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河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东汉的１３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
，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５４岁之外，
其他没有一个活到４０岁。桓帝去世时年３６，灵帝３４，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
冲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１０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
外戚的操纵。
    公元１５９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
府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
几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
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２０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
做了１２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
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
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
后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
们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
期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
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
敌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滑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
她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悉眉，唬妆，堕马发，折腰步，龋齿笑
，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
如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悉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
两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
一个大包，轻松的斜挂发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
轻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
复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
孙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
更远。
    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２４０房，１８５０室。至桓帝时太
学生称３００００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
极为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
些学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
的数代公卿，创立门弟。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
有很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
观念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
源。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
简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
为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
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纠察各处“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长，
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３００年，在汉
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意义
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６１年的寿命。可是染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
的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
天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
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长
），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赂
，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怨
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
的循吏列传举出循吏１４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
汉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
，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
料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１６５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
是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
板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
者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
让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
擒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
，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
是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
入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１６９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
性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
“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
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
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
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
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
于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
后。公元２００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
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他
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臣）
。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和司
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以大
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腾乃
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子，而
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员与物
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
人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
和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
纵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明河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
趋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１８及１９世纪之交
，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
家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他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
线，因为如此，他们全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２２０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５８９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
，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
３０年。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
来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后
代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年作《西塞
山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

    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旗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是纪公元２８０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
鼎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的袭蜀，蜀亡。
后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睿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
开“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睿已７０
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据《晋书》的纪载，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
，以４０尺宽７５尺长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层舱，每舱要载兵五
百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
有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人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睿乃作火炬，长十
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谀，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
些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委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
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
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时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
奸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
谱以赤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
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写真。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
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壑
，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
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胜利。可曾几
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上
，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川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曹
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于
公元２１９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吕
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出一
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立
的局面。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干？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
信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
襟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
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谨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
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又
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６０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书》
，《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官僚
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逐节
补陈著之不及，了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正史
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之传
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国历
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
敢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
，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
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
也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
一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
东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
以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
矢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
坦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２１０年，２１
４年，和２１７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
的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
要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
汉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
拯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
“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
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
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
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３１１年
洛阳沦陷，３１７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宁齐梁陈。北方之
“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
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３６９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
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
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
，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
吐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
之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
良麻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
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奔先主，应系
实情，也与他的习性符合。可是书中叙述他的英雄末路，则毫不恭维。关云长对部下不
能开怀推恩的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
，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
数十余骑落荒而走，也再没有表现斩颜良时之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
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团体也祀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西方的社会学家，树立了一个“大传统”与“小传统”对立的观念。他们认为一个
社会的大传统，有正规的组织，结构和形式化，但只能适应于高层人物。小传统则比较
通俗化，适应于大众。它采取大传统的精义，融会简化而有时稍微歪曲之，只要不南辕
北辙则可。而且两者之交流也是相对的，小传统在长期日常生活中凝聚若干信仰和观点
以后也可以被大传统吸收。
    中国之忠孝观念由四书五经阐述开来应属大传统。《三国志》为二十四史之一，也
算是这传统所笼罩的一部分。但是因其中资料分歧，离奇的事物荟集，很容易为小说家
抽取裁剪补缀而成半创作性的大众读物。事实上它也就是宋元话本的基础，后来又经过
元明之间罗贯中等整理，便成为《三国志传通俗演义》。既称“通俗演义”，则照社会
学家看来已属小传统之范畴。所以周瑜见杏黄旗而大叫一声，孔明祭东风，孙权与刘备
剑砍石块成十字等等更离奇的遭遇与真人实事混合以提高读者的兴趣，都可以信口呵成
。其方法则是将信史更浪漫化。《三国演义》英译本标题为Romance of the Three
Kindoms （三个王国的浪漫史）不为无因。而京剧跟随着以白脸表示曹操之阴险，枣红
面表示关羽之不可泯灭的忠厚，蝴蝶式的脸谱表示吕蒙之有心计，也是将历史传奇化和
美术化。
    我们今日提论这些观念，其目的不在凿穿小传统之虚枉。相反的“民俗”也可成史
。中国的君主制度，以皇帝和天命直接统领万亿军民，中层脆弱，法制简单，政府力量
之不及，半靠社会力量支持。可见精神动员的功效是无可否认。大传统也好小传统也好
，民间的忠孝观念实为撑持宋，元，明，清以来大帝国之有力支柱，这也不是我们学历
史的人所敢于忽略。然则话本及剧台上的曹操与关羽及其影响只是魏晋南北朝以后历史
上的侧面情景。现在我所谈的是历史本题，涉及公元２２０年后长期分裂的主因。前人
与事实相处过近，也只看到演变的一片段，所以仍待我们曾亲身经历一个类似的大变动
之后，将视界看宽看深，才能将资料重新编排，彻底检讨。

明河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公元２９０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
奂向他禅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
德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
，而司马炎更比１５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
手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
来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
，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
恩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３世纪
之末至４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
少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
    可是司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楼船下益州，
金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
元２７７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
就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国”，盆置于今日之山
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
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
，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Marie Antoi-
nette 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
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
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
。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
入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
骏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
自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
司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
弟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
斗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
，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
态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
比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
政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
充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
鹰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
“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
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２７７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
）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的说：“王不之国
，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耕
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象
，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产
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凡
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
旋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
以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
诛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
，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３０２年齐王
同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
自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
勒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后１６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
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
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３０４年匈奴之刘渊
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
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
全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
京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
曜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
僚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
诣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
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
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
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华
”，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
国”）在公元２２０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
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
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
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
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
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
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
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
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
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
“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
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阳
，“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荆
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３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
们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
之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 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
中央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
，自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
其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
朝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
称“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
逢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２９１年专政。２９４年，大
饥。２９５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２９６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２９７
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２９８年，荆豫作扬冀大水。３０１年郡国十二旱六
蝗。３０２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３０９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
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
奴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
要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
仅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
检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
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

明河

淝水之战

    公元３８３年的冬天，有藏人血统的“前秦”皇帝苻坚大举伐晋。他刚统一北方不久
，长安附近的居民尚是五花八门，所谓“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晋朝虽偏安江左，但是
仍能保持西部的防线，如今日之湖北西北汉水一带以及更西的四川。即在最接近的战场
，也能在江翼寿阳附近发动攻势。从各种迹象看来，苻坚并没有在东线与晋人决一死战的
决心，而是统率了很多杂眚部队，无法统御，只能以军事行动，维持他的组织。同时又
过度自信数量上的优势，所谓“投鞭足以断流”。他总希望以凉州蜀汉幽冀之兵，号称
八十七万的力量，“犹疾风之扫秋叶”，不怕晋人不投降。所以他在出师之前，就宣言
要让东晋皇帝司马昌明做他的下任尚书左仆射（等于副首相兼军政部长），晋朝的文武
大臣谢安或桓冲，也为未来的吏部尚书和侍中。都预先替他们在长安建造官邸。
    如果现存的资料全部可信，则此人受过中国传统教育，也有几分书呆子的习性。他
与晋人交战之前，也让以前俘获的晋臣朱序作使臣，访问晋军。后来朱序却将秦之虚实
告诉对方，替他们定下了速战速决的方针，并且在战场上，采取对苻坚不利的行动。
    晋朝的总司令谢安，正式官名为“尚书仆射领吏部加后将军”。他也有书呆子的脾
气，年轻时无意仕进，只是与名士来往，有声望。到四十岁才正式做官，仍是玩水游山
，满口清谈。人家规劝他，他就反问：“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
    淝水之战的前夕，他又受任都督十五州军事。儿子谢琰，侄子谢玄，谢石都是部下
重要的将领。对付苻坚号称百万的军队，他只有八万人抵御。但是他“镇以和静，御以
长算”又“不存小察，弘以大纲”。他对亲信将领个别的指示，以使他们“各当其任”
为原则。部署既毕，即不再多言，并且招集亲朋，下围棋游山水以表示“夷然无惧色”
。
    北方混成的秦军和南方紧凑的晋军对峙的时候，谢安的前锋招致北军司令：“君悬
军深入，置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从与君公缓
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这文辞只改动数字，在《晋书》里出现两次，其以作战当作竞
技看待，有《左传》作风，可能是修史者揣想写成，但是征之两方将领风度，也可能是
据实记载，因为率北军的将领苻融，也以文学称著，既能“下笔成章”，也能“谈玄论
道”，他作的赋尚是“壮丽清赡，世咸珍之”，并非一介武夫，尤不带戎狄气派。
    他这次可算是上当。秦军刚一后撤，朱序即在阵后流布谣言，说是北军已被南军打
败。这时仓皇集结的部队，劳师远入，人地生疏，又无坚强的斗志，也就信以为真。如
是一溃就不可收拾，苻坚自己也中流矢，是以晋军大获全胜。前线战报刚到总司令部，
谢安正与朋友下围棋，他看后将文书置在几案之上，对棋如故。只是胸中喜气到底无法
全部抑制，下棋完毕，他步入户内，脚上筋肉紧张，一时伸展不尽如意，用力过猛，竟
将木屐之底，在门限上踏损，俗语“不觉屐齿之折”，由来如此。
    淝水之战确定了南北朝的长期分裂。以后南朝的刘裕于公元４１７年入长安，不能
久驻。北朝的侯景反复叛变，也曾于公元５４８年陷建康，不久即为部下所杀，都去统
一全国的目标甚远。
    直到公元５８９年才有隋文帝杨坚的“天下大同”“区宇一家”。至此已去淝水之
战２０６年。

    在这两百多年内常成为南北两方拉锯占的地区，除了淮南以外，还有湖北的襄阳一
带。这也可以说是北人所擅长的骑兵战术，至此已无法做有效的发挥。南人所长为水军
，不仅兵力以舟楫输送，能够争取战场的主动，而且将士无行军之劳，粮草有速达之效
。只是这种长处，也不能向北延伸使用。淝水之战时，双方受地形限制的情形，已见其
端倪。如《晋书》说苻坚有“骑二十七万”，只因一水所隔，不能冲锋陷阵。而晋军虽
获空前大胜，也不能扩大战果，仍是偏安江左。可是这长期的分裂，还有它更重要的原
因存在。

    自从东汉覆亡，中国人口因天灾与战争的影响，长期由北向南而由西向东的迁移。
即魏晋间的战事，也带着武装移民的情调，有如２８０年之平吴，西晋发动了２０万人
的兵力，至建邺收版籍，则只有男女２６３万，其南征兵力已占当地人口很大的一个比
例。如是华北与华中的空隙，势必由“１５英寸同雨量线”以外的少数民族填补，其背
景则是他们所受亢旱的打击，又必较华北为甚。虽然资料不全，历史上已有甚多的例证
：公元３３３年石虎自长安徙秦雍民氐羌十余万户于关东，使居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
），又以羌师率其众数万徙居清河之滠头（河北枣县）。石季龙则徙辽西，北平，渔阳
万户于兖豫雍洛。淝水之战前夕，长安附近的人口又以鲜卑羌羯为多。有如上述，则南
朝的北伐，与这种半由自然力量发动的移民方向冲突，不易彻底执行。淝水战前，东晋
之桓温，曾克服洛阳，又于３６９年入长安，终在枋头挫败。
    就因为这种人口移动的压力，南方的水田，才能普遍的开发。《晋书》食货志所称
“河滨海岸，三丘八薮，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就表现出了这种开拓处女地的
一般趋向。只是“火耕水耨”，先用烧荒的方式，次用水灌溉，并且以大量的人力用以
除芟，才能逐渐将粗疏耕作方式进而为精密耕作。
    北方的种族复杂，也不容易使政局稳定。“五胡乱华”时的少数民族领袖，率多汉
化，并且很多带有汉人血统。因为汉朝除武帝时代之外，“和亲政策”总在若断若续的
进行，匈奴刘渊之姓刘，不无根据。汉末袁绍即以家人子为己女妻乌丸豪酋。魏晋以降
，越种通婚的更为普遍。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王浚以一女妻鲜卑段务勿尘，一女妻
素怒延。后将军韩据女为段匹弹“儿妾”。刘琨为晋朝的司空，他与段匹弹的关系虽没
有言明，但是弹“与琨结婚，约为兄弟”。晋惠帝除贾后外，又立羊后，她也是名门女
，后来刘曜陷洛阳，也立她为后，“有殊宠，颇与政事。”她生有曜子三人，长子熙为
刘曜的继承人。羯人石季龙“大发百姓子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万余，以三等之第以分配之
”。这种趋势不断的继续。到后来北魏拓跋氏的皇室实为汉人，而隋文帝唐高祖等人物
也有混血背景。只是上层的通婚不算，下层一般人民也需要在这大熔炉里混合，并且游
牧民族，也要放弃他们的生活习惯成为安土重迁的农民，这“同化”的程度，才算贯彻
，因之过渡期间必费时许久。
    东汉之覆亡，“兼并”占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当日征兵纳税，以“户”为对象。
“口”以户为转移。兼并一行，失田的农民若不成为流民，即为富家大室之“奴”之“
客”，甚至整个大家庭成为“部曲”，地方官员对其豪宗大户无法应付。魏晋南北朝之
世族也由来于此。我们翻开《晋书》卷３０至卷８６，其中列有５４２人之传记，除其
中段匹弹为鲜卑酋长不计外，晋朝重要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其传记中叙及祖先曾为显
官我们可以断定其为世族者１５９人，其子弟又在朝中显著的２１５人，司马皇家的宗
室１０５人，而不属于以上，我们概称之为出身贫寒的只６２人，可见得大家巨室的力
量雄厚，其社会状况必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由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
受豪强干预情形大有出入。
    当日商业财富尚未展开，商人资产，也无保障。例如西晋以显官而成巨富的石崇，
则因其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客商，致富不赀”，有家奴八百人。农业上的财富，则无
非出于地产及劳动力，兼并一行，即枯竭政府的财源与兵员。最显著的一个例子，则是
在淝水之战立功的谢玄，三传而至孙子谢灵运，为诗赋名家。《宋书》说及他“因父祖
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于公元４３３年
为宋帝所诛。这一方面表示传统社会里财政税收全在“周礼式”及“李悝式”的办法支
配下，私人财产无从合法的积累，一方面则又表示官僚机构的行政效率受兼并的限制。
流亡政府的小朝廷，更受巨家大室的垄断，虽然迭换朝代，也仍无中兴迹象。
    华北除了游牧民族的酝酿外，也有类似的情形，他们尚有自动设防不受节制情事。
例如公元３５０年左右，山西太原迄北有设防的村落三百余，包括“胡，晋”人口十余
万户。４００年前后，关中有堡壁三千余所，他们推戴统主，相率结盟，《魏书》食货
志则说在北魏４８６年立“三长”以前“禁网疏阔，民多逃隐”，并且“五十，三十家
方为一户”。这样下层机构没有改变，中国无统一的可能。
    所以３８３年谢安谢玄与苻坚苻融的对峙，纵加上朱序的穿插，只确定了南北朝的
长期分裂，这次战役却不是构成分裂的主因。以后的发展也证明中国的重新统一必待人
口相次固定，胡汉种族的界线逐渐漠减，巨家大室的力量也被压制，才能成为事实。

明河

北魏拓跋氏

    公元５世纪之末北魏孝文帝元宏的汉化运动，举措奇特，为中外历史所罕见。他于
公元４９３年决意迁都洛阳，翌年颁诏施行。他又禁胡服断鲜卑语，若以“北俗之语言
于朝廷者”，免官。他自己本姓拓跋，至此改姓为元。其他鲜卑慕容尉迟等姓氏，也一
律改为单音汉姓。元宏生于公元４６７年，４岁登极。他从小由文明太皇太后抚养，所
以做皇帝的前２０年，朝事也由她掌权，这位太皇太后，照头衔看应当是老态龙钟，而
实际上她开始临朝听政时，似乎未满３０岁。她的家世可追溯到北燕冯家，也是“五
胡十六国”期中汉人创立的朝廷之一。后来元宏的两位皇后也是冯家女，他又以“绝同
姓之娶”为名，令他的六位皇弟一体与他朝中汉人显官联婚，其配偶也由皇帝御前指派
，有如“次弟始平王勰，可娉廷尉卿陇西李冲女；季弟北海王详，可娉吏部郎中荥阳郑
懿女”。这半打皇弟以前所娶，则一律降为妾媵。
    从长远历史观点看来：这段史迹只是北魏拓跋民族在中国活动的尾声，公元２２０
年秦汉之“第一帝国”崩溃而隋唐宋之“第二帝国”尚未兴起时，这少数民族对中国的
再度统一做了一段基本的工作。而且在微妙的阶段内，又由一位有神秘性的女人作主。
可见得历史的演进，有时令人莫测高深。只是历史上长期的合理性，也不是当时人所能
亲身预测。还待千百年后，由我们把一些表面看来不相关的事迹前后联贯，才得剀切。
    汉亡之后３６９年，中国无法统一。当日人口总是由北向南，由西向东的移动，汉
人的多数民族，不能与这自然所主持的力量抗衡。北方的少数民族虽擅长骑兵战术，却
无法越渡淮水及汉水等处的水泽地区。并且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也不能作为统一中国的
表率。秦汉型的大帝国以官僚机构统治大量小自耕农，但分裂期间汉人的巨家大室和夷
狄的酋领都自起炉灶，妨碍政府向全民征兵抽税的职权。加上各民族语言之不同，更造
成了统一的障碍。
    拓跋氏打破了这种僵局。他们之所以能如此，不是文化程度高，而是由于人文条件
简单，可以从最基本的事业着手，并能以原始作风来解决问题，所以不期然的做了中国
再统一的工具。
    拓跋属鲜卑种，他们在公元３世纪在内蒙古移动。在世纪末叶开始在和林格尔附近
集结，当时既无文字，更谈不上成文法律，也还没有私人财产。他们在４世纪之初因晋
大将军刘琨之邀，参与中国的内战，其部落即进驻山西北部长城以南一百里的地带。他
们虽称“控弦上马二十余万”，但全部人口看来也不逾百万，甚且远低于此数。
    公元４世纪，是“五胡乱华”的最高潮，拓跋氏虽然投入，却始终没有取得主动地
位，苻坚强盛时，他们尚“避于阴山之北”。直到苻坚淝水之战不利，北方大联盟瓦解
，他们才重新露面。公元３８６年拓跋圭自称代王，开始有了独立国家模样。当时他们
的政策，是先在长城内外建造一个农业的基础，其农民由被征服的民族强迫编成。这时
候全部落经常与其他少数民族作战，每次将对方人员马匹牛羊一网打尽。对俘获的部落
酋领，即很残酷一律处死，如公元３９１年之破铁弗（即匈奴与鲜卑之混合种）刘卫辰
部“收卫辰子弟宗党无少长五千余人，尽杀之”。对其他人则“各给耕牛，计口授田”
。《魏书》食货志称，其有畿内之田，并于“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劝课农耕
，量校收入，以为殿最”。公元３９６年以平城（山西大同）为国都，拓跋氏又以征服
者的姿态，“徙山东六州民及徙可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京师。”
有的书本也作三十六“署”。如将大量人民区分为署，则有国家的农奴的征象。这样的
征服和改造，至５世纪初期未止。如公元４１３年，破“越勤倍泥部落”，也“给农器
，计口受田”。其他叙及“来降”及“内附”的前后不绝。《魏书》太祖纪及太宗纪提
及这样的事例３１起，内中有户口数的１３起，共为户１１万。可见得拓跋氏创立了一
个新生的农业基地，以之为根柢。时间不成熟不问鼎中原，才能用这经济力量做本钱，
先巩固北方。
    如果前述被征服的人口曾一度为农奴，则从食货志看来，４２６年后渐已取得小自
耕农身分。迄至当日，“杂营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赋役不周，户口错乱”，是年
这些带着军事性的监视人员全部裁撤，“一切罢之，以属郡县。”是为进入官僚管制阶
段的明证。
    拓跋氏何时汉化，不容易找到一个固定的答案。从现存文字看来，他们起先得到汉
人的顾问，是从降人及俘虏中提拔，而且仅倚靠他们天文占象的才能。以平城为国都之
后，兴建筑，定律令，食社稷，就一步引导另一步。以至置五经博士，设太学，也都不
能避免了。其徙各地“守宰豪杰吏民”实京师，势必又要借重他们的管理组织能力。只
是北魏（４２４年才称魏，历史书中称北魏以避与曹操之魏重复）的农业社会由人工孵
育而成，又好像在试验管里造化学液汁，各种因素预有层次的投入，因之才保全了一个
体制完整，不受私人力量垄断的政权。
    直到４２４年，才在拓跋焘的称皇帝，他即位不入，即颁布了一千多个汉字，并称
以前篆隶草楷并行，因之没有标准，这次所颁布的，则“永为楷球”。可见得新朝廷不
仅注重文物，也开始以多民族的语言文字作统一的工具了。
    拓跋焘统一了华北，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在多数民族的汉人地区，总是因为
世族作崇，不容易被绝对皇权有效的掌握。公元４２８年，拓跋焘“以天下守令多行非
法，精选忠良悉代之”，已有针对这问题彻底解决的模样。４年以后又以“范阳卢玄，
博陵崔绰，赵郡李灵，河间邢颖，渤海高允，广平游雅，太原张伟等皆贤俊之胄，冠冕
州邦”指名征调。名为慕才，实则强迫好几百人到平城无薪给的当差并兼人质。４５０
年更有崔浩的事。司徒崔浩，作“国纪”，过于具实直书，对鲜卑民族和皇室有叙述得
不妥当的地方，还把文字以石碑刊于郊坛。皇帝一震怒，族灭崔浩，还及于崔之姻亲，
包括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也“夷其族”。拓跋焘更声称他要做得更厉害一
点，所以多杀了好几千人。无论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焘是有计划或无计划，他的征用人才
和文字狱已给华北汉人的巨家大室一个重大打击。即未波及的家户，也充分的接受了这
处置的警戒，绝不敢再阻挠中央政府的行政。这中间的一个机妙则是皇帝统御千万军民
，不容许另有民间机构作梗，世族华裔也和蛮夷酋领没有区别。
    这件事情发生不久，北魏开始南征，想要以华北的力量，席卷南朝之宋（也就是宋
齐梁陈之宋）。征兵时三丁抽一，五丁抽二，富民家财在四十万和僧尼二十万的“四分
借一，事息即还”。但是拓跋焘的大军，以少数民族的骑兵驱逐汉人的步兵作先锋，仍
旧没有善良的补给制度，仍是就地征发。他攻江苏北部各城不下，仍进军长江北岸，最
后则临水徘徊，仍无可施展，只好北撤。南朝也因这一战疮痍满目，无法追击，因之全
国统一还要摆下一个多世纪。
    拓跋焘于公元４５２年初被宦官谋杀，他的太子也死得奚尧，只剩得一位１２岁的
孙子继位。以鲜卑人之早婚，再加上这几代北魏君主之命短，到４７１年２０年还不到
竟有四位皇帝代表祖孙五代。而最后一位也是本文开首即提及的拓跋宏。他的亲生母亲
及祖母都因拓跋家引用汉武帝“立其子杀其母”的办法“依旧例薨”，这时朝中也只有
一位带有汉人血统的“文成文明太皇太后”，实足年龄２９岁到３０岁之间，历史上简
称“文明皇太后”的冯氏了。
    《魏书》说她“多智略猜忌，能得大事，生杀赏罚，决人多俄顷”。拓跋宏不仅为
她抚养教育，而且“迄后之崩”，“不知所生”，也就是迄至２３还不知自己身世。所
以“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她又制作了几百首歌辞教育他，只是“文多不传”，其
内容永成历史之迹。《魏书》传中又说及她“行不正”。“王睿出入卧内，数年便为宰
辅”“李冲虽以器受任，亦由见宠帷幄”。大凡中国历史上有才干的女人，私生活总受
非议。上文语意双关，我们无法考证。只是冯氏引用有气魄的汉人文臣，则是事实。王
睿还可以算作“恩幸”，他在一天老虎脱笼而出，侍卫惊靡的危机中以吏部尚书的身分
执戟驱虎保驾，后来也与李冲家联姻，可是临死仍上疏“慎刑罚”，始终提倡“与其杀
不辜，宁赦有罪”的文治办法。李冲则将拓跋政权的民政“周礼化”，并将其财政的处
理赋予“李悝式”的体制，因之给中国以后几百年的政治制度留下了长远的后果。
    这一串“太和诏令”包括４８４年的百官俸禄，只是这时的赋税，仍是家族包办，
也就是“宗主督让，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于是４８５年诏令天下
均田，原则上土地国有，定立了每一家按人口应有田地的标准。４８６年则立三长，“
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这样才实际进入“租
庸调”制。亦即以自耕农的小家庭作为征兵纳税的单位，农村组织以政府颁布之理想上
的数学公式作准则，不承认各地私人体系，所以称“混天下一法”。
    这一段措施在当日颁布时有冒险性质。它到底实行到如何程度，无从考察。只是
４９０年逝世，朝中并未发生变故。元宏的汉化政策，也能再接再励，而李冲也更得信用。
４９３年之重建洛阳，他实际担任了总工程师的职务。只是元宏的规划，无人接班。他
重视水军，而鲜卑贵族，尚掌握着长城内外的养马地区，也不能遽尔摈斥。一到６世纪
，洛阳才又产生政变。北魏分为东西，东魏为北齐高家所代，西魏为北周宇文氏所代。
然则历史的演进，并不为这分裂运动而停滞。中国之统一，需要一个以小自耕农社会作
统御经理的趋向，也愈为明显。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混合也从未中断。北朝原以游牧民
族为骨干，至６世纪，他们也行府兵制，用以动员农民，也开始修筑长城，以防制其他
少数民族内犯，可为明证。
    隋文帝杨坚，自己是胡汉混血。先以北周的力量吞并北齐，回头解决北周，更挟动
员长江以北的力量，席卷南朝，发展方向也是由西向东，由北至南，以经济人文简单的
地区去征服繁荣富有的地区。这也是承继北魏拓跋氏在历史上活动的逻辑。杨坚的军事
行动以水军为主，这也可以说是受元宏迁都洛阳所赐。北朝需要这一段过渡期间，才
能作体制上的整备，并吸收南方的长处。

明河

从分裂到统一

    至绞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
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
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
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
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么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
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
９６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
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
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
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
”。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
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
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
”。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
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这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
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还有一种贵族化的趋向，他尊重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
原王氏的社会地位，也让鲜卑系的望族穆，陆，贺，刘，楼，于，稽，尉八姓和他们同
列。而当日时尚的趋向，则是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亲信李冲
和韩显宗都反对他的作法。
    我们已经提及，当时人认为秦汉以来大帝国之崩溃，在于“兼并”。土地一集中，
则地方官无法处理境内行政，并且由于地方的争执，影响到朝政。这样之事能够发生，
则是“选举制”之不良，以致汉末所推荐的孝廉都是豪门子弟。曹魏想改革这种毛病，
实行所谓“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径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评人物，以
作吏部任命的任命的凭藉。其结果又如《晋书》刘毅传里说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
族”。这种士族力量的膨胀，也影响到军事行动。在政治秩序崩溃的时候，立坛设盟，
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领导。根据《晋书》王戎传，八王之乱时，河间王与成都王“带甲百
万”。晋朝的封建，并没有历史的基础，这两王能在短时间内纠集这样大的兵力，也还
是因为地方武力早已在后组织就绪，只要上面有人领导，就有几十百万的士兵在旗下应
命了。
    这种种妨碍统一的情形都要在长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渐淘汰澄清，有些历
史家每提到中国的重新统一时，总要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伟大。但是传统思想能够发生
功效则是因为社会组织已经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闻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苏绰为
度支尚书，让他规划新政府的各种设计，此人“博览群书，尤善算术”，而他的设计，
也总以《周礼》为依规，也就是预先创造一个数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实事上笼罩着过去
。北魏以来的三长制和均田制，都有这种“间架性设计”的趋向。其所以能如此，则是
在社会中层可能予朝廷及民间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约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
掌握大量的农民了。
    这种趋势也可以在考试制度演进的历程中看出。汉朝之对策，并未正规化，只有
隋唐之后“士皆怀牒自列于有司”，才算有了固定的程序，也才算全部公开，这固然是
制度上的进步，然则若没有社会进化的背景，则不致有这么多布衣学人应试，就有他们
也仍会被宗党和豪强所抑制。
    只是由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统治无数小自耕农的体制，并不是因为全国统一而立
即成为事实。这中间仍有很多的周折。又举一个例为证：
    隋文帝于公元５８９年灭陈。可是翌年今日的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
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其起源则是据《资治通鉴
》所云：“江表自东晋以来刑法疏缓，世族陵驾寒门，平陈之后，牧民者尽更变之。苏
威复作五教使民无长幼悉诵之。士民嗟怨，民间复讹言隋欲徙之入关。”这文字记载简
单，也只显露官方见解。但是也表示在南北分裂局面下北方已经归纳于一个以小自耕农
为主体的单纯社会，南方则仍受巨家大室操纵。这些巨家大室的弱点，则是不能构成一
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体系。因之他们虽然拥有船舰，能和隋朝派来的杨素作殊死战，终
被各个击破。上述苏威则为北周政体设计者度支尚书苏绰之子，这关系也象征着全国的
统一，要经过长期间的惨淡经营。
    佛教在南北朝期间鼎盛。中国学者提到这题目时，经常毁誉参半，一方面称赞佛教
自力入世的观念和戒杀的动机，一方面又皱眉于沙门浮屠的劳民伤财。近代人物之摈击
佛教者，则无如胡适，他有时的立场，也好像是今之韩愈。外国作者则多强调佛教在中
国分裂期间产生一种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力量。我们也可以引Arthur Wright 作代表
。
    其实佛教是一个极广泛的称呼，也可以说是印度带来的文化，渗透到中国的思想，
文学，美术，建筑，科技和民俗各方面的一个概称。它一方面需要与中国固有的信仰不
发生根本的冲突，才能两者相折衷的互相融合。另一方面则是在这条件下，它也就无孔
不入。就以云岗和龙门石窟的佛像为证：我们骤看上去从断岩上造石窟，既没有全盘的
设计，今日又经过千多年来的风雨浸蚀，满目荒凉，也就看不出美在什么地方，直到阅
及关于这些石窟的详细纪录，才知道有些石穴的来源其来有自。并且最大的佛像，耳长
九尺，最小的高不逾寸，各处佛像数目都以万计，不仅其塑像表现着印度和希腊的雕刻
作风，有些石窟里还有壁画，其衣饰装潢设计也者保存了社会史和经济史上的真迹。龙
门的一个石窟里竟保存了当日所用的全部医药单方。所以这石窟既供美术展览，也是通
俗的博物馆。要不是这石窟在荒野中替中国中世纪保存这一份文物，而将金碧辉煌的佛
像置之通都大邑的话，恐怕也就像中国古代的建筑一样早经兵祸而荡然无存了。
    而针对这南北朝的时期上说，佛教不是一种带强迫性的宗教，因之它才发生了一种
广泛的和普遍的功效。它没有把云岗龙门造成“圣地”，或被方丈国师所掌握，因之转
变而为一种政治上的势力，所以纵有华夷之界伦理之争等波折，它仍能够长久的与中国
固有文化共存。因为如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构成团结力量的因素。所以小民接
受真言与净土宗的仪式和念佛乐及往生的粗浅解释与缙绅先生的欣赏于天台华严的悟
观与禅定，同为佛教。在这种条件下，佛教也可以算做已经发生了融合胡汉贯通上下的
作用。
    话再说回头，中国之能重新统一，到底也仍与周秦汉以来一脉相传的文化系统相衔
接。我们不把它当作首屈一指的因素，并不是漠视它的存在。汉魏晋至宋齐梁陈之“禅
让”未曾中断，而北朝之东魏与西魏，也同样的“逊位”于北齐与北周。可见得一个正
统的观念始终没有泯灭。中国人的入世观念和乐观与积极的思想，也是一种很雄厚的力
量，它们并没有因为长期分裂而全部沦亡。
    我们通常一提到魏晋南北朝，脑内可能立即浮上一个“清谈误国”的印象。但是从
领导淝水之战的谢安看来，则清谈并不一定误国，也等于我们今日虽在天文学上了解５
０亿年之后，太阳上的燃料用完，最后太阳系统的生命必同归于尽，因这了解又使我们
产生一种不同的人生观，但并不因此，就要放弃日常生活的兴致与一切志趣与希望。西
晋的“竹林七贤”，固然包括“不与世事，酣饮为常”的阮籍，但是也包括了大树下打
铁的嵇康，更包括了“好兴利”的王戎。可见得他们共同的达观，并不就是消极。
    并且有阴则有阳。时人尚“无”，晋朝则有裴顾作〈崇有论〉与之抗衡。他说：“
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有之所须，所谓资也。”这几句话已
经说明没有物质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不能创造逻辑。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唯物论
哲学家之一。即在“六朝金粉”的建康，也有南齐的范缜作〈神灭论〉。他说“形者神
之质，神者形之用也。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哉！
”这比裴顾的唯物论又更进一步。这种议论于公元五世纪时提出，也是不同凡响。我们
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立场，也可以想象中国人要应付天候地理所赋予的难题，必须保
存一种坚毅的力量，这种共通的信心，也必在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发生过无可衡量的作
用。也只从这坚毅的立场，我们才能领略韩愈和胡适对佛教反感之所由来。
    南北朝有时也被一般作家写成一段士气消沉，人心不古的时代。宋前废帝刘子业为
姊山阴公主置面首３０人。齐东昏侯萧宝卷凿金为莲花贴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
步生莲花也”，同样被斥为无道，也同样被称为这纷乱时期的代表。还没有提及的则是
他们都是２０岁不到的年轻人，生长在深宫，事实上又无从发挥传统帝王的功能，而两
人又相继被弑后在历史上担待千古罪名。有正则必有反，这样看来，他们既已永远的称
为废帝昏侯，可见得传统道德观念并没有因为长期的政治分裂而全部淹没，如果真的是
士气消沉人心不古，这一段历史就不会如此写来，这事实的背景则是汉代虽亡，过去多
年来中国已经产生了一个独一无二文教式的体系，足以支持一个以小自耕作基础的大帝
国，一到客观环境许可，这样一个大帝国可以重新摆布登场的时候，这文教上的体系用
不着重新创设，也可以随着弹冠而起了。

明河

隋炀帝

    今日我们要写隋炀帝的传记，事实上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对这题目曾下过一段功夫
的Arthur Wright 就说过：“（他）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
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
    然则隋炀帝杨广，天赋甚高，文笔华美，胸襟抱负不凡，也带有创造性格。这些长
处，虽批判他的人也无法否认。又譬如他于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鹰师集长安，一来就
有一万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阳端门街盛陈百戏，天下奇伎异艺毕集，一月方散，他
自己也好几次微服去观赏。他又听说吐谷浑（鲜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马，放在青
海草原，能生龙驹，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马两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后因无效而罢
。如此作为，纵是为传统作史者视为荒诞不经，今日我们却从此可以揣测他富有想象力
，也愿意试验，并且能在各种琐事间表现其个人风趣。
    另一方面，从各种迹象看来，炀帝缺乏做为统帅的周密与慎重，也不能御将。这种
弱点，也可能由于隋文帝的骄纵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晋王，为并州总管（山西省
省长）。公元５８９年伐陈之役，他２０岁未满竟被任为行军元帅，指挥由六合一方面
的军队不算，还节制其他各方面军事长官，如宿将杨素。这５１．８万人不出月余，平
定江南，重新统一中国，由弱冠的晋王作书报告父皇，达成任务。这一战役，固然增长
其威望，也纵养其骄骞，使他以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后筑长城，造运河，派
刘方击败林邑（今日越南境内），听斐矩设计破吐谷浑，羁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
中国人力物力，随意摆布，只居顺境，未受挫折。以后他一处逆境，即意懒心灰，逃避
现实，所以他的悲剧情结，也有长期积养的前因后果。
    隋炀帝之伐高丽，据称动员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馈运者倍之。这数目字可靠的程
度，无从确定。只是杨广迷信军事上数量的优势，已无庸置疑。其实当日之攻城战，野
战军数量过大，无法摆布。除非以此数量先声夺人，使对方丧失斗志，才有效用。否则
展开兵力过多，已先在自己阵容里产生统御经理的困难，成为日后战场上的弱点。果然
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军在鸭绿江以北辽河以东的地区遭遇到高丽的坚强抗拒，来护儿
的水军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却没有发生奇袭的效用，也不能与陆军策应，陆军则补给
接应未及，统帅权又控制过严，再加以隋皇没有作殊死战的决心，一到战事有利，高丽
诈降，高级将领不敢作主，因此亦无法扩张战果。最后因秋季潦雨来临，在平壤北三十
里开始撤退，士卒既无实际的训练，一受高丽兵的追击，就崩溃而不可收拾，以致九军
尽陷，丧失资储器械以巨万计。６１３年炀帝卷土重来，并且亲临前线。隋军已薄辽东
城，也用飞梯地道环攻，并且有少数隋兵登城与敌兵短刀相接，只是这时在中原督运粮
秣的杨玄感知道各处盗贼蜂起，炀帝不能持久，在黎阳（河南浚县附近，南北运输的中
点）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则投奔高丽，以中国虚实告之。隋炀帝夜半召集诸将领决
心放弃攻城。再引兵还，所有军资器械堆积如山，也全部委弃。总算这次行动机密，退
军后两天，高丽虽发觉仍不敢追击。
    两月以后，杨玄感虽被剿灭，但是隋炀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处的人民，不堪
征调，群起为盗，动辄以万数以千计。６１４年炀帝又召百僚议伐高丽，并下诏称“黄
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只是臣下无敢应者，各处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处平
剿。虽然这时候来护儿的水军又迫平壤，高丽王遣使请降，囚送角斯政，使炀帝能借此
班师，却已经徘徊歧路。６１５年间巡视北边，又为突厥围困，几乎不免，守令前来赴
难，才使他脱围。翌年他即幸江都（扬州），再无意北返，对他诤谏的则获罪，最后甚
至不愿听大局不堪收拾的报告。如此又一年多。６１７年冬天，唐国公李渊（也就是后
来的唐高祖）入长安，立他孙子杨侑为帝，尊他为太上皇，炀帝也无行动反应。６１８
年的春天，这遭众叛亲离的皇帝才被弑。弑他的并非疆场叛将，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
以前宠幸随从，以及近卫军。所以传统作史者对隋炀帝杨广的种种斥责，虽说可能被一
再渲染夸张，但也不是全部窜改事实，因为杨广有他被人攻击的弱点。
    然则我们今日仍因袭传统作史者“褒贬”的方针写历史，却忽视了历史上时间与环
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纪的初叶隋唐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今日２０世纪
末叶，又是中国历史上突出的一段时期。二十四史里的《隋书》，修撰于唐初，作者动
称“殷鉴不远”。他们绝想不到隋朝不是一个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时代周人之泛
称中国，会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国。因为瞻前顾后立场不同，我们即写隋炀帝的传记，也
要将很多长时间远距离的因素一并加入考虑，才赶得上时代。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隋、唐、宋可称中国的“第二帝国”，以与秦汉之“第
一帝国”区别。汉虽称中央集权，其郡县组织，到底还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组而成。
隋唐所承袭的原始机构，则由北齐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于游牧民族的汉化，通过
“三长制”及均田，可谓整个社会，在国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农为主体，
注重低层机构的水平。秦汉的文书，还用竹木；隋唐之间不仅纸张已行使五百余年，而
且木板印刷，也于公元６００年前后出现。这些因素，使教育较前普遍，也使整个文官
集团能向这小自耕农的社会看齐，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准的淳朴。
    《新唐书》的选举志，一开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旧”。其中一个最重要
的程序，则是“学者皆怀牒自列于州县”，也就是不用荐举，全面公开的考试制度业已
发端，兹后历经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纪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为如此，隋朝的铨叙也开始由中枢总揽。炀帝是修律令的牛弘与刘炫对谈，曾提
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余具僚，长官自辟。受诏赴
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
    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国家的中层组织更为空洞。
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力与义务互为牵制，由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为明显。隋朝
创业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并北齐之后才席卷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
素简单的地区拓展到人文繁复的地区。他灭陈之后制定五百家为乡，百家为里，正在以
他间架性的组织推行于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这叛乱既被削平，他的统治
愈要加紧，此后他的处心设计，无一不以保持统一的帝国为前提。于是又１５年。而在
此原始的农业的社会里，达到其目的捷径不是在中层增加其结构的繁复，而是保持下端
的均衡。隋文帝杨坚于５９４年令各府州县各给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与人争利。５
９５所制工商者不得进仕。５９８年诏禁民间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从保持
农村社会的单纯划一着眼。他的提倡佛教，也并不是出于信仰上的虔诚，而是以统一思
想为宗旨。其大量裁减国子学，废州县学，也是因为儒学之道，不外“识父子君臣之义
，知尊卑长幼之序”，高级人员则需要“德为代范，才任国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储备
。他自己布衣粗食，也无非与低级标准看齐。
    这以上种种设施，也与当时税收政策吻合。隋唐继承前朝的“租庸调”制，其重点
在国家财政千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
低的税率全面征收，才发生广泛的效果。虽如此，仍有技术上的困难。《隋书》食货志
提及北齐定一夫一妇纳税额为一“床”，独身者缴“半床”，如是“阳翟一郡，户至数
万，籍多无妻”。只因为皇权凝聚于上，纳税的义务则遍及于匹夫匹妇，当中缺乏各种
有权力能裁判折衷调整或甚至带服务性质的机构，于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
面，向下加压力。文帝杨坚的晚年，就尽瘁于此事。他又嫉视属下官吏贪赃。凡受者必
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讯问臣下，召对不如意，立时诛杀之。所以《隋书》说他“天性沉
猜，素无学术，好为小数，不识大体”。
    可是经过他的高压政策，隋朝的府库各物山积，甚至窖藏还不能容纳。所以钱穆曾
说西汉要经过四帝七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这也
表示中国传统重农政策下的一种特殊现象。因为全面生产，完全不讲究交换分配及使国
家经济多元化，又不作质量上的改进，短时间的全国动员，即可以使农业的财富（因其
无组织结构与商业的财富不同）丰溢超过预期。炀帝于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继承
着第二帝国创国以来的经济基础，只是这样的富裕倒也成为国家的赘累，当日政治思想
又要防止“兼并”，那么已经在农村动员的劳动力作何区处，难道令大批人民失业不成
？
    这样看来隋炀帝之耗用中国人力物力，有其历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鹰师于长安
，聚乐工于洛阳，也还是受客观环境的诱导。至于开掘运河，则北魏孝文帝元宏时引洛
入谷作漕运已有之。建造宫殿则已在隋文帝筑仁寿宫时开始，据说“死者以万数”。甚
至伐高丽，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动员三十万众，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
师则船多漂没，传统作史者称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炀帝的种种作为也还是随着文帝
的步骤，是当日全面运员的一种产物，初时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则隋炀帝杨广纵是
独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强夺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们今日检讨炀帝的成败，不能专以他杨广一人功罪作最后的解答。即在杨隋
之前，各北朝已经相交人行均田制。这样以理想上数学的公式向下笼罩，功效如何，全
靠租庸调的税收作实际考核的标准，这方案一经发动为一种群众运动，也不容易适时收
束。于是矫枉必过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数字，没有下层着实的统计，以致男丁抽完
，力役及于女人，并且“征役繁兴，民不堪命，有司临时迫胁，以求济事，不复用律令
矣”。不到征高丽失败，全国反叛，不知已极。隋炀帝虽有想象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
，他也不像我们能看到古今中外的历史纵深。他最后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种主
意，也可见得他始终没有透彻的了解他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传说他曾顾镜自照对萧后
说：“好头颈谁当斫之？”是否真实可靠，殊成疑问。但是其无可奈何的语气，已与他
悲剧性的结局符合。

明河

贞观之治

    公元７世纪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国历史上令人振奋的一段时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
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长推戴为“天可汗”。当日高祖李渊已退位为太上皇，仍在
凌烟阁置洒庆贺。上皇自弹琵琶，皇帝则当众起舞，这种场面，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兹后唐军又攻占西域诸国，使中国威势达到葱岭以西，与波斯及印度接触。在唐初只
有高丽能对中国作坚强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终克平壤，置安东都督府。
    并且唐朝武功之外，继以文治。国都长安东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现代西安市的
城缘，还只有其面积１／８。而且整个城市按计划兴筑，全成分为１１０个方格，南北
驰道竟有５００尺宽，无疑的在当日已经打破世界诸种纪录。
    因为各国朝贡使节众多，各种服装离奇，中书侍郎颜师古即于贞观三年（公元６２
９年）请以画师作“王会图”纪念盛况。兹后终唐之世，波斯来使十次。日本的“遣唐
使”，更是规模宏大。起先每次还只遣派三五百人，后来每次两千人，除了正副使外，
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其中有些人员，在中国一住就是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
，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历史中仍称“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
则为“班田”。奈良和平安（现在的京都）则是照长安设计兴建，只是范围远远不如
，而且还没有依计划完成。长安有朱雀门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驰道，也称“朱雀大路
”。邓之诚根据《新唐书》《旧唐书》的记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触的“诸族”，共有四
十八“国”。内中“朝贡”的二十九，“纳士”的六，“归附”者五，“和战不常”及
“畔附不常”的四，“聘问”的二，“来留学”者一，“和亲”者一。这样也可以表示
胜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外向”。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
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玄奘往印度取经归，太宗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
资助他的翻译工作。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其他景
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
职。L.Carrington Goodrich 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长安不仅
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
、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
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为多。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
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李世民
自己对侍臣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则过之。
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因
之唐代番将特多，也经过赵翼的《陔余丛考》书内提及。
    李世民１８岁怂恿父亲李渊发难，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业，大部由他
策划。并且他自己作战时身先士卒，弱冠时已经能指挥十万人以上的部队，担任独当一
面的军事政治工作。说他毫无差错，未免过当，但是从各种资料看来，他筹算周密，并
且自己经常在最危险的地方出现，例如以数骑在阵前与敌将答话，因之树立了他个人的
威望，能够高度发挥他的领导力量。
    ７世纪初期是帝王将相树立功业的黄金时代。“第二帝国”的粗胚胎，胡汉混血，
从小自耕农作基础的范畴业已创建就绪。即算杨隋将之滥用，从技术的角度看来其高压
政策仍在长期的历史上有组织的功效。况且经过炀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厮杀，人心望
治，有如魏征所说：“譬如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也。”李世民在这时候勤于听政，
勇于就谏，是以彻底的运用了机缘，而达成历史上的“贞观之治”。据称“东至于海，
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最为历史家艳称。西方的汉学家对
中国的皇帝向来批评的多，但对于唐太宗李世民，几乎一致的恭维。公元６２８年，李
世民出宫女三千余，令之“任求伉俪”。６３３年纵狱囚应死者３９０人归家，命令他
们秋后自来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诗，歌颂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然则李世民被人恭维，并不是完全一致。“死囚归狱”早就被传统历史家指责不近
人情，似乎有意安排，制造名誉。近人吕思勉则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渐
染北俗，故骄暴之习，亦难尽免。”明朝的万历皇帝，被指责为昏君，却对臣下称：“
唐太宗胁父弑兄，家法不正，岂为令主？”于是在经宴（文学之臣在皇帝面前讲解经史
，事后设宴的节目）时不许进讲《贞观政要》；也就是将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
迹，全部剔出于历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来，公元７世纪，欧洲进入中世纪旧称“黑暗时代”的期间不远，日
本也刚受大陆文化的影响，贞观之治牵涉一套政治上的组织力量，当日在世界上无出其
右。然则这种组织，没有确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与唐代的影响，容以下各
节述及。
    现在就从太宗以道德成就为标榜这一点看来，可以窥见李世民的真实性格；并且这
史实也使我们看清中国政治体系，虽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点，因此一千多年
后不能保持它的领导地位，而为西方及日本占先。
    李世民是李渊的次子，他与长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
。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参加唐初讨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战事，只是功劳与人望，都不
及世民。李渊称帝后，立建成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这样就造成两方的隔阂与猜忌。
中国传统寡头政治的弱点，基于统计无法著实，将民间无数的争执公平处理，尤其不是
行政系统技术能力之所及。于是只能使皇权极端化，事实上的青红皂白不问，只要裁判
的力量出诸“圣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则不公平亦为公平，不合理亦为合理。这
样操生杀予夺的大权，并且动辄以至善及极恶的名义奖惩臣下，使皇帝的宝座成为一个
极危险的位置。一到继承发生问题，更是变乱的渊薮。本书已经前后叙述父子叔侄姻亲
自相残杀的事例多起，有时候当事人为从属党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们
可以说这是一种历史重演的悲剧。
    李世民与长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构隙，牵涉到这样的背景。他自己交结朝士，后来
又控告他兄弟“外结小人，内连嬖幸”谋害他，见诸《旧唐书》（《旧唐书》在五代时
根据唐朝文献编撰，近于官方历史。《新唐书》成于宋时比较客观）。事实上他与他的
僚属在玄武门设伏，谋杀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亲自张弓发箭射死，元吉则死于他部
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于宜秋门，哭之甚哀”。建成与元吉各有子５人，也“并坐诛
”。这事发生的时候太宗自己才２８岁，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
如何被叔父揽获一并处死，则没有在史书内详细叙述。两个月后李渊退位为太上皇，李
世民即位于东宫。
    用传统道德观念阐解这段历史，常有不著肯紧之感。例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时
，就指斥李渊不对，李建成不对，而李世民也不对。并非他的见解谬误，只是这种意见
今日看来，已算卑之无甚高论，用不着历史家著书辩说。而且这“玄武门之变”业已发
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个掩盖事实，１０００年后万历要避免贞观一朝的往事，也
是不着实际。况且又４００年后，万历皇帝在历史上的地位更不能与唐太宗相比拟。
    近代心理分析学者，认为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谓id者，可称为“生
理之自我”，在这种原始的条件下，不较分寸，也无忌讳。只是这中国人所谓之“禽兽
行”不能在群众生活中适用。所谓super-ego 者，也可称为“社会之自我”。凡人在孩
提时受父母这教养，就范于社会的习惯，对本身欲望加以各种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缚，
这种控制的力量出自社会自我。所谓ego 者，则可译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
自我受外界接触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欲望，一方面则对自己赋予一种社
会价值。这种种构成各人个性的程序复杂，包括压制，转变目标，自然其说，品性升华
等等离奇的方式，多时其本人虽经过种各机械作用而不自知，或虽知而不愿剀切承认。
    唐太宗及贞观之治，最便于用这种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释，李世民是一个容易性情冲
动的人物。他曾要卢祖尚任交趾镇抚，卢已答应就任，回头又向皇帝推辞，李世民邀请
再三，卢坚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谓，我对你还不能驱使，如何能够驾驭天下，当时斩卢
于朝堂。所以吕思勉说他“骄暴之习，卒难尽免”，不是没有根据。可是他既有弑兄胁
父的行为，又曾读圣贤书，不能无愧于中，且受良心谴责，因之更要表彰他种种行为，
无非自卫。至于他和兄弟间要走此极端，则是他总戎律，“惟以抚接贤才为务”。既登
九五之尊，则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卷入悲剧的漩涡，只因为他有作尧舜之君的才华和能
力。是以魏征系前太子洗马（秘书及顾问）据说有教唆李建成图世民的策划，他也将魏
征接收过来，倚为顾问，才表示他始终宽宏量大。以后魏征在贞观一朝向皇帝诤谏二百
余事，多时违犯太宗意旨，反被优容。《资治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

            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死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庭辱
        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
        不贺！”上乃悦。

    可见得太宗之受谏，不一定是以受谏为目的，而是表扬自己虚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门
面。而魏征也说太宗“贞观之初恐人不谏，常导之使言”，也与这追逐名誉的动机有关
。魏征也自知处境的危险，他曾对太宗说：“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因
为忠臣没有好结果，良臣则“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彼此共存共荣。
    将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经病医生的卧榻上，不是本书的目的，叙事过于琐碎，尤与
纵谈“大历史”的宗旨相违。只要有了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们知道唐朝之设尚书、
中书、门下三省，仍去三权分立之理想至远。太宗仍是大权独揽。而且下层机构不能构
成选民区，皇权凝聚于上，中国亦无分权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时会，７世纪这初第二帝
国这组成时，既有北魏以来之均田、租庸调、府兵，又有隋朝开设的南北运河和考试制
度，上下都草创，内外的威胁既除，皇帝的行动比较自由，太宗将他执行专制皇权时，
稍微参酌众议，因之其皇权比较合理化，对唐宋间保持其继续开放继续增长的趋势，有
真切的贡献。但是他的作为，不能做机构上的固定。
    这些事迹也使我们了解以道德作执政标准的危险。这也不是说道德本身不好，可以
不要。中介人类性情复杂，道德名义后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国初年的军阀发通电时，
无不以拯国救民为职志，其重点则是“我”为其拯救者，要是反对“我”，则是叛国殃
民。也等于罗兰夫人在法国革命时上断头反前给历史留下一段见证：天下很多犯罪的事
，都以自由名义行之。也等于五四运动时所要打倒的并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
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认性恶，反能造成政治体系的“制止与平衡”，使一个现代的国
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们反省。

明河

武则天

    我开始在美国教书的时候，常感到一类题材，不易处置，武则天也是其中之一。要
是从传统的道德立场攻击她，则明知所谓“杀子屠兄弑君鸩母”半系牵强虚构。并且她
在不同名义之下主持中国的政局半个世纪，其影响之所及与历代帝王最有流风余韵的相
比，并无逊色。所以事实决不会如此简单，可以由我们以“好”“坏”概括之。而我所
讲授的，则又是中国史的纲要，也要与今人有关，因此更难。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获隋末从唐高祖发难，曾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所以她也算
出身名门，并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岁之间入宫为太宗才人。所谓才人半为侍女
，半为皇帝宫中没有实际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后，她就发付感业寺为尼，在这里她
邂逅了高宗李治。兹后她由高宗的昭仪进为宸妃，于公元６５５年立为皇后，据算应当
已在３０岁左右。
    她自与高宗见面之后即有控制他的力量，无可置疑。高宗有子８人，前４子出自后
宫其他妃嫔，后４子则全系武后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孙之多，如太宗有子１２人，
玄宗有子３０人，宪宗有子２０人，武则天必曾专宠于李治之后宫。
    高宗于６８３年去世，武则天初立她的儿子李显为皇帝，她自己仍临朝称制，不出
两月，她又废李显为庐陵王，而另立儿子李旦为帝，皇太后称制如故。公元６９０年她
更“革唐命”，改国号为“周”，自称“圣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称帝约１５年。到７
０５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显复辟，是为中宗。那年年底武则天才与世长辞，官方称她
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说她实际年龄为八十三。中宗复辟后５年据说为他的韦后所弑，但
是韦氏想照样以女主临朝称制的计划则为李旦之部属所推翻。李旦于公元７０９年复位
，是为睿宗。只是如此一来，李显与李旦，中宗与睿宗，俱是武则天的儿子，而且兹后
唐朝其他１５个皇帝也全是她的孙辈和后裔。所以纵是武后的头衔一改再改，她仍是唐
朝的祖先和国母。以一个篡位而颠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庙里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国史
的为难。他们既不敢褒也无法多贬，因此也更造成机会使好多人可以以传闻混为史实了
。
    武则天还有二处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６８６年在各处设铜轨
接受密告。又任来俊臣为御史中丞（临察院副院长），他和他的特务人员拷讯的工具，
惨极人寰，等于逼人自诬而就死地，经来审问的“百不全一”。
    此外武则天的私生活据传说可以与俄国的女少皇凯撒琳相埒。她在六十多岁时因宠
爱薛怀义，教他入寺为僧，以出家人的名义入幸禁中。她到七十多岁的时候又以美少
年张易之、张昌宗兄弟“傅粉施朱衣锦绣服”和她及女儿太平公主燕居作乐。司刑少卿
桓彦范上疏弹劾他们，指出“陛下以履恩久，不忍先刑；昌宗以逆乱罪多，自招其咎”
。自谓履恩即系鬃发与趾泽间的情爱。武则天置而不问也不追究进谏人。还有一位右补
阙朱敬则的疏则更是唐突，引用外间传闻对武后的批评更为猥亵，她则批答：“非卿直
言，朕不知此”，赏上疏人彩百缎。
    有了这些不仁不正的行径，武则天仍被德宗朝贤相陆贽称誉。明朝以“非正规”态
度评史的李贽和清朝以正规而又客观态度评史的赵翼，都对武则天留有好评。

    仅从短距离侧视界观察武则天，我们很难看出她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她在有些地方
，也象王莽，即系根据《周礼》及其他原因和个人爱好，将政府机构和各种事物更换其
外观及名称。洛阳实际是她的首都，她一大权独揽之后又将之从“东都”改称“神都”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则成天、地、春、夏、秋、冬六官。门下省为鸾台，
中书省为凤阁。旗帜金色，她所御的紫宸殿则施以浅紫色的账幔，八品以下官员过去服
青者此时服碧。如果这时候有人骤到洛阳，很可能被这金碧辉煌的神都所炫耀，也可能
因为鸾台凤阁把一个大帝国的政府错认为一个动物园。
    可是任何人以为唐朝的太后变成了大周皇帝，仅在装饰门面，在各种事物上加入比
较鲜明的女性色彩和美术情调，则是绝对低估了武则天的“革命”。

    中国史学者通常以为唐高宗李治软弱无能，才引起这段“女患”。《旧唐书》云“
帝自显庆以后，多苦风疾：百司表奏，皆委天后详决”。现在看来，他所患的好像是高
血压，也妨碍其视力，有多年历史。所以依赖武则天判断书牍，又让她“垂帘听政”，
在皇帝宝座之后得悉召对臣下的谈吐，已分别开始于６５０及６６０年间施行，除此之
外现存史料不能证实他在长期做傀儡皇帝，况且他的好动与好改变，与武后不相上下。
武后执政期间改年号１６次，高宗就改了１４次。最后在位５年间每年年号不同，为从
所未有。他曾决定率后御驾亲征高丽，因武后苦谏而罢。他又与武后相随幸东都游曲阜
，封泰山。到临死的那一天还准备登则天楼门，只因气喘不能上马而止，但仍在殿前完
成宣读大赦仪式。他又建造蓬莱宫、合璧宫、九成宫和镜殿，都具有打破传统的作风。
他之准备封皇太孙，既无前例，他就称“自我作古”，也就是说让我来创造这段历史成
例。李治又曾说“炀帝拒谏而亡，朕常以为戒”。通常历史家以武后之殿试是中国考试
制之里程碑，其实公元６５９年高宗李治“亲策试举人凡九百人”。有了这么多的事
迹，可见得他纵听任武则天，让她专擅，不能就算庸碌。而且高宗在位３４年，已经一
再在臣下面前标榜他的皇后就是他的分身，他们两人自称“天皇天后”，时人谓之“二
圣”。所以他生前已经替武则天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地位。他一去世，遗诏所称，太子即
位，“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已经有了皇帝一般敕旨的力量。所以有些高
宗朝官，如大理丞（最高法院法官）狄仁杰以后就仕武则天好几十年，并未被视作为变
节。
    可是这种安排，到底不是举朝上下所能称心如意的接受。况且过去高宗自己被立为
太宗李世民之嗣，就曾费过番周折。只因长孙无忌的竭力支持才能在困难中通过。长孙
无忌是太宗文德皇后之兄，高宗之舅。唐朝初年曾策动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皇
位，再度支持高宗嗣位后已是三代功臣，两朝元老，为宰相３０年，又兼太尉，也俨然
有汉朝外戚之任大司马大将军的声望。只是他反对立武则天为后，被高宗臣下诬构，流
窜黔州，后来又被逼自杀。有了诸如此类的事情作背影，武则天也知道自己过去几十年
的擅权，“黑陟杀生，决于其口”，现在要只身对付满朝的明争暗斗，不能不采取主动
的地位。
    高宗去世之后不久，首先发生问题的，为儿子李显。他虽被立为皇帝，未有实权。
在这时候他封皇后（即后来生事的韦后）之父韦玄贞为侍中（侍从室主任）。但管重要
任免的中书令不肯与。这不仅是官衔禄位问题，而是因为侍中是举足轻重的官职，又派
与于另外一位皇后的父亲，势必与太后冲突。这也基于中国传统政治，真理由上而下，
皇权既无法合理化，也不便分割之故。这事也确引起武则天对李显不满，而成为谪废他
为卢陵王的主因。不久即有徐敬业在扬州以兵反。敬业是攻高丽宿将徐茂功之孙，他这
时被谪降，意态怏怏，也纠合一群对朝政不满意的人在东部举事，看样子他没有真正“
勤王”的诚意，他的叛变不出三月而平。但是他的讨武则天檄，为骆宾王所作，是骈文
中的名著，经过广泛的传诵。内中提及“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
任”，已经把正反顺逆的李唐和“伪武”之阵容划分得清楚，很有宣传的功效。文中又
激劝唐朝旧臣用对主宗李治的君臣父子之情，去清算武则天。文称：“言犹在耳，忠岂
忘心？一pou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更有煽动性。如此就更使武则天只有更走极端
。
    她的政权，既为她本人及她亲信的安全的唯一保障，亲生儿子也是敌方争取的对象
，则她也只有一步逼一步。李显与韦后既被流放而受拘禁，一有来使出自武后，则很惶
恐的以为是母后要赐他自尽。另一个儿子所谓章怀太子贤的，可能被她亲信所杀，出自
武则天的旨意与否无从查证。还有一个儿子早死，剩下一个儿子李旦，纵要他做皇帝他
也不敢出面了。以后她之清算唐朝宗室，越做越紧，也逼得很多李家亲王造反，因之才
将他们诛杀殆尽，只有一些年轻的孩子流窜岭南才被幸免。这类事情固然可以表示她的
凶狠性格，另方面却也是很多复杂因素一时猥集之所致。她的特务政治恐怖政治也是此
时的产物，其目的也是要让朝中人物于逆顺之间分别去留，甚至对她尽忠为国的狄仁杰
也一度被判死刑。如此的发展，很难在她武则天和唐朝的“顺圣皇后”的人身经验中找
到前后一致的逻辑，而只能在这政治环境里看出为一种超过人身经验的运动，有其来
龙去脉。
    所以武则天也要去制造她的逻辑。她发觉自己之为唐朝的皇太后已经不能控制眼下
局面，即令儿子作傀儡皇帝也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一身挺当，“革唐命”，自称武家
源出于周文王，本身为“圣神皇帝”。好在《周礼》这样一部有假历史的经典，充分的
表扬着中国传统里国家之为王者禀承自然法规一手创制的乌托邦等等思想可以全部利用
（例如吏部与天对，户部与地齐，礼为春，兵为夏，刑为秋，工为冬等等间架性的设计
和一种美术化的趋向）。而被她推崇的佛教，又无形中倡导众生平等，男女也没有基本
的区别（但是她仍提倡孝顺父母，在高宗时已经禁止父母向僧侣行礼，龙门石窟的佛像
了是替她父母祈福）。既有《大云经》，则可见得大周皇帝虽为女身仍可能为弥勒复生
。
    武则天引起历史家好奇心的地方，在于虽出于很不利的条件之下，但她的作为仍能
成功。她做皇后２８年，皇太后７后，兹后又以本人名义做皇帝１５年，除了因她自己
而产生的问题之外，国家也未遭受过重大的变故。她在６９７年诛来俊臣之后，统治已
比较和缓。中宗的复辟，仅有极少量的流血。所称“社稷宗庙陵寝郊祀行军旗帜服色天
地日月寺宇台阁官名并依永淳以前（公元６８２年）故事”，就轻而易举，可见这些名
义和外表上的事物，只是武则天作大独裁者的工具，并不是她施政的真髓。
    武则天是否丽质天生，今日已无法分辨，一个简捷的说法，则是她的才貌识见都不
能为中庸。她即有“掩袖工谗，狐媚惑主”的能力，那也只能算是当初夺取权位的一种
手段，其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早被她以后的作为所压倒。我们要确定她在历史上的地位
，还是要考虑到她的时代和环境。而她的长寿，则比她的相貌及胆识还要重要。
    公元７世纪的下半期，可以视作以隋唐宋为门面的“第二帝国”的一段调整与重新
配备的时期。第二帝国由拓跋民族强迫的将一些游牧民族的部落改造为农业社会，先组
成一个北魏政权的核心，由山西扩大至河南，更贯穿至陕西。其前身经过北魏北齐北周
各阶段，都离不开胡人汉人的政权，采取“周礼式”的书面设计控制着极大数量的小自
耕农的姿态。所以三长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及府兵制的着眼，都不外以一种极简单的
数学公式管制经理成千万的人口。第二帝国之隋唐，承袭了这体制。它们遇到了最大的
问题，一是因为国土扩张，需要将这种原始组织由黄土区域及华北平原，推而用之于地
形复杂，土地所有错乱，物产和交通迥异的地区，其行政原则过于简单，而其企图操纵
的对象则过于繁复。
    其二则是少数民族之酋领与有门第的汉人联婚，经过北朝各阶段，成为一种新型贵
族，也有垄断朝政的趋向。旁的人不说，李唐王朝本身，即受这遗传因素的影响。如太
宗李世民之文德皇后长孙氏，及高宗之母。她的祖先即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之兄。他家
人历经西魏北周公大人的身分，才改姓为长孙。高宗未立之前，李世民之另一位太子李
承乾，也是长孙皇后所生。他就喜欢作突厥语，用突厥服服饰，行突厥风俗。武则天自
己的母亲杨氏，也与隋杨为一家。隋炀帝尚有一个女儿为李世民之妃。而隋炀帝即出自
独孤氏，也是鲜卑大姓。当时朝中人物类此极多。高宗之舅长孙无忌已如上述。这种新
型贵族不仅与下面以文官组织编制大量小自耕农的体制格格不入，而且牵涉少数民族因
素，更有分化的力量，长孙无忌未倒之前即有人说他是“王莽司马懿之流也”，其原因
已非只一端。
    又魏晋南北朝以来汉人之世族，“既不能令又不受命”，在各地区造成一种超过政
治威权的社会力量，至唐初仍未收声敛迹。太宗令人作《世族志》就希望以他所授官爵
压倒“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第自负”的世族。但是他自己手下的
大官如魏征、房玄龄和徐茂功仍与这些世族联姻，因之他们“旧望不减”。因之高宗又
于６５９年降诏不许１１个世族子弟自为婚姻。
    这些条件，概括武则天登场前后的背景，所以她执政５０年，也包括为高宗之后的
一段，实在是亟需调整与重新配备的第二帝国相始终。
    如此看来，我们更要体味到Denis Twitchett 在《剑桥中国史》里所说，太宗李世
民的经营实系人身政治，而非体制型的政治。李治与武则天，自称“天皇天后”，才将
一个暂时体制，改变而为永久体制。高宗在立武后前已颁布《五经正义》，又于公元６
５１年颁布新订的律令格式（根据太宗遗诏，以永徽代贞观律），他和武后又以洛阳为
东都，已经有与民更始的姿态。以后更次曲阜，幸孔子庙，诏各州县修建孔子庙，又同
时继续南北朝以来的趋势，大规模而有系统的提倡佛教，崇奉老子，造成“三教归一”
的体制，在当日算是创造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只是时日久远，我们现在已不容易想象
其深切的影响（此点与近代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相似，所注入的新见解，也使一般人士
扩大其视界）。
    唐朝政治与以前不同之处，则为地方政府亦由中央督导组织，除黔中岭南闽中之外
，州县官亦由吏部补授。钱穆提及东汉士人，则说他们道德观念窄狭，讲到唐朝则说“
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虽然一是思想，一是官制，而两者之间不能没有共通的关系，
否则就不会在前后之间产生这样一个大的差别。佛教已为少数民族所崇奉，而且既能以
智度禅定迎合知识分子，也能以净土往生引导俗众，就容易在“官倍于古，士少于官”
的条件下，发生上下混同的功效。道教的虚寂自然，也有大而化之的用意。这许多思想
信仰上的因素，都为政府宣扬而普及化才能在雕版印书、教育比较普遍、水上交通展开
、士绅阶层活跃的时代内，作为新社会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我们无从“证明”如果没
有唐高宗李治与武后的一番安排，唐朝不能继续遣派下级官僚到广泛的地区去上任。只
是反过来说，要是这些官僚又都像东汉名士一样，个个以窄狭的道德观念当作社会秩序
的根本，并且以私人的意气当作法律执行，则整个组织也就会老早垮台了。
    高宗之清处“某反”株留到自己亲属，又继以武后大批残杀帝裔及大臣，即不论公
平与否，也不论与他们当时行事的动机是否相关，因而产生的一段结果则是给朝廷贵族
阶级一个大打击。有如Richard Guisso所述涉及的有好几百家，官僚中则一般都是京官
五品以上，并且子孙又不许参加考试，则在武后主持国政的５０年，中国的上层社会必
有一个剧烈的变化。
    设铜轨告密，不是我们今日所能称羡的事。只是当日一般官僚，确也是需要整肃。
譬如高宗时，刘仁轨言，州县每发百姓为兵，富者行钱则免，贫者则征至老弱，有些就
逃亡自残（也可以见得府兵制只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一度有效）。武后初立时广州都
督路元睿为南洋来的外商所杀，中国的纪录也都说是因为路的僚属侵渔番舶，向官厅告
状的番商反被枷系。又经过武后的一段严厉的惩治，到她末年，还有文昌左丞（内阁总
理）宗楚客兄弟犯赃。他们住宅的崇丽使武后的女儿太平公主都叹说：“吾辈乃虚生耳
。”而最令人发指的则是河北官军不能抵抗契丹保护人民，一到寇退官厅又抓着百姓以
通敌论，动加杀戮，只有狄仁杰才能将这些事情报达武后。所以从各种事迹看来，唐初
大规模的组织一种官僚制度，遇到无数技术上的困难，其症结则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更需要纪律。环境和事实都企盼一个大独裁者出现，武则适逢其会。
    武则天虽不是首创殿试的人，但是她首先自己出面经常策士，不较门第。她精力又
强，很多官僚既被诛杀流放，则必要人补抵，通常也由她自己作主。有人说她在位时代
，“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可见得新进人员之多。即以高宗时代的情形而论，官
员之入流者１３４００多人，每年吸收新进人员约十分之一。如此给她操纵经营好几十
年。则单只人事安排一项，也可见得她力量之大影响之深。
    武则天是传统政治非常时期的一个特别人物。我们很容易从她的事迹中看到当日中
国之形貌，却不容易在同样情形之下窥测到她的真性格。譬如我们从现存资料就不容易
断言她的性生活（与之相反，凯撒琳的性生活则非止传闻，有医生的证据见诸书端）。
武之引用张家兄弟，给他们的名义为“控鹤监”和“奉宸令”，有将唐朝典闱女史的官
职翻一个面的形势。她甚至可能以为自己以女身为皇帝，又何不置男妾？然则这类事只
能由我们揣想。她对朱敬则奉的反应，也有一种倔强的神气，好像说对这些批评，她早
已全不在乎。只是她和男性侍从一起时，“嘲笑公卿以为笑乐”，则看出她应付官僚人
物半个世纪，已把他们的弱点完全看穿。
    武则天制造了一个新的官僚集团。她在成功半由于在高宗时做天后所集下的威势，
但是也归功于她实际了解到官僚机构的真正性格。皇帝是文官集团的主席，他（或她）
以理想上的至美至善造成神话的传说，用为操纵大权的根据。既为神话则没有人能对之
十分认真追究。只是百官都以假为真，或在半假半真之间捧承这出发点，即给绝对皇权
以公通的支持，则已使之无可疵求，不能侵犯。在这条件之下，甚至以后为帝以唐为周
亦无不可。她以“河图洛书”的神秘安排，“万岁通天”等响亮的年号，再加以“齿落
复生”等不会老的奇迹，去培养前述神话。另一方面她也坦白承认归根到底传统政治的
真面目，则不外实力。她对吉项说出制马有三物：一铁鞭、二铁过、三匕首。鞭之不服
则过其首，过之不服则断其喉。就此她也承认她自己对付不易掌握的臣下也仍不出这套
蛮办法。不过那时她已快八十岁。一方面她已感觉地位安全，可以慷慨直言。另一方面
也是她经营的新文官集团已经奠定了相当坚固的根基，只要常用铁鞭，间用铁过，不必
再多用匕首了。

明河

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
继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
。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０６年）
则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
要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
星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
渲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宫，秋七
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
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
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
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
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
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
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节
。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避
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灵
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
叙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
刻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
逡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
》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０６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
二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
龄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
感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７４５年为
封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
，而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
以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
重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
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
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
治通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
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
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
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
“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
５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可是玄宗之“乱伦”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
武军（侍驾的御林军）在马嵬坡逼着皇帝将他的爱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
宗生活糜烂，到流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
，大部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代国防，因素较多
，容下一节“九重城阙烟尘生”再谈，现在说宫廷生活。
    《新唐书》说：“天宝（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则为“开元”）
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因为《新唐书》成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场又较
作《旧唐书》者为坚强，对杨贵妃一家更是指责不遗余力。书内说及天子每年十月赴华
清宫过冬时，妃之从兄及诸姊幸从，“遗钿堕舄，瑟瑟玑排，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
。也就是珠玉首饰鞋袜一路乱丢乱甩，不可收拾，显然是夸大其辞。
    这种指责也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问题：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
化”的征象，而必至国破家亡？我们知道八世纪的长安，确是有一种升平气象，高级仕
女，穿着印花的绸衣，头发挽髻，眼眶之外则施以各种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
即女性亦打马球（polo），吹奏小型乐曲，一到各种季节，宫女之作拔河戏者一次总有
好几千人，较之明清已现代化得多。难道这些人文的因素统是不该有，一定要退步到茅
茨土阶，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穷才人心舒畅？要是今
日我们讲历史也仍因袭传统的立场，如何能迎合时下的现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国史与世
界史衔接？
    可见得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未被提出：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
玄宗唐明皇节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９６０多万户。这和
初唐的三百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
世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国授田。不管是采登记的户口原
来已经领有的田土来算数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与的田土也好，下级政府向
人民抽税时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
非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禄山叛变前约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户十五万，
约占当时登记户数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讲，则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
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我们也可以想象从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
帝国倚赖着以这简单数学公式作主的间架性设计，将它的实际威权从一个基本核心的关
陇区域和东部洛阳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一种经年累月缓而持重的运动。选举制度提拔新人
不计门户，也要长时间之内才有功效，而唐朝创行所谓“铨叙”，有所谓“三铨三叙三
唱而后拟官”的办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毕。这尤其需要下层的民政和财政的事项简
单雷同，中枢才能将官职成批分派。所以与前述间架性设计配合适当。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劝农使”，执行所谓“括户政策”。其原则是现
下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登记之后免
六年赋调，只是轻税入官。这办法成功，“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只
是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
们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
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
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
乡村各种情形，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
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处
，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帝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文
不折不扣的施行。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之
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文
融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可是玄宗后期三十年，户口登记从七百多万增至九百六十万，已经给官僚机构相当
的困难，各处文牍山积，很多事项除非高级长官亲身受理，无法定夺。而赋税既增加，
则有韦坚的增加督运效率。韦坚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欧洲，必为商业经理
能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
中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入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
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织
，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消
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杨慎矜
是隋炀帝的玄孙，他于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
有水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
价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
将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０年以御史大夫
兼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
征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
也同于薪水，经过王拱的经理“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
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
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
律则更谈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
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坚的“纲典船夫
”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黜
陟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但是欧
美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入示署一字，累数日
不得者”。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官僚
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口蜜腹剑”，只是他作
事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
和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
趋势。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
奇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
之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结果则除宇
文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
兄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唐朝的
财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
源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
西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
第田园水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
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
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
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
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
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
    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也承袭到这一局面，也与皇太子即后来的肃宗有嫌隙。在马
嵬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
新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
折。另一方面则安禄山的反叛由杨国忠激成，而杨国忠之居高位，则是杨贵妃的裙带关
系，事实显然，而皇帝的荒怠，更无非“内蛊艳妃”。所以连白居易的诗也要说渔阳鼙
鼓所惊破的不是军事计划和财政预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