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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如果追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句话的由来，当是在1956年4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春天来了，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而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也需要这个。
　　很有诗人气质的毛主席描绘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真富诗情。而更具体的解释是：在宪法范围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艺术上百家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是我们的方针。
　　“双百方针”的目的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和艺术事业的繁荣，对促进当时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以后，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这一方针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又得到实行，从而使我们的学术及科学文化得以大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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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大 跃 进

　　许多年轻人在读到这段历史时都会哑然失笑，但深受其害、目睹其弊的过来人笑不起来。当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5年赶超英 国”。从1957年末《人民 日 报》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开始，中 国 人开始陷入了一种狂热的浮夸风中。1月1日《人 民 日 报》题为《乘风破浪》的社论雄赳赳气昂昂地将赶超英国升级为“超英赶美”。
　　《人 民 日 报》的社论更是火上浇油，“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高产卫 星满天飞成为当时以及今后几年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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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毛 主 席 万 岁

　　这一年是共 和 国建国十周年，中国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从连年战事民不聊生到今日的形势一片大好，国人从内心深处发出对伟大领袖毛 泽 东的爱戴和崇敬之情。
　　1959年国庆检阅三军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林彪，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时，前后共振臂高呼了八次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这一连串的万岁声中，尤以“毛主席万岁”最为响彻云霄，引来了地动山摇的和。
　　“毛主席万岁”凝聚着中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几年后几乎演变成了一种全民造神运动。手捧红宝书，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喊万岁，成为中国公民的日常生活。
　　1984年大阅兵时，人们喊出了“小平您好！”这样的祝辞。从“毛主席万岁”到“小平您好！”，改变的绝不仅仅是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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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问题都解决了

　　虽然上一年2月苏 联同意继续援助中国，但中苏之间的矛盾早已隐现，苏 联对中国的压制越来越加剧。中国与苏 联之间的裂缝终于在7月撕开，援助协议被赫鲁晓夫集团撕毁，苏 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了345个专家合同及合同补充书，废除257个科学技术合同，并决定在9月1日前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由于苏 联带走了201个援建
项目的全部设计图纸等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急需的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使中国一些重大设计和建设项目被迫中止，厂矿不能按期投产，加重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么？”一段话被重新提起，成为激励国人迎难而上，即使在全封闭环境中也要“闯出一片新天地”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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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包产到户

　　鉴于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严重困难，1月1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吃饭第一，建设第二”。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1961年要搞“实事求是年”。为了使“吃饭第一”工作落到实处，中共安徽省委在部分地区开始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经营管理方法。所谓万事开头难，为了推行这个责任制，安徽省委书记三次上书毛泽东，解释包产到户的优缺点。5月7日刘少奇在湖南省与农民谈农村工作问题时，首次提出可以酌情实行包产到户。虽然他说总的来讲不能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但有些零星生产，如荒山等可以包产到户，收入交一点给生产队，剩下的都是社员自己的。
　　这种观念在现在来讲是保守的，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是惊世之语，让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看到了一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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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在9月24—2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指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在这次会议上还批判了“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成立专门委员会审查彭德怀、习仲勋“反党集团”。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口号一气儿被喊了十几年，集中体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时代风格，对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破坏是巨大的。
　　除破坏性外，这句话到“文革”后期还显出无比的滑稽感。比如，人们把阶级斗争搞到了头发上，各理发店都向“妖头怪发开火”，能体现女性美的长发被认为属于资产阶级而加以批判，一时间消失殆尽。
     还有人在公汽上听到哄孩子睡觉的催眠曲《宝贝》就不舒服，一位工人阶级站出来质问唱歌的妇女：“《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不是很好听吗，为什么不唱给小孩听？”所幸的是，1978年12月举行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正式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恶梦，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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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向雷锋同志学习

　　1963年出生的小孩叫“学锋”的特别多，因为这一年的3月5日毛主席提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雷锋的身世可用“苦大仇深”四个字来概括：父被日本人害死，兄被资本家折磨死，弟在贫困中饿死，母自杀吊死。雷锋7岁成为孤儿，新社会将他抚养成人，培养成青年推土机手并参了军。这造就了“对同志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般冷酷无情”的雷锋精神。
　　雷锋最出名的是做好事不留名，他那句“我叫解放军，家住中国”成了那个时代做好人好事后的代表语。
　　雷锋将自己视为“革命的螺丝钉”，自愿当“革命的傻子”。他的自勉成了那个时代有血性的青年的奋斗目标。
     傻子只是雷锋的一面。其实他也有作为平常人的另一面。在雷锋遇难后，人们发现他的遗物中有一块手表和一件皮夹克，他还谈过一场无结果的恋爱，这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个时髦青年了。现在的青年对这样的发现惊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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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

　　那个年代需要榜样并能制造榜样，大庆和大寨就是工农业上的两面旗帜。
　　2月5日中共中央在一个《通知》中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介绍其经验是：社会主义企业要现代化就要革命化；高度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现代企业要搞好群众运动。不过真正被社会记住的是大庆的王进喜，“铁人”跳下泥浆池以身体搅拌水泥的光辉形象成为这一年的经典；还有“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这句豪言壮语，它后来被冒进者改成：没有条件也要上，一边上一边创造条件。
　　农业的典型是山西的大寨村，2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专题报道了“大寨之路”，介绍大寨人与穷山恶水作斗争，改变山区面貌的事迹。其代表人物是村支书陈永贵。陈永贵给大寨人带来骄傲，但并未给大寨带来富裕。当陈被推上副总理的位置、用他长满老茧的手在文件上画圈时，一定感到了那种不胜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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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忆苦思甜

　　那年头连刚上学的学生娃都会用“来之不易”这个大词，因为他们在忆苦思甜会上听得太多，都会说“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为教育下一代“不忘阶级苦”，全国举办了各类形式的忆苦思甜活动，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大型泥塑展《收租院》。这年的国庆前后，在四川展出了以当地大邑县地主、军阀、黑帮老大刘文彩剥削农民为题材的大型泥塑群，共114座与真人等大的泥塑极形象地将地主剥削、毒打农民的情景刻画出来，其中“水牢”一组看后令人触目惊心。该展取得成功后移至北京等地展出。
　　吃“忆苦思甜饭”是当年流行的教育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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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造反有理

　　事实证明，人的青春期的逆反心理一旦受到鼓动将爆发出极大的破坏力。1966年下半年红卫兵的横空出世及席卷全国，就是受到一只伟大的手的推动。
　　5月14日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人在康生的授意下写出了“文革”时第一张大字报，矛头指向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随后出现的大字报一发不可收拾，成了学生发泄不满、表现创造力的有效工具。连长沙的高中生也跳出来历数“考试制度的21条罪状”。中央终于在6月13日发通知废除了旧有高考制度。没有了考试和老师约束的学生们如脱缰的野马，举行了扫荡全国的900万人的大串连。所到之处，免费食宿，还要理直气壮地说“革命
不是请客吃饭”。连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也打出“欢迎工农兵进餐”的横幅，最贵的菜只收二毛伍分钱。
　　红卫兵所到之处，旧店名纷纷改新名。“全聚德”改成了“北京烤鸭店”，“亨得利”改成“首都钟表店”，上海的“大世界”改成了“东方红”等等。广州的“永汉路”改成了今天的“北京路”，唯一保留原路名痕迹的只有仅存的“永汉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