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妓女 ZT

对实用主义者而言，目的高于一切，所以手段的好坏只以效果论。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所以不但兵法可以堂堂正正使用“美人计”；在特殊的情境中，职业妓女也有机会成为“爱国者”。
   1986年，汉城亚运会，韩国人为夺取亚洲体坛霸主席位制定了一个野心勃勃的庞大计划。作为这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韩国人在汉城街头放出了“三十万只野鸡”，她们的主要目标是中国和日本两国的运动员。韩国人希望“野鸡”能为他们的强国梦做出决定性贡献。很可惜，这些“野鸡”放倒了许多日本运动员，却没能把中国运动员放倒，所以韩国体育界最终功亏一篑，只坐上了亚洲体坛的第二把交椅……
   说起来，我至今不知应该佩服韩国人的想象力，还是佩服那个中国作家的想象力。因为有关韩国“三十万妓女爱国大行动”事件的真假，除了我拜读过的那部在汉城亚运会结束不久就出笼的长篇“纪实”《中国体育界》，再也没看到其他可以作为旁证的说法。
   事实上，如此具有可读性、轰动性的说法，在那部还获了大奖的“纪实”作品中还有不少。由于我对这位作家搜集情报的能力高超到这种地步佩服得不行，所以当时曾写过一篇札记——《信不信由你》，对这位作家的想象力大肆夸奖一番。
   然而，那作家对我的夸奖并不领情，他曾跑到刊登拙文杂志的编辑部，气极败坏地责问编辑：为什么要发表《信不信由你》。据责编事后反馈，那作家辩称，他提供的这些惊人的事实并非自己的想象和杜撰，都是有所本的。很遗憾，当该刊编辑请他据实以陈，再写篇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的文章时，那作家却悻悻而去，放弃了他的权利。
   我遗憾，是因为确实想知道，韩国的汉城是否有多达30万的娼妓？是想知道韩国的娼妓是否能够认同把对方的运动员放倒是一种“爱国行动”？是想知道这种“爱国大行动”是不是一种“国家行为”？也就是说像韩国（也应该包括北朝鲜）这样一个被日本奴役过数十年的民族，一个在“慰安妇”问题上不断向日本发难的民族，是否有可能为实现体育“强国梦”的目标如此不择手段？从而想进一步试作讨论，看看列宁的那个论断：“手段的卑鄙只能证明目的的卑鄙”落在谁的头上更合适？
   论及“爱国妓女”，不能不谈谈国人对待女性的态度。
   在中国文人史家的笔下，女人真是了不得。她们的存在有两大作用，正面的巨大作用是救国，反面的作用是亡国。
   在中国历史上，一旦发生亡国灭种的大事件，又无人承担这责任时，女人往往就能派上用场：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烽火戏诸候如是。杨贵妃要为安史之乱承担罪责也如是。
   女人亡国，固然可以找到许多“实例”。但女人也安邦定国，这在中国文人的笔下也不胜枚举。吴越春秋，美人西施扮演的角色就是；东汉末年，在诛杀奸臣董卓的事件中，貂婵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王昭君出塞，更不断为历史上一些无耻文人讴歌，说什么“和亲”换来大汉与匈奴之间的和平……此外，明末东林党人的故事—— 《桃花扇》更直接了当地书写了一个金陵名妓在爱国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如何把许多须眉男子比了下去。
   由是观之，或许可以说，汉城“三十万妓女爱国大行动”无论是真是假，至少在汉文化的背景中是可能成立的。至少在某些文人和史家笔下是可以成立的。再者，在历史上朝鲜半岛曾深受汉文化影响，所以即使摊派韩国相信女色可以救亡，甚至强指韩国人认为妓女能够强国，也未必不能说有几分根据哩。
近年看报，真假难辨的新闻颇多，标新立异的观点更是触目皆是。不过在我看来，无论就事实和观点而论，大都不及汉城故事。记在这里别无它意，或供读者一笑，或供渴望一鸣惊人者揣摩，只要韩国人看不到就行，即使看到了也不可能来打国际官司。安全得很！
1999-3-19
刊于《武汉晨报》

中国妓女爱国实例：
五四运动爆发后，6月10日，上海西福东里一名叫妙莲的妓女联络鉴冰、笑意、金书玉等上海名妓组织了青楼救国团。她们上街散发了二千多传单，在传单中称：“我们花界，斯业虽贱，爱国则一。愿我同胞，保定宗旨，坚持到底。国贼不除，学生不放，誓死不休。青楼救国团敬告。”鉴冰等又于福州路230号门牌倚虹楼番菜馆隔壁设学生饮茶休息所，为学生充饥解热。门前一张大纸，落款为“妓界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