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倾述死别悲情：那拯救爱妻的日日夜夜

作者：胡子宏

　　继续生活，我一次次这样告诉自己。但在深夜梦醒之际，我的泪水默默地淌落。今天晚上，朋友告诉我，文友信息中心有关于陈辉离开的帖子，我来这里浏览时，泪水依然奔涌着淌满我的脸颊。我知道泪水无法挽救她。

　　忘记你，不再哭泣，不知道要等待多久。

　　今天岳母把陈辉的一些物品带走，她的泪水无声地落下。生活的劳碌会使你们逐渐忘记，但对于我来说，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每一寸都留着她的气息。在她患病的那些日日夜夜我不曾梦到过她，如今她走了，却活生生地出现在我的梦里。难以割舍的爱人啊，我怎么能够割舍下你？

　　从2002年12月2日到2004年的1月4日，一年一个月零2天，我陪伴着小辉走过了最后的人生之路。在旷日持久的挽救中，整个治疗过程花费35万元。我用每小时40元的代价，使小辉极力地延长生命。及至生命的最后我知道已经无力挽回，但是我依然咬紧牙关，每周1万元地挽救她。金钱可以再来，但生命是唯一的。良心是没有理智的，大难来临了，我会牵住你的手。她的生命屡次跌入深谷，又拉回悬崖边。

　　突然患病

　　2002年12月2日，小辉的乳房发现肿块，手术后，确诊是恶性淋巴瘤。12月24日，我们奔赴北京肿瘤医院治疗。最初的化疗效果很好，瘤子很快就下去了。但是淋巴瘤的可怕就在于其反复发作。此后，小辉每两周进行一次化疗。对于恶性淋巴瘤患者而言，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是最好的治疗办法，甚至可以达到医学上的治愈。起初的两次化疗，小辉的治疗效果很好，腹部巨大的肿快和肩部的肿瘤奇迹般地消失了。为了更好的治疗，我们决定实施自身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总耗资将要10万元。

　　造血干细胞移植过程有3步，一是动员骨髓中的造血干细胞活跃起来，然后把正在生长中的造血干细胞提取出来。二是患者进入无菌仓后，向体内输入大量的化疗药物，药量是常规化疗的8倍。在这种化疗下，患者的癌细胞和正常的造血细胞，都会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三是把患者已经提取好的造血干细胞重新输入体内，恢复身体的造血功能。4月初，小辉历经了造血干细胞的动员和采集，过程进行得很顺利。

　　遭遇非典

　　4月下旬按着拟定的步骤，小辉即将入仓，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孰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袭来。妻子就诊的北京肿瘤医院内四科的病房将被腾空，准备接纳非典疑似患者。整个北京血库告急，血源紧张，无法实施造血干细胞移植。妻子的病情较轻，医生动员我们回本地的医院维持治疗，控制住病灶的发展，等非典之后再来。

　　此时，关于非典的传言已经很多，对非典的恐怖席卷了每个角落。我们提着大包小包，戴着厚厚的口罩，回到了家。而家乡正在严格布控，我们这些来自非典疫区的人，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我们很快被隔离起来，我填写了各种的表格，孩子也被学校劝回了家，我们被关在了家里，不允许外出。但是没有谁理会我们的衣食，年迈体胖的岳母只好一次次上下六楼，买菜购粮。我和妻子每一次步出我们的家门，都会遭到四周诧异目光的包围。

　　小辉的化疗周期很快到了，我硬着头皮带着她去医院化疗。街道有人把我们告到了居委会和单位。我咬牙忍住周围各种目光，陪着妻子，一次次地去医院接受化疗。一次，我带着妻子去医院，测量体温时，妻子的体温达到了36度9，护士惊奇地尖叫起来。还有一次，年轻的护士因为急着回家，本应静脉输液的化疗药物搞成了入壶，把妻子折磨得疼痛难忍，泪水纷纷地滴落。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但是我不能代替她的痛苦。找医生交涉，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又注射了止疼针。

　　非典时期，妻子忍受了极大的病痛。她是一个性格内敛的人，什么也不爱说。有时候黎明时分，我睁开眼睛，妻子就在我身边坐着，默默地流泪。我牵住她的手，问怎么了。她说疼，肩膀的肿瘤部位疼。我抚摩她的肩膀，没有发现肿块，但是她一直疼。深夜的时候，怕吵醒我，她在阳台上踱步，我知道她在疼。我多么想替代她的痛苦，或者让她的痛苦减轻一些。但是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一次次盘算着什么时候回北京实施造血干细胞的移植。非典的“恐怖时期”一天天是那么难熬，终于，居委会解除了对我们全家的隔离。但是小辉的疼痛一天甚于一天。在经过了1个多月的煎熬和等待之后，北京的非典疫情有所缓解，我们迫不及待登上了奔赴北京的列车。

　　1500多封求援信

　　在妻子患病之前，我和妻子都是省作协会员，有一些积蓄。但突然间妻子患病，对于一个普通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难以承受的沉重打击！我在机关工作，月工资不足1000元，妻子所在的外贸某公司濒临破产，月收入仅有300元。没有任何的医疗保障和医疗保险，一切都是靠自费治疗。看病、住院、治疗，医疗费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更何况妻子得了这样的大病？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金钱压力。30万元！对于一个工薪阶层的人来说，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这是一笔巨大的数字，这个数字常常让我感到力不从心。病人都熟睡了，病房的走廊里空无一人，十分安静，我站在走廊的尽头，面对窗外阑珊的灯光，一颗颗地抽烟。

　　我开始“疯狂”地写作。我知道，我的稿费就是妻子治疗的唯一源泉。每多发一篇文章，妻子就多一分希望。每天晚上，我都要打开那台二手电脑，拼命地写作，我的打印机也被我从家里背到了北京。后来我租住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地下旅馆。很多时候，我敲击着电脑的键盘，泪水悄悄地盈眶。我害怕妻子会突然离开。房间里弥漫着烟雾，深夜难眠，有很多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构思一篇文章，但是手指依然不由自主地敲击着键盘。夏天来临了，地下室没有窗户，打开门，一股霉湿的潮气扑面而来。房间的被褥、纸张都变得水漉漉的，甚至连打印机的运转也出现故障。但是在很多的夜晚，我依然吸着劣质的香烟，不停地敲打着键盘。仿佛在键盘上流淌的不是文字，而是时间。

　　一位大学的女同学来看望我，替我把打印好的稿件装进信封。不知不觉，我的泪水啪嗒啪嗒地滴落下来，打在信封上。那一刻，我脆弱得像个孩子。我多么希望有个坚强的臂膀，能够使我依靠片刻。但作为男人，除了忍耐和坚强，我别无选择。正像一位病友的父亲告诉我：小伙子，我们都要挺住，记住，灾难也是生活。

　　无法上网，我打印好稿件，邮寄到全国各地的报刊。后来我就去附近网吧，把稿子发出去。很多人去网吧是为了打游戏、上网聊天，我的心境与他们的心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接连向各地报刊的编辑们写了7封求援信，夹进稿件中，求他们照顾我的稿件，为妻子的治疗储备更多的资金。算起来，我在去年9月之前，就再我邮寄稿件的同时，发出了1500多封求援信。

　　我开始四处奔波借钱，有一位叫郭元威的朋友，得知我经济的窘状，几天后他从怀里掏出了5万元，厚厚的一沓撂在桌子上。刹那间，我泪水盈眶。

　　我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大学同学们为我捐了很多钱。林峰、刘燕夫妇，联系大家为我捐款，车汉澍、刘广明等同学向我提供了万元的资助，很多同学来医院看望，给予我物质与精神上巨大的支持，同学们的安慰使我感到了无比的欣慰。

　　所幸的是，各地报刊的编辑开始关注起我们这对夫妻作家，3家报纸刊登了我的求援信，让我觉得在难以预知的灾难面前，我不是孤单的。

　　“分水岭”

　　非典是个“分水岭”，从此妻子开始遭受病痛的巨大折磨。小辉的造血干细胞提取的很好，又接受了两次化疗。但8月，她的腹腔发现肿块，不得不中断化疗。手术后发现，肿块不过是普通的子宫肌瘤，命运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手术期间因无法继续化疗，淋巴瘤飞速发展，在肩部蔓延，开始肿大，发红，发紫，病灶甚至溃烂。妻子先后接受了放疗和生物治疗，但疗效不佳。国庆节期间，医生与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告诉我，小辉的病情很麻烦。我躲在医院走廊的一个角落，泪水绝望地落下来。

　　10月16日，小辉进行了大剂量的化疗，我在北京陪她。化疗以后，病情缓和了一些，但是病灶依然反复。从9月开始，就感受到了病灶的强烈疼痛，开始注射吗啡。11月中旬，医生找我和岳母谈话，研究小辉的治疗。一个方案是维持治疗，等死，另一个方案是冒险进行造血干细胞的移植，但有可能出不了仓。我和岳母选择了干细胞移植。接着，小辉进了无菌仓，接受了3周的造血干细胞移植。小辉在无菌仓里接受干细胞移植前，给我发来一个短信：这样复杂的治疗，花了这么多钱，你一直没有放弃，如果治疗好了，我一定报答你。我的泪水刷刷地落下来。由于在仓内的化疗量是平时化疗量的8倍，小辉的病灶很快下去了。但是肩部的肌肉和脂肪大面积坏死，化脓和溃烂。

　　痛失爱人

　　12月24日，我们在北京整整治疗了1年后，住进邢台人民医院。如果小辉肩部的溃烂能够治好，几个月后再次进行骨髓移植，她依然有希望。但几天换药治疗之后，医生严肃地告诉我，小辉伤口植皮的希望已经没有了，换言之，小辉的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我知道，灾难终于露出它狰狞的面目，但是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小辉在邢台的治疗仅仅维持了10天。1月2日晚上我正给孩子做饭，9点岳母突然打来电话，说小辉开始急促地喘息。我飞奔到病房，妻子已疼痛难忍，脉搏急促，喘息困难。妻子一次次地对我说：子宏，去找医生，救救我！我知道杜冷丁的注射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否则要引起呼吸抑制。但我还是每隔一会儿就去找医生，要求注射杜冷丁。小辉的疼痛加剧着，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人经受病痛的折磨，而无能为力，心刀绞般难受。小辉在急促的喘息中对我说：子宏，这次也许治不好了，但是我非常感谢你。我的泪水奔涌而出。

　　1月3日是儿子的生日，妻子让我给儿子买个生日蛋糕，但孩子要带到医院先让妈妈吃。但此时她已无力品尝，一丝宽慰的微笑露在妻子苍白的脸上。孩子的生日，本该是多么快乐的时刻啊，但是我的爱妻却在病榻上忍受了最后的疼痛。小辉一次次要求注射杜冷丁。她的面孔苍白，没有血色，她的手脚已凉。她的声带有些嘶哑，她握住我的手一次次呼唤：子宏，子宏，去找医生，给我打针。我的泪水不断的涌出。我心里想，死了吧，死了吧，死就死了，有何惧哉。不要在这人间受罪了。

　　1月3日的晚上，小辉一直被病痛折磨着，从晚上9点，到凌晨3点，已经先后打了4针杜冷丁。到了5点，小辉的疼痛继续加剧，没有了杜冷丁，只好注射强痛定。到了6点多，小辉急促地说，给我打针。我疯狂地去找医生，医生说也没有办法。我说求求你，我知道妻子不行了，但这是妻子最后的时刻了，你去看看她，安慰安慰她吧！

　　高小青医生来到小辉的病榻旁，出乎我的意料，小辉强忍着疼痛对医生说：谢谢您，给您添麻烦了。医生很感动，他听诊了小辉的心脏，走到病房外，对我说：想办法找杜冷丁！一定满足小辉最后的愿望。高医生开了红处方，我去急诊交款取药，但药房却没有药！回到病房，我几乎快疯了，我语无伦次地对医生说：医生，医生，没有药！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卢秀芳，她不断地给其他科室打电话，电话不是没有人接，就是没有杜冷丁。卢护士干脆下了楼，挨着病房去找杜冷丁。一分一秒的时间过去了，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上。看着身边的亲人在病痛的折磨中如此痛苦不堪，我绝望到了极点。死了吧，死了就死了吧，这人间如果充盈着痛苦的话，如果这人间没有希望的话，生命还有什么意义？

　　卢护士跑着来了，她的手里举着一针杜冷丁。我的泪水刷地下来，一字一句地对她们说：谢谢你们，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

　　快7点的时候，杜冷丁终于注射进了妻子的身体，妻子病痛轻微了些。小辉说话开始不清楚，我意识到，小辉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岳母流着泪，我握住小辉微弱的小手，对她说：小辉，我在你身边，我永远陪着你。你要坚持住！小辉的嘴唇动了动，我把耳朵贴在她嘴边，她的声音很小很小，已经听不清。

　　岳母退出了病房，让我和妻子单独说几句话。我牵着妻子的手说：我在你身边，我在你身边，我会带好儿子！她在听我说话。小辉的神智逐渐不清，她明亮的眸子里有什么跳跃了一下，忽然不再有光芒。我走出病房，给同事打电话，求他们派车。此时我不再心疼妻子了，她已经昏迷了，所有的痛苦再也感觉不到。

　　亲人们簇拥在小辉的周围，同事们杂沓的脚步纷纷涌进病房的走廊，儿子胡小鹄还在学校，妹妹去接他了，一分一分，我焦躁地等着，我的等待快要崩溃了。11点40分，儿子终于来了，他背着书包跑到他妈妈的病榻旁，这时，她的母亲已经到了弥留状态。他扑在妈妈身上，拉着妈妈的手，喊着：妈妈，妈妈，你看看我！小辉分明听到了，她用力睁了一下眼，儿子哭泣起来……11点48分，小辉停止了呼吸。

　　从此，我失去了可爱的妻子。从此，幼小的儿子不再有妈妈。从此，我们11年的爱情划上了悲伤的句号。

　　妻子回到了老家。我轻轻地抬着妻子，说着：小辉，我们到家了，到家了。昔日里，下班后我们都是一起回家，小小的院落里，妻子轻盈的脚步，响着清脆的笑声，我依稀地看见她系着那条碎花围裙，安静地收拾着碗碟，料理着家务。我经常看见她站在院落里，低声辅导着孩子的作业，善良而知足地笑着，一缕温馨的暖阳就打在她的脸上，一根汗湿的头发沾在她平滑的额头上……而今天此时，妻子却在这里做最后的短暂的停留。

　　同事和朋友的哭声，回荡在院里。而儿子依然懵懂之间，所有的仪式，由我抱着孩子进行。我哭泣着对儿子说：儿子，哭吧，再也没有妈妈了，妈妈再也回不来了。儿子他的小手不停地抹着眼泪。1月7日，老师打电话给我，说要交书费，8日要期末考试。我们重新回到城市的家，家里的陈设依旧，但它在我的眼里，空空荡荡。

　　节日玫瑰

　　也许都是命运使然吧，我觉得自己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在妻子的治疗中，我始终保持着身边有10万元的现金以维持治疗。即使希望渺茫，我依然愿用金钱与死神争夺妻子的时间。问心无愧，悲伤是多余的，我告诉自己，大哭一场，然后继续生活。

　　爱人啊，我拿什么奉献给你？凭我的爱心吧。爱人啊，我拿什么拯救你，凭我的良心吧。谢谢所有曾经关爱我们的人们，小辉有灵，会保佑你们拥有幸福健康平安的生活。让我们珍惜生命，珍惜身边的美好。大哭一场，继续生活。这个灾难的2003终于过去了，2004，我的本命年来临了，如此大的灾难没有把我击垮，这世间，还有灾难能够使我恐惧吗？忘不了，在一年前的风雪中，我和小辉依偎着步出北京西站，共同迎接命运的挑战。忘不了，病榻上的妻子苍白的脸颊。忘不了，医院的楼道里，我的泪水与绝望交织着。忘不了，文友们伸出友谊的手，搀扶我们。忘不了，编辑泽来和国华对我的稿子开绿灯，数家报纸刊载了陈辉患病的消息。忘不了，大学同学和老师无私的关爱和资助。所有的一切，如今都在我的乱糟糟的脑海里，等待着我以一颗感恩的心情去梳理。我对妻子一直抱以深深的感激。1993年3月，我们原本定好了婚期，但是我在婚礼前几天，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竟被医生告知，我患了乙型肝炎。未来得及结婚登记，妻子毅然跟我在农村老家举行了结婚仪式。回到城市我就住进了医院。在我患病的3年间，妻子为我凑集了治疗的资金，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我，使我由一个体弱的病人逐渐恢复了健康。妻子一直是一个温情和体贴的人。如今妻子遭遇了如此的大难，我怎忍心放弃？将心比心，我觉得，竭尽全力地救治妻子，我凭的就是一颗良心。生命的希望绝对不可以放弃，良心是没有理智的，一息尚存，就要治疗下去。记忆中，爱情的岁月曾经那样的美好。我们并不是刻意追求浪漫的人。记得1996年的情人节，我下班途中，路过一家礼品店，就买了几朵五彩斑斓的塑料花，回到家赠给妻子，妻子高兴地插在蜗居的角落里，那些花保留了很久。

　　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的时候，2月14日情人节，我看到许多年轻女孩的手里拿着玫瑰。在航天桥附近的地下通道里，我买了一大束玫瑰，送到妻子的手里。妻子高兴地接过来，苍白的脸上露出一抹红晕，她轻快地把花插到病房窗台上的水瓶里，整个病房顿时生机盎然起来。妻子那一刻欣喜的表情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是对节日、纪念日不很在意的人。但妻子一年的住院生涯中，我们历经了情人节，结婚纪念日，我们的生日，孩子的生日等等。节日来临时，她只是告诉我，生日到了，买点好吃的吧。在她去世的前2天，1月2日，妻子对我说：明天就是儿子的生日了，给孩子买个生日蛋糕吧。我带回一个大蛋糕，妻子见了，笑着祝贺孩子的生日，但是很快转化为痛苦的表情。

　　很多节日，我们都是平淡地过，我们以自己的方式浪漫。在鲜花之外，一个会意的眼神，一次温馨的微笑，一次深情的依偎，就是我们纪念的方式。人生不可能重来，拥有我们的情爱，拥有许多相濡以沫的日子，就是我们的幸福。

　　今天，我将一大束鲜红的玫瑰放在陈辉的相片前，她依然像以前那样，望着我恬淡地笑着，眼眸里是一种沉静、柔和的光芒。亲爱的，情人节快乐！不知道是我说的话，还是这一捧红玫瑰，把她的脸颊映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