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

2. 巴楚问题:郑、庸被巴楚联手灭掉,巴楚分占其地,由于巴先发夺人,引得楚国不满,遂交战多年

巴在战国时期和楚的关系是哥萨克和俄罗斯的关系。
双方或战获和,甚至有姻亲关系。
到了蜀完全被秦灭以后,巴就成了楚阻挡秦人东进的雇佣军。
以巴人为主的楚军在重庆到茯苓一带与秦人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
最后一战是在酆都一带,酆都也是巴族人为主的楚军在四川盆地的最后一个据点。而秦人攻破酆都以后发现空无一人,十多万守城军民全部蒸发。
而实际上估计,酆都城蒸发掉的那十多万人也就是今天土家人的祖先。
他们放弃了酆都钻进长江南岸石柱,酉阳,秀山,黔江的卡斯特地形的山区里躲避秦人的攻击。

下期预告:谁留下了三星堆?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6-27 at 18:09 ]

TOP

巴人留下了三星堆?




当三星堆文化被纳入人类文明起源的视野加以关注后,这个集合了一切神秘元素的考古发现,对于我们好奇本能的激发,早已超出了始皇陵的魅力。
三星堆,你从哪里来?有很多人为三星堆魂牵梦绕,而我们在本期走进这世界级的发现之旅,是因为她那神秘的面纱下,遮盖着太多太浓的巴人气息。

一切都还是猜想,但那些蛊惑人心的种种暗示,让人无法不去猜想。


※※宇宙洪荒 谁闯进了蜀道※※


两个土坑,具备了激发了无穷想象的所有元素。这是一个七十多年来追问不断,却一直没有答案的巨大谜团。

谁知道呢,如果答案并不如人们想象的“天外来客”那么遥远,又会是谁,在那个天地玄黄的时代,闯进了这片大山紧锁的肥沃平原,留下一个千古之谜呢?


■□57年的惊世发现■□

1929年春的一天,四川广汉城西太平场,一户姓燕的人家在住宅的一侧偶然挖出了一堆玉器。他们不知道,一个注定要惊动全世界的发现之门就在距他家的不远处。

从燕家秘密挖宝,到英国人开始的正式发掘,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这半个世纪,三星堆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考古队,而那两个神秘的“祭祀坑”,却一直沉睡着。最后一次发掘宣告中止的时候,停下的铁镐距它只有10米。

尽管如此,这半个世纪的发掘依然是颠覆性的。随着成都平原上一系列“三星堆文化遗存”的面世,学术界开始质疑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黄河文明中心论”,不断提出战国以前“巴蜀文化独立发展”、“中华文明多元起源”的主张,直到它被广泛地承认。

但三星堆要激起更大的波澜。

1986年夏,两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祭祀坑”终于被四川省考古队发现了。坑里的数千件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均属中国考古首次发现的稀世之物。

这两个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器物坑,由于种种难解之谜,被考古专家们暂名为“祭祀坑”。面对那些大耳、突目、高鼻的巨大青铜和黄金人像,一系列的问题提了出来:谁创造了这个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它是传说中失落的文明吗?

[ Last edited by 鸟鸟爱装嫩 on 2005-7-11 at 13:59 ]

TOP

■□一股莽撞的潮流■□

2004年,一部名为《三星堆文化大猜想》的网络作品在中国文化领域引发一轮热潮。这个以“中华文明西来说”为核心的猜想,从三星堆文物“明显的西方特点”入手,将青铜面具的硕大眼睛和高挺鼻子,以及一根“西方王室常有”的金质“王杖”,统统视为“来自中东”的证据,进而大胆推论中华民族起源于犹太人。

在网络文化模糊商业与文化界限的当代,畅销书的思维尽管有益于文化学术的普及,但这个看似新奇的“面相溯源”,显然有悖于远古人类崇拜超自然能力的民俗学常识。

类似的莽撞还有医学专家的“跨学科”结论,他们将三星堆青铜人面的巨大突目看作碘缺乏病症的表征,其低估远古人类区别病态与强健的能力的立场,同样令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即将要走入的,是一程立足于实证而又不失趣味的发现之旅。


※※秦岭的拷问※※


让我们从盆地北部那道屏障开始吧,它让我们想起盛唐诗人李白那首千古名篇《蜀道难》——“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由古地质运动造就的秦岭,对于远古的四川盆地意味着什么?这对于我们此次发现之旅的首程,是具有启发意义的。


■□谁可以翻越秦岭■□


据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介绍,现有的研究初步认定,三星堆遗址大约是距今5000—3000年的古蜀国遗址。“其中距今4000—30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期,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

而对这个繁荣期的创造者,有很多推测。有人说它是来自岷江上游山区的氐羌族所创;不少专家推测它是夏商时代由黄河流域迁入成都平原的一个族群,将中原先进的青铜技术带到了古蜀地。而更多的学者认为,它是古蜀国鱼凫王朝(距今4200—3400年)鼎盛时期的杰作。

事实上,将三星堆文明视为黄河文明传播成果的观点,一直拥有相当一批支持者。这种观点确信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必定有一个成熟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在当时只能由黄河文明来承担。

但它忽略了一个特定的地理条件。

著名巴蜀文化学者管维良教授认为,四五千年以前,秦岭对四川盆地交通的阻隔是今天的人无法想象的。三星堆文化南北交流的可能性,显然不会超过沿长江的东西向交流。就算有个别先民能穿越秦岭进入川西,也不足以形成一种在当地占主流地位的文化力量。因此,探索三星堆文明的来源,首先应该考虑东西方向的文化传播。而三星堆绝大多数青铜器造型明显独立于秦岭以北黄河流域。南北向传播的思路,不能解释三星堆文明的来源。

川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勋燎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川西平原以西,现有考古发掘并没有发现比三星堆更早的青铜文化遗存。即使在川西平原上,唯一时间比三星堆遗址更早的新津宝墩遗址,也仅有陶器、玉器和石器出土,不见青铜器的踪影。因此,他否定三星堆文化来自岷江上游的观点。

那么,唯一可能的来源就是东部的峡江流域。从三峡逆江而上直达川西平原的人类迁徙,即使在新石器时代也是十分容易的。

TOP

■□峡江,绕不开的一环■□


2003年,清华大学文科高等研究中心主任、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在参加三星堆文化研讨会时说:“长江在南方一直是横贯东西的交通干线,其上游有滇文化、巴蜀文化,中游有荆楚文化,下游有越文化。在三星堆器物坑里,已经发现特点与湖南、湖北荆楚地区相似的青铜尊。巫山大宁河李家滩发现的大尊,是其间的中介……这一类现象表明,远古以来的巴蜀地区,除接受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外,还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交流,而且后者也许关系更为密切。中原文化的影响,很可能是通过长江中游,间接传入上游巴蜀地区的。”

李学勤的论述说明了什么呢?即使中原文化影响三星堆的推论可以成立,它也绕不开峡江巴文化圈这条必经之路!

关注的目光转到了三峡——一条发现了200万年前古人类,世界上唯一拥有7000年文明史的超级大峡谷。


※※鱼凫,解读三星堆的密码※※


如果三星堆是鱼凫王朝的杰作,那鱼凫又是谁?一些学者说:鱼凫是峡江地区远古巴人的一支!


■□被忽略的鱼纹■□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熊笃提醒我们,西汉杨雄的《蜀王本纪》里有关于古蜀史的重要一节:“蜀王之先,名蚕丛、柏濩、鱼凫、蒲泽(杜宇)、开明。”此外,再也找不到有关鱼凫(音复)的资料。

关于鱼凫,更多的线索在三峡考古中。

让我们把视线拉回新近揭幕的三峡博物馆,这是个启发思维的地方。

二楼西侧的《远古巴渝》展厅,有一块“巴人图腾展示”,展板的右下方,贴着一张略微模糊的青铜器局部照片,那是两个类似鱼样的纹饰刻画。

“一般人只留意到虎纹,最多再看看蛇纹,绝少有人留意到鱼纹,”重庆市考古队工作人员方刚对我们说。“其实,在三峡考古发掘中出土有不少鱼纹器,它们没有虎纹出名,所以很少引人注意。它其实也是巴文化的象征符号。”

在巴人图语中,虎、蛇、鱼都是常见的图语。这些神秘的鱼纹,出土在巴人聚集的峡江,意味着什么?

“鱼纹图语的大量出现,说明巴人在峡江流域曾有这样一支部落,他们以渔猎为生,同时把鱼当作部族的图腾加以崇拜。”这是巴蜀史专家管维良的结论。

这个结论有足够的考古学支撑吗?


■□大溪文化的发现■□


1925年,美国自然博物馆主任纳尔逊率领一支探险队来到瞿塘峡东口(巫山县大溪)。他在这里一无所获,感到心灰意冷。一天,他让队员在江边一片台地上休息。突然,不远处传来女队员的尖叫,他赶过去,发现是一只捣乱的蜘蛛。就在他踩死蜘蛛准备转身离去的一瞬,他看见了脚边一块与众不同的长方形“石头”,一头厚,另一头略薄,边缘带有人工砍砸的痕迹!他意识到,机会来了。

果然,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更多类似的石器。纳尔逊宣布安营扎寨。

但他没有料到,半夜过后,大部分队员开始腹泻、呕吐,身上出现不明红斑。有人怀疑是蜘蛛作祟,纳尔逊决定暂时撤离三峡。

这次发掘出土了一些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器和陶器,他将这些器物与中原同期文化遗存对比,提出了“大溪文化”的概念。但纳尔逊不久就回国了,大溪再也无人问津,直到1959,迎来了新中国第一批考古工作者。

1959年到1975年的两次发掘中,一共出土了207座有着奇特屈肢葬俗的新石器时代墓葬,“大溪文化”由此名扬世界。正是这个“大溪文化”,让我们窥视了“鱼凫”的秘密。


■□鱼人的秘密■□


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受重庆市文物局委托,抢在三峡水库二期水位到来前全面揭露巫山大溪遗址,惊人的发现浮出水面。

现任副队长的白九江曾参与这次发掘,他向我们讲述了更多细节。

大溪遗址所在的五千多平方米台地,东、北、南三面被长江和大溪河包围,西面屹立着海拔一千多米的乌云顶,位置异常偏僻。考古队员吃住在农家,时间一长,有的队员身上长出了红斑。后来将驻地搬到大溪河对面的乡场上,每天往返要步行山道两个多小时,吃尽了苦头。但辛苦终于有了最好的回报,他们不仅发现了重庆辖区最早,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而且还发现了罕见的、数量惊人的“鱼骨葬”。

“刚挖到鱼骨葬坑,大家并不太激动。但当那个深达一米多的葬坑暴露出来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坑里的鱼鳃骨成堆放置,有鲟鱼、草鱼、鲤鱼、青鱼、鲢鱼、鲫鱼、团头鲂、铜鱼、鲍鱼、白暨豚、鳙鱼等,几乎涵盖了长江所有主要鱼种。我们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大溪文化鲜为人知的一面。”

更令人惊喜的是,在这次发掘中,有17座墓是用鱼随葬的,其中一座墓葬的随葬整鱼多达4条。有些死者口咬两条大鱼尾,鱼身分两边放在身上。与这种奇特葬俗相应,还伴随有大量长锥形骨镞、石镞、牙制鱼钩和砾石网坠等渔猎工具出土。“这证明三峡先民在新石器时代的主要食物就是鱼。与先前的摘野生果实为生比,峡江人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得到拓展”,白九江说。

种种迹象表明,在远古峡江的大溪文化圈里,活跃着一支崇拜鱼的族群。但后来,这个族群竟神秘地消失了。他们到哪里去了呢?

专家们很自然地想到了峡江传说中的“鱼复”国。

TOP

■□三个密码的神秘转换■□


四川大学教授张勋燎注意到,上古典籍《逸周书》里曾谈到,周王朝“西边的鱼复献鼓钟、钟牛”,鼓钟应当是巴人的乐器錞于;唐代杜佑的《通典》也记载,春秋时的夔州(今奉节县)为鱼复国,后来被楚国吞并。这些都是峡江曾出现过一个名叫“鱼复”的国家或族群的线索。

据张的研究,距今6000~5000年之间,鱼人兴起于湖北随县,后来融入巴人,统称为鱼复人,巫山大溪人正是鱼复巴人。证据是,远古巴人源于壮侗语系的民族,如今壮侗语族中,鱼读音为ba,远古巴人也极有可能使用同样的发音。说鱼复是鱼、巴两族结合的标志,理由有几点:一、“复”字在先秦时代读ba,与巴人之“巴”是同一读音;二、在巴人的语言系统中,“鱼”也读ba;三、复(ba)在巴人语言中有图腾物、族称的意思。说鱼纹是巴人和鱼人的图腾都不矛盾。而古蜀国第三朝的凫”王朝,正是鱼复巴人牵入川西平原的一支。

而“鱼复”变为“鱼凫”,除了“复”与“凫”同音外,还有可能与峡江流域渔人钟爱的水鸟——“鱼老鸹”(鸬鹚,又称鱼鹰)有关。张认为,鱼复人崇拜鱼,连带崇拜捕鱼助手鸬鹚也是可能的。而鸬鹚与凫都是水鸟,在上古语言中区分并不严格。

很多线索也许被我们无意间忽略了。

已故四川民族学会顾问、川大教授任乃强也曾就读音考证过“鱼复”与“鱼凫”的嬗变关系。他说:“凫的先秦读音,无轻唇音,读ba。而且蜀人的早期并未使用中原汉字,也许是后人规范汉字,把鱼复改作了鱼凫。”因此,“鱼凫”很可能就是“鱼巴”。

这就是鱼巴、鱼复、鱼凫三个文化密码转换的秘密。

考古学上的证据显示,在峡江地区,如白庙文化遗址出土有鸟首形的陶器,大昌坝出土有商代晚期的鸟首形青铜尊,鸟首形状酷似鱼鹰,也说明峡江流域很早就驯养鸬鹚。

杜甫赴川途经夔州(今奉节)时,曾写下两首解闷的诗,诗中说:“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就是鱼鹰。即使到了唐代,三峡一带仍保持着养鱼鹰捕鱼的习俗。

我们的发现之旅在这里进入了一个充满悬念的路段。


■□鱼复巴人西迁猜想■□

成都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把成都十二桥、三星堆出土的鸟首形器物,与宜昌白庙出土的鸟首器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宜昌白庙鸟首形器比成都十二桥晚。三星堆出土较为原始的是鸟头柄勺,但从鸟首与勺结合,偏向实用看,可能仍晚于白庙。结论是,三星堆文化晚于鱼复文化,但是同出一脉。”

张勋燎为我们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峡江的鱼复巴人,因为不可知的原因,乘着独木舟,带着深入骨髓的鱼崇拜,一路高歌着逆江而上,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途中,不断有人下船上岸,建立了一个个小小的居民点,直到最后到达了成都平原。在肥沃的平原上,他们不需再为无法采摘足够的野果而发愁,不必在风浪里为生计而拼尽最后的力气,相对宽松的生活环境,让他们在这里定居。沿江的定居点,也成为鱼复巴人在成都平原和峡江老家之间的补给站,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再回到峡江,但两地文明确实就此展开交融。鱼复巴人逐渐融入了川西平原的生活之中。”

然而,究竟是什么“不可知的原因”,导致了鱼复巴人的西迁呢?

TOP

※※动机:盐的秘密※※


盐,这雪白的结晶体主宰了巴人的一生,写就了整部巴人的历史。因为盐,巴人成为峡江历史上一个强大的族群。一系列研究发现,正是因为盐,最终促成了巴人西进至川西平原。让我们来看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吧。

■□鱼复巴人的扩张■□


在距今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鱼复巴人的行踪之广大,让今天的人瞠目结舌。从重庆巫山往东,直至湖北中堡岛,远及更下游的江西等地,都发现有鱼复巴人生活的痕迹。到处是鱼骨堆积如山的鱼葬坑,仅湖北中堡岛就发现上百个之多;而巫山以西直至古蜀国一路的沿江地带,也同样发现不少鱼崇拜的文化遗存。尤其重庆丰都玉溪坪、忠县中坝等新石器时代遗存中,时常发现鱼骨的存在。

在新石器时代,一个渔猎族群竟然有如此广大的活动范围,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鱼复巴人尽管掌握了捕鱼技术,但仅靠渔猎,是无法维持不断扩张的部族群体的”,张勋燎判断。

到底是什么因素在支撑鱼复巴人的大规模扩张?

盐,进入了专家们的视野。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考古队副队长孙智彬,参加了1997年到2002年对重庆忠县中坝遗址的六次考古发掘。在这里,再次获得了考古史上一个惊人发现——

在忠县县城正北6公里,总面积50000平方米的台地上,出土了大量与三星堆文化同时期的尖角杯、圜底罐等巴人制盐器具,其数量之多,竟然以亿计!

“多得像不要钱一样”,孙智彬说,叹为奇观。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盐业基地遗址。

不仅在忠县,巫山等地也发现了不少类似的盐业遗址,出土大量的制盐器具。

任乃强曾对鱼复巴人的盐业进行研究。他说:“巫溪河谷和大溪河谷之间,有一个方圆不过百里的小盆地,盛产泉盐。盐泉的发现聚集了人居,鱼复巴人也正是靠着盐业,摆脱了渔猎经济的束缚,成为新石器时代三峡地区首屈一指的强大族群。”他认为,巴地巫盐早在五千年前就开始了,巴人是中国最早的盐业产销商,也是中国最早的商人,三峡考古也证实巴人是一支善于经商的族群。许多学者承认,一方面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另一方面盐矿资源又受地域限制。垄断极易利用且高附加值的泉盐资源,使巴人在早期商业中占据了主动,这正是一些古籍上描写巴人“不耕织却不愁衣食”的原因。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正是盐业的繁荣,促进了巴人人口的迅速繁衍,进而又造成盐业资源的紧缺,随之而来的,便是内部不同族系的争斗与迁徙。也许,沿长江东西向的盐业贸易,也直接促成了巴人的远距离迁徙。

而迁徙的证据又在哪里呢?


■□天府回音■□


1985年的一天中午,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接到市民的电话:城西新一村十二桥旁边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些形状奇怪的陶片和骨器。考古工作者赶到了现场。在这个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商代早期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尖底器,这是古蜀早期的制盐工具。据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透露:“不仅在十二桥,还有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十二桥、青羊宫、医学院等遗址上,都发现有这种尖底器”。他认为,这些尖底器与三峡地区如巫山、忠县等同期的尖底器有着极其类似的形制和式样,明显一脉相承。”

徐鹏章将两地的尖底器进行比较:“成都十二桥的尖底器都很成熟,很少有早期的作品。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巫山大溪及忠县等几个遗址内,都发现有更早期的作品,泥粗、胎厚、火候低。这说明,制盐技术是由峡江传入成都平原。”

川大教授张勋燎指出了这种先后顺序的意义:“这暗示着一条峡江通往天府之国的盐业通道。而这个通道,正是鱼复巴人沿江西进至川西平原的佐证。可以推测,峡江流域的部族争夺中,鱼复巴人选择了溯江西进。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鱼复巴人利用自己的盐业优势,在前往川西平原的盐巴贩卖中逐步西迁。”

鱼复巴人利用手中的盐,敲开了川西平原的大门,也从此奏响了巴蜀命运交织的盛大乐章。


■□四千年前的政治角逐■□


鱼复巴人手握盐业命脉,从峡江流域西进至川西平原。他们的逐渐强大,几乎是一眼就能看穿的。而他们强大之后,又会如何呢?这个峡江文化与平原文化撞击的悬念,是否正是我们这次发现之旅的终点?

古蜀国一共5个朝代,分别为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氏,第三代为鱼凫王朝。古史记载古蜀国前四朝国君全部“成仙而去”,这其中究竟有什么奥妙?

管维良否定“成仙”之说:“禅让与成仙不过是实力不济者下台的遮羞布而已,阶级社会形成后,没有哪个统治者是愿意自动退位的。这里的成仙之说,应看成是古蜀第二代的柏灌王朝被鱼凫暴力夺权的隐晦表达。”

鱼凫,作为蜀地的外来族群,究竟有没有足够的力量推翻柏灌氏?

虽然古史中描述蜀地“有碱石,煎以得盐”,意思是把咸石在水中熬煮后获得盐。但不少专家认为,这种办法获得的盐,远远无法满足古蜀先民的需求。在蜀地,没有峡江流域那样产盐量大而且加工方便的“泉盐”。因此,购买产于峡江的盐,是平原居民必须面对的现实。

管维良认为:“鱼凫从峡江往川西平原的贩盐迁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沿长江一路向西,能发现很多鱼复巴人西进时遗留的地名。唐代的符县(今合江)有巴符关,南方方言里“巴”就是鱼,巴符关也就是鱼符关;现在的奉节,汉代以前名鱼复;湖北沔阳县东十五里有鱼复古城,还有个巴复村,其实就是鱼复村。这些地名,不仅可以理解为鱼复巴人向东向西移动的痕迹,也可以看作鱼凫控制着峡江到川西平原的贩盐通道。这些地点附近,都曾出土过制盐器具或有盐井存在,鱼凫和盐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

管维良认为,鱼凫巴人的势力在积蓄了几百年后,终于用盐控制了川西平原。无法知道最终的暴力夺权景象,但我们仍可以想象,那必然是一场生死喋血的较量。

TOP

※※解开王朝迷雾的钥匙※※


现在,让我们重新回到三星堆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青铜器上来。如果三星堆真是鱼凫王朝的杰作,而鱼凫正是峡江走出的鱼复巴人的话,那我们不禁要追问,在古蜀大地上,三星堆的建造者,鱼凫王朝是怎样创造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文明的?


■□金杖的发现■□


被解读为“鱼凫王杖”的那根金杖,被视为三星堆之主的信物。它的出土,是1986年夏天一个凌晨时分的惊喜时刻,它出乎意料地引发了截然不同的猜想。

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德安还能回忆起当时的情况。“留守的副领队陈显丹和几个助手正在现场值班。凌晨2点30分的时候,我们挑出了一点发光的东西,有鱼纹。是黄金的,我以为就是一条金鱼。接着用竹签慢慢往下挑,越挑越长,最后竟然有一米多长,我们就不敢往下做了。民工在追问‘是不是金子’,陈显丹敷衍说,‘没什么,黄铜。’但它就是后来的‘鱼凫金杖’。”

这支内里的木棍早以炭化的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黄金净重约0.5千克,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最长的金杖。金杖下端为两个人头像。上部刻有相同的四组纹样,上下左右对称排列。图案中的每一组纹样,都由鱼、鸟、箭组成。


■□那是谁的权杖■□


陈德安提到了“金杖代表王权”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如今已被考古界公认,但有关它以及上面的图案所代表的含义,仍有争论。

张勋燎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看法:“从金杖上有人头、鱼凫头、鱼纹样看,鱼凫头和鱼纹分别暗示着鱼复巴人崇拜的鱼凫和鱼,它们属于鱼凫氏的文化遗存。同时,在三星堆大量出土的鸟首柄勺,同样也是鱼凫崇拜的证明。”他强调,除了金杖上的鸟形(鱼凫头)刻画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很多鸟型器物。二号坑出土的3.96米高的完整青铜神树上,立有九只鸟。鸟的形态基本相同,均为长嘴、勾喙。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器中,还有十多件鸟头柄勺。这些勺柄塑造的鸟,下端一般呈下钩如鹰嘴形,造型与青铜神树枝上所站立之鸟极其相似。“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青铜器,或是陶器上的鸟类头部,与金杖上的鱼凫纹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长嘴如钩,也是鱼鹰嘴部最明显的特征”。

针对少数学者“权杖习俗出自西方国家”的立论,另一些学者则提醒我们注意三星堆“鱼凫王仗”与峡江流域巴人巫师法器之间的相似性,认为这正是三星堆出于鱼凫巴人的又一佐证。


■□失落的一环■□


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是每个面对它的人都无法回避的悬案。鱼复巴人如果真是三星堆的主人,那么已知峡江巴人的青铜文化与三星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间的差距,又该如何解释?毕竟,在峡江流域的考古发掘中,并没有发现比三星堆更早的成熟的青铜文化遗存。

近来有一种占主流的观点,那就是在三星堆王国中,有一支来自中原的人群,他们是来自中原二里头王族中的东方氏族。证据是,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饰牌、斧形器和三足陶器,都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夏文化)极其相似。

而在历史上,也似乎真的有与之匹配的记载。在夏商时代,有一支与夏国君王联姻的部族——“有缗氏”,大约活动在今天的山东省金乡县一带。这支族群不堪忍受夏桀的暴政,集体逃离,并神秘消失。

有学者提出过这样的猜想:有缗氏穿越了湖北江汉地区进入川西平原,成为三星堆王国的主人。

但另一些学者反驳,尽管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与二里头文化相似的三足器——“盉”,但在峡江流域鄂西等地也曾大量出土这种三足器,仅2004年在重庆云阳大地坪遗址就发现了数十个陶盉,这说明中原文化早在新石器时代就传播到了峡江。中原文化的一些因素,是完全可能通过峡江流域传入川西平原的。

管维良将这种猜想与三星堆巴人说融合:“在三峡发现盉,证明中原文化传播的路途曾经过峡江,因此在三星堆发现盉,不能说明中原人就是三星堆的主人。”

TOP

热报观点:

巴蜀融合的起点

三星堆文化的源流仍是一个等待解读的谜团,所有关于“巴文化”说的推论都还限于猜想的层面。但我们通过这样的发现之旅,也的确看见古蜀地域上巴蜀文化的对撞与融合。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古蜀王国的最后一个王朝——开明氏立足川西的历史条件。早在开明氏之前两千多年,巴人沿峡江西进并与蜀文化融合的历史就已开始。“巴蜀一家”局面的形成,也许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这是一段无法斩断的历史。张勋燎说:“三星堆是巴蜀文化融合的产物,它和所有光辉灿烂的文化遗迹一样,成为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巴蜀文化从来就没有分开过。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共创巴蜀新的未来,才是巴蜀文化的光明前景。



链接>>>王朝覆灭之谜

在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坑中,考古学家嗅到了不平常的暴力气息。两个“祭祀坑”里的如此大量的精美器物,都被人为地损毁、焚烧,却又有序地放置后加以掩埋,这个奇怪的现象至今仍没有圆满的解释。当年,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呢?

陈德安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介绍了目前存在的几大猜想:“有人认为这是先民们的祭祀场所,所有的青铜器都是被破坏后献给神灵的祭品;还有人认为当时遇到大灾难,人们紧急逃亡,所以把三星堆掩埋了;还有人提出,这是古蜀先民要远征,怕神物遭战争破坏,所以统统埋在地下;或者,还有专家认为,这是前后朝代更替,后继者破坏了三星堆文明。”

“所有的猜测都有破绽,”陈德安指出:“祭祀是经常性行为,像三星堆这种大规模破坏,是当时社会无法承受的;说是紧急逃亡,也不需破坏所有的青铜器,而且看得出破坏是有步骤的进行的,紧急关头无法做得这么有条理;如果说是战争来临,或者遭遇紧急事件,那么把青铜器融化为兵器更合适,不至于全部毁坏后深埋;至于认为是后继者为消除前政权的宗教影响而做的破坏,则失败者不可能不把诸如金杖等极其贵重的王权象征都置之不理,这也不合逻辑。因此,所有的猜想都无法证实,历史仍隐藏在迷雾中。”

管维良说:“鱼凫王朝的统治者最后去了何方,是否重新回到了峡江,这一切也都是待解之谜,期待三星堆文明能有真正被破译的一天。”

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说:“三星堆是古蜀光辉灿烂文明的桂冠,如果真的有一天能破解它的覆灭之谜,古蜀文明则有了真正清晰的历史,中国史也定当改写。”

TOP

考古链接:

天府回音

1985年的一天中午,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接到市民的电话:城西新一村十二桥旁边的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些形状奇怪的陶片和骨器。考古工作者赶到了现场。在这个面积近2000平方米的商代早期建筑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尖底器,这是古蜀早期的制盐工具。据成都市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鹏章透露:“不仅在十二桥,还有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十二桥、青羊宫、医学院等遗址上,都发现有这种尖底器”。他认为,这些尖底器与三峡地区如巫山、忠县等同期的尖底器有着极其类似的形制和式样,明显一脉相承。”

徐鹏章将两地的尖底器进行比较:“成都十二桥的尖底器都很成熟,很少有早期的作品。但(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巫山大溪及忠县等几个遗址内,都发现有更早期的作品,泥粗、胎厚、火候低。这说明,制盐技术是由峡江传入成都平原。”

川大教授张勋燎指出了这种先后顺序的意义:“这暗示着一条峡江通往天府之国的盐业通道。而这个通道,正是鱼复巴人沿江西进至川西平原的佐证。可以推测,峡江流域的部族争夺中,鱼复巴人选择了溯江西进。另一种可能性则是鱼复巴人利用自己的盐业优势,在前往川西平原的盐巴贩卖中逐步西迁。”

TOP

下期预告:

2200多年前的峡江巴人里,一位独身的女人经营着一个富敌万乘的商业帝国。她在秦始皇那里拥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她创造的神话,成为历代史家反复提及的传奇。她的神秘身份是个千古谜团。透过秦始皇陵,我们看到一个惊人的秘密。

T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