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爱国：听戴汝为讲钱学森的故事。

Armen

戴汝为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82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作访问学者。长期从事自动控制、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及思维科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发表《智能系统的综合集成》等学术专著5部，学术论文180余篇。曾任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副组长、国际句法模式识别委员会委员、欧洲《Signal Processing》杂志海外编委，现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科院技术科学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委员会召集人之一、中科院自动化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智能系统与智能技术国家开放实验学术委员会主任、《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杂志主编等职。并受聘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院的兼职教授，以及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三十余所大学的名誉教授。

钱学森 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等职。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该院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同学们，你们好！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到宁波大学跟在座的那么多同学一起交流。一方面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做人、做事、做学问；另一方面，谈谈我自己的感受。相当长的时间，我都是在跟学生打交道，我有好些比你们大一点的研究生。我很愿意和同学交流，有些什么想法大家交换交换意见，那样应该是很好的。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钱学森先生的一些事迹，这些事迹不都是从报纸上能够看到的，是通过我跟他的接触，或者在共同做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体会。

1955年，我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那时，科学院刚刚成立了一个力学研究所，我就分配到了那里。那个力学研究所很有意思，科学院当时已经定下了所长由从美国返回的钱学森钱先生来当。那时候所刚建立，没有党委会，力学所的领导就是我们宁波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朱兆祥同志，是朱兆祥同志到深圳把钱学森先生接回来的。那是早期的“海归派”，当时有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从海外归来，我就不细说了。力学所刚成立的时候，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所里有十几位的“海归派”。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只有四位，领导经过研究，给我们每个人分了一个导师，我被分配为钱学森的学生。

我要讲三部分的内容。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这一点报纸上讲过不少，我从我的感受再穿插一些我在力学所的情况。去年刚好是他九十岁生日。在这之前，出版了一本《钱学森手册》。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是钱学森科学精神的一个体现。我估计同学不大能看到，那是根据他的手稿出的一本很厚的书，里面体现了他做学问的一些精神。当时报纸上登了很多材料，有些材料是我了解并经历过的。这个我准备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讲一讲。第三，大家都知道他对“两弹一星”的贡献，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都知道钱学森是搞火箭的，一些杂志上愿意用“中国的火箭之父”来形容他。到后来，“两弹一星”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他年龄也比较大了，开始做另外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在国内了解的人很少。我今天趁这个机会讲讲他在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一些情况，以及他对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
首先，向大家介绍的就是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思想。

钱学森作了所长之后，在中关村的第一件工作是讲授他的工程控制论。1954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工程控制论》，这本书是在美国当时不让他再参加一些火箭技术方面的机密工作的情况之下所做出的一个新的学科的研究成果。当时他讲课，大概有二百多人来听他的课。我和另外一个人整理他的讲课笔记，然后发给大家。当时是初出茅庐，什么事也不懂，一看能和一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有机会学习他的著作，我当然很兴奋，但困难也很多。我在北大三年，在清华一年，大学期间一点儿英文也没有念过。钱先生从美国带回两本原版书，因为要整理笔记，他就把其中一本书给我看，我能够参考的东西就是他带回来的那本书。

这里头很有意思。他给我们讲工程控制论的课，有一点大家非常吃惊，他讲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话，没有一句英文。大家都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他在美国呆了二十年，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最年轻的教授职称，回国的时候43岁。我知道他在语言上是花了很大工夫的。他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random”这个词，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random”在国内叫“随机”，他为这个单词问了好些人。最后他讲课的时候一个英文也没有，令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在中关村周围有北大、清华、科学院的一些人，我在北大、清华也听过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课，听过他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那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他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讲课就是拿着支粉笔，不带书，粉笔字写得也非常清晰、规范。
我从他的秘书那儿了解到了他进入罗湖桥的一些材料。那次是从香港到祖国大陆，朱兆祥先生去迎接的，一到海关记者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香港记者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钱先生就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记者解释说他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先生说：“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大家都笑了。这也体现了钱先生的一颗爱国心。
在美国的人总要把自己一部分的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他一个人在美国参加工作的时候，别人好几次问他存了保险金没有，钱先生说一块美元也没有。他们都很奇怪，他自己倒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说因为他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待一辈子。

钱先生最初在美国的时候，和几个朋友搞火箭，刚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搞的时候是很粗糙的。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学生的经济头脑是很强的，一些学生包括他的导师办了一个公司，动员他投资。而他的想法是在美国学成之后就回到中国为祖国服务。他曾经在1947年回国探亲，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曾托人邀请他回国出任上海交大的校长，当时他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有名了，但他拒绝了。他后来说，在当时那种形式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当时国内正处于解放战争的过程，国民党还没有打垮。到了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他就开始准备归国了。但美国政府扣留了他，和美国那些反动的人做了很大的斗争才回到中国。这里头的很多事情，在座年轻的各位可能不太了解，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是了解不少的。我再讲一段钱先生当时被美国当局拘留时被审问的情况，这里有一段检察官和他的对话。

检察官：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律师：这个提问对于澄清钱学森的案子没有直接意义。

法官裁定抗议不成立。

钱学森做了一下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于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是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你所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检察官紧逼不放：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陈述清楚关于忠于谁的原则了。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学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毫不示弱：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于的对象吗？

钱学森：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这下子检察官狼狈不堪。事后，美国新闻记者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可见，他的立场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十分坚定的。
在美国，正直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深信钱学森是无辜的，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竞相聘他为教授。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好意并在那里任教，将自己的科研方向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理论工作，比如刚才提到的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不能也不愿参加美国的机密工作了。

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值得我自己和大家学习的。我专门查了一些资料。他回国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是很低的，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这包括：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1958年中文版稿费（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助贫困学生买书和学习用具；1962年前后，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肚子。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他拿到这两笔稿费时，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1978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原在国务院文史委员会上班，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均夫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钧夫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然而，钱老先生已经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惟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报酬。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委员会，人家拒收，怎么办？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其实，象这样的老科学家也不少，后来我看到这些情况也觉得真是不简单。因为那时候我翻译了《工程控制论》的三分之一，也拿了一点稿费，就贴补一点儿生活用了。

Armen

有一件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大概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在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里做一点事情，当时在无锡开一个会，那次会里头有一位是我们国内《神州学人》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开完了会，就在那儿闲聊。他发现我是翻译《工程控制论》的，就问我是否对钱学森有所了解。我说是，钱学森先生给我写过很多信，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于是，他就问我要稿子，我说我这个人能力有限，不会写这类稿子。但是他老给我打电话，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都已经排版好了，后来说不行。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1991年，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在国内之前还没有那么高的称号。他当时还在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工委就掀起了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但广播了两次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到后来才弄清楚。钱学森问他的秘书，怎么这几天报纸上天天有说他的好话，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秘书想了一想就如实报告，说也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当时，钱先生就说了一句话：“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然后，他就通知秘书把所有的宣传都停下来，他的秘书通知我把给《神州学人》的稿子给撤回来，但这让《神州学人》的编辑很为难。后来，秘书给我寄了一张纸条，上面是钱先生给的说法，意思是类似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一看，就只好把那篇文章给撤回来了。

我讲讲第二个问题：钱先生治学的严谨。去年发表的手册，可以说是科学精神的一种教材，描述了钱学森先生高深的学术造诣和认真的治学态度及严谨的科研作风。当时美国是把他驱逐出境的，中美华沙会谈王炳南大使和美国谈判，美国先是不承认。后来，钱学森写了一封信，表明要求回到祖国来，这封信辗转最后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把这事交给了王炳南大使。王炳南大使就和美国说，钱学森自己提出来要回国，美国还把他扣住，这不成道理。所以，美国方面就让他回来了，他带着妻儿回国。

钱先生匆忙回国，他在美国的同事和好友弗郎克•马勃教授就帮他把办公室的东西都收起来，妥善保管。钱先生做事情是非常严谨的，他每做完一项研究工作，都要把资料装在信封里，这样就积累了15000多页。四十年代计算机刚出来，还没有像现在那样普及，没有电子文档，都是手写的，这就可以看出他做学问一丝不苟的精神。后来这些手稿，弗郎克•马勃教授就打包、装箱，托人给他带了回来，带回来的材料全交给了力学所。我在力学所的时候，也看过那些材料，里头有工程控制论的手稿。大家看了那些手稿后，都觉得很受感动，做研究做到那样一种程度，确实很不简单。那些手稿是从钱先生在1938年—1955年科研教学方面的15000多页原始资料里挑选出来的，内容包括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工程科学、物理力学等。手稿里头的英文都是手写的，写得非常之清秀流畅，一个个的数学公式非常严整，一幅幅图表非常规范整洁，即使小小的等号也标准得像使用直尺画的一样。例如，他在研究解决薄壳变形的难题时，手稿长达800多页。在手稿达到500多页的时候，他在后面写上“不满意”，继续攻关，当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之后，他在装手稿的信封上用红笔写上了“final”，意思是这件事情做完了，但即刻认识到，在科学认识上没有什么是最终的，于是他又紧接写上了“Nothing is final”，可见他热中有冷的科学态度。力学所的一些同志把它送给科学院的老领导张劲夫同志看，他看了之后很感动，觉得严谨的治学态度留给了后人一种科学精神，并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让科学精神永放光芒》。张劲夫同志年纪很大了，看了手稿之后又到钱学森家里头去看望他，两位老人谈得非常好。后来那个手稿被送给了江泽民主席看，总书记看了之后也觉得真是不简单，托张劲夫把手稿拿去让钱学森先生签一个名留作纪念。

有一次，机电所有4个人到力学所来学习工程控制论，一个礼拜听一次课，平常见钱先生都见不着。他们就跟我提要求，说我能不能和钱先生说说，正式地见见面，说几句话。后来，我就和他反映了，钱先生也同意了。见面的时候，他讲的话一直留在我脑海里。他谈的是他自己做学问的经验。他说：“我不是说大话，我在做空气动力学的时候，关于空气动力学方面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文献我全都念过。为了要把它做好，我得这么念，而且还进行了分析。”并且，谈到他的老师冯•卡门。冯•卡门是当时美国应用力学的专家，他说当时觉得他挺厉害。一个学生把文章拿给冯•卡门看，他看看文章头，看看文章尾，想了想，然后告诉学生说中间计算错了。那学生感到奇怪，还没好好看我的论文，您怎么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那是因为冯•卡门在那个学生研究的领域里的问题几乎都想过，大概会得什么结论其实他心里有数，所以他一看就知道。因此，要熟读文献，从总体上了解情况，从实际要求出发，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求解，做研究更要了解国际上发展的情况，才谈得上是不是创新。后来他的手册出来之后，我才知道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科学的前沿做工作，是他最感兴趣的。他的研究工作是为航空发展事业服务的，所以他自己开玩笑也说自己搞的东西是越搞越快，最初在交大的时候研究火车头，在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飞机，到后来研究火箭就更快了。当飞机的速度越来越快，要看压缩性效应，而压缩性直接影响到飞行体表面的摩擦阻力。他开始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他的老师推荐他用Mises变换，然后根据不可压缩的解进行迭代。钱先生并没有按照老师的建议做迭代的运算，然后交卷完事，而是一开始就收集和阅读了大量参考文献，写了450页的笔记。改正了前人很多不足的地方，然后才整理他的论文，这就是他的第一篇博士论文。这么一种认真踏实的态度对人们影响很大，我想对大家都是有参考意义的。论文的第二篇，也是按这样子来做，做完之后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卡门—钱学森公式”，这公式已经收录在流体力学的教科书里。所以，我常常和我的学生说不要妄自菲薄，好的博士论文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你在写论文的时候，正是最年轻、思想最活跃的时候，你得吃苦，不能觉得自己肯定就行了，一定要花工夫，一定要勤奋。前辈的科学家已经给了我们很好的例子。

以上谈的是钱先生治学的态度，另外，他还特别提倡学术民主。 在做研究生的时候， 年轻的钱学森不迷信权威，敢于坚持真理。有一次他听一个老科学家的报告，钱先生不同意他的观点，就举手发问，两个人就在会上辩起来了。教授走了以后，他的导师冯·卡门告诉他：“你知道你是和谁争论吗？那是大权威冯·米赛斯。但是，你的意见是对的，我支持你。” 这是一个例子。有一次，他写了一篇东西，拿给卡门看。卡门一看说观点是错的，他就跟卡门辩，辩到后来卡门发脾气，把他的东西扔在地上，就回自己的办公室了。那时，卡门在美国已经是大教授了，他当时还是一个研究生。但是使他吃惊的是，第二天一早，有人敲门，一看是他的导师卡门，卡门说昨天的讨论还是钱学森的对，并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搞科学研究就应该是这样一种师生关系，我喜欢的学生是能够提出和我不同意见的人。因此，他讲求科学民主，在发展科学事业上头，不管你的地位、资历有多高，大家都可以平等地讨论，应该发扬科学民主。他自己受到美国对他的不公正待遇，对美国的做法不满，但是有一点，他对美国的讨论班是非常赞赏的，他认为这是科学发展的一个动力。

他刚回国后一方面搞物理力学，一方面教授工程控制论课程。他后来跟我说：“我找研究物理力学的学生讨论，没有学生敢发言。我甚至于故意讲错一点，看看他们听没听出来。”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他对国内的气氛觉得有点受不了。他认为对就是对，不对就是错，而不是明明错了还说“这个基本上还是可以的，什么时候再加点工吧”之类的话。他不说这种话。因为这个事情，他也得罪了不少人。那时候我还年轻，有一次他说我使得我挺难受，后来觉得还是挺有收获的。那时，我在搞自动控制。有一次我在图书馆，看见所长来了，就赶紧问他，我搞自动控制，到底应该看些什么书？他马上回答我说，这种问题还用得着问他？我一听，也觉得这问题问得不对。后来我自己想，这种问题是自己可以解决的。现在，各种文献的来源都很多，做研究就应该培养自己独立工作的能力，不要想着依靠别人。当时，我觉得《工程控制论》书上第六章的一个算法可以简化，就写了简化后的算法给他，他就在我纸上写“这个算法可以，我同意”。作为一个学者，该肯定的就肯定，这一点我后来更有体会。

接下来，我想讲一讲钱学森做科研的情况，从他的手册里，也可以汲取到认真刻苦做科研的一种力量。我从工程控制论讲起。工程控制论是机器和人的通讯及控制的科学，早期被前苏联哲学界攻击为“伪科学”。《工程控制论》一书1954年在美国出版后，苏联的科学界转变了态度。当时有国际自控联，代表着国际自动控制界的最高水平，第一届国际自控联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当时，在国内就找了钱学森先生作为国际自控联的成员，他是我们自动化学会的第一、第二任理事长，代表参加一些国际活动。但实际上那次1960年的会，他没有去，是别人代表他参加的。在那次会上，控制论的作者到了苏联受到了英雄般的款待，进入大厅，都起立欢迎。《工程控制论》1956年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奖的一等奖。该书描述总结了自动控制方面的一些发展，而且提出了若干个今后研究的方向。1957年，翻译出版了德文版，接着俄文版翻译出版。1958年，中文版出来，在中国那本书可以说是培养了一代自动控制理论的人才。斯坦福大学一位搞控制的专家说，该书的学术思想在国际上的超前性是五年，后来一些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也跟我谈起这个事，当时书出来的时候，他们觉得不怎么样，可是过了五年之后，书上几章所讲的那些问题，成了后来自动控制论研究的热点问题，最明显的是“最优控制”。这一点是有前瞻性的，非常之重要。所以，我自己的体会是钱学森先生是战斗在科学发展的前沿，在做原始性创新的工作。做学问可以有不同的学风，不能强求一律，有些应用非常重要，有些实际的开发也很重要。我自己当时也想，就我个人来说，我要是做科研的话，也想做一些前沿性的、原始创新的工作，也要向一些前瞻性的事情上努力。

钱学森没有做“两弹一星”以来，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大家可能不太清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在得了1991年“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的时候讲了一段话，提出要建立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他把现代科学技术看成一个整体，整体里应该包括六大科学技术部门。一个科学技术部门有不同的层次，有基础科学研究的层次，有技术科学的层次，还有工程应用的层次，包括通向哲学的桥梁。现在提出来差不多有十一大科学技术部门，具体的我就不说了。这是他在做的一件大事。因此，钱先生1947年一回国，就提出了所谓的“技术科学”。你们严校长和我都是技术科学学部的，工程控制论就是技术科学的一个层次。后来，他又提出来三大部门：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我接触了工程控制论，那是属于系统科学的技术科学的层次。

他做的学问是比较大的，后来他在国内组织了三个讨论班：系统科学、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去年他生日的时候，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创建系统学》文集。系统学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在1978年，他和许国志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为《系统工程组织与管理的科学》。1978年的文章，后来被系统科学界认为是系统科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另外，比如思维科学，他当时也搞了一个讨论班，讨论班在北京大学，每次讨论会他都做他的体会和报告。思维科学也有三个层次，工程应用的层次就是人工智能。我在思维科学研究里头做具体的研究。后来，我参加了“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他给我写信，提到觉得应该做一个转移，不要致力于去搞讨论班了。他对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交叉也做了很好的工作，因为年纪大了，自己没有亲自发表论文，但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他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在国际上也有很高的评价。德国有一位搞系统科学的科学家，评价中国是最早了解到系统科学重要性的国家，而且为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和钱先生的工作有直接的关系。还有系统科学和思维科学两者交叉处理复杂巨系统问题方法论的研究，后来还提出一些前沿工作理论框架。

我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戴汝为院士答同学问：

问：戴老师您好！欢迎您来到宁波大学。首先我们要承认现在的确有不少学术上的“海归派”,可是我们要看到现在还是有不少的留洋派。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环境来说，您认为我国是在技术条件、学术传统还是在体制运作上差距比较明显？相对又有什么优势？谢谢！

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尖锐。我记得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来北大的时候，有人问他中国能不能很快地出诺贝尔奖，他的回答是我们缺乏基础条件。我自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急功近利表现得比较厉害，做一个东西希望马上出很大的成果，这不是很合发展的规律。有些应用方面是可以的，但某些基础方面不是你一下两下就可以做到的。以前我们觉得经费很少，这当然是个问题，即使经费多了，是不是就比外国人做得要快，并不见得。现在也在采取一些措施开始注意，但我认为注意得还不够。从我自己的体会，在美国做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出的东西比较快，没什么约束，有本事就做，做出来可以发表，发表的机会也多。在国内这方面的束缚就稍微多一点，但我们也有优势的地方，包括对有些东西的思考。或者像钱学森说得那样，我们不要总是跟着外国人跑，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有的指导思想是比较好的。

问：戴老师您好，我想提一个问题。我有同学在北大，听他们说，北大比较好的学生毕业之后是出国，一般的学生是考研，成绩比较差的一些才留校工作。不知道您是如何看待大学生的这种价值取向的。谢谢！

答：我自己也是北大毕业的。至今为止，我已培养了70多个博士、硕士研究生。念完后，他们基本上都在美国。最近的情况，跟以前有些不一样，有些在美国的人慢慢地回国了。但现在的“海归派”和以前还不太一样，他们两边都注意发展，光做一个限定的选择是比较难的。比如说，你要赶上国际先进水平，连英文都不流利也不行，像计算机毕业的学生，清华自己也留不住。我们常常说，现在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国家也采取一些办法，但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可能还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您说的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比较好的去回答的。我也希望这种现象能得到改进，因为有很多客观的原因，起码今年的情况就好一点。我不知道我这样说合不合适，但你这个问题我没法给一个完满的答复，对不起！

问：戴院士，您好！我想简单地问一下，您本人做事是很严谨的，那您是怎样教育您的子女的呢？也是这样要求他们还是任他们自由发展？谢谢！

答：我今年69岁，做了一辈子的科研，没有做什么领导职务。我就只有一个女儿，我对我女儿的教育是任她自己自由发展，我不影响她，但我可以做做顾问。你愿意听，你听，不愿意听，也没关系。年轻人的思想束缚比我们少，我没有必要让我女儿非要怎么样。我女儿大学毕业后就到日本去了，我知道她肯定会回来的，因为她父母在这儿。一天一个E-mail，实在是想家，因为在国外也是很孤单的。我不知道这样回答，你们满意否？

问：戴教授，您好，我想知道那些学生不回来的原因，是不想回来呢，还是没办法回来？还是在国内根本就不合适他们的发展，还是追求个人利益的成分多一点？

答：这里包括很多因素，而不应该把消极的因素考虑得太多。你别看美国那些公司工资是很高，在物质上可能会好一些，但是那是在看人家的脸色，帮外国人打工也不是那么舒服的。现在中国社会发展很快，尤其现在又实行开放的政策，我希望有更多已经出去或即将出去的人，能回来或将来学好本领回来为祖国出力。

2002年9月26日
整理人：李 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