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体育精英主导时代

五湖散人

　去年12月初，中国政府宣布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袁伟民退休，由完全没有体育管理经验的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务副书记刘鹏接任，标志着体育精英主导竞技体育决策的时代结束。

　　中国媒体普遍以“袁伟民时代”的落幕来看待这项人事调动。排球选手出身的袁伟民，1980年代率中国女排连续夺取世界锦标赛、世界杯和奥运会冠军，而受中国最高领导层赏识，直接跃升为当时的国家体委副主任。由他执教的一批世界女排冠军选手，也顺势担任中央或地方体委领导干部。

　　袁伟民从辅佐伍绍祖开始，因熟悉竞技体育发展规律，以及过去处理中国女排新老交替的成功经验，实际上是中国“奥运金牌战略”的制订者和操盘者。

　　中国奥运健儿的表现，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只获5面金牌的低谷，进步到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和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16金，再上升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28金，以至去年雅典奥运会取得的32金，被认为是袁伟民的政绩。

　　随着中国与国际体育交流日益频密、运动员的国际见识日益宽广，个人意识的抬头开始动摇了集体主义的价值观；例如，前世界女乒冠军何智丽拒绝输给队友、第一位登陆NBA的篮球国手王治郅拒绝为国家队效力。

　　前不久全国瞩目的奥运跳水冠军田亮被国家队开除事件，以及去年7家足球俱乐部老板要求中国足协释放权力的改革运动，则反映出中国体育产业已经形成，体育明星商业价值的开发与管理，成了体育官员面对的新课题。

　　但是，中国运动员普遍教育水平不高，世界冠军大都只是中小学学历。运动员出身的体育官员面对足球彩票、2008年北京奥运会所带来的巨大商机和潜在利润，缺乏必要的专业经营和管理知识。

　　另一方面，中共对体育新闻的控制日益宽松，体育媒体甚至都敢向体育官员“问责”。

　　例如，足球记者质问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应否为中国足球队无法进入世界杯负责下台；《劲体育》也曾批评国家体育总局前局长助理何慧娴片面理解体育产业，“总以为自己手里攥着的资源能换来钱，这就算体育产业了”。

　　去年6月24日，国家审计署公布审计报告，显示41个政府部门挤占挪用财政专项拨款；其中，国家体育总局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人民币1亿3100万元人民币（约2593万新元），引起媒体一片哗然。

　　于是，有一种看法是国务院对体育精英已经失去信任，所以改派刘鹏来整顿国家体育总局领导层。随着李富荣和何慧娴离任，国家体育总局中一下子空出多个副局长级空缺。

国家体育总局

政府角色可能取消

　　目前，尚在位的副局长有段世杰、于再清、王钧，同样级别的局长助理肖天、崔大林、冯建中，无一具有运动员血统。尽管他们也都在体育一线工作多年，但在外界看来，他们更像文官，而不像体育官员。

　　另一种说法则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的政府角色可能被取消，其下属各运动管理中心将变身为单项运动协会（就像目前的中国足协）。换言之，中国体育将从“举国体制”向“体育产业化、市场化”过渡。

　　按照惯例，每届奥运会之后国家体育总局都会调整领导人事，准备迎接新奥运周期的挑战；不过像这次如此大幅度的调整则前所未有。

　　拥有机械工程系固体力学教育专业背景的刘鹏，不论是否因其“团派”背景而被放到国家体育总局“过场”，以便将来另有重用，他能否为中国体育产业建立新的规范制度，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