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影评一部，转自天涯旧帖

水烬

有关晚清、民国现实思考的浮光掠影

转自天涯，原作者许忆

最近重看《走向共和》以及看了一些关于民国、晚清的文章，很有感触。中国是个从来没有停止过折腾的国家，总是在绕弯子了想图省便，吝啬抗争，结果比任何一个开明国家走的更曲折、流了更多血。一个民族经此曲折，至今依然矛盾重重，很难相信中国人总在表扬自己的有智慧。一些感触散乱记下，供学史的人一笑。
　　
　　一、慢一拍
　　以前人家说中国和日本一样维新，结果甲午一战，优劣立现。我说其实起点是不一样的，日本经过倒幕归政天皇，旧势力应该说是经过一个大的清洗，所以理论上是一个新的政权，所以政治上的包袱是很轻，加上明治天皇勤勉，一国人齐心，少壮派当国。维新的相当成功，而中国的是在旧瓶子里装新酒，太平天国并没有改变政治体制、社会格局，某些程度还加强的旧势力的反扑心态，虽然受鸦片战争及镇压国内起义催生洋务派的一时风气。但曾、李、左、张等人老成持国，万事讲究稳妥，有个同治中兴的成绩就颇为自许，并不晓得自己所处的历史当口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在变，这期间，普法战争、美国南北战争都此起彼伏，某个程度给清朝一个喘息的时间。洋务派以为自己在进步，却不知道人家进步更快。所以到到中日战争一检验，中国输的非常干净。
　　这里说有个体制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假想，体制里的人是想改良，但涉及自身权势的时候，很难改变，要是太平天国灭亡时候，曾国藩振臂一呼，国家为之一变，政治洗涤一清，也未必后来不是日本人的对手。这个只是假想，曾国藩或知不可为或与民休息或道德文章约束及其他顾虑，却不知道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就慢了一拍，这要命的一拍。
　　
　　二、文化的判断
　　首先我从小就怀疑我们的两千历史并非封建主义，从小时接受的政治学分类而言，封建社会只在周朝及以前。秦以后，应该是非常鲜明的帝国主义状态，王权至上，以知识分子为社会行政主体并掌握话语权的中间阶层，及广大农民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从帝国幅员广阔的大陆国家形态而言，有扩张的欲望但并不强烈（这一点与今日之美国多有相似，有领袖欲而少领土欲），更多在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自大心态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道家思想中，开疆辟土的现实意义就不过是一种完成统一的王权责任。所以秦、汉、隋、唐、明（即使包括赢弱的宋）在帝国初期无不四处用兵，极力扩张帝国，而扩张目标，却仅以恢复先朝疆域而已。
　　中国只有王权，没有神权。所标榜的帝国核心价值为儒学，接受儒家的方式是学，学则可疑之，疑则少诚，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思想根源其实是道家。道强调的是变化。所以中国擅长变与不变的学问，功利心强于道德。对于中国人而言，即使是皇帝替换，只要顺乎天道，也无不可。至于天道，那就是个表面文章了。以至坚贞者罕见，变节者众。比如五代冯道，在乱世当中的生存学问今天看何尝不见得没有道理。
　　西方国家多有宗教信仰。王权神权并立，接受宗教的方式为信，信极则轻生，可以坦然赴死。所以若干世纪来传教的热诚可以夸张到十字军这个程度。传教可以说是文化侵略，但价值观的世界大同也未必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化理想。只不过事及当世之人只有切身之痛。
　　所以这里要说日本是个很奇怪的例子，在文化上，毫无疑问和中国一体，但更要纯粹一点。道的思想也未必没有，但只及花草茶饮。于为人处事，还如儒家一样强调状怀激烈。
　　从体制上，日本倒是保留封建的状态几乎到幕府结束，只不过幕府时期藩属大名略为式微一点。另一点，很有意思，政权代表为将军，神权代表为天皇。这点而言，日本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信仰使全国的价值观统一，这也日本顺利变革的原因。
　　甲午战争，与中国，可说是变革的失败，也可说是文化的失败。
　　因为此时中国人甚至没有国家认同，失败是皇帝的，与百姓何干。
　　
　　三、民族问题
　　前面说中国人没有国家概念，甚至也没有民族概念，太平天国的号召里就没有特别强烈的满汉区别。曾国藩的镇压也就没有太大的民族情节，所谓满人走狗恐怕是中国人日后的好恶方式。
　　太平天国的目标非常混乱，但有一点却前所未有，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这点可说是开坏风气之先，日后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没有太平天国的余毒影响，之前还有五四期间对于中国文化的批判及否定。
　　太平天国的方式自然不是曾国藩这样的传统知识分子可以忍受的。所以说曾国藩与其保皇，更不如说是卫道，这是一场知识分子之间的武斗，结果是曾国藩所代表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略胜一筹，但可惜这也高级或高层知识分子的最后一场胜利，约100年后，国共之间的斗争以共党所代表低层知识分子获得胜利，胜利的方式很大程度在于对于农民的组织。除了彼此之间的天然接近以外，强大的组织能力也非高层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
　　民族问题是有了国家认同的后的新问题，孙中山后来把“驱逐鞑虏”改成“民族主义”到后来的“五族共和”可以看出中国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淡。
　　中国人有很大的兼容性和适应性，以中国人哲学而言，置之不理往往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一旦放到桌面就再无回旋。
　　今天的民族问题其实也如此。
　　某些骚乱费那么劲折腾无非换取一个重视。
　　
　　四、说话方式
　　世界乱的时候，就是中国人的机会，至今依然，同治中兴如此，一战期间的民国十年也是如此。后面二战缠斗其中，却籍此摆脱半殖民地命运，接着冷战中于美苏之间长袖善舞连横合纵，到现在金融危机中国的世界救世主表现。但可惜的是，每一次，机遇都把握的不够。
　　清朝想宪政的时候，汉人已经不答应了，所以武昌起义，袁世凯当国的时候，孙中山偏要与他斗，当然这个问题说来复杂，其实无关是非，却开启一个流血的说话方式的时代，此后中国人有革命勇气，却无协商改良的耐心和涵养，血流干，结果现在还有人怀念民国，说起码那当时氛围还是宽松，政治家还是开明的。经过一个轮回，国人开始意识自己是不是走复杂了，这个圈非但没有把自己走出光明，甚至还没有把自己走回去。体制的问题显而易见，一个大规模的彼此不信任情绪正在扩散。原来说历史是最好的教员，但显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历史当中学到过什么。两千年王朝更迭变无可变，马未都言中国人的封建体制2000年未在制度上破产。这个东西给中国人带来的是文化上自信心，所以迷恋传统，即使而今传统不复，还要举着恢复的大旗给社会主义注入中国特色。
　　清帝逊位袁世凯当国其实是中国一个很好开始，但也许就是来的太容易了，也就不会珍惜不去思考，今天杨度和梁启超的体制探讨还是意义的。他们其实都看到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都想到以某个方式去防范问题。可持续和稳定才是中国有所发展的根本。所以当时开明专制未必不是好事，革命家想一步登天，却没有想到乡间民众内心2000年训练出来的麻木和漠然。于是革命成了革命家的私欲，专制却成了一个共同掩饰的持续事实。
　　袁世凯是有本事的人，但可惜的是，太有本事了，以至无人可以牵制。总不能看着你通杀全局，所以我推翻牌桌，讲话的方式变了。
　　想来真的很可悲，
　　慈熙不和光绪好好谈，成就了戊戌六君子
　　袁世凯和孙中山不好好谈，结果是二次革命却只成就遍地军阀。
　　蒋介石和毛泽东不好好谈，结果是三年大规模的内战以及民主历程的彻底夭折。
　　中国始终没有养成谈判并尊重谈结果的习惯，也许身怀利器就不懂得克制了。
　　
　　五、阿Q主义
　　鲁迅总结中国的特色就是阿Q主义。一个善于自我解嘲的民族，一个没有信仰所以也不抗争的民族。当然，这也怨不得。历来成王败寇，胜利者通杀。无论你多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成就只是这个赌局中的胜利一方，与旁观的百姓几乎无关。而且翻盘过于频繁，百姓已无法有无必要表态。
　　所以今天去想小时候接受的那些关于农民起义的历史观简直就是屁话，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从来无关阶级感情，什么所谓解救劳苦大众，想的也就是自己做皇帝而已。一个被剥削阶级成为剥削阶级的奋斗史而已。
　　所以军阀时代只是这个浓缩历史的现实教育，犹如唱戏般你来我往。也造就彼时军阀的涵养，以及小百姓的自我宽慰。中国百姓没有学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说高层一直也没有在乎过。
　　曾几何时，台湾带给我们希望，但当百万红杉军也没有让陈水扁下台的那刻，我一度怀疑所谓民主的力量到底有多大。
　　还有就是群众的大多数是不是在正确选择。是的，陈水扁是进监狱了，但这不能不让人感觉是政权更替后的秋后算帐。
　　段祺瑞在“三·一八”惨案后学生尸体前长跪不起，而后专意念佛，坚持吃素，这是一个时代最后的内疚，当然我们可以理解为惺惺作态，这以后，惺惺作态也不复了。我们陷落在拜金主义当中，全民堕落。

六、为什么总是失败
　　中国的近现代史充满了失败，各种各样匪夷所思但又理所当然的失败。不过政治家们总认为处在伟大的不断胜利当中。我们的胜利往往是对错误的纠正，但我们总不反省为什么老是在犯错误。我们忽略错误，而后夸大胜利，比如比较值得拿出来一说的抗日战争的胜利，14年的斗争2000万军民的死亡大半个国家国土沦丧换来的价值恐怕最多是对日军的所谓牵制。胜利应该属于原子弹，当然有我们的功劳，但全部是苦难。
　　失败从清朝开始，但把清朝的灭亡和明朝的灭亡放在一起比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这么说，明的灭亡还是有一定偶然性的，比如北京没有被李自成打下来（据说是因为一场瘟疫使守城明军丧失战斗力），或者说刚烈的崇帧皇帝逃掉而不自杀，再比如太子可以逃到南京，明帝国准备了终其一代的陪都结果并没有让正统的接班人用到，也正是这个所谓正统问题导致了晚明内斗的血腥而可耻的18年，不过怎么说接班的清帝国讨了一个老大的便宜。
　　那么清帝国就没有这么幸运，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到1912年宣统退位，帝国就没有消停过，而且是钝刀子割肉，一点一点把一个内政原本非常强势的大清搞到奄奄一息。外部是两次鸦片战争，接着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国都被打破两次，割地赔款不胜举数，内部是太平天国、义和团、捻乱、疆乱、保路运动、革命党，政变搞了两回，前者处置了八大臣，后者搞定了六君子。洋务也搞了，新政也弄了，最后权臣当国，孤儿寡母总算和平退位。如果不是冯玉祥破坏协议，驱逐溥仪出宫，也算是不幸中的一个万幸结局。
　　清钻了明末天下大乱的空子，轻松取国，老实说也没有因此放松警惕。终清一代，应该说皇帝都很勤勉，行政也强势，为了不蹈元末帝奔回草原的覆辙，也一直上紧满汉大防这根弦。但结果还不得不依靠汉人维持帝国最后的一息尚存。这形成了一个绕不过去的悖论，一是汉人要驱满，一是维持下去还要靠汉人。所以这也成了中国最后不能实行君主立宪的死局。作为精神象征的最高领袖是异族人，而异族人近300年靠的是文字狱加铁腕而维系的统治，现在君主立宪却要剥夺这个异族君主的权利，让清帝象日本天皇一样万世一系的搞下去。显然不现实。上面说才12年冯玉祥就撕毁协议，不再优待逊帝。但我忽然一想，中国历史上，又何尝有哪个亡国之君得过优待。或者，这就是宿命。
　　那么彼时的政治体制究竟该如何是好呢？其实明白人很多，杨度是其中一个。宿命的是，他提出来的依然还是君主立宪。
　　他的《君宪救国论》说：非立宪不足以救中国，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立宪则有一定法制，君主则有一定之元首，皆所谓定于一也。
　　他的理由是：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德常识，于是以人民为主体，而所谓大总统行政官者，乃人民所付托以治公共事业之机关耳，今日举甲，明日举乙，皆无不可，所变者治国之政策耳，无所谓安危治乱问题也。中国程度何能言此？多数人民，不知共和为何物，亦不知所谓法律，以及自由平等诸说为何义，骤与专制君主相离而入于共和，则以为此后无人能制我者，我但任意行之可也，其枭桀者，则以为人人可为大总统，即我亦应享此权利，选举不可得，则举兵以争之耳，二次革命其明证也。加以君主乍去，中央威信，远不如前，遍地散沙，不可收拾。无论谁为元首，欲求统一行政，国内治安，除用专制，别无他策。
　　鲁迅的一些小说也验证了杨度的论点，当时的民众无所谓革命者的理想，他们要的只是处决的革命者一腔热血去救治疾病。而势力相当者互不买帐。中国人只服从不合作，至今依然。
　　对于坚定的君主立宪派杨度来说，排除清帝，当时的状况就没有其他皇帝给他做政治实验。于是他想造一个皇帝出来。于是就有了袁世凯临终前的“杨度误我”。
　　除却戊戌变法出卖光绪这一节存疑的历史暗影以外，洪宪登基以前的袁世凯还是此时最具威望和手腕的领袖人物，可惜与西汉王莽篡位的结局如出一辙，这又是一个悖论，位极人臣却不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洪宪随着登基威望和能量随之烟消灰灭。君主立宪的两个可能性就此终结。接着各派势力相争，到45年国共谈判的时候还不能就联合政府达成一致（一个障眼法的表面一致是达成了），非要伏尸千里，流血飘杵，争一雌雄才善罢甘休。想来当年灰心的杨度还是风清云淡的看高一眼做千古之评，挽袁世凯：
　　共和误中国，中国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近百年后看此联，唏嘘不已。

七、变法棋局
　　我们处在一个改革的年代，所以对于变法有天然的亲近感。我们的历史教育也是如此，将变法人物一律树造成英雄——有点悲情的英雄。
　　但现在我们重新去看历史，忽然发现，其实中国历来的变法，几乎没有成功过，除了秦以前诸侯国的变法有了一些作为，比如商鞅。但气短的是，同样的是秦法严苛，偏居一隅的秦国可籍此统一六国，但秦朝时却被两个因惧失期的士兵一呼而天下应并由此灭国。
　　而且变法人物结局令人唏嘘，商鞅车裂，吴起射杀，王安石罢逐，康、梁避国，谭嗣同六君子赴义。所变之法，历来褒贬不一，甚至贬大于褒。何至于此，我分析有以下四点：
　　一是欲速则不达，变法之人觉得沉疴累累非雷厉风行不足以横扫积弊。但不知道积弊也是成年累月一点点形成的，解决起来自然不能一撅而就，治国本如烹调小鲜需慢火细炖方可火到肉烂。但革新心切之下一但稍受小阻则无所不用其极。事情做过了不但一无所成且误国害己。
　　二是众口难调，中国幅员广阔，各地风情民俗各不相同，往往一个政策都经各地的长久消化，形成每每不同的行政方式，也有了彼此情况不一程度不一的问题，但革新者研究问题又很难做到采样完全，视界广阔。所以治甲地的成功经验并不能完全套用乙地。若因乙地之不适用又做少许改良。结果乙地未必买帐，甲地又感受不足。以单一政策实施全国，必然举国不安。
　　三是一相情愿，变法者以为是为天下计，但事前动员不足天下人并不受用，改革执行者立功心切，又置若罔闻实施中的不协调声音，结果怨声载道，好心彻底做成坏事
　　四是伤筋动本，这点最难做，改革说到底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必然触及即得利益者的神经。现在我们总是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看待问题，觉得改革必须要与旧势力斗争，且不知做联合旧势力的尝试。你侵犯别人利益，别人必全力反抗。；力量都消耗在内斗当中，一个社会离心背德又何来进步。所以也造就了变法人物的悲情结局，陷入因果报应当中，殊为可惜可怜可恨。
　　还有一点放不上台面，但也值得一说，就变法的人人品都不怎么样，吴起杀妻求将，商鞅被司马迁说成天资刻薄人，王安石偏持，所用章淳和蔡京之流都是大奸之人，康有为日后的固执保皇，伪诏，及改谭嗣同绝命诗以标榜自己。非无大功利心的人不会轻易思变，有功利心则被功利熏心。变法也就常陷入道德及现实皆不接受的地步，举步维坚最后泥足自封，
　　这里还要说晚清戊戌变法说到底是书生误国，且不说所议之法日后在慈熙袁世凯手上多有所成，说明变法其事还是可为但其行则难作为，就说这邀袁世凯所谓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太后住的颐和园这条而言，可见康等极度缺乏政治智慧。即便是成了也必被旧势力反扑致使中国大动荡而陷于分裂当中，被环视四周的列强鱼肉。就说袁世凯这人，怕也不是这数个书生能掌握得了，无非复制东汉董卓故事而已。
　　最后说我们现在的改革非变法，则不过从一个非正常的年代正常化而已，所谓拨乱反正。只是如一个久居屋中的人，一日你放他出去走走透透空气，走的时间久了见的东西多了，就必然有在屋中不曾有的想法。此所谓人之常情，至于有没有大智慧去解决这新的想法，唯祝愿有之。
　　但有点可以肯定，就是这黑屋子，再也不可走回去了。

辣椒炒肉

觉得作者从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文化的角度，来分析中国近代以及现代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大高楼开开茶话会，提供好茶，哈哈，我这还有一个朋友，对中国的儒释道文化很感兴趣，只是本人目前对儒释道了解还不是很透彻，加上掺杂了一些西方的文化，所以思想上很纠结。

希望有空能大家在一起聚聚，共同探讨一下。

hetty

这篇长篇主要是从近代的历史分析了国民的人性。虽然我中学时学校对于历史这种副科很不重视，没怎么给安排关于近代历史的课程，所以这方面我也不能具体分析个所以然来。但是这一大篇里让我至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方面没考虑到，那就是西洋文化对我们的影响。文中不少问题是在外来文化冲击了清朝国门之后才出现的，如果追朔到更早以前，中国人根本不是那样。举个例子，比如文中说“中国始终没有养成谈判并尊重谈结果的习惯”，这在近代里文中提到的事件的确没错，但是以前呢，我自己想了想也网上搜索了下：墨子的兼爱非攻、唐雎不辱使命、苏秦合纵、张骞出塞、诸葛亮七擒孟获等等很多事情，都并不是那些不讲道理地压制别人，而是很重视外交谈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古代文化并不是那么得强权。可西洋文化不同，一个谈不拢或者一没了利用价值就立刻翻脸，这类情况一般在西方社会里待久了的留学生也都会或多或少经历些，也比如当年他们一贩卖不了鸦片赚不到黑心钱外快就二话不说坚船利炮地打过来明抢暗偷我们的财富，被迫接受了他们这种做法一定程度上也会改变中国人本来的传统文化和世界观。所以我认为这文中提到的很多问题只能说是现在的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而并不是因为是中国人而有的问题。另外我认为，是要改变但不是继续跟着西方走过的路走，而是要多找回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对影响我们的西方文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不是像以前那样以我们的待人方式一视同仁去对待他们。

水烬

　　　二十三、政客还是政治家
　　　　1912年8月22日孙中山一行人乘坐“安平”号抵达天津。随后乘花车到北京与袁世凯历史性的第一次见面，袁世凯设宴并在欢迎辞中说：“孙先生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此次来北京与我商议国家大计，各项政见初见端倪，大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先生这次来京，与我相谈极其诚恳，可见之前的谣传全是误会。民国由此更加巩固，此最可欢迎之事。”在宴会结束后，两人又继续探讨国家大事，据说期间相谈甚欢，很是合拍，几乎有相见恨晚之感。一谈就谈到半夜，孙中山在京一月，先后与袁世凯晤谈13次，每次都从下午4时谈到半夜。谈的结果在孙中山方面是彻底的心悦诚服，认为“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 且袁世凯“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并作出“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的保证。另一革命元勋黄兴也认为袁世凯为“今日中国第一人物。
　　孙中山提出“袁公任大总统十年，练兵百万；我则经营铁路，延伸二十万里（有说200万）。到那时，我们民国难道还能不富强吗？” 袁世凯听后，连连点头。点头并不代表认同，虽然表面功夫还是做的很到位，以袁世凯这个老官僚对于行政与人事的认识，从孙中山这个豪气万丈的话语当中，已认定这个人只会空话而已，唐德刚先生在自己的《袁氏当国》里分析说：“中山这席话虽出诸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以袁世凯之实干，是不会把一个夸夸其谈的家伙放在眼里的，于是差不多此时也已经把孙中山排除于劲敌以外，你且看袁世凯是怎么做的，特授孙中山“筹划全国铁路全权、组织铁路总公司”，并极为慷慨地让交通部每月拨给办公费3万元，而且一切行政用人之权，政府概不干涉。将原来慈熙的专用列车送于孙中山使用。将个肥差由着你去折腾去吧。
　　20万公里铁路是个什么概念，即使至2009年。中国的铁路也不过在7万7千公里左右。由此可见孙中山当年的大话。事实上，孙中山后来的成绩是糜费公款几百万，铁路是一寸也没有建设，由是颇为时人诟病。
　　跟袁世凯谈修铁路，很有班门弄斧之嫌。1905年，袁世凯就督修了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他出面筹钱，资金很快到位，进口的钢轨、枕木、机器、器材还都免了税；他任命当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办路务。这段铁路虽然只有170多里长，但途经居雍关、八达岭，地形复杂、工程难度高。詹天佑发明了许多新技术，比如用两个车头一拉一推，巧妙解决了牵引力不足的问题。两年后，袁世凯奏请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汉粤川铁路总办。此外，新易铁路、中国和比利时合资建成的芦汉铁路，都有袁世凯的功劳。
　　比较而言，我们的孙国父是怎么搞的呢，《纽约先驱报》的驻华记者端纳曾记载过他与孙中山一次关于修铁路的谈话：当时孙中山正在地图上划他的全国“路h线”，他问端纳： “你认为外国资本家会给这笔钱吗？”
　　端纳问：“条件是什么？”
　　孙中山说：“啊，我们给他们以筑路权和经营40年铁路的权力，40年期满后他们把铁路完整地无偿地交还中国。”
　　端纳说：“除非有一个稳vg定的政府。否则，哪怕修筑一条最有利可图的铁路，也没有希望得到一文钱的投资。”
　　中山说：“政府稳h定与否有什么关系？只要各省同意就行！”
　　端纳问：“财政问题怎么办？”
　　中山的回答是：““财政是我最后才考虑的问题。”
　　从这些细节里看出，孙缺少其码的政治与经济常识。举修铁路一例，只是想说明，民国之初，两政治人物高低上下与最终鹿死谁手的合理性，美国驻华公使嘉乐恒在致国务卿诺克斯的电文中将袁与孙作了一番对比。他说：“一般认为袁是今日中国最有能力的人物”。至于孙中山，“无论从其品质和能力看，此间人士都不认为他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生在沿海，他在外国受的教育，他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国外，他不知道中国的内情，或者说不懂得中国人民的生活、性格、传统和习惯”。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对袁世凯的评价是：“袁世凯是确保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政府的唯一人物”。
　　那么袁世凯是不是又合适于这个新世纪之初中国的领袖呢，很不幸的是，如果放在历史上考量，那么袁世凯肯定是无比优秀，但在1912年开始的现代中国，历史经验显得苍白，以袁世凯之手腕，也只得政局之短暂稳定，但他无疑，是看不到未来的。
　　太平天国的作用，是被压制了200多年的汉人精英得到了一次最大的解放，当机会出现，这些汉人领袖们无一例外的想到了政权易手问题，曾国藩虽然书联铭志，但只能说明他考虑了这个问题并在权衡厉害以后的妥协，李鸿章“东南互保”甚至一度被推为总统（拳乱，时局日益糜烂，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后提出“李鸿章大总统”方案：一旦北京不保，就共同推举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袁世凯一脉相传，恰好时机相宜，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事。
　　但中国的事情，夺取政权与实施政权是两个问题，以现代观念，这两个问题就一直没有统一过，袁世凯是个传统官僚，他落伍于他的时代，虽然有强腕但却不能阻挡时代，孙中山是个理想主义者，也幸好他最终没能成事，反而落得一个伟大的声名，形成中国近代迹近完美的图腾。蒋介石倒是与时代最为切合，可惜最终没打开这里应外合的困局。而本朝太祖。“会当击水三千里，自信人生二百年”，事业是做成了，可惜的是，他扭转了中国的时代方向，萧瑟中国，无限苍凉，只留下他个人的胜利。
　　中国相信乱世出枭雄，也就是并不缺乏领袖或者政治家，以中国民众政治之麻木，也造就了朝代更迭的轻而易举。但技术型政治人物从来缺乏，很少有人对于制度有所贡献，有的只是献媚于时局的改革，或者时局恶化到无以复加后的拨乱反正。以至中国人绝大时候相信无论目前处境如何恶劣，也不会是最坏的时代。
　　孙中山，没有成事，说明民国之初各个势力以及民众的清醒，但问题是，他们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他们不能预想也不能阻止袁世凯最后的倒行劣施。这只是一个无奈选择后尤不可阻止梦碎的愤然。如蔡锷“护国”举义所言：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早年求学东京，借遍亲戚只得六块两毛，而袁世凯出手就给了他1000元，由此赴成。由此可见袁于蔡之恩。有恩如此，依然举义，可见其心之愤怒。）
　　做政治的人有了理想，不见得是好事，假如同期的政治家都有理想，那显然只会是灾难，有时候想，假如只是政客，那么问题只在利益，利益可以权衡，而理想绝无商量。当初的革命党人为了取得革命胜利，国家利益都可以与列强交易，后来民国确立，只为刑事案轻易置法律不顾，以二次革命待之，为何？只为你违背了承诺，亵渎了理想。民国之初，百废待新，但革命人士，那些海外归来的精英考虑的，更多是权利在谁之手，而不是先把国家治理起来，把外敌赶了出去。
    比如宋教仁对於内阁制的倡议与实践。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路线，则是在体制内，以内阁制来架空袁世凯。如果当时袁世凯能明察当代潮流、对帝制不抱期待，放手让宋教仁组阁，则中国华盛顿或民国“国父”之名，无疑非他莫属。而整个中华民国史，或就将此改写。不幸的是：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站在袁世凯的立场而言，是强人所难，直接牴触了袁世凯“一人天下”的期待，於是，被刺（宋被刺现在有不同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袁缺乏动机或不会这么直白，但从结果上看，这个结果是袁承担了。袁世凯自辩：“前亡午桥（端方），后亡遁初（宋教仁），我之大不幸也。”“我代人受过多了，从未自辩，我虽不杀遁初，遁初却因我而死，又何必辩。若是明白人，就该想到，如果我要杀他，又何必招他来京呢？数次招他来京，却在他将行之际杀之，这岂不是授人以柄吗？就算傻子也不会这样做的呀。因此我不自辩，相信总有真相大白之日。”宋的案子说不清楚，但却也是一个激进的人在这明显社会节奏慢于个人理念的一个悲哀下场）；开启了中国此後一连串政治、军事的混乱。古代中国谴责那些“忠臣”为求一己之忠而陷君主于不义与这个道理是异曲同工的。我们同情革命者洒了热血，但却疏忽了，这以后，我们继续是陪着流血。更要命的是，我们都流了血，中国依旧，实际上或许更坏。
　　中国政治从来注重于治理而不是管理，只训话不对话，只有等级没有平等。从理想角度，我们确实相信普世价值，但从实际操作，在这个有着强大传统和习惯的国度，我们必然要学会妥协。且相互要有妥协的智慧。是的，这才是今天倡导和谐的目的和意义，但问题是，和谐不是含糊不是不讲是非，智慧也不是故装糊涂指鹿为马。所以某个角度，我们希望执政者是专业的政客，有利益但有操守，有争夺但有规则。那些总在自我表彰的官员，事实上是最不能被相信的。他们也不相信自己的义正词严，他们没有理想，但是道貌岸然做出很有理想的样子。唯一的作用，只让这个社会彻底虚伪
　　今日社会的溃败，有时候也很绝望，还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家可以拯救。回望历史，某个片刻，只依稀看到相似的景况。你知道这么下去必将重蹈覆辙，但你已经勒不住时代奔马的缰绳，看着他往绝路奔去。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赵烈文聊天时忧心忡忡地对赵说： “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听了赵烈文这番话，曾国藩立刻眉头紧锁，沉思半天才说：“然则当南迁乎？”赵烈文答说：“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曾国藩反驳说：“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赵烈文立即回答道：“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国藩无言以对，这个帝国的挽救者是怎么终结这个谈话的呢。
　　他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
　　50年内，清朝灭亡，中国分崩离析，陷入军阀混战之中，曾国藩唯一如愿以偿的是，他确实没有来得及看到。这个时代，距今也不过100年。

水烬

　　二十三、体制的迷局（下）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也屡受外族侵略，但却没有遇见比自己更先进的文明，所以，可能打不过，但体制、文化上有优越感。无论国家覆亡或者肉体消灭，但不管谁来了，都还得按着传统的办法来办。只要体制没变文化也没变。总还保留着一份精神上自尊，就好象有个强盗抢劫了一个地主，地主怕强盗却不会羡慕强盗，惨痛之余，嘴角还是挂着一丝对于强盗的轻蔑。
　　比如五代十国的冯道，可以做到事四朝(唐、晋、汉、周)加上契丹、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辽太宗耶律德光)，任时局变化，他自屹立不倒，依旧刻印经书，做诗修为，自号“长乐老人”。宋初的名臣范质对冯道的评价是：“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南怀谨也很推崇冯道，说世道已经这样乱，到处是豺狼虎豹，向谁尽忠已不重要，但在乱世当中可以保持中国文化就是大功德。文化传承的重要，甚至大过了我们一直以为更重要的所谓名节。可以想见冯道看着各路人马在自己的恭迎下你方唱罢我登场，心头何尝不是对这起起伏伏的优越和超然。
　　当然，类似的自尊还可以表现的更加沉痛一点，比如清初所谓的“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儒降僧道尼不降。”家国亡了，实质的战斗结束了，眼见蛮夷们领导了天下，没有关系，女人死人和出家人还可以在衣冠上做着最后的文化抵抗。这点意味虽然只是安慰性质，但中国人的体制在2000年中毕竟维持着不变，皇帝总还是有一个，平民可以通过读书去获得政治权利，天下还是这个天下，规矩还是那么多规矩，只要“天地君亲师”的牌牌还在，也就真的没必要计较，是谁主沉浮了。
　　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第一次体验到了武力和文化的双重失败，前者的失败可以银子来了结，后者的失败，无所适从，就导致了100多年来中国的文化挫折和体制选择的迷失。文化的事情另谈，在政治体制方面，中国人几乎象饥不择食一样做了世界上所有的尝试，从最保守的君宪到最激进的共产主义，每一次选择无不是经血与火的洗礼，代价不可谓沉痛，但结果是不胜唏嘘，看着是人参，却把自己补的七窍流血。
　　仿佛一个学武多年的高手，一天忽然被对手的火器撂倒，慌乱中，感觉一身武术全无用处，就开始学习别人怎么用火器射击，这个且还没学好，发现人家又开始飞机大炮，总之你一路学一路感觉是跟不上，到有一天狭路相逢，只身搏斗，这才发现，解决问题还是要靠原来的一身本事。中国的体制可以维持这么久的时间而没有在制度上破产，其实必然是有他的道理。当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带着对中国传统的全面失望和摧毁去追赶世界潮流的时候，确实很少人可以冷静的停下来，回头考虑下，中国为什么是中国。在我阅读过的学人当中，那个留着小辫子在北大校园里特立独行的辜鸿铭是一个，49年前去国的钱穆是另一个。
　　中国是农业社会，土地是人的天然制约因素，农业方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比如一年一至两季的庄稼种植，使人必然处在一个对于时间循环的约束当中，所以中国人敬畏天地，对于时间更是放任的，就产生了随波逐流随遇而安追求自然的道家思想，这也导致了不去追求效率的结果（仔细一想，中国人的思想核心就是道家而不是儒家）。
　　农民各自忙碌于自己的田地当中，所以无从组织，但农业又需要一些小规模的协作，比如水利灌溉比如抗击小范围自然灾害，一个单薄的家庭无法处理危局，所以依靠血缘关系形成的家族产生作用。家族是中国最小的单位，为了维系家族的权威，一个有别于法律但却比法律更有效的家规由此产生，这个家规我们叫做宗法。宗法是精神层面的法律，大致以家庭的上下结构规范了等级与服从。从经济的角度，一个人积累一辈子，到他年纪老的时候，恰恰是他最富有最有智慧和能量的时候，后辈们仰仗于他，就必然产生服从。这也是中国强调孝道的经济学上的合理解释。（49年后，各类运动和政策一次次洗劫了民众，使数代人无从积累，必须依靠后辈赡养，没有经济发言权，也就形成了今天时有听闻的不孝故事。）
　　孝是中国政治的理论基础，以孝治国也就成为历代政治的指导方针。同样百姓们视国为家，视官员为父母，彼此角色定位清楚，没有特殊状况就不会产生严重冲突，而且即使发生冲突，民众怀疑的是位子上的那个人而非他屁股下的位子。制度是持续的，人可以转换。好比中国式的建筑，号称墙倒屋不倒。制度是建筑的柱梁，而人则是外面依附的墙体而已。
　　是的，不轻易革命和不过度专制是中国所有好时候必须具备的两个要素，另外，中国政治最伟大的发明——科举制度，使国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平民可以通过考试获得政治权利，也就有了对于国家的发言权。也就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一套方式，恰如钱文所言：“由于中西双方历史演进不同，而形成的政治心理，双方也不同。西方的政治意识，可说是一种外倾型的，中国则比较属于内倾型。中国人心理，较偏重于从政以后如何称职胜任之内在条件上，而不注重于如何去争取与获得之外在活动上。与上述观念相连带，中国社会民众对政府常抱一种信托与期待的态度，而非对立与监视的态度。若我们说西方政权是契约的，则中国政权乃是信托的。契约政权，时时带有监督性。而信托政权，则是放任与期待。因此中国政治精神，不重在主权上争持，而重在道义上互勉，这又已成为一种历史惰性，并不因辛亥革命而消失。”而辛亥革命的问题，是一群自以为带来先进政治思想的“海龟”意图按自己的美好理想去改造并不熟悉的中国。其时宪政思想还是晚清时候对于读书阶层做的一点普及，对于不读书的大多数而言，政治权利并不比一斤粮食更有价值。当民国初期，那些明显感到生活陷于混乱且吃的更不饱的民众，怎么会有心思去关心北京政局里那些所谓议员们一相情愿的慷慨呈词。
　　没有民众关心的政治，无论如何也牵扯不到民主政治上去。人民发不出声音，自然就给武器发出声音留下了余地。孙中山一生奔波，但所做的事情很难说是成就，他的思想其实一直游移不定，他对于宪政的贡献除了名誉上的，实际是远不如宋教仁做的更多。
　　孙的思想昂扬却无方法。一路变化下来没有得出正确的道路反而给人的感觉是一味避害趋利。发展到晚年所谓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你已经看不出一点宪政的意思，已经彻底变化成为一个取得政权的方式，与历史上“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是一个级别的策略。后者成就了朱元璋，前者可惜只成就了半里不调的北伐。以当时广州革命政府的杀气腾腾的革命热情与北京北洋政府混乱的人事纠缠比较，还真的看不出，谁比谁更好。
　　1895年甲午战败后，从海军界转入思想界的严复感于时事弥艰，开始致力译著，并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力主变法图强，以西方科学取代八股文章。光绪二十二年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次年又与王修植、　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二十四年九月，又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极力倡导维新变法；同年，他翻译的第一部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天演论》正式出版。至1909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　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和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西方名著，达160多万字。成为近代中国系统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可惜严复的学问并不得中国主流的认同，或者他对中国没有起到相当的影响，与之比较，严复的书在日本大为流行。结果，一代中国大家的智慧，便宜了日本。
　　以严复为此篇文字结束，是因为我并不清楚中国适合什么样的道路。现在呼唤体制改革的声音很多，但冷眼看去，那些学者们也未必一定清楚了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或他们自己鼓吹的制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更别说现在懵懂的广大百姓，当初严复始终坚信，一日民智未开则一日民主共和不可行，所以反对“一切外缘内因，举不具备，骤用新制”，光是着急没用的，因为中国最急迫的问题并不是换个什么体制就能解决一切社会矛盾。如上所举事例可以说，事实上，中国已经实验了绝大多数的体制，但几乎所有的体制改革，与老百姓都没有关系。中国的政治始终是少数人的游戏，政党间斗争与过去宫闱里的斗争没有差异。老百姓生灵涂炭，只换得少数人王侯将相。一个循环下来，一切如旧，难道再来一个循环，就会闯出一个生机了吗？
　　那么，现在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当今的教育。
　　即使以当今社会现状之混乱，其实也不缺乏合理的法律，所缺的是，没有认真执行而已。中国人对于规矩的漠视，甚至达到以逾规为荣。当然，你可以说缺乏合理的制度设计，以使规矩得到有效执行，但问题是，什么叫做合理。比如说不要闯红灯，因为闯红灯不在于什么交通次序，更严重的是有生命威胁。但你且看没有警察的路口，红灯有个屁用。以生命危险也没有能有效的规范其行为，那么还有什么更为合理的制约因素来保障法律呢。所以我觉得，还是得靠教育，怎么去纠正那些错误的历史观，打破偏执的思想教育还在其次，关键是我们先确立正确的游戏规则，以及训练自己如何去遵守。学会如何集体决议，并服从决议。学会正确对待不同意见及如何捍卫别人说话的权利。学会自己做个有主见的人，而不是盲目和盲从。学会思考学会倾听学会理解。也就会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人。当大多数人而不只少数人具备如上的素质时候，这个国家才会理性的选择自己的道路。而且这样选择得来的道路，肯定要比暴力革命得来的，更少牺牲更加正确更适合中国。

水烬

　　二十一、体制的迷局（中）
　　近代中国对于体制变革的追求，是在被西方列强打怕的前提下发生的结果，一边是经常挨打，一边是一但被打败就把原因归咎于体制，也因为怕再挨打，所以稍有挫折，更是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新体制，狂热到几乎病态的程度。
　  1895年4月，甲午战争结束，晚清被先前视为“倭寇”很瞧不起的日本打败，那种悲愤之感难以言表，当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听说清政府要与日本订立《马关条约》，极为愤慨。广东南海人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集会，通过了这个万言书。当中国的读书人关心政治的时候，往往也确实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5月2日，万言书送交都察院。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在上书中，康有为强烈主张“拒和、迁都、变法”，建议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但这个看似慷慨激昂的事件居然不了了之，由此可见读书人的群体性事件总归成不了事。
　　到了1897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康有为再次上书请求变法。次年1月，光绪皇帝才下令康有为条陈变法意见，他呈上《应诏统筹全局折》，又进呈所著《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二书，正式提出了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的要求。这是差不多是中国人最初对于体制改革的动议，清廷有切身之痛，所以才听下去这样二千年更古未有的建议，戊戌变法由此展开（当然迅速夭折），虽然事有波折，但举国上下尤其是高层还是基本认定，日本的实君君宪体制是最好的学习目标，也差不多是权利分让的底线。
　　新一轮的维新在一轮血腥的拳民之乱后继续开始，但不甘退却历史舞台的满清权贵们又动起了新的心思，他们利用改革官制、组建内阁等维新名目意图夺回太平天国后渐落汉人手中的权势，直到赶走袁世凯算是达到这一轮夺权的顶峰，当社会发生变革之时，最坏的情况就是变成权贵夺取利益的饕餮盛宴。不幸的是，我们古往今来的权贵从不错过任何变革之际的贪婪掠食机会，当然，历史也证明，最后被吃掉的是他们自己。
　　所以晚清本可以选择实君或虚君两种方式的君宪体制，无论哪个，总还保留着一个王位，但他们搞砸了，搞成了他们下台换别人来共和。
　　但毕竟君宪是中国人充分准备过的一次机会，期间制定的许多法律已相当完备形成日后民国、今朝法律的基础，并且在此期间，宪政思想通过各种官方或非官方的路径对民间有了一定灌输。形成一个基础。
　　与之比较，如果说君宪还有康、梁等大儒所代表的一代知识分子及政府上下大力支持并配合的研究探讨及实施准备，那么之后的共和就显得仓促许多，这也怪革命来的太顺利，顺利的几乎大家还来不及思考，共和是个什么样子的。这里要说孙中山也未必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或者说他未必知道他给予这个国家设想的体制是不是适合。所以才闹出了仅仅为了钳制袁世凯，就能把总统制匆忙变为内阁制的一幕，现在想想几乎是开宪政的玩笑。
　　事实上，这个个人心机很重的改变直接导致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且影响深远，流毒广布。1912年至1914年不到两年时间换了9任总理（含代理），平均每任任期两个多月，这点时间在台上什么事情也干不了，只忙于调和人事，处理危局。究其原因，过去认为是总统太强势，袁世凯太霸道，总理难以上下逢源要么只能奉命行事要么抗命而事无所成。
　　今天我倒觉得，是袁世凯还不够霸道，辛亥革命后的地方势力割据势力强大，纵然是袁世凯也无力弹压，又何况一个虚张声势只为各方满意的空心总理。内阁制看上去暂时架空了袁世凯，但实际上中央权威由此落空而让地方势力更加坐大，袁世凯横空干预，又落得非法或越权的恶名，不妥当的行为得不到实质制止，那就助长了扩大胡作非为的勇气。袁世凯是个传统官僚，除了因循守旧的一套等级伦理观念，他还具有一般干练良臣雷厉风行追求效率的管理风格，我想，他的内心是讨厌那些在国会上的夸夸其谈的的年轻议员，虽然具备留洋背景却对国计民生一无所知，只知道争取却不知道妥协，不是长篇阔论就是动辄抗议却任由大量议案无限搁置。
　　没有人比此刻的袁世凯更想有一番作为，1912年才53岁的袁世凯年富力强正当壮年，由位极人臣转为国家领袖，本该大展宏图之际却被一个所谓的内阁制给挂了起来。在国家开天辟地百废待新之际他又怎么能容忍自己被搁置在一边，而此刻全国各地，看上去一团和气，实际暗潮汹涌，各省各势力争权夺利已趋白热化。外部是缓过神的列强虎视眈眈，于是他到底忍不住出手了，先是说说没人理会，再次说说就有点疾声厉色，最后就是出钱出刀子了。（现在有考证，出刀子的事情如刺宋教仁是很说不清楚的事情）。他一动手，马上就有人报以二次革命。我觉得虽然袁世凯这次很轻松的搞定了孙中山。但由此他得到了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就是，中国这个状况，协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关键还是要靠拳头。拳头怎么样才握的紧，打的凶，只有大权独裁。
　　袁世凯23岁就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身份驻藩属国朝鲜，协助朝鲜训练新军并控制税务。1884年金玉均等“开化党”人士发动甲申政变试图推翻为 “事大党”及闵妃所把持的政权，驻朝日军亦趁机行动欲挟制王室；国王李熙奔赴清营求助，25岁的袁世凯指挥清军击退日军，维系清廷在朝鲜的体面也彰显这个年轻人非凡一生的端倪。之后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很早预判到日军的动向，在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脱离朝鲜独善其身。再之后小站练兵，巡抚山东时候驱逐义和团，搞庚子新政，垂钓安阳韬光养晦，最后逼迫清庭退位，达成共和。一生事功无懈可击，即使所谓戊戌时期的告密行为，我也认为这是他对于时局的清醒认识而有别于那些书生理想的意气用事。那么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事到临了糊涂了要搞复辟呢。
　　他临终前的解释是“杨度误我。”当然还包括那个用假报纸糊弄他的太子儿子。但问题是，即使杨度和袁克定或者曾任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世界第一流的宪政专家古德诺，他们怎么就能让这个一辈子把时局看的很清楚的一代枭雄给迷糊住呢。事实上，任何事情不能只从结果判断，1915年的中国，当皇帝也是弘扬宪法（洪宪）的一条道路。在12月25日蔡锷护国军起事声讨以前，这个国家，全部的声音，就是复辟。
　　首先有许多知识精英如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李燮和、胡瑛等倡导袁世凯君主立宪，，他们认为君主立宪更适合中国的国情，因为中国需要皇帝，而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并不矛盾。英日等国皆属君宪政体，是事实上的民主政体。
　　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纷纷表态支持实行君主立宪。
　　而且世界公认的共和国家美国在1913年2月以“卡内基基金会”的名义，向袁世凯委派的宪法顾问古德诺。从历史、政治、法律、国际关系以及国民素质等方面，论证、比较了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长短，明确表示，“中国如果采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这是毋庸置疑的。” “从共和回到君主，只要真正落实君主立宪的具体计划就行了。”
　　从袁世凯的内心呢，我想他是动摇过的，在传说中他向前来问询的冯国彰赌咒发誓没有当皇帝的心，仔细看来未必不是真心所想，他已经是终生总统，他也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成气候，甚至他觉得自己活不了两年。当日本报纸的首先把中国将恢复帝制的消息揭露出来。袁世凯立即发表谈话说：“辛亥革命初起时，清室愿意让位于我，我坚决不肯接受。我如乘人之危取而代之，便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勉强出面来担负艰危之局。我完全懂得古今中外帝王子孙都是没有好下场的，天下最愚蠢的事情，莫过于做皇帝。我已牺牲了自己，岂忍再遗祸子孙!”话说的漂亮，但还是当了皇帝，为什么，只能说是他对时局有自己的判断。
　　借平息二次革命的余威，天下才稍稍归心，袁世凯逐步获得无上的权利并当上终生大总统，但这还不够，因为他要考虑到身后事，从袁世凯对外交涉的一贯态度应该说他是个爱国者，所以这样的人应该是有一份对国家的责任心的。我在想他此刻对国家的判断是什么样的呢，首先这个国家依然分裂，地方势力坐大，军阀已经事实形成，而这个国家在他身后已没有可以威望全国的人。
　　孙中山，只是一个眼高手低的理想分子，一个广东他还没有搞定，何况搞定全国，副总统黎远洪，更无从说起威望，且还没有一点势力。至于段其瑞、冯国彰，做到军头已达及至，岂有下马治国之量。那么如果走回过去内阁制的老路，又会因为争论不休而一事无成。我估计他想来想去，只有冒险复辟，当然如前面说，是君主立宪而不是帝制，这样，他可以树立一个名义上的元首，只要靠血缘而不要靠能力，使最高元首的诞生可以简单明了顺理成章。同时放开政务实现宪政，让有能力的人进来。从而让那些有能力的人即可有做事的路径又被制约在一个名义的元首之下。这虽然是这些学者的研究，也应该是切实打动袁世凯的地方。
　　于是，中国体制的又有一次变化，也就八十几天，云南那边一动，所有曾经联合劝进的军阀纷纷倒向，连袁世凯一手栽培的北洋重将们也大义凛然起来，冯、段二人的态度让老袁明白大势已去。这样洪宪复辟就被全国的反对之声打断，以至我们到现在还没弄清楚这个短暂的体制打算干些什么，以及这样干下去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
　　为什么要反对，梁启超认为这几乎是个国民面子问题，政体可以讨论，但国体不能说变就变，让世界小看中国。孙中山是几乎没有信任过袁世凯，他这派革命党也几乎是逢袁必反。那些联合劝进又临阵倒戈的地方势力，本也就是随波逐流暗怀私心，时机一到当然闻风而动乘机裹乱，至于袁世凯的北洋嫡系，也已经是各自坐大，无心与老主子陪绑了。
　　历史被各种叫的响亮的喧嚣舆论所填充，且对失败者没有同情只有奚落，但我们起码并不能由于洪宪历史而轻易否定袁氏当国的价值。中国所谓的人心向背其实也是极易被鼓动操控上不了台面的，所以时至今日世界对于我们那些动辄反西方的游行无动于衷甚至嗤之以鼻。撇去有大规模的分析，民国历史只从一个小处着眼，或许看到那些无关正义后面的一点青红皂白。那就是民间对于民国3年开始印发的银圆（袁大头）的信任，这种信任比较48年发行的譬如草纸的金圆卷就无疑如天上人间了。某个程度说，民国在大陆的统治，是从一种对于其货币信任开始到崩塌结束。当然，近代历史的狂热从没有以老百姓的财富所取向过。所谓饿着肚子闹革命。
　　袁世凯去后，就任的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其瑞不和，召冯国彰、张勋调解，张勋别有用心，与众军阀再议复辟，这次更离谱，原来张勋忠实于他的辫子，当然众军阀更是别有用心。所以再次复辟虽然毫无悬念的失败，但天下已经是面目全非，再也不复那个万民期待的共和了，所有的政客鼓吹暴力，所有的军人大开杀戒，民国之境况，比之南北朝五胡乱华、比之五代十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国之内大斗，一省之内乱斗，一县之内小斗，斗无可斗，为斗而斗。生灵涂炭、赤壁千里。
　　康有为当初进献政改之策，已经比较先见性的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以他对于世界宪政进程中对于革命的了解，也预见到了所谓光荣下面的实际血腥，所以在《进呈法国革命记序》中，他说：“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
　　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每况愈下，屈辱深重，乃至一代中国人奋发图强，慷慨激昂，以救国家出水火为宗旨以赴汤蹈火为快意，但有志者皆想报国，从道不同不相为谋到你不同意我打到你同意，最终明知同室操戈不可为竟不可避免，民国的后来，体制已无关紧要，政见之争蜕变成赤裸裸的战争，做什么且不重要，重要的是让谁去做，为了这个谁当家作主。中国人胡打一气。打到消停的时候，猛然发现，这争论的最初，是因为什么了。

水烬

　　二十、体制的迷局（上）
　　庚子之乱后，以慈熙太后为领导核心的清政府最高当局再一次痛定思痛，开始新政，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 政务处，就全面改革作整体规划，任荣禄、庆亲王及李鸿章为主管， 张之洞及刘坤一为协同办理；张刘二人联名三次上奏《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定出改革方向，学习日本，推行君主立宪制。
　　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应该说是当时朝野各方都可接受的优选方案，需要说明的是，这还是一次由地方权贵推动国家高层响应的上及下的小范围政治实验，因此这个朝野当中的“野”字只包括一些地方乡绅及实业人士而并不包括一般民众，但对于民众而言，戊戌年没有完成的国民宪政教育此时再度开始，此后晚清立宪运动半途而废乏善可陈，但国民教育使民智开启方面足可称道蔚为可观。新政伊始，也算是雷厉风行，卓有成效，废科举，办学堂，改官制，搞地方自治，派留学生，财税改革等等，进展成效或不一，但确实干的热火朝天，期间，除了面子问题对康有为、梁启超没有宽恕以外，还对其他维新党人都网开一面。
　　而对干才袁世凯等新兴官僚的起用，更使整个新政比起戊戌维新有了更有实际的成绩（确实官僚比书生更做的成事）。到1905年派遣特派钗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 、兵部侍郎徐世昌 、湖南巡抚端方 、商部右丞绍英 、尚其享及李盛铎等五大臣考察西洋，据说最后的考察报告也是梁启超所撰写（维基百科说考察团回国后进呈了一份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编成《列国政要》 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该报告由随员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该报告由随员熊希龄执笔，参考了流亡东京的梁启超和杨度所写的宪政研究资料。）一时间，宪政改革可谓已达成举国共识。
　　反过来看革命党这边，已几乎搞不出什么大动静，除了光复会煽动的民族暗杀获得舆论同情以外，孙中山等人频繁发动的那些起u义（据统计，自1894年到 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p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并没能在动摇朝廷根基方面取得任何进展。至于1911年的武昌起u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当时孙中山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孙中山也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所以说，在近代史的某一时期，暴力并不是中国人的选项。但可惜的是，好景不长。
　　这个好景的结束应该从慈熙、光绪的去逝为开始，慈熙的死，标志着晚清政治当中的最后一个强人没有了，一个没有完成宪政改革的帝制国家，没有强人，在风雨飘摇的大时代当中已是不幸。而如果接班的是一个笨蛋的话，那几乎可谓是灾难。中国的不幸是，每当面临命运歧路的时候，总是宿命般的选择最坏的那个选项。才7岁的傅仪即位，自然不能对帝国产生影响，所以关键人物就成了他的父亲摄政王载沣。说载沣是笨蛋，也不恰当，其实此人还是很有骨气的，比如日后拒绝日本人的诱惑去伪满洲国，且在帝国的最后，没有负隅顽抗，而顺应大势也不能说不明智
　　但他当政的那三年，确实干的不怎么样的。先是排斥袁世凯，民间传闻，是载沣为光绪出气，但国家公器岂可为只为解决私愤，再就是千呼万呼开始来的“皇族内阁”，手段拙劣，迹近无耻，给举国热望兜头一盆冷水。晚清的格局，已只在如何还政于民了，纵然不那么情愿，也断不可排挤汉臣，表面上是给了皇族更大的权利，实际上是不知觉的把自己放在了火上烤。也恰好给煽动民族情绪的革命党人落了口实，所以说排斥袁世凯和“皇族内阁”两个事情，是这个覆灭的政府最后两着臭棋，臭到直接覆灭了自己。
　　历史的当事人一些不恰当言行直接影响了历史，但对于那个沉默的社会而言，也具备了颠覆这个政权的一切可能。当然我说的并不是孙中山少数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一个有着两千年传统体制不变的国家在酝酿他的巨变时候，他的社会和政府一样即怀憧憬也一样忐忑不安。
　　晚清政府宛如一个技术不成熟的驾驶员，在驾驶这辆苦难严重超载的巨大卡车，在时代的崎岖道路上几经颠簸危险数度，终于一刹那把握不住，翻了车。也许要问，假如他把握住了这次是不是可以顺利开到光明的前途，但事实上，从车况和路况而言，纵然不在1911年翻车，也会有极大的概率在未来的某一年翻掉。道理很简单，对于这个享受了300年安逸的满清权贵——同时也是宪政新手而言，实在难度是太大了，当然，与日后此起彼伏的政治势力比较起来，还不是最难。或许要说，为什么不停下来修理这辆破车，事实上，是停下来修理了，可惜磨和度不够，新换的配件直接成了危险的诱因。这是1911年前的现状，至少在四个方面，埋伏了足可爆炸的风险，也许驾御的好还是进步的力量，但我前面说过，中国的选择总是让最坏的结果发生，1911年，终于爆炸了。
　　第一方面是与外国不平等条约导致的财政困境，不平等条约其实也变相触进了中国的开放，清末得此影响整个经济其实是发生巨大的变化，其财政收入超过康熙盛世，但连绵不断的国内外战争，各种赔款借款，庞大又使财政入不敷出足以拖垮整个国家经济（周志初、吴善中考察了近代中国的赔款总额。他们指出，鸦片战争以来，因不平等条约及其他具体情况，中国应偿付的赔款本息总额约为17.6050亿海关银两，实际支付额为13.3548亿海关银两。王年咏、相瑞花均对近代战争赔款的总值作了辨析，得出不同结论：前者认为近代中国共有8笔战争赔款，总值为13.75亿元，折合库平银10.45亿两；后者则认为其总值约为 13.263亿元，合库平银9.568亿两。袁成毅专对中国近代对日战争赔款情况作了探讨。他指出，近代中国共有三次对日战争赔款，额达76542万元，纵按最少的算，晚清70年，每年光战争赔款要还1366.8万两白银），国力衰微由此可见，后来武昌起5555义，清廷让袁世凯去镇压，袁世凯要军费，但朝廷已负担不起了。比较起来，日本、德国都有过穷困时候，但人家化困难为力量，挺了过来就发了，中国不知道为什么总挺不过来。财政困境唯一造成的好处是，满清退位后袁世凯与孙中山达成暂时和谈，都没钱，只好先歇歇。
　　第二方面是租界，租界是当时的国中国，庚子条约中规定外国人驻军的地方中国人不得驻军，袁世凯因为此还创立了中国的警察制度。租界使中国有了政府力量达不到的地方，换言之，各种颠覆国家的活动在国内有了基地，各国使馆也程度不同的扶植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和势力，政府通缉的要人也可以大摇大摆的出入中国，比如梁启超。另一个方面，租界的保护使中国的舆论达到空前的自由，彼时中国舆论强大到数度影响到中国政局。宽松的舆论使中国对民间原本强大的管制力量得到了花解，一方面宪政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一方面人民可以在一定区域自由的批评政府。所以，原本晚清政府一些惺惺作态的伎俩都得到了揭发。对于帝制国家而言，政府没有权威，可不见得是好事情。
　　第三方面，是得到广泛认同的停科举、办新学堂、派留学生。事实也证明这也是颠覆满清政权的最直接原因，科举停了，使最后的守旧读书人也不再支持政府，而新学堂和留学生更是接受了新理想，成了朝廷的直接掘墓人。
　　第四方面是，袁伟时认为的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经济自由，1895年7月19日，清政府发了一道上谕：“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各矿、折南漕、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大约以筹饷练兵为急务；以恤商惠工为本源。此应及时举办。”以此为发端， “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强之术。”政府渐次放松控制，让老百姓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
　　这一权利的法制化是1904年初接连颁布《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后的事。其中规定“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务须将创办公司之合同、规条、章程等一概呈报商部存案。”[已与国际惯例一样，办企业仅须登记注册即可。与此同时，现代财产所有权亦相应逐步确立。《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在“判案后查封产物”一节中规定：“凡封票纸查封被告本人之产物，如产物系一家之公物，则封本人名下应得之一分，他人之分不得株连。”“凡左列各项不在查封备抵之列：一，本人妻所有之物。二，本人父母兄弟姐妹及各戚属家人之物。三，本人子孙所自得之物。”表明财产所有权已从家庭甚至家族所有转变为以个人为本位。尽管这一规定要不仅在打官司时管用，并要成为全社会的习惯仍须假以时日，但这些法律条文的出现，就意味着主流文化开始承认个人财产权的正当性。
　　经济自由代表了人的自由，人捍卫财产的动力是巨大的，事实上，满清也最终灭亡于一场民众捍卫财权的抗争，为保护自己的铁路利权不被国家收回而导致的四川路权运动触发了一场最有效的起LL义，当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些民间资本的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但问题是，此时的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顺民，你既然用不恰当的手段来抢夺私人财权，那么人民也还以不恰当的武力。这个国家终于颠覆于一群民众财产权利的觉醒。
　　不过总结到此又发现，其实整个民众对宪政并无太大追求，当时最好的报纸发行也不过万份，即使扩散阅读达百倍也不过上百万人接受新的思想和被舆论影响。老百姓只是认为，我的财产，你不能说拿走就拿走，他们还认为，一个女人再做的不对，你政府也不能说杀就杀还公开去杀，他们对谁下台谁上台并不关注，菜市口杀人的时候都挤过去看，但管杀的是谁，什么暗杀了一个权贵也只当七侠武义一样道听途说。
　　皇帝没有了祖宗还在，至于什么是祖宗，被奴化了300年以后，他们觉得辫子就是。从来没有当家作主过只有频繁的被做主，既然总搭不上话那就继续旁观看笑话的习惯，鲁迅写阿Ｑ上刑场游街那段：……忽然很羞愧自己没志气：竟没有唱几句戏。他的思想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小孤孀上坟》欠堂皇，《龙虎斗》里的“悔不该……”也太乏，还是“手执钢鞭将你打”罢。他同时想手一扬，才记得这两手原来都捆着，于是“手执钢鞭”也不唱了。“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阿Ｑ在百忙中，“无师自通”的说出半句从来不说的话。“好！！！”从人丛里，便发出豺狼的嗥叫一般的声音来。
　　这一节文字，深刻到骨髓里了。

水烬

　　十九、近患与远略
　　1840年6月（道光二十年夏），由四十八艘舰船（海军战舰16艘；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4艘；运兵船1艘；运输船27艘）和陆军4000人（爱尔兰皇家陆军第十八团；苏格兰步兵第二十六团；步兵第四十九团）海军2~3千海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封锁了广州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武备废弛、敌情不明、指挥紊乱，因此屡战屡败。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军攻陷镇江，切断京杭大运河南北交通，继而直抵南京城下。清政府已无力再战。1842年七月二十四日，清政府在英军的炮口下，被迫签定了《南京条约》。
　　鸦片战争本身似乎并没有对大清帝国产生太大触动，因为比较起来，这不过只是中国历史上若干次外族侵略中的一次，何况本朝就是外族。道光皇帝本来是希望省点银子才同意了林则徐的戒烟计划，结果事已至此，又花些银子买个消停，《　　，《南京条约》这个条约我们一直冠以“丧vf 权辱j国”，但却对近代中国产生了许多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叫做开vg 放，当初英国政l府派出的使节马戛尔尼拜见乾隆皇帝，希望达成的通商、贸易、传教等请求，却被傲慢的帝国皇帝以天;朝上lp国无所不有，且无先例给予拒绝。
　　以至马戛尔尼的随员安德逊说：“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但仅半个世纪，英国人以另一种方式，让大清帝国满足他们最初的所有期望，只不过在这个期望上他们加码了许多。但不可否认的是，天k朝上k国自居的中国人从此意识到天外是有人。他们不再是蛮夷，而是叫做洋人，或洋大人。
　　起初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其实是缓慢的，因为外国的势力还不曾量变到质变的程度，但因为开放流入中国的西方事物及思想却催生中国的动荡，很多事实表明，当一个新的思想来到的时候，上层社会往往没有低层接受的快。当朝廷料理完战后事项继续过他的太平盛世（不幸的是，这期间在位居然是清帝当中最乏善可陈的咸丰皇帝），而乡间一个落榜多次以至癫狂的书生洪秀全就因为一本翻译过来的基督书籍以及癫狂时候的几句胡话而认定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某个方面也加速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影响。最起码，那些在内战中新兴的帝国官员以及上层知识分子终于真正开始意识到了中西的差距。
　　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围攻安庆时，胡林翼策马登山观察形势，喜谓贼虽强，不足平也。忽见江中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胡林翼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病情因此加剧，不久即去世。剿灭太平军，胡林翼已有成算；但见洋人之势方炽，则欲不忧而不得矣！时人对于西方科技发达的震惊，当以胡反应最烈。这何尝不是一代人在巨大差距面前的目瞪口呆。但或许这又是中国人一种自我教育方式，他们只相信自己所见到的。
　　战争培养了一代人，战争也逼得你要与时俱进，只是你的认识层面是停留在什么位置，这就是本节文字要探讨的东西，我们这个非常讲究谋略的国家，在最近的一百年，有没有一个象样子的长期战略，有没有过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留一个足以发展成为显学的华夏振兴之策，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拨乱反正，接着一次又一次的重蹈覆辙。
　　同治中兴带来的一点成就，一点底子比如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六的北洋海军居然被小日本鬼子打的全军覆灭。中国人再一次开始痛定思痛，于是康有为等人登场开始一场激进且没有根基的维新运动，当毫无玄念的受到反对的时候，就把心思用在如何对付同治中兴的主要领导慈熙身上，可惜眼高手低反被其害。
　　死六个君子且不打紧，因为西方社会对于光绪皇帝的同情，大大引发了慈熙对于整个世界的迁怒。这个怒气是全民的。表现出来就是癔病式的义和拳运动。大清国在民情激越下下令对全世界开战，全世界自然是打不着，就退而求其次去围打各国使馆。几十万号称刀枪不入的神兵加之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打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把这些使馆搞定。接下来就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
　　北京乱成一锅粥的时候，有一群清醒的地方官僚，如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和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即和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称东南互保。这么大一个乱子最后以一个更加丧权辱国的条约《辛丑条约》了结。朝廷在惊心动魄之余又一次反省，于是又开始一场新政。
　　当清朝最后的铁碗人物慈熙去世去以后，中国的格局再次发生变化。孙中山及各路革命党人风起云涌，原来民众期待的立宪游戏被那群愚蠢的皇族搞砸以后。没有人再有耐心去奉陪这个末日王朝了。武昌革命后，各地独立。但最终收摘果实的还是帝国的大臣袁世凯。按照当时所有的可能而言，这其实应该算是最好的结果。可惜中华民族本以为可以躲掉的灾难还是不可幸免。袁世凯当国时候的那些纷争今天想来其实无关正义，正义只是领袖们的表面装饰。北洋政府倒行逆施，国民政府也未必救民于水火。
　　但问题是，谁都觉得自己是对。比如吴佩孚，何尝不想统一中国，自身操守又何等优秀。但又如何。这些有能力都觉得自己可以救中国，但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救。我不知道这些先驱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想象或许是有的，但肯定没有计划。一个严谨的周密的足以打动后来者的计划。可惜的是，中国没有继承者，这个号称开天辟地的年代，谁都只愿意做开拓者。哪怕及至而今的一个市政建设。是的，这是中国特色，有无数的开头，但遽然而止。只留下遗憾。
　　先是洋务运动，解决技术问题，但不能改变体制，于是搞起君宪，让有权的人限制自己权利真的很难，即使是大势所趋也逆势而动。于是共和呼声再起。共和同样解决不了一个两千稳定体制延续下来的庞大帝国的问题，
　　首先是思想问题，思想是专制，共和就是一个理论，一个零和游戏，一个本来就没有土壤就企图他能开花的幻景，于是出现三民主义。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搞懂它的深刻内涵，我觉得其实就是某些美好图景的普及化的表述方式，也就是说，一个政治家对于他期望治理民众的一相情愿。他说我们要最终会怎么样怎么样。但他没有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达到他说的那个样。
　　接下来就是共产主义，一个更美好的想法，就好象说我要让所有的人都有很多钱，但所有人都有很多钱的可能会是钱不值钱。又好比一个素食主义者对于我们这些吃肉的人的鄙视和救赎。他不知从何而来的道德崇高感。并升华成一种狂热。我们起初生活在这个狂热当中，狂热退后，我们又继续生活在这依然声称狂热但明显失落使我们无所适从的地步当中。
　　其实体制无论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新加坡是绝对的威权国家，日本、英国是君宪，美国是共和。北欧的那些国家的富裕已经支撑出他们的共产主义化的苗头。
　　体制是可以自我调整的，问题是，中国有没有调整体制的自觉和耐心。切合题目，也就是说中国是个经常被近患打搅的国家，以至形成一种处理近患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是短视的，它深刻影响到我们对于未来思考的坚持。
　　抗日战争本来可以打的更加体面，也不能说蒋介石以时间换取空间的策略不对。但问题是东北20万军队被一万小日本就给赶跑了，你哪怕抵抗一小下也不至于这么狼狈。接下来，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战，让蒋介石从韬光养晦立即走向激进一面，在上海这么小且没有任何战略纵深可言的地方投入70万军队与敌消耗，只为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且还不顾及上海还是中国的金融中心。自己拉敌人在自家的银库里打架。精锐耗尽，就变成以空间换取时间，说起来是悲壮的，但又是何等无奈。这只是百年当中的插曲，问题是这一百年这么打来打去的中国人究竟从中学到什么，想到什么，很难总结。
　　错误几乎必须被重复，从不去深刻反省民族的未来，也不致力于当时社会体制的改良，只是一味的推翻重来，我们体味到更多是每个体制的恶，而不能感受国家于我等草民的保障及提升。日本人在明治的时候就开始布局教育，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在思考日本的命运时候，已经想到未来的触手将伸到哪里。德国两次世界大战失败，甚至被一划为二，还可以和平统一且继续迅速成为欧洲第一等强国。美国，那一群同样在暴力斗争后的战士获得国家独立，考虑的是这个年轻国家如何把统治者关进笼子然后去兼容整个世界。
　　而我们的国家战略是什么，我们的民族战略又是什么。秦国靠远交近攻统一七国，我们现在实施相反的战略，结果搞的几乎没有朋友。该怎么萌芽，而后怎么生长，最终如何开花，这是一个大问题。日本人老早认识自己地域及资源的局限，所以很久就想好，走出日本该怎么办，如何以朝鲜为跳板，以满洲为经营之本，以夺取中国为遥望天下之依靠，二次世界大战他是吞了快了以至噎住了。但人家计划仍在，奋斗不息，你能在下次他又吞你的时候寄希望于他继续噎住。
　　与之比较是中国领袖的辛酸，据说汪精卫投日前给蒋介石去信，仿《赵氏孤儿》程婴对公孙杵臼故事反其意云“君取其易，我取其难”。这就是中国当时的战略，无论那边输赢，中国都保持不败。今人尤以此惋惜汪，此事是不是反映汪之本意我不考证。但以此之策而自喜实大不为然。因为这不是战略，只能勉强算是智慧，辛酸懦弱油滑首鼠两端的智慧。这智慧危难时可保一时，但长期发展与国民国家何益。
　　可恨的是，这个东西已经深入而今的外交思维。于是中国外交所谓“互不干涉内政”的鸵鸟政策世之闻名。看上去义正词严理直气壮，但底下有谁还鸟这一套，虽然我们不一定要要多管闲事，但籍此回避自己的国际责任显然很难取信世界。强大的国家对你不屑，弱小的国家指望你不上。那么你做什么大国常任理事国。你怎么维护世界次序。
　　做负责任的大国不是光输出银子，而是要输出价值观。
　　但现实是什么，是苍凉西风中一棵老树枯枝，是无望涟漪散去后的一片泡泡，是人走茶凉后的一直无语，是关上文挡转去娱乐版看刘德华结婚的一声叹息。
　　换个口味,调剂一下:
　　
　　 遥控器主义
　　　　
　　我们享受着美好而愉悦的婚姻分享着生活有与即将有的一切，这是我们婚姻的初衷，并且在很最初的时候也如此实现，从历史来讲，我们原本是分裂的两个独立体，也正是因为对统一的美好遐想以及对对方的占有欲才使我们趋向邦联。这是个伟大的开局，因为之前我们从陌生的相逢到相识就花费了我无数的智商，是的，是我，而非我们。每个有价值的想法只会是个体创造，但要是实现就需要集体共同努力。这当中包括无原由的背离、迷失、交叉以及所有歧义发生的克服。想法在实现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倍受一切存在的困难所困绕。这是代价。当对方以罕见的毅力拒绝，直到被我更罕见的毅力加上诚意打动时候，必须指出，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坚强胜利，当然我也客观认为，不会再有来者，换言之我们的毅力从婚姻开始，就已经荡然无存。
　　我老婆个人认为这是欺骗。我给予的解释是，广告与实际总会会发生误差。一般而言，你只会为自己的预期买单，你也只能为自己的预期买单。这是一个广告从业者的经验之谈的局外话。
　  我们在婚姻生活的起初并没有太多矛盾，或者说我们还没有撕开这包装纸上的温情脉脉。我们礼貌，谦让、有意识的共同创造趣味，我们陪笑、陪着时间、陪者将就，去度过婚姻中应该存在的蜜月时刻。也必须要互相赞美和让步。当然，这一切发生在遥控器的掌握问题暴露以前。任何时刻，甜蜜对于矛盾重重的掩饰将使问题是趋于复杂化。
　　遥控器是什么，遥控器是我们家不可动摇的主权。是的，这严重关系到一个家庭成员在此生活的地位问题，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但在蜜月时间，主权可以避而不谈，我们有许多要做的事情，我们百废待新。我们有许多建设问题，我们忙的顾此而宁失彼。但建设有暂停的时刻，当一切开始平静，我们发现，在主权问题上，我们处理的非常不恰当，或者说，在很久以来，由于我们的谦让，使问题变的无比复杂。
     作为这个家庭政权中的两个主要政党，我和我的老婆，关于我们家庭的政治体制也曾经有无数规划，我们的内心倾向独裁，但谁独裁是个关键问题，所以我们双方都暂时妥协为共和。实行两党制下的议会制度。无特定元首，进行模糊分工，一般而言，我负责外交，经济建设及重大战略研究制定。我老婆着负责内政、财务及重大战略的审核。但在实施过程当中，发现分工并不明确，具体言之，老婆人际关系处理的比我更好，在经济建设方面更有直追我的态势并且由于掌握财政的关系，动耶否定我的战略实施。而我虽横草不提竖草不拎但对内政也经常横加指责。我是家庭主要的消费者，所有财政管制对我约束太大。我认为自己的战略研定已非常完美，所以拒绝审核。所以共和制度使大堆问题搁置，并使双方矛盾加深，某天终于爆发。只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居然爆发在遥控器的问题上。当我们为各自的选择费尽口舌也不能达成统一的时候。才发现人间正义原来无关是非，而只在乎由谁主持。
　　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家庭的主权原来是在一个小小遥控器上，是的，我们居然是通过它来选择我们的精神世界。虽然互联网非常发达，但总有不可避免的电视时间。只要这时间一有交错，我们就会发生一切碰撞。我承认我并不是非要看电视，但我必须要拥有在我想看电视就能看到电视的权利，好象我们并不总是声称自己的主权，更多时候也不知道主权意味什么。但我们还是深深认为主权必须在握，即使我们并不知道主权是不是必须。
　　主权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政权的事实把握，所以当邻居们进行着并不频繁的国事拜访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予非常礼貌的款待，让他们喝好茶，坐沙发。看我们家庭收藏。但决然不会将我们家的主权给于掌握，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也不想为此招惹太多的外交纠纷，于是转移我们的 电视到我家的战略纵深——我们的卧室。以此宣布我们对此的严肃看待和保护。
　　这或许是个一个精神层面的问题，任何精神上的问题都是非常重要而不容有失，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尊严在于对于自己精神自由的把握，我们必须拥有选择频道的自由，随时随地选择节目的率性。关键不在节目，我再强调一下，是自由。
　  遥控器的冲突是严重的冲突，是两个十字军的彼此征伐。所以起初我们互相通电指责，声嘶力竭声讨。都宣称自己是合法遥控器持有者。后来我们发生肢体冲突，战争规模从小及大，从大到巨，直至列强纷纷干预。我父母及她父母的适时阻止，使我们开始痛定思痛，很快我们就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所在，开始认真考虑我们的家庭政体。关键时刻，理性还是大于感性。
　　会商结果是：要独裁，对，我们要独裁。哪怕是片刻的独裁。
　　于是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会谈，终于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开始我们新的政治实验。我们开始两党轮流执政，先以月为单位。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一个月不看电视，于是逐步安排为周、日、小时、刻、分钟。我们进行频繁的政权交替。难免不出问题。关键是我们的精神建设断断续续，使我们不能很好的成长。
　  所有的创新源于失败的经验，搁置问题，创造彼此更多空间，是我们主要思考的方向。还好我们经济有一段时间比较宽裕，于是我们又买了一个电视，实行一家两器。也就人们常说的具有遥控器主义特色的一家两制。我们现在拥有两个遥控器。我们开始实施互不干涉的独裁政治。我们的精神世界互不打扰。我们甚至在生活其他方面也不交接。和平，开始的是没有生机的和平。
　　但有一天，那个宁静的下午，我们彼此沉默的坐在各自的电视机前，看无聊乏味的节目。忽然间，一种强烈的倾诉欲望欲语还休。那些美好的往事不约而同的在我们内心开始交织。如微波荡漾的河面难以休止的涟漪。只是回忆中那只蜻蜓的偶然点水，我们发现，我们变了，我们的感情有了很大变化，即使那些战争的岁月我们也不曾对对方如此的冷漠。一种应该交叉的生活平行开去。就剩下事不关己冷冰冰的客气。一家两制带给我们不是和平，而是隔阂。
　　怎么办。
　　我们将另一台电视送了人，继续选择在一个电视面前共同面对，首先我们去学会接受，接受对方的趣味和需求，我们重新开始谦让，或者在实在不能谦让的时候选择错开。我们继续实施一家一制的制度。对外宣称这是我们新的时代开始。一个重大的客观原因是我们有了孩子。起初我们以为自己有了人民，后来发现我们是我们人民的仆人。这是心甘情愿的政变，一场由我们自己酝酿并发动的玫瑰政变。我们的孩子最终接管了遥控器，成为名义上的元首，当别人主持主权的时候，忽然发现原来主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我和我的另个政党。我们的感情依然还在。

水烬

　十八、近代历史的随机性与宿命（下）
　　宣统皇帝退位，延续两千多年的皇权体制在中国历史上总算暂别，为什么说暂别而不是终结，是因为我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某些不自信，实际上，皇权体制的结束也不代表专制思想的结束，在以后的十几年当中，光复辟就有两次（如果不算上满洲国那节），而中国社会，也根本在民主外衣下一直延续着专制体系，是的，因为总结历史我们才感受到这个民族的悲哀，因为通过对比我们豁然发现，原来袁世凯如果不去当什么皇帝，几乎算是在民国以来所有领导人当中离民主最近的一个领袖。
　　他毕竟开创了民主国体，他毕竟还是用民主的方式去聚集个人的权势，他甚至用全民公f投的方式去推自己做皇帝，他也在舆论反对中退位，并在民情奋涌中可耻死去，他的荣辱起码体现了民主的能量，当然，这或许是我以偏盖全的一次赞扬，但袁世凯去后，一个国家本可以体面进入民主社会的机会被彻底颠覆，民主被更时髦的“革命”一词取代，因为“革命”之名，孙中山要求自己的同志按指印来表示对于个人的效忠，蒋介石，一个基督徒，一个唯一的有宗教信仰的中国近代领袖却以最典型的中国方式（或者说东亚方式）将权位交给儿子。而毛泽东，这个日后的人民共和国领袖，最革命的一个共产党人，在革命尚未成功时期的词作《沁园春• 雪》一经发表即被人看出了其中的帝王思想。过去我们看书到此一节时只说当时反动派的污蔑，但现在我们不得不佩服时人的洞察。因为之前之后的一切无所不登峰造极，当人们对一个人高呼万岁并认为他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这个号称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真的众生平等吗？！
　　时至今日，绝对的个人独裁已经被所谓的集体领导取代，但更为糟糕的是一个绝对空前的官僚集团凌驾于民众之上，这时候没有相对的人民监督，同时失去绝对权威的威权威慑。可想而知这社会横行的贪污腐化不负责任从何而来。
　　中国近代历史的不幸，也几乎不是什么专制与民主之争，而是各路英雄打着美好的旗子争来斗去伏尸万里结果还是归到起点。这样来回不懈的折腾，搞成民主远非民主，专制也不象专制。除了生灵涂炭别无所获。当整个世界在20世纪经济科技人文突飞猛进的时候，中国还在跌跌撞撞摸着某块也不知道有没有的石头过河，当奥巴马在白宫以一顿轻松的啤酒宴请来解决种族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以中世纪所谓感化的方式让亲属给远遁他国的分裂分子写信。中华民族今时今日还能以压榨血泪廉价劳工创造的庞大外汇成为世界经济的提款机来换取一星半句所谓国际话语权的时候，其自我一直标榜的所谓5000年悠久文明深厚文化已经大幅退步到对世界不能施加任何实际影响，就如一个闹绯闻的主持人所言：当你不能输出价值观就不是一个大国。几十年目睹怪状之纷杂之匪夷所思之触目惊心。于是，我们不由深思，这究竟拜何所赐。
　　从历史去看，专制和等级制是中国最悠长的传统，周朝以前的事情我们不清楚，但周朝是个由宗室、功勋封建藩属组成的统一国家应该没有什么疑义。只不过东周时候的王权衰弱，导致了中国最早的分裂，准确的说这个分裂还是在一个王权统一的名义下的叛离和内斗，直到东周死撑了514年后，那个实在已不值一堪的东周君居然想趁秦乱袭秦反被其灭。中国终于走上真正统一的时代。“统一”开始是中国唯一选项，并成为最大价值观。当欧洲被分裂成为无数的国家并彼此攻战的时候，中国已经以庞大帝国的姿态以世界中心的名义微笑自封。当然，这个辉煌的帝国却在最近的一百年当中输得不堪回首，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欧洲的和平至今也不过64年，这个和平还不包括1947年——1991年44年火药味很强的冷战及时不时的局部战争。很多时候你只能站在自己所处的时代谈目前状况下的是所谓成功。而永恒价值这样的东西根本就随着时间的波涛一变再变以至也许从未曾有。就好象现在的普世价值是民主，但在过去的20个世纪当中，谁怀疑过君权至上。
　　以中国之庞大，而又如此推崇中央集权，所以非有力的集权政府就肯定不能够号召天下，于是建立一个专制的政权几无可避免。因为无数的历史教训是，一但中央权威衰弱，对于地方掌握失控，往往就会取代以军阀混战。更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分裂结果只是军阀混战，而不是象欧洲那样形成类似城邦政治的协商及契约传统。
　　中国一乱，考虑的便是统一这样宏大的思想主题。中国人的思想体系原来就是建立在大乱思治的时代，这个思想和着那些分分和和的经验，也就预测了每个乱的短暂和被平息的必然。而欧洲或许是乱的太久了，历史上他们也经历了若干意图统一欧洲的强人时代（如拿破仑、希特勒）但终未能如愿，于是他们就开始研究在诸侯林立的局面生存方式。随着协商和契约技巧的逐步提高，他们终于协商出一个叫做欧盟的体制。当然，你不可否认这一百年，人类文明程度大幅提高、价值观的变化都对此产生的重要影响。
　　大的历史叙述有那么多专家去考虑，我感兴趣的是历史的某些细节。比如中国人畏惧权威但不崇拜权威，只服从而不信仰，这个现象几乎与皇帝这一名词的出现同步发生。皇帝代表权利但不代表崇高，比如秦是个短命王朝，虽然开创无数中华第一。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很奇妙的王朝开端。中华第一帝秦始皇威严但无尊贵可言，因为他所谓的父亲只是一个沦为人质的落拓王子，被一个商人以投资的态度拯救出苦海并最终推上大位，他的母亲出身歌姬，且被那个商人过了一手，所以始皇帝有可能是这个商人的私生子，是的，以上情况说的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个皇帝。即使放在民间，也会招人歧视，所以这个皇帝即使威震八方但并不叫人心悦诚服，相反当时的臣民们是这样看待这个皇帝的，破落贵族子弟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乡间流氓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尔。而之后，秦的政权更被各地的英雄当作是一只鹿而追逐不休。最终被那个工作极不负责任的小亭长猎获。中国接下来的这个强大王朝同样没有让百姓崇拜和尊敬的血脉，所以说某一方面中国人是最懂得人人平等的，因为从一开始，中国人信奉的就是“将相宁有种乎”。
　　当然中国的历史是后人写的，究其实质往往是政治与文学。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读出两个东西，即权利与争权夺利。俗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完全可以修改为铁打的皇位流水的皇帝。当然这个话有更为经典的表达：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同样拿皇帝说事的俗语还有“拼的一身胆，敢把皇帝拉下马”，皇位是中国传统政治的全部内涵，而皇帝只是这个政治体制的形象代言人。花边作用是是满足每个中国人对生活最奢侈的想象，当然，也刺激一切野心家以此为奋斗目标。
　　或者说，“将相宁有种乎”还是一个比较浅层次的丛林法则，是中国人千百年来对于权利追求暴力化的本能，但另一个层面。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致也说明了中国思想体系当中对“皇帝”相当学术性的轻蔑。这在日本“万世一系”是不可想象的。而中国，这个能混这么悠久的古国，历经沧桑而屹立世界，是因为很久以前，中国人就想明白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虽然是专s制国家，但个人是靠不住的。所以中国人能非常容易的适应新政权，因为谁做皇帝百姓一样都是纳税吃粮。一样开科取士，我们以“天道循环”来解释政权更替的合理性。以“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礼记•大传》）这些表面文章表示王者得政，但2000年专s制体s制才是万世不变的，49年以后我们的历史学界由于意s识形态的需要来鼓吹农民起s义，但不能回避这些农民起s义一旦成功也依旧纳入旧体制当中的尴尬。所以，无论你是篡位，你是起s义，是敌国，是异族。只要你有能力扫涤天下，立都改元，荣登大宝，你就是真命天子，就是替天行道，中国百姓就会无条件的伏首称臣，别无二话。也足以可见中国这个制度的坚固和兼容。马未都说，中国的封建体制2000年没有在制度上破产。而这个没有破产的制度随着宣统皇帝的下台在形式上终于凋敝，但精神内核，却固执的深入我们骨髓。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政权更替本是常态，但基于某种执政的合法性，或者对于暴力的掩饰，或者说神圣性，所有的新当国者无不粉饰历史。编织一些美好的有些光怪陆离的说法。比及早期那些动揶什么天生异象，天神授孕、斩白蛇石人出的鬼故事。及至近代，更高级的玩法就是意识形态；近代中国遭遇西方世界，所学皆无可观，但是用意识形态鼓动民意号召天下，掩饰着骨子里坚忍不拔一股专制精神却登峰造极。中华能人志士热血男儿赴汤蹈火虽千万俱往矣纵然沧海桑田生灵涂炭矢志不改。最终无不归结到对权位的迷信和迷恋。因为要执政，所以是先进性。因为总是正确，所以承受错误的实质且一错再错。当然细看历史，不无悲哀的发现，这个专制病毒已过染全民，100多年浩浩荡荡的群众运动，高榜横扫动辄打倒，便从暴君史跌跌撞撞到了暴民史。
　　1851年．洪秀全（称号“天王”）所建立的太平天国（其中“国”原作“囯”，“天”字的两横上长下短，新政权往往是要造字的，比如武则天的那个 “曌”字），这个从1843年从创立 “拜上帝会”开始的邪教组织。仅10年就发展到建都天京（今南京），并占领近小半个中国。在全盛时期的兵力超过一百万人（包括女兵十余万人）声势一度之大，大有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之态。靠的是什么，因为比及那么多蜂拥而起也接着迅速失败如无头苍蝇一样的农民起k义，太平天国能取得这么大的动静，靠的就他有理论纲领。在洪秀全所著的《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之内。
　　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5义诸凡听上去美好的理念。他给那些贫困无望的农民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给身怀不遇的民间能人们一个机会。但结果呢，定都天京后，领7袖们生活迅速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4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更严重的是其势头最盛时，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发生“天父天兄”大打出手的天京事1变，兄弟自相残杀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自此势头直转立下，立b国仅13年即告覆灭。
　　结合西方基督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诸凡听上去美好的理念。他给那些贫困无望的农民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给身怀不遇的民间能人们一个机会。但结果呢，定都天京后，领袖们生活迅速糜烂腐化，朝政纲纪紊乱，圣灵乱封。制度上，天朝田亩、资政新篇等纲领只属纸上谈兵，从未有认真推行，亦不见有任何成效可言。更严重的是其势头最盛时，为了莫名其妙的理由，发生“天父天兄”大打出手的天京事变，兄弟自相残杀到不可理喻的地步。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自此势头直转立下，立国仅13年即告覆灭。
　　郭廷以在《太平天国的极k权统治》一文认为：“太平天国是一个低级的迷信，绝对的暴力集团，神权、极权、愚昧的统治，只为满足自己的无限欲望，丝毫不顾及大众的福利，所造成的是遍野的白骨，满地的荆棘，丧失的生命最少为二千万至五千万。”大致戳破了这个所谓农民起义的噱头。
　　以太平天国当时之盛，却不能最终消i灭已经非常衰败的清王朝，还反被其败。按照过去的教育，我们也曾为这个革j命起j义没有完成统ki一大业而失望，现在看，只觉得庆幸不是他取代清朝。因为其教义、教规、戒律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k反者及治下之民，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o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l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以中国当时之状况，刀兵沃野，神州凋敝，在列强凌辱之间先自伤元气。只能说，中国人不幸。
　　中国的奇特是这个从19世纪末开始的全民癫狂状态并没有因为太平天国的失败而终结，相反这才是一个开始，接着更为疯狂的义和拳运动居然让一个自鸦片战争后就没打胜过一场对外战争的国家居然想全世界宣战。再接着，在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刚一结束。就开始一场持续3年的动耶上百万人对仗的内战。那段兄弟阋墙的若干重大战役所表现出史诗般的杀戮依然充斥今天影视作品中，只为彰显胜利者的勋业，却没有内省，没有悲怀。是的，还没有消停，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这一次，10年之久。一代人的消磨还不打紧，一个传统中国，就此打住。

水烬

　十七、近代历史的随机性与宿命（中）
    晚清的结束，是皇帝选择和平退位。皇帝是和平了，但不代表中国人从此进入和平，因为现实是恰恰相反的残酷，接着开始的民国时代，算其在大陆的时间，从 1912年到1949年结束，一共37年，这37年，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乱世。当然由于中国人从来都疏于数字管理，所以很难统计古代的乱世损失到底有多大以用来比较。不过我们看到民国所进入的是一个现代的热武器社会，单从武器的进步和杀伤性而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无可比拟，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它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百姓最大量的非g正常死亡。
　　20世纪对于世界来说都是动荡和颠覆性的，只不过中国人付出的更多了一些。俗话说吃一亏长一智，亏我们肯定是吃多了，智长了多少，只能不自信的说待考。
　　有一个说法，中国的历史是有几个大循环的，比如说第一个大循环是经过春秋战国的大乱，就出现一个秦这样短暂的统一的社会，而后带来的是汉的强盛，再就是三国的大乱，再就是两晋的赢弱。第二个循环同样是南北朝的乱，隋的短暂统一，唐的强盛，而后五代十国的大乱，两宋的盈弱。第三个循环是南宋、金、蒙的并立，而后是短暂的元，再就是明和清的强盛（清的出现使这个循环有了破局之感），之后是。接着是民国的混乱。再下面，政府已经下了定论，现在是盛世，所以说第三个循环与前两个循环有了不同。（当然还有其他的说法，比如五百年一个周期，这个周期的排列在这就不多说了。）
　　不过比较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说中国的历史30年一小乱，50年一大乱。查查历史书，确实没有超过50年的平安（当然这是指全国的范围），战争、政争、党争、自然灾害、无休止的农民起h义。总之致乱的因素多不胜数，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人象中国人这么有宿命感，《桃化扇》戏词是怎么讲的：“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金枝玉叶尚有可能转眼变成阶下囚或发配给带甲人为奴。何况那些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老舍《四世同堂》里总在准备三个月食物的祁老太爷的危机意识未必具有代表性，但可略见一直以来的中国人如惊弓之鸟般的生活状态。顺便要说中国的建筑文化是木结构的，似乎天生就为了预备着被烧毁。而中国人语境当中大量因为太多不确定因素而带来强烈不安全感的词汇。比如我们见面就问“吃了吗？”，显然是因为我们饿的太多了。比如小便叫“解手”，过去被押解囚徒在迁徙途中请求松绑方便专用词汇。还有我们太多的霉、腌、泡、腊、熏的食品也说明了食物的匮乏和对未来的不确定的担心。今天我们总是以自己民族的勤劳、忍耐、吃苦感到自豪，却不知道这个性格的养成代表着多少中国人在各自时代的煎熬。
　　49年建国前，民主人士黄炎培真诚的建议中h共要走出这历代王朝盛衰的周期性。但记得当时毛主席非常自信的说我们找到了办法，叫做人民当家作主，于是我们从此开始了嗑嗑碰碰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k主义时期，直到有一天，西方帝国主义指责我们不民主没有人权的时候，面对我们的外交发言人义正严辞的左顾而言他，我们开始迷糊了，感情民主与人民当家作主是不同的两件事情。
　　中国人对现实不满的方式是回忆，因为现实的愈不愉快，回忆的就愈不真实，中国是有那么几个说的过去的皇帝，但在回忆中，说的过去被强化成英明神武，无比伟大。于是所谓的“盛世明君”成了中华民族的鸦片烟。即使是现在这个公民意识空前高涨，民主成为普世价值的时代，我们文化里依然充斥着“明君”情结，如施耐庵《水浒》主旨一样，“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所以现在中国人在物资需求上是有所提高，但无论在生活质量及思想觉悟方面显然处于一个令人绝望的水平，最近两个新闻很有代表性，一是某红色贵族的孩子到某大学演讲，单讲了一句不打算从商及当官，就获得了无数的掌声和媒体夸奖。首先声明我原本并不反对政治家的后代从政，政治世家对培养有素养的政治人才是有好处的，就象卖猪肉家的孩子继续卖猪肉不值得我们奇怪，那为什么要反对政治家的孩子从政呢？但几十年来目睹社会之怪状，使我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猜度这些官员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孩子可以从政但不能破坏社会公平，他们的孩子可以从商但不能用父辈的权势寻租。但事实上全社会都心知肚明潜规则是什么。而现在这个含着金钥匙生下来的孩子从英国留学回来，首次露相即标榜信奉共产主义还声明不事仕商的时候，喝彩言之过早，且观其言察其行吧。同时也不由叹息那么多毕业即失业的学生可真没有他这份对于未来的从容和洒脱。
　　比较这个新闻带给人的怀疑和郁闷，另一个新闻只剩下辛酸，一个获得廉租房的老百姓向他的地方长官下跪。他所带来的社会真实是，只要官员做一点点份内的事情，就是对黎民百姓的恩赐施舍，我们非下跪不足以表达出感恩零涕。下跪这个动作，使近代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所致力的新革命旧革命成了屁话。而这些官员不在居者有其屋的基本人权上有点作为，反而好意思接受别人的下跪还能把这样的新闻报道出来。许多网站在报道该条新闻的下面禁止了评论或多或少表达了这个社会的反感吧。
　　中国目前的社会体制是37年的大乱选择下来的，所以起码在生命力方面说明了这个体制的优越性，清末民初，各种思潮涌动，中国显然是有一些选择的。但比较当时所有重要派别领导人的思想，又会惊讶的发现，专制几乎是殊途同归的一种必然。前段时间看有个网友在不遗余力的宣传帝制，我从最初的极度反感到现在的试图理解，很大原因是我再度去审视我们的历史后的无奈导致的，世界最难吃的东西也有他的价值，但一个社会只会去选择最坏的制度，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选择机制是逆淘汰的，造成劣币淘汰良币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他的文化基因里注定了。而文化基因则是他们所身受的时代所有的苦难慢慢训练出来的。让我们看看这些有着美好字眼的文化基因吧。
　　比如说：“稳定”，中国历史上的频繁战乱，使太平显得无比重要，所有的盛世前面必须冠以太平二字，否则，盛世无从谈去，没有人在乎两宋的经济发达，因为他处于不断的外族入侵当中，反过来，太平就必然是盛世，而无论老百姓到底过的怎么样。大清乾隆年间，是标榜和大唐一样的盛世。但到访的英国使节在这个传说流蜜的土地上记录了一个叫国人无比沮丧的事实，根本没有盛世华景，只有触目惊心的贫困。张宏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里怎么说：“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恐怖的盛世，僵化的盛世，是基于少数统治者利益最大化而设计出来的盛世……中国恰逢了一个执政能力空前提高的“盛世”。以乾隆为代表的专制精神造成的中华民族精神上的孱弱、保守、僵化，不但是鸦片战争中中国失败的原因，更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现代化路上走得如此跌跌撞撞、艰难曲折的原因之一。”但又怎么样，这样的盛世对于中国人又是如此的难得，3000年来不打仗不动乱的日子少到几乎数得出来。所以民国37年的战乱使老百姓对太平的渴望变的无比强烈。民国最大的现实就是谁带来稳定谁就是救世主。无论在他的治下又将是如何腐败、高压。但只要太平即可。为了这个理想，革命领以及军阀们都当仁不让的为之奋斗。老百姓没有选择，只有等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最后活下来，就对其高呼万岁，因为终于太平了。
　　比如说：“知足”，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与之比较后来常常流离失所的中国人颜回还有何不知足，中国人知足历史的背后全部是极度匮乏，所以我们从国家到家庭都强调要知足，以至我们更多时候在远远不足的情况下就学会满足甚至有时都感到奢侈。这个知足是被训练出来的，因为我们常被要求去比较，当然只做纵向比较，不做横向比较或者说我们只和差的比，不和好的比。我们总是这样比，以前吃不饱饭，现在吃饱了，这是进步，但不能比较别人已经吃的更好。以前吃大锅饭，现在你虽然下岗了但还是有下岗职工发了财说明机会是存在的所以你要跟着知足。旧社会人民无权不能当家作主，新社会有人民代表大会虽然你只是被代表，但这也是进步。这个文化一度发展成为一种运动，叫“忆苦思甜”。发展至此，除了学会感恩戴德夫复何言。
　　比如说“文化”。中国的文化史就是破坏文化的历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史无前例，不是破坏文化的发端，而只是秉承传统并集大成。孔子一做官就要杀少正卯，这就是我们文化不兼容的开始，后面，秦始皇焚书坑儒，是要大规模的消灭不同意见。接着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要统一思想。宋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是对创造的消灭。明开始的八股文科举。以仕途和陈旧刻板的学问去笼络和禁锢知识份子。清的文字狱直接以肉体消灭去恐吓知识份子，当然还有其对古籍的篡改、伪造，更直接从文化源头进行阉割。文化大革命后，这个破坏文化的民族精神被发挥到及至，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受着那些被意识形态篡改的面目全非的文化影响。
　　比如说“谋略”，每个民族都有阴谋诡计，但如此推崇阴谋诡计欺诈之术的恐怕只有中国人，公元前七世纪的郑庄公就懂得如何使诈去赢得战争以及政争，甚至 “欺天“以达到自己目的（前722年，其弟（太叔段）勾结其母（武姜）发动叛乱，被庄公打败。郑庄公把母亲赶到颍，立誓不至黄泉不再相见。后来庄公感到后悔，颍地受封人颍考叔向庄公进谏，庄公于是掘地至泉，和母亲相见。）中国人所推崇的偶像更是阴谋诡计登峰造极的诸葛亮先生，这个东西已经深入到我们的民族肌理当中了，阴谋无所不在，如何提防阴谋是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的必要思想准备，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不要随便信任别人。在成长的过程也鲜少没有人不被自己的亲人、朋友、老乡、同事欺骗过，反过来扪心自问，谁也不敢说从没有说过假话，没有损人利己过。我们也想待人以诚，但现实与理想的距离犹如改变自己的肤色，以已故巨星迈克.杰客逊的切身经历而言，毫无办法除非发生病变。
　　不过中国人穷则思变，但也不排除病极乱投医，晚清时候，每当重大挫折，总要痛定思痛振作一翻，第一次鸦片战争振作搞洋务，甲午失败振作戊戌变法维新，振着就变成义和团。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新政。虽然振作不在点子吧，几乎变成惯性而非必要性。但总还是处于一个不甘堕落的自救状态。而到了民国，只有一个五四运动，别的就剩下全武行，大家都用枪杆子表达思考和态度。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第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反思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即使这个日后被定调为核心精神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正确行动也不无遗憾之处，运动从当年5月4日的学生游行开始，当天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云集天安门，他们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弱国本无外交，所以说外交人员何辜！但中国人的仇恨情绪总是非常表面化，针对对象更是肤浅的符号化，结果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痛打了章宗祥，并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和这些年时不时的所谓爱国活动中去打砸肯得基，围殴日本车车主如出一辙）。随后，军警给予镇压，并逮捕了学生代表32人。与当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直接行动”、 “牺牲精神”的舆论主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大讲师梁漱溟基于法律常识，在其《论学生事件》一文的公开质疑：
　　“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 我以为这实是极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就是专顾自己不管别人，这是几千年的专制（处处都是专制，不但政治一事）养成的。”
　　多数人的暴力也是专制，在反专制的行动中对抗以专制，专制这就成为了中国人的宿命。参加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及学生很多成为共产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周为筠《反思五四》：五四激烈反传统给中国造成了权威信任危机和社会控制系统的崩溃，经过这次思潮洗礼之后，传统中各项权威在人们内心中，已经脆弱到崩溃的边缘。由此必然导致文化失范和道德混乱。这时期逐渐形成了很多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在五四熏陶下大多数都左转了，他们被绚烂的乌托邦思想所迷惑，以致于走向激进的革命之路。）
　　在一部名为《开天辟地》的主旋律电影当中，直接将五四运动描述成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端。而五四运动对于中国文化的改造也发了大力。虽然改造不够彻底，但对于日后的中国社会依旧带来了重大的变革，对人也有了许多质的潜移默化，当然很多东西无法改变，它只是置换了一个形式，对了，我忘了说我们中国人是最擅长搞形式的。
　　　　陈丹青说：我们生活在五四运动的后果当中。
　　　　诚若斯言。撇去那些犯忌讳的社会分析，我宁愿相信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