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德国人谈民主

烟和咖啡

最近总是会跟德国人谈论一些中国的事情，他们的一些理所当然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让人不免愤怒。
在网上找到了一片一针见血的文章，与大家分享一下。



   歷史分裂了中國，但也給了中國人一個選擇、比較制度的機會。通過半個多世紀的演變，中國三個區域——大陸、港澳、台灣，形成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體制，簡言之，大陸是精英政治，港澳是自由市場，台灣是民主社會。如果我們不採取排斥法，那麼很容易發現，這三個不同體制的區域各有各的優劣。我們這一代的任務是，合三者之長棄三者之短，使中國同時和持續擁有自由、民主、富強元素，既能貢獻於國際社會，又能嬴得國際社會尊重。
   
   
   
    　　冷戰結束，即意昧著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競賽的終結，但政體是民主或非民主的選擇並沒有完成，反而在過去十多年變得更加複雜和模糊起來。一方面是中國大陸與蘇聯東歐的比較，一方面是中國大陸與美國的比較，還有一方面是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比較。民主或非民主的選擇，並沒有使問題一邊倒：民主就一定好，非民主就一定糟。我們會發現一個弔詭的現象，中國大陸很多問題的根源是“不民主”，另一方面蘇聯東歐、美國、台灣很多問題則是因“民主”而起。
   
   
   
    　　這一種互相矛盾對立的現象，需要我們重新審視民主制度。我們發現，民主化賦予了人民選擇政黨、領袖的權利和機會，卻並不能保障他們的選擇是正确的；民主化也不能保障國家政策的制訂和執行會最優化，甚至不能保障國家不會步入危險境地。因為，民主選擇的過程由於受民眾和領袖素質、信息傳播、經濟形勢、國際環境等多重因素影響，最後的選擇是自主的有時卻接近於賭博。而這一賭有時就是四五年，或近十年，足以使國家喪失很大的機會或步入歧途難返。
   
   
   
    　　例如，美國中期選舉這次出現政治變天，表面上是布什政策的失敗，其實真正變化的是選民而不是布什，問題在於：是上次選擇布什正确還是這次拋棄布什正确？更嚴重的問題是：美國選民的選擇決定了國際政局。選舉之後一系列連鎖反應的後果，需要很多國國民來承擔。
   
   
   
    　　在台灣，民主化率先於中國大陸和港澳，民主框架及其運作機制也不亞於一般民主國家。但很明顯，台灣民主成了民粹的工具，很多選民作了錯誤選擇。選民選擇的陳水扁及其民進黨涉及的還不僅僅是貪污腐敗問題，而是證明沒有基本的政治責任和承擔。問題在於：選民並不容易糾正這個錯誤(一般認為，民主體制往往比非民主體制較易糾錯)。於是，人們眼睜睜看著，台灣任由一個沒有誠信、沒有責任、沒有權威的領導人“領導”，“領導”著台灣繼續分裂、混亂。
   
   
   
    　　民主成為了世界文明主流，但民主不可能是萬能的，民主賦予的是民眾選擇的權利，有不少問題反而由於“民主”而變得更難辦，有些是“民主”必要的代價，有些是“民主”本身的缺陷。美國和台灣等地“民主”出現了許多問題，使不少人產生了對民主的困惑，因為有些“缺陷”是本應當避免的。民主的捍衛者不能迴避這些問題，需要拋棄的是“民主正确”的固見，以積極的態度去改良、提升民主品質。
   
    　　台灣“民主”問題對於中國大陸當然不是一個好消息。對於長期受苦於專政的大陸人而言，台灣曾是中國人民主的明燈。可是，台灣伴随“民主”而來的台獨和混亂，打碎了很多中國人對民主的浪漫期待，甚至成為一些人拒絕民主的振振之詞。
   
   
   
    　　過去幾十年，精英威權政治使中國大陸經濟出現了騰飛，原因之一或正是“不民主”，沒有獨立司法、沒有自主工會、沒有自由媒體、沒有開放選舉、沒有公平正義、沒有社會公德，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自然可以提高經濟效能。但是中國人並不确定：這種騰飛可以持續多久？國家到底走向何方？
   
   
   
   
   
    　　所以，即使民主有很多問題，即使台灣民主的問題折損了本來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動力，也無法改變中國大陸最終的選擇：民主。
   
   
   
    　　沒有什麼階層的人比中共決策者更意識到“不民主”給中國帶來的危險，因為只有他們才真正能全盤瞭解中國的“實況”。江澤民提出“與時俱進”，胡錦濤提出“和諧”，溫家寶提出“以民為本”，曾慶紅提出“黨內民主”，反映了他們的焦慮，也是他們試圖尋求出路的表現。
   
   
   
    　　他們提出這麼多不同的口號，倒不是他們各自有多麼不同的改見，關鍵在於，他們總是找不到可持續保留的關於國家發展的詞語。因為他們一直試圖用“中國特色”這面旗幟，迴避民主的核心價值：人民選擇的權利。因為他們擔心人民一旦有選擇的權利，中共的權力就會遇到威脅。於是，他們永遠在困惑之中，在不安之中，中國的前途也永遠在不确定中。
   
   
   
    　　我們討論台灣“民主之害”和大陸“不民主之害”，說的是：台灣民主是品質問題，大陸民主是有無問題。對於民主先行者，我們希望台灣從民主歧途走回來，使大陸有更多學習之處；對於自由之都，我們相信香港有能力迅速民主化，而且不會像台灣走上民粹主義；對於民主滯後發展者，我們希望大陸走上民主之路，但是，我們必須指出，“中國特色”應是遵守民主核心價值之上，使民主呈現更好的品質，而不是連民主的基本元素都未引入政體，就妄談什麼“中國特色”。
   
   
   
    　　同根而生的兩岸三地過去是不同制度的競爭，不久的未來卻可能因為民主和血脈而溶為一體。而且，有中國自已悠久的歷史作為殷鑑，有美國民主經驗作為殷鑑，中國有機會建構既有民主元素又兼顧到國情、效能的新型政體，自由、民主、富強。這不能只是夢，這是我們必須追求的目標。[/td][/tr]

qiling 2008-03-18 14:58     “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１９６５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１９７１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                 2007年６月下旬，在德国慕尼黑郊外一个风景如画的避暑山庄，知名的马歇尔论坛举行了一场中国问题研讨会，由笔者主讲中国的崛起及其国际影响。演讲后，一个欧洲学者问道：“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可以实现民主化？”笔者反问：“您的民主化概念怎么界定？”他颇有点不耐烦：“这很简单：一人一票、普选、政党轮替。”说完，还补充了一句，“至少这是我们欧洲的价值观。”                 笔者表示完全理解和尊重欧洲价值观，但随即问他：“您有没有想到中国也有自己的价值观，其中之一就是实事求是，英文叫做ｓｅｅｋ　ｔｒｕｔｈ　ｆｒｏｍ　ｆａｃｔｓ（从事实中寻找真理）。”笔者接着说：“我们从事实中寻找了半天，就是没有找到发展中国家通过您所说的这种民主化而实现现代化的例子。我走访了一百多个国家，还没有找到。”这时，一个美国学者大声说：“印度。”笔者问他：“您去过印度吗？”他说：“没有。”笔者回答：“我去过两次，而且从北到南，从东到西都去过。我的感觉是印度比中国要落后至少２０年，甚至３０年。我在孟买和加尔各答两个城市里看到的贫困现象，比我在中国２０年看到的加在一起都要多。”                 又有学者说：“博茨瓦纳？”笔者同样问道：“你去过没有？”他说：“没有”。笔者答道：“我去过，还见过博茨瓦纳总统。那是一个人口才１７０万的小国。博茨瓦纳确实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而且没有出现过大的动乱。这个国家资源非常丰富，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即使有这么好的条件，博茨瓦纳至今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寿命不到４０岁。”                 “那么哥斯达黎加呢？”又有学者问。“你去过这个国家吗？”回答还是“没有”。笔者的回答是：“我２００２年访问了这个国家。那也是一个小国，人口才４００多万。相对于中美洲其他国家，哥斯达黎加政治比较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个国家９０％以上的人口是欧洲人的后裔，各方面起点不低。可惜哥斯达黎加至今仍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国家，而且贫富差距很大，人口中２０％还处于贫困状态，首都圣何塞给人的感觉更像个大村庄，有很多的铁皮屋、贫民窟。”                 之后笔者干脆反问：“让我举出西方民主化模式在发展中国家不成功的例子？举１０个、２０个、还是３０个？还是更多？”我简单谈了一下美国创建的民主国家菲律宾、美国黑人自己在非洲创立的民主国家利比里亚、美国家门口的海地，还有今天的伊拉克。此时，有一些听众开始点头，一些人摇头，但就是没有人起来反驳。笔者便再追问了一个问题：“在座的都来自发达国家，你们能不能给我举出一个例子，不用两个，说明一下哪一个今天的发达国家是在实现现代化之前，或者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之中搞普选的？这里论坛的哪位能举出哪怕一个？”还是没有人回答。我说：“美国黑人的投票权到１９６５年才真正开始；瑞士是到了１９７１年，所有的妇女才获得了投票权，瑞士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普选。如果要推动西方式的民主化，西方自己首先要向别人解释清楚，为什么你们自己真正的民主化过程毫无例外都是渐进的，都是在现代化之后才实现的？这个问题研究透了，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                 我还顺便讲了一个自己的假设：“如果中国今天实行普选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万幸中国没有四分五裂，没有打起内战的话，我们可能会选出一个农民政府，因为农民的人数最多。我不是对农民有歧视，我们往上追溯最多三四代，大家都是农民。我们不会忘记我们自己农民的根，我们不歧视农民，不歧视农村来的人。但是连领导过无数次农民运动的毛泽东主席都说过：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一个农民政府是无法领导一个伟大的现代化事业的，这点你们比我还要清楚。”                 当时因为还有其他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民主化的问题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实际上任何人只要花点时间读上几本西方民主理论的入门书，就会知道西方大部分民主理论大师，从孟德斯鸠到熊彼特，都不赞成为民主而民主，都认为民主只是一种程序、一种制度安排、一种游戏规则，其特点是“有限参与”，而不是“无限参与”。当然也有像卢梭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呼唤人民主权，不停地革命，但法国为此付出了异常沉重的代价，最后实现的也不是卢梭期望的“目的民主”，而是“工具民主”。                 美国宾州大学教授爱德华·曼兹菲尔德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克·史奈德最近出版了一本著作《选举到纷争：为什么正在出现的民主国家走向战争》。书中的基本观点是：走向西方民主模式的这个过程，最容易引起内部冲突或外部战争，因为政客们只要打“民粹”牌就容易得到选票。整个上世纪９０年代里，许多国家举行自由选举后，便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开打，厄瓜多尔和秘鲁开打，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开打，还有布隆迪、卢旺达的大屠杀，导致１００多万人丧生，当然还有南斯拉夫令人痛心的分裂和战争。我去年访问了前南斯拉夫所有国家，光是波斯尼亚战争中死亡的人数，最保守的估计都超过１０万人！成为欧洲二战后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                 再看看中国，走自己的路，在不到３０年的时间里，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规模扩大了１０倍，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虽然仍存在各种问题，有些还相当严重，但中国的崛起，整个世界有目共睹，大多数中国人也对国家前途表示乐观。中国的相对成功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就是可以和西方平起平坐地讲道理，你有理，我听你的；你没理，你听我的。要是都听西方的，中国早就解体了。                 在民主化这个问题上也是这样，西方还是没有摆脱“惟我正统，别人都是异教”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在历史上曾导致了无数次战争，几乎毁灭了西方文明本身，西方本可以从中悟出很多道理。但是西方，特别是美国似乎还没有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如果西方真心想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我和民主也没仇， 不过 好象有民主运动的地方就有美国利益， 所以 美国才是民主的杀手。

Jupiter

又长知识了!

xiaonao

很深刻，也很精辟！好文！！！

links1982

民主就是民主。中国特色的民主类似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其实是什么，大家心中有数。问题的关键是，我国是否需要民主化。专制在现阶段更加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