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压根就不是民族英雄

个人认为要评定一个人是不是民族英雄,是有其标准的,不是以你和我的好恶而定,而是以整个民族的。

前几日,看了一篇帖,所以才发此帖,阐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为何蒋介石不能算民族英雄?本人认为原因有如下几点:

1。蒋介石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看一下他的执政情况,不难得知,同时不要忘记四大家族,蒋氏也有份。想请问历史上可有置人民于水火之中,狂征暴敛的民族英雄?

2。在正面战场采取回避政策,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令老百姓唾之不及,说老蒋是民族英雄不知该从何谈起?

3。二战日本的最终投降似乎与老蒋无太大关联,没有苏联的对日宣战和老美的原子弹,信奉攘外必先安内的老蒋似乎只能自求多福了!

综上所述,老蒋压根就不是民族英雄,至少不是中华民族的。个人认为老蒋的案不能翻!

[ Last edited by 揭起反日的旗 on 2005-9-4 at 09:19 ]
你看那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京剧《挑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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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at 2005-9-4 10:41:
战时统帅好不好
你看到过历史上那个国家把一个战时统帅定义为民族英雄了吗?
没有吧!统帅就是统帅,英雄就是英雄两个完全不同得概念。
统帅是整个国家命运走向得决策者,英雄只是去执行决策的牺牲者。
统帅是 ...

统治者与民族英雄并不冲突,难道只有去执行决策的牺牲者才是英雄?
统治者难道就不能成为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个人认为阁下的理解有些偏执。
你看那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京剧《挑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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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胡昨天的讲话对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还是肯定了的!而且还是蛮高调的,肯定国民党军队是正面抗战战场的主体,也提到了国民党抗战将领。

[ Last edited by 通往朝圣的路 on 2005-9-4 at 11:05 ]
记那人同坐, 纤手剥莲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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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米老大 at 2005-9-4 10:00:


前两点认同,第三点不同意。

如果没有老蒋的正规军把日军拖在中国境内,使其陷入三线作战,
美苏将遭受来自日军的更大压力。

设想若中国速败,日军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稳固补给,
无论是抄苏联的老窝还是 ...

1。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对二战反法西斯的贡献是任何人都无法抹灭的,但其中有多少贡献该归功于老蒋就很难说。
2。二战的胜利是正义的胜利,功击象苏联和中国这样的大国最终的失败是肯定的,但最终胜利的领导者会是老蒋吗?这恐怕要画一个硕大的文号。
3。没有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和“回避”政策,中国的军民死亡数该会减少不少吧?换句话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老百姓遭受生灵涂炭了。
4。不是老蒋主动将日军拖在中国境内,而是日军战略失误,被迫陷入三线作战。
5。另外,假如老毛有老蒋一半的兵,恐怕小日本早就抱头鼠窜了。:D
你看那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京剧《挑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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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起于市井之间,用是乱世哲学,今天防你,明天防他,手下各部门也差不多,其实也没办法,你不搞人,就要被人搞掉。整个官僚系统却是旧式的,没有效率,守成还行, 乱世如何立于不败之地。
老蒋,个人怎么样,其实不重要,历史书写的主要不是个人。
我想起是他心里也是蛮苦的。:o
记那人同坐, 纤手剥莲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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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是有功劳的.....

但民族英雄他在抗战时期可算不上,
多少以身殉国的英雄都是他不补给不支援造成的,
三天首都保卫站就失败,是一个大国国民永远的痛,
手下的国民革命军积极投奔南京伪政府.



他老是抗战的民族英雄吗?????tu.g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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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嘛,一个民族中认为它是英雄的人占大多数,他就是民族英雄了
Don't zhuangbi, zhuangbility leads to being leip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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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iginally posted by 阿木 at 2005-9-4 11:11:
第一点,中国当时国家情况如何?国际环境如何?
     至少当时借鉴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没什么错误,统一清朝后没落中国,军阀割据的中国没错误。

第二点,蒋抗日在77事变之前就早开始准备,长期抗日筹备委员会 ...

读书或有不准,自传也未必准,毕竟乃个人之言,而老蒋既是中华民族的一员,
是不是我们民族的英雄,自是在于民心。民心不向何谈民族英雄?
你看那面黑洞洞,定是那贼巢穴,待俺赶上前去,杀他个干干净净......--京剧《挑滑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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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有很多人认为蒋是英雄吗?
他的老搭档李宗仁就不这么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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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ZT)老李的作品!!

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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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


(一)

  民国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下午,各报忽然发出号外,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顿时鼎沸,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人民的喜悦,史无前例。汉中城乡此时也欢声震天,爆竹震耳欲聋。全城军民举行联合大游行,各机关、团体纷纷派代表前来行营道贺。各人心目中无不充满胜利还乡、前程似锦的美梦。但是我本人此时反觉落落寡欢,颇使踵门道贺的人感觉诧异。
  其实此种心情一般人亦不难体会。因为象我这样身负国家重任,前后统兵逾百万人的高级将领,在胜利的爆竹声中,回顾前瞻,难免百感猬集。古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抗战八年,全国死难军民何止数千万,即在五战区内,牺牲亦不下数百万人。我们试一念及因抗战而招致家破人亡的同胞,以及为国族生存而在战场上慷慨捐躯的袍泽,他们所遗留的寡妇孤儿,如今皆嗷嗷待哺。与念及此,能不凄恻。
  况且,抗战虽告胜利,前途荆棘正多,而中央当国者又私心自用,宵小横行。眼见内政、外交危机接踵而至,我人身当其冲,又将何以自处。凡斯种种思想皆与胜利一时俱来,构成极复杂的心境。
  然今日回思,当时心情的悒郁,实非一时神经过敏,嗣后国事的发展,均在当时逆料之中。固知天下事的形成,皆非偶然。日人处心积虑要侵略中国,经营数十年,卒至一败涂地,蒙千年来未有的奇耻大辱,实罪有应得,自贻伊戚。
  至于我国革命数十年,最后竟招致强邻入侵。抗战八年,幸获胜利,然不数年,大陆鼎沸,政权易手。此种事势的形成,初非一朝一夕的错误有以致之,实在也是积弊太久,病入膏肓的必然现象。所以本章拟对八年抗战中敌我的得失,作一公平的检讨。
  今先从敌人说起:
  日本侵华战争的基本错误便是“企图征服中国”,本身便是一个不可补救的错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侵华一直是它的基本国策。此种国策的奠定,可能有两种因素:(一)是受西方帝国主义的影响。日本目击西方列强由于侵略弱小民族而致富强,所以它要踵起效尤。(二)是日本对中国的错觉。
  日本人一向把中国看成一个无可救药的古老国家,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是重文轻武,是教育落后,统治者用愚民政策,以愚黔首,以致长期贫弱,不可与西化了的日本抗衡;再者,中国被国内的少数民族征服已不止一次,往者有蒙古,近者有满洲。满、蒙二族尚且统治中国,况日本乎?!殊不知日本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时至二十世纪中叶,全球所有被压迫民族独立图存的风气已如火如荼。西方帝国主义且已日益式微,继起的日本焉能后来居上?所以日本开明之士说,日本侵略中国,无异吞下一颗定时炸弹。再者,日本认为中国是古老文化,不堪一击,殊不知日本的文化正是从中国传去的,最近才受西风东渐的影响而从事维新。中国也正以同样方式接受西方文化,民族意识逐日提高。不过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改革起来没有日本那样迅速有效罢了。恶可视为无反抗能力,而必定被人征服?
  日本既以侵华为国策,田中义一并认为征服中国为征服世界的阶梯。但是日本究系岛国,民族眼光短视,胸襟狭隘,政治、军事领袖皆有志大才疏之弊,徒有成吉思汗的野心,而无成吉思汗的才能和魄力。因而他们侵华的方式,是蚕食而不是鲸吞。既已作了侵略者,又没勇气承认对华战事为“侵略”,却硬说是“事变”,而且这些“事变”的制造,又是毫无计划的盲目行动。例如沈阳“事变”是土肥原、板垣等少数中下级军官搞起来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事前竟不知其事。事后关东军司令部和日本政府只有追随少壮派军人之后,为其越轨行为作辩护。此实非文明国家应有的现象,然日人行之,不以为怪。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
  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元、清两代入关,系由北方南下,以居高临下之势,自可事半而功倍。日本恃有海军的支援,违背传统战略有利条件,改由海道溯江西上作仰攻。兵力又不敷分配,其失败固可预卜。
  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以上便是注定日本必败的两项重要因素。
  至于日本军队的长处,那也确是说不尽的。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乏出色战略家,但是在基本原则上,绝少发生重大错误。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这些都是日本军人的长处。不过如果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出发点已错,则小瑜不足以掩大瑕。何况“兵凶战危”,古有明训,不得已始一用之。日本凭了一点武士道精神,动辄以穷兵黩武相向,终于玩火自焚,岂不是理所当然吗?


(二)

  我方部队亦有若干优点足以一述。第一,我们是以哀兵作战,为着保家卫国,与入侵强寇火拼。所以抗战初期,士气的悲壮实亘古所未有。语云“一个拼命,万人难当”,何况我们全国奋起,和敌人拼命?再者,在本土之内与深入的外族作战,实具备天时、地利、人和各种条件。同仇敌忾,到处得到人民帮助,随处可以补给,敌人的情形,适得其反。故我军装备虽差,但是在交通不便的乡村,反可利用游击战来困扰敌人,不象敌人的机械化配备,一离开交通线便运用不灵。我军还有一最大优点便是吃苦耐劳,在任何恶劣条件下,都可继续作战。
  但是我方除上述少数优点之外,其缺点亦复不少。例如官兵未受严格训练,军纪废弛,战斗力薄弱。因军队伤亡奇重,中央兵役司到处派员抓兵,阖闾骚然。新兵未经训练,即仓卒开赴前线应战,无异驱羊以喂虎口。粮饷待遇既微,致士兵恒苦营养不良,骨瘦如柴。医生、药品均极缺乏,受伤患病官兵境遇之惨,有不忍言者。所以中日战前,日人视中国军队如无物,亦不为无因。
  至于中央政府政治、军事措施的乖谬,更是数之不荆若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则吾人首先便要自中央政府说起。
  老实说,抗战前乃至抗战期中,我们的中央政府实在没有具备任何足以与外族作战的条件。
  自北伐完成后,中央政府中,事实上是蒋先生一人当国。
  由于他蓄意排除异己,造成由他一人控制的党政军系统,因此引致内战频仍,兵连祸结。中央当局为政既不以德,则中国真正统一便永远不能完成,为应付这一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蒋先生在中央各部门,及其权力能到达的省份中,全是因人设事。不是用人唯材,励精图治,而是以政府名器作酬庸,来拉拢亲蒋人士。因而在中央能彻底控制的省份中,其行政效率与各项建设,反不若中央政令不能贯彻的各剩桂、粤、晋、川、滇等省曾与中央有过对立或隔阂,姑且不论,即以与中央比较接近的鲁、湘二省为例,亦可见一斑。
  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系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行伍出身,仅略识之无,政治观念的落后更不必言。所以韩氏为一省之长,可说是条件不够。再看湖南省主席何键,原为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为人圆滑,而不能任事,只因湘省介于粤、桂、黔之间,可作缓冲,故得久任主席。此人思想既旧,对政治尤属外行。然韩、何二人皆非中央系统中人,对中央仅作有限度的服从,平时与反抗中央的西南各省,信使往返甚密,凡国内有纷争,他二人的态度均甚模棱。因而中央对湘、鲁两省的省政甚少干涉,以致韩、何二人在抗战前一直做了八年的省主席。韩、何虽非理想的行政人才,但是因省政安定,人事无甚更动,党政军之间颇少磨擦,因而湘、鲁两省的治安亦差强人意,共产党无法生根。省内政治、经济设施,八年以降多有可观。因中国积弱太久,当政者不论贤与不肖,只要给以机会,他们总会为国家、人民作点建设事业。所谓“积跬步可以致千里”,只要有意前进,速度虽慢,犹胜于一曝十寒。
  反看对中央政令贯彻最力的豫、鄂、皖、赣等省便不然了。湖北自民国十八年到抗战开始,七年之间竟五易主席(计有夏斗寅、何成#F、杨永泰、张群、黄绍竑)。湖北可说是我国各省中先天条件最好的之一,交通辐辏,物产丰饶。这五位省主席中,除夏斗寅外,都可说是当时政坛上第一流的人物,为蒋先生所倚重。但是七年之内,湖北省内可说是贪污成风,建设毫无,军队云集,而红军仍肆意流窜,成为国内最糟省份之一。抗战以前,鄂东、鄂北是武汉两道门户,甚至连一条公路都没有,其他建设也就可想而知了。
  至于治安,则更不必说了。鄂东的豫、鄂、皖边区早成为共产党张国焘和徐向前的天下,鄂西则为贺龙、萧克所盘据。滋长茁大,卒成心腹大患,而中央与鄂省当局均束手无策,莫可奈何。
  鄂省地方行政的糟乱与贪污的盛行,战前实鲜有其匹。但是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省政的不安定。我国政治迄未走上法治的正轨,因而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局面。省政首长一更动,则厅、处长、行政专员、县长全盘更动,甚至事务人员也都彻头彻尾换掉。故一省首长如频频调换,则全省上下公务人员,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心。一有机会,便大捞一笔,愈速愈妙,以免错过。从政人员志在贪污,则省政便不可复问了。
  湖北如此,安徽、江西、河南等省亦莫不如此。抗战前七年之内,安徽六易省主席,政治情况之糟亦与湖北相埒。蒋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最大的原因是他不把国事当事做,而把政府职位作酬庸,以市私恩。这样,国家政治岂有不糟之理呢?此外,如张群、何成浚等人,都是蒋先生朝夕咨询的智囊,他们虽当了省主席,却经常不在省府办公,“主席”只是挂名而已。省政由人代拆代行,为代理人的,当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所以蒋先生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事实上是“包而不办制”。如果他肯放手让地方当局去从事兴革,国家反而容易搞好了。
  再者,蒋先生对地方政府的驾驭,一向是采用“分化统治”的方式。故意使一省内的党、政、军互相对立,不时倾轧,以免一省首长的权力太大,不易控制。所以湖北七年内的五个省主席中,虽然有四个是职业军人,但是他们对驻军却无丝毫监督和调动之权。加以中央的剿共政策原来是借共军力量来消灭“杂牌军”。所谓“中央军”的主要任务为监视“杂牌军”,是对付自己人的,不是防御敌人的。因而一旦与共军作战,各军皆避实就虚,保存实力。共产党就乘机茁壮了。
  我们试一翻阅地图,便知共产党当年的根据地多在赣、鄂、豫、皖四省,而该四省正是中央权力彻底到达之区。号称共产党老家的湘、粤两省,中共反无法立足,甚至在省当局统治能力最薄弱的山东、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中共也无法渗透。孰为为之,孰令致之。我们稍一思考,便不难获得答案。
  加以蒋先生为巩固其独裁政权,竟不择手段豢养特务,鱼肉人民。知识分子偶有批评蒋先生的,辄遭迫害。其属下文武官员也每因私怨而被借端枪毙,或因受疑忌而惨遭毒手。其他暴政,罄竹难书。例如暗杀学者杨杏佛,申报主笔史量才,湖北省主席杨永泰,前直鲁督办张宗昌,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前抗日救国军军长吉鸿昌,外交界元老唐绍仪,“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西南联大教授闻一多及前陆军大学副校长杨杰。捕杀第三党领袖邓演达,第十三军军长赖世璜,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又如用绑匪手段劫持民社党领袖张君劢,拘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及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爱国“七君子”,及重庆大学教授马寅初等。至于被屠杀的农工群众与青年学生,尤不知凡几。更勾结江浙买办阶级,滥发公债以营利,操纵金融以自肥。结纳邦会和各种黑社会头目,公然贩卖烟土,制造毒品,贻害中外。因之,金融市场悉为官僚资本所垄断,皇亲国戚,权倾中外。上行下效,贪污之风弥漫全国。
  中央政府既然如此,则我们对外抗战时政治上的艰难也就可想象了。


(三)

  我国军事上的糟乱也不在政治之下。抗战开始时,全国军队不下数百万人,但是五花八门,杂乱不堪。就历史系统来说,有所谓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就训练方面来说,各军训练方法极不一致。就装备来说,中国军队可说是全世界各种武器的陈列所,德、日、俄、意、英、美、法、捷克等一应俱全,国内的汉阳、金陵、巩县、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也各不同,故军队的配备,因军而异。就地域来说,有北方军人,有南方军人,其生活习惯和作战的适应性也各各不同。就征募方式来说,广西是征兵,中央及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的。就思想来说,三民主义之外,还有一支信仰马列主义的第八路军。这些军队的性能可说完全不同,战斗力的强弱也极悬殊。
  不过在抗战初期,由于民族意识浓厚,和对敌人的极端憎恨,所以数百万人敌忾同仇之心却完全是一致的。大家一致服从中央,全力抗战。中央当局此时如能去其一贯的褊狭心理,大公无私,一视同仁,视各部队的作战能力善予运用,则经过八年的抗战,这数百万人确可熔于一炉,变成一德一心的国家军队,无奈中央当局始终不能开诚相见,无法达成理想。
  第一件令人不服的事,便是硬把全国军队分成“中央系”和所谓“杂牌”。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前章已说过,如中央的对付庞炳勋,当各军都在扩充之时,庞军独奉命裁去一团。又如川军开到徐州,我竭力请求补充,中央破例补充了每军步枪二百五十支。这真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因而在大敌当前之时,并肩作战的友军,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粮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同样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
  由这种歧视所产生的恶果,则更是历数不荆就以“中央军”而言,上上下下都是具有“通天”本领的“天子门生”。大家唯领袖之命是从,将帅不和,上下倾轧,作战能力自然无法提高。但是犯起法来,大家都是黄埔同学,又官官相卫,蒙蔽最高当局。兹举一实例:民国三十年,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黄埔四期毕业),其团部驻老河口南三十里的仙人渡,曾将病兵三十余人衣服剥光活埋致死。何的同事见此事太残酷,乃据情报告长官部。我便派军法官及有关人员前往查办,并掘坟检视,情形确实,惨不忍睹。因将何中明扣留,交军法处审讯属实,判处死刑。本拟就地枪决,以申国法。不意中央当局闻讯,电令押解重庆军法总监部,旋即释放。因军法总监部内高级人员多系黄埔毕业生,狼狈为奸,尽管何中明罪无可逭,也可逍遥法外。
  可是蒋先生却最喜欢人家恭维黄埔毕业生是如何如何地好,杂牌部队是如何如何地不好。而他的左右又都是善于阿谀的人,于是蒋先生朝夕所听到的批评,和看到的特务密告,都正如他所想象的。因而成见愈深,欲消灭杂牌部队之心也愈切。
  此种情形发展到抗战末期尤糟不可言。有些“杂牌”部队因久无补充,部队长官不得已向蒋委员长面诉衷曲,委员长表面上故作矜恤,温语有加,亲下手令,嘱兵站补充;然后视部队的系统,亲自电话或令侍从室主任吩咐,照手令上的数目拨给,或者打个折扣。若无电话预先交代,军政部的兵站就以库存已尽来搪塞。于是,有些部队长官探知个中内幕情形,为保存部队实力,免被淘汰失业计,乃勾结侍从室和兵站官员,实行贿赂,则武器弹药又可源源而来。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向上级机关官员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当我在老河口的最后两年,有一新编师奉调受五战区节制。师长王认曲为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深通此道。那时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得了委员长亲批手令,仍得不到补充,而王师长后来才得到手令,却领到了。王鸿韶参谋长便问王师长理由何在。王微笑告王鸿韶说:“其中有窍门!”王鸿韶追问其“窍门”何在。王说,他奉批得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
  后来,傅作义也告诉我一件故事。某次傅奉委员长亲批弹械一批,可是傅在西安的办事处主任却无法领到。西安仓库主任老实不客气地告诉傅的办事处主任说,要领武器,一定要出钱。该办事处主任便发电向傅请示。傅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请该仓库主任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的办事处写了一张收据。傅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委员长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却又当了另一仓库的主任。这种贿赂公行的局面,便是我们抗战末期军事行政的特色!
  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呢,在这种无法无天的局面之下,也就竭力自救。他们都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归并其他部队,空出的番号,便可以“嫡系”补充了。
  所谓杂牌部队,其中是分等级的。例如我们广西部队,虽然自北伐以来,我们实在是国民革命军的正统,但是在蒋先生的心目中,我们也是“杂牌”。不过由于抗战初期五战区的辉煌战果,使中央不得不另眼相看。再者,我国谚语说“朝中有人好做官”,我们在朝中有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嗣兼军训部部长,在外有我本人任战区司令长官。所以广西部队总算是承蒙中央优礼有加了。
  至于其他部队,如福建绥靖主任陈仪的部队,虽然也是“杂牌”,但是陈仪毕竟是浙江人,蒋先生的同乡,所以也多少受到些优待。最惨的,要算是那毫无背景的孤魂野鬼,例如庞炳勋、高树勋、孙殿英一干人了,其次则为冯玉祥统驭过的西北军、张学良统驭过的东北军、陈济棠统驭过的粤军、唐生智统驭过的湘军,以及川、滇、黔、陕、甘等省的军队。
  中央是蓄意要消灭他们的。粮饷既缺,中央还派了大批黄埔生去作他们的高级参谋和副军长。这些人事实上都是蒋先生的耳目,对部队的一言一行,有时甚至无中生有,都报告到蒋先生那里去。平时在部队中作威作福,目无余子。
  须知我国将领都是除掉带兵打仗之外,一无所长的职业军人,军队便是他们的家。我国既没有良好的退休制度,他们一旦脱离部队便无法生存。中央既用种种方法去消灭他们,他们也就用种种方法自救图存。平时在前线,一怕敌人攻击,二怕被共产党吃掉,最怕的还是被友军的中央军缴械。在这种情况之下,图存之不暇,哪里有心思去抗战呢?狡猾一点的,便用重金到中央去拉关系。例如徐源泉便一意投靠何成浚,再利用何成浚去疏通侍从室。侍从室路线打通了,以后凡有不利于徐源泉的报告都一概被扣压下来,留中不报。徐军因此便可得到补充,然后利用此补充款项的一部去作活动经费,因而形成了一个贪污和行贿的大循环。
  关于我国政治、军事上的各项缺点,我在南京、武汉、重庆曾不断地向蒋先生坦白进言,请求改正。我说:“这些事,别人不敢对你说,只有我敢向你说,希望你采纳。”无奈我言之谆谆,他听之藐藐,哼了几声便算了。这也可说我们的国运是活该走下坡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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