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大佑：用音乐表达政见骗子下台

　暌违多年，“音乐教父”罗大佑今年再度展现独特的音乐魅力，独立发行专辑《美丽岛》，其中两首歌对时局做了严厉无情的批判。他日前从香港参加黄霑的丧礼后回到台北接受本报专访，娓娓诉说自己对台湾政治、两岸未来和音乐创作的看法。

　　12月8日，台北县永和市四号公园，代表新党参选立法委员的雷倩举办造势晚会，小小的公园旗海飘扬，挤满了热情的支持者，但是其中更多恐怕是慕名而来的歌迷。

　九点半，压轴戏上场，罗大佑抱着吉他上台，台下欢声雷动，掌声不断，候选人雷倩带领群众高喊：“罗大佑，我爱你！”

　　戴着墨镜，一身黑衣的罗大佑喝了口矿泉水，低垂着头，展开双臂，在舞台灯光转暗，台下群众屏息静候中，开始缓缓清唱新歌《美丽岛》：“浮沉海陆间，出没入夕阳底，放眼人世啊，何时才变成你。轮回于有无中，翻尽了悲和喜，风雨美丽岛，爱恨随痴人迷……”

　　罗大佑稍早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台湾的历史发展到现在，我们经过了世纪末、沙斯、伊拉克战争、一场非常虚伪的选举，已经遇到一种瓶颈，这个岛能不能再继续美丽下去？我希望能唤醒更多人，把这个岛的良知唤醒过来，对政府扮演民间监督的作用。”

　　在晚会群众的喝采声中，罗大佑接着弹奏吉他，唱起脍炙人口的《亚细亚的孤儿》，台下也开始传出零落的伴唱声，一场距离投票日两晚的政治造势晚会，突然间宛如他的个人演唱会，雷倩后来以7万2467票当选，罗大佑魅力发生多少效用，不得而知。

　　他对本报说：“《亚细亚的孤儿》谈的是1980年代那种台湾和大陆之间，上一代之间的对抗，还无法走出自己的环境。现在台湾民主面对的问题更多，民进党变成执政党后，似乎把更多的问题带到民主的本质里。”

　　罗大佑在晚会上也发表他个人的“政见”：“我们是担心我们所成长的美丽岛被继续分裂，最可怕的是继续被我们的政府分裂！我的政见只有四个字：骗子下台！”台下顿时一片喝采。

　　说完，他继续唱起专辑里两首备受争议的歌——《绿色恐怖分子》和《阿辉仔饲着一只狗》。

　　罗大佑在专访时讨论《绿色恐怖分子》说：“它就发生在生活里面，大家也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总得有人去记录这样的一个历史。我觉得它讲的是生活里面很简单的是非，因为大家的情绪是被它引导的，它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应该对它有怎么一个简单的看法？”

　　总统大选后，这首歌在总统府前抗争的泛蓝群众中传唱，整首歌用进行曲的形式，仿佛马戏团小丑在耍宝，全曲充满了蔑视和调侃的态度。

　　罗大佑说：“如全世界所知，那个枪击事件是一个假的谋杀事件，是靠这个拿到政权，我们不能接受执政党公然行骗，而又不接受立法院正式合法成立真调会的调查。所以《绿色恐怖分子》写在这个时候也是对的，我担心台湾社会会因为这样的腐化、操弄跟欺骗，会变得越来越腐化下去。”

　　他表示，原来写一首叫《新新人类》的曲子，原本怎么唱都不对，319枪击案发生后，突然就找到歌词变成《绿色恐怖分子》。

　　《阿辉仔饲着一只狗》则写在李登辉还权倾一时的年代，用闽南语填词，音乐以十二小节的蓝调摇滚做基础去发展，他说：“那首创作是蛮早的，1999年底到2000年就开始写，我个人估计李登辉是有出卖连战，这种不是在好的伦理下的政党轮替是有问题的，我觉得整个和平大移交本身是充满问号的东西，所以当时我就预估可能它会带来更多问题。”

　　对于用闽南语填词，罗大佑的解释是：“因为我本身是本省人、闽南人，我用台语表达就更自然一点，一些对执政党比较拥护的人，用他们的语言，他们也比较听得懂。”

　　罗大佑针对特定人物的作品寥寥可数，除了这两首分别描述李登辉和陈水扁的作品，天安门事件后他也创作过《侏儒之歌》，收录在香港版的《爱人同志》专辑里。（他对邓小平的评价改变则是后话了。）

靠音乐来生存

　　对于创作可长可久的音乐，罗大佑说：“我相信一首好歌是要脱离它空间跟时间的限制，像大家常说的‘情歌不死’，我这张新专辑还是有几首情歌，一个生命应该需要异性的吸引力，需要保持一个优雅的态度去吸引异性，这个宇宙其实就是太阳升起，月亮落下，阴阳的平衡，我相信是跳脱特定的时间空间后，找出一种宇宙自然规律，音乐跟人性就会源源不断继续下去。”

　　与他的经典作品如《之乎者也》、《现象七十二变》比较，《绿色恐怖分子》与《阿辉仔饲着一只狗》都针对社会现象立即批评，对于经历这些事件的听众或许有感染力，但是缺乏了以前作品冷静的宏观审视和反思，是否能超越时间的考验而达到“经典”的地位，显然不无疑问。

　　对于音乐的发展趋势，罗大佑说：“音乐变成information是我比较担心的地方，因为它会跟人的心灵的沟通产生一种距离。我还是希望音乐本身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上和心灵上的产物。”

　　四号公园造势晚会的群众在罗大佑表演结束后散去不少，显见“音乐教父”的号召力。

　　罕见的旺盛创作力让罗大佑能在华语歌坛屹立不倒，他在叙述自己的创作观时说：“我创作力的来源——第一，这是我的生活，这是我的工作，我是靠这个来生存；第二，是我做过医生，我知道那种血淋淋的感觉，我知道当生命失去时，他的家人有多痛苦，所以如果医生是面对生命，音乐也应该是面对生命，它来自我对生命的热情和执著。”

“风险我自己来顶”

　　台湾政治环境的急速改变影响了每个人，包括用歌声批判时代的“音乐教父”，罗大佑的新专辑《美丽岛》由他个人独立发行。

　　他坦诚说：“唱片公司本身是紧张的，要接受这么强烈的政治message，它们的风险比我大，我不需要它们去冒这个风险，我自己来顶这个风险会比较健康一点，比较不会引起那么多牵扯。”

　　他表示，除了“不想牵连亲朋好友”，他也不愿意因为专辑里一些政治意味的歌曲与大公司做妥协。

　　他解释说：“台湾的自由环境还没有问题，但言论上，执政党在政治整合时让民间媒体和其他党派的声音出不来，这是我比较担心的一点，这是政治上的操弄。我以个人出来，就不会与党派扯上关系，就创作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总统选举前发生的枪击案显然对罗大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向来通过创作歌曲表达社会观察的他无法掩饰自己的愤慨：“陈水扁如果不下台，骗局继续的话，台湾永远不会好，因为我们不能生长在一个谎言里，大家都不讲真话。”

　　他接着说：“《绿色恐怖分子》和整个台湾良知有关，大家不敢讲真话的年代，是不会有真实的歌曲，执政党应该慢慢体会到，人民是有权利讲真话，当每个人都怕讲真话，只讲假话时，就是一个最脆弱、最危险、最没创意的时代。”

　　台湾政治目前兴盛的“本土化”主流论述，显然也是罗大佑无法回避的问题，他说：“我赞成本土化，可是要本身能够扎根的本土化，而不是口号式的本土化，说穿只是为政治服务而已。流行歌曲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市井小民的声音，人民是没有真正政治力量的，他是被统治者，我是帮市井小民，帮没有政治能力，甚至政治思考分析的人，去写一些他们的歌，即使是情歌，有关土地的歌，人与人的歌，都是重要的。我们不要站在很高的本土化角度，去做很空泛、为政治服务的事。”

　　至于从本土化而衍生出来的“去中国化”潮流，罗大佑说：“我反对在台湾做去中国化，就像筷子，是中国的产物，你要怎么去筷子？这是很愚蠢的，完全在制造两方面文化的对立，和不安的感觉，去否定文化本身具有的传统价值。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剪断和中国的文化脐带，新加坡在这方面花了很多心力，使各种华人、语言尽量可以蓬勃发展，这方面台湾不如新加坡。”

不否定自己是中国人

　　对于自我的认同，罗大佑说：“从我的歌你就可以清清楚楚知道我的立场，作一个台湾人，我并不会否定我是中国人，华人社会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反省，假如整个世界是在走合的趋势，不是在走分的趋势，在华人，或说是中国人，有共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当然应该更团结才对。”

　　他在谈到于演唱会现场公开剪美国护照的抗议行为时说：“撕护照也许是一种形式的抗议，但我宁可解释成我很尴尬，我有美国身份，又有中国人身份，我找不到我自己，所以选择一种比较单纯的做法，我只要做一种人就行，在华人世界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了。”

　　海峡两岸除了在政治和军事上对立，在经济与文化领域也存在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但是台湾近几年的发展，让罗大佑无法不忧虑：“台湾优势是在人的自由思考，跟对民主的认识，但经过民进党执政，对媒体这种压迫以后，用经济制裁很多财团，创作者会越来越审查自己，这对创作者是很不利的事。”

　　关于华人流行音乐的前景，他说：“相对中国大陆经济起飞，文化自然会慢慢开放，全世界的华人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等自然就会有人到中国大陆，用自己的歌创作出新的音乐。”

罗大佑才在演唱会现场公开剪掉自己的美国护照。（档案照片）