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白银和战争--－天朝经济体系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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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白银和战争--－天朝经济体系的瓦解

韩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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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属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对口贸易单位，“广东十三行”既是中国人的“耻辱柱”，又是英国商人的“眼中钉”。一部“十三行”的风雨史，就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贸易体系走向衰落和瓦解的缩影。; m" G5 e* L$ P: T* R

解释鸦片战争是理解中国近代史和近代全球巨变的关键所在。尽管当前一些人从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宣扬鸦片战争是“自由贸易”对“闭关自守”的正义战争，是先进文明打落后文明的进步战争，但这种意识形态宣扬从来没有为自己提供严肃的史料支撑。就凭英国人“会打仗”，而中国人不大会干这个，的确还是不能解释英国为什么敢于对中国诉诸一战。
: D% ^0 b& J' P& o 实际上，这个不能说出来的理由之核心在于：彻底摧毁和瓦解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贸易体系。其重点一是：瓦解中国作为白银储备国、特别是清政府为白银资本体系提供大量白银准备金的能力，二是：彻底摧毁广州“行商” 在这个体系中所支撑的市场调节——贸易结算机制。因此，19世纪世界经济的最核心问题就是：世界经济是继续以亚洲——中国为核心，还是中国必须成为以英国为中心的海洋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外围部分？而其余的，诸如贸易、外交之类，比起这个核心点，那实际上统统都不过是小问题而已。这是鸦片战争的真正动因所在。csuchen.de! a5 Q8 A6 U5 M5 n5 e2 J' c) L

                        逆转：鸦片向东，白银往西0 V& Q* r! h4 d6 D.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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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1799年，随着印度完全倒掉沦为英国殖民地，英国从而深深地介入亚洲经济体系，从而造成在亚洲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初具世界规模的经济体系；一个是以中国为核心，贯串亚洲大陆——东南亚，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茶叶、瓷器、布匹、生丝、香料的亚洲贸易体系，这个经济—贸易体系由中国的朝贡贸易和印度的帆船贸易所开辟，由南洋华侨面向家乡的海外汇款所支撑，以广东行商为贸易经营者和金融汇兑的结算者。而另一个，则是英属印度—中国—英国之间的贸易体系，在这个三角贸易体系中，英国本土进口中国茶叶所产生的巨额贸易逆差，则由印度殖民地出口到中国的鸦片和部分棉花、棉布的盈利来平衡，不足之处再由英属印度以白银向中国支付，上述这两个体系统统都要通过中国的白银储备核算，而贸易结算的承担者都是广东行商。且后一个体系就其规模而言，在19世纪之前根本无法与前者相比。
! b- K1 A0 K; f2 `' u 实际上，在1840年之前，对于中国进口的英属印度货而言，其实只有鸦片这一项，还算对中国市场有真正的吸引力，其余的，对中国商人几乎全是赔钱买卖，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鸦片，中国行商完全可以不做英属印度商品的出口生意（早在 18世纪90年代，英国就已经无力向中国大量出口白银，而白银则是中国对英国贸易的唯一需求）。但是，假如中国一天不干了，那么英属印度—中国—英国之间的商品—货币—商品循环就无法完成。
: J: m6 j0 C' P& `- Y) i2 j9 m! c 而截至1830年，随着鸦片贸易量的增加，英属印度—中国—英国本土之间三角贸易的平衡，才逐渐被打破了。学术界一般认为这其中原因，乃是由于英属印度对中国的大规模出口，使得中国欠下了巨额贸易外债，即使中国对英国的出口盈利也不能抵消这个外债，于是，白银才第一次从中国向英属印度流出。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一般所所认为的：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外流。人在德国社区& q# N) x  ~7 U8 q- G( C
但是，1764—1834年之间中国与西洋各国海上进出口贸易的统计却明确显示，即使在鸦片战争前的 19世纪3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始终保持在出超和盈利的位置，除了在1790—1805年之间经历了一次明显的下降外，1805年之后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每年的贸易盈余都保持在白银400万两以上。也就是说，鸦片贸易固然导致了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贸易关系的不平衡，但是鸦片贸易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说法，其实是并不准确的。
: v1 ~' [" w6 Q' |; R. X$ c 导致中国白银外流的主要原因，其实是格林伯格在1951年的著作《英国与开放中国贸易，1800—1842》一书中所揭示的：英国、英属印度和中国民间商人对于白银的投机。这是由于作为世界上成色最高的中国纹银，在加尔各答（东印度公司总部所在地）的铸币价格，比同样重量的外国银币高15％，而在1815年的广东，纹银的流通价格却只比其铸币价格高7％。而这就导致了两个方向的货币投机：一个是把中国纹银直接运到加尔各答，这样即可套取约8％的利润，另一个是英国商人将同样纯度的白银在欧洲制造银币，再运抵广州出售，即可获得高额的贴本。正是围绕着高纯度的白银投机链形成后，才出现了白银从中国的流出，因为1830年开始从中国流出的并不是一般的银货，而是专指高纯度的纹银。
  K; L( S! M' E; {0 ]) O& e 在这个意义上，清政府的禁烟也有双重目的，从经济上说是鉴于白银外流，必须打击货币投机和稳定货币市场，而从政治上说，则是因为鸦片不仅作为毒品毒害社会，而且破坏了中国社会和亚洲经济一贸易圈的稳定。故1796年和1800年，清政府两次下令禁烟，不过效果均不理想，其中原因，首先是由于目标选择的错误。
% |( y  P1 [5 b( M# c% \ 清政府起初之所以以为：只要它一声令下，禁烟就会非常成功，这是因为中国在南方的对外贸易，特别是对英国商人的贸易，是在粤海关的监督制度下，通过广东的“十三行”进行的。csuchen.de( `; ?: I+ L; y8 c7 {( B
“十三行”既是外贸结算银行，更是西洋外商的当地“铺保”，这意味着，东印度公司所有输入中国的鸦片，也必须通过“十三行”，而朝廷只要掐住了“十三行”，也就等于同时掐住了行商的“贸易对口单位”东印度公司，那么也就等于轻而易举地阻断了鸦片进口，彻底断了英国的财路。故嘉庆14年，两广总督下令：公行必须与其所承保的外国商船缔结“保证书”，称之为“甘结”。此“甘结”必须保证：十三行所承保的每艘外国商船在抵达黄浦港时，没有装载鸦片。而道光19年（19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禁烟的最初举措，也只是将“甘结”制度更为严厉地贯彻实施而已。* D" r6 |8 L/ V5 o- w. v- z
清政府自1796年直到林则徐以来的数次禁烟，之所以效果不彰，其基本原因是由于没有洞悉东印度公司性质的变化，英国政府为了对印度进行国家性质。而非公司性质的殖民统治，并积极准备将印度殖民地当作进攻中国的根据地，对东印度公司的职能进行了重新安排，这特别表现在：于1813年的国会法案中取消了东印度公司主要从事贸易的功能，并进一步在1833年的法案中，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功能，使东印度公司转变为英国统治印度的行政机构，这就是说，1833年以降，东印度公司己经不再是一个垄断对华贸易的商业公司，更不再是公行的贸易“对口单位”，这样一来，清政府通过管制公行以制约其贸易对口单位，以此来禁止鸦片贸易的政策就完全不能奏效。因为此时鸦片贸易，已经成为在“自由贸易”名义下的“走私”活动，而英国的所谓“自由贸易”国策，其实也就是这样被清王朝的禁烟政策给逼出来的——英国政府改东印度公司与广州行商之间的“垄断贸易”为散商之间的“自由贸易”，实际上也就是利用私商、散商，绕开“十三行”，以走私方式向中国出口鸦片。

                        十三行：双重身份的尴尬2 N9 d$ n2 _# q5 V7 G4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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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上对于东印度公司的研究很多，但对其“对口单位”广州“十三行”的研究却一向较少。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英鸦片战争的由来，英国所谓“自由贸易”之实质，特别是了解广州这个城市的历史地位，我们就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作为“广州贸易制度”核心的“十三行”制度。
“广东十三行”起于什么时候，虽然史学上尚无定论，但史书的字里行间还是有一些蛛丝马迹，明灭可见——如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写道：“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粤海关志》中也有记载：“国朝设关之初……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b. y! m0 T( v
历史学家吴晗由此推测：“广东十三行”大概设立于康熙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682—1685年）之间，因为在粤海关没有设立之前，外商来广州贸易，地方政府不能不特别组织一个团体来对付，这个团体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的十三个，因此称为“十三行”。2 Q& s3 u3 y* ]3 p
不过，这些一般性的推测还是需要我们再作进一步的史料说明。首先，“外商”一开始并非指西洋商人，而主要是指南洋即东南亚、南亚的商人，因为早在英国人通过征服印度挤进亚洲贸易圈之前，广东行商就担负着组织一个庞大的亚洲经济—贸易体系的核心作用，其贸易圈的范围，起码延伸到交趾支那（今越南）、泰国、马来半岛、爪哇、菲律宾等地。
' u5 o6 d! K2 m& Acsuchen.de 而按照滨下武志的研究，只是随着英国和英属印度加入行商主导的亚洲经济—贸易圈，直到1760年，原有的广东行商集团才一分为三，因贸易对象的不同而担负起不同的功能：这即是专门对西洋商人进行贸易的“外洋行”，与南洋（东南亚）进行贸易的“本港行”，以及进行福州、潮州贸易的“福潮行”。而所谓13洋行，其实专指“外洋行”，即专门负责对西洋商人的海洋贸易的行商而言。而屈大均词中所谓的“十字门开向二洋”，则清楚地表明了，以早期广东行商为核心的亚洲海洋经济—贸易圈，其实是涵盖着对“西洋”和“南洋”（东南亚）的贸易两个部分，“二洋”指西洋和南洋，并不专指外洋行专属的西洋贸易。/ c! V7 N* f; `' F% N4 n
随着粤海关制度的设立，“十三行”在清朝初期的中国，就担负起替粤海关办理西洋商人在大清的一切报关纳税手续的作用，早在康熙28年（1684年），清政府即在漳州（后改厦门）、广州、宁波、上海四处设海关，分称：闵、粤、浙、江四海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海关” 命名机构的开始。至乾隆22年（1757年），清政府为了抵制洋商向中国内地浙江的渗透，即“洋船北上移市入浙”，宣布限定广州一处为外国商船往来口岸，而其他三关：闵、浙、江海关，则专门负责对外贸易商品的转运。这决定了广州和粤海关在近代经济—贸易史上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P7 N$ c- k0 e/ g4 M+ A3 g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这种外贸口岸的分工，其实是上述广东行商功能分工（一分为三）的进一步发展，它表明：面对着贸易的扩大，清政府有意识地对原有的贸易结构进行更为细致的分工和重新安排，其目标不仅是把内外贸易协调起来，更是力图把陆地贸易与海洋贸易、西洋贸易和南洋贸易协调、平衡起来，并整合进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庞大的经济—贸易体系之中。& L) G! F7 y8 y5 O- ]
1793年，马嘎尔尼来华，并向乾隆提出将舟山群岛送给他作“礼物”的无礼要求，这固然可以看作是对大清这—贸易政策调整的回应，但将这次“中英礼仪之争”视为“下跪、磕头”之争，却是十足的幼稚，而将其理解为乾隆不肯以领土为礼物作交易，而智慧地抬出“礼仪问题”加以拒绝，其实仍嫌不够。因为这里的核心是：乾隆的真实立场，在于明确地维护以中国为核心，涵盖陆地与海洋、西洋与南洋的世界贸易体系，即滨下武志所阐述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一贸易圈”。非常明显的是：在中英贸易日益扩大的1793年，乾隆拒绝的显然不可能是与西洋和英国的贸易，但他确实是要明确、清晰地限定英国在这个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以防止英国四处捣乱明火执仗摧毁和破坏这个贸易体系。尽管乾隆当时或许不会想到，英国未来会反转这个贸易体系，并取代中国成为这个贸易体系的核心。, o) \7 M* Q0 e* O  `; h- M  g
据H.B.Morse所著《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记载，其时，粤海关已有相当完备的海关组织机构，不仅有正副监督，形成了特定的海关监督制度，70余处关口遍及广东沿海，并且还在澳门设有“海关监督行台’”以及“税馆”。清朝粤海关监督制度的特殊性尤其体现在“十三行”的作用上，此特殊性表现在：对清政府来说，“十三行”是官方特许的外贸出口商，同时还负责管理和监督外商活动，而对外商来说，“十三行”不但替他们向粤海关办理一切报关纳税手续，而且“十三行”即是外商在中国的财务担保和“铺保”，它们是外商“跑不了的庙”，这也就难免“十三行”随着时光流逝、中英贸易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具有外商“驻华法人”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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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摧毁：从怀柔远人到炮舰外交  [4 K) e; P4 \" [+ v4 Z* ^1 P"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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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以上重要作用，地方政府乐得省事，索性把接待外夷的差使交给熟悉洋务的“十三行”商人办理，就这样，“广东十三行”一下子成了中外交涉中独特的“中间人”：政治上，行商有封舱停市、约束外人的行政权，又常常兼任政府代表，转达外人的一切请求陈述，所以又有一定的外交权；经济上，行商独占对外贸易，外人不得与中国其他商人直接交易，违者按例处罚。然而，“十三行”所承担的风险也因此变得极其巨大，除了商业和市场风险外，还承担起巨大的政治和外交风险，也就是说，如果外国人出了什么事，政府只管拿“十三行” 要说法（因而才有“甘结” 这样的“禁烟”举措）。当时流行的顺口溜“宁作一只狗，不作行商首”，形象地说明了行商之首的“十三行”的处境。
( \6 l5 o  k1 b% [, R$ y 因此也就产生了一些今天看起来的笑料：外人到达后，必须直接入居行商建造的“友谊宾馆”——“夷馆”，一切行动听从行商约束，不得随意外出游览，直到乾隆末年，行商才允许外人每月二次（初三、十八两日）去隔海的陈家花园和海幢寺“游玩散解”。陈家花园废弃后，又于嘉庆二十一年，行商改令他们游览花地及海幢寺，时间也多了一天（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日），但必须于日落前回馆报到。另外，外人去拜谒行商，开始时只许徒步前往，而行商到“夷馆”，则必须循例乘轿，一旦违反，必依法严办。《道光外交史料》载：道光十年，一个东裕行司事叫谢五的为外商雇轿，坏了规矩．竟然被“革去职衔，照交结外国诓骗财物发边远充军例，从重改发伊犁”。
, ]6 c7 U( N$ d1 K# }; A% @, }2 e 这其实全是由于“十三行”作为商家，经常做赔本的买卖不说，而且身上更担着外交、政治和治安干系，外事无小事，一点也大意不得，因为外商一旦在此地惹是生非，可以抬脚走人，而‘十三厅’作为外商的“铺保”，则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Q# N. Y% Q# k6 s( x
何况“十三行”对于这些外国商人来说极其重要，因为如果出现商品供大于求的情况，“十三行”必定照例会高价收购他的货物，使得他们不至于因货物贬值而蒙受损失。实际上，英国商人一旦发现欧洲市场上的价格出现不利于自己的波动，就会立即将货物卖给“十三行”，而后者为了保护市场和贸易，照例会做这个“冤大头”。公平地说，“十三行”长期保护了英国商人的利益，当然也包括鸦片商人的利益。所以外国商人—直将“公行”视为财神和市场守夜人，好生小心地伺候着。
2 `5 z+ U/ R3 [7 F 然而，尽管“十三行”履行着平衡。管理英国—中国—英属印度之间的三角贸易的角色，从而为英国的“工业革命”提供着资金原料，但是行商这个角色，却还是从根本上威胁着英国霸占世界市场的雄心壮志，这是由行商组织的性质，尤其在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经济—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所决定的。因为以广州“十三行”为核心的贸易体制，其基本功能是组织中国国内对英国和英属印度的出口生产活动，并不具备向中国销售英国棉布的功能，当然，它也从来不是为了向中国销售英国棉布而建立起来的（可悲的是，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所能谈得上的光明正大的产品就是棉布，而这却是中国自己能够生产的），而英国要向中国出口棉布，就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在中国销售棉布的市场体制。) ^1 U. w& [7 n7 h8 \. U
而英国要在中国创造专门倾销英国棉布的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必须粉碎原有的市场体系、贸易结构和市场安排，把中国从世界贸易体系的核上推下来，第一步当然就是摧毁以行商为核心的原有的市场体制。而要做到这一点，却只能动用武力这只“看得见的拳头”来实现。
* f$ r7 l7 M3 i- P( C' \: Bcsuchen.de 可悲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对于“英国文明”这—战略实质缺乏清醒认识。比如当年的“十三行”，虽然承担着外交责任，但是，它对什么是建立在国家争霸基础上的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却几乎一无所知。因为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外交”，从本质上说，充其量不过是指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争霸的一种“礼仪”方式，它的前提已经假定：各民族国家之间处于利益相对立、相争夺的竞争关系中，因此，所谓“外交”无非就是战争、竞争的延续，西方现代意义上的 “外交官”，说白了，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不穿军装的军人或者间谍罢了。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外交的一股形态就是“武化”，即最终要看谁的胳膊根子粗。因此，所谓“炮舰外交”并非外交的变态，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外交的真正基础—“弱国无外交”提示的正是这个基础。
8 y) n+ H" b. I/ P4 ^ 但是，大清行商却把外交理解为“怀柔远人”、“热情好客”、“和气生财”，乃至“买卖不成情义在”。“怀柔远人”作为朝贡体系的世界观，其对待周边的关系是以贸易“文化”，也就是“以文化之”为基础的。
  l" w4 K) B9 [$ R/ d5 q/ V' y4 \ 其实要看“怀柔远人”与民族国家“外交”的区别，我们仅看好客的行商为外商所造“夷馆”之华丽，就可窥斑见豹，沈复《浮生六记•卷四》云：“馆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夷馆也就是附设于“十三行”建筑中，招待外国商人的会馆。如此摆阔，不仅仅有违现代外交准则，其实也透露出大清一厢的瞎热情，有赤诚之道，却无防人之心。而目睹大清上下的华而不实作风，早在17世纪的岭南士大夫，已经有人从跨海而来的“洋气”中觉察到日益逼近的威胁了。例如，屈大均固然写过“银钱堆满十三行” 的名句，但诗人毕竟比商人却有更高的警悟，因为他还发过这样的预言：“洋舶通时多富室，岭门开后少坚城！”往后的事实，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屈氏超前的眼光8 S; N. u+ a- {7 ~* Z0 [* k
随着时光流逝和中英贸易结构的反转，“十三行”越来越具有外商驻华法人的角色。然而“行商”这个角色，还是从根本上威胁着英国霸占世界市场野心的实现。
1 M# e( U$ ?* n% L 1796年和1800年，清政府两次下令禁烟之后，首当其冲的“十三行”停止了鸦片进口。而为了继续维持与英国商人的贸易关系，最大程度地保护英国商人的利益，“十三行”又干了一件让人扼腕叹息的“冤大头”买卖，就是在欧洲市场不畅、价格低迷的情势下，暂且将英国商人的货物（棉布和部分鸦片）买下存放，以待价格恢复后，再以原价还于英商。但是历史证明，这样的好心最后讨得的乃是 “驴肝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除了赔偿鸦片损失外，英国竟然还要求中国“连本带利”偿付英商因市场前景不利寄售在“十三行”的货物款，而《南京条约》中2100万美元的赔款中，有相当部分就是支付这些寄售货物的利息的。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英国所谓的“外交”与大清“好客之风”的之别。4 X0 z1 C. g3 I, b: |' [
如前所述，通过“十三行”出口鸦片的路被堵死之后，英国就立即动员大量中外私商，以非法渠道向中国走私鸦片，且东印度公司的印度雇佣兵和英国海军更为这种走私保驾护航并收取保护费。这就是所谓的“自由贸易”之实质。人在德国社区; F/ j7 b7 T" l* i) b
而英国的这一招，也使得清政府下定了摧毁鸦片贸易的决心，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到任广州。不过，这位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大人，其实也没有洞悉现代民族“外交”和“市场经济”的实质所在，这特别表现在他到任后，竟然还诚恳邀请英国政府以其他商品代替鸦片非法走私，诚恳向英国政府和女王发出了“鸦片走私一日不除，则贸易和商人利益一日受损”的呼吁。其实，无论林则徐还是广州“十三行”，都犯了个根本性的错误，他们完全不了解，在英国的辞典里，现代国家、现代市场从根本上说处在利益冲突、适者生存的竞争状态，竞争者之间从来不是彼此合作的关系，而用霍布士的说法，他们是处在狼一样的互相攻击的状态。8 B; G1 G$ x1 e9 f7 T0 ?
但是，中于对达尔文的“物先天择”这一伟大思想“缺乏了解和体会”，所以当时的林则徐什们不会明白：英国如今所要求的不是贸易、交换和互惠，而恰恰是摧毁亚洲贸易体系。7 O2 X& ~+ ^& ?4 ^- @' u+ H
   “山雨欲来风满楼”。道光二十年（1844年），鸦片战争爆发，清朝战败，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废乾隆以来的广州一口通商，而开五口通商，并规定：“凡有英商赴各口贸易者，无论与何商交易，均听其便。”这标志着：广州作为跨国贸易中心的地位从此不再，以中国为核心的涵盖陆地—海洋，西洋—南洋的贸易体系从此瓦解，逐步沦为以英国和伦敦证券交易所为核心的帝国主义金融贸易体系的附庸，而“十三行”也被以“贸易垄断”的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咸丰六年（1856年），英军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再次进攻广州。“广东十三行”在这场战火中被夷为平地，其命运多舛的一生彻底结束，只剩下一堆废墟。今天广州的“行商路”，在经受了风雨的洗礼后，默默地向后人诉说着曾经的浮华和苍凉……
（《环球视野》刊摘）

[ 本帖最后由搞不懂. 于 2008-7-6 15:08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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