宇之《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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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
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
：“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做苏格拉底，孟子却可以比
做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
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
荡”的风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
最得他的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
，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月，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
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
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
饿莩”。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之四方”等辞句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没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之中，“仁”之一字，出现了６６次
，没有两个地方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
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
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
钉截铁的说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
承认，他一生学习，到７０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
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
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尊重。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
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
根据“礼”的原则反对颜渊厚葬；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
高兴。孔忆虽不值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他仍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
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
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
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
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
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５５１年，卒于公元前４７９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
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场
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３３６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６７年，又１１５年之
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
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
世袭，一切都按成规，也就是说，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
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
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
定的程序，交点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
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之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之下，不向主敌射
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
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
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
示了社会的不稳性。但战事本身，却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日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闲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
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
会秩序仍可以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凤鸟不至
，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
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
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
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
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
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
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
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
，已经准备长期间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的那样剧烈－－凡是
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所以这时已不再
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
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
，“斩首七万”，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录。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
者也。”这段话可能反映着当日各国备战的情节，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日国君草菅人命的
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
既为各朝经延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形容的影响。而亚
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感情性，有时尤任直觉，例如“
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生性
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
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不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税敛”，
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
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
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股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
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
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
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
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通有无，社会这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
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却没有一针见血的指
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
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其经过应在下节提到秦始皇的时候追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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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漾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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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河

元顺帝

    元顺帝值得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出讨论，不是因为他之个性和作为，有特长之处，倒
是由于他处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１１个皇帝，第一个皇帝世祖忽必烈从他称帝之日算
起，在位３４年（之先的１２年不称元朝）。兹后的９个皇帝一共只经历了３８年。而
最后的一个顺帝却又在位３５年。这３５年内，元帝国由一个无可奈何的局面终至土崩
瓦解。最后明军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与其他几个朝代类似。只是通常我
们看到异族入主，北方的游牧民族以强悍的骑兵南侵，所向无敌。这次却以多数民族
为主，以长江以南为根据地席卷华北。元将或死或降。最后顺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
开大都（北京）的建德门北奔，时为１３６８年，也是明洪武元年。两年后顺帝因痢疾
死在内蒙古之应昌（多伦北），他的后妃皇孙全部被明军俘虏，只有太子率十余骑遁去
。明朝认为妥欢贴睦尔在国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战，而决心逃窜漠北，是为“顺天
命”，所以称他为元顺帝。
    传统历史家以“朝代历史”为着眼，顺帝御宇的３５年元朝的统治力量与威望都已
江河日下，总不外“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必然后果，那么也就没有如何值得琢磨、
切磋之处了。我们不以为每一朝历史尽是他朝之殷鉴。在前述特殊情形这下，倒也有机
会看出中国传统政治的真髓。而且失败也不一定是由于错误，有时某种人文因素在某种
环境之下注定的无法顺利的展开。我们看到一个少数民族虽获得政治领导权而不愿迁就
于多数民族政治体系之需要，其统治不能长久。我们虽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评这种体制
（因为这是今日读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一方面却也
领悟到当时限于组织上技术的能力，选择的机会至少（不然我们就不能了解何以历史不
能缩短，何以中国不能超次越级立即进入现代）。
    接着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设施，今日看来是极不合时宜的，而
当日他偏要那样做。也只有将隋唐宋元的历史一口气的看下去，才能体会到他的处境和
我们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顺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从顺帝的本纪我们不容易看出他的个人性格。传统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写作一个典
型的亡国之君的情势。比如说：他喜欢田猎，有一次猎于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
僧教他“行房中运气之术”或称“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笔记说他和喇嘛僧有公
众的淫行，甚至牵涉官员妻女。他也在国事蜩螗之际，于内苑造龙船，“帝自制其样，
船首尾长一百二十尺。”又造宫漏，“其精巧绝出，人谓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宫女
使用各种乐器，在赞佛前舞蹈，都是他“怠于政事，荒于游宴”的证据。这种说法，与
记载其他很多亡国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辙，其真假不论，只是要将元代之覆亡，归咎于
最后一个皇帝之缺乏道德责任感，就有歪曲事实的嫌疑了。
    妥欢贴睦尔原来是元朝宫廷政治的牺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的长子被流放，首先住在
朝鲜北部的一个岛上，次安置于今日之广西桂林，他曾读少量的汉文书，但根柢不深。
１３３３年他１３岁突交好运，被几个权臣迎接出来做皇帝。但是起先７年他完全受制
于立他的伯颜（很多蒙古人用这名字，此非灭宋之伯颜）以及当时的太后婶母不答失里
的势焰之下。１３４０年他才利用伯颜之侄脱脱（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这名字，详下）
策动政变，将伯颜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从他的形迹看来，顺帝是有权能的政
客，适于生存，富于弹性，愿意将就妥协，擅长利用一个人物或一种机构去平衡另一人
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种仪节，却又经常出席经筵听儒臣讲解诗书
。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占上风，他却援引一个汉人贺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贺
说这些职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则赐贺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职位，
并且诏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纪里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辞。他对臣下的谏劝接纳与
否，也不追究进谏人，我们想象以当时宫廷处境之艰难，妥欢贴睦尔只能将就现实。他
固然没有领导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机警圆滑，也决难在位如是之久。

    顺帝的处境，简略言之，即在元世祖的时代就已排定妥。忽必烈一心要保全蒙古人
血统与语言的完整，这在中国以小自耕农为社会主体，实行官僚政治，利用教化作为行
政工具的条件下，就已经格不相入，即算忽必烈没有种族主义的心肠，他的政策已经有
了种族主义的后果。并且在无形之中，已经将蒙古人的部落思想，带入大都的政治里去
。甚至成吉思汗的家法，以“忽烈而台”的选举方式产生大可汗，也给元朝政治留下了
一种不良的影响。忽必烈自己的称帝，已经违法，以后皇位的继承人也预先立为太子（
甚至弟兄互为皇帝与太子）。可是新皇帝在上都登基，蒙古的宗藩诸王具在，并且每年
春夏要驻留上都，要是某一派系的坚决反对，即侥幸在位亦难长久。这也和专制时代天
子出诸天命是人间最高的权威观念相冲突。况且元朝的皇后，依成例有她掌握的户口钱
粮，有下属的职官，更足以代表她出身的门系之利益。这些条件都促成宫廷政治的不稳
。顺帝以前的９个皇帝之内，英宗和明宗被弑，顺帝只９岁，在兵变时不知所终，宁
宗只６岁，在位两月逝世，至今历史家还怀疑他死于非命。以上还没有算到成宗与武宗
间的安西王阿难答。他也和顺帝一样被簇拥到大都，只是刚称摄政，还没有做皇帝，就
被执押解到上都见杀。
    自从世祖忽必烈之后，元朝只有一个皇帝，有带兵作战的经验，此即是顺帝的祖父
后来称武宗的海山，他在１２９９年率领元军到中亚细亚与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作战。后
者始终不承认忽必烈的元朝为合法，甚至元帝纵是中国的天子，也不是蒙古人的大可汗
（详本书“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末段）。他纠集了很多成吉思汗的后裔，一度将两方之间
７０万的人口驱逐到中国境内。海山镇漠北之后两年海都去世，他的联盟瓦解，海山又
继续执行五年的扫荡工作，永远解除了元帝国在西北部所受的威胁，才回上都做皇帝。
因之在他手下立战功者，产生了三位权臣。一是燕贴木儿，一是康里脱脱，而最后一位
则是上述的伯颜，燕贴木儿和康里脱脱都是色目人，属于中亚的突厥语系，而伯颜属于
蔑儿吉角氏，虽是蒙古人，不属于元朝皇室的正统。在１３３３年武宗早已去世，元朝
的皇位也经过很多的周折，可是这时康里脱脱已经早死，燕贴木儿虽然也参与拥戴顺帝
，而且将女儿立为顺帝的第一任皇后，他自己却在顺帝正式登极前二月去世，再二年之
后，他一家全被清算，其中伯颜的力量为多，因此伯颜成为顺帝朝中惟一的跋扈权臣。
    顺帝登极不久，伯颜以太师为右丞相，封秦王（据说那天秦州地震），以后更废左
丞相，自此独揽相权。德国汉学家Herbert Franke说：“他确定的是反对中国人的，因
此他就与年轻的皇帝冲突，而皇帝倒倾向于臣下对中国传统多少有些关心的蒙古官员。
”
    可是妥欢贴睦尔１３岁做皇帝，１５岁亲眼看到他的皇后被伯颜牵去处死，他的同
情和倾向，在他登极首七年之内，也不会发生任何实质上的作用了。
    在伯颜的主持之下，元朝废科举。这种公开的考试制度在元朝本来发轫已迟，直到
１３１５年才第一次举行，去开国已５５年，并且其条制将蒙古色目人分为一科，汉人
南人另分一科，因此前二者人口，只有全国３％，其分配名额倒有总数５０％。并且朝
中的大官除少数例外，一向都是蒙古与色目人包办。至此连这种考试刚行２０年，也一
并停止，以后入仕禄除了少数由学校生员出身之外，就靠父祖的勋绩荫官，或以吏员补
官、或以卫士久侍近闼升官了。
    伯颜又以汉人造反，重申汉人高丽人及南人不得执兵器之禁。《元史》说他曾提议
杀张、王、刘、李、赵五姓人，读来好像不近情理。可是他又确曾以顺帝名义下诏：“
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
拘捕之法以闻。”而更不合情理的，则是他又禁汉人学习蒙古文及色目文。一方面元朝
法律有明文规定：凡五品官以上所进表章都要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为副本。
    伯颜于１３４０年败后，他好多措施都被放弃，譬如科举又已恢复。只是有些原有
种族上不平等的法令，依然存在，例如“诸蒙古人与汉人争，殴汉人，汉人勿还报，许
诉于有司”。又如“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汉人死者，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这
类条文与元朝及顺帝全始终。我们今日提出这些文件，也不专在替汉人鸣不平。（因为
鸣不平没有浓厚的历史意义），而是指出元朝人不明了中国官僚组织的真性格，因此也
不明了他们自己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从长远看来，要是蒙古人决定了他们自己统治者的地位和色目人的次要地位，都应
长久的保持，有如世袭的阶级，则他们的政治体系也应当构成“封建”形态。这也就是
说，自始就以地方分权的办法，听任宗室王子主持他们采邑内部各种民事刑事，王室只
要求他们供应军事上的人员马匹，并且按时进贡，然后各采邑才能彻底的举行次层的封
建，这样才能将全社会构成一个金字塔的模样，全民都有尊卑长幼的序次，而且通过遗
传，永不更动。更之地产也要与政权不相划分，经理人员则为武士，如此才能防制社会
的流动性摇撼全部体制。同是享有特权者，也各有他们在社会里固定的功能。日耳曼之
部落在中世纪以前征服西欧时，就用这种体制，产生了西方的封建制度，而且维持好几
百年。可是事实上忽必烈的组织系统，又采取中央集权制，不仅地方政府分为路、府、
州、县，官员由大都委任，而且再由中央派出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元史
》里面的“百官志”，名目浩繁，共有文散官四十二阶武散官三十四阶，依原则各官按
品级都能互相交替，甚至“投下”（贵族的食邑）也由中央政府设官分职的看管，佛教
的寺院成了贵族出纳款项的银行。于是食禄的贵族全无责任，反因他们利薮之所在，开
倾轧争夺之门。
    蒙古人倾向实际，不耐  心于中国传统政治的道德观念和抽象原则。殊不知官僚政
治虽有无数矫揉伪饰的地方，其提倡对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的揖让却并不是全部做作。并
且这种道德观念确是各人衷心奉行，或者只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压力没有实际的区别。在
当日无法将亿万军民个别的管理得全无差错的时候，这些抽象原则之精神上的力量仍不
可忽视。最低限度它们维持官僚体制上逻辑的完整，间接培植着民间对朝代的信心。一
般说来，蒙古人不能体会到这种文化上的因素是一种行政工具；语言上的隔阂，无疑的
有决定性的影响。即算对儒家思想最为崇重的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一朝也不过由皇帝的
命令将《大学衍义》、《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译为蒙古文。以双方心理上和社会
习惯上的距离之大，其隔阂不能因此弥补，当时汉人留下很多蒙古人不通文墨、他们不
屑与之为伍的纪录。其实官僚不能朗诵诗书，皇帝的圣旨以俚语抄传，本身不一定成为
行政上的差错，但是集体的讲则是这些因素在中国特殊的环境里，构成统治者不能赢得
被统治者自动合作的关键之所在，伯颜不过将这鸿沟更加显明的公诸众览而已。
    中国的好几个朝代，都有“中兴”一事。大概朝代初年的军制和财政税收，到中期
已失时效，中兴需要一番挣扎，一般新的安排或是改组，或是局部的修正，都要通过社
会的中层（中国作家强调“士大夫”，外国作家则指名为“绅士阶级”）才能透入到基
层机构的民间里去，这时候不是朝廷的一纸通令可以达到目的，也不是全靠军事行动所
能生效，民间对朝代的信心，常有左右全局的可能。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断言蒙古人的元
朝没有通这一磁。要不是过去的纪录太坏，人心离散的话，顺帝这一朝，有脱脱（此是
伯颜之侄非康里脱脱）的领导力量，修辽金宋三史，修贾鲁河，使黄河入故道，又有扩
廓贴木儿的军事领导力量，朝廷又一度使方国珍降伏，恢复海运，看样子并不是全无中
兴的希望。

    顺帝朝覆亡的近因，由于财政破产，政府所发的纸币贬值，灾荒时无法适时救济。
１３５１年农民叛变，延及今日的安徽河南湖北各处，将南北的交通截断，于是盐徒张
士诚乘机占领东南产米的地区，海盗方国珍则阻止了向北的海运。元军能作战的只有孛
罗贴木儿和扩廓贴木儿。后者原名为王保保，因他姑父察罕贴木儿作义子才取蒙古姓名
。这时候元军也就是就地招罗人马、饷馈士卒、收纳叛军。孛罗和察罕又因争山西的地
盘内讧而动干戈。那原来以强悍称的蒙古骑兵和探马赤军（蒙古以外的人种所组织）这
时何在？一个最简捷的答复，则是几十年来，他们只有特权，没有经常的功用，大部人
员脱籍改行，所存在队伍也多虚籍，而且饷项也没有经常的供应，不仅中国的腹地如此
，内外蒙古的根据地也一时动员不起来。一个显著的例子，则是农民军有一支其领导人
称为“关先生”者，以游击的方式，先攻保定不下，就西向取大同，又出塞占领上都，
“焚官阙，留七日”，后来更入东北，至辽阳涉高丽，再折回又威胁上都，最后才给孛
罗贴木尔南击降，可是如入无人之境已６年。
    元朝的最后十年内，宫廷多阴谋，能作战的将领则被处死，也和多数民族所主持之
朝代覆亡如出一辙，最后只剩了一个扩廓贴木儿（他的名字意为青铁），朱元境也称他
为“奇男子”，可是为时已晚，只能随着“北元”的流亡政府效忠于塞外。
    中国的“第二帝国”经过北魏北齐北周和隋的经营，有了唐朝的发扬光大，又经过
五代十国的地方分权，和宋之再统一。元朝的试验，又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性的结果。等
到朱元境组织明朝时，他一方面好像行动自由，全帝国由他摆布；一方面他的视界也仍
受近千年来历史衍进的限制，因之他的作为，也仍无法超时代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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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河

忽必烈留下的传统

    蒙古人以少数民族统一中国，非多数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们真能以“无本身利害
”及“不无端干预”的立场，扫除辽金南宋以来的积弊与苛政，却也不失为在中国历史
上的一种贡献。我们仔细读忽必烈的传记，无法断言他没有这样的心肠。他作的《下江
南檄》就指责南宋的通货膨胀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买卖滥估价格，也曾将赋税降
低。他之禁止军队滥杀戮，废止辽金以来的酷型，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蛮办法，都具有
改革者的作风。而且南宋以来有些地主收流民为客户，既把他们当作佃农，也把他们视
为农奴买卖，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马可波罗亲眼所及，也盛称元世祖注重农事体恤贫民
储备饥荒等等善政。我们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职的一批汉人的经历，也可以看出他们都有扶
助明主的抱负。明太祖朱元璋对蒙古人无好感，他手制《大诰》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
”的不当，但是他的帝王庙，仍以元世祖的神位与他选定的其他４个帝王，即汉高祖、
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享配，他自己也到他们灵前行礼（他之崇拜这些人，并不
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后来却又将其灵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传统。
    忽必烈登皇位后对于军事上的指挥已有重要的改变。他以军事行动为政治上的手段
，不像成吉思汗一样，以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种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亲自率兵
包围卡拉科伦。然则即使在阿里不哥这问题解决之后，他就未曾再亲临南方前线。攻宋
以水军为主，军事也大多用汉人，船只则大部造于汴梁。他原来拟用史天泽为统帅，但
是史以年老辞，改用伯颜，是因为伯颜不嗜杀人。蒙哥所用战法，至此都已放弃。忽必
烈不冒险攻坚，不轻举急进，不专事破坏。他之围困襄樊，费时四年半（１２６８年夏
迄１２７３年初），不到这汉水之上的重镇攻陷，他不以大部队冒险深入。在这些地方
，忽必烈总表示他筹谋全局时以南方的办法对付南方；北方的办法对付北方。因之他自
己也成为了一座挡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对南方的荼毒。他对能知政事高达的诏谕里明指
出：“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经很明显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场。
不过他自己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语言，提倡蒙古新字，不愿像拓跋宏那样的汉化
（详本书“北魏拓跋氏”一章），在军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务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维持大
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个竞争者使用如此的名号），更不得不拉拢蒙古人。他所赐
“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贵族的金帛，数目丰厚，终生未除，也都是这种妥协政策下的
产物。关于用人一事，他在１２８５年谕右丞相安童：“此事当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复
无汉人，可否皆朕自决。”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较开放者，受汉人儒臣尊敬。皇帝
还要如此向他开说，可见忽必烈想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经常左右
为难，不如我们所想像的得意称心。马可波罗已经提及蒙古皇帝统治下的大多数汉人对
他的种族政策不满。现在的美国作者John Dardess而说他用人时，按种族分为四级，实
在是“超国籍”的办法，虽然他也有事实上的根据，这种说法不容易为中国一般读者接
受。
    不过有了这些矛盾，我们即要以领略到历史上两个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
发展的过程上讲，其进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体制下存在，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则因为他们大都是中亚腹地土著，如过去之苏定安种及
刻下的回纥，都以经商著名，也成为蒙古人的经纪。然而海报牧民族所掌握的产品无非
牲口马匹皮毛。这些产品要能有利的推销于市场，纯靠专门的商人批发垫借，代他们主
持。很多色目人即长期与蒙古人交往，也供应他们所需要的物品与兵器，在蒙古人占领
中亚之后，很多尚成为各地的承包纳税人，他们也随着蒙古军事政治力量之扩张进入中
土。
    以上如许复杂的因素，很容易使元朝的财政税收处于不利的状态。我们还不能忘记
，蒙古人在１２３４年才灭金，忽必烈在１２６０年才称帝，１２７１年才称他的政治
组织为元朝，１２７６年元军才入临安，１２７９年才消灭了南宋最后一重抵抗，统一
中国。这从华北进展到华南中间也近于半个世纪。而且我们前面讲过，金与南宋之覆灭
，也都与它们的财政破产有关。所以忽必烈始终没有接收过一套有系统和有成效的财政
税收组织。
    严格的讲来，元朝的财政税收，也就是没有组织与系统。《元史》“食货志”说：
“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
税，此仿唐之两税也。”
    所说内郡即是华北，其原则即是按户或按丁抽税，同等税率，不计内部详细家资之
上下。虽然其户又析为“丝银全科户”及“减半科户”等四类，后又划分为八等，其基
本原则不变，即每类每等仍按一定的数额纳税，骤看起来，其税率甚高，如“包银”每
户四两，后减为二两。而实际则所登记之户并非一户。董文炳为县令时即“使民众聚口
而居，少为户数”。因之世祖统一全国时，登记的户数逾１４００万。而整个长江以北
不及２００万，其中约一半为“五户丝户”，他们所缴的赋税，已配给于蒙古的贵族。
    然则情形尚不如是简单，Herbet Franz Schurmann的研究，华北在元世祖忽必烈掌
握之前，并无有效的中央政府，而是全民被分为很多的“封禄”，元时称为“投下”，
隶于蒙古贵族之下，中央政府成立这后，才逐渐的将财政税收集中。可是内中有很多特
殊的户专对某某贵族履行种种不同的义务，迄未革除。例如朝代中期，还有贵族领有“
采珠户”３万户的例子，看样子也不是真有这么多的户口采办珍珠，而是他们有集体供
奉珠宝的义务。又如很多漏于登记的户口，查出后编为“淘金户”，也不是实际上强迫
他们去当矿工，而是课以一种高税率的财政义务。
    华南的税收则是计亩抽税，宋朝的底账在临安接收之后，都已送到北方。可是在宋
朝时其数目字即已模糊。元朝除在长江三角洲一带征实物外，一般按底账纳钞。忽必烈
在几年之内骤得江南，又要笼络人心，所以一般折换率都对纳税人有利。其受实惠者则
为地主而非贫民，而南方人所纳赋税较北方人为低，也迭经有正义感的官员提出。
    在元世祖忽必烈的领导之下，有一批色目人，一再提倡“核算钱谷”。有如回纥人
阿合马替世祖理财２０年，他增加新税收，核实发现隐匿，为皇帝信用，做到中书平章
政事，也一手掌握宰相的实权，有派遣手下官僚到各处勘察的权力，为正规的廷臣年不
满，直到他为人谋杀之后忽必烈还将凶手明正典刑。又等到阿合马及其手下人贪污枉法
的情事为众口一辞的揭举，皇帝才命令发墓戮尸。又有汉人世荣和西番人桑哥也企图替
忽必烈加强财政的管制，也遇到类似的命运。桑哥得意之日，各处替他立“德政碑”，
后来他为众人攻击，一个近臣尚且向忽必烈进言：“今日百姓失业盗贼峰起，召乱在旦
夕，非亟诛之，恐为陛下忧。”元世祖才先后判两人死刑，他们的手下亲信也被惩处，
连以前作桑哥政碑的翰林也被波及。所以赵翼指斥“嗜利”的实为世祖本人，因为他“
在位三十余年，几与此三人者相为始终”。《元史》的编者则把三人列入“奸臣传”内
。我读中国历史尤其留心财政史几十年的经验，则觉得元朝财政税收亟应整理，同时其
国家的收入也大可增加。只是在当日专制皇权之下，由二三悻臣主持，必无好结局。而
这时候“天下骚然江淮尤甚”，以至“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内通货贿，外示威
刑”，也不能说全是诬陷之辞，没有事实上的根据。不过归根结柢，这种种情形还是由
于当日无法产生一个确切核实的会计制度，所以“宽仁”则一切马虎，“务实”则下端
的残虐无法遏止，很难说得是个人的错误，只是忽必烈是一个手段灵活的大政治家，他
又亟于要在各方讨好，才不惜归罪于少数的臣下以保全自己的名誉。
    这件事情也终忽必烈之世尚没有着落。１２９１年御史台奏言：“钩考钱谷自中统
初至今余三十年（应作三十余年）更阿合马桑哥当国，设法已拯，而其余党公取贿赂，
民不堪命不如罢之。”皇帝的旨意则是“议拟以闻”，可是以后也没有确切的下文。
    所以忽必烈遗留的一套财政机构，既不副实，也很紊乱。耗费于王公贵族之私囊的
既多，国库的收入就受影响。所以除了上述３个“奸臣”以游击战的方式增加财源以外
，还要靠以战时姿态于法外征集人员与物资。中统正元间他发的钞票还不算过多，继位
的皇帝就不能再保持这种纪录，终演成元末的恶性通货膨胀。这种情形也解释了元朝不
能成为一个有主体性的朝代之原因，同时也留下了朱元璋必须以铁腕开创他的系统之背
景。
    忽必烈的宗教政策，也经后人议论，现在看来，他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的真
理。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任为官吏，与他们同信
条的人民就容易治理。所以他早年求“闻学才识”的读书人，也遣人在各处寻访“医、
儒、僧、道”。刘秉忠已出家为僧，他又叫他还俗，给他复姓赐名，参加枢密院（一个
军事机构）的会议。他在１２６５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伯父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
告教皇，派一百个天主教的长老僧侣，帮助他管理一个日形壮大的帝国。南宋覆亡时在
临安降元的是幼帝赵□，当时５岁不到，以后定居大都，也承忽必烈照顾。当时赵□１
７岁，世祖命他到土番学佛，可惜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此人的下落。
    迄至晚年忽必烈改变了他对各宗教一视同仁的态度。喇嘛教的声望逐渐抬头。其实
土番喇嘛僧八思巴之尊为国师，事在中统元年（１２６０年），即忽必烈开始做皇帝的
时候。他曾替忽必烈创制蒙文字母，得到皇帝的信用，他以后辞职回国。我们还不能确
切的断定为什么喇嘛教初时并不显赫以后地越来越重要的原因。《元史》释老传说：“
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
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可能说是因其有实效而见重。但是攻占临安之后，儒士不
能抬头，也可能有关。此时可注意的则是以前在他身边占重要地位的汉人如姚枢、许衡
、史天泽、刘秉忠和董文炳都在此时前后去世，以后世祖虽说往江南揽访人才，他却再
也没有廷纳汉人有如款待以上诸臣者。他还再三说江南官太滥，终忽必烈之身，他未曾
开科取士。元朝的吏治，吏重于官，这也经明太祖朱元璋在他的御制《大诰》中提及。

    元世祖还有一段事迹，在历史这发展上相当的重要，此即是他的两次攻日本。
    第一次的远征，事在１２７４年，当时南宋尚未完全崩溃，元军以朝鲜为基地，参
加战役的蒙古及高丽兵２５０００人，用大小船８００只。他们占领沿海的几个岛屿之
后于十一月廿日在九州北训之博多湾登陆。日军已在当地准备停当等候援兵。当日作战
胜负未决，夜中台风来袭，联军决定撤退，一时秩序紊乱，结果淹没海中者达１３００
０人。
    第二次远征，事在１２８１年，南宋已被消灭，远征军的数量大为增加。蒙古与高
丽军四万人乘船９００只，由北循第一次路线进发，南军由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共十万
人，都系中国人。其船只３５００艘，由舟山群岛起航，是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
庞大的渡海部队。两军在九州西北角汇合。沿海的岛屿毫无抵抗的被占领，远征军就在
博多湾上陆。但是在第一次战役及第二次战役之间，日本的镰仓幕府已动员在元军登陆
处建筑了一座长堤，限制了上陆部队人马的活动，战事由六月延至七月，胜负未分，八
月初又有台风来袭，船舶倾覆者不计其数，远征军的将领数日后乘巨舰逃回，被遗弃的
士兵被日军在滩头围剿，被俘的蒙古人、汉人和高丽人不分畛域的被斩首，迄今博多湾
今津及志贺岛尚有所谓“元冠冢”，南人之余存者约二三万则被发配为奴。《元史》“
日本传”称“盖行省官（忽必烈已预先立日本行省，其长官包括蒙古高丽汉人南人）议
事不相下，故皆弃军归”。朝鲜方面的史料称丧失的兵员在一半以上。《元史》则说中
国方面参加的１０万人，只有３人逃归，连这３人的姓名也记入《元史》中。日本方面
的资料则称蒙古的轻骑兵不能与日本装甲的士兵对比，同时中国方面的队伍士气低落。
这两次战役也创造了日本人“神风”的传说。
    日本人两次的将忽必烈派去的使节斩首，又两次的使元军远征惨败，他不得不准备
第三次远征。一时中国和朝鲜的海岸忙着造船，水手被征集，海盗受招安，囚徒出狱投
效，军队发遣分配。１２８５年冬，政府预备由长江出口米１００万石往朝鲜囤集，好
像第三次攻势已箭在弦上。可是“世祖本纪”在翌年年初的纪载称：“帝以日本孤远岛
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召阿八赤赴阙，仍散所顾民船。”在下这决心的时候忽必烈
不能没有道义上的勇气。然则他在中国领域以外的发展，如在安南和缅甸，以及最后的
攻爪哇，也都没有显著的成效和结果。在这当中，我们也可以看清：在现代社会出现之
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其动员既如是的耗费，而人
民也要被强迫在他们生活领域不能习惯的方向进展，所以很难能持久。
    我们检讨这段历史之余，就觉得虽在７００年后人今日想写一部详尽的传记包括忽
必烈之一生，仍有相当困难，他的心理因素复杂，有些不见于原始资料。可是要概括元
世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则不难。他和其他创造中国朝代的人物一样解决了当日一大部
分问题，可是也制造一部分新问题（这也是大历史着眼之处，不然中国的历史就不会贯
穿各朝代的前后联系）。他不仅统一了从五代十国后期就已分裂的南北，而且以一个征
服者的姿态出现，也比较稳健温和。和他作对的侄子海都就曾和其他王子立誓不改变成
吉思汗的传统。如此我们也可以说忽必烈至少缓和了蒙古向外发展的残暴。只是蒙古人
认为他的汉化过度，中国人则认为尚不够。这也是历史上找不出一个同时管理草原文化
与中国精密耕作而产生的文化之共通体制，因之忽必烈到处妥协，他留下的传统也没有
真实的力量。

明河

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
年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
资料，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
不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
者的专题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
于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
提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
有蒙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
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人
，包括女真人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法
。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于
简化历史，过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种
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制
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之
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完
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古
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
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
跨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
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
规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
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
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
思汗的头衔，较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
各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
他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
箭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
间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
故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
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
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
，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
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
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
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
度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
成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
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
“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
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
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
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
厥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
出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
北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
。他在１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都
），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窝
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了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于
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时
认为奇迹。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繁
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
。各王子与军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
抑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
，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
破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
样一个草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
日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
为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
天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
正他的个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a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
这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
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
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
波斯之伊尔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者
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
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
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式
。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持
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
，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t和Kalmyk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
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
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 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
的入侵，还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
的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
汗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
区近两上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
发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可是本书站在今日中国局势业已明朗，在一种雨过天青的情形下讲解历史（见“开
场白”及“澶渊之盟”的首段），则用不着窜改史实，也无须回避。成吉思汗的故事可
以列入世界史，也可以列入中国史。如列入世界史，我们可以揣想虽在１３世纪大戈壁
沙漠的四周干旱的地区就已达到了当日生活方式所能供应人口的限度，因之产生内外的
不平衡，才鼓励蒙古人以他们原始而粗蛮的谋生方式向外发展。只是成吉思汗一经发动
这种运动，则不知如何住手。如果这题材列入中国史，则成吉思潮上的故事只是元朝登
场的背景，不是其实质。
    至于我们想确定元朝在中国历史里的地位，则我们所知道的粗浅知识，也能供我们
钩画一个大轮廓（历史是继续不断的，专家的准备工作也永无止期，我们也不能等候材
料之全备）。
    从本书以上各节看来，隋唐宋组成的第二帝国带开放性（财政税收与军备越做越大
，经济也随着扩充），相对之下，明清组成的第三帝国则带收敛性。元朝是一个短朝代
，处于二者之间，只能在历史上完成一种过渡期间的任务。所以在很多地方，元朝表现
其双重性格。另方面它也能继续引用技术上的长处，维持造船业，提倡海运，促进国际
贸易，修筑经过山东高地的运河，使用火器，以互相交换的方式利用中国和波斯的工程
师去设计炮弩，以驿马传递消息，加强东西文化的交流，用郭守敬和贾鲁讲求水利、测
验日食、改订新历；一方面已开始显示其保守性，有如开始第三帝国之重农政策，禁蒙
古人航海经商，在华北组织管理人民之“社”，将人民区分为“军户”与“民户”，注
重职业之遗传，提倡道学（详本书“道学家”一章），文官考试时以“朱注”为主（朱
熹所注解的经典，只有《春秋》得用左传等解释，《礼记》得用古疏注），如此都替朱
明王朝的保守性奠立了基础。
    要追究这双重性格的由来，我们仍要从忽必烈说起，他是元朝真正的创业之主。

    成吉思汗逝世之后，大可汗为忽必烈之伯父窝阔台。窝阔台在位１３年，继位的大
可汗为他的儿子贵由。贵由在位３年，后继之大可汗为忽必烈之长兄蒙哥。以上均经过
“忽烈而台”的选举程序，前两次在蒙古国都卡拉科伦（汉名和林）举行。最后一次虽
在金账汗国的区域举行，事后各王子贵族仍在卡拉科伦聚集，以表示其选举之合法。忽
必烈不仅不依此程序，而且卡拉科伦被他永久的放弃，他日后称开平（今日内蒙古之多
伦）为上都，燕京经他重建之后则为大都。皇帝每年春夏在上都，秋冬在大都，其他元
朝的皇帝也都如此，为成吉思汗制度内之所无。
    原来蒙哥为大可汗时，即有将南方领域整个支解的企图。１２５７年蒙哥自领军入
川攻重庆，皇帝忽必烈则攻鄂州（武昌），另一支军起先也由忽必烈出名统帅，实际率
领者则为兀良合带，他曾于１２５３年由甘肃经西康入云南，当日则为南诏。忽必烈北
返之后，这支军队留置南方，由兀指挥，此时也可以弟支应。如此可以将南宋西部截成
数段。不料１２５９年军中疫疾流行，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江）城下，蒙古军将整个
攻势放弃，宋朝才延长寿命十多年。
    原来蒙哥的布置，以幼弟阿里不哥在国都镇摄。此人与皇室诸王权臣接近，也有西
部汗国的支持。忽必烈则多年在华北主持民政，信用中国儒臣，与蒙古主流相去至远，
不算能得人心。所以“忽烈而台”推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忽必烈尚在开平，他就自立为
帝。所称“俯徇舆情，勉登大宝”，并且以阿里不哥“反”，诏谕天下，只有在中国方
面有宣传的功效，不能得到蒙古人的同情。而且蒙哥的遗孀－－忽必烈的长嫂，尚站在
阿里不哥的一边。
    忽必烈的政策是南守北攻。他一面派人与南宋的贾似道接触，企图讲和，一面送高
丽世子王典回国立他为高丽王以加强侧翼，对蒙古的贵族与军人则竭力拉拢，以金帛相
遗。《元史》里有赐各王及先朝皇后的文绮银两的数目，并称“自是岁以为常”。因之
当日的措施，也成为日后的永久政策。
    忽必烈的贬抑汉人，让蒙古色目抬头，可以说都在此时不久肇始，禁人民携带兵器
，则在即帝位后宣布，他的财政税收政策尤受这北方牵制的影响。这种个人种族与国策
穿拖一起的关系，迄忽必烈之余生，从未终断。阿里不哥于１２６４年兵败被擒，忽必
烈免幼弟一死，西部汗国有些从弟侄辈也向他表示名义上的归顺，但是侄子海都始终不
承认忽必烈的地位，他在中亚纠集蒙古王子五十余人，与元军作战前后几四十年。１２
８７年还有一个成吉思汗兄弟这四世孙中做乃颜的，也与他结合，在今日中国之东北向
上都东西夹攻，一时情势严重。忽必烈已年七十四，仍御驾亲征，有些将士尚从南方调
来。１２８９年海都又犯边，皇帝又亲征。所以我们议论元世祖及元朝的创立，也要把
这因素一并加入计算。

明河

道学家

    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
丞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
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
一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
这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
透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
地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１３
１３年之《农书》去宋亡只３４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
两句，很相近的表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
        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
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
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家
Mark 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某
各程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只
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他
不对，可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含接的两大因素。一
则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
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果
，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
政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
税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
创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
握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
此，明朝１６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
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
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
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
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
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
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
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
着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
增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
之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
为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
似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
，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
其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
而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
。”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北
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他
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不
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又
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的
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
里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
是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
他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
言规恢于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
，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
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
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
（心灵与外办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
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
想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
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
大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
以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
为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
僚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
经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
的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
技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
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志
；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
”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语录
。．．．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恭帝
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
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
，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
的奏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
部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
孝宗赵春、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
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
后他在宁宗朝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００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
“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
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
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
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
虚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
为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
个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
然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
治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
层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
想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
此亦即Joseph Needham所谓natural law 与law of nature 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
然混同。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
解释的地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
每则都出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
的已受当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
学精神背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
，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 之所说，朱熹在
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推广Francis Bacon 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
tent disbelif 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
现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
学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
二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
被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
，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
于“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
在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
到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
如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
克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
的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
念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
们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
想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道
”，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程
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构
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成
，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与
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
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谓
‘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立
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线
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朱
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鼓
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示
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
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
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明河

贾似道买公田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
共２２人。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
潜善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
章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
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
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
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
姊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
个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
国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
。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
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
许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
中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
要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
已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
，元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
道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
船舰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
。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
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
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
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
，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
们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
史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
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
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
市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
杭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 ）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
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
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
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
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
Gernet将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
，又发觉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
活跃，富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
等纸扇的店铺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
关。而当日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
国是世界上最富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
地有今日法国面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
上表现一种剧烈的挫折？
    而其实Adam 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
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
其优势。Smith 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
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
握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
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之
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
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且
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最
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疏，
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
，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
没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
钱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
担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
他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
建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
些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
收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
”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
派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
与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
名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
朝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
京每年供应２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
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
强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
税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
他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
５倍。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
情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
旧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
米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
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
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
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
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子
：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绌，
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的一
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之去
；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途无
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官
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
也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
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
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
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币
）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其
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们
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亩）
。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方法
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就将
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
，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
顾炎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
能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
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
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
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
，成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
国历史家Fernand Braudel 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
为国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
，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
资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
主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
四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
道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
到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
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
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
基础，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
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
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
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明河

靖康耻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１１２５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
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
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１１２６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
金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
结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
赵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
生于１１２７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１１２６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
城（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
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
来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１１４１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
构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
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１２７９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１５３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
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１１
２６年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
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
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
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
并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
的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
”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
信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３１９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
经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
（详“澶渊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
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
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将
。神宗朝的战事，连亘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录
，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
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１１４１年和议
时的牺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
，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
是“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
是１２０７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
封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
。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
宋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
应当在一亿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
万），而常备兵兵数在１１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
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
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
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
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４５００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
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１２世纪及１３世
纪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
较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
复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
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
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
２％）。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
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
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
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传
”里仍抽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蓄
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说：
“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朝代
。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
大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
，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传统中
国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
》“食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
确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
然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
面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
、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
此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
游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
的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
统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
的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
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
无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
理。“食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
仓、博籴、结籴，表籴、兑籴、寄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
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
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
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兵
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以
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帛
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要
，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也。
”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
谎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
，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
。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
，揭露“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
出，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
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
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
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额
，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库
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限
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筹
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多
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抵
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般
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
，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棍。至１０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
。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
防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１０７３年神宗
设军器监，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
合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
不便只以样图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
效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
方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
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
图》即画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作
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方
腊宋江的反叛。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力
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能
战的将领如岳飞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也
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
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
丹与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
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再会得之间最显明的趋势
则是一种极单简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怪不得《辽史》食
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
的研究，其通货膨胀达６０００万倍。

明河

王安石变法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
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
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
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
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
之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
著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１０６７年嗣位，
初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
后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
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
博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
已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两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
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
或退休。王安石于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
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１０７４年皇帝
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
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
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
神宗这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
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
，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
宗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
听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１１００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
来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
朝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
非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
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
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
。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复
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一
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分
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庙，
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
弃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
在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
时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
两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  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
以论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
，只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
我们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
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
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
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
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
解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着重地方
分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
国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中
央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
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
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在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
，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
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
。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
，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
与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
保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第一，赵宋
王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时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
，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
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
率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
则。
    综合过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
的压力。前面已经说过，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账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
里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已积满，更再积
羡赢为二十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
让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
经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
阶段。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只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一千年，为甚么他事实
上会遇到这么多的阻折？
    在答复这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
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
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
起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
宗旨。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目的。次之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
，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
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
法律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
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
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
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
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
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免役钱
”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
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
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
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一千四百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款
，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就
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还
。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向农民一体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
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以集体负责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再索问：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这一“问题”
会在三个皇帝两个太皇太后之间酝酿得这么久？原始的资料不能供给解答。我们只能据
理猜想：当时人没有我们眼光之纵深，却也没有我们这种宿命论的看法，会认为当日新
法必不行。十一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
据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王安石的传记里说他在见神宗
前，曾为鄞县（宁波）县令，就曾试得过青苗钱，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有效果。如此
可能引起热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从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变宗旨，也确是
权臣扩张势力扶植私人的机会。可是我们仍不当忘记，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
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
上和行动上两方面的距离都相去过远。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
第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
反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九百年之前，
中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
的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
地缘政治之重要。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
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
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九百年到
一千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明河

澶渊之盟

    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
心头夙愿。１９４６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
，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辞，都已经感慨系之
。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９１８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
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
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
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
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结
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纵
可能产生局部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说的长期中历史的合
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
之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
朝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
世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
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
者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
”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
与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
数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
血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与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
、法国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
在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
是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
他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
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小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
有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
普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
，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
数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
不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
，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
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
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
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象
、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以
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一
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密
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其
人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
我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
见的一个名辞？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
忽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
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
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
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不
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员
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之
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
都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与契丹之
辽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
义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
并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
河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
，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
宋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
为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
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之
“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州
）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主张
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段和
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的政
策，１００４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事，
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
“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
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
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
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
是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
金以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
据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
态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
争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
人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
们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
文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
展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长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
清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
也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
先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汉（山西
太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
汉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
。《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
宋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
，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
仍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
非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
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
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
和谈。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
的记载也称女真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
夏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
经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
是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
不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
，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
祖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的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
，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
地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
“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账族”编为“
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朵”
（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
丹兵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
诏，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
且他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
箭皆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
即称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
村社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
外表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外。赵光
义时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账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
，不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
易支持。《宋史》称９８６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
丹不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１００４年澶渊之盟既事实，朝
廷在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
》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
生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１００４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
以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
但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
）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
人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
之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
持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
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