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来的风云变幻：透视“广场四君子”的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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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罗马军团



岁月匆匆，转眼又快到了六四事件15周年纪念日。

15年前的那场运动波澜迭起，15年来的风云变幻一言难尽，我这里只选其中一个小小的话题──"广场四君子"的今昔。

在1989年那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街头运动中，所谓的"四君子绝食"是运动后期的一个规模不大、意义不小的波澜。

说"规模不大"，是与之前的大规模学生绝食活动相比。

自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门广场开始的这次绝食活动的参与者只有四人：北京师范大学教师刘晓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团公司综合计划部部长周舵以及来自台湾的著名词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

说"意义不小"，是与此前越来越升级的运动诉求相比。

据"四君子"自己的说法，他们绝食的初衷不是为了"火上浇油"，而是为了"火上泼水"。

我辗转找到了"四君子"之一刘晓波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讲话录音。以下是其中一段录音的文字记录：

"我觉得这次大学生运动的一个重大失误就在于，它只强调和政府之间的对抗关系，而忽略了、甚至淡漠了自身的民主建设，建设这个组织根本就不民主的话，我们假定一个最好的前提：学管代替了军管，这恰恰不是这次民主运动的胜利，恰恰是它的最大失败、最大可悲之处。"

15年后的今天，能够采访到所有这四个人可真不容易。四人如今分居三地：刘晓波、周舵仍然留在北京，前些日子，我能够通过电话找到他们，能够电话不被掐断，实属万幸，随着"六四"的临近，如今我再打电话，已经是"千呼万呼无人应"了；高新流亡美国，我的一个同事专程前去采访他；侯德建六四出狱后返回台湾，心情很灰，曾潜心研习《易经》和算卦，据说他基本上不接受传媒有关六四话题的采访，我的另外一位同事在采访台湾总统大选时找到他，也被他婉言谢绝。

我怀着绝望中的侥幸心态，又试着拨了一次侯德建的手机号码。出乎我的意料，这一次，当侯德建听到当年绝食的其他三位战友都已谈及此事、又听到我说的"四者缺一"之遗憾时，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样吧，过20分钟后，你再往我家里打个电话。"

谈到当时的"绝食宣言"，如今已经改行从事电影制作工作的侯德建说："整篇绝食宣言是晓波起草的，我只加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来绝食，不是寻找死亡，而是追求更真实的生命。我想，这是我们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学、甚至有些要绝水的同学的话，因为那样做是对自己的身体非常不好、会有很糟糕的后遗症的。"

六四后流亡美国的高新在谈到当年的"绝食宣言"时则说："这个绝食宣言的中心意思，其实就是反对以暴易暴，因为当时广场上弥漫着一种情绪，一种悲情意识。"

然而，高新也承认，虽然他们绝食的初衷是呼唤理性，但最终造成的实际效果却适得其反："广场内的大学生几乎没有人听你的绝食宣言念的是什么，他们只想着又一轮高潮来了，他们只想着，又有知识分子出来绝食了，我们的革命行动可以一波一波、再接再厉了，而且，确实也有人在筹划所谓的接力绝食。就是说，谁进去以后，谁都会处在一种非理性状态，这个非理性状态是谁给打醒的，是军队给打醒的。"

高新所说的"军队打醒"，就是举世震惊的六四惨案。在军队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清场"过程中，"四君子"曾经与军队谈判，试图保证当时留在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能够安全、和平地撤离广场。

至于当时的谈判过程以及天安门广场有没有死人，有诸多的说法和争论，这个留待史家来考证，我则着重谈谈此后15年来"四君子"的变化。

六四以后的15年中，除了在政治领域中中共仍然大权独揽之外，中国在其它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四君子"的个人生活遭遇和思想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

谈到四人的分化，周舵如今说："高新在美国，侯德建在台湾，根本就联系很不方便；刘晓波有三年是关在监狱中，所以，我们之间的沟通也不够。总的来说，我觉得，高新走的是一条学者的道路，他现在已经成为研究中共高层人事问题 的专家了，他并不是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侯德建是完全地淡出政治了，他是在搞易经这类的东西了；晓波则完完全全地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对政府持一种完完全全的批评态度；我呢，基本上是以一个研究自由民主理论的研究者的身份来介入政治。所以，我们四个人当然是有差别的了。"

比起人生际遇的分化，"四君子"在思想上的分化可能更具有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是六四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思想分化的一个小小的缩影。

例如，在对"八九"那场运动的评价上，四个人就有明显的不同。

高新认为："整个八九，你不得不承认，那是一场最后失去控制的群众运动、街头运动。"

周舵则把"八九运动"的影响分为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我是觉得，六四很明显地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倒退，我主要指的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倒退。十三大以后，本来已经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准备出台，六四以后，不但全部停顿，而且有非常大的倒退；但是从长期看呢，这个效果就不肯定，主要要看我们从六四当中怎样吸取经验教训。"

刘晓波却不同意所谓"八九运动"是一场激进主义运动的说法："六四后，国内很多知识分子把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跟六四套，其实，那完全是两回事。六四再激进，它采取的方法、手段、以至于口号都是和平的，所谓激进，只是学生在策略上就怎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这个方面的分歧，实际上在道义上来说，学生没有什么激进不激进的，而且，我觉得，六四时民间情绪的升级都是在政府错误决策的引导下出现的。"

侯德健则在15年后这样反思："我期盼的东西，第一是和平的，第二是理性的。其实，我蛮害怕街头的群众运动，有人说，群众聚在一起，他们只有13岁，13岁的意思就是说，它很难体现理性的这一面，多半会流于情绪化，如果中国的民主与法治不用流血、而且不用街头运动就可以达到的话，那是我的第一志愿，尽管会稍微慢一些，我都愿意让它稍微慢一些。"

另外，在何时、以及如何推动中国民主变革这个问题上，他们的看法更是大相径庭。

高新认为，在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推进民主有很大的危险："中国大陆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在共产党统治下，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它已经失去了一个正常的社会氛围和人文环境，在这样的前提下，你突然要搞起一个民主运动来，就好像把一个在冻箱里冻了很长时间的一个玻璃杯子拿出来，突然放在开水里一样。我觉着，（我们应该权衡）冒着激进民主导致社会失控的风险，和在渐进民主的过程中，中国老百姓和中国知识分子还要在非民主或半民主的环境下再忍受相当一段时间，这两害哪个更轻？我觉着，先保证中国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保证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建设能够按部就班地继续向前稳步前进的前提下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应该是首选。"

刘晓波却表示，中国应该现在就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说，中国现在进行民主改革有以下几个有利条件："第一，中国经济现在还在高增长中，它有这种经济上的发展来支撑政治上的转型；第二，中国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以前相比大不一样了，对它在政治上的改革会有非常强大的国际性的支持；第三，大陆民间的权利意识已经觉醒了，这对改革是非常有利的。"

周舵则认为，他对中国民主之路的看法介乎于民主缓行论和民主速行论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老毛病就是，总是搞黑白截然二分、二元对立，要么就是不能搞民主，要么就是赶快搞，越快越彻底越好，真理恰恰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所以，我主张一种渐进民主的模式。"

谈到当初的战友如今出现思想分化的原因，刘晓波说："我觉得，这种变化是一种非常自然化的东西，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当时因为大家都投身于那么一场运动中，会有短时间的一致，实际上人的背景不同，对一个社会的长期观察和观点也就会不一样。看高新写的东西，他现在似乎更倾向于把希望寄托在官方的变化上；侯德健呢，我和他只是偶尔地通几次电话，但我知道，侯德健说，六四还是他心中永久的一个痛；周舵呢，他的变化就是，他前些年做了一段时间生意，这些年他在家中潜心读书，我大致是赞同他对海外民运的某些批评的。"

15年的时间当然不算短，当年共同绝食的战友在人生道路和思想观点方面出现分化，毫不奇怪，但他们仍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终极价值目标仍然是民主，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策略。

大概，这一共同的价值观是如今分居三地的"四君子"在漫长的15年中仍然能够维系他们之间的友谊的基石吧；大概，这也是他们在15年后听到这首当年广场上万众随唱的歌曲《龙的传人》时仍然能够共洒一掬泪的原因吧──

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 枪炮声敲碎了宁静的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剑， 多少年炮声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你擦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