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天京——晚清军政传信录

真精不怕火恋

作者：谭伯牛


你一定不了解他们的这一面：愤青曾国藩、呆子曾国荃、替补队员李鸿章、劣幕左宗棠、疯子陈国瑞……
你一定想了解历史的另一面：曾国藩以守制为名伸手要官、李鸿章苏州杀降的真实原由、陈国瑞追杀曾国藩的真伪、左宗棠“倾轧”郭嵩焘的用心、曾国荃暴富传说。

真精不怕火恋

病退


作者：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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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僧格林沁死前，曾国藩就接到数次谕旨，命令他派兵援剿。他一直拖延，固然有湘军刚刚解散，淮军需要肃清安徽，暂时腾不出兵力的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不愿背上“抢功”的恶名。僧格林沁自咸丰十年九月奉命剿捻，迄今已历四年，能否成功不可知，但不愿他人分功却在情理之中。曾国荃听说李鸿章要来助攻南京，气急吐血，即是同样的心理。曾国藩何等样人，岂能不明白其中奥妙？所以，他拖了大半年，都没有实际行动；朝廷也明白这个道理，故只能任其拖延。同治四年五月，僧格林沁战死，朝命立即改“助剿”为“督剿”，并授权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所有“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着归曾国藩节制调遣”。陈国瑞原是僧格林沁部下，根据最新指示，现在也要听命于曾国藩。军队更换统帅，历来就存在人事、资源诸方面等“整合”难题，而陈国瑞刚刚划归曾国藩指挥，就被其嫡系部队“铭军”灭掉一个营，其不能谨遵命令，甚至负气为难，种种情形，不难揣测。曾国藩要统领各军与捻军作战，则必不能容忍属下有违抗军令、仇视同侪的将领。倘若出现这种将领，要不凿枘不合，弃之不用，如初起兵时的王錱；要不恩威兼施，引为己用，如自胡林翼处接管的鲍超。陈国瑞能战的名声，早已“简在圣心”，没有合适的理由，遽尔弃置，必会引起猜疑，认为曾、李妒贤嫉能，其道不广。而长远之患，则会坐实湘、淮两军都是私人部队、于国有害的传言。所以，如何妥善处置陈国瑞，乃是曾国藩接手剿捻事务的首要人事难题。

　　刘、陈对杀之时，曾国藩正从扬州赶赴淮安，闻信稍迟，朝廷已经批示“免其深究”，他也就不能通过对此事件的处理，暗蕴驾驭之术。失去“危机公关”的机会，就只有在例行公事中，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了。六月六日，在陈国瑞请示“饷项军火如何筹措”的禀文上，他洋洋洒洒批复了两千多字。“饷项军火”的正题，着墨不多，而“玉成该镇”的跑题文字倒用了一千六百多字。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领导干部，批评下属时，从不直接表达自己的好恶，而惯于通过“群众意见”暗喻褒贬。曾国藩也不例外，说留心察访，搜集民意，发现“毁该镇者十之七，誉该镇者十之三”。群众对“该镇”不满，可以称为“劣迹”者，主要是以下数端：一、忘恩负义。黄开榜是陈国瑞义父，陈却“不以为德，反以为仇”（据黄开榜亲口所言）。二、性好私斗。在袁甲三部，与其他部将“屡开明仗”；在寿州与李世忠斗，杀死二提督；在正阳关与盐商斗，在汜水与米商斗。三、扰民虐官。辱骂殴打泗州知州，布政使“躲避床下，旋即告病”；在高邮抢掠官府，“合署眷属，跳墙逃避”。四、吸食鸦片。极High之时，喜怒无常，有“因一麻油饼杀厨子”之事。五、藐视各路将帅，不听调度，动不动就以“我将造反”进行威胁。从公德到私德，贬斥无疑；群众口中的陈国瑞，简直就是个禽兽。当然，批评也要适可而止，于是，曾国藩笔锋一转，开始说“该镇”的好处：一、骁勇绝伦，战略出众。二、至性过人，喜欢听人讲忠臣孝子的故事，喜欢读《孟子》。三、不好色，不贪财。打仗出色，是公论，也是陈国瑞如此嚣张的根本原因，否则，他早就被废掉了，何必如此苦口。喜欢听忠孝故事，不好色贪财，则是本质不坏，尚可救药。这段材料，先骂后赞，又打又摸，乃是“政委”工作的标准文体；所以如此铺陈，就是为以下的“警告”乃至“处罚”制造气氛。

　　所谓“警告”，是三条原则。第一，不扰民。第二，不私斗。第三，不梗令。不扰民、不梗令之说，都是大道理，不过泛泛而谈；湘军、淮军将领也不能杜绝此二事，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当不得真。不私斗，则联系前不久刘、陈对杀之事，予以针砭。经刘铭传、李鸿章汇报，曾国藩已经知道起因在于抢洋枪，所以说“其初则该镇理曲，其后则铭营太甚”，不再一味批评，而尽量持平。但是，“该镇若再图私斗以泄此忿，则祸在一身而患在大局”。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事后“召辱己者而官之”，是豪杰风范；郭子仪祖坟被挖，不予追究，反而引咎自责，是名臣度量。“该镇”虽被刘铭传“软禁”，但所受侮辱远不及此，务必以韩、郭为榜样，“不特不报复铭营，并且约束部下，以后永远不与他营私斗”。初出兵时，曾国藩所部与绿营“私斗”，他忍耻包羞，南下衡阳，固然是修养高，但也跟当时形势有关；陈国瑞号称“名将”，一日之间，精锐部队丧失殆尽，纵使“理曲”在先，也不能不责怪刘铭传下手太狠。没有任何补偿，光让他息事宁人，实在不能心口俱服。在陈国瑞看来，刘铭传是曾国藩嫡系，自己是新到客军，即使罪责相当，揆之严于律己之义，也应稍稍重责刘而抚慰陈；但是，对于淮军将领，曾国藩并不像指挥湘军那样如臂使指，一切如意。刘铭传名义上归曾国藩节制，其实并不能令行禁止，真正控制权还掌握在李鸿章手里。刘、陈争斗后，恐怕曾国藩因此责怪刘铭传，李鸿章立即去信，申明不可责怪之意：

　　“省三血性奋往，历练少浅，不免粗率之处。鸿章因其战守可靠，向不扰民梗令，往往曲予含容。此次入东偶迟，致受薄惩，又与陈镇争气，未分曲直，倘函丈再以此事劾责，则朝廷必疑其骄纵难制。渠必不自安，且无以策励将来。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怜其劳苦逐战，勿加苛求”；

　　省三，刘铭传字。“入东偶迟，致受薄惩”，指此前刘铭传奉旨随曾国藩往山东剿捻，因不愿受僧格林沁节制，故意拖延时间，受到朝旨谴责。此信用词委婉，意见却很坚定。刘铭传出自李鸿章帐下，李对他，也只能以情相感，“往往曲予含容”。曾国藩若依法办事，则是对他的“苛求”，他必然会闹情绪（“必不自安”），以后的合作也不会愉快（“无以策励将来”）。必须批评的话，也只能由李出面，而不能由曾发难（“除鸿章谆函劝饬外，师亦必……勿加苛求”）。形势、人事，都迥异于统带湘军，所以曾国藩回信，也只能说：

　　“省三之事，亦尝再三思虑……阁下多方培植，苦心琢磨，而成此令器，鄙人断无不知爱惜之理。……国藩于季荃细商两次，始定为二批：一宣示，一密告。……旋又转念省三最爱体面，恐因此而名望大坏，遂将前拟宣示之批，一并秘之，全未咨行各处”；

　　季荃，李鹤章字，鸿章弟。他当时总理营务处，是曾国藩和淮军将领之间的润滑油。由此信可知，只因为刘铭传“最爱体面”，所以硬生生把拟定的处理意见（“宣示”和“密告”的批文）压下（“一并秘之”），以示“爱惜”“令器”。身为统帅，碰到“骄纵难制”的下属，竟不能直率批评，这样的军队怎么管理的好呢？自己的部将管不好，又怎么让陈国瑞这个客军将领服气呢？

　　曾国藩自知理亏，陈国瑞绝不会服气，所以苦口婆心讲了一番“歪”道理，还是要采取高压政策，讲几条“硬”道理：“若该镇不能细心领会，亦有数事当勒令遵从者”；第一，将八千人裁撤为三千人。第二，一年之内，不许与淮军同扎一处。第三，去掉官衔中“钦差”字样，不许自河南粮台以外领取军饷。裁军，是削弱其力量；不许与淮军靠近，是限制活动范围；明确规定饷源，则从经济上加以制约。以上三条，陈国瑞“梗令”的话，则是对抗统帅，必将遭致严厉处罚（调任甚至降级）；遵令的话，则实力减弱，掣肘更多，再想嚣张也没了资本。此份批示，看似谆谆善诱，“于该镇有厚望焉”，实则老辣强横，令其左右为难，进退失据。而外人（包括三地督抚、军机大臣及皇太后）看来，却觉得入情入理，仁至义尽，陈总兵倘若不思悔改，辜负曾统帅一片苦心，因此遭受处罚，必是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

　　陈国瑞有苦说不出，却不甘心受制，于是禀复各款，虽“词气极为谦谨”，但“故作游移”，并“无矢志遵行之语”。只看《三国演义》的陈国瑞，在文本解构上当然斗不过古文大师曾国藩，所以一待回禀，曾国藩就据此密奏，参劾陈国瑞。而参劾的理由，却非不遵命令，乃是僧格林沁阵亡时他“不顾主将”、草间偷活的旧账。既然山东巡抚、布政使及僧军各部将都因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那就不能容许陈国瑞一个人“饰词巧脱，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不据复禀治罪、而选择“补参”的理由，则还在于“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红脸白脸，公义私情，都由老曾一人说尽，陈国瑞所有辩解全被预先噎住，旁人所有辩护全被预先驳倒。。什么是刀笔？这就是刀笔。奏上，一周内就奉到谕旨：“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心灰意冷，索性帮办的活也不干了，陈国瑞请了个病假，南下江苏，在清江浦疗养。心绪恶劣，不免迁怒于人；某日，养子陈振邦不知何故得罪了他，陈国瑞大怒，扬言要杀逆子，正家法。振邦跑到漕运总督吴棠家求救，吴出来打圆场，陈不听，执意要杀。其时，振邦已经积功升上总兵，赫然朝廷命官，且尝直接听命于吴棠；于公于私，吴棠都得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故将其藏在府中。陈国瑞闻信，亲率数百亲兵，连夜赶往督署，勒令交人。吴棠急命关门，陈国瑞即令破门。督署护卫又惊又怕，在内大喝：“乃敢反耶！”国瑞颇有辩才：“以子判父，非反而何？”不一会，连破大门、二门，杀奔到宅门前。宅门坚固，门前回旋馀地不大，攻兵难以致效，久攻不克。僵持间，门内守卫众口其骂，从充任“粤寇”童子军的反革命“劣迹”一直骂到前不久被刘铭传全歼精锐的“糗事”，其间必还夹杂各类人身攻击用语（伯牛案：当日所骂具体为何，今不可考。以上内容，谨就个人阅读及日常经验臆造）。门不破，骂愈急，陈国瑞不胜羞怒，“痰涌气厥”，诱发某种类似癫痫的病态，乃“以头触门”，“颓然仆地”。吴棠这才开门，命人将其抬到某庙，实行双规。同时，据实上奏，“劾其病癫”。估计军机处看了这份参稿，哭笑不得，才会有以下四条处理意见：首先，根据精神病人不得担任公职的原则，“褫职”；其次，根据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不予治罪，“押送回籍”；再根据社会保障法中切实照顾好精神病人日常生活的原则，“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赀生计，毋令失所”；最后，根据国家干部（离休）管理制度，嘱咐地方官“俟其病痊，奏闻”。

　　经医护人员精心护理，在各级官员悉心关怀下，陈国瑞将军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时常登高揽胜，感时抒怀。于是，黄鹤楼上，故将军“著道士冠服”，慨然提笔，“作掌大书”，写下了“白云可杀不可留”的名句。

真精不怕火恋

夺枪

　　陈国瑞，湖北应城人，少年时被太平军虏获，当了童子军，后投奔湘军将领黄开榜，作了他的干儿子。陈国瑞“秀美若处子”，出战，常着红装、充先锋，号称“红孩儿”，屡战屡胜，名动一时。同治元年，入僧格林沁部，极得信宠，情同父子。三年，以破苗沛霖有功，授浙江处州镇总兵。时年二十九岁。

　　太平天国都城被攻破后，清廷战略重点转为剿捻。捻军驰骋于山东、河南、安徽等地，行迹无定，擅长裹胁，虽然只是“癣疥之疾”，但清军一直找不到对症之药。僧格林沁有勇无谋，只会“疲师尾追”，“与贼俱流”，以致人劳马乏，成效不彰。同治四年春，僧格林沁率领马队，连追一个多月，从河南追到山东，“日行百里，往返三千馀里”。陈国瑞认为蛮干不合兵法，应该调整战术，僧格林沁却说功成在即，应当一鼓作气，继续追剿。意见不合，僧格林沁传令继续追击，陈国瑞扯住僧格林沁坐骑，说：“要去你去，老子不去”；僧怒，说：“不去就不去，老子自己去”。于是，挥师出发。此老子见彼老子倔强，没办法，说了句：“国瑞卒不忍王独败”；还是带兵出队，担任前锋。果不其然，捻军数万馀人汇合之后，不再逃跑，而在汶上、郓城间设好埋伏，陈国瑞一至即被包围。僧格林沁调发亲兵前去助战，也被击溃。捻军随即包围了僧格林沁，并在曹州吴家店将僧军全部歼灭。陈国瑞浴血奋战，所部大多阵亡，自己身受重伤，侥幸逃脱。闻僧被杀，又舍生忘死，乔装潜入敌中，找到僧格林沁的尸体，昼伏夜行，七天后回到军营。朝廷认为僧格林沁之死，河南、山东的地方大员以及僧军部将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纷纷予以降职、记过等处分，唯有陈国瑞因为身负重伤仍苦战到底，免予处罚。

　　僧格林沁死，曾国藩继任为督师大臣。此前，南京收复，湘军旋被裁撤，曾国藩北上剿捻，所带部下多是李鸿章派遣的淮军，刘铭传即在其中。程学启殁后，刘铭传勇略为诸将冠，号称淮军第一名将，其部称为“铭军”。四年五月，铭军驻扎在山东济宁北部的长沟，陈国瑞率领残部“游击”至此，看到淮军装备精良，多为西洋武器，“心独艳之”，于是“思夺其利器”。咸、同间，诸军因为争地盘、争军饷或者争闲气，往往发生“友军”火拼之事；抢夺“友军”武器，这倒要算头一遭。但是，空手固然能入白刃，长矛能否夺火枪呢？陈国瑞率领亲兵五百人突入铭军阵地，趁其不备，先杀了数十人。刘铭传立即布置迎战。不要说铭军这种百战之师，就是一般军队，只要人手一枝火枪，以之迎战配备各类长短冷兵器的敌军，孰胜孰负，可想而知。所以，小半天功夫，陈国瑞带来的五百人就被铭军全部歼灭（估计是不准投降），陈国瑞跳登民房逃命，也被“梯而执之”。刘铭传并不杀他（毕竟是朝廷命将），只是将他关起来，每天一碗瘦肉粥，不让吃饱，也保证饿不死。就这么过了几天，才“请”他过来相见。陈国瑞一见刘铭传，既不怒骂，也不求饶，只是哭诉：“此五百人，皆数年来所纠合四方之精锐。一旦为君所歼，吾军自此衰矣”；既然陈国瑞认了栽，刘铭传也就不为难他，闻言，“怜而释之”。

　　但是，稀里糊涂死了五百人，总不能就此罢休，于是双方都往上打报告，要求仲裁。足球比赛出现争执，足协可以通过重播录像，以定曲直。友军火拼，未经录像，判断事实只能靠分析双方的状书。但是，不管是皇太后的军机处，还是曾统帅的营务处，却都不好判断谁是谁非。为什么呢？铭军若说对方专为抢火枪而来，事虽有之，却不合情理；陈国瑞若谎称小事造衅，而全营被歼，也不合逻辑。所以，双方投诉，必都不能秉笔直书，而要捏造兵勇械斗、局面失控的平实文字。手持长矛抢火枪，这是浪漫主义；写禀上诉，规定文体为现实主义风格。文体和事实之间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没有马尔克斯或者残雪的叙事才能，估计谁也写不清这件匪夷所思、耸人听闻的事件。所以，双方文告只能尽量符合日常经验，而细节方面也就不可避免的趋于含混模糊。军机处、营务处诸公据此判案，也就只能各打五十大板，难得糊涂了。加之当日剿捻形势甚为吃紧，任何严厉处罚都会损害士气；陈国瑞的后台是以僧格林沁家为代表的忠亲王一派，刘铭传的上级为曾国藩、李鸿章，一有偏倚，必生怨望，所以，朝廷干脆不加处罚：

　　“刘铭传、陈国瑞勇丁互相械斗，杀伤多人，实属不成事体。该员等均系提、镇大员，不思乘贼势新挫之后奋斗追击，而于勇丁互相斗杀不能禁止，且各执一词，殊失大员体度。本当从重治罪，姑念该员等均曾立功，免其深究”；

　　尽管未受处罚，但是部下成建制被消灭，陈国瑞还是咽不下这口气；而刘铭传不得不防备他重来报复，所以接奉谕旨后，谁都不敢轻举妄动，剿捻的任务也暂时搁置，双方继续在长沟相持。山东巡抚阎敬铭既劝不开，又耗不起，只好再次上报。谕旨下来，又是各打五十板：

　　“何以尚在长沟相持不下？岂谓朝廷不能执法从事耶！”并命二军赶快分道扬镳，不要伺机启衅。

　　此事告一段落，就得说说曾国藩是如何成为陈国瑞要“杀”的“白云”

真精不怕火恋

内容:


夺 枪
病 退
入 京

真精不怕火恋

　　“铭”及“刘壮肃”，指刘铭传；“盛”，周盛波，都是淮军名将。淮军将领攘功争利，不惜与湘军内战，似乎不可思议。但是，分析一下淮军诸将当时的军功簿，却又觉得合乎情理。克服苏州是淮军当日第一大功，但排在奏保前列的，乃是程学启、戈登、李朝斌、黄翼升四人，刘、潘诸人无与焉。嗣后克复常州，刘铭传虽记头功，但终不可与苏州之功相提并论。军人博命疆场，无不希图克名城、歼首酋、膺懋赏；眼前再无比攻克南京、歼灭洪李更大的目标，而湘军久攻不下，朝旨适令助剿，正是百年不遇的机缘。众将士“跃跃欲试”，至曰“当我巨炮”，实在情理之中，不得尽谓流言。“将卒皆知其事”，曾国荃自然也有所闻，嘴上不说，心中能不猜疑？因此，李鸿章屡屡致意，喋喋不休，固然为了表明本心，也不无辟谣避谤的意思。

　　然则，李鸿章终究要回复这道谕旨，如何措辞呢？单说“指日即可得手”、毋庸协剿当然行不通，能说的，就只有列举客观困难了：

　　“于攻克常州后，未敢遽议协剿金陵；一以臣部兵将苦战经年，伤病疲乏，未得休养，若遽令远出，诚恐再衰三竭，无裨大局。一以曾国荃全军两年围攻，一篑未竟，屡接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又、叠准曾国藩咨缄，属令派兵接防句容、东坝、溧水、高淳各处。又、叠准左宗棠咨商，拨兵进规长兴，以掣湖州贼势。臣因湖郡贼氛尚炽，实为苏省切近之忧，应先派劲旅进规长兴，协取湖郡。俟湖州克复，门户稳固，然后分兵会图金陵，方无后顾之虑。是以拣派郭松林、刘士奇、王永胜、杨鼎勋等军会攻长兴，现已进逼城根，势难遽行撤动。而苏、常新复，各郡县内防湖州窜匪，外堵金陵窜路，节节设防，未可一处空虚。常胜军裁撤后，英酋巴夏礼等方以松、沪腹地无备，日与饶舌，臣固未可远离，臣之兵力亦仅勉支堵剿”；

　　种种理由，不过两个字：“没人”。其时，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用围魏救赵之计，猛攻江西，曾国藩派鲍超往援，空出来的防地由李鸿章派兵接守；淮军“进规长兴，协取湖郡”，如前所述，乃是不惜得罪左宗棠，将兵力调至浙江，扎定后，“势难遽行撤动”；常胜军解散后，松江、上海也需要派兵驻守；因此之故，江苏兵力只够在省内“堵剿”，不能出省“协剿”。而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则是：“屡接（曾国荃）来书，谓：‘金陵所少者，不在兵而在饷；现开地道十馀处，约有数处，五六月间可成’；如能及早轰开，自必无须协助”；隐然在给曾国荃递条陈，申请展期。俗云：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对策，其精髓无非是个“拖”字。公然抗命，那是莽夫蠢才；智者黠者从不说不能遵命的废话，只会“沥陈下情”，告以不可遽行的苦衷。攻城歼敌，固有别于妇人生产，不可能推算出大致不错的准期，故中枢诸公并不能明确设定克服的限期，只能根据前敌报告日加催促而已。当然，同治七年间，庙算如神的慈禧太后下达终极追杀令，限令左宗棠、李鸿章等在一个月内消灭“捻逆”，否则“严加议处”；算是“女中尧舜”别出心裁的特例，难以奉为实事求是的常规。

　　如此一来，谕旨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李鸿章仅做到“奏闻”，而根本没有“迅速办理”。这是奉命援剿一方的托词，那么，奉命接待援剿部队的曾国藩做了怎样的复奏呢？我对照曾、李的复奏，发现他们联手制造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局面，其中妙处，难以言表。但我尽量尝试解说一二，不致完全埋没这呕心沥血的绝妙好文，先看曾国藩的复奏（伯牛案：其文甚长，不便全录，乃择要逐段分析）：

　　“自苏、常攻克之后，臣本拟咨请李鸿章亲来金陵会剿，特以该抚系封疆将帅之臣，又值苦战积劳之际，非臣所敢奏调，是以未及具疏上陈。函询臣弟曾国荃，亦以师久无功，愧悚无地，不敢更求助于人，近于畏难卸责、始勤终怠者之所为”；

　　说话也好，做事也好，最重要的是先占地步；或者说，要掐架，先得扎定马步。这两句话，就好似一个稳稳当当的马步。第一句，是所谓“礼”，即尊重行政体制之意。曾国藩固然是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伯牛案：此廿一字即其官衔），但是，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是“封疆将帅之臣”，非比一般属吏，可以呼来换去。各省之长，全都唯朝命是从，方能体现中央集权的制度威严；甚言之，一市一县一居委会，也都唯朝命是从，则更符合令行禁止的“政体”。行政架构确实有层级等差，但是，其所以有层级等差，立法本意及最终目的，不就是为了政令畅通么？总督归朝廷直管，巡抚又何尝不是；总督固可调遣巡抚，终竟不直接调遣，而将此调遣之权拱让朝廷，不就是尊重中央集权之意么？所以，这一句“本拟咨请……（又）非臣所敢奏调”，既说明小臣荩谋与大王宸断不谋而合于前，又表示圣谟广远能知缓急、微臣固陋不敢自专于后，在助剿问题上高度体现了对中央的尊重。第二句，是所谓“情”，即尊重前敌将士之意。曾国藩论事应务，不违礼制，不悖人情，且常能以堂堂正正之言，表曲折微妙之情。例如，李泰国兵船之议，他体谅总署谈判的难处，赞成继续购进，同时，明示华裔之别、缓急之辨，建议分赠各国，破财求安；即是佳例。“不敢更求助于人”云云，表面是说“师久无功，愧悚无地”，实则是在代替三军将士表述不“畏难”、不“卸责”、“始勤”且不“终怠”的决心。世间情事，每每有不宜正说、只宜反说甚而非反语不能表达的时候。湘军经营南京已久，不愿他人分功，天下尽知，中央未尝不知；这固然只是患得患失的人之常情，不足与语公忠体国的大义。可是，这种人情，却又建立在征战十年、伤亡数万的基础上，代表了全部湘军乃至全体湘人的士气民心，孰又能轻言公义重于私情，而完全置之不顾？于是，私情与公义，在此胶着缠绕，不论是中枢还是前敌指挥部，单就任何一方立言，都不免失之偏颇。那么，只有正话反说，方能做到句单而意复，言此而意彼。自承“师久无功，愧悚无地”，却反衬出浴血坚城的艰苦卓绝，自责“畏难卸责，始勤终怠”，却谴责了遣援助剿的不近人情。曾国藩就此在道德制高点立定一个马步，预先消解掉所有针对曾国荃贪功的批评。

　　接下来，则是更高明的以守为攻、以退为进：

　　“前接李鸿章来函，言苏军将士太劳，宜少休息，待会克长兴、湖州，再行选将拔兵助攻金陵等语。然使仅请派将前来，其知者以为怜该抚之过劳，信苏将之可恃；不知者以为臣弟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犹非臣兄弟平日报国区区之意。合无吁恳天恩，饬催李鸿章速赴金陵，不必待七月暑退以后，亦不必待攻克湖州之时”；

　　毫无疑问，李鸿章的奏稿，曾国藩已经先看过一遍。李摺详述人少不敷调派、先克湖州再助金陵等情，是临时退避，绝无可疑。曾国藩若据此进言，请缓其援，未免落入俗套，太露痕迹。然则所以应对之法，无过于反客为主。不是都在猜疑曾国荃“贪独得之美名，忌同列之分功”么？那好，只要能洗清嫌疑，还我兄弟清白，请朝廷千万不要体谅淮军“将士太劳”，也千万别管江苏“门户”是否“稳固”，立即下令李鸿章亲自率领淮军赴援。李鸿章列举不能遽行赴援的三条理由，都能言之有据，是实实在在的客观困难。如果一味诛心，不讲道理，认定李鸿章推诿避让、曾国藩包揽把持，遂不顾一切，强令淮军东来；倘若劳师远征，不慎受挫，兼且扰乱南京围局，谁负得起这个责任？军事最忌遥制，从古至今，莫不如此；曾国藩笔锋所至，就是要凭虚发力，点中军机诸公此处要穴。单论文字，每句话都揭示了军机诸人心中所想而不便昌言的隐衷，可是出自曾国藩之口，并辅以李鸿章的军情通报，军机诸公又不得不三复斯言，再度评估派兵助剿的可行性。譬如欠债者逢债主上门追讨，先布置一套家徒四壁、久不举炊的窘况，然后不待债主开口，抢先倾泻汲汲还债的一腔诚意；债主倘有天良，观此境况，审其言态，除了自认倒霉，还能更置一词否？曾国藩的一番抢白，颇得赖账之妙。

　　细读曾、李二摺，我们发现：本应肩担大任、顾盼自雄的李鸿章，表现得扭扭捏捏；师久无功且被贪忌之讥的曾氏兄弟，却俨然以全局为重，毫无私心。一则谦近于伪，一则直近于矫。分而论之，俱都不符常理；合而观之，又似时势使然，非如此不可。

　　考察至此，读者未免产生疑问。前引曾国藩五月十六日致曾国荃书，委婉讽喻，说“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显然表明兄弟二人对助剿一事有不同的看法。然则曾国藩在奏折中又何必弄此狡狯？伯牛是不是深文周纳，厚诬古人？确实，坊间印行的曾氏文献（包括搜集最称齐备的岳麓书社版全集）之家书部分，读者只见兄弟二人在讨论淮军助剿问题时，曾国藩自始至终劝其弟以大局为重，多穷理尽性之谈，无患得患失之态；俨然公而忘私，不可能如上述分析所言，明示公义，暗藏机心。但是，我们又必须知道，历史文献，往往有极不可靠的地方。就拿曾氏文献来说，其家藏手稿中某些函牍，页眉有曾国藩亲笔“不钞”字样，意即不许编进全集。湘潭人袁树勋曾入曾幕，亦云：

　　“昔岁从文正金陵督署，常见其将家书底稿躬自删改发钞，已有必传之意”；

　　可知公开发布的家书已经曾国藩亲自“删改”，不再是事实原貌，而是发生了“选择性失忆”。但是，胡适博士告诫我们：“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然则，在没有扎实证据的情况下，纯靠诛心之学，臆断曾国藩在助剿问题上的立场偏于否定，并因此在奏折中大玩花样，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态度。然则，伯牛必须拿出证据来；否则，前此分析，都不过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纯为造谣诽谤。幸好，民国间，长沙方表从曾国荃后裔手中购得曾国藩手书数通，其中三封，作于同治三年四、五月间，专门讨论淮军援剿问题。此三信，其二收入曾氏全集，但已经“删改”；其一，则迄今未曾收入。而这封未曾收入的，最能表现曾国藩对援剿问题持何种态度，可作为前此立论的依据。此信甚为关键，故全文抄录：

　　“沅弟左右。廿夜接十七夜来书，不忍卒读。心血亏损如此，愈持久则病愈久愈深（原注：幸每信字迹到底不懈，每次占六壬皆好）。余意欲奏请少荃前来金陵会剿，而可者两端、不可者两端。可者：一则渠处炸炮最多而熟，可望速克；一则渠占一半汛地，弟省一半心血。不可者：少荃近日气焰颇大，恐言语意态，以无礼加之于弟，愈增肝气，一也；淮勇骚扰骄傲，平日恐欺侮湘勇，克城时恐抢夺不堪，二也。有此二者，故。然弟心、肝两处之病已深，能早息肩一日，乃可早痊一日；非得一强有力之人前来相助，则此后军事恐有变症，病情亦虑变症也。特此飞商：弟愿请少荃来共事否？少荃之季弟幼荃，气宇极好，拟请之日内至弟营一叙。弟若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则飞速复函。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余俟详复，即问近好。国藩手草。四月廿日夜”；

　　信中有两句话，可视作曾国藩对助剿一事的处理原则。一是“余不愿请来与弟共事”，二是“余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前者，是曾国藩的建议，后者，则表示此事之决定权终由曾国荃掌握，他不同意，曾国藩绝不会主动申请乃至同意助剿。曾国藩不愿意淮军助剿的两个原因，简言之即“兵将不和”四个字。曾国荃、陈士杰相继拒绝赴援江苏，李鸿章才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虽说两年间建功立业，声名鹊起，但无疑有一股不能释怀的怨气；黄翼升事件，也让他觉得曾国藩并不谅解他的苦衷。曾国藩自能明白这层心意，因此，担心李鸿章会借机洗刷过往在曾门受到的屈辱，对曾国荃有倨傲“无礼”之举。淮军此行，不但带来攻城利器，也将带来肃清江苏的“骄傲”，相对于困敝惫乏、一筹莫展的湘军，他们是“强有力”的外援，不敢保证不发生恶客欺主的事情。加之已有刘铭传“岂能当我巨炮”的传闻，对于届时能否调和、弹压客军，曾国藩更是缺乏信心。曾国荃也说：不畏少荃占我之名，而颇畏季泉（鸿章弟鹤章）之勇不受约束。由此可见，不愿淮军助剿，最根本的原因固然是湘军不愿分功（不便出之于口），实际的困难则是湘、淮两军共事易酿内讧（适可引为藉口）。

　　通过此信，我们可以了解到曾国荃的态度，即不论好说歹说，“情愿一人苦挣苦支，不愿外人来搅乱局面”。信首所谓“来书不忍卒读”，无非就是曾国荃在病重战苦的情况下，犹欲独力“苦支”，不愿外人搅局。兵事固然苦不堪言，然观乎大势，终必有成功之日；淮军来援，兵事稍得缓解，而功名利禄俱须分去大半，其苦又更甚于前矣。譬如公司创业，理念、技术、产品俱佳，独于流动资金稍感缺乏，然自忖只需咬紧牙关勒紧裤带，似亦能度此难关，此后必是苦尽甘来，前程似锦。忽有人焉，愿意投资入股，而条件苛刻，要占权利之大半，创业者稍有骨气、志气，必不肯苟且答应。曾国荃之志，即此创业者之志；其表现固为贪恋功名，其本质却是艰苦卓绝，较之全无实际、沽名钓誉者，不啻霄壤。正因为这份理解，曾国藩才不得不尊重曾国荃的意见。此时此地，尊重曾国荃的意见，就是尊重五万湘军将士的意愿，更是尊重那一种虽九死而未悔、历百折而不挠的精神。所以，我们要正确理解“不得弟复信，断不轻奏先报”这句话，此决非仅仅照顾家门之内的兄弟私情；倘若当日战天京者不是曾国荃，而是其他湘军将领，我相信，曾国藩也会如此表态，也只能如此表态。最早披露此三通书信的黄濬，无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说：

　　“清与太平天国之争，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势早定，金陵之摧，计时以俟而已。然在当时，局中之焦虑，局外之谤讥，正不知如何沸腾。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惧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书和盘托出。吾人与其嘲为天人交战，毋宁佩其谋国之至忠。盖其家庭骨肉之间，私书谆複，其权衡利害，褒贬是非，亦不过如此，则亦不失为得性情之正者。宜左文襄有‘自愧不如元辅’之叹也”。

　　同治一朝，号为“中兴”，乃由中央、地方合力而成；地方军政固然有曾、李这样的名臣大帅操办一切，主持中枢朝政的慈禧、奕訢也决不是泛泛之辈。曾、李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风情，听不出弦外之音。然而，中央与地方，“圣主”与“微臣”，地位不同，立场各异。谕旨全是官话，只问迟速而不徇私情，无暇照顾三人间的兄弟之情和师生之谊。因此，五月八日后，连续下达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前经迭谕李鸿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亲往并饬令该抚酌办。现当事机紧要之时，李鸿章务当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办，力图共济，不准稍有推诿”；

　　五月十九日：“李鸿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亲往会攻，毋稍避嫌推诿”；

　　五月二十九日：“前据李鸿章奏……兵力难分；……着仍遵前旨，于所部各营内挑选精壮便捷善于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刘铭传等带赴金陵。……该抚或俟长兴得手后，统率诸军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复”；

　　六月四日：“李鸿章仍遵前旨，俟长兴克复，赴援金陵。并令刘铭传等督带选锋先行，驰往助剿”；

　　前二首语气严峻，后二首略形松缓，何其前倨后恭如此？不用说，李鸿章的“死扛”产生了效果。上次曾国藩催调黄翼升，他悍然抗命，不惜撕破脸皮，其所得力处，在“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语；这次逡巡沪上，缓缓“遵办”，不断“推诿”，也是活用这九字秘诀。五月三十日，淮军克复长兴，似乎再没有借口逗留江苏了，然而，李鸿章还是不动身。那么，不能领受“君命”，他找了什么理由？

　　首先，明确表示“畛域”、“嫌怨”之类的提法是无稽之谈：

　　“金陵关系东南数省大局，如能迅速攻拔，江、鄂贼势可渐瓦解；况在江苏本境，臣义所应为，敢存畛域之见？臣在曾国藩营中从事多年，与曾国荃素相投契，现又谆切商催，更无嫌怨之可避”；

　　“谆切商催”，指曾国藩已经咨调淮军西去助剿，业已洗清湘军不愿人助的“流言”。然后，再强调湖州之患及调度之难，将淮军未能助剿的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

　　“若欲臣会攻金陵，复令臣协剿湖州，臣力实有不给。若令臣弃湖州而赴金陵，事体固分轻重，时势固有缓急，臣敢不仰体朝廷与督臣（谓曾国藩）殷殷责望之意？但使臣统兵远去，而湖贼窥伺入境，孰与主持调度？若仅分兵远去，少则无济于事，多则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与曾国荃各军错处围城之下，曾国藩与臣皆不放心”；

　　踢皮球从来就是吾国政治生活中一门高超技巧。湖州为当时一大“贼巢”，正处江、浙交界，不予剿除，二省俱不得安宁；更有甚者，湖州太平军一旦冲围西去，对金陵围局也有影响。湖州攻守之战略意义，中枢当然明白，故这条理由堂堂正正。不过，淮军大部分兵力援剿长兴，造成不可“遽撤”的既成事实，如前所述，乃是李鸿章为缓援南京预先准备的借口，并以深深得罪左宗棠为代价。现在，他准备再得罪左宗棠一次，赖在这儿和他一块规复湖州。淮军未到浙西以前，左宗棠尚可措辞毋庸协助，淮军既克长兴以后，左宗棠就不能拒绝协攻湖州了。因为，不但事实证明了协剿效果好，而且，剿贼也不能半途而废，故李鸿章要赖在浙江，左宗棠一点办法也没有。因此，这一脚皮球，助跑、摆腿都很到位，触球部位也恰到好处，才能不偏不倚的踢回中枢，比起今日很多临难苟发、草草一脚的踢法要高明许多。皮球，也不是那么好踢的，读者当三致意焉。

　　“各统将资望相等，号令不一”；这也是实情。李鸿章不亲赴南京的话，郭松林、刘士奇等各率数营，谁指挥谁？淮军制度，各营官俱只听命于李鸿章一人，并未如湘军末期那样设立分统制度；故数营外出，孰为其首，确实是个大难题。而这么一支部队到了南京，能否俯首顺心听曾国荃号令，曾国荃是否能指挥如意，也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不仅曾国藩、李鸿章不放心，中枢也不敢放心。

　　最后，还有个更具体的问题：

　　“顷据郭松林等禀称：‘现在天气炎热，洋枪连放三四次即红，多则炸裂；开花炮放至十数出后，即不能著手。昨攻长兴，各项炮具俱已震损，亟需回苏修整。以后节交三伏，战事颇难’；亦系实在情形”；

　　同治元年五、六月间，淮军攻克南桥、奉贤、金山卫等处。二年五、六月间，攻克吴江、震泽等处；那时候洋枪怎不“红”、“裂”，洋炮就能“著手”？全球气候变暖，看来一百多年就开始了，而且，年度温差之大竟能影响钢铁的散热。手头没有历史气候数据，不好断定李鸿章此言之真伪。不管怎么样，在中枢未遣武器调查小组下来之前，“亦系实在情形”吧。

　　接到李鸿章这一摺，中枢极为难办。就目前形势看，曾国藩不断咨催，李鸿章则大有“实在情形”，二人确系“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谁也没有“推诿”。而洋枪、洋炮需过三伏之后才能正常施放；情况属实的话（中枢诸公物理成绩差一点，自然搞不清虚实），则援军势必秋天（七月后）才能过去。所以，后两道谕旨口气松缓很多，只要求选派小股先行赴援（并未提炮队），而李鸿章待克复长兴后再亲自前去。六月八日的谕旨（即回复李鸿章此摺）干脆不提这茬了：

　　“本日览李鸿章所奏，知该督、抚等志切同仇，毫无成见，为之欣慰，更需勉益加勉，和衷共济。有厚望焉”；

　　然则，李鸿章复奏两疏，虽未尽息援剿之议，但已为曾国荃争取到两个月时间；帮忙帮成这样，怎么也算仁至义尽了。曾国藩非常感激，并以此开导曾国荃，勿以淮军来援为忧：

　　“观少泉屡次奏咨信函，似始终不欲来攻金陵，若深知敌军之千辛万苦，不欲分此垂成之功者。诚能如此存心，则过人远矣”；

真精不怕火恋

曾九的禁脔


作者：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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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荃进扎雨花台；这次军事行动，算不上名实相符的围城，只能视作形式大于内容的标志性事件。明年五月，水师攻克九洑洲，长江肃清；相当于围住南京的西面。八月，陆军攻克南京东、南面十处坚垒。三年正月，攻克太平军在钟山之巅修筑的“天保城”，并分守洪山、北固山等处，宣告合围成功。这是篇首所谓的内圈之围。“距城百里之外，如镇江、东坝、溧水、金柱关均有重兵助守，宜兴、溧阳二县又新经苏军（伯牛按即淮军）克复，外援将绝，粮米无多”；这是篇首所谓的外围之势。内外相合，瓮中捉鳖，才算真正拉开战天京的序幕。

　　东南全局方面：二年十月末，李鸿章收复苏州；三年二月，左宗棠克复杭州。对曾国荃来说，这无疑是天大喜讯；从此之后，围师再不用担心自江、浙东来的“大股援贼”，可以一心一意的围城、攻城。但是，这也是无声而有力的催促；所谓肃清东南，其成功的标志就是攻克南京、苏州、杭州这三座城市，如今，苏、杭已复，南京就成为万众瞩目之地。虽不敢打包票说克期奏功，但是，继续按照九江、安庆的攻法，严围缓攻，候敌自溃，已经不合时宜。且看曾国藩奏报完成南京合围以后收到的批谕：

　　“金陵城大而坚，围攻不易。诚恐各营将士号令不一，心志难齐，曾国藩能否亲往督办？俾各营将士有所秉承，以期迅速奏功”；

　　九江、安庆自合围至攻克，费时都在一年以上；南京之险固，更甚于二城，比照前事，似不应过于催促。但是，李鸿章复苏州，只需三月；左宗棠克杭州，不过半年；然则今时不同往日，又未可拖延过久。曾国荃率兵从安庆打到南京，其部下始终跟随，并不存在“号令不一，心志难齐”的问题，朝廷未尝不知道；但偏要以此为借口，让曾国藩亲临督战，用意即在于此。曾国荃是前敌指挥，曾国藩为全局统帅，朝廷不直接催促曾国荃，而向曾国藩委婉示意，就是在不破坏行政指挥架构的情况下，暗示曾国荃应该力图进取，不事苟安，要以李、左为榜样，而不要援照九、安的成例，尽早克复南京。

　　但是，湘军和李、左二军相较，在攻城的装备方面，有一个巨大的缺陷，那就是没有大型炸炮。李鸿章有常胜军，左宗棠有常捷军，这两只部队的猛烈火力，能在攻城时发挥巨大的作用。戈登在常胜军解散后，曾赴南京参观湘军围师，便说湘军之“营垒坚固、号令严肃”，令人佩服，美中不足的则是“少好炮”。曾国藩看了李、左等人汇报克城的摺稿后，也一改“在人不在器”的成见，慨叹：“炸炮轰到之城，实可骑马而登，胜于地洞十倍”。由此可见，在没有洋炮助阵的情况下，用李、左的战绩来敦促曾国荃加快进度，确实有点不公平。

　　语曰：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没有大炮，那就只好挖地道了。二年八月间，曾国荃就已择地开挖，进行前期准备，三年正月合围后，更是全面开挖，路路并进。但是，地道攻城，实在不是上策。首先，炸药用量太大，难以为继，后勤部长曾国藩就屡屡抱怨：

　　“地洞一事，前十一月初五日已浪费药数万斤，近日闻又有一洞将发，又将浪费数万。此等百战之寇，其力岂不能堵一缺口？余实苦无药可解。特此飞告：一、请弟莫再轰地洞，二、请弟函商少荃酌借火药。勿谓兄言之不早也”；

　　其次，在挖地道的过程中，艰险万状，往往损兵折将，徒劳无功。前述李秀成围攻曾国荃，用地道攻营，屡被湘军破坏，便是明证。这次攻守易位，李秀成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身：

　　“自朝阳门至钟阜门，开地道三十三处。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则纵横聚葬于其中；贼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烟，灌以沸汤，则趫者幸脱而悫者就歼；盖每穿一穴，为贼所觉，而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一日，穴地已过城根，贼尚未觉；会贼有以枪插地者，穴内军士见枪首入地，疑贼已觉而刺之也，急以手引枪入地数尺，贼始知官军在地下，复迎击之，官军或退或死。复开他道，或为山石所隔，或将近城根；贼酋李秀成登陴遥望，见其上草色，辄知下有地道”；

　　李秀成用以发现地道的方法，很简单，分辨草色而已。地道是用来装药轰城的，挖得太深，爆破效果必然不好，故不能深挖；然则入地太浅，不免伤损草根，草枯则渐作黄色，必异于周边草色。李秀成登高一望，只见黄绿相间，晰然可辨，于是，地道所在，了然于心。接下来就是“穿隧以迎”，“薰以毒烟，灌以沸汤”，湘军“将士须臾殒命者，率常数十百人”。而不慎火烛，发生误炸事件，工程兵“纵横聚葬于其中”，也在所难免。至于挖错方向，“为山石所隔”，徒劳无功，却不丢性命，反倒要算好事了。文中“穴地已过城根”一节，则类似文学、电影桥段，必为作家、编剧等人所喜闻乐见。

　　就这么挖啊挖，一直挖了大半年，炸药费去十数万，工兵死了一两千，南京城还是完好无损。曾国荃愤懑异常，但又无计可施，加之肝病复发，身心俱坏，乃“逢人辄怒，遇事辄忧”。曾国藩也用不上劲，只好日日致函，多方设譬，大谈性命之道，聊为宽慰：

　　“自苏、杭克复，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独不期其速，而期其稳。故发信数十次，总戒弟之欲速。盖深知洪逆非诸贼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此等处，吾兄弟须有定识定力，望老弟巍然不动，井然不紊。将克未克之际，必有一番大风波。吾弟若破地道，且待大风波经过之后再行动手，实不为晚。吾所虑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营猛攻地道，多损精锐而无以御援贼耳”；

　　这等安慰，聊胜于无而已。至于“将克未克之际，必有一番大风波”，本是抽象用语，类似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之类务虚的方略，孰料一语成谶，不久还真来了“一番大风波”。

　　朝廷考察曾国荃的工作进程，不会从三年正月合围算起，而会将元年五月进扎雨花台认作曾国荃经营金陵的开端。然则迄今耗时已近二年，曾、李、左三路军队中，李、左连克名城，捷报频传，南京却毫无成效。中枢诸公不能不形成一种看法，即湘军暮气已深，而苏、浙两军，尤其是苏军如日方升，朝气可用。那么，调派苏军前来会攻，也就成为军机处的议题。苏州收复后，江苏境内的“贼巢”，就只剩常州城；常州离南京甚近，倘若克复常州，李鸿章带领炮队，顺势西进，以攻苏、常之法，助攻南京，未尝不是迅奏膚公的好办法。

　　四月五日，淮军攻克常州。中枢旋即下旨，命李鸿章派人接防东坝，并有“会攻（南京）之说”。淮军刚刚经历大战，士卒须稍作休息，未便即刻拔队西向，所以，谕旨仅示咨询之意，没有敦促之情。李鸿章和曾国藩通气，就淮军助剿之事，第一次表明立场：

　　“廷旨有令敝军会攻之说。鄙意苦战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将军（明阿）遽欲会攻，诚为有损无益，似宜拒之。湖州之贼尚无去志；左帅（宗棠）屡云逼城，其实距城尚远。昨来咨，属勿会攻，请苏军进长兴以扼其喉。月初当派刘、王、郭、杨四军图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而为进趋广德、泗安之势。……届时，如金陵未克，必须炮队往助，只要吾师与沅丈一纸书，七月中旬可派鹤弟（李鹤章）带数将前去”；

　　如前所述，情急势迫如催调黄翼升时，李鸿章能写“词意乖忤，气质不平”之信，据理力争，锋芒尽露。而好整以暇之时，他又善体人情，能作此头头是道、义理俱胜之书。寥寥数语，安排一切，我们有必要认真学习一番。

　　先粗略分析湘、淮、楚（即左军）三军形势。三军中，湘最苦，楚次之，淮则独享悠闲之乐。湘军顿兵南京城下，一筹莫展，固不待言；楚军虽克杭州，但湖州未下，未竟全功；而苏、常克复，全省肃清，淮军业已功成名就，无所追求。当然，中枢决不会让行有馀力者就此硁硁自守，独享清福，必定要调淮军援助湘、楚。淮军大部驻扎常州，西可会攻南京，南可助攻湖州；朝廷之意，自欲淮军西进，因为南京在战略上的价值，何啻十个湖州？但是，李鸿章故作懵懂，不去会攻南京，却来援剿湖州。曾国荃不愿他人分功，左宗棠何尝没这个意思；二月间，淮军“捞过界”，攻克浙江嘉兴，就惹得左宗棠大发牢骚：

　　“少荃中丞受苏州之降，智则智矣，而究不免为岛人（按即谓英国人）所轻。兹仍欲以此越界立功，而于宜（兴）、溧（阳）本辖之剧贼则置之不顾，任其狂窜，而后击之。于用兵机势得矣，然不可谓谋国之忠也”；

　　李鸿章不是傻瓜，自然知道“越界立功”必遭忌恨。往西往南，都是得罪人的事，而大势所趋，又不得不选定一处来得罪，绝做不到两面讨好。于是，权衡利弊、分别亲疏，他决定继续得罪左宗棠，继嘉兴以后，再去分剿湖州。当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绝，真将部队开到湖州，楚军非跟淮军打一仗不可，故李鸿章选择进攻湖州北部的长兴，“以避协攻湖郡之名”。协攻湖洲，与协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别巨大，毋庸赘言；而且，协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违背朝意，又触怒“左帅”，可说是利少害多，得不偿失。李鸿章视而不见，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谊，“师门”与“沅丈”必然心领神会，大受感动。

　　此外，信中所谓“富将军遽欲会攻”，乃指驻守扬州的富明阿于四月间主动请缨助剿南京一事。富明阿一介莽夫，不明白南京未克，并非缺少兵将，乃无西洋大炮之故；而性情浮躁，时抱贪鄙之念，遂冒然请旨助剿。军机处诸人比他明白得多，知道他此去纯属帮倒忙，于是“谕旨令其以江北为重”，毋庸南渡。李鸿章拈出此事，适足反衬自己乐于成人之美，毫无贪念。

　　世间之人，每当事态萌发之时，昧于查察之明，不能当机立断，以至绵延迁就，小眚酿成大错。淮军助剿这个说法甫露端倪，李鸿章便态度鲜明的表明立场：“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并立即安排淮军助剿浙江，全面杜绝朝廷遣调的可能性。此举固然如左宗棠所说“不可谓谋国之忠”，但舍此之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兼顾人情、国事么？

　　当然，淮军助剿之议，决不会因此中止。淮军炮火强劲，确为攻城利器；湘军久攻不下，正当借助其力。常州克复后，中枢便稍露会攻之意，但“亦未敦促”，其所以如此之故，乃是借机刺激一下曾国荃，希望他在荣誉感的激励下，“出奇制胜，迅拔坚城”。但是，除了挖地道，曾国荃那还有“出奇制胜”之策？于是，一个月过去，南京军情依然如故。朝廷只问成效，而不必问名自孰出、功自孰成；因此，五月八日，降下一道谕旨：

　　“李鸿章所部兵勇攻城夺隘，所向有功，炮队尤为得力；现在金陵功在垂成，发、捻蓄意东趋，迟恐掣动全局，李鸿章岂能坐视！着即迅调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会合曾国荃围师，相机进取，速奏膚公。李鸿章如能亲督各军与曾国荃会商机宜，剿办更易得手，着该抚酌度情形，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曾国藩身为统帅，全局在胸，尤当督同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和衷共济，速竟全功，扫穴擒渠，同膺懋赏。总以大局为重，不可少存畛域之见”；

　　一月之间，口风大变。四月初尚“未敦促”，五月初则不由分说，代为主张；所谓“一面奏闻，一面迅速办理”，则是说李鸿章无需复奏，奉命后即当派“劲旅数千及得力炮队前赴金陵”，至于能否亲临前线督阵，待派兵以后再“酌度情形”。这种命令，就如小说家所津津乐道的“金牌”，只能遵从，毫无商量馀地。这种命令，又像围棋中力大无比的“强手”，虽有无理之嫌，倘非谋勇双全的奕者，也无法应对。当此之时，不管军务如何繁迫，仍然坚持每日一局围棋的曾国藩如何落子？当此之时，老师坚城，计无所出，病肝吐血的曾国荃如何感想？当此之时，首当其冲、左右为难的李鸿章如何“办理”？

　　淮军助剿南京，较之李泰国舰队助剿南京，不可同日而语。运动战是否需要助战，主要看时机；两军野战，能在适当的时候多出一支奇兵、活兵，或抄敌后，或断敌运，其必能建功，显而易见。攻坚战是否需要助攻，则看需求。攻城无善策，全凭炸炮轰，曾国荃军中正缺巨炮。李泰国舰队的作用只在于封锁江面，于实际攻城帮不上忙，而湘军水师早已控制长江；因此，曾国荃回复总署密函，说：“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可是，“克期扫荡”的话说了一年半（复函在二年十月间），南京犹未攻下，“克期”渐成无期，“扫荡”未免荒唐，再要拒绝援助，就不能如拒绝洋舰那样理直气壮了。淮军“炮队尤为得力”，正能为“少好炮”的湘军助上一臂之力，正能满足攻坚战的需求；因此，曾氏兄弟已经没有拒绝援剿的借口，惟一可指望的，就看李鸿章是否言行合一，实践他前此表明的立场。

　　在李鸿章再次表态前，曾国藩和曾国荃先商量了一番：

　　“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胡林翼）克鄂省，迪（李续宾）克九江，沅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左宗棠）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荃各占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如弟必不求助于人，迁延日久，肝愈燥，脾愈弱，必成内伤，兄弟二人皆将后悔；不如及今决计，不著痕迹”；

　　所谓“名”，就是：“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德、功、言三者，对曾国荃来说，德、言俱不可问，惟立功以致不朽，可望达到。株守城下，苦心经营，两年多来，日思夜想的就是打进南京城，其他种种，匪所思存。肃清江苏之功，让与李鸿章；安徽剿苗之功，让于唐训方；江西防守之功，让于席宝田。如果攻克南京之功，也要让出一半，那前此的心血，尽成虚费，身后的名声，全成泡影。情何以堪？生亦何欢？大哥来信，讲什么：“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第一之美名哉？”曾国荃当然听不进去。但是，不爱听又如何呢？湘军确无攻城善策，淮军恰有攻坚利器；总是这么占着茅坑不拉屎，以一己私念妨碍全局公事，也不是个事吧？暂且放下曾国荃的尴尬，看看李鸿章的“办理”。

　　四月下旬，致函曾国藩，他已经表过态了；五月初，他又给曾国荃吃了一颗定心丸：

　　“屡奉寄谕，饬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篑未竟，不敢近禁脔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常州克复，附片藉病回苏，及奏报丹阳克复，摺尾声明：金陵不日可克。弦外之音，当入清听。富将军之浅躁，左制军之倾挤，鸿章不乐为也”；

　　南京就是曾国荃的“禁脔”、“卧榻”，孰敢“近”、“窥”？但这话出自曾九之口，未免有失风度；李二胸脯一拍，直言无讳，摆出一幅铁哥们姿态，请“我公”宽心，且莫猜疑。尤有甚者，拈出两份奏折，以示于公于私都在尽量维护“我公”的脸面。克复常州后，李鸿章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离南京越远越好。克复丹阳摺内则有“金陵……不日当可得手”之语，暗示无需会剿之意。二分奏折俱作于四月间，更能显示李鸿章的见机之早，用心之苦。末云富明阿“浅躁”，即前述富欲渡江助剿事；左宗棠“倾挤”，则指淮军“冒犯越（浙江）疆”，攻克嘉兴，引发左宗棠满腹牢骚。一味表白自己不够，还要树两个反面典型，以示划清界限；迹近于小人市恩，无足深论。李鸿章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白撇清，固然体现出他无意争功的善意，但也从侧面反映出曾国荃忌讳他人助剿到了如何敏感的程度。何况，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即李鸿章虽然无意争功，但淮军将领颇有直捣黄龙之意：

　　“方诏之日促也，铭、盛诸将咸跃跃欲试。或曰：‘湘军百战之绩，垂成之功，岂甘为人夺？若往，鲍（超）军遇于东坝，必战。’刘壮肃曰：‘湘军之中疾疫大作，鲍军十病六七，岂能当我巨炮！’文忠（李鸿章）存心忠厚，终不许。将卒皆知其事”；

真精不怕火恋

苏州杀降


作者：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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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半年后，李秀成在站笼中写“回忆录”，提到苏州失陷：

　　“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其实，当日他在城中防守，手下也有白奇文（HenryBurgevine）带领一干“牛芒鬼子”（李鸿章对外国雇佣军的污蔑之斍）帮他作战。“洋兵”云云，实在是乌鸦莫笑猪黑，彼此彼此。不过，对方军中的戈登（CharlesGordon），确实是“打仗亡命”兼擅谋略的的一流人才，比白奇文之流要强上万万。正是他和程学启的合作，才“踏平”苏州城外的石垒、长城，紧逼城下，导致太平军守将郜永宽等人乞降，并引发一场杀降的大风波。在全面介绍杀降事件前，我要引用英国诗人拜伦的一句诗，帮助读者对戈登获得一个感性的认识：

　　其中也有大名鼎鼎的异邦人，

　　虽说国籍不同，倒全是自愿投效，

　　他们出生入死并非为了拯救祖国

　　或王冠，而是想有一天当个将校，

　　而且也巴望不时地洗劫城镇，

　　这种事对于年轻人当然有味道；

　　这首诗写于拜伦在意大利参加烧炭党、与奥地利人作战期间，由于来源于生活，所以，对外国雇佣军的刻画，十分妥贴。据说，戈登敏感、多变、理想主义的思想和言行，是因为他的同性恋倾向，那么，再加上拜伦所谓“当个将校”的极端荣誉感，读者不难在脑海中推想出戈登将军的大致形象。

　　他的中国朋友程学启，原为太平军将领，咸丰十一年驻守安庆，阵前倒戈，向曾国荃投降，妻子未及同行，皆被杀害。怀着刻骨仇恨，在攻打安庆时，极为奋勇，最坚固的石垒就由他“力攻拔之”。湘军攻克安庆后，其锋甚锐，“鸡犬都有升天之望”，但他以桐城“客籍混入其中”，不免受到地域、资格方面的歧视，颇难出人头地。碰上新建淮军这个机会，遂毫不犹豫的转换门庭，从人浮于事的大机构跳出身来，紧跟大老乡李鸿章，参与到筚路蓝缕然而充满希望的创业中去。一年多时间，他率领开字营攻城拔寨，积功累累，眼前的苏州城一旦拿下，则将成为当之无愧的淮军第一名将。

　　程学启和戈登，就是杀降事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杀降杀降，先降方可得而杀之，我们先说降。

　　苏州城本由李秀成镇守，但去年秋天他带兵攻打曾国荃，便委派手下爱将谭绍光留守苏州。攻破曾营失利，李秀成并未回苏，而是渡江北上，随后而西而南，转了一大圈，到处被湘军追杀，无法落足。此时，南京再度告急，洪秀全紧急召调他回到南京。旋即苏州告急，谭绍光“日日飞文前来”，他急于赴援，而洪秀全坚决不允。好说歹说，要他“助饷十万”，方准东去。不得已，李秀成变卖家产、首饰，凑齐十万“保证金”。同时，洪秀全限令他四十日内必须“回头”，否则，“依国法而行”。太平天国除了天父天兄之类的宗教米汤是否还有别的干货，我研究不深，未知其详，但类似这种以私济公的操作手法倒是屡见不鲜。到苏州后，草草几仗，太平军节节败退，防线越退越后，眼见得大势已去。除了谭绍光，其他如郜永宽、汪安均、周文嘉等，都隐约有了投降的意思。某日，李秀成与他们交心：

　　“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之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现今之势，我亦不能留尔。若有他心，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

　　爽快人说话就是痛快。熬不下去，你们尽可或走或降，两不“相害”就好。但我是扑克牌上的黑桃A（洪氏父子当是大小王），和敌军是你死我活的关系，各位就没必要拉着我一块投降了。众人大表忠心：

　　“忠王宽心。我等万不能负义，自幼蒙带至今，谁敢有他心？如有他心，不与忠王共苦数年”；

　　古今叛徒措辞，如出一口。李秀成审时度势，察言观色，当然知道他们言不由中。可是反状未露，不能“严其法”；离苏一年多，军队形势大有变化，也不敢“严其法”。诸人欲投降清军，势必献城为功，李秀成不走，那是逼着大伙儿大义灭亲。既然说了“不必相害”，城池也必不能守，就只有识趣而退，成全这桩好事。十月二十日的夜里，出胥门，经光福灵岩，李秀成黯然作别苏州。

　　于是，郜云官等人搭上淮军魁字营营官郑国魁这条线，“递禀乞降”。郜、汪先后密约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边“单骑相见”，湖光秋色中，吃大闸蟹，喝花雕酒，谈笑间定下大计（伯牛按：此分食单系鄙人揣测之辞，暂无可靠史料证明）。双方都相信洋人最讲信用，遂由戈登居间做保。谈判有两个结果：一、献城；二、“生擒忠逆或斩慕逆首级来献”。“慕逆”就是慕王谭绍光，他是死硬分子，“坚忍凶狡，百倍寻常”，又是攻陷杭州、湖州的首犯，血债累累。不能活捉李秀成，就得提他的头来见，否则无以表示诚意。李秀成的出走，固然是自己机警，小半也是郜、汪等人念及旧情，不忍加害，乃在言语神态间暗示他避身远祸。而他不便将此情况透露给谭绍光，否则会立即发生内部火拼，白白送了众士兵的性命，而无补于大势。李走谭留，实在是形势所逼，不能怪李秀成不仗义，只能怪谭绍光懵懂糊涂。二十四日中午，清军水陆齐攻，为投降造势。谭绍光“传令各伪王上城堵御”，正在对众训话，郜永宽使个眼色，“伪天将”汪有为挥刀即砍，谭绍光当场毙命。随即又将“慕逆死党杀毙千馀”，开门迎降，郑国魁、郑国榜率领一千多人进城“弹压”。次日清晨，郜永宽等人提着谭绍光首级来到淮军大营，“验视无讹”，程学启、李朝斌、黄翼升督率大队入城，又捕杀“慕逆”馀党（主要是两广人）一千多。

　　这就是降的过程，进行得非常顺利，要求降人做到的他们都做到了，看不出有杀降的必要。李鸿章前此攻打南汇、常熟，得力处正在招降。太平军守成将领吴建瀛、骆国忠“退出城池，谨受约束”，李鸿章允许二人保留部分军队，随淮军攻战。善待降将的口碑，无疑是郜、汪等人愿意投降的主要原因。此外，不宜杀降，还有一硬一软两个约束。

　　硬，是朝命。元年冬天，英国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致函总署，说：

　　“近日官兵得胜之仗，常有事后乱杀之行。即如洋枪队，彼日离沪不远之地，随将二千多犯全行杀毙，实使人生异心。盖贼众十分之中，真贼不过二分之多，其馀全裹胁小民。……前当河面差使之时，每进金陵一日，伪称干王贼匪洪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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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告别青涩岁月


作者：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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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章于元年三月至上海，随即一面操练新军，一面规划大计。六月，亲赴泖湖、淀山湖前线实地考察后，遂大举向西进攻，一年多时间，连克青浦、嘉定、常熟、太仓、昆山、江阴等城。二年七月，程学启会同戈登常胜军，进逼到苏州城下。

　　苏州本就是一座坚城，三年来，经李秀成、谭绍光精心布防，更觉坚不可摧：

　　“太湖之水，由胥口、鲇鱼口流入苏州胥、盘两门，外绕至娄门、齐门，大河如带，横竖三四道，环绕城垣。该逆凭河筑长城，周围十几里，枪眼炮台，层层密布。长城内，石垒土营数十座，南自盘门、北至娄门，联络扼扎。墙内多穴地为屋，堆土覆板于其上，以避开花炮，布置极为严整”；

　　淮军攻城，和湘军区别甚大。湘军曾、胡、左诸人最怕“老师坚城”，指示将领机宜时，时刻叮嘱的就是围而莫打。因为，挖地道、搭云梯等等战法，除了造成己方大量伤亡，并不能对守军造成致命打击，遑论攻克。城垣高大，外绕护河的坚城，除了巨型炸炮，别无他法可破。湘军只有一件叫劈山炮的军火，用于守营、野战，效果固然不错；用于攻城，则最多在墙上打凹几个弹坑而已，可以称之为浮雕艺术，绝不敢大言攻城。故九江、安庆之克，都是围上一年多，城内弹尽粮绝，方才大举进攻；从未有兵临城下，不及数月，遽行攻打之事。淮军则否。围城前做好清场工作（即篇首所谓“外围”），是一般军事原则，淮军固如湘军一样遵守；但是，围定之后，淮军即行猛攻，未有如湘军候敌自溃者。原因何在？拥有开花大炮之故也。攻苏州要带上戈登率领的常胜军，主要原因就是能借助其炮火“轰坍”城墙，然后“梯而登之”，甚至“跃而入之”。拥有此等利器，淮军攻城，当然比湘军快捷得多。

　　然而，如上引文所示，苏州城的防御，外有护城河、石垒、长城，开花炮距离过远，不能直接轰击城墙，只有破除障碍后，方能直逼城根，架炮开打。而要破除障碍，光有陆军还不行。因为李秀成惯于以攻为守、反客为主，时不时就能从水路派出奇兵来抄围军的后路；不解决这个后顾之忧，陆军一味进攻外城，时不时就会遭遇腹背受敌的灭顶之灾。所以需要水师协助，封锁苏州周遭如西塘、芦墟、阳澄湖、九里湖、黄天荡等十几处水域，杜绝李秀成派出奇兵的可能性。水域既广，汛地又多，势必需要大量水师营哨；李鸿章入苏后，先已携带淮扬水师同行，后逢太湖水师前来接防，此时恰能派上用场。故引文所述苏州城外的石垒、土墙，经水、陆合攻，在十月间一举攻破，淮军、常胜军方能“径抵城下，逼城轰打”，而驻苏太平军见外围屏障尽失，全城俱在开花大炮射程之内，不免“胆寒”，遂有“乞为内应”之举。由此可见，水师于苏州之役，作用巨大。

　　但是，这两路水师中由黄翼升率领的淮扬水师，按照全局战略规划，此时应该出现在苏、皖之交的洪泽湖，协剿降而复叛的苗沛霖，怎么仍滞留苏南呢？早在五月间，曾国藩奏复剿苗方略，就提出调黄翼升北上助剿，江苏境内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师接防，奉旨依允。同时，通知李鸿章速遣黄翼升北上。李鸿章听令而行的话，手边就只能留下李朝斌一军；而欲攻苏州，必须封锁周遭所有水域，单单一支水师绝不敷用，所以，为了攻下苏州，他没有遵守这个命令。从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间的通信，黄翼升水师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话题。曾国藩当然知道李鸿章攻苏州不能无水师助阵的实际情况，但是，安徽巡抚唐训方是湘军将领，正受命进攻苗沛霖，于公于私，他都要施以援手。总统湘军水师的杨岳斌、彭玉麟，则是黄翼升的顶头上司，与唐的关系则又密近于李，故极力支持调派黄翼升北上。朝命、军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黄翼升一军没有不走的理由；而终于“梗令”达五个月之久，李鸿章、黄翼升反了不成？这就是前面说的为成功而不顾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军虽于一年内攻克十馀座城池，但是，不将苏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戏无高潮的养生之法，聊可自娱；不足成其战则胜攻则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赏。统帅如李鸿章，部将如黄翼升，所思所虑俱不能出此范围，所以才一气串通，悍然违命。功利二字连用；克苏州是功，黄翼升一军饷需取自李鸿章，则是利。曾国藩给彭玉麟分析黄翼升敢于抗命的原因，说：“昌歧（黄翼升字）饷项出自沪中，固不能不听少荃（李鸿章字）调遣”；罗尔纲先生研究湘军、淮军制度对近代兵制的影响，说最重要也是最恶劣的一点，就是由于军队就地筹饷，统帅私人筹饷，导致国有军队变成私人军队，开创了清末民国军阀割据的局面。曾国藩说黄翼升敢于拒绝统帅曾国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饷项出自沪中”，不敢得罪财神爷李鸿章的缘故。

　　为了更形象地说明这种历史现象，我多费点笔墨，用现代行政制度的弊端解释一番。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时，各省都曾发生公安、检察、司法部门为“维护”本地企业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绑架”相关“涉案”人员的极端案例。按照行政原则，公、检、法等机构都应根据国家法律，遵从上级机构命令，合法行使权力，无庸也不能为地方事务滥用权力。但是，由于中央政府在“饷项”方面不能尽行满足各部门的预定“饷章”、乃至符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规定的实际“需求”，各部门经费不得不靠地方财政解决一部分。既然部门经费、福利与地方财政发生关系，那么，地方财政的盈绌必将影响各部门的实际收益，于是，各部门不得不应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担为地方经济“保驾护航”的义务和责任，从而将使用权力的依据由国家法律置换为地方利益，将政令来源由上级机关置换为地方政府，因此，国家权力变成了地方权力。以黄翼升为代表的武装（公、检、法等地方机构），名义上是官军（国家执法机关），却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级主管机构）的命令，只听命于为之提供经费的江苏政府或者说李鸿章个人（地方政府），则本质上已经蜕变为地方或者私人军队（地方权力）。

　　这种有奶便是娘的做法，曾国藩能够理解，但不能够纵容，于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鸿章下达最后通牒：

　　“昌歧（黄翼升字）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阁下五、六、七月各缄均称待李质堂（朝斌）军到齐，即令黄部换防赴淮，至八月后忽变前说。……楚军历年之规模，彭（玉麟）、杨（岳斌）与唐（训方）之公议，迫我以不得不参”；

　　所谓“八月后忽变前说”，即苏州围定后，必须水陆合攻方可致效；而水域太广，淮扬、太湖两军合力才足以布防，故李鸿章不能放走黄翼升，不能遵守黄、李换防的“前说”。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曾国藩不得已，只能“不得不参”。信到之时，李鸿章正在苏州督战，外围墙垒尽被“踏平”，克城指日可待，倘若惮于严命，将水路撤围，必将前功尽弃。所以，他横下一条心，顽抗到底，遂写下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的答复：

　　“奉初九日钧示，以昌歧不应调、必须参办见责，震悚无地。……蒙调此军以来，鸿章每函必恳暂留，其说不一，先私情而后公事，总之恳留协剿。今苏、（无）锡垂成之局，更难松劲，仍恳吾师检阅前后函稿。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而吾师必欲苦逼！应请暂勿参奏，先檄质堂将各防接替（原注：彼固不肯分船。船单，亦实不敷），而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死亦甘心！苏省水路，彭、杨、唐诸公皆未亲历，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

　　“先私情而后公事”；所谓“私情”，一是指他和曾国藩的师生之情，一则谓“此军从鸿章最久而亲”，隐喻黄翼升已经改换门庭、换了大哥之意。所谓“公事”，也有两层意思：既云“苏省攻剿至急且大”，言外之意则是协剿苗逆至缓且小了。上一封信，他就很不客气地提醒曾国藩：“究竟协攻苏州与协守临淮？事体宜分轻重，贼势要看缓急”；“私情”当厚于门生，“公事”莫急于苏州，可说是占尽情理，“而吾师必欲苦逼”，显见得在埋怨曾国藩漠然无情、蛮不讲理。埋怨归埋怨，耍赖也得有说辞，他的缓兵之计则是等李军“将各防接替”后再调黄军，否则，“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奏”。从五月“调”到十月，从夏天“接”到冬天，严格按照组织纪律办事的话，早就可以参得他体无完肤了，这会还忝着脸说“死亦甘心”，李二先生真是赖皮到家了。接下来，则是指桑骂槐的“大不敬”，也是此份文本最可玩味的部分。表面上说彭玉麟、杨岳斌、唐训方不下基层，瞎指挥，而紧接着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语有之乎？！”则非质询“诸公”，而是在直斥曾文正公了。这十三个字的画外音好似在说：“只有你们湘军的事才算是事，只有你家老九的南京才算攻城。苏州就不是攻城？淮军就不配建功？李鸿章就不配做事？我要告诉你：今天的我，不信那一套了。我要告诉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知道这句话么？你听得懂这句话么？且！”饱含着屈辱的泪水，李鸿章发出告别青涩岁月、进入成人世界的愤怒吼声，这不仅标示他作为个体的独立，也在宣告淮军业已脱离湘军，成为一支独立军队。

　　瓜熟蒂落，成长总是意谓着决裂。当然，此处所谓决裂，乃是精神世界的一空依傍，独立寒秋，而非现实世界的谢本师，逐逆臣。因为，冥冥中似有天意，并不愿意破坏这对师生的半生缘。南北事态的顺利发展，消弭了此次忠诚与背叛的危机：写就此信后的第三天，李鸿章就克复了苏州，无庸“暂留”黄翼升；而与此同时，苗沛霖军被陈国瑞攻溃，淮河也无庸黄翼升“协守”。尤为奇妙的是，搭载此信的安迪禄船在途中焚毁，曾国藩并未见到这封“词意乖忤，气质不平”的决裂宣言，心中不必凭添无谓的“纤芥”。曾、李二人注定要走上各自的道路，惯于弄人的天意却不著痕迹的消泯了可能的现实决裂，让二人的离合在时间中显现为渐行渐远的温柔轨迹，而不是空间中斩然可辨的北辙南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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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补队员李鸿章


作者：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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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战天京时当局诸人的怦然心跳汇成一部交响曲，主题必然用来展示曾氏兄弟在此过程中的真情互动，洋船事件只算一个俏皮的小插曲，而中段插入、几乎喧宾夺主的淮军助攻事件，则是一段扣人心弦的变奏。作为百年以后聆听此曲的爱乐者，不仔细考察此段变奏的进入、发展以及嘎然而逝的怪异休止，则必不能完全理解整部交响乐。

　　淮军，是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的。当然，研究清朝军志和太平天国的历史学家罗尔纲先生一定不同意我这种观点。此篇专讲故事，无暇辩证；我引用两段材料，证明李鸿章之所以受命援助江苏、成为淮军领袖，并非出自曾国藩的本意，则淮军是否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仓促组建，读者自能体会。

　　第一段材料，乃当日身在曾幕的欧阳兆熊所记：

　　“（曾国藩）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余谓李广才气无双，堪胜此任。文正叹曰：‘此君难与共患难耳’；盖犹不免芥蒂于其中也”；

　　这段对话发生在咸丰十一年冬。中枢频频接到参劾江苏巡抚薛焕、浙江巡抚王有龄的奏折，饬令曾国藩“察看”二人“否能胜任”，并命“择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将帅之任者，酌保数员，听候简用”。所以文中说“欲保一苏抚而难其人”。“李广”、“肃毅”，俱谓李鸿章，前者切其姓，后者乃其伯爵封号。欧阳兆熊劝曾国藩将援苏大任委派李鸿章，曾却说他“难与共患难”。这从何说起呢？得从去年说起。咸丰十年八月，曾国藩派李元度援徽州，入城后，坚守未满三日，即被攻破。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岌岌可危；李元度深知此役失败的严重性，怕被责罚，遂不返回祁门大营。游荡十几天后，终决不妥，这才回营请训。但是，见面后，一味狡辩开脱，曾大怒，痛斥之；李元度不堪训责，负羞而逃。军营岂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曾国藩当下决定严参，命李鸿章作稿。孰料李鸿章认为李元度是共历患难之人，功罪相抵，不应严惩，便说：“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怒不可遏，说：“我自属稿”；李说：“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曾国藩正在气头上，乃说：“听君之便”。于是，李鸿章去了江西。此事只能说明李鸿章好讲哥们义气，似乎和“难与共患难”无关，曾国藩为什么要对欧阳兆熊那样说呢？如前所述，徽州一破，祁门大营兵单将寡，岌岌可危，随后太平军大举来攻，相距数十里而已。曾国藩万念俱灰，预先写好遗书，准备在此死节。幕客、委员，或请病假或请事假，走了一大半。留下来的则将行李移置舟船，时刻准备逃命。程桓生是曾国藩的棋友，几乎每日要陪曾国藩下一盘棋，见面太频繁，不好意思开溜；但私底下逢人便问：“死在一堆如何？”前此，李鸿章藉李元度事负气出走，现在看来，则不无借机逃遁的嫌疑，所以曾国藩要说他“难与共患难”。后来，鲍超、曾国荃胜仗解围，渡过危机，李鸿章再度入幕。恰逢朝命曾国藩推荐巡抚人选，李鸿章固然“智勇兼全，堪胜封疆”，但曾国藩心中不能不存“芥蒂”，故犹豫再三，终未遽以其名入告。

　　第二段材料，则来自王闿运。祁门危急时，幕客、委员纷纷逃逸，王闿运也是其中一员；他有一句诗：“直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就是为此次不甚光彩的行为自我解嘲。他提供的材料则是：

　　“李（鸿章）在军中不见知，常发愤怏望，后以沅浦（曾国荃）、俊臣（陈士杰）俱辞避，李乃自请行。非曾（国藩）意也”；

　　咸丰十一年十月，在沪绅士公推钱鼎铭赴安庆请援。钱于座次痛哭流涕，叩头乞师。此前，曾国藩已安排左宗棠自江西援浙，己军则沿长江向东推进，计划中暂无援苏的规划，一是兵力不敷调配，二是饷源无法落实。钱鼎铭带来的江苏绅士公启（冯桂芬执笔）中，所谓“江苏今日之情事，……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除了“有兵无饷之镇江”、“兵单饷乏之杭（州）、湖（州）”之外，还有个“有饷无兵之上海”。因此，钱鼎铭此次带来的，不仅仅是江苏人民吁天待救的悲情，还有上海地区商绅筹集的巨款，所谓“深情款款”也。所以，曾国藩不能不思有以应之。钱的问题解决了，就得解决人的问题。当日，他手下大将只有鲍超、曾国荃，鲍超正在江西东部鏖战，不可抽调；曾国荃克服安庆后，回乡添募士兵，正好可派为援苏之军。朝廷接到江苏告急之信，也点名派曾国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写信给曾国荃：“吾家一门，受国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为苏、杭及外国财货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万金，实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员去提二十万金，当可得也”；然则，援苏不仅可报国家“厚恩”，还能解决湘军饷绌的窘况，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可是，曾国荃自打攻克安庆后，精力所注，全在克复南京，其他种种，非所思存，故回信拒绝。最适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可是，这个“次”，还轮不到李鸿章，曾国藩找的是湖南老乡陈士杰。幸亏石达开这会正在骚扰陈士杰的家乡桂阳，而陈又是大孝子，唯恐“惊忧太夫人”，故在乡率兵防守，“不敢一日离”。就这样，曾国藩高瞻远瞩的目光才由遥远的湖南徐徐收回，落到近在身边的李鸿章身上。而且，根据王闿运的说法，也就是瞩目暗示而已，并未像对待老弟、老乡那样直言托付，所以，“发愤怏望”的李鸿章得学上一回毛遂，“自请”之后方能脱颖而出。这时候的李鸿章，是替补的替补，预备队都不让进，还比不上失意于埃弗顿队的李玮峰啊。

　　由此可见，不出现这些阴差阳错的情况，李鸿章怎么做得了淮军的统帅？确定统帅的人选，竟如此富有戏剧性，那支军队的组建，能不仓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国商船装载这支仓促组建的新军，缓缓驶过南京附近由太平军控制的下关、九洑洲两处炮台，到达上海。为防止太平军纠察，李鸿章和其他将士一起“闭置西国汽舟中”，我想，他心中憋的那股闷气，应该比船舱中的闷气更闷上百倍千倍吧。

　　当然，考察历史事实，我们固然要注意个人恩怨的重要性，但也不能一味以个人情感去揣测当事者的一言一行。能成非常之功，必是非常之人；所谓非常，就是说能超乎常情之外，不必事事都出以个人恩怨，而要行所当行，止所当止。曾国藩毕竟是他的老师，曾国藩毕竟是他的领导，曾国藩毕竟是他一生学问功业的奠基者，李鸿章倘因一时受气，遂枪法大乱，那也就不是李鸿章了。仔细考察他抵沪以后的行止，我们才能真正认识他的非常之处。人情、饷事、军务诸端，头绪太多；我们先讲攻取苏州，可知他固然具有但求成功、不择手段的很忍之心，然后再讲拒援南京，证明他更具有止所当止的非常之度。

真精不怕火恋

李泰国舰队事件


作者：谭伯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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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祸是怎么闯的呢？那就先得说说议政王奕訢办的一件尴尬事。咸丰十一年五月间，奕訢奏请购买英国军舰用于“剿贼”，奉旨俞允，令湖广、两江、两广督抚妥筹。那时候湘军正在进攻安庆；而江、浙一片狼藉，亟需水师进驻，配合陆军作战。于是曾国藩复奏：“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但是，他所谓的“要务”，却不是说只要购买了外洋船炮，就能在军事上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是另外一层意思：“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对这些洋人“夸其所独有”的“奇技淫巧”，他的态度是聊备一格，作个摆设而已。日久天长，积少成多，君臣国人“见惯而不惊”，洋人也就“渐失其所恃”。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颇为后来全盘西化者诟病，曾国藩此时的态度则顽固到“用”一下也不情愿，买来看看就够了。

　　这种原则同意、骨子里不以为然的态度，总署诸公自然看得出来，加之湘军旋即克服安庆，军情稍缓，于是，对购买船炮之事“悉心讲求”，“迟之又久，未敢率行骤办”。直到传来太平军欲购买美国军舰的谍报，迫于军备竞争的压力，总署才重开外贸谈判，签订购销合同。合同定稿主要内容为：筹拨沪粤各地关税，作为购船款，合同签订即预付一半，交验后付清馀款。英舰驶至中国，由中国总兵官“总统”，兵弁从湖南、山东、满洲招聘，酌情聘用一些外国（不限于英国）人作为舵手、炮手。合同从同治元年正月开始生效。二年四月，自称“大清国唯一海军大臣”的李泰国（HoratioNelsonLay）抵达北京，为交接军舰作准备。由于对建设清国海军抱有过分的热情，他的最新建议已经全盘否定了原订合同除付款方式外的所有条款。他任命英国人阿思本（SherrardOsborne）为舰队“总统”，随船带来六百多名外国官兵，清一色的海龟，根本没有放土鳖上船的意思。总署“不胜诧异”，迅即“严词驳斥”，“相持几至一月”。大清国外交部门的谈判原则历来讲究“必也正名乎”，名正则言顺、事顺，六六大顺。于是，几经“折冲”、“晓喻”，“唯一海军大臣”李泰国俯首听命，同意设立一个“汉总统”，将阿思本降格为“帮总统”，二人“均听所在用兵地方督抚节制调遣”，共赴国难，协剿金陵。原订条款与此相悖者，尽行废除。然则，一个技术设备引进项目，转瞬间变成了英国带薪自愿军“抗贼援华”的军事合作。但是，从制度创新层面进行考察，我们发现，由国人出任董事长（“汉总统”），外国职业经理人出任CEO（“帮总统”），国有资产不致流失，国家主权未受侵犯，实在是外交、军事上的双赢佳例。

　　不过，在谈判上取得了巨大胜利，具体操作尚需曾氏兄弟、李鸿章诸人负责，故总署将外交通报咨发各处，妥议妥筹。曾国荃就在奉命咨商时栽了跟头。

　　二年五月，水师攻克九洑洲，长江肃清。鲍超随即渡江，围住南京北面。八月，陆军攻克南京东南面几处坚垒。同时，李鸿章和左宗棠在江苏、浙江两地连连胜仗，李秀成等部俱受牵制，无力回援南京。因此，自去年五月进扎雨花台，合围还是雕剿、“呆兵”抑或“活兵”的两难局面，似乎渐至解决之时，而攻克南京也只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像任何一个名心未褪的正常人一样，曾国荃不得不严肃思考独占大功的可能性，对任何外力协攻的建议，首先生发的就是抵抗心理。恰在其时，总署咨商函稿来了。

　　此次咨商，没有采用谕旨垂询的形式，而由总署分别发出密函。曾国藩接到密函后，迅即回复，并通知曾国荃：“西人助攻金陵、苏、常，似非总理衙门之力所能阻。余下次有信，必痛陈之。昨复一信，言李泰国七船之事，兹抄寄弟览”；第一句话，说的是驻沪英、法军队请求协同李鸿章攻打苏州、常州乃至金陵，尚在草议，后亦未果，从略；第二、三句话，则将个人对李泰国舰队助攻南京的意见透露给曾国荃，希望他作为回复总署密函的参考。我们先看看曾国藩的回复。他先重申咸丰十一年的意见：

　　“购买洋船之议，国藩叹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摆看而已，无所用之。“不重在剿办发逆”，意思就是毋庸助攻南京，这是此信的主题。但是，这句话、这个意思，也就出现一次，其他洋洋洒洒千馀言，都在谴责李泰国背弃前言、别出心裁的毁约之举。选一段最为“警策”的看看：

　　“购船云者，购之以为己物，令中国之将得为斯船之主也。若仍另带中国师船，则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轮船之于长龙、舢板，大小既已悬殊，迟速更若霄壤。假令同泊一处，譬之华岳高耸，众山罗列，有似儿孙。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又逼处可怯之地。及至约期开行，彼则如箭如飞，千里一瞬；此则阻风阻水，寸步难移。求其拖带同行，且不可得，又安能使彼听我号令、以为进止哉？寄谕所示，悉由中国主持，窃恐万办不到，其势使之然也”；

　　蔡国祥是预先挑选接管洋船的水师将领。李泰国与总署谈判，虽设立并尊崇“汉总统”，但根据董事长只管战略不问经营的商业常规，规定“汉总统”不得登舰，“仍须另带中国师船，与轮船同泊一处”；而军舰所用兵勇“已在外国雇定，毋庸添募”，则是遵循CEO（“帮总统”）掌管人事权的国际惯例，要求总署与之“接轨”。因此，“蔡国祥仍为长龙、舢板之主，不得为轮船之主矣”。接下来譬喻纷陈，都是预想汉、帮二总统“同泊一处”，参差难办的尴尬情形。但是，总署诸公决非在智商、情商方面有所欠缺，预计不到这些不便之处，而是“与李泰国集议之时，必已百端辩诘，舌敝唇焦”，“彼则挟制恫喝，持之愈坚”，于是，“万不得已，隐忍而俯从其所请”。米已成炊，再想改作糍粑是不可能了，能作的也就是炒个蛋炒饭而已。曾国藩“忝为疆吏，敢不体朝廷深意，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就是炒蛋炒饭的别称；曾国藩不愧“巧妇”，一下就打了两个蛋：第一个叫“虚与委蛇”，第二个叫“疏而远之”。

　　“虚与委蛇”，就是在对方“仪文不甚倨傲、情意不甚隔阂”的情况下，分船同泊，“徐讲统辖之方”。“疏而远之”，则是在对方“意气凌厉”，“视汉总统如堂下之厮役”的情况下，“既不与之同泊，亦不复言统辖”，干脆“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

　　毫无疑问，第二个蛋是恐龙蛋。周情孔思，房谋杜断，一切赞美大智慧、真聪明的语词，都可用来赞美这个绝妙构想。你不是仗着几吨铜铁，夸奇炫独么？我不是买定离手，不能撤注么？那好，我先照单全收，不伤和气；然后移赠友邦，另结交情。东南大势已定，固不必借重其力协攻南京，有什么脾气，有什么骄气，我让你发不到我身上。唯一的损失，“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而已，“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

　　或者将以曾国藩此番言论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或者视为丧心病狂的官僚作派。但是，我要提醒读者，这一切的前提，是默许李泰国公然背叛合同初稿，而非作蛊作祟规避合同义务。列强借机启衅，固为常态，但是通过将商贸合同强行转为军事合作这种方式来启衅，是不是稍嫌曲折？人家因鸦片开战，业已表明其底线在于经济利益，船款既经认账，则实无再起波澜的必要。因此，曾国藩之所以发表此一怪诞创意，在于看透了此事的本质：总署实是屈服于李泰国个人的强嚣，而非迫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李泰国身为总税务司，在军事上过多介入，在其个人，固有思出其位之嫌，在其职守，必被越俎代庖之责。可以断定，李泰国此次改约，并非政府授意，而是个人即兴。总署倘真能据理力争，李泰国势必不能“持之愈坚”，曾国藩也毋庸出此惊人之论。而回信中无一语涉及于此，乃是真能体会总署诸公的苦衷：昏昧畏葸一至于此，精通明断如奕訢、文祥者，岂不自知？而所以忍辱含羞如此，则在于他们并未掌握决策所需的足够信息。战乱以来，奕訢、文祥最远就去过天津，地方情形全通过文牍章奏了解，外国情形所知更少，所以要咨商，要交流，要探听下情，要了解军方实力是否足以支撑总署作出更改成议的决定。曾国藩用荒诞派手法忽略掉总署诸公的尴尬，暗示可以决裂的信心，既保存对方颜面，又提供解决方案，这种一流的政治智慧，实在值得再三回味。

　　这封信就是曾国藩“抄寄弟览”、提供给曾国荃作为回复参考的范本。可惜，曾国荃作为一介武夫，体会不到其中的深意。当然，他不至于傻到追究总署前此昏昧畏葸、“俯从其所请”的难言之隐，但是，他被名心蒙蔽，自作聪明，犯了另外一种错误。当日曾国荃回复咨商的信文，已不可考，但从廷寄及曾、李二人致函可以了解他的主要意见。

　　十月六日上谕摘录了曾国荃的意见：“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并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

　　八月二十七日曾国藩致函曾国荃：“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

　　九月八日李鸿章致函曾国荃：“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不比师门公赏各国之议，过于奇特。批旨若何？”

　　综观上述谕、函，我们可知曾国荃的主要意见有两条：一、毋庸助攻南京；二、派遣洋舰巡海。

　　第一条，曾国藩复函内，有一句也仅有一句提到洋舰作用“不重在剿办发逆”，曾国荃复函被上谕引用“江边”云云，就有三十九字之多，根据谕旨引用大臣章奏仅抄要点的惯例，那么原文论证此一观点，必更繁冗。同样一个意思，曾国藩写一句，曾国荃为什么写那么多句呢？前线将领更了解具体情况？还是基层干部更知道形势机宜？“不重在剿办发逆”与“实不藉轮船战攻之力”，哪种说法更含蓄有味呢？提出正确的问题，比解答问题更难能可贵；因此，我不拟自问自答，而将研读重点放到第二条“派轮船捕海盗”。

　　南京围局渐成，“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上至朝廷，下至江、皖、苏、浙各部军队，无人不知，曾国荃不愿他人分功的心意，也是中外俱鉴。只要战事无所停顿，日有进展，则朝廷乐于观其成，同僚不便扫其兴，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但是，曾国荃终究只是一军统领，而非全局统帅，当总署咨商洋舰事宜，固可就事论事，发表“不藉轮船战攻之力”的意见；轻言“派轮船捕海盗”，居然以调度全局自任，则有语侵尊上的嫌疑；谈兴正浓，收不住口，甚而“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则俨然指示机宜，全未考虑此事自有钦差、总署、军机诸公筹划，不劳前敌将领代谋。

　　最为微妙之处，则在于：李泰国舰队一事，无济实用，耗费巨资。无济实用，可以“形势比人强”解之，一两年前，谁敢设想今日的乐观局面？决策过于保守，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不算大错。耗费巨资是决策失误后的必然后果，本非大错；但在此时，则是大错，因为，这笔巨资的性质已经发生根本改变。这笔巨资，已非当初作出保守决策时的资金投向错误，而是对方悍然违约、总署懦然“俯从”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投资者不但失去设备的实际控制权，并被追加设备运维、人员薪酬等费用，还要承担外国军队横行内江、大局无法调控的政治和军事风险。简言之，总署诸人因谈判失误，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当局者知道这点，旁观者如曾、李，对此亦有深刻的认知。只是议政王奕訢参与祺祥政变，为皇室第一功臣，馀威犹在；兼之大敌当前，不宜掀起内争，所以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回复密函时，不仅不埋怨办理失宜，对耗费巨资这个话题，更是小心翼翼，绝口不提。尤有甚者，曾国藩说：“区区一百七十万之船价，每年九十四万之用款”，“以中国之大，视之直如秋毫，了不介意”；轻描淡写间，将国有资产流失这等大错编排成“秋毫”小眚，为总署诸人占一地步，开一境界，坏事变成好事，被动化为主动。混淆是非也好，矫干逆说也好，总之，他的回信体用兼备，词义俱赡，最能抚慰总署诸公悔疚惭恨的心。所以，奕訢复函曾国藩，极佩其说。

　　曾九纵无乃兄如此大智慧，只要有问则答，不及其他，未尝不是正解。可是，他不但倡改设备用途（由助剿南京变为巡捕海盗），竟还说：“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济”；这不摆明在指责总署决策失误、浪费巨资，亟需补过么？李鸿章九月八日致函，云：“大疏请派轮船捕海盗，是李泰国七船结穴处”；“结穴”，是堪舆家术语，所谓地脉顿停之处，地气蕴积之所，具体表现为地面的漥、突。触动“结穴”，必然坏了风水，坏了风水，必然要触霉头。所以，李用“结穴”一词，含蓄指出曾国荃触了总署的霉头。十天后，则更明白的说明这层意思：

　　“调停轮船一疏，此乃总理诸老疚心之事，不免触恼成怒，公然言之，致触忌讳”；

　　曾国藩因此批评曾国荃，则更为严厉，到了触及灵魂的地步：

　　“弟十九日疏陈轮船不必入江而以巡海盗为辞，殊可不必。弟意系恐李泰国来金陵搅局攘功，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皆可切奏。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欺蒙宣宗。逮文宗朝，已不能欺，今则更不宜欺矣。七船之事，余曾奏过三次，函咨两次，即不许李泰国助剿金陵、苏州。李少荃亦曾上书恭邸二次。计恭邸亦必内疚于心，特以发贼未灭，不欲再树大敌，故隐忍而出此耳。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而弟疏却非由衷之言，恐枢府疑我兄弟意见不合，又疑弟好用权术矣”；

　　曾国藩既是讲究畏慎之学的道学家，又是早达科举、谙练宦情的老干部，一内一外，兼修并济。严批其弟，也就从为官之术和作人之道入手。

　　“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能深知“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者，在道光末年，不为地方大员，则任在京高官，或得高人点拨，否则，无从得闻其详。道光二十七年六月，曾国藩由翰林院侍讲学士（从四品）超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正二品），连升五级，自叹“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道光末年，升官晋级，多论资格，无关才干，所以龚自珍要大声疾呼“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升官如此迅速，要说不藉奥援，但恃才能，谁也不会相信。他的奥援是谁呢？王闿运晚年畅谈旧事，说：“曾侯始起由穆鹤舫”；鹤舫、穆彰阿字，道光间第一权臣，即是曾国藩的奥援。嘉庆、道光间，穆彰阿屡任乡、会试考官，多次参与复试、殿试、朝考，遍任国史、玉牒、实录诸馆总裁，于是，门生、故吏遍布朝野，号为“穆党”。曾国藩无疑是一名“党员”，从提拔速度来看，决非普通“党员”；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再度入京，专程去穆家看望“帅相”后人，“不胜盛衰今昔之感”，从私人交谊来看，定是骨干“党员”。然则，道光末年，曾国藩年少官高，兼有当朝第一人提携指点，难怪他能真切体认“道光末年督抚之陋习”，并以此儆诫其弟。

　　“凡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这种指东打西的做官诀窍，在道光朝通行无阻，为什么咸丰间“已不能欺”，同治间“则更不宜欺”了呢？“不能”以此欺咸丰，有两个原因。一、咸丰是少年天子。道光三十九岁即位，咸丰二十岁即位，父子俩帝术孰高孰低，不好评价，中年、少年性格迥异，却是常情。道光当了大半辈子的皇孙、皇子，在太子争夺战中不断成熟，及登大宝，早已是城府极深的中年人。一般来说，中年人喜好稳重，不事轻狂，乐于曲尽其妙，不惯直抒其情；按照我们唯物论者的观点，皇帝也是人，也要符合人情世态，那么，臣下与之周旋，就不得不投其所好，尽量适应中年皇帝业已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可是军国大事、臣子私情总会与之发生冲突，如何消除异见、博取共识，便成为道光一朝宦学的关键。于是，“心中本为此事，而疏中故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咸丰就不一样了，少年人好直恶隐，不耐烦嚼话头、斗机锋，臣下章奏尽可依据情理，畅所欲言。若再言此意彼，被皇帝反话正听，反而会弄巧成拙；不慎被皇帝识破机关，加以诘责，则更为不妙。二、曾国藩有切身教训。咸丰七年，他“托言”父丧守制，“心中”却欲得督、抚之位，以求解决“客军”远征的各种麻烦。奏上，被咸丰识破，对他明里谋忠尽孝、私底下讨价还价的行为极其不齿，一怒之下，遽尔弃用。他经过此番磨练，“始知自己本领平常之至”，发现以前的“宦学”已经跟不上今日的“学术潮流”，遂全盘摒弃道光陋习，事事以畏、慎处之，以求达于至诚。因此两点，他要说“逮文宗朝，已不能欺”。至于“今则更不宜（以此）欺（皇太后、议政王）”，理由很简单：二后一王的黄金搭档，不费一枪一炮，就完成了祺祥政变；其机智谋虑，实非常流所及，其明通决断，更在咸丰以上。柔能克刚，拙能用巧，实在没有再耍道光牌花枪的必要。而且，同治元年正月，即命曾国藩以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超授曾国荃浙江按察使，“君、相皆以腹心待我兄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更无谓故作狡狯，被人怀疑为“好用权术”了。

　　前引曾国藩复函，直截了当说明：购买洋舰，“不重在剿办发逆”；然此语在信首偶一露面，便再无下文，他所以不加阐发，乃是明白立言的体、用之别。曾国藩是全局统帅，当持大体，“不重在剿办发逆”，就是大体。描述大体，贵在简要，所以一句话说一次足矣。曾国荃是前敌统领，独当一面，是朝廷“用”来办具体事的人，谙娴军旅，深得下情。那么，“苦战十年，而令外国以数船居此成功，灰将士忠义之心，短中华臣民之气”等语，由曾国荃来说，更为恰当。本国军队能够独立完成“剿贼”大业，有什么必要引狼入室，让外人来“搅局攘功”呢？将士血战十年，有什么理由将此大功拱手让人呢？两兄弟倘能分言体、用，就像编辑创设选题，记者采写稿件，合之则是一篇堂堂正正的绝好文章，有什么必要藏着掖着“托言彼事以耸听者”呢？曾国荃生怕别人讥讽他拒绝协剿为贪功，却不明白完成任何一件事情，本就要对应到具体的个人；事成赏功，事败罚责，都得有人承受。值此时势，曾国荃恰当其位，既对自身实力有信心，那么，当仁不让，奏此膚功，实在是仰承天意、俯顺舆情的大好事，“何不以实情剀切入告”呢？拥有天时、地利、人和，却不敢独居其功，往轻里说，叫虚伪，往重里说，是缺乏大才，不堪重寄。再往深里说，朝廷当日所望惟在克复南京，尚无暇计较一人之功还是合作之效，所谓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就是这个意思。只有在克复南京之后，平衡满汉势力、防止军权独重、预防帮派勾结等善后事宜，才会提到朝廷的议程。如前所述，曾国藩早有让功官文、裁撤湘军的安排，毋庸曾国荃来自作聪明，杞人忧天。所以，曾国藩要痛诛其心，指斥他患得患失、言不由衷的错谬。

　　曾国藩这番话说得极重，自是良药苦口之意；但是曾国荃一贯粗疏，予智自雄，回信狡辩，说心中并无算计，“实见得轮船该用以巡海盗”，故实话实说而已，阿兄不免诘责过当，未能体谅他的“本意”。所谓孺子不可教也，即此谓耶？曾国藩身为兄长，不便穷追猛打，只好说若此“则余前缄之所责为过矣”。曾国荃又有疑焉，担心兄弟间的家信“或传播于后世”；确实，这些信件完全暴露了曾国荃患得患失的小人之心，一经传播，他身后的名誉势必不能完美。曾国藩答曰：“家信稿本，除誊信之李子真（原注：极慎密）外，并无一人得见。此弟之拙见过虑，亦视阿兄太高之故”；什么叫“视阿兄太高”？一则自谦，认为自己火候未到，德业文章能否传世尚不可必，遑论家书。二则感叹碍于亲情，徒予姑息，未能消洗掉曾国荃处于功名之际的“拙见过虑”。当然，这只是我的臆测，找不到曾国藩的言论予以质证。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明年淮军协剿事件中兄弟二人的言论，深切体会“一门之内恩掩义”的苦衷。

　　虽经曾、李或直接或委婉的批评，曾国荃的复函毕竟发出，怎样批评都避免不了来自中央的薄惩。曾国荃的摺疏被批谕：“（此后）毋庸单衔奏事”；就是说，曾国荃被剥夺了单独上奏的权力。总署诸公看到曾国藩的复信，本来心花怒放，旋又接到曾国荃的复信，必定笑转为嗔。总署老大是恭亲王，军机老大也是他，既然曾家老九这么不懂事，开口即招人厌，干脆封掉他发主贴的权限（“毋庸单衔奏事”），只许在阿兄监护下发言；此后汇报战况等事，曾国荃可以“后衔”附奏，即所有言论须经曾国藩审查后方可上报，省得再犯“兄弟意见不合”的错误，惹人烦恼。曾国荃不知道祸从口出，曾国藩则早料到祸从天降，祸虽不大，但总有一些负面影响，于是写信宽慰：

　　“此船乃恭邸数年苦心经营之事，近则既经怄气，又复抱歉，正在十分不自得之际，疑弟摺意含讥讽，故触其怒，而一为发舒，非皇太后另有所咎于弟也”；

　　恭亲王“苦心经营”了这么件尴尬事，“怄”了谈判的“气”，对前线将士、特别是积极围攻南京的湘军“抱”有“歉”意，“正在十分不自得之际”，你不幸触其霉头，作了他的泄气筒（“一为发舒”），实在是点背不能怨政府。不过，这只是警告处分，不算严责，惟自为宽解而已。曾国荃这下倒是老实了，复函检讨得失，“心气和平，事理通达”，曾国藩赞曰：“大慰大慰”。

　　福祸相倚，得失相继，曾国荃这种说话不经大脑的人被贴上封口胶后，那些复杂的人事关系、笔墨官司全部由阿兄代理，他反而能专心致志，一意部署军务，遂在同治三年元月，完成对南京的合围。而中央在“博采众论”后，痛下决心，“将轮船撤退”，并在新一轮谈判中采取强硬姿态，取得“辉煌”成果：英国军舰、兵勇全部退回，英国并归还预付船款。已经发生的薪酬、差旅等费用，则由中方支付。额外奖赏阿思本一万两银子。撤销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实事求是地说，此种谈判成果，在中国近代史中，称得上是外交方面的成功案例。美中不足的是，斡旋其中、对达成协议起到关键作用的人，并不是宣言“分赏各国”的曾国藩，而是另一个英国人，二十九岁的赫德（RobertHart）。他在中、英政府间上下其手，藉此挤走一心要为中国海军做“贡献”的李泰国，自己如愿以偿成为第二任总税务司。此后，他控制中国海关达四十八年之久，极为深刻的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