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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5-19 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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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川军出川抗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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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八年抗战中，300万川军出川抗战，64万多人伤亡，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冠！谨以此文纪念在抗日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和牺牲的川人。
300万川军出川抗战
“号外！号外！买号外！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借口演习中一军曹失踪，侵入宛平县城，我卢沟桥守军吉星文团当即奋起抗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1937年7月8日午后，成都大街小巷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仅仅两小时前，成都《新民报》主编李有伦匆匆从省政府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阶沿便气喘吁吁叫道：“卢沟桥昨天打燃了，赶快出号外！”李有伦摊开手中的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电稿，心急火燎地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40分钟，《抗战爆发了》的号外即出来了。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半小时之后，便撒遍了市区的主要街道，一批报童还甩开光脚板跑二十里，把“号外”卖到华阳县、中和场等乡下。“号外”只比巴掌大一点，但它及时传播了石破天惊的新闻。成都轰动了！一群群的人拿着“号外”奔走相告，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立刻响遍城乡。以上情景是年逾八旬的老报人魏道尊先生对我摆的龙门阵。
1935年5月后，蒋介石主力部队进入四川，试图吃掉以四川省主席刘湘为首的川军。看似“面带憨相”的四川省主席刘湘，其实极懂纵横捭阖之术，他想尽办法对抗老蒋，组织武德学友会（励进会）稳固部属，联络各色反蒋势力。共产党人郭秉毅、张曙时、田一平、罗世文、李一氓等先后到刘湘部工作，对刘湘产生很大影响。中共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深合刘湘之意。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抗日。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据杨续云先生回忆：会上各方主战主和犹豫不决，刘湘慷慨陈词近2小时：“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会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亲临刘湘寓所访问，赞誉他积极抗战的决心。
他回成都后，8月25日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为抗战作巨大牺牲：“全国抗战已经发动时期，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
1937年9月5日，成都少城公园内人山人海、战旗飘扬。四川省各界在欢送出川抗敌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会讲话，表示抗战决心。几岁小学生也流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和毛巾2000张，妇女会赠手巾250打。
纵队司令唐式遵此时一把推开麦克风，走向台前激昂慷慨陈词，吼声响彻全场：“此行决心为国雪耻，为民族争光，不成功，便成仁，失地不复，誓不回川！”他朗诵了才写不久的一首诗以明其志：“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处处有青山！”打内战时唐式遵被人骂为“唐瘟猪”。但此时的唐司令官悲歌慷慨，颇有易水送别之慨，少城公园内数万军民泪如雨下、掌声如雷。
抗战全面爆发后，川军七个集团军，另有一军一师一旅共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浴血奋战，此后四川每年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的何应钦曾写过《八年抗日之经过》一书，书中记载川军出川人数令人震撼：抗战8年中，四川（包括西康省及特种部队和军事学校征的10万余人）提供了近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部队，占全国同期实征壮丁1405万余人的五分之一还强！
由此想到以抓壮丁为题材的电影及近年来什么“王保长”之类电视剧。当时国民党统治腐败，各级官吏、党棍横行霸道，鱼肉百姓。一些官吏豪绅的纨绔子弟，贪生怕死不愿当兵上前线，出钱买人顶替，“卢队长”“王保长”之类人物趁机捣鬼的情况确实不少。但必须认识到：老百姓反对的，是国难当头的关头，恶势力趁机乱搞抓壮丁的“买卖”吃黑钱。实际上，这种“抓去”的壮丁只占出川军人的极少数，大敌当前，四川广大民众不甘当亡国奴，无数热血青年都是自愿应征参军奔赴前线的。
因此，四川各地热血青年踊跃从军的高潮从未间断过，“妻子送郎上战场”“父母送儿上前方”的事例甚多。如共产党主办的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11月21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十分痛恨日本侵略者，他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又如曾被誉为“模范父亲”的安县王者成，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1943年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4.5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当兵，飞赴印缅补充远征军。四川无数大中学生和公教人员群情激昂“泣请从军”，很快就有4万多人奔赴前线。
川军伤亡64万余人
日本军队精良的武器及其残暴的“武士道”，当时是威震一时的。但川军中从将军到小兵，无数人出川前都预立遗嘱，誓死报国。
1937年10月15日，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兼任集团军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省政府秘书长邓汉祥等人，劝多病的刘湘不必亲征，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带病出征的刘湘，在抗战前线吐血病发，于1938年1月20日在汉口去世。死前他留有遗嘱，语不及私，全是激勉川军将士的话：“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刘湘这一遗嘱，很长一段时间里在前线川军中每天升旗，官兵必同声诵读一遍，以示抗战到底的决心。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为刘湘举行极隆重国葬典礼。
川军出川后，最先进行的是川军第43军第26师和川军第20军在淞沪战场的血战。据何聘儒先生回忆：26师装备可怜，“一个连仅有士兵八九十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和五六十支步枪。有的枪使用过久，来复线都没有了，还有少数步枪机柄用麻绳系着以防失落，武器之窳（ｙｕ禹）劣，可以想见。”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伤亡惨重，战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前仆后继，毫无惧色。该师官兵英勇顽强鏖战七昼夜，多次击退日军进攻，被誉为参加淞沪抗战的70多个师中成绩最好的5个师之一。该师付出的代价也极为惨重，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完后仅剩下600多人！
在内战中恶名在外的20军杨森部，这次也在淞沪抗日前线立下大战功。10月15日，804团奉命收复失掉的阵地。团长向文彬率部当夜恶战，夺回了阵地，但全团官兵，营长只剩彭焕文1人，连排长非伤即死，无一幸免，排长剩下4个，士兵只剩120余人！
122师师长王铭章，奉命驻守滕县，日军主力板垣师团猛攻滕县不下，以重炮飞机猛轰，炸毁城墙，王师长亲自指挥巷战，不幸遭机枪扫射壮烈牺牲。王师长殉国后，所部官兵逐屋抵抗，战至最后一人，城内伤兵不愿做俘虏，以手榴弹与冲进来的敌人同归于尽。滕县一役，122师5000余人几乎全部伤亡，但也毙日军4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的界河、龙山一带布防之131师陈离部也伤亡四五千人。川军的巨大牺牲换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如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川军以寡敌众，写成川军史上最光辉的一页！”
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十分之二，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
后方民众共赴国难
八年抗战岁月漫漫，由于四川这个“大后方”是“陪都”所在地，所以负担巨大。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以上。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6%、稻麦总量的3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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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粮食，是四川百姓勒紧裤腰带奉献出来的！1941年四川省田赋管理处长甘绩镛行经南潼道上，在一处茅草房前歇脚休憩，问一个老农民：“今年收成和生活情形咋样？”老农回答说：“老天爷不作美，我们经常以苕藤菜叶和杂粮充饥。”甘绩镛又问：“粮食不够，还给国家纳粮吗？”老农民说：“我应缴的粮食都缴了，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甘绩镛问：“你们自己都填不饱肚子，还有啥余粮缴公呢？”老农慨然说：“军队去前方打仗，没粮食就吃不饱，就是有条命也不能拼啊……只要能打胜仗，赶走日本鬼子，能过太平日子，我们老百姓暂时吃苕藤树叶，也有想头，比起日本人来抢我们好多了！”还有一个农妇，儿子出川抗战，她孤身一人无余粮交公，把陪伴自己的一只猫儿卖了买粮交公，说：“我儿子爱国，我也要爱国啊！”
当我读到这些史料时不觉眼湿，四川普通民众，与“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贪官污吏对比，有天壤之别！为平息民愤，当局曾严惩囤积居奇者，前成都市长杨全宇因囤积大量粮食，1940年12月23日在重庆被“最高当局”敲了“沙罐”（脑袋）。省政府通令：凡从事非法交易者，一律“处以极刑”。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是空喊一些口号能奏效的。
战时粮食奇缺，全川物价暴涨。万般困苦艰难的情况下，四川百姓们仍加紧耕种、生产，支援前方。抗战军队的军火枪械，穿的军衣等，当时主要是靠待遇菲薄的四川工人日以继夜加班加点生产出来的。川江上赤裸上身的航运船工，吼着悲壮的川江号子，积极运输部队、军粮、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
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万分，军费紧张，全川又掀献金高潮。1944年春，国民政府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进一步推动了献金运动。这年1月17日，“成都市各界民众献金救国大会”在少城公园内举行。从张群、余中英（市长）等官员，到市民、商人、教师、川剧艺人等等，无不踊跃捐献。最催人泪下的情景出现了：只见一长串衣不蔽体、瞎眼跛脚的乞丐，一个挽一个踉踉跄跄把乞讨来的全部铜元、镍币，叮叮当当放进“救国献金柜”里，然后蹒跚下台。全场哭声顿起，争先恐后地掀起又一轮献金高潮！
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这些钱，是四川人民一滴一滴地挤出来的血！这笔巨款，有力地支持了抗战。
1940年9月后，重庆正式定为中国战时的首都（陪都）。日本人深知“中国大后方”四川的重要，对四川的轰炸前后持续了6年多时间，四川老百姓承受了巨大灾难。据统计，在日本对四川的轰炸中共有26000余人被炸伤、22500余人被炸死，财产损失难以统计。
中央军校毕业的方学熙先生是我的初中体育老师，据他讲：1939年6月中旬的一个午后，日寇18架新式战斗轰炸机又空袭成都，横冲直撞。突然，云层上出现一架双翼小型飞机，直冲敌机群俯冲扫射。敌机惊惶失措队形大乱，四处窜逃。这架小飞机左冲右突，频频开火。跑警报的市民忘了空袭危险，翘首天际绷紧心弦，参观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敌众我寡，小飞机不幸被敌击落，市民悲声四起。烈士叫石大陆，中央军校十期毕业，抗战中历经多次英勇空战。其父石杰将军，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系蒋介石、张群同学，当时任中央军校技术总教官。儿子殉国后，他没有流下一滴泪，仅抱着烧焦了的英雄遗体，拍下一张永志不忘民族仇恨的照片。
抗战后期，盟军加大配合中国空军作战的力度，从1943年12月起在成都周围的新津、邛崃、彭山、广汉、温江、德阳等地，新修或扩建机场，工程浩大艰巨，共动员民工150万人参加。曾管理修建温江黄田坝机场的黄维德先生回忆说：“应征民工抗日情绪甚高，不少是自愿要求参加的，开工你追我赶，工效很高，我去工地时听见黄龙溪来的两个女民工边挖边摆龙门阵，一个说：‘我家男人当壮丁走了，保长没有喊我，是我自己要来的。’一个说：‘修机场是从天上打日本，让日本人也跑跑警报！大家多凑一把力，早点把日本人打跑！’”修抗日机场是全民动员，诗人流沙河先生回忆道：他当年才13岁，也身著土黄布的童子军装，脚穿草鞋，腰悬搪瓷饭碗，和同学们高唱《中国童子军歌》，雄纠纠地走到“民工如蚁”的广汉机场去劳动。
但当时有些地方官员相当腐败，视民工如愚民，克扣食米甚至滥加打骂。我文革年代当知青，下乡就在邛崃桑园机场附近，常听老农民摆当年修机场的旧龙门阵：吃饭是盐水菜下糙米饭杂粗糠，如同喂猪，又不卫生，常患痢泻；寒冬腊月，民工衣单被薄挤住工棚，挤偎御寒、虮虱成堆，人人长“干疮子”（疥疮），因痒抓而血痕遍体，轻病转重又无药可医，死了如无亲属领尸，工程处就近挖坑掩埋如死狗。
就是这些衣衫褴褛忍饥忍饿的民工们，流血流汗，硬是凭着一双双长满老茧的手和简单的原始工具，在半年时间里就修建好各个机场！到这一年底，从成都附近各机场起飞的B29飞机对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共计投下炸弹3623吨，令日本法西斯胆寒。
抗战精神永垂青史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的广播以凄哀的声音播出投降书，傍晚后，报童拿着各种报纸的“号外”飞跑笑吼“号外！紧急号外！日本投降了！”
这成为四川抗战史上最后一个难忘之夜、狂欢之夜！消息迅速传到各州县，男女老少涌向街头、场镇，大跳大笑大唱，连不相识的也互相拥抱，到处都在敲锣、打鼓、敲铜盆，鞭炮彻夜、火把游行。抗战牺牲者的眷属则泪糊满脸大声狂叫亲人名字：“日本鬼子投降了，你该安心九泉了！”
当年300万川军，穿一双草鞋、扛一支“老套筒”，带了川中父亲的嘱托，一步一步走向生死未卜的前线。1944年7月7日，成都东门城门洞立了由著名雕塑家刘开渠设计的《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市民通常称为“无名英雄铜像”。铜像造型是一国民革命军人，着短裤、绑腿、草鞋，手握步枪，身背大刀、斗笠、背包，俯身跨步，仰视前方欲出征冲锋状，形态威武，长期为成都市民敬仰。
我的家从小就住附近，幼时常听父辈讲传说：有年寒冬腊月沉沉深夜，有个衣衫单薄的穷军人走到城门洞边卖汤圆的小摊子前，看来是又冷又饿，埋头呼呼呼地只顾吃汤圆。眨眼间，穷当兵的却不见了！卖汤圆的小贩恍然大悟：当年出川抗战的川军苦啊，是那个赴国难牺牲的“无名英雄”从阴间来吃汤圆了！消息传开，百姓们都哭了：“天冷了，他又冷又饿，莫让他在阴间受苦啊！”于是一家又一家，流泪端来一碗又一碗热气腾腾的汤圆，到铜像前祭奠。童年时的我，听后哭了；行文此处，我两眼再湿。这哪是传说？这是四川民众对出川抗战牺牲将士的深切悼念啊！
1966年“文革”时，这座成都标志性建筑，以铜像是“国民党兵痞”的罪名被砸碎。1989年8月15日，市政府将塑像重塑于万年场。
83岁的日本老兵盐谷保芳，是抗战结束55年来首位赴川谢罪的日本老兵。2000年12月1日，满头白发的他刚到成都，就驱车来到《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前，用黄白菊花扎成的花圈恭恭敬敬地献上，深深低垂脑袋忏悔。他坦言，4年的侵华生涯中，死在自己枪下的中国军人不下10多人。悔恨的泪水涌泉而出，他说：“我还要日本年轻人了解我们这代人在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明年，我还要带20名日本老兵到四川来谢罪！”
站在这座神圣的铜像下，会让人耳边响起那熟悉的《义勇军进行曲》：“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座铜像，不就象征着当年四川人民抵御外侮的血肉长城吗！
随着城市建设，听说这座塑像又将搬迁，据说还要搬到二环路外。连一个曾是侵略者的日本老兵都如此珍惜这座铜像，我们四川人有什么权力漠视这一历史的象征？
作为一个整理四川地方史多年的普通市民，我向有关方面郑重建议：将塑像迁至南郊公园，与刘湘墓连为一体，增添四川抗战纪念馆，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抗战纪念公园”，这一举措必将增强成都城市精神的凝聚力，这里亦将成为吸引无数中外人士和足以让四川人自豪的名胜之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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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那人同坐， 纤手剥莲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