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干部痛批教育金钱化

五湖散人

在地方元老的支持下，湖南一些退休干部和教育界名人近来连名发表公开信，痛批中国的教育体制正在趋向金钱化，所有中国公民本应公平享受的义务教育权利，在一些地方已沦为家长之间权力和金钱的竞争，一方面有钱有势者的子女可以“买考分”进名校，另一方面大批优秀的贫困学生却被阻于学校的高墙外。

农民教育预算

仅分到23%

　　《中国青年报》昨天全文刊登了这篇由湖南省教委原党委书记朱尚同、冯象钦，教育厅原副厅长刘欣森，湖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彭干梓，湖南师范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戴海合写的公开信。公开信还有湖南省退休省长刘正“做过部分修订”，分量无形中进一步提高。

　　文章批评，中国的教育目前存在两个大问题，一是政府投资不足，到了2003年才占到GDP（国内生产总值）的3.41%，远低于5.1%的世界平均水平，二是资源分配严重不平等，占全国总人口超过60%的农民只分到23%的教育预算。结果是近年来“教育人文素质有所下降，教育价值有所失衡，教育行为有所失范”。教育机会不公的现状“实在令人忧虑”。

　　1990年代初，中国政府本来计划要在世纪末以前把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例提高到4%，但始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1996年相关数字还一度跌至2.44%。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只有靠增加私人投资来弥补。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刮起教育乱收费之风，家长必须为子女就学承担各种巧立名目的收费，农村的情况尤其严重，连中小学校舍建设的资金，绝大部分也直接向农民征收。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潘云良不久前直言，中国的教育投资本来就有限，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重点中小学，庞大的经济压力使近几年农村学生的初中辍学率上升，有些地方甚至超过10%。据官方统计，初中辍学率每上升0.1个百分点，将产生10万个“不合格”的劳动力。

　　贫困生的困境并不会因为他们顺利考上大学而消失。1998年，中国改革大学招生收费制度，大幅提高学费后，许多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学生开始因为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而不得不放弃上大学的机会。

　　目前在北京，一个学生至少需要2万5000人民币，才能完成四年大学教育。而中国农民去年的人均收入只有2936元，城镇居民也只有9422元。

　　专家指出，教育是穷人翻身的指望，其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就和过去的科举一样，处理不好后果可能极其严重。胡锦涛、温家宝等新一代领导人上台后，中国政府对贫困家庭子女教育问题虽然开始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关注，但毕竟是积重难返，种种新措施的成效一时还没有显现。

　　中青报昨天发表的公开信批评，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已使农村和城市贫困生进入社会高层的门槛大为提高，“教育系统内的一些官员”还纵容许多学校在不同程度上通过招生来敛财，给有钱有势者大开后门。

　　湖南老专家们痛陈：“抚今追昔，今天有钱有势者的子女，能够进入好学校的比例，是不是增多了？他们都是考上的么？我们这么多教育工作者，对此是习以为常了，还是觉得汗颜？”

　　过去几年来，中国大学生当中来自农村地区的比例显著降低。那些咬紧牙关挤进大学的贫困生，也经常因为经济条件太差而无法融入同学当中的主流圈子。不久前媒体甚至爆出贫困生因为缺钱而靠溜进食堂捡剩菜剩饭果腹的新闻。

　　贫困生心理自卑、感情脆弱已成为新的社会问题。去年年初，来自广西农村的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因为不堪被怀疑打牌作弊而把四名同学杀死一案，就曾轰动中国。

[ Last edited by 五湖散人 on 2005-2-3 at 14:44 ]

五湖散人

霍月伟

　　去年底到江浙参访时，曾经听一名地方官员讲过中国高考分数每一分的分量：每加一分，就意味着淘汰掉1000人。

　　有钱有权家长给儿女“买考分”，当然不会只买一分，就假定买20分吧，就那么刷掉了2万人上大学的机会！一般民众当然痛恨之至。

　　大学以外，学校巧立名目滥收费的问题，近年也备受中国老百姓炮轰。但外界听到的，还往往是城市人的埋怨之声，湖南退休教育界专家昨天在中青报发表的公开信，最重要的贡献，还是把大家的注意力，重新拉到最弱势、最无声的农村群体。

　　中国历史上，取消了科举的朝代，很快就会面临人民造反，因为低下层完全失去了家族“提升晋级”的希望和机会。所以，教育课题对天生注重教育的中国人来说，也是重大的政治课题，搞不好就会闹革命。

　　湖南老专家在公开信中提到了一段往事：

　　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成立西南联大。到了昆明，既无校舍，又缺钱米，当时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给了很大支持。一天，龙主席来拜访联大梅贻琦校长，说他的孩子未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收录。梅校长留龙云吃饭，请潘光旦教务长作陪，要潘派老师晚上去辅导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