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河

3 小岗村的忧虑

二OO二年金秋，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了。安徽省委和省政府为“减负”下的决心，不可谓之不大，做出的努力，不可谓之不苦口婆心，但是农村中的“三乱”却突然又起，而且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势。
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来势之猛，让许多人始料不及。
据《新安晚报》透露：从二OO二年八月二十日到九月一日，短短十三天，学生家长投诉教育乱收费的人民来信，就多达三百六十九件，几乎遍及安徽各地。其中，临泉县五十三件，阜南县三十六件，固镇县三十件，太和县十四件，泗县二十一件，定远县四十六件，望江县十六件，太湖县十六件，天长县十五件，池州市贵池区十九件……
其实，问题的严重，远不是这些从安徽省物价局得到的群众举报，各地投诉的，还不仅仅是一个教育方面，也不光只是这一年的八九月份，自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以来，“减负”的工作一直就呈“高压”态势，可是涉农收费的问题一直依然还是困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
安徽省价格检查所为此开展过一次涉农收费专项的大检查，检查中发现，有些地方收费的项目少则十几项、几十项，多则又是上百项；收费的部门已经涉及到了教育、土地、司法、民政、供电、财政、税务、工商、卫生、公安等等；收费的内容也涉及到上学、建房、结婚、生老病死、出售农副产品等等。
可以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死灰复燃”。
按照试点之初，省政府《致全省农民朋友的一封信》上的规定，农民建房除由土地管理部门收取五元土地证书的工本费而外，不得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但有些地方农民在办理建房审批手续的过程中，交纳的费用项目之多、标准之高，再次叫农民无法承受，不但要收土地证工本费，还要收取征地管理费、土地有偿使用费、权属变更费、造地费、开垦费、受益金、耕地占用税、建筑营业税等一干子税费。农民经批准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建一所房屋，各种费用需一千至三千元，有的竟高达五千元以上!
此外，有的农民外出务工办身份证，要被收取户籍证明费或身份证递卡费；农民结婚时，还要被强制收取咨询费等多项有偿服务费；明明是国家投资的农网改造，农民不但要出义务工、小工费甚至要出施工人员的伙食费……
省委书记王太华又一次拍案而起。
为巩固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安徽省委、省政府指示各有关部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中小学乱收费、农村建房乱收费等案件，进行严肃地查处和纠正，坚决制止和有效防止农民负担出现的这种反弹。
潜山县物价局和县教委联手超越权限，违反规定，制发了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擅自变更中小学收费标准和范围，县物价局局长被免职并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县教委主任和物价局业务副局长受到行政记大过处分；泗县大庄镇建设所所长，寿县杨仙镇党委书记、镇长，以及蒙城县三觉镇、怀远县朱疃乡、阜南县三塔镇等乡镇一批党政负责人，也都因为乱收费分别受到撤职、记过或党内严重警告的查办。
省委办公厅和省政府办公厅，对几起较为典型的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省委要求各地在进一步加强对农村税费改革领导的同时，对违反规定、擅自加重农民负担的案件，要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迁就。对农民负担问题严重的地方，除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外，还要追究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通报中指出，省、市两级均已成立了涉农案件查处办公室，要求各县(市、区)也尽快成立这一办公室，并向社会公开举报电话，以便在全省形成一个涉农问题的监督查处网络。
这期间，我们也不断接到这两年采访过的农民朋友的来信和电话，反映他们那儿才过了几天舒心的日子，县乡和村里的干部就又把手伸了出来，各种名堂的“三乱”卷土重来。
许多乱收费的借口甚至是让人哭笑不得，又是触目惊，b的。
在发生过震惊两省数县“大高村事件”的灵璧县冯庙镇，农民至今噤若寒蝉，乱收费不仅依然照旧，竟扬言如有上边人下来检查税改工作，不准说有问题，否则，“将对他绝不客气”。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临泉县白庙镇王营村后来发生的事情。王营村村民写给有关方面的告状信，长达七八千字的状纸开篇写道：
“历史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已进入法制社会的今天，我们王营行政村村民的民主权利、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还在遭受着如此野蛮的侵害，请看白庙镇党委副书记李侠、镇民政办主任周占民、村支部书记王俊彬在王营的暴行吧!”
看到王俊彬的名字，我们不由一惊。
——这不就是当年那位带头上访，一度被通牒追捕，开除党籍，后受到中央的关注解决了问题、恢复了党籍并被选为村支书的王俊彬吗?
怎么在王营“被迫无奈又一次举行集体上访”时，当年的这位上访的领袖又成了被上访的对象呢?
从状纸上看，王营村今天又一次出现干部私闯民宅、扒粮打人的事，并隐瞒国家下拨的“灾歉减免款”，村民们提出意见后，镇村干部恼羞成怒，依然故伎重演，动用执法机关上门抓人。告状信在陈述了“灾减款事件”后，这样写
“农业税灾歉减免款，是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在大灾之年拨下来减免灾区农民农业税的专项钱款，这是为了让农民休养生息，当然也为了让农民在大灾之年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知道党和政府时刻在牵挂着农民的生活生产，时刻都在关注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这样的钱上也敢做文章的官们，他们搂走的，就不是一笔普通的资金，那是党和政府对灾区农民的一片爱心啊!”
读后，心潮难平。王俊彬前后角色的转换，也让我们陷入了痛苦而良久的沉思。
难道说我们当今中国农村旧有的体制，真的就是一潭“魔水”，它可以使一切陷入其中的人变得面目全非?
这使我们想到二OO一年春天的小岗之行。那是在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会议即将在合肥召开的日子，我们极想知道，二十多年前曾经引发了那场震惊世界的伟大变革的发祥之地----“中国改革第一村”，今天的情景。
提起过去的农民负担，严宏昌同我们见过的那些村长一样，把头直甩。他说，“小岗的出名，就出在领头搞了‘大包干’，‘大包干’的三句话，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了：‘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都是自己的。’想不到后来的麻烦，也就出在这三句话。上面刮下来的所有的‘三乱’风，就没有一项，不是打着国家和集体的幌子，后来就没法子可以‘交足一留够’了。你喂猪吧，生猪税，又多又烂，气得村民最后干脆不喂；谁家买了辆拖拉机，交齐机械管理税还不算，你上不上公路，养路费，监理费，检测费，少了哪一项也不行；不管你田里有投有‘特产’，也一样全都得交‘特产税’。”
“当然税改以后，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税那费没有了，可是，村级收入普遍下降，新的问题又出来了。”
严宏昌说：“现在村里的办公费，一分钱没有。镇政府的日子也不好过，返回给小岗村的经费，一年也就只有三千零八十块钱。”
他把右手伸在我们面前，扳着指头，算了一笔细账：“村干部七人。支书，主任，文书，每人年薪一千八；另外四个人每人年薪就只有一千。这样的工资，不能说是多吧，可仅这一项加在一起，也得要九千四百元。村里没有能攒钱的企业，村干部工资首先便没了着落；优抚对象的补贴、贫困户的救济，自然全成了问题；再说村里还有三个‘五保户’，每户每年要一千八，三人一年就是五千四，这笔供养费也就难兑现。”
他无可奈何地说了句顺口溜：“现在是，国家财政扶摇直上，县级财政摇摇晃晃，乡镇财政没啥名堂，村级财政一扫而光。”
他苦涩地笑了。说道：“为搞好这次税改试点工作，中央和省里都拨下来专项资金。村级建设专用款，风阳县拨来二百万，大村小村一律拨下了五千元，这显然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了。但是缺口太大了，总归还是无济于事。当然，作为小岗村的干部，我们再困难，也不能再去向村民们要，村里的‘一事一议’也不能超过规定的十五元钱。税改第一年，一部分村干部想不通，就撂了担子，梨园村的支书和一个副村长，严岗村的副村长，东庄村的村干部，就先后进城打工去了。这两年，我从村里总共报销了十六块钱，那还是去祝贺我们小溪河镇居委会成立；上县开会，没办法，全靠掏自己腰包；仅是陆陆续续为村里添置办公用品，我就已经掏过二百多元钱了。”
我们听了甚感意外。就问：“你就是按时足额拿到那一千八百元‘年薪’，每月只摊到一百五十元，这点钱，就是养家煳口也成问题，外出开会，添置办公用品，还都要自己破费，日子怎么过?村长还怎么当?”
严宏昌朗声笑道：“靠孩子，靠老婆。”
他甚至透出几分自豪：“老二严余山和老三严德兰，兄妹二人早年就闯深圳，现在都干得不错，严余山还在一家企业做上了管理工作；老五严德锦，在省城电视台也当上经济记者；爱人段永霞也一直在搞家庭养殖，养鸡养猪，收入也不赖。我这个村长全靠他们支持。”
告别小岗村回到合肥，我们一直在想：这可是小岗村啊!’严宏昌们为爱护“中国改革第一村”的殊荣与形象，可以这样大公无私，可以表现得高风亮节，有这种觉悟和境界，有这份光荣和责任，相信他们即便再苦，再难，也决不会再去掏老百姓的腰包。可是，这显然并不能说明，更无法保证其它地方的村官、乡官和县官们，都会像严宏昌们一样的“克己复礼”，一样的“委曲求全”。在税费改革的“风声”比较紧的“高压”态势之下，有些人可能会变得收敛一些，但如果中国农业体制和政策上的那许多弊端与缺陷，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农民不合理的负担想要得到彻底制止与有效防止，几乎是不大可能的。农民负担的这种反弹，看来只是迟早的事!
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尚且如此之难，那么，又怎么才能解决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解决城乡迅速扩大的问题呢?
这样看；搞税费改革，给农民减负，乃至科学种田、进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显然都是非常必要和近切的，但它显然又都还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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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改革正在过大关

中国农业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阻碍中国农村飞速发展的症结又到底在哪里?
如何才能重新唤起中国农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所表现出来的那股冲天般的热情和干劲，重新激起农民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由世代积累下来的巨大潜能，再造二十一世纪中国新的文明史?
为此，我们寻访过许许多多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也阅读了大量的有关的研究报告。也许他们讲的全有道理，我们确确实实有着许多十分紧要的事，需要抓紧去做!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一个大学问家，他显然喜欢借用历史说话，让事实说话，甚至不用多少高深的理论，却同样的震撼人心。他说：任何一项改革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当最初提出改革的时候，谁也想不到，一九八二年就出现了改革回潮；十二大肯定计划经济为主的提法，一九八四年便翻过来了；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时大家都兴奋得不得了，结果，几个月后，通货膨胀出现了，只得向后退；一九八六年国务院制定的配套改革方案，差一点就付诸实施了，也曾兴奋得很，以为中国改革从此走上坦途，可是过了几个月，又决定不实施了。以前，总希望出现什么开天辟地的事情，现在我却认为，只要能够一步一步地前进就很不错。我们不能对前途盲目乐观，近年来一些重大改革不断挫折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的改革正在过大关。”
这位在中国政治与社会变革中勇于进行探索，并赢得了“吴市场”称誉的经济学家，这两年特别喜欢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小说中开头的话，暗示出他对中国改革的解读：“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吴敬琏说：“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大转变时代，我们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的因素都存在，因此，两种前途都是可能的。我们当然希望有一种最好的前途。但是中国的未来，只能取决于我们现在的认识，和今天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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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跳出黄宗羲定律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在湖北省是个有名的“改革书记”。为提高咸安区干部队伍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增强他们的改革意识，他曾将三分之一的区乡干部派到南方去打工锻炼，每人每月只发给五百元工资，其余的，就全靠自己在社会上打拚，因此，大家又把他喊成“打工书记”。
二OOm年八月，宋亚平慕名来到合肥，想亲自听一听倡导农村税费改革的何开荫谈一谈正在安徽试点中的这场“费改税”。然而何开荫开门见山的一句话，却大大出乎他的意外。
何开荫说：“‘费改税’不过给农民减轻了三四十元的负担，我们现在就是税费全免，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国农村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宋亚平多少有点儿诧异地望着何开荫。
何开荫说：“我的理解，改革就应该是创新，体制的创新，机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重大改革，那就应该是一场革命。”
接着，他引用邓小平早在一九A．Ik年六月七日就说过的一句话：“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的前进。”
引用了邓小平“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改革”的话，何开荫才又说道：“‘费改税’只能减轻一点农民过重的负担，并不能解决主要矛盾。自从大包干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农村又积累了不少新的矛盾，正是因为当时的农民负担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而且，又是处在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位置上，我们才选择它作为突破口，先把农民过重的负担减下来，同时把其他深层次的矛盾，全都逼到层面上来，然后按其轻重缓急分别采取对策逐个加以解决。”
“遗憾的是，”何开荫无可奈何地对宋亚平说，“设在财政部的农村税费改革办公室，对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缺乏了解，竟把这场改革简单化为‘费改税’，尽管这种‘费改税’在减负和改善干群关系，在安定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却也造成了一些新的困难，使得全面深化农村改革难以顺利地深入下去，甚至在一些先行改革试点的地方，农民的负担又出现了反弹。究其原因，很简单，因为财政部只是一个具体的职能部门，它不可能代替其他的部门制订政策。因此把‘费改税’视作中国农村第三次重大的改革，那是误会，重大改革的标志是把农村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为此我们曾大声疾呼，不断提出改善眼下‘费改税’方案的建议，但是我们的声音毕竟太微弱了，感到了力不从心。 ”
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现在，何开荫面对来自湖北省的“改革书记”，谈起农村改革的事，他差不多就把几个月才能说的这么多话，一下全说了。他说：“税费改革其实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它上连着农村户籍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和粮食购销政策的改革，尤其是最根本的土地制度的改革；下连着农村基层财税体制、财务制度、农村义务教育和农村科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最重要的乡镇村级机构的改革。总之，农村税费改革是一场十分复杂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如此重大的一场改革，必须由总理和分管副总理亲自领导，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持，把改革办公室设在国务院的一个综合部门，从各相关的部委抽调出熟悉业务并懂得政策的精兵强将从事这项工作。首先，由财政部修改和完善税改方案，使之能带动其它改革，然后，由粮食部门制订新的粮食购销政策并进行体制改革；由教育部修订义务教育法并由各省制定实施细则；由公安部制定农村户籍制度的改革方案；由人事部制定乡镇机构改革的方案；由农业部制定农村科技体制改革的方案；由民政部制定村级机构和农民社会保障方案；由卫生部计生部门制定农村公共卫生以及医疗保障体系的改革方案；环保与国土资源部结合农业部制定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方案，并创建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带领农民搞好农业结构调整。所有这些方案汇总到，综合改革办公室，进行协调和修订，最后形成相互配套的综合改革方案，以实现整体推进。这样才能夺取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彻底胜利，促进农业的大发展!”
这么一说，倒引起了宋亚平的共鸣。因为宋亚平过去就在基层工作多年，对“三农”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些方面，他也是早有研究的。
于是二人就如何有效地促进中国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以及农民富裕的许多问题，交换了意见。
两人都认为，对中国今天的农业首先应该实施“休养生息”的政策，免除一切面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及其附加。县乡两级由此导致的减收，可以通过减事减人减支的办法解决。这样，中央和省里在农村税费改革过程中的财政转移支付，就能够完全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农村的卫生事业。
两人都还认为，在对中国农业实施“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可以推行“无为而治”的方略。
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恢复为三级政府，并乡建镇，将现在的乡镇政府改为镇公所，作为县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如果当前条件不具备，可以先行大规模精简乡镇机构，采取党政干部交叉任职的办法，将“四大家”合为一家，坚决压缩乡镇领导干部的职数和人员的编制，分流冗员。至于乡镇的“七站八所”，除公安派出所和垂直管理的之外，一律改制为中介服务机构或专业经济组织，改制后的“七站八所”只能紧密围绕农村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的发展要求，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有效服务，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企业法人单位。村委会原则上不再赋予行政管理的职能，逐步扩大村委会的民主权利和进一步规范村委会的自治行为。与此同时，支持和帮助广大农民成立有着丰富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内涵的各级农会组织，农会组织在性质上应当同城市中的妇联、工会等群众组织一样，在党的领导下，拥有同等的政治地位，并发挥出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当然，取消粮食的国家定购，坚决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把土地还给农民，允许农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使用权进行有序地流转；鼓励和支持农民向城市迁移，逐步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真正做到城乡居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面前地位的平等。这些，都十分重要。
同样还要积极探索由国家、集体、农民个人共同出资、合理负担的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和农村养老制度；结合农村扶贫政策和其他民政补贴政策，试行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些，也都必须着手去做。
还要逐步加大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
还要改革农村的金融管理体制，放开搞活农村金融……
何开荫说：“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有过多次农村税赋改革，唐有‘两税法’，明有‘一条鞭法’，清有‘摊丁人亩’的变法措施，那些重大的改革，都是针对当时收费名目繁多、贪官污吏中饱私囊、农民不堪重负而进行的；改革的内容也基本上都是改费为税，化繁为简，官收官解。那些改革措施，在短期内，大都是可以做到‘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使农民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但是，最后又都无一例外地因为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而走向了反面，并为以后的加税增费垫高了门槛，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曾精辟地将其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后人称其为著名的‘黄宗羲定律’。”
何开荫说：“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与过去毕竟不同了，我们多么希望，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共产党人，能够跳出这个历史的定律。”
宋亚平回到湖北省咸宁市后，不久，就将他和何开荫商讨的意见梳理出十二条建议，上书省委书记；何开荫随后也写出十分详细的改革方案，再次直言进谏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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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们完成这部作品第二稿不久，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来：二OO二年十一月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亿万人民的期盼中召开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是在开始实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部署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会。
会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人们开始把关注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中国的农村。因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在农村；“三农”问题已经成为我们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瓶颈”!
接下来，二OO三年一月六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在京召开了。从形式上看，它是一次“例会”，因为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年年都开，可是这次“例会”确实又是非同凡响的，它进一步强调要形成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完善体系，而不再是原来的“零打碎敲”，这一点被认为是中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解决农村问题的“重大新思路”，其锋芒所指显然是城乡的“二元结构”；会议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强调指出：从我国的未来发展看，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
胡锦涛在会上就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了重要讲话；温家宝也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作了部署；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黄菊、李长春，都出席了会议。
理性的思维和求实的精神，正在主导中国改革的未来!
这是中国九亿农民最大的福音!
接着，国务院办公厅就以二OO三年一号文件的形式，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这是新一届党中央值此新春到来之际，送给中国农民的又一份厚礼，九亿农民企盼多年的“公平对待”终于在中央的文件中得到了承诺。文件中的许多规定，其根本所指，就是给农民恢复“国民待遇”。
凡是熟悉中国农村改革的人，都不会忘记曾经有过的“五个一号文件”的历史。从一九八二年到一九八六年，党中央连续五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农村工作的重大政策，这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从而使得中国的农村工作赢得重大突破。此次“一号文件”的重现，让人真真切切掂出了新一届党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切之情。
二OO三年三月，世人瞩目的?两会”在京召开，可以说，“三农”问题再次成为这次“两会”最为引人关注的话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原来只属于学术语言的“黄宗羲定律”，经过新任总理温家宝的转述，走出了书斋，广为人知。“共产党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温总理的这句话显示出了新一届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勇气和决心。
二OO三年四月三日，温家宝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的第十六天，新的一届中央政府就召开了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行动之快，节奏之快，说干就干，同样让人想到，他在就职当天答记者问时的一段表白：“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他在这个电视电话会议上庄重地宣布：“中央决定，今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推开。这是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发展的一项重大决策。”
这确实又是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项重大决策。可以认为，这一决策是连续两届政府所关注的改革走向纵深的一个里程碑。
当然，从温家宝总理的讲话中不难看出，改革的深入并不仅仅体现在试点地域扩大到了全国，更在于此次透露出的一些新的信息。一个最直接的政策变化，就是农业特产税将被全面取消!
新任财政部长金人庆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城市要反哺农村，工业要反哺农业。解决“三农”问题是本届政府主要施政目标之一。尽管我国还不很富裕，农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财政也一时还做不到，但我们要坚定不移向前走，从现在开始就逐步加大这方面的财政投入。为使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着更加有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方向调整，中央已经确定，今后文、卫、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点投向农业!
仅仅过去一个多月，六月一日，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又从八皖大地上传出：安徽省在全国继税费改革后再次率先推行粮食体制的改革试点，全面放开粮食的收购价格，全面放开粮食的购销市场；同时，全面地调整粮食的补贴方式，将原来通过国家粮食系统的间接补贴，改为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直接补贴到农民的手里。
这种以粮食补贴方式为核心内容的改革，可以说是对我国农业政策的一次重大的突破!
又过了一个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就提出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重要思想，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时刻牢记“人民利益无小事”。紧接着，八月三十日，新一届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便通过了《行政许可法》。这是一个开创性的立法。过去，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项目的设置就不知有多少，多一项许可就多一次收费，收费不公开，不透明，老百姓不知情。有了这部重要的新法，不仅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权力运作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对进一步解决农村中的“三乱”也有了法律制度上的保证。
这一系列重大的举措，无疑是对原有改革“硬伤”的一种“修复”。也许，“修复”没有“突进”来得那么耀眼和激动人心，不是大刀阔斧，更不是以暴风骤雨的方式强力推进，但是它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了民智，而且珍惜民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实实在在地让人们看到了，新政府求真务实的政策图景正在渐渐展开。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将农村税费改革推向全国，仍还保留有“试点”二字，因此可以预见，这场已经被确定为“整体推进、配套进行”的伟大的农村改革，仍将会经历一个相当复杂而又艰难的过程。
今天，中国农村的改革，毫无疑问已经进入到一个最关键、又是最困难的时期：身后无退路，脚下是雷区，改革触及到了深层次的所有制问题，触及到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相结合的问题，难度都是空前的。
但是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形成，已经使得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具有了空前的社会基础和深化动力，具有了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有着一个可以期待的以胡锦涛为首的新的党中央，我们没有理由不满怀信心，和九亿农民朋友一道，去迎接中国的历史上又一次壮丽的日出!
二OO一年十月动笔
二OO三年十月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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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河

怎么这两天都是在往上面“搬书”的，快成熟练工了～despair.gitired.gif

只是前面还算仔细看的，五章之后也只是贴的时候扫了几眼，不好做如何评论。即是“报告文学”，就有虚构的“文学”成分在里面，但仅仅是这样的题目已经值得我们去关注了！

向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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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专稿：致敬！2003中国传媒
　　
　　特别致敬：《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春桃 《当代》杂志2003年第6期
　　
　　　　这是一部也许会让新闻从业者汗颜的力作。2000年10月1日开始，安徽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走遍安徽农村。3年后，2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在《当代》刊发。他们的调查，全景式记录了那些“想象不到的贫穷，想象不到的罪恶，想象不到的苦难，想象不到的无奈，想象不到的抗争，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动和想象不到的悲壮”。
　　
　　　　在“三农问题”已成全民共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几乎家喻户晓的情境下，文章没有回避安徽部分高层官员在农材问题上的功过得失，中国原任和现任高层领导人也悉数登场。
　　
　　　　中国的进步，永远不会产生于沙龙里。陈桂棣、春桃两人身上，散发出一种极为珍贵的气质：诚实、坚持。人文关怀，对底层民众真切的爱，以及时代知识分子中少见的实践精神。他们的原创性工作，令人由衷敬佩。
　　
　　　　作者如是说
　　
　　　　这些年，因为致力于报告文学的写作，我们有机会经常深入各地农村，同时，结交了不少农民朋友，常听他们聊一些农村里的事。我们发现，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都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现实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
　　
　　　　由此，一个让我们这些终年生活在城里的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便凸现出来：今日中国之巨大变化，盖得益于二十多年前开始的那场举世瞩目的大变革，既然是亿万农民引领了中国改革的风气之先，现在怎么又会沦为如此难堪的境地？
　　
　　　　不可否认，我们今天已经跨入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然而，对底层人民，特别是对九亿农民生存状态的遗忘，又是我们这个时代一些人做得最为彻底的一件事。
　　
　　　　作为报告文学作家。我们的文学应该时刻保持与现实生活的对话。面对如此严峻的问题，作家不应该缺席。因此，从2000年10月1日开始，我们从合肥出发，地毯式地跑遍了安徽省五十多个县市的广大农村，随后，又尽可能地走访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从事“三农”工作研究和实践的专家及政府官员，作了一次长达两年之久的艰苦调查。
　　
　　　　我们本来就是农民的后代，并且都在农村度过了无暇的童年岁月。今天，当我们奔走在已经变得陌生的田野，却依然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内心的冲动几乎要溢出满眼的泪水。这种与大自然血肉般的亲情，是我们进入城市以后再也没有感受过的。
　　
　　　　但是，当我们拿出了今天的作家已经少有的热情与冷静，走近中国的农民时，我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
　　
　　　　我们同样不可能想到，问题严峻到我们竟不止一次地怀疑起自己的能力和勇气，怀疑如此重大而敏感的课题，作家能够胜任吗？
　　
　　　　不过，我们毕竟坚持了下来。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

明河

网友：梦笔生
　　
       我是一口气读完20多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农民调查》(载《当代》第六期）的，我说过，这在我近十年的阅读历史里是没有过的。通宵达旦读这本书，我付出的代价是头疼一周。但更让我疼的是，我们这些新闻人渐次消磨的勇气，沉湎琐碎的浮躁，惟命是从的强欢。《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这些自诩维护社会良心和正义的记者们无地自容，而且将被良心和正义拷完不停，并永远不得安宁。

　　在8月份我们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听陈桂棣说过他有这么一部作品要发表。会上，他说了大概的内容，因为是关于农村的题材，当时也没有太多的期待。没想到出来的竟是这样一部震憾之作。那天，妻子从半夜醒来看到我还在捧读这本书时，很是惊讶，写农民的书，有这么好看？

　　是啊。木子美写自己性体验的日记，竟然引起了全国人的骚动，博客中国等网站一度因访问量突增而瘫痪。那些粗糙的、毫无责任的、甚至卑劣的文字引起这么多人的亢奋和激动，而我们这些由农民喂养着的城里人，谁为农民们如此激动过？又有谁真正把农民挂在过心上？

　　看完《中国农民调查》，除了为农民心痛，就是无地自容的汗颜和无法回避的自责。作为记者，我们曾经接待过很多农民的来访。我们接下过他们的材料，我们表示过同情，可能还掏过腰包为他们垫上回程的路费。但我们并没有像陈桂棣夫妇一样产生过这样一种强烈责任感-------“不惜代价为农民兄弟报不平”。

　　我们大多数时候都是在无奈的叹息和苍白的愤概中淡忘了自己应该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尽管他们无助而善良的脸庞时常还能在我们的眼前浮起，但我们总在犹豫和懦弱中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陈桂棣夫妇直面现实的勇气和对事实的尊重应当让我们这些记者汗颜。

　　《中国农民调查》让我们发现，在多少次的新闻事件面前，我们有过多少次有意和无意地缺席。书中有许多在新闻界是人所共知的东西，但没有一家媒体敢于正视它，而是将它作为谈资和传闻，在圈子里来回地重复着，却没有一人为自己的麻木和淡漠而感到脸红，包括我自己。

　　作为记者，我们会有许多不安。但因为《中国农民调查》，一件令我不安的事今天已变成一种负罪。

　　前年的冬季，一位四十岁的农村妇女，因为举报村长的恶行，受到打击迫害。她不服，偷偷摸摸从淮北平原的一个乡村一瘸一拐地来到省城。她一走到我的面前，就立刻跪地痛哭。见惯了这种投诉的场面，我并没有给予她特别的安慰，只是让她将材料给我看看。没想到，她从破烂的皮包里掏出一个小纸包，并颤抖地打开，有几根像皮筋一样的东西粘在纸上，我问她这是什么东西，她哭着说，这就是村长派人从她脚根上抽出来的脚筋。她的话音刚落，我浑身从头麻到脚，不仅因为它太不可思议，也因为我见不得这残忍的场面。我立刻让她收起来，在一番安慰后作了保证，一定帮她讨个公道。此后，我也确实努力过，但最终不了了之。

　　现在，她当时留下的她说是秘密请人写的投诉材料早在我几次办公桌的清理中不经意地丢了，我再也不能与她取得任何联系。除了她再来找我，可她还会来找我吗？我清楚地记得，她走的时候是与来的时候一样流着泪的，可我却让她的眼泪白流了。而更重要的是，那个恶霸村长如果知道她到过报社，还会不会再抽她的筋？我真的很担心，但我可能永远不得而知。

　　我相信，在媒体工作，每个记者编辑都曾碰到过许多这样的农民。如果我们不能亲自去改变他们的命运，至少我们也应该用手中的笔为他们呐喊几声。可我们没有，但陈桂棣夫妇做到了。他们没有压力？他们不知道艰难？

　　因此，因为这本书，我们永远没有任何理由为自己的沉默和失语开脱。

　　陈桂棣夫妇做了我们新闻人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如果作为普通读者看了这本书后可以说“很感动”的话，作为新闻记者，我只有惭愧和自责。

　　惟一值得宽慰的是：陈桂棣夫妇毕竟帮我们找到了灵魂的出口。如果我们仍不能从这个出口勇敢突围，中国的新闻人剩下的就只有两个字：堕落。

来源：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guandian/1036/2241384.html

明月照大江

农民很苦。工人也不好过。

谁好过，就革谁的命。

Beccaria

竟然有人说受苦的农民是少数，是个别。
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农民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突出，都深刻。现在电视上天天都是关于农民过年困难以及农民工拿不到工资的消息。前天看一个，说是600多民工为修路的工资等了九年都还拿不到。九年里，这条路已经赚了不止十倍的农民工工资，投资方却还说拿不出钱。

Beccaria

我宣布以后为困难农民打官司不收费！

明河

哼哼，费了好些劲贴的，顶上来～biggrin.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