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宏观经济学金融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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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kaffeewings 于 2008-4-11 22:1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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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财政、金融、外贸改革的暗器美国专家推荐的“华盛顿共识”药方，将前述三项改革视为关键性改革措施，但实际上却是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具有隐型核弹般的巨大破坏威力。除此之外，“华盛顿共识”还包括一系列配套改革，涉及财政、金融、外贸等方面，构成了所谓“全面、系统改革”的重要环节。这些改革措施本身具有的破坏威力，也许不如前述三项非常致命的“杀手锏”，但是，配合在一起运用形成“交叉火力”，却能大大增强隐蔽经济战的杀伤力。

美国专家推荐的财政改革措施，包括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取消政府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据说这样作是为了平衡财政预算。实际上，熟悉市场经济的美国人深知，征收高额的增值税、所得税，会大大增加企业的负担，对于转轨中困难重重的企业，很可能构成加速破产的威胁。

美国每逢出现经济危机之时，都采取宽松财政政策减轻税负，但是，现在却胁迫俄罗斯推行相反政策，居心叵测地逼迫俄企业陷入绝境。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一般是增加财政补贴促进社会需求，却有意逼迫俄罗斯立即取消政策补贴，造成物价猛涨打击广大居民生活水平，蓄意诱发经济恶性循环和社会动荡。但是，人们不难发现美国建议的自相矛盾，如美国声称必须控制通货膨胀，却无视取消补贴造成物价猛涨；美国强迫俄罗斯减少政府财政开支，却允许偿还外国债主的支出不断膨胀。

美国专家还打着控制通货膨胀的幌子，强迫俄罗斯采取严厉的金融紧缩政策，令人窒息的高利率加重了企业负担，致使企业无力购买设备和原材料，但是，却要求俄罗斯立即开放金融外汇市场，根本无视货币贬值造成的进口物价上涨。实际上，美国面临经济危机的困难时期，都是采取宽松货币政策扩大银行信贷，二战后西方还普遍实行了长期外汇管制，直到经济实力增强后才逐步实行自由兑换，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所谓规范改革药方，与历史成功经验都是恰恰相反的。同时，美国还要求俄罗斯银行迅速私有化，形成了大批中小规模的私人银行，抗风浪能力差加剧了转轨的金融风险，允许外国银行进入俄罗斯形成了洗钱渠道，加速大量私有化掠夺资产纷纷转移国外，美国先是暗中默许这种非法洗钱交易，适当时机又用作敲诈俄罗斯的把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准确预言过东南亚将会爆发经济危机，指出“墨西哥、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韩国，一个接一个陷入经济衰退，它们都发现规范的政策工具只会令局面恶化”，他还指出，由于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强烈批评，国际货币基金曾被迫承认政策失误，但是，1998年巴西爆发危机之后，经济下降，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已被通货紧缩替代，而国际货币基金却依然如故，强迫巴西“提高税收，减少政府支出，维持高利率。这种极端的财政和金融紧缩政策，肯定会令巴西陷入剧烈的衰退”。

克鲁格曼还指出，国际货币基金丝毫没有吸取教训，总是强迫推行类似当年胡佛的政策，“巴西的援助计划特别极端，基本上是一年前强迫亚洲推行政策的讽刺性模仿。过去数年中，华盛顿在一个又一个国家推行的政策，基本上是“凯恩斯契约”的绝对对立面：即当经济面临衰退时，强迫提高利率，猛减政府开支，提高政府税收”。显然，美国操纵的国际货币基金，绝非偶然失误，而是明知故犯。 美国还打着经济全球化的旗号，逼迫俄罗斯全面开放贸易投资，这虽属大英帝国的昔日老招数，却依旧是非常有效的战略武器。当俄罗斯企业面临转轨中重重困难，为财政紧缩深感税收负担沉重，为金融紧缩寻求贷款无门之时，如何抵挡如狼似虎的跨国公司呢？随着大量进口产品潮水般地涌入，虚弱的俄罗斯企业纷纷陷入了困境。此时，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神机妙算，提出了加速破产兼并改革的贷款条件，俄罗斯工业企业的厂房和机器设备，便纷纷廉价地落入跨国公司的囊中。但是，许多工业企业被外国资本收购后，并未起死回生重新投入有效运转，而是变成被弃之不用的废铜烂铁，原来西方资本收购俄罗斯企业的目的，是消灭扼杀俄罗斯企业的发展机会。

历史上，美国也曾中过英国的自由贸易诡计，开放市场几乎扼杀了美国的新兴工业，美国为何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曾经不惜同英国爆发过两次战争，忍受了英国发动的全球封锁围堵。美国坚持了近一个世纪的高关税保护，有效促进了民族工业的蓬勃发展，时至今日虽然口头上高喊自由贸易，每当经济萧条或进口冲击威胁本国工业时，仍然毫不犹豫地挥舞保护主义的大棒。美国未将成功经验授予俄罗斯，却蓄意传授了不顾具体国情，敞开大门任凭外国占领的馊主意，真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5、各种战略暗器的相互配合无论是“华盛顿共识”的三项“杀手锏”，还是各种配套改革的隐蔽战暗器，都能产生相互巧妙配合的杀伤火力，相互激荡放大负面效应形成恶性循环。美国诱骗俄罗斯盲目相信自由市场神话，仓促取消了计划体制和政府管理功能，不仅导致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出现瘫痪，众多企业缺乏监督协调陷入失控状态，而且还大大加深了私有化改革的恶果，鼓励黑社会和腐败官员勾结大肆掠夺，加剧了产权多元化造成的经营秩序混乱。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暴发金融寡头阶层，通过贿赂收买官员控制了俄罗斯政府，反过来确保改革为少数新兴贵族服务，特殊既得利益集团阻扰修正改革方向。

由于俄罗斯盲目相信了自由市场神话，天真地以为“短期阵痛”很快会过去，就为美国推荐改革药方的各种战略暗器，创造了淋漓尽致发挥作用的绝好条件，如取消计划体制和政府经济管理功能，彻底剥夺了政府防止经济危机的手段，政府无论对放开价格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紧缩货币政策造成的巨额三角债拖欠，还是开放市场后外国竞争的强烈冲击，私有化企业解雇工人造成的社会失业，都采取了麻木不仁坐视不管的态度，还为卖光国企实现私有化而沾沾自喜，因此，俄罗斯国民经济长期陷入严重衰退，损失惨重超过二战和大萧条就不难理解了。美国对亚洲各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基本过程同俄罗斯也是大同小异。美国先是利用亚洲国家的市场依赖性，强迫这些国家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落入了泡沫经济和巨额外债的陷阱，然后趁提供援助贷款时附加苛刻条件，逼迫这些国家接受所谓结构性调整，其具体内容也来自“华盛顿共识”药方，包括取消政府干预任凭自由市场调节，取消财政补贴放开一切商品的价格，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和公共投资，紧缩银行信贷勒紧民族工业血脉，进一步推行贸易金融自由化，向跨国公司开放工业金融战略行业，任凭外资廉价收购控制民族工业等等。亚洲各国因泡沫经济崩溃陷入危机后，政府本来应该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实行宽松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扩大公共投资和银行信贷，刺激社会需求以摆脱困境，但是，美国为何强迫其采取相反的政策呢？

实际上，美国深知1929年泡沫经济崩溃后，胡佛总统盲目坚持自由市场教条，采取了错误的财政金融紧缩政策，加深三十年代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因此，蓄意逼迫陷入困境的亚洲国家，重蹈当年胡佛总统的失败复辙，人为制造出类似大萧条打击亚洲各国。 难怪美国获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托宾，认为同亚洲的金融危机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美国隐蔽经济战的暗器的破坏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或积累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相互激荡。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在印尼爆发金融危机后，提供所谓援助贷款时附加了种种条件，规定必须立即取消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放开各种必需品的价格任凭市场调节，正当印尼私有企业困难，社会失业猛增之时，水电、煤气、交通等价格猛涨激起民愤，经济困难迅速转化为社会爆炸局势，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抢劫和暴乱，人们纷纷谴责暴徒的野蛮排华和苏哈托独裁，但是，很少有人指责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正是美国隐蔽经济战诱发的社会动荡，给印尼人民和华侨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而幕后的罪傀祸首却逃脱了社会谴责。国际货币基金提供的贷款附加条件，还规定废除劳工保护和自由解雇工人，如对韩国规定失业人数增加一百万，其目的乃是形成加速恶性循环的链条，促使经济危机扩散转化为社会动荡。


国际货币基金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剥夺了政府防止危机蔓延的手段，各种隐蔽战略暗器造成的杀伤效应，通过受害的银行、企业和人群迅速扩散，形成复杂的社会经济恶性连锁反应，其过程仿佛是众多核子受到冲击之后，释放能量相互激荡引起剧烈的核爆炸，难怪美国隐蔽经济战破坏威力，竟然大于令人恐怖的核弹。由于美国隐蔽经济战造成的社会灾难，八十年代前苏联的人口增长趋势，已经为急剧的减少趋势所取代，从1992至1998年的短短六年中，俄罗斯人口净减少了四百五十万人，减少速度甚至比内战超过一倍以上，更为严峻的是，这种趋势至今仍然有增无减，未来人口损失很快就会超过千万人。乌克兰拥有发达的机械工业和农业，受教育水平很高甚至超过许多西方国家，但由于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独立中断了以前的经济分工联系，大大加剧了激进市场改革的恶果，人口损失甚至远远超过了俄罗斯。

［7］七十年代，美国国际战略专家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全球人口增长对美国战略利益的威胁，特别指出了十四个亚非拉人口大国，包括墨西哥、巴西、印尼、泰国等等，今天这些国家都陷入了严重经济危机。

［8］上述报告尚未包括的前苏联东欧国家，当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受美国操纵，但是，如今这些国家发生社会制度剧变后，巨大社会经济灾难造成了人口剧减。这种淘汰人口趋势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利于其建立单极的世界霸权秩序。国际货币基金还强迫非洲国家接受结构调整，据统计，九十年代由于灾难性改革造成严重困难，诱发了社会动荡、饥饿和战争，撒哈拉南部非洲损失了三千万人口。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为争夺非洲国家而竞相提供援助，六、七十年代非洲人均寿命增长很快，但是，九十年代以来非洲人均寿命急剧下降，许多国家人均寿命已低于六十年代的水平，如纳米比亚、赞比亚、马拉维、乌干达等等。

八十年代末，南斯拉夫就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的结构调整方案，“放开价格、管紧货币”造成物价狂涨，工业陷入萎缩社会失业增加，经济困难大大激化了民族矛盾，国际货币基金为保证偿还外债，还要求中央政府提高征税集中税源，致使各个共和国发生尖锐的摩擦，最终社会动荡导致了内战和国家分裂。美国先用阴谋制造社会动荡和分裂，用“软战争”扫平道路后，趁虚而入，敢于用赤裸裸的武力干涉南斯拉夫。显而易见，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丝毫不亚于真枪实弹的热战争。

注释：
［1］《胜利：美国政府对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彼得•施瓦茨，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96年。［2］同上。
［3］《改革》杂志，1998年2期。
［4］《斯 蒂 格 利 茨 与 “后 华 盛 顿 共 识”》，崔 之 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99年8月12日。
［5］《私有制、科斯定理和产权明晰化》，高鸿业，《中国与世界》1997年8期。
［6］《改革向何处去：论十年转轨》，斯蒂格利茨，中国科学院国情报告译文，１９９９年。［7］《国际货币基金政策的破坏性》，《美国政治经济信息述评》，1999年4月16日。
［8］参见亨利．基辛格博士《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世界人口增长 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威胁，1974年，未发表，华盛顿国家档案中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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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骗局我们再来分析美国推荐的另一味“药”，即“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改革，据说这样作能迅速地理顺价格体系，还能有效地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经济顾问，声称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自由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就会代替政府有效地分配经济资源，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社会福利，因而是市场转轨的关键性改革。美国专家还以德国战后的货币改革为例证，称其实行了“放开物价、管紧货币”，仅仅忍受半年的“短期阵痛”，价格改革就推动自由市场高效运转，结果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西方的新闻媒体曾广泛宣传这种神话，右翼基金会组织还积极培训俄罗斯学者，还向盖达尔等经济学家灌输这种主张，致使全面放开价格在俄罗斯深入人心。

叶立钦上台之后大搞“休克疗法”，立即推行了全面放开价格的改革，俄罗斯政府和民众经过西方的灌输宣传，都殷切盼望忍受“短期阵痛”之后，“经济奇迹”会降临至俄罗斯大地。令人遗憾的是，天真善良的俄罗斯人民失望了，他们望眼欲穿迎来的不是经济奇迹，而是高达2000%的恶性通货膨胀，还有超过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严重衰退。

俄罗斯人不由心中暗自纳闷，“艾哈德的经济奇迹为何迟迟不至呢？”其实，他们是轻信了西方传播媒介宣扬的骗局，“放开物价、管紧货币”的政策，根本就不是德国的成功经验，而且同其历史的成功经验，几乎可以说是恰恰相反的。德国的贤人委员会主席施奈德先生，曾坦率说当年德国采取了渐进价格改革，虽然放开了影响不大的最终消费品，但是对影响广泛的工业原材料和能源，政府保持了长达十多年的价格管制，直到生产供求达到基本平衡后才放开，战后严重短缺的住宅租金和价格，政府甚至实行了长达二十多年管制。

德国为遏制恶性通货膨胀发行新马克，压缩货币供应后社会失业急剧增长，幸亏冷战迫使美国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为德国重建注入了大量资金和物资供应，德国还以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为基础，再创造了五、六倍的银行货币信贷，促进了工业高速增长并扩大社会就业。倘若放开价格真是神通广大，自私自利的美国人何必破费钱财，为防止欧洲赤化而提供马歇尔计划援助呢？为何不像一战后以巨额赔款来勒索德国呢？由此可见，德国经济复兴的真正成功经验，恰恰是“渐进地推进价格改革”，以及相对宽松的货币信贷政策。

人们也许会恍然大悟，原来美国推荐的所谓规范化改革，实际上同德国的成功经验恰恰相反，难怪俄罗斯人盼不到艾哈德奇迹重现，反而饱偿恶性通货膨胀与经济衰退之苦呢！这样美国人岂不是太缺德了吗？

深入分析一下俄罗斯的改革过程，就不难看出事实的确是如此。前苏联的军事工业高度发达，消费品工业虽能满足基本需要，却相对落后于广大居民购买力，本来这是一个绝好的经济增长机会，因为俄罗斯既有先进的机械工业，很容易生产消费品工业的设备，同时还存在巨大的居民购买力，这一条件远比中国改革初期优越，但是，“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错误政策，致使俄罗斯永远失去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由于存在着普遍的商品物资短缺，“放开价格”立即导致物价猛涨，美国人称价格一上涨，就会刺激市场供应，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企业增加生产需要扩大固定投资，而兴建厂房增添设备需较长时间，这些问题绝非价格一上涨就能解决。

“放开价格、管紧货币”，据说既能刺激生产又能遏制物价，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放开价格导致的物价狂涨，使企业供给和需求均遭受打击。从供给方面来看，物价上涨使企业资金大大贬值，难以购买变得昂贵的原料和设备，“管紧货币”更令企业雪上加霜，无法获得调整结构的设备贷款，甚至无法获得维持生存的周转资金；从需求方面来看，物价猛涨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将广大居民数十年储蓄一扫而光，社会需求萎缩导致市场陷入萧条，企业难以维持生产更谈不上扩大投资，原来短缺的彩电、冰箱等消费品，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大幅度滑坡，“管紧货币”加深了社会需求萎缩，企业资金困难连环债务拖欠猛增，三角债在生产、流通领域迅速蔓延，私有化企业有一半以上陷入亏损，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大幅度下降，银行不愿意向困难生产企业贷款，资金大量流入股票、房地产泡沫，最终泡沫破灭爆发了严重金融危机，国民经济仿佛未脱苦海又入火坑。

3、“科斯产权定律”神话原形毕露我们来考察美国推荐的产权改革药方。美国竭力倡导私有化改革的经济理论根据，乃是中国人所熟悉的“科斯产权定律”。西方蓄意大肆吹捧“科斯产权定律”，将其视为推行私有化的“金科玉律”，构成了“华盛顿共识”改革药方的关键核心。历史上英国为维护全球殖民帝国的利益，曾反复制造意识形态作为战略工具，今天美英再次利用“科斯定律”蒙蔽世人，作为掩饰私有化战略暗器的华丽外衣，但是，人们深入考察不难发现其卑劣政治目的。科斯本人提出的是纯学术的抽象分析，他根本没有涉及企业产权制度的问题。

科斯在研究污染等经济外部性问题时，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不现实假设下，明晰的私有产权不论分配结构如何，都能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这一结论似乎论证了私有产权的合理性，其实是恰恰相反，因为，倘若考虑到现实中的巨大交易费用，显然即使存在明晰的私有产权结构，也无法达到帕累托的最佳效率状态，正因如此，现实中政府为了控制污染问题，必须严格限制私有企业的行为。

［５］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理论分析，而忽视了其隐含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特别是当某种理论被捧为“定律”时，人们往往误认为是普遍适用的真理。科斯本人不赞成将他的抽象分析，归纳成某种“经济定律”的形式。西方蓄意利用人们迷信权威的心理弱点，将科斯的抽象分析吹捧为“定律”，甚至直接违反了科斯本人的意愿，充分暴露了其隐藏的政治目的，乃是为制造蒙骗公众的意识形态，为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披上华丽外衣。

科斯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奖金的荣誉，令世人更盲目相信“科斯产权定律”。正像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指出，“经济学中没有一个神话像‘产权神话’那样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这一神话的危害在于，误导了许多转型中国家把注意力集中在产权问题上，而不是去关注在更大范围内的一系列问题”。其实,人们稍微回顾一下大量历史事实,就不难看穿“产权神话”的荒谬。自从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私有产权曾经不受任何政府约束，随心所欲地追求最大私人利益，但是，神圣自由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并未引导其促进最大社会福利，达成私人欲望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到是殖民掠夺和战争灾难绵延不断。西方列强宣扬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但却残忍地剥夺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包括其土地、自然资源和私人产权。

什么达到帕累托的社会利益最佳状态？纯粹是蒙蔽世人的“天方夜潭”！二次大战后，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巨大成就，才迫使私有产权收敛贪婪掠夺行为，西方也发展国有企业促进社会改良，出现了历史少有的“黄金时期”。

今天，美英大肆鼓吹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不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效率太低，而是担心其成功会动摇垄断资本统治。美国深知前苏联依靠公有制的优越性，能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实现高速增长，建立威胁自己的强大军事高科技工业。美国还担心第三世界纷纷效仿国有化浪潮，通过发展国有企业促进工业化，实力增强必然威胁其全球霸权统治。

正因如此，美国垄断资本从战略利益出发，才决定扭转“黄金时期”的国有化潮流，转而贬低国有企业大肆鼓吹私有化，蓄意编造“科斯产权定律”的神话，诱骗前苏联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落入私有化改革的灾难性陷阱。由于受到了“科斯产权定律”的误导，前苏联人动摇了对公有制的信心，改革迅速滑向了复辟资本主义，直接导致了制度剧变和国家瓦解。俄罗斯人盲目地相信了西方产权理论，误认为只要私有化实现了产权明晰，不论原来的公有产权落到谁的手中，都能大大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于是出现了几乎疯狂的私有化浪潮，不计代价采取一切形式来加速私有化，从中小企业出售拍卖到大企业股份化，从私有化凭证分配到货币购买产权，从法人认购股权到公众持股基金会，从破产廉价拍卖到干脆赠送亲戚朋友，凡是一切能够“化公为私”的改革办法，转眼间都被五花八门地创造了出来，原来坚定维护公有制的共产党领导人，一旦为“科斯定律”动摇了根本信念，谋求私人利益的贪婪欲望顿时膨胀，也纷纷投入了掠夺公有财产的大宴席。

由此可见，美英大肆鼓吹的“科斯产权定律”，确实是威力巨大的战略暗器，其厉害之处在于制造“产权神话”，利用人们迷信“权威定律”的心理弱点，从根本上动摇共产党的基本信念，瓦解作为社会主义的基石的公有制。 正如美国的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总结俄罗斯私有化失败教训时所指出，那些大肆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西方学者，“往往是富于冷战精神的学者斗士，他们认为自己肩负着铲除共产主义的‘罪恶’，重新建立纯粹的私有制市场经济的重任”，“整个私有化程序被广泛地认为是不合法的，这种‘强盗贵族’式的私有化过程，使市场资本主义更加名誉扫地”，“有些人认为资产最终会卖到最有能力的管理者手中，即‘强盗贵族’至少能有效地拍卖，但这一做法也没有能够获得成功，新兴的寡头们发现掠夺国有资产，比利用资产进行生产创造财富来得更快”，“由于缺乏公共制约，‘掠夺的手’更加肆无忌惮地掠夺，资本帐户的迅速放开，使得私有化的银行业鼓励每年上百亿的美元从俄罗斯被掠走”。

［６］ 俄罗斯推行私有化已近十个年头，西方的“产权神话”终于原形毕露，造成的社会恶果令人触目惊心。自从推行私有化改革以来，俄罗斯经济命脉落入七大寡头手中，新兴的贵族式经理忙于掠夺财产，私有化企业经营不善，陷入了大面积严重亏损，1998年爆发金融危机后，亏损面甚至上升到80%。

大多数私有化企业有严重逃税行为，特别是有政府特殊关系的大寡头，通过各种渠道疏通逃避税收，政府因税源枯竭濒临破产的边缘，无法保证国防和科教事业经费。饱受煎熬的还是广大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成为主人而是沦为雇工，随时面临丧失工作、医疗养老的威胁。最近，西方媒介暴露的俄罗斯洗钱丑闻，非法转移资金高达上百亿美元的惊人数字，不仅涉及了私有化中爆发的金融寡头，而且还牵涉了叶立钦等众多政府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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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剖析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美国隐蔽经济战的破坏威力如此巨大，甚至希特勒的数百万虎狼之师也自叹不如。当年德国纳粹大军长驱直入前苏联，众多的工厂企业来不及转移遭到破坏，曾令前苏联经济经历了一年半的下滑，但是，如今美国发动的隐蔽经济战猛烈攻势，已令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了近十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半以上，工业、国防和科学事业衰败不堪，社会财富损失远远超过二次大战。

美国为谋求霸权发动的隐蔽经济战，以所向披靡的凌厉攻势横扫全球，无论在拉美、前苏联东欧或亚洲，均获得了令人惊叹的巨大成功，应归功于以隐蔽的、巧妙的方式，运用了市场经济规律作为破坏力量。自从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曾频繁地导致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正因如此，尽管数个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迅速地进步，却始终掠夺、危机和战争灾难连绵不断。

美国垄断资本操纵的国际权威机构，七十年代末达成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竭力恢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殊不知其真实目的实在居心叵测，乃是为了释放难以驯服的市场盲目力量，重演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时代的悲剧，人为制造曾频繁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锻造威力巨大的隐蔽经济战暗器，攻击威胁其全球霸权的国际竞争对手。

凡是深入研究或了解内情的人们，都会感叹美、英的国际谋士城府之深。美英倡导的这套规范化经济政策药方中，有意识总结了市场经济运行的长期历史经验，系统发掘了爆发经济危机灾难时期的教训，集中了最具破坏性的各种经济政策的组合，特别巧妙的是，倘若某一项经济政策在特定的条件下，以合理的力度实施恰当的时间，可能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将这些经济政策以错误的方式组合起来，有意识在错误的条件下以错误的剂量实施，就成了无比厉害的烈性毒药，仿佛是强迫体寒虚弱的病人吃泻药，还仿佛是蜂蜜和大葱都有营养，搀在一起却成了毒药一样。倘若说核弹的破坏性能摧毁一、两座城市，这副经济烈性毒药足以毁坏整个国家，令其庞大的工业和金融体系陷入瘫痪，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落入西方垄断财团的手中。

许多善良的中国经济学家，曾认为国际组织推荐的规范药方，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的确，这套经济政策组合并非随意堆砌而成，堪称“全面的、系统的”改革方案，但是，不是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而恰恰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这些经济政策所产生的相生相克作用，能够有效遏制彼此的正面效应，而且相互激荡放大彼此的负面效应，促使受害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且很难将其产生的巨大破坏效果，归咎于某一项具体经济政策措施，人们一时难以发现隐藏的因果关系，西方媒体有意制造迷惑人的社会舆论，致使一个接着一个国家受骗上当。俗话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尽管美英锻造的经济战暗器，设计巧妙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但是，随着世界各国接连不断惨遭厄运，人们开始怀疑各国接连发生的经济危机，其根源究竟是自身体质虚弱生病造成的，还根本就是由于医生开错药方造成的，不然的话，为何世界上那么多国家都命运不济？为何医生总是用一种药方治疗所有病人？而且几乎所有病人服药后都病情加重，甚至所呈现的病症也都如此相似呢？八十年代，拉丁美洲落入了外债陷阱之后，率先吞服了“华盛顿共识”的药方，结果经济陷入了十年的“停滞”，九十年代虽然恢复了一定增长，但是，社会贫困和两极分化却不断加深。九十年代初，前苏联东欧发生社会剧变之后，也纷纷吞服了同一剂改革药方，大多数国家遭到更加悲惨的厄运，无论是国民经济遭到破坏的严重程度，还是社会保障制度瓦解带来的灾难，都远远超过了拉丁美洲国家。

九十年代，亚洲国家被胁迫推行金融自由化，泡沫崩溃爆发金融危机之后，被迫吞下的还是同一剂药方，结果从生气勃勃的“小龙小虎”，顿时变成了瘫痪的“小虫小猫”。特别令人怀疑的是，无论是拉美、前苏东或亚洲国家，尽管彼此之间远隔万里，具体国情存在着很大差异，但是，服用了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之后，所患病症却几乎都是完全相同的，到处都是工业企业纷纷破产，银行坏帐成堆濒临崩溃边缘，失业人数激增社会急剧动荡。难怪就连许多西方的著名经济学家，甚至包括国际组织推荐的权威专家，面对二十年上演的一幕幕经济悲剧，再也无法淹没自己良心保持沉默，纷纷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的作法，以及所推荐的规范化改革方案，公开指责其为制造危机的罪魁祸首。

美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尖锐地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的所谓援助计划，“同金融危机相比，‘挽救’韩国、泰国和印泥的行动，将给更多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历时也更久”，“就像墨西哥在９４年和９５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托宾还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蓄意歪曲危机的原因，将其归罪于亚洲国家的政府干预政策，他指出“在危机没有发生之前，国际货币基金年度报告赞扬‘韩国的宏观表现继续给人好印象’，‘泰国经济表现出色，宏观经济一贯健全’，但现在国际货币基金却又将韩国困境归罪于政府与企业合作的体制，而韩国三十年来从贫困状态上升到富裕地位，正是政府与企业合作体制的功劳”。

［３］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则更为明确指出，七十年代以来，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推荐的规范理论和改革政策，即被广泛称为“华盛顿共识”的改革药方，涉及宏观、价格、产权、财政、金融等方面，已被拉美、俄罗斯、亚洲的实践证明是灾难性的，斯蒂格利茨明确指责其“往坏里说是误导”，现在应进入“后华盛顿共识的时代”，还说“不论新的共识是什么，它都不能基于华盛顿”。斯蒂格利茨身为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却如此尖锐批评国际权威机构达成的“华盛顿共识”，是因为这套规范化改革药方施用得太久了，其破坏性如此明显实在无法掩盖了，再也难以用种种借口和“改革阵痛”来搪塞了。

［４］种种令人可疑的情形，值得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因为，西方宣扬的所谓规范化经济改革药方，改革开放以来也曾在中国广泛流传。对于亲身品尝西方药方的种种前车之鉴，特别是俄罗斯市场转轨改革的失败教训，我们必须进行深入研究以免重蹈复辙。美国趁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轨之机，蓄意推荐了一整套规范改革药方，结果导致俄罗斯陷入了巨大社会灾难。我们应深入剖析其破坏原理和机制，对于正确识别美国的隐蔽经济战暗器，防范美国利用类似的办法袭击我国，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和理论意义。

美国向俄罗斯推荐的这一套改革药方，其基本原则来源于“华盛顿共识”，但是，还包含转轨国家所特有的改革内容，特别取消政府计划调节和私有化方面，其规模和力度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这套改革方案完整遵循了西方规范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市场价格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如“放开价格、管紧货币”，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供求；完全取消政府的干预和计划调节，解散政府计划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 彻底实现了“政企分开”；

大规模推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明晰产权界定提高经营效率；推行银行体系的私有化和商业化，严格限制对原来的国营企业发放贷款；财政改革取消各种政策补贴，实行高额所得税、增值税，以增加财政收入和减少赤字；立即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取消政府管制开放外贸与外商投资，等等。下面我们将深入剖析这些改革措施产生的恶果，以及造成这种恶果的具体原理和机制三、隐蔽经济战的杀手锏与交叉火力1、“看不见的手”为何失灵了 ? 首先，我们来考察美国推荐药方的一味重要成份，即完全取消政府的计划调节功能，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美国鼓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信奉自由市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任何政府干预都会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因此，僵化的政府计划部门必须立即取消。

实际上，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其具有强大的动员社会资源能力，能够建立令人生畏庞大军事工业体系。二战后初期，前苏联饱受创伤工业仅为美国三分之一，而五、六十年代增长速度为美国的两倍，八十年代工业上升为美国的80%，常规军备和尖端核武器均能抗衡美国。美国深感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威胁，视之为心头大忌，必欲除之而后快。美国也深知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调节，两者相互取长补短弥补原来缺陷，能释放出难以想象的经济发展潜力，二战后西方“黄金时期”的经验，日本和韩国经济奇迹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美国大肆鼓吹极端的自由放任政策，竭力贬低任何中间的、渐进的改革道路，编造各种理论主张激进的市场转轨，惟恐前苏联逐渐摸索获得改革的成功。

美国有意鼓吹激进的市场经济改革政策，迅速解散前苏联的政府计划和行业部门，也是为了制造经济转轨过程的秩序混乱。前苏联的计划体制虽然存在某些弊病，但是，毕竟担负着至关重要的资源分配功能，而且还监督协调着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尚未建立市场机制就迅速摧毁计划体制，必然导致经济资源分配过程出现瘫痪，众多企业缺乏监督协调陷入混乱状态。

美国将其激进改革称之为“休克疗法”，说明他们深知这种鲁莽做法的负作用，但是，他们恰恰就希望天真的俄罗斯人上当，利用激进改革作为摧毁俄罗斯的战略暗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指出，“社会机构资本一旦被挥霍掉，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激进改革闪电般地毁掉旧机构，而不是建立新的规范替代旧规范，也就清除了防止社会腐败的最后屏障”。美国人大肆宣扬，政府必然“寻租”和腐败。

但是，俄罗斯迅速解散政府计划与行业部门，缺乏监督协调导致了经济秩序混乱，任意掠夺的贪污腐败现象也泛滥成灾。美国诱骗俄罗迷信市场并且取消政府计划，还为经济战暗器充分发挥杀伤力创造了条件，俄罗斯取消计划体制与政府管理功能后，政府丧失了防止经济危机蔓延扩散的手段，对三角债拖欠、企业纷纷破产和社会失业，只能采取坐视不管的消极态度，听任美国暗器利用市场规律的破坏力量，摧毁自己的工业军事实力和银行金融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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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美国隐蔽经济战的严重威胁
杨 斌

一、
前苏联惨遭摧毁的前车之鉴 近年来，美国出版的《胜利——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了美国政府曾采取“攻心为上”的软战争战略，成功地诱导了前苏联的制度解体。鉴于这一新披露的历史教训，我们应对前苏联社会剧变的原因重新进行了反思。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面，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都通过各种形式，积极介入了戈尔巴乔夫和叶立钦时期的改革，如培养盖达尔、丘拜斯等年轻经济学家，指使索罗斯赞助和参与制订“五百天计划”，推荐精心配制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改革药方，国际货币基金通过提供贷款的附加条件，规定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改革方向，委派哈佛教授萨克斯前往指导俄罗斯改革，等等。

显而易见，在戈尔巴乔夫和叶立钦推行改革时期，美国曾经用所谓规范的经济理论和政策药方，蓄意误导俄罗斯走上自杀性改革之路，直接造成了俄罗斯遭遇的巨大社会灾难。

［１］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在《胜利 ---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一书透露，他曾亲自参与了美国政府瓦解前苏联的幕后活动，为撰写该书还走访了当年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包括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人。

彼得·施瓦茨在该书序言中居然露骨地说：“谈论前苏联崩溃而不知道美国秘密战略的作用，就像调查一件神秘突然死亡案子而不考虑谋杀。死亡的原因究竟何在？病人吃的是真正对症的药方吗？死亡事件是否存在着特殊反常和预谋？”人们讨论前苏联的突然全面崩溃，却否认美国政府策划阴谋所起的作用，就仿佛像是调查神秘的死亡案件时，粗心大意地丝毫不考虑谋杀，不怀疑存在预谋和病人吃错了药方。

彼得·施瓦茨的洋洋得意、丝毫不加掩饰的言辞，仿佛是嘲笑那些仍在为凶手申辩的善良被害者，讥讽那些仍在为有意开错药方的医生辩护的倒霉病人。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至今仍不相信有美国阴谋，不少人反而积极贬低否定“阴谋说”，开脱甚至美国人自己也公开承认，已变成了“公开秘密”的“阳谋”。


［２］
前苏联同美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战争，而新中国成立后与美国发生过多次冲突，美国右翼对中国的仇恨，绝不会亚于前苏联，肯定也会制订针对中国的“攻心战”秘密战略，西方国际组织鼓吹的所谓规范经济理论，也曾在我国经济学界长期广泛流传，值得引起我国政府和广大人民的高度警惕。

因此，我们应深入研究美国策划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诱导戈尔巴乔夫上当受骗的种种手腕，如何精心配制所谓规范化改革药方，作为实施隐蔽经济战谋略的种种暗器，严重削弱和破坏了俄罗斯的经济军事实力，促使其庞大的工业金融体系陷入瘫痪状态。

这样我们才能防范美国隐蔽经济战的袭击，谨防因急于求富而做出错误的改革选择，误入西方蓄意设下的规范经济理论陷阱，重蹈俄罗斯盲从西方模式导致改革失败的覆辙。八十年代,美国政府和中央情报局曾雇佣一大批专家，包括心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政治经济方面的专家，拟定了美国瓦解前苏联的“软战争”战略，先千方百计迫使前苏联经济陷入困境，再设法动摇前苏联领导人对自身制度的信心。

里根政府暗中策划的瓦解的前苏联秘密战略，通过“星球大战”和核恫吓逼迫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说服沙特阿拉伯等国压低石油价格，蓄意枯竭前苏联的外汇来源制造经济困难，戈尔巴乔夫没有察觉到美国的险恶用心，也没有深入分析导致经济困难的原因，将经济增速趋缓全部归罪于自身的经济制度，恰好误入了西方动摇其制度信心的战略陷阱。

其实，当时前苏联面临的美国制造的核恫吓和经济困难，远远不及二战后初期遍地战争创伤的时期，戈尔巴乔夫善良有余而未经风浪老练不足，误入美国攻心战陷阱导致了前苏联崩溃。彼得·施瓦茨的著作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为了瓦解前苏联的秘密战略，巧妙发动的政治、经济、心理、外交、军事等方面攻势。

美国策划的“软战争”取得初步成效之后，又开始发动了“攻心战”的第二阶段，通过新闻媒介大肆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八十年代后期资助了一大批前苏联知识分子，前来考察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制度和理论。

戈尔巴乔夫开始进行改革的关键时期，美国秘密战略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其实，戈尔巴乔夫曾经面临着许多的改革选择，他本人的改革初衷并非是瓦解前苏联，但是，却被美国精心诱导走上了毁灭之路。

美国的垄断财团的智囊机构和基金会组织，如属于索罗斯和哈耶克的右翼基金会，精心培训来自前苏联的年轻知识分子，如后来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休克疗法”的盖达尔，后来主张国有企业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的丘拜斯，向他们灌输特殊配制的政治经济改革药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初期，也曾尝试类似中国的渐进的改革道路，如加强激励机制、企业扩权和租赁制等等，但是，随着西方精心灌输的规范化改革药方流传，人们心气浮燥地很快被误入了改革歧途。

前苏联经济学家缺乏对市场经济的了解，于是轻信了来自西方权威专家的改革建议，否则他们不会发明出成套的规范理论和改革药方，轻率地放弃许多符合本国国情的政策措施。试想阅历不深的盖达尔、丘拜斯等人，如何能自己创造出深奥的“产权明晰理论”，认定产权改革乃是深层次的关键改革呢？

如何明知前苏联面临着商品供应短缺，却主张全面放开价格一步到位，推行“放开价格、管紧货币”的政策呢？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立钦时期，几乎所有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改革政策，虽然都曾经由本土的经济学家所积极倡导，但实际上都来自美国精心配制的害人药方。

戈尔巴乔夫时期著名的沙塔林“五百天改革计划”，拟用一年半完全实现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大规模推行企业的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完全放开价格和政府管制等等，美国资本家索罗斯积极参与并资助了拟定“五百天计划”的过程。索罗斯同中央情报局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他资助和参与制订的经济改革计划，是否能符合前苏联国情不难想象。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雇员彼得·施瓦茨，撰著说“前苏联垮台不是上帝青睐美国，而是里根政府奉行的政策所致”。他在书中透露，关于前苏联“客观上”是否具有生命力，里根根本不感兴趣，他提出的任务就是，“将这种生命力降低到零”。

尽管存在着如此大量的事实证据，许多中国人仍然不愿意相信“阴谋说”，仍将前苏联社会剧变和全面瓦解，归罪于计划经济僵化等自身制度的原因，积极否定美国瓦解前苏联秘密战略的作用，这种看法容易误入美国的攻心战陷阱，容易导致误中美国的隐蔽经济战诡计，仿佛恰好同里根策划秘密战略的目的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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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五：世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的美元开始了超量发行的历史。宋鸿兵认为，1971年以来洪水般泛滥的美元，正在悄悄地剥夺全世界各国劳动者的钱财，并且加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不均。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答：宋鸿兵先生的这个判断没错。凡是在机场免税店买过商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印象，那里出售的商品中电子产品是日本和韩国制造的，手表主要是瑞士的，香水和威士忌酒等主要产自法国，皮革制品和太阳镜等则分别由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生产，除了一些品牌的香烟外，几乎见不到美国商品。我也曾感到纳闷，在这样一个竞争性的大市场上，“美国制造”怎么会如此之少？仔细再一想，我就明白了，在这个市场上，美国提供的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是美元。所有的商品都是由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人们不仅使用美钞，而且信用卡上也都印有醒目的美国信用卡公司VISA或MASTER标志。这就应了好像是克鲁格曼讲过那句话，大意是说二战后到今天的全球经济格局，大致可以被描述成为：全世界都在努力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怎么会这样？这就要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

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元按固定的比价与黄金挂钩，同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意味着美元等同于黄金，持有美元就等同于持有黄金。为了进行贸易，各国必须持有一定量的美元。而为了拥有美元，这些国家就必须保持对美国大量出口，换言之，美国只有通过贸易逆差或对外援助的途径才能够为全球提供国际贸易所需的硬通货。各国提供商品与服务，美国提供美元的基本交换格局，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种为美国向全世界攫取利益提供方便的机制，其可持续性是有疑问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写过一部题为《黄金与美元危机》的书。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 “特里芬两难抉择”，其含义是靠美国贸易赤字为全球提供世界货币，很可能会遇到两个局面：或是因为美国贸易赤字不足而导致“美元荒”并最终殃及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或是因为美国贸易赤字过大而引起美元过剩并迟早危及美元与黄金比价。历史实际进程吻合了特里芬的预言。由于欧洲各国纷纷用手中的过剩美元按固定比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使得美国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脱离黄金自由浮动。

为了说明的方便，我在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叫铸币税。在金属货币时代，西欧各国金币或银币的铸造权掌握在国王手中。在铸币过程中，他们常常利用降低金银成色的办法获取额外好处。对铸币的接受者或使用者来说，铸币的标值和实际含金量之差，无异于向国王又交了一笔税。这就是铸币税的来历。进入纸币时代，由于纸币印刷成本大大低于金银价值，铸币税的获利前景极度拓展。根据劳伦斯•怀特在1998年出版的《货币制度理论》中所说，美国小面值纸币的印刷成本为3 美分，新版20美元和100美元纸币尽管采用了先进防伪技术，其印制成本也只有区区的6美分。在让别国持有美元过程中铸币税数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用收取铸币税的方法牟利也是有条件的，其中基本条件是别人愿意持有你发行的货币，并且持有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其实就是一场美元信用危机。美元过多，人们不愿意让美元砸在自己手里。当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废争议很大，像弗里德曼和蒙代尔这样的货币问题专家，据说都被请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大家关心的实质问题，是现行体系寿终正寝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究竟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增加意味着美国获得的铸币税增多，反之反是。后来的历史似乎表明，对美元的需求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增大。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在一个浮动汇率的世界中，各国为了保持本国币值的稳定而不得不储备更多的美元。

隐蔽地、似乎又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让别国持有美元，是美国以征收铸币税的方式占有别国资源或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无疑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不均。说到这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两点。其一，美国的确在以往的和现行的国际货币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但如果换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拥有美国那样的权势时，恐怕也会像美国那样行事的。其二，古人讲“人无衅焉，妖不妄作”。那些让美国或欧洲凭借货币占了很大便宜的国家或地区，其自身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当政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尽管有些弱点带有命定的色彩，比如国小，再比如经济落后。

问题六：如何看待美元的贬值，以及它与欧元、黄金之间的关系？中国是否应该抛弃持续贬值的美元，或者如《货币战争》所倡导的复归“金本位”？

答：美元贬值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由以下三点。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反复阐明的、也是宋鸿兵先生强调的美元超量发行。美元贬值的另一种表述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在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我总体上接受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得出的结论，即通货膨胀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源在于无节制地滥发钞票。当然，美国超量发行美元也是有理由的：既然可以通过让全球持有美元来获取铸币收入，那为什么不做？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如果永远在美国经济体外流通，那么这部分美元便成为美国的铸币收入。如果它们有朝一日还可能被用来购买美国产品与服务，那么这部分美元便是一种对美国的债权。如此一来，作为获取铸币收入结果的美元贬值，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对外债务的缩水。换言之，只要美国铸币收入的绝对量没有减少，美国对外债务可以大幅缩水，并能够给自己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造成损害，那么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不啻为一笔一石三鸟的好买卖。

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是美元贬值的一个直接的、带有突发性质的原因。“9•11”事件之后的十天，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此次事件将会对美元未来国际地位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人们一直把美国看作是投资天堂，把持有美元资产视为保值的最佳途径，因为美国实力强大，市场开放。然而这一切转瞬间被 “9•11”的爆炸所摧毁。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持久战，更令人担忧的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数量似乎不降反增，攻击方式和对象日趋多样化，美国和其盟国因反恐政策不和而关系紧张，美国自打建国以来头一次被一张巨大且无形的恐怖主义之网所笼罩，而且还望不到网破云开的那一天。所有这一切都让美元持有者心存疑虑、忐忑不安，接下来的投资结构调整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过去七年多美元贬值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欧元的创立。在欧元创立之前，欧洲各国的货币虽然也都做到了完全可兑换，甚至德国马克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储备货币的角色，但就整体而言，欧洲各国的货币影响力过于分散，不足以对美元构成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更大份额的铸币税，应该是欧元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欧元的创立对美元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之前，对美元的霸道和毛病大家是可以、或不得不容忍的，比如美元因超量发行而引起的币值不稳等等，因为舍此之外别无选择。而一旦有了欧元这一美元的竞争者或替代品，美元的脆弱性就不再为人们所能完全容忍和迁就了。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在外汇储备中减持美元而代之以欧元，还有一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拒绝继续使用美元计价和结算，都可以被看作是欧元对美元霸权造成冲击的表现。伊朗总统内贾德已经宣布，伊朗未来的石油交易将以欧元结算，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也要建立用卢布计价和结算的石油市场。无疑这些举措都将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并损害美元的霸权地位。

在讨论美元与欧元关系和国际地位问题时，有必要引入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的“货币的流通域”。据我所知，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哈耶克于1937年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提到的，其基本含义是指某一特定货币的流通广度或被接受和被使用的范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某一货币流通范围越广，对它的需求就越大，该货币的发行者获得的铸币税也就越丰厚。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类似“零和”的博弈。大家暗中较劲的对象就是货币流通域。从过去几年欧洲债权市场的迅猛扩张，到伦敦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创立，这些都是欧元侵蚀美元流通域的最好例子。我隐隐约约觉得，真正的货币战争，与其说是宋鸿兵先生眼中的那种战争，不如说是国家间争夺国际货币流通域的战争。

关于抛弃美元并代之以储备黄金问题，坦率说我没有深入思考过。直觉上讲，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把外汇储备全部用黄金替代，好处是黄金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起美元来至少感觉上更安全，价值也可能更稳定，我们的潜在金融风险也可以得到较有效的管理。虽然《货币战争》书中没有详细论证，但我觉得储备黄金的另一个好处在于，这可以于无形中缩减美元的流通域，并进而打击美元霸权，为建立更为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如此大的政策转换，成本或风险也是不小的。历史地看，黄金价格波动相当剧烈，谁有把握准确预测一年或三年后的金价较之今天是高是低呢？作为储备货币的黄金流动性较差，不但没有利息而且保管成本还很高。即使下决心用黄金替代外汇储备，也有个时机和方法问题。中国现有外汇储备14000 亿美元。可全球的黄金可交易总量是多少？一旦这么大的一笔现钱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冲入黄金市场，金价那时会飚升到什么水平？同时我们还必须顾及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中国抛售美元造成美元的雪崩会引起美国何种反应？美国的反应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在思考“美元－黄金转换”措施时躲避不开的问题。我们需要算账，需要精确地算细账。

问题七：对于普通大众读者，应该如何阅读《货币战争》？如何看待来势汹汹的金融全球化或金融自由化？

答：看到普通大众读者如此关注《货币战争》，并且逐渐明白货币问题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盛败，我感到十分欣慰。这要特别感谢宋鸿兵先生。过去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步履蹒跚、起伏跌宕，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对货币金融问题理解不深不透不全面，以致吃了大亏。现在我们需要在认识方面急起直追。至于金融全球化，特别是推动它的背后力量，我们也不必把它们都看成是洪水猛兽。看到风险和挑战，就拒绝参与全球分工，拒斥金融自由主义，走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老路，是完全行不通的。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大的游戏。对于中国来说，被迫也好，自愿也罢，我们都要参与其中。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回避，而是运用中国的智慧把这个游戏玩好，并且要成为这个全球大游戏的主要博弈者之一。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再有足够的运气，做到这一点的把握就会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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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三：在《货币战争》一书中，美联储被描绘成一家私人银行，这让许多人感到诧异。事情真是如此吗？

记得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人类三项最伟大的发明是：火、轮子和中央银行。考虑到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人们关注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便再自然不过了。《货币战争》一书最有争议性的一个判断，在于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美联储与其说是一家公共机构，不如说是一家私人银行。这样说的理由如下：美联储的股东是私人银行家，十二个大区的美联储地区主席由这些股东推举，并且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委员又来自于这些大区主席；尽管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任命，但美国货币政策的真正决策者还不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而是根据《美联储法》而成立的美联储政策顾问委员会，且后者的成员则是清一色的私人银行家。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的说法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认知。

颠覆常识的东西通常也是争议较大的东西。实际上，在讨论美联储时，书的作者在细节描述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余地，至少有些故事没有讲得很完整。事实上，美联储只是在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是纯粹私人银行性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总体而言还是在执行公共职能。另外，美元钞票由美联储的十二个地区委员会印制不假，其私人股东按年分红也是事实，但是印量多少、股息高低等等，又都是被严格规定的。再有，印钞所得的铸币税收入，绝大部分都给了美国财政部而并未流入私人股东之手。在所有这些细节中，容易产生误解的关键点在于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私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英语 “private”这个词在用来说明公司或机构性质时，指的是不对外和非公开，私募基金中的“私募”，用的便是这个词。它对应的词是“public”，即 “公共”。上市公司有时也叫公共公司，其含义是对公众开放，谁都可以参与，所以公司上市英文也叫go public，但公共公司和在中国语境中通常理解的“公有”或“全民所有”，则差异很大。

据说在华尔街常年流行着一句话：美联储主席只是一个木偶。今年格林斯潘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繁荣的年代》。9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题为“经济学家的生活，由爵士乐主题伴奏”。对于格林斯潘的一生，书评作者的基本评价是一曲主题音乐的伴奏者而非主角，并写道：“作为中央银行行长，他也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留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格林斯潘，而听任他被放大很多倍？”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也就是说美国货币金融这台大戏的真正主角躲在了幕后，那么后台老板是谁呢？按照《货币战争》的逻辑，他们只能是那些“国际银行家”们。不无遗憾的是，宋鸿兵先生虽然把那层罩在美联储上的面纱给揭开了，却没有把相关细节讲全说透，故事选取也多少有些支离破碎。我记得著名金融题材作家马丁•迈耶写过一本名为《美联储》的书，很不错的，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阅读此书多少可以弥补《货币战争》的某些细节欠缺。

问题四：这部讨论金融的著作一经面市便成为畅销书，并引起轰动，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货币战争》受到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讨论的问题触动了当今中国读者的神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快30年了，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该讲，我们对外开放的重心是放在了贸易与投资之上，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十分谨慎。实践证明这样做在策略上是正确的。然而时至今日，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中国已经开始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浪潮。我们的金融服务业正在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天文数字且还在飞速增长，国际国内出现资产泡沫和市场调整，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单一货币，还是使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货币。如果把金融自由化比作一条河，那么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究竟有多深我们不清楚，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过河途中会不会风平浪静，水中的生物是否危险凶残，这一切都是问题。恰恰是针对上述问题，《货币战争》给出了警示，因而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当然，要想成为畅销书，仅仅靠讨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还是不够的，而是要用畅销书的手法去写作。这就需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超出想象的情节，有让读者着迷的人物。我之所以能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于宋鸿兵是一位讲故事的好手。他以“国际银行家”为主角，以一个个历史事件为依托，穿起来一个逻辑框架，并辅之以很多历史进程中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银行家们挑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并利用其对货币金融的无知瞒天过海，通过于己有利、最终又让威尔逊本人追悔莫及的《联邦储备体系法》，读来妙趣横生；犹太银行家和希特勒密谋并资助后者上台，以期实现犹太国家的建立，此等故事于我可谓闻所未闻。由于它们都很好地印证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命题，因而我在阅读时很是兴奋。

引起争议是一本书吸引读者眼球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一本著作，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么三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充足性，其次是逻辑结构的严密性，最后是核心观点或政策导向在不同读者群心中激起的某种“对立”情绪。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货币战争》都很好地满足了成为一本畅销书的“引发争议之条件”。

有关资料和数据问题，我实际上前面已经回答过了。对《货币战争》一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具体史实，争议是比较大的，我现有的知识积累还不允许我对其真伪做出判断。对此，可能许多读者和我有同感。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至少对相当一部分历史哲学家而言，什么是历史“事实”或“证据”这一问题，始终苦恼着他们。《历史是什么》一书的作者卡尔是如此，《历史有意义吗》的作者波普尔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念》的作者柯林武德还是如此。尽管在怀疑“证据”这一点上后两者看法相近，但柯林武德不同意波普尔据此声称“历史无意义”的论点，而是代之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主张，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在于挖掘出影响历史进程之重大事件决策者在做出选择时的真实想法。

一旦讨论行为者的想法，我们便开始讨论动机，而动机及其引发的一切行为后果，便构成了历史叙事的逻辑。《货币战争》的基本逻辑结构是说：时至今日两百多年的人类近现代历史是“国际银行家”攫取财富并支配世界的历史，我们经历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演进，都可以依据严密的逻辑还原为“国际银行家”的“动机”。这样一种逻辑框架的优点在于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在追求简洁的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变量或环节。这里我仅举政府与国际银行家之间的关系为例。自十八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国家就总体而言，其根本特征是经济主导政治，是资本家或金融家操纵政治家。但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小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国家的权力迅速扩大，政治家掌控国家权力的能力迅速提高，结果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中，形成了具有独立意识和特定利益的政治家集团。由于这种变化，政治家集团与商人集团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大致平等的博弈关系，换句话说，政府不再是“国际银行家”的玩偶了，而“国际银行家”的个人利益只有同国家利益交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实现。我总的感觉是，《货币战争》一书最大的逻辑弱点就在于它对政府的作用考虑的太少。

见仁见智可以说是《货币战争》成为畅销书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妨把读者做一个粗略的分类。第一类是对货币金融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第二类为政府官员，第三类由货币金融研究与教学者构成，最后一类乃货币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面对宋鸿兵先生讲述的触目惊心的故事，给出的振聋发聩的警告，提出的明确大胆的应对政策，以及这本书长时间高踞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的情形，不同类型的读者对《货币战争》的内心感受与言辞回应千差万别，甚至赞颂与诋毁并存，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倒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毁誉参半往往意味着价值的存在。说这句话的人是几年前去世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金德尔伯格。他留下的那部厚重的学术著作《西欧金融史》，是很值得那些想进一步了解货币战争背景的读者阅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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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宇燕：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


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

张宇燕

问题一：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货币战争》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书中，作者宋鸿兵先生讲述了以罗斯切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操纵世界300年工业化历史的故事。他所讲的那些听上去令人震惊的故事都是真的吗？

答：对你提出的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不知道。在世界近代金融史上，罗斯切尔德家族的确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过这个家族目前的情况如何，则不太好说。宋鸿兵先生认为，如果仅按照每年6%的收益率来计算其家族资产，到今天大约有50万亿美元之巨。如此庞大的资产以什么形式存在呢？应该主要是金融资产。可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截止到2006年底包括各种衍生品在内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为 35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算来，仅罗家族就拥有世界全部金融财富的七分之一。坦率讲，对这个数字我将信将疑。

尽管数字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说西方世界是由为数极少的精英所运作，我大体上还是赞成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经指出，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上层都是由5％的人口构成的。这种被称作“布罗代尔5％法则”的现象，在欧洲和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少数上层成员中就一定包括罗斯切尔德那样的家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货币战争》所依据的逻辑框架看上去还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它谈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写的那两句推介语，应该说基本表达了我对此书及此问题的总体看法：“这本书印证了我多年研究所形成的一个观念，即谁控制了货币谁就能支配一切；不过，我也同样希望作者讲述的故事纯属臆想，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坚守住以往的信仰，即人类大致生活在一个诚实的世界中，没有被一小撮国际银行家玩弄于股掌。”

我越来越感觉到，以前许多人对货币问题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以为货币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肌体”上的“一张皮”，是派生物，其基本功能是服务于物质生产，也就是说要方便贸易、加快流通、增进分工。就经济学而言，不仅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的位置，在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中涉及货币及汇率政策的场合，货币都是作为一个外在物存在的，其本身并非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认为“唯有货币是重要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政策至多在短期能够对生产过程施加些影响，而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流行于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其中也几乎看不到货币的踪影。对此，宋鸿兵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货币战争》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真相是金融资本不仅主导整个物质生产过程，而且控制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对接受主流经济学的人而言，货币作为一种权力并被国家或国家背后的金融大亨用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之工具，这一逻辑很新鲜，甚至有些振聋发聩。其实这并不是全新的或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列宁在一百年前就曾在《帝国主义论》中说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之一便是金融寡头的垄断。希法亭于列宁之前在《金融资本》中也深入地触及了这一命题。除此之外，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货币本质问题。德国经济学家南普在其1924年出版的《货币的国家理论》中就曾明确指出，货币和国家密不可分，脱离了国家的货币便成为无源之水，而没有以货币表现的征税权力的国家则形同虚设。古德哈特在1998年的一篇题为《货币的两重含义》论文中，更是喊出了“货币即权力”的口号。而当今走红的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六年前出版的《金钱联系》中论证说，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使世界运转起来，它自始至终都是使支撑现代经济生活的各种制度得以形成、并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顺带提一句，弗格森大概是对罗斯切尔德家族史了解最多、也是最深入的人了。遗憾的是我没读过他得以成名的罗斯切尔德家族史论著。我对这部书很感兴趣，但又实在是无暇阅读。看来只有等将来再读了。

问题二：对于“国际银行家”这个群体，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答：读了《货币战争》，普通读者会很惊愕，世界怎么能是这样呢？由几个大老板在幕后控制，甚至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等灾难竟然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用作者的话讲叫做“金融定点爆破”，他们有那么大的能量吗？他们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国际银行家”下个定义。从狭义的角度看，他们只包括那些大的商业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领袖等人。虽说能量确实巨大，但如果不和国家结合起来，这些人便永远只能做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配角。广义地讲，“国际银行家”还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家。一旦把中央银行家包括进来，也就是把国家权力引入其中，“国际银行家”就足以成为全球主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一个全球金融资产迅速膨胀的世界里，广义“国际银行家”的主导地位还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人的本性上看，银行家们一定是想通过金融权力来控制世界的，因为做到这一点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而逐利又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不过靠一两个家族的力量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是很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毕竟不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而是一个寡头市场，也就是说有一批实力雄厚的金融集团。这样一来，为了控制世界，就需要银行家们形成团队，采取集体行动。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除了存在共同利益之外，结盟或共谋还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数要少，否则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二是要有所谓“选择性激励”，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胡罗卜加大棒”。再有一个条件是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时间或次数要足够长和足够多。满足了这些条件后，“国际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便会应运而生。全球银行家在过去几百年间结成了一个同盟并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样的局面在《货币战争》作者看来是真实的存在。我的看法是，从逻辑上看，只要条件满足，“国际银行家”就一定会出现。

接下来的问题有这么两个。其一，他们的能量是否真有那么巨大？对此我并不怀疑。当把中央银行家也算作“国际银行家”的一分子时，尤其是把中央银行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视为“国际银行家”达到目标的工具时，其能量之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今天要比百年前或三十年前更为明显。根据金融资产与实际产出之比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迅速提高这一事实，《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称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其二，“国际银行家”们能否真正团结起来？尽管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却没有同比例地减弱，利益也愈加分散。换言之，他们之间既相互共谋又激烈竞争恐怕是一种常态。由此看来，欧洲、美国、日本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家组成一个坚固、持久和默契的联盟，是很难想象的。眼下欧美国家对日趋壮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恐惧，以及为约束这些主权基金所做的努力，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那种既有共谋又激励竞争的现实。

kaffeewings

批判的看麻！起码知道有些人是怎么想的。

ChipsAhoy

货币战争。。。毁誉参半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