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转：民国的大学

杨佳

民国的大学
　　
　　肖知兴／文
　　
　　民国的大学离我们这一代人一般都很遥远，偶尔看到有人提起那时代的一些故事，几乎是一种“白天宫女说玄宗”的感觉。民国大学离我个人生活最近的一次是我刚进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博士班的时候。作为班上唯一的华人，唯一的本科毕业生，唯一的上个月还在公司上班的学生，生活、社交的压力之外，我当时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上课听天书，几乎完全不懂！因为入门的几门的好几门必修课都是关于数理分析、定量分析的课程，我十几年前大学打下的那点数学底子，完全不够用。
　　绝望之中，一个好心的过来人告诉我，要找一个叫Alpha Chiang的人写的Fundamental Methods ofMathematical Economics(《数理经济基础方法》)。终于找到这本书，这个不知何方神圣的作者英文表达能力着实了得，抽象、深奥的数学居然被他讲得象故事一样娓娓动听。后来发现，作者竟然是中国人，1927年生，1946年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的蒋中一，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俄州的Denison大学、康州大学教书，现在如果还在世，应该也早已退休了吧。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蒋中一算是我进入学术行业的第一个领路人。世界上这么多人研究数理经济的，茫茫书海中，带领我们这些学子找到方向的居然是一个中国人，想到这里，我一方面感到温暖，一方面也信心大增。
　　蒋中一是民国大学的教育质量的一个很好的写照。我熟悉的一个著名汉学家自陈，让他走上中国研究这条职业道路，My countryand mypeople(《吾土吾民》)这本书起了很大作用，而该书作者林语堂，也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生。中国人在国际上地位最高、最受人尊重的代表性人物，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则是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的毕业生。圣约翰大学校友中其他各界的著名人物还包括企业家荣毅仁、教育家张伯苓、出版家邹韬奋、外交家顾维钧等等。科以人名，一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学校能留下这么多杰出的名字，就决定了这所学校在将来的中国教育史上的不朽地位。
　　语言学家周有光回忆他上圣约翰大学的亲身经历，很有意思。他考上圣约翰大学后，因家里没钱，准备放弃，姐姐的同事听说了后说：“考圣约翰大学比考状元还难”，主动把母亲的嫁妆借给周有光做学费。当年的招生没有名额限制，先定标准，达到标准的全都收下，没有达标的，则一个都不收。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是基础课，而二年级后再分专业，也只是简单地分文科和理科。学校的宗旨很明确：圣约翰不是培养专家的，是培养完美人格的，在完美人格的基础上，再发展成为专家。
　　查1922年中国一共有37所大学，公立（含国立、省立）7所，私立13所，教会17所。到1948年，中国一共有56所大学，公立31所，私立13所，教会12所。可以看出，北洋时期教会大学占了多半，而国民党时期公立学校的比重变大，占了多半，私立学校的实力相对弱了一些，因为很多北洋时期的比较好的私立大学如南开、复旦、厦大都已经收编成了公立大学了；教会学校的数量虽然略微有所下降，但以圣约翰、燕京、金陵为代表的这批学校的整体实力自然无人敢于小觑。总体而言，张鸣老师这里提到的公立、私立和教会学校三足鼎立的局面并没有打破。
　　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颇类似现在中国经济国有、私有和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从国营一统天下的暮气沉沉到三分天下的万马奔腾，是增量改革这个简单务实的逻辑。这其实也已经清楚了指明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剩下的两大堡垒之一的教育领域（另一个是医疗）改革的方向：公立、私立和涉外机构三分天下。当然，考虑到这三类机构都是非营利性的、没有股东的，还应该加上一类登记为公司、有股东的营利性的学校（俗称“野鸡大学”或“文凭工厂”），在国民教育系列，他们不可能占主流，但也能起到一定的拾遗补缺的作用。
　　1952中国仿照苏联进行院系调整之后，民国大学瞬间沧海桑田，那个时代的大学精神自然也便荡然无存了。谁说大学、宗教是这个星球上最能传之久远的组织？还不是照样一骑红尘文件到，便立刻寿终正寝？而今，意识形态的空壳化之后，失去了价值理性的大学逐渐从技术理性走向了“衙门化”甚至“黑社会化”，让我们这些翻阅旧书、回首往事的人恍如隔世。
　　还好建筑还在。中国大学的建筑，有一点样子的，几乎都是民国年间留下来的。建筑不仅是凝固的音乐，还是凝固的历史。书上的历史可以任意装扮，但建筑兀自挺立在那里，告诉我们，这里有一段我们不应该忘记的往事。例如，大家熟悉的北京大学、协和医科大学的中西合璧、大气雅致的校园，分别是当年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主持建设的，还有由华东政法大学继承的圣约翰大学原校址、上海理工大学继承的沪江大学原校址、南京大学继承的金陵大学原校址。虽然早已是楼去人空，物是人非，但我暗中抱有的一丝希望的是，这些学校的学生们，在紧张地准备他们的托福考试、公务员考试之余，也许有一天，会忽然对这些漂亮的建筑背后的人和事感起兴趣来？
　　
　　
　　
　　附:
　　民国制度的两面
　　张鸣／文
　　从袁世凯一直到蒋介石，中国实际上分成了两块，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中华民国的制度也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实质层面，就是它是一个军国体制。注意是军国，不是党国，老蒋在大陆的时候从来没有实现过党国，他的党是虚的，只有黄浦军人才是实的。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县党部书记长的工资跟县长差了十倍，县党部书记拿十个大洋，县长拿一百，这是现在想象不到的，我们现在县委书记和县长是一样的，但那个时候县委书记一点权力都没有。所以它不是党国体制，它是军国体制，所谓军国体制就是军人在政府里权力最大，说了算，民国实际上的体制就是军国体制。民国的制度还有一个表象的层面，就是民主政治。但是作为表象的民主政体也不见得没有起到作用，不是说它就仅仅是个招牌而已的，这个在民国时期很有意思。它之所以在民国时期不仅仅是个招牌，这些军人之所以还要尊重这个招牌，遵照这个表象的制度，就是因为进化论的影响，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
　　这个制度是来自于西方的，它本身还是有活力的，所以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比如说言论自由、思想自由、教育自治，在民国时期基本上还是有的，它在国民党时期是有点问题，但是北洋时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比如说当时的名记者邵飘萍跟林白水，骂起政府来是肆无忌惮，而且是指名道姓的，我看了好多他们骂段祺瑞的文章，骂得很不堪，无所不用，但政府也没有办法。偶尔他们犯了法，报馆给封了，那也没什么，明天再换个胡同开就得了。到了国民党时期设了新闻检查官，北洋时期连新闻检察官都没有，当时五四的时候，好多报纸天天造政府的谣，政府无可奈何，什么招都没有。到了国民党时期设了新闻检查官，他说这个报纸不能登，要给删了，那报纸就删了，然后就开天窗，空一块，我们现在不敢这样做，但那时就是这样，开天窗就让它开天窗。国民党自己也办报纸，他们自己办了《中央日报》，没人看，办了也白办，还是民办报纸比较成功。民办报纸像《大公报》这样的，很牛，一出来就引导整个舆论，国民党就是不能把它接收了自己办，办不到。所以言论自由在北洋时期是相当充分的，国民党时期虽然打打折扣，但是还是有。
　　大学也是这样。北洋时期大学是政府进不来的，当时是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足鼎立。国立大学有清华、北大，清华实际上是半个国立，它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办的。私立大学有天津的南开、北京的朝阳、上海的复旦等，教会大学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还有协和医学院，中国西医的鼻祖。很多自己办大学，捐钱办大学的，没有人管。没有什么统一的管理，没人管是否授予博士学位，没人管毕业证的颁发，没有人管。但是如果要办好的大学的话，那就要往好的方向去比着办，所以后来军阀自己办大学，也都比着最好的学校去办。
　　比如说曹锟，他当时是一个比较差的军阀，搞贿选，自己买了个总统当，但是他在河北办河北大学的时候，也是老老实实地办。每次教授发工资，他让他的副官端着一盘子大洋，就二百大洋——当时教授工资比较高，那一块大洋币制含量就很高——他让副官端着盘子，盖着红布，一个腿下跪奉上去，确实有点礼贤下士的味道，绝不敢怠慢。他还经常来学校看看，说你们真辛苦，挣点钱真是不容易，赶紧，副官买西瓜去，从来不敢怠慢。唐继尧在云南办东陆大学，就是云南大学的前身，张学良在东北办东北大学，都是这样，教授治校，大学自治，他们都不管，因为他们知道想办好只能这样，否则就办不好。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政治很黑暗，军人政权，但是大学里头空气很自由。
　　所以，新文化运动就是从北大走出来的，蔡元培想干什么谁也管不了，也不可能管。清华校长不合教授和学生的意，来一个赶一个，一连赶了四个，就是“倒校长”，来一个倒一个，到了最后，梅贻琦去了，没人倒了。梅贻琦说我姓梅，没人想“倒霉”嘛，其实不是这样，他这个人真的有两下子，很优秀，很尊重教授，也很会运作，所以没人把他倒掉。这个状况在大学里头就可以把它办好，给它充分的自由，学术无量，没有充分的自由是办不好的，当时大学就是这样，教育部管不了。
　　到了国民党时期，教育部想说我们搞一个统一的教育大纲吧，结果大学说不行，抵制，所以没成。最后，好不容易费了好大劲，国民党总算是进去了，安了个训导，但训导处无职无权，只有点钱，都是些流氓学生、特务学生围着转，所以整个大学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直到1948年，胡适先生当北大校长的时候，倾向于共产党的学生罢课游行被抓了，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任命的校长，首先想到的一件事是保护学生，把学生给捞回来，他还真给捞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确实是思想文化非常的繁荣，包括作家，包括文学艺术，包括电影，我们的电影在民国时期是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地点，我们的大作家都是这个时候出来的，包括后来在建国以后被捧得很高的郭沫若这样的人，他也是民国时候出来的，他的主要成就是这个时期奠定的。
　　所以，这两个方面是并存的。为什么民国有这样光辉的一面？就是因为当政者尽管是军人，但他尊重这个制度的基本的原则和要求，所以局面就这样了，一直到最后。我们以前总说国民党是不允许“赤化”的，搞社会主义的都要被抓起来，但是大学里头开马列的课没有问题，教授吃这碗饭没问题，图书馆里头所有的马列主义的书籍都有，可以随便看，只是不让在社会上实践。国民党实际上已经有点一党专政的味道了，但他也尚且如此，出版社、报社、电台也允许私人在办，所以还是有相当大的自由的空间。
　　这个制度延续是延续了，但是一直没有人敢去挑战，没有人敢去把它推下去，当时对于这种制度还是很尊重。但是有一部分中国人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因为中国还是不能很快地变强。有些中国人很踏实，提倡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就产生了三代企业家，第一代郑观应他们，第二代张謇他们，第三代卢作孚他们，他们这一批人是要实业救国的。就是我们1949年以前的企业家，像点样的大企业家，他们是为了救国，他们不是为了发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很清楚的看到。挣钱只是他们的手段，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他们就是实业救国的实践者。还有就是教育，包括我们这些办学的大教育家，除了蔡元培，除了梅贻琦，除了张伯苓，还有陶行知、梁漱溟，都是搞教育救国的。
　　但这些人之外，还有些人说，这样不行，我们要更快点，这样太慢了，要更快地走，从制度层面进入思想层面，所以五四以后，就从制度进到了思想，从制度变革变成思想变革，其实制度变革还没走完。中国老是这样，中国开始是搞实业，搞器物，器物就是实业层面的，实业没搞完就搞制度，制度层面也没搞完，接着又搞思想，都是往前面推，总是想找一根神奇的魔棒。像之前搞器物，总是讲坚船炮利，器物这玩意不行就搞制度，制度完了以后还是不行，就又搞思想。
　　但是思想到了具体运用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句口号，就变成了一些具体的话语。因为搞思想的时候是要动员群众，而搞动员是不能靠思想的，而是要靠一些简单的口号，就像外国搞竞选一样，要有简单的口号，要是一大堆的念，念很多，老百姓根本就不理你。这个时候的口号主要就是“阶级”。“阶级”这个词在中国以前就有，它的意思就是台阶、官阶，民国时期好多都是指军衔，少校阶级、上校阶级，但是后来到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者手中就变成了一套话语。这一套阶级的话语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指的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他的阶级理论的主干，其它的封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是消亡的。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有一个共有的特点，就是跟大机器生产，跟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基本标准。但是到了中国以后就发生变化了，就跟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混在一起，就是贫富概念。
　　中国的贫富以及贫富对立是一个老概念，混在一起后，我们不再强调先进生产力了，而是强调越穷越革命，越富越反动；第二，我们强调反帝的内容，跟帝国主义、跟西方联系得最多的最反动，所以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是最反动的阶级；第三，阶级的革命动力、最革命的阶级大规模扩军。对于这个，我的分析的主要标本就是毛泽东的学说，他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有两个著作，一个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个叫做《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第一篇文章收在《毛选》第四卷里，但是经过改动，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改了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但是我这个是原文，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革命的阶级话语。当时毛写文章的时候，人们统计--其实是没有严格的统计--据说当时中国是有两百万产业工人，就是工厂里用大机器的工人有两百万人。这两百万人有人说还不到，但即使就算是两百万，那也太少了，当时我们人口有四亿多，四亿多的人口，工人才两百万，这太少了。于是就要扩充到城市苦力，就是那些扛包的、拉车的，说有三百万，再加上农业无产阶级，就是那些雇农，说有两千万。这样加起来还不够，毛就又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加在一起就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就差不多有两亿了，有一半人了，这样革命动力就很强大了。但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话，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跟先进生产力没有关系，谈不上革命性。
　　毛在这时候强调的两部分人很有意思，一个是游民，就是我们讲的流氓盗匪。毛对他们很欣赏，说他们一旦引导合法，很能勇敢奋斗。所以秋收起义失败以后毛就上山了，上山去找王佐和袁文才，而王佐和袁文才就是山大王。但毛对学生的估价很低，他认为学生分两部分人，一部分人本身就是反动阶级，还有一部分人是中产阶级，但是很快会跑到敌人那边去，所以对学生，他很低估。
　　这样的话语一直被革命实践着，但是它实质上又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中国的产业工人、最革命的阶级，其实自从合法斗争被中止以后一直都没有革命性，以后也都是农民在革命，工人没有积极性，怎么动员也没有用。三十年代的时候，共产国际为了强调中国革命的工人阶级，强行中国共产党要一个工人阶级当书记，就是向忠发。向忠发那个人超级没用，超级腐败，后来一被捕就变成叛徒，就这么一个人。他被捕的时候是跟妓女在一块鬼混的，结果妓女都没有招，他就招了。所以工人没有积极性，因为当时工人也算是中产阶级，生活还挺好的，不可能有革命积极性，有革命积极性的都是一些边远地区的贫苦农民。雇农的革命积极性其实也不高，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地主兵团都是雇农组成的，他们跟地主的关系其实也挺密切的。但是学生不一样，学生的积极性一直很高，空前地高，而且虽然在革命工作中一直挨整，在红军时期杀的都是学生，成批地被杀，但是革命积极性依然不改。
　　这就很怪，这个东西完全不符合实际，却一直都被应用，而且应用以后还赢了，革命成功了。原因有两个，一个原因是，阶级是切割社会的工具，想革命了，就把社会切割开，切割开才能有阶级斗争，不管它切割的准不准。实际上它切割得很不准，但也没有关系，因为阶级的划分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只要能切割开就行。实际上也不一定非要用阶级这个词，有很多词也可以用，比如说族群也可以，只要切开了就会有斗争，有斗争就会有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作为革命对象的统治者，国民党人也用这个话语，他们也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豪绅阶级，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左派这么喊，主流蒋介石这一派也这么喊，都用一个话语。他们敢诉诸革命，敢发动革命，我们凭什么就不敢？那么这样一来，革命成功，革命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张鸣，历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本文是张鸣先生２００８年12月20日在十乐®举办的传习社讲座“民国的三个面相”实录的节选，文稿未经本人审阅，标题为编者所加。）

herachles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